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分析论文

文/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出口创汇”经济政策对产业布局影响的分析和物流行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新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新宏观经济政策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分析论文 篇1：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优化的政策选择

[摘要]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模式的变化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现状，阐述了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及国内外背景，分析当前面临的五大方面的约束，以相关理论和客观现实为基础，分析了我国进行对外贸易模式转型的必要性，提出了中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和政策调整的目标和思路，并阐明了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优化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对外贸易模式；优化转型；贸易政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3.010

目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正在逐步增加，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导致我们国家的低成本优势不断削弱；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我国出口不断减少。目前我国正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整体转型，内外部均衡正成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要目标，不能再单纯地追求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所以必须转变贸易模式。

1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调整的背景分析

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面临着五方面的约束：第一，就业约束。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多而且大多需要技能培训和素质提升，就业压力的存在要求我们不能过于激进地调整目前的对外贸易模式。第二，内部需求约束。如果我国的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能保持一定速度增长，贸易模式转型所造成的外部需求减少就不能通过内部消费需求的增加得到弥补，这会给贸易模式的转型带来较大的阻力。目前我们国家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消费需求增加不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因此，为了提振消费，国家必须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三，储蓄一投资机制的约束。在国内储蓄一投资机制障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FDI大规模流入仍将是一种趋势，与加工贸易密切联系的FDI流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贸易模式的转型。第四，技术进步约束。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研发的投入，而且取决于制度设计。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仍不够，为使在长期内利于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应加快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步伐。第五，人力资本约束。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服务贸易滞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基于目前我国的劳动力素质较低，而现代服务业又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这将成为制约我国贸易模式转型的重要因素。

2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调整的目标与思路

2.1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调整的目标

我国贸易模式转型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在保持我国对外贸易持续、稳定、健康增长的前提下，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对外贸易规模，能够对WTO规则的制定与修正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改变目前我国在国际分工当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地位，提高我们的盈利能力和话语权。第一，通过内部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由投资拉动型向居民消费拉动型转变；第二，政策取向要由追求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数量的增长向结构转变和质量提高的方向转变；第三，加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的建设，实现我国的技术进步由技术引进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促使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

2.2 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政策调整的思路

第一，逐步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三驾马车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协调。通过内部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我国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宏观经济的内部失衡，而外部失衡又强化了内部失衡，所以我们要把我国贸易模式演进中存在的问题放在内外经济失衡的背景下来考虑。采取纠正内部失衡的经济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转型与优化，而对外贸易模式的优化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有利于纠正内部经济的失衡。

第二，改变由以数量规模粗放的外延增长为主的外贸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集约的内涵增长为主转变。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企业长期实施粗放性经营，导致利润率不高，缺乏长远发展理念，不重视及无力进行技术研发，致使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严重不足。只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质量效益增长，才能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资金的投入力度，促进技术发明及技术创新，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发展。

第三，适度控制总量，着力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一方面逐步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例。另一方面，要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中的中低端环节向自行设计制造及自主品牌创造的高端环节转变，逐步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型（含人力资本）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科技兴贸战略的核心就是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进一步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意义重大。

3 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与优化的政策选择

3.1 疏通国内储蓄一投资障碍，调整FDI政策

在疏通国内储蓄一投资障碍方面：第一，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打破国有银行的金融垄断体制，进一步扩大存贷款的商业利率浮动幅度，让金融交易主体享有利率决定权，逐步实现意愿结汇，增强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转变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通过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向效益型的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减少国内企业对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外汇管制。第二，进一步健全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体制，通过强化银行自身所有权约束，促使其经营管理的改善，形成对称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第三，注重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协调发展，进一步推进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改变企业融资主要依靠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贷款的局面。

调整外资政策方面：第一，促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结构升级。吸引跨国公司把技术含量高、增值率高的制造环节和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另外改变FDI分布过于偏重制造业和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现状，通过金融、财政、税收等手段引导外商企业更多流向现代服务业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第二，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一方面，提高一般贸易的出口份额，鼓励现有加工贸易企业延长产业加工链。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应该从以外资为主的结构逐步向以本土企业为主转变，克服我国加工贸易产业联系上的“孤岛效应”和技术联系上的“锁定效应”。第三，逐步弱化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和加工贸易政策，实施内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3.2 调整国内消费政策，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增长

我国要不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针对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通过缓解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来降低居民储蓄率。第二，扩大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性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降低因公共产品的价格过高而对居民一般性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第三，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使得国民收入更多地流向居民部门，而非政府和企业部门。

3.3 疏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障碍

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将逐步丧失，要保持国际竞争力，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力素质来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一，进一步完善产业、税收、信用担保、融资信贷的相关政策，促使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去。要制定相应政策鼓励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参与风险投资，引导民间富余资本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进一步推进创业板市场发展，放松对场外交易的限制，为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小型科技企业提供多层次的上市与退出投资的渠道。第二，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各方在资金投入、风险分担、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修订、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诉讼成本，加大查处力度，有效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中各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第三，鼓励国内企业自主开发新产品，自主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国际营销，对进行自主创新和研发活动的企业给予更多的支持，把鼓励自主知识产权和拥有自有品牌结合起来，推动产业链向核心产品延伸。第四，对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的公共性领域和规模大、风险大、周期长等民间资本不愿从事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政府应当制订大型科技发展计划，以国家直接投资为主，社会资金为辅，弥补“市场缺位”，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3.4 调整涉外税收、非关税政策

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逐步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退税，特别是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性的出口商品、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低附加值的出口商品，调低出口退税率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在进口关税政策方面，进一步降低部分能源资源性商品、关键零部件、先进技术装备的进口关税。在非关税政策方面，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加快垄断性服务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领域，改变目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结构失调问题。

作者：刘梦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分析论文 篇2：

浅析外贸政策对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格局的影响

文/

摘要：本文在对我国“出口创汇”经济政策对产业布局影响的分析和物流行业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新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在新宏观经济政策下我国物流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物流产业；物流网络；产业结构调整；加工贸易；出口退税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一直是我国鼓励企业产品出口、实现“出口创汇”、缓解我国外汇短缺的两项主要对外政策。加工贸易是指由国外厂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及产品设计方案，国内的生产厂家依据国外厂商的设计图纸或货样进行加工装配成成品后复运出境的一种对外贸易方式。出口产品退（免）税，简称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产品退还其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特别消费税。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产品的国内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加工贸易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有力保障，使我国形成了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制造业平台。

一、对外贸易政策促使我国物流网络形成东部沿海发达，中西部内陆落后的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条件、进出口通关环境、劳工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97%以上的加工贸易企业和大部分外向型生产制造企业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使得包含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带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型企业达到数十万家。其对外加工贸易总额占到全国对外加工贸易总额的97.4%以上，东部地区物流量占全国物流总量六成以上。东部沿海地区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东部地区物流业的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和原动力。同时，东部地区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也为本地区物流网络的搭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因此，我国绝大部分物流节点设施，诸如物流园、物流中心、货运场站等大部分设立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以东部地区外向型生产制造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受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其经济发展速度、生产制造技术水平、企业规模等均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导致中西部地区在多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以下就物流网络建设、物流发展环境、物流效率、保税物流业务等进行比较分析。

1、物流网络建设

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于它的沿海区位优势，在国内外生产制造的强大需求推动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以港口码头、物流园区、物流中心、货运场站等节点设施为核心，以发达的公路、铁路、水路运输线路为纽带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物流网络的搭建；中西部地区由于长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迟缓。中部地区基本完成了交通网络骨干线路的建设，各种类型的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空港等结点设施业已规划完毕，部分已经在建或建成。西部地区正大力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物流网络节点设施规划尚在研究中。

2、物流发展环境

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秩序规范，国际化水平较高，生产制造企业物流外包意识较强，物流外包现象较为普遍，物流发展环境成熟；中西部内陆地区从外部引进的专业物流企业较少，大部分物流业务由当地传统货运企业承担，仍以传统的仓储运输服务为主，市场垄断特征明显，物流发展环境较差。

3、物流效率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各种类型、规模的物流企业云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物流效率较高，基本可以满足本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企业对有关国际国内物流运输的需求；中西部地区受当地经济总量和物流发展水平的制约，物流活动基本由本地区传统的货运企业，主要以提供本地区运输、仓储服务为主，综合服务服务提供领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流效率较低。

4、保税物流业务

东部沿海地区已适应我国对外加工贸易的需要，形成了完整的保税物流服务体系，可提供多种类型的保税物流服务，保税物流量很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加工贸易企业很少，保税物流量很小。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1、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局限性

虽然在“出口创汇”政策的带动下，我国出口加工型企业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加工贸易型企业的飞速发展，更为我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加工贸易型企业也不断的暴露出其自身的不足：

（1）产品附加值不高。我国加工贸易仍处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低端，加工环节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的组装和低端零部件的配套生产，在核心技术、产品设计、软件支持、关键零部件配套生产等领域缺乏竞争力。

（2）加工贸易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其产业配套、运输成本、物流效率、营商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尚未大范围开展加工贸易。

（3）进出口贸易不平衡。近些年来，在我国对外加工贸易带动下，我国进出口顺差愈来愈大，导致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引起了诸多国际贸易争端。

（4）原材料资源利用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国的资源有效利用率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保护环境，充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必须促使企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企业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企业的资源利用率。

因此，为了优化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必须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出口，抑制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出口，减少贸易摩擦，促进贸易平衡，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1) 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

自2007年开始，我国针对“出口退税”和“加工贸易”密集出台一系列的具有针对性宏观调控政策：

2007年7月1日 ，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调整了2268项涉及服装、鞋帽、箱包、玩具、自行车、家具、皮革毛皮制品、羽毛制品、塑料、橡胶制品、风扇、摩托车等多种出口“强劲”的产品出口退税税率。

2007年7月23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目录，主要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纺织纱线、布匹、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共计1853个十位商品税号，占全部海关商品编码的15%。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将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此次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政策调整，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行差别政策：一是东部地区新设立的外贸企业，不予批准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业务；二是中西部地区A类和B类加工贸易企业继续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空转管理。

从以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方向来看，政府在未来的规划中将继续加大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政策力度，控制对外贸易顺差过快增长，通过调整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政策，完善扩大进口的支持政策。积极增加进口，重点进口国内需要的资源类产品，鼓励一般贸易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一步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从而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增长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

但从国家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行经济政策的差别对待，也可以看出国家期望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梯度转移，加快形成布局合理、比较优势明显、区域特点鲜明的新的加工贸易区域发展格局。

因此，在未来中长期发展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必将立足于自身的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向科技创新和贸易服务这两个方向方面发展，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高科技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中心，经济的发展将向技术创新和服务型方向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将发挥其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及生产制造型企业，成为我国产品新的生产、组装、制造基地，经济的发展将向生产制造和加工贸易方向发展。

（2）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对我国未来物流业发展的影响

在新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带动下，服务于生产制造企业的物流行业的发展战略也必将随着我国经济产业布局的战略调整而重新调整、我国物流网络布局也必将伴随我国生产制造产业的战略转移和重新布局而产生新的变化。我国物流产业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国物流网络体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显现以下四个特点：

在物流网络建设上，东部沿海地区将是我国未来的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制造中心。产品的科技含量、精密性、附加价值等将会有极大的提高。企业之间深层次的加工合作也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导致物流服务更趋向于灵敏化、及时化、准确化发展。因此东部沿海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向覆盖面更广、货物通过速度更快等方面完善发展，最终形成覆盖全区的发达的成熟的物流网络格局。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未来的生产制造基地和加工贸易中心，将依托本地区资源优势和生产制造潜力，借鉴东部沿海的地区的物流网络搭建经验，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物流网络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形成较为科学合理的物流网络格局。

在物流企业及服务方面，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生产企业的转型升级，经过激烈竞争后的物流市场将会形成以实力强大的综合物流企业为主，以提供专业化的中小型物流企业为辅，形成结构合理、主次分明的格局，物流服务的综合化和专业化特征明显；同时，随着中西部市场的不断开拓、成熟、发展，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不断进入中西部地区，其物流服务也由单一的运输、仓储向多元化、综合物流服务等方向发展。

从物流发展环境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的高度发展，全球化、国际化水平愈来愈高，物流外包理念深入人心，物流外包服务将高度专业化并深入到生产企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中西部地区的生产企业也将随着企业自身的发展和外部市场的竞争地需要而大力发展物流外包业务。

对保税物流业务，由于加工贸易中心“西进”，东部沿海地区各主要港口和保税物流节点设施将作为中西部地区保税物流圆区、保税物流中心的进口货物暂存地，保税业务逐渐以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区域内的分拨配送业务将会大大减少；中西部地区保税物流将会逐渐发展成熟，与东部地区港口、码头保税物流园区/中心联系日益密切，提供各种保税物流服务。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随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制造中心、加工贸易中心“西进”的步伐逐渐完成，必然引起我国物流格局的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我国加工贸易中心不断西移，以加工贸易为依托的保税物流业务也不断向中西部地区延伸，最终将形成以中西部地区为核心，以东部沿海港口、保税物流结点设施为起点的新的保税物流体系。

②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物流联系将日益密切，中西部地区广阔的物流市场将会逐渐的被充分地挖掘，东部地区以出口为主导的出口型物流服务体系逐渐转向以进出口平衡为导向的物流服务体系，并立足于沿海、沿江等区位优势，开展灵活多样的国际物流业务。而我国中西部地区则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经验，逐渐建立起以服务于加工贸易的物流配送体系。

③东部地区的物流货运品类将以产成品和零部件的出口，以原材料、资源性产品的进口为主，中西部地区主要以区域内资源型产品、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运输和仓储为主要特色，生产制造企业间的物流量将极大地提高。

④东部地区逐渐成为中西部地区对外出口的通道，本区域内的物流量逐渐下滑，但与中部地区之间的物流量将会出现飞速的攀升；中西部地区则逐渐成为出口产品的主要货源地和进口原材料、零部件等产品的主要消耗地。

结束语

随着我国新经济产业布局的脉络愈来愈清晰，调整的步伐愈来愈快。东部地区对外出口型企业通过立足内需，充分发掘国内市场；科技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战略转移、发挥中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资本输出，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等方式应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加紧转型升级。而服务于生产企业的物流企业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应对我国经济产业布局的大调整；如何配合生产制造企的转型升级而进行自身的转型升级；如何在调整期间探索出新的业务模式、新利润增长点等，都是摆在物流企业面前的一道道新的课题。

作者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07]90号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guonei/hgjj/20070619/16013704756.shtml.

[2]顺差创新高：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贸方式亟待改变 [EB/OL].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70727/04401566500.shtml.

[3]滕晓.外贸政策调整：内资企业受冲击最大远高于外资 [EB/O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707/30/t20070730_12352992_1.sht.

作者：岳淑捷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分析论文 篇3：

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的引资政策思考

摘 要：对外开放以来，得益于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外资政策，跨国公司在华FDI规模不断扩大，外资质量也日益提高，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有利影响，与此同时引资政策的一刀切性质以及地方政府的恶性引资竞争也给FDI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不同阶段跨国公司在华FDI状况及相应外资政策，进而就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影响及外资政策得失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FDI；外资政策；经济影响

1980年4月，我国批准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标志着我国进入利用外资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新纪元，之后跨国公司在华FDI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2年4月，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74.5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额达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FDI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这与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的外资政策密不可分，但与此同时外资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一些扭曲也使FDI给我国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鉴于此，分析跨国公司在华FDI以及相关外资政策将有利于今后更加合理地利用FDI推动我国经济健康迅速地发展。

1、跨国公司在华FDI与我国外资政策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FDI流量基本呈现稳步上升走势（见图1），根据不同时期引资政策差异和FDI流量趋势可将跨国公司在华FDI分为五个阶段：

1979-1982年的起步阶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施对外开放的决定，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时代。1979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承诺两省出口收汇增长部分分成并授予两省对外经济活动方面较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靠近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同年10月，我国颁布实施了首部关于FDI的全国性政策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经济企业法》，1980年9月和1981年12月又分别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对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所得税制度。1980年5月，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设立，国家对区内外资企业提供企业设备、原材料、元器件的进口和产品出口、公司所得税率、外汇结算、利润汇出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条件。这一时期由于我国经济当时尚处于恢复阶段，投资环境并不理想，不少国外投资者对我国外资政策仍心存疑虑，FDI实际利用效果并不明显，1979-1982年间FDI项目数仅为920个，实际利用外资额17.69亿美元。

1983-1991年的缓慢增长阶段：1986年10月国家发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1988年7月和1990年9月又相继出台了《关于鼓励台商投资的条例》和《关于鼓励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投资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信贷、税收、外汇、进出口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如所得税方面的“两免三减半”政策等；1986年4月和1988年4月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企业法》等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使各地区招商引资的法律框架和政策文件日趋完善；1991年7月，两部涉外企业所得税法被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使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均可获得一致的税收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区域逐步扩大，1984-1985年先后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设立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开发区，并兴建了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同时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并于1991年批准上海外高桥天津港、大连等沿海港口设立保税区，发展保税仓储、加工、转口贸易。总体说来，这段时间内我国以激励型外资政策为主，试图“用政策换资本”，弥补改革初期国内资本和外汇的不足。这一阶段实际利用外资额虽然高于起步阶段，但增长仍较为缓慢，1983-1991年全国签订FDI投资项目41583项，年均4620项，实际利用外资金额232.88亿美元，年均25.88亿美元。FDI来源国比较单一，主要来自港澳地区（59%）、日本（14%）和美国（10%），并以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

1992-1995年的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清晰地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姓资姓社”问题，消除了国内对外资企业的思想顾虑，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开放领域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延伸，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以上海浦东为龙头，开放武汉、重庆等6个沿江城市和三峡库区，同时开放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和石家庄四个边境和沿海省会城市，以及太原、合肥、南昌等11个内陆省会城市；①1995年，开放珲春、黑河、满洲里等13个沿边城市，鼓励其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并发展边境贸易。1995年6月，我国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产业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具体化，大幅减少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这一时期，随着国内经济思想的解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FDI数量迅速增加并一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1992-1995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1098.11亿美元，年均274.53亿美元，共实现合同外资项目216761项。与此同时，FDI质量也逐渐提高，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来华投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逐渐增多，FDI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并且外商独资生产经营方式开始呈上升趋势。

1996-2001年的稳定发展阶段：1997年12月，我国政府重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度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突出产业投资重点，并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1998年，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加大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适用技术的力度，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1999年12月，国家税务局发布《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旨在利用税收优惠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流入。法律法规方面，2000-2001年，中央政府先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规进行修订以更有效地保护国外投资者在华利益。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此期间内国内实际FDI投资额首次出现下降，1999年实际FDI投资额仅为403.19亿美元，较1998年降低11%，2000年实际FDI基本与1999年持平，2001年开始回升，实际外商投资额为468.78亿美元，比金融危机影响显现前的1998年高3.11%。1996-2001年间我国实际FDI投资额累计为2603.58亿美元，年均投资额达433.93亿美元，合同项目共计130761项。

2002年至今的优化升级阶段：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为了兑现入世承诺，我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扩大了电信、零售、金融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2002年开始多次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以加强对FDI产业和地区流向的引导；为了对FDI具体领域进行规范和管理，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2004）、《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2006）、《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管理规定》（2004，2008修订）等一系列法规；针对外资进入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争论，2006年11月中央政府在《利用外资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同时，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和重点企业的审查监管，确保在战略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并于2007年8月推出《反垄断法》；2008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外资企业所得税向国内企业看齐，标志着外资超国民待遇政策开始逐步全面退出。2002年以来，跨国公司在华FDI流量持续增加，并于200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FDI流入最多的国家。2002-2010年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6803.21亿美元，年均利用FDI额达755.91亿美元。这一阶段FDI质量进一步提高，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FDI进一步增加，FDI平均规模超过以往任何阶段，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外商独资生产经营方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FDI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

2、对跨国公司在华FDI的评价

不同时期跨国公司在华FDI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同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成本驱动型FDI为主，大大缓解了改革初期国内资本和外汇的短缺；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市场驱动型FDI迅速增加，带来了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理念，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21世纪以后，跨国公司在华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数量不断增多，新型服务类FDI也不断增加，加速了我国经济现代化、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总体说来，FDI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其对我国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制度变迁方面的影响。

2.1 资本形成效应。FDI对资本的影响包括直接资本效应和间接资本效应，直接资本效应是指FDI流入能够直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形成投资，这对建设资金不足的开放早期尤为重要，1981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为36.4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8%，此后成震荡上升趋势，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当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1.8%，之后随着国内投资的不断增加，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开始下降，2010年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17207.45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为6.18%。FDI的间接资本效应主要表现为外资进入对前后向产业产生的产业间资本挤入效应，以及竞争加剧对国内同行业企业的资本挤入效应。

2.2 技术进步效应。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在华FDI以港澳台中小项目为主，即使有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投资也多为中小项目，技术含量较低，因此这一时期FDI对国内经济的技术进步效应并不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在华大型跨国公司数量的增加，FDI质量明显提高，它们一方面通过引入高技术含量的新产品、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管理技能提高了国内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通过竞争示范、人员流动、产业间关联等途径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2.3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FDI流入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除了能够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提高我国技术水平外，还会加速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FDI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推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国高新技术产业自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迅速发展，199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1539.96亿元，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85%，2008年这一比重提高为10.2%，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稳步上升，从1997年的8.92%提高到2008年的29.09%（如表1所示），这主要受益于外资类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量的不断增加，1997年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为66.95%，此后震荡提升，2008年达85.17%，其中2006年曾达历史最高值88.06%，由此可见，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与跨国公司的FDI流入密不可分，高质量的FDI流入的确可以加速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4 制度变迁效应。FDI的制度变迁效应表现为：为了吸引更多高质量FDI流入，我们必须不断完善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环境，与此同时更多FDI流入也会加速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具体来看，首先大量FDI流入会促使政府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外贸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法规政策进行改革以发挥外资的积极影响减少其消极影响，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其次，为了吸引FDI，各级政府必须改变之前依靠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做法，尝试使用利率、汇率、税收等经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这加速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最后，FDI流入一方面外资企业流入产生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加快了我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企并购加速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②

虽然FDI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有利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目前利用FDI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假外资”盛行。由于外资政策的“一刀切”性质，只要投资主体拥有外国国籍，就可以享受税收等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因此许多内资企业选择在国外注册，然后再到国内投资，形成相当数量的所谓“回流FDI”或“返程FDI”。截至2010年，对华投资前十五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香港（41.18%）、英属维尔京群岛（10.10%）、日本（6.64%）、美国（5.89%）、台湾省（4.70%）、韩国（4.27%）、新加坡（4.23%）、开曼群岛（1.95%）、德国（1.55%）、英国（1.54%）、萨摩亚（1.45%）、荷兰（0.99%）、法国（0.97%）、澳门（0.88%）和毛里求斯（0.85%）。这些国家中，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避税天堂往往是假外资选择注册境外壳公司的理想之地，目前没有目前并没有关于假外资的详细数据，但据估计假外资约占FDI总量的20%到五分之一。这些假外资除了会给国家税收收入带来损失外，还将破坏市场秩序，对国内资本尤其是民营资本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并且错误的外资数据将有可能误导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2）FDI对我国产业安全形成威胁。FDI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其对我国技术、品牌、和市场的控制。技术控制方面，拥有先进技术的跨国企业为了维持其垄断技术产生的高额利润会严格防止发生技术外溢，合资企业的核心技术则一般由外方人员控制，而对于我国企业拥有的核心技术，则倾向通过并购方式获得所有权，如2005年西门子以70%所有权成功并购辽宁锦西化工机械集团公司透平机械厂，获得透平机械厂的核心技术后将我方品牌抛弃。品牌和市场控制方面，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对国内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达到其占有市场份额、发展自有品牌的目的，对国内企业成功实施并购后，跨国公司将减少国内品牌的资金和研发投入，并利用国内企业销售网络实施品牌错位策略发展自有品牌获得市场份额，南孚电池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民族力量”曾经让南孚电池的品牌响彻大江南北，然而短短几年间通过曲折收购成为竞争对手吉列公司的子公司。并购前，吉列旗下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十年在华销售额尚不足南孚电池十分之一，并购后则依靠南孚公司销售网络轻而易举获得大半个中国市场，南孚电池由于不能与母公司争夺国际市场份额，放弃了向海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国内市场由于不能与金霸王正面冲突，目前有一半生产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南孚电池并非特例，截至2006年，仅机械装备制造业就有三十多家重点企业被并购，并购后，这些企业瞬间即丧失其自主创新权、优良资产、技术力量、品牌和市场，③由此可见，部分跨国公司的这种“斩首”行为已经对我国产业安全形成严重威胁。

（3）FDI对环境的破坏。受制于环境保护法规的限制，跨国公司为了保持竞争力将避开环境规制较为严格的国家而选择在环境规制水平低的国家投资污染密集型产业。我国对环境的重视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并且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受制于GDP增长竞争的需要，往往放松对FDI的环境规制要求，这使一些污染密集型FDI开始转移到我国并且规模不断增加。以行业内所有企业均为污染密集型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为例（见表2），与2000年和2006年相比，2010年，表中几乎所有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个数和工业总产值均有显著提高。虽然这类污染密集型FDI短期内可以为我国创造就业、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废弃和固体废弃物等将促使环境恶化、破坏生态平衡，最终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对我国引资政策的思考

对外开放初期，我国外资政策的重点是通过多种财政金融激励手段给国外资本提供超国民待遇、陆续开放部分沿海和内陆城市、设立经济开放区等措施提高FDI流入数量以弥补国内资金和外汇的不足，推动经济发展；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外资政策的目标由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由激励型外资政策向规制型外资政策转换，通过降低或消除FDI超国民待遇、利用产业指导政策引导FDI产业合理布局、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等措施提高FDI质量，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总体来看，我国外资政策是非常成功的。

FDI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制度扭曲造成的。激励型外资政策给国外资本带来的超国民待遇使部分国内资本有动力通过“迂回投资”的方式追逐制度租金，一些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也可以凭借政策优惠保持盈利，此外，经营成本的降低还削弱了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的动力。另一方方面，地方政府间的恶性FDI竞争也是FDI负面影响的重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财政分权制改革，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当地经济的经济激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领域长期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机制，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升迁等方面拥有绝对权威。随着改革开放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的转移，官员考核标准也由之前的政治表现为主转变为经济绩效为主，并相应建立了一整套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这样在国内资本流动性有限的情况下，国外资本成为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官员角逐的对象。地方官员任期的有限性使他们发展当地经济过程中更看重短期收益，对FDI数量的重视程度远高于FDI质量，为了鼓励更多FDI入驻当地，各地政府纷纷开出多种优惠措施，展开了“竞争到底线（race to the bottom）”的竞争。税收优惠方面，虽然国家针对外资制定了一系列诸如“两年三减半”的优惠性政策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几乎各地政府都突破了国家规定的优惠幅度，由“两免三减”变为“五免五减”，甚至“十免十减”的规定也屡见不鲜；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区为吸引外资流入，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甚至出现“零地价”、“倒贴三通一平”；此外许多地区甚至通过放松的环境规制或降低劳工标准等等措施吸引外资入驻。在激励型外资政策向规制型外资政策转变之后，外资政策具有产业和地区导向性，一刀切的性质将会发生改变，但只要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不变，地方政府扭曲性的招商引资行为就将继续存在，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GDP为主的官员考核体系，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质量、公共服务质量等指标均纳入考核体系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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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in China

YANG Xiaoli JIANG Xiangrong DING Hua

（Shandong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an 250014）

作者：杨晓丽　姜向荣　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