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新型工业化论文

一、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重要时期，一是1949年到1978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二是1979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福建新型工业化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福建新型工业化论文 篇1：

福建省农村新型城镇化的金融供给路径

为了充分满足福建省新型农业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能带来的新的国民经济社会增长动力需求，城镇化工程建设必然需要大量的社会资金投入，城镇化发展需要有力的社会金融政策支持。本文主要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发展中的前期金融市场需求和当前金融市场供给结构满足度和需求结构变化程度的综合分析，深入研究探索了福建省新型城镇化进程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就此提出一些相应的具体对策措施建议。

一、引言

新型现代城镇化的具体建设要求不断提高升华从而达到一个质变。与中国传统文化提法论相比较，新型现代城镇化更多地强调内在文化质量的全面深化提升，也就是我们要加快推动新型城镇化由着更偏重物质文化规模层次增加向着更注重质量文化内涵层次提升深化转变，而不是从始至终着重于质量建设。

新型农村城镇化的具体定义主要是以实现城乡协调统筹、城乡三位一体、产业协调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健康宜居、和谐协调发展为五个基本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居民社区协调联动发展、互促共赢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福建省省城镇化的背景近十几年来，随着福建省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快。

二、研究背景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把城镇化再次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市区域集体城镇化提出要不断强调内在经济服务力和质量的全面提升优化有效提升，以加快形成新型城市群集体经济为主要发展驱动主体，大中小城市经济协调发展联动协同发展的新型区域城镇化发展新格局。

三、福建省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现状分析

（一）金融供给形式

目前福建省新型农业城镇化率已经初步到达70.6%，但是项目资金主要还是来源于地方银行贷款，而且由于地方性各级政府对于融资支持行为往往有较大的额度限制，导致新型农业城镇化工程建设项目主要资金来源结构形式单一，缺乏多种金融手段的政府融资支持形式。对于新型现代城镇化工程建设项目而言，都非常需要大量财政资金，仅仅依赖地方政府根本资金满足解决不了项目建设商的要求，需要合理的充分利用政府金融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来有效改善项目资金使用缺口大的问题。

（二）资金支持

宜业就是宜居，产业第一条。这主要是可能是因为城镇化的没有实现最基本的经济支撑，目前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不够成熟，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目前产业化、规模化没有基本实现。中小微农民企业一直以来都认为是新型农业城镇化的重要有生力量，他们往往可以通过提供更多的新型就业机会岗位，从而迅速吸纳众多优秀劳动力。

（三）城镇化发展速度滞后于工业化，农业劳动力转移困难

福建省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超过60%，其非农产业的占比却已超过90%，非农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城镇化速度。2019年，福建省第一产业的生产总值为2596.23万元占总生产指数的6.1%，但却吸收了24.1%的从业人员，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背景下，大批农业人口仍然留在农村，过多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导致农业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无法提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上也反映了看出西部非农产业对农村转移流动人口的直接吸纳带动能力仍然不足。

福建省第二产业在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中虽然占了48.54%的市场份额，为地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贡献动力在60%以上，但只仅仅吸收到了不到40%的从业转移人口，而第三产业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在2012年之后就会出现快速倒退，非农产业无法为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再加上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的求职要求不断提高，也增加了农业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困难。

四、福建省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存在问题分析

（一）资金供求矛盾突出

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是当前阶段我国一个国民经济新的快速经济增长点，根据2018年的经济发展总体情况，我国一个新型城镇乡村农民和一个乡村城镇居民将转化成农民成为一个新型城镇居民，消费品的实际需求將至少比社会每年平均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半年大幅提高1个月的一次百分点，可直接有效吸纳1000多万亿的我国农村农业劳动人再次就业进入并在我国各个城镇农村就业享受生活，进而直接有效带动1000多亿的我国农村产品消费者和拉动农村需求，然而实现这一个目的的敲门砖则需要将近6万亿元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到2020年，福建省的城镇总人口基本上已经控制在4000万左右，城乡地区常住人口2780万左右，城镇化发展程度已经基本达到69.5%左右;到2020年我国福建全省的城镇总人口基本上已经控制在4200万左右，城镇地区常住人口3150万左右，城镇化发展程度已经基本达到75%左右。福建省年GDP总量超过5000，城镇化预计还能提高5%.2019年，福州省对于城镇化工程的建设和固定资产的投融资中，中央财政拨款1034万元、地方性和国家财政拨款为全省固定资产的投融资5077万元，国内银行借贷占29.56%、债券占0.83%、外资占0.74%、自筹资金占25.75%、其他融资人则占8.17%。仅靠传统的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金融方式无法满足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福建）

（二）仅靠传统的金融供给不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仅仅依靠传统的金融方式无法满足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的有机整合，可以改善对农业和农民的服务效率。我国的农村金融主要包括了互联网金融，所供资本的时间点应该与我国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相适应。传统财富管理产品的设计上对于这两个特点的重视度不够。我国农民群众金融需求呈现出季节性。如果错过了农时和季节的贷款，对于农民来说一切都将永远失败。我国农村金融类的产品及其服务必须跟上当今我国农村社会的组织架构变革。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团体组织的结构也正在进行着深刻改革。发包方和土地承包商之间应该保持紧密的联系，许多土地管理人员并非承包商，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的传统信用制度正在逐渐被弱化，农村的知识产权关系及其他人的利益关系也将发生更大的改变。

（三）福建省内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均衡

在福建省各个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水平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大。2019年，在全省的几个地区和城市中，厦门的现代城市化程度位居第一高至89.2%，远超了全国的平均水准（60.6%），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具有很强的人口集聚效应。福州与泉州也先后高居榜二、三，分别为70.5%和67.2%，均率远远高于目前的全国平均水准（60.6%），即将正式进入新型城镇化后期快速发展的阶段。莆田、三明、漳州、龙岩、宁德和南平，则在全国的平均水平（60.6%）左右或者之下。最后一位南平市的城市化水平57.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与厦门城市化水平相比较，差了32个百分点，相差之大。

五、福建省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对策建议

（一）福建省資金供求解决

鼓励各大商业银行向新型小微企业城镇化建设投放资金，拓宽了资金来源的渠道;在进一步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贷款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等作用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该要求地方银行出台优惠政策，调动各大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支持新型小微城镇化建设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鼓励各大商业银行进一步加大对新型小微城镇化建设工程项目的贷款支持力度及时制定优惠政策，拓宽其融资途径和渠道，增加其融资形式的多样性与资金融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提升了融资效率。

（二）福建的生态省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模式

福建省从事生态建设，从事生态和社会文明建设始终一直保持着全国先进水平。但是传统的城镇化建设注重GDP增速，实体经济建设几乎是唯一重点，从而存在大量破坏历史文化建筑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福建省的城镇化发展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影响了城镇化建设的质量。而且，生态环境的建设涉及范围很大，不仅仅只是污染防治的问题，还直接关系着影响产业健康和良性发展的问题，这并非一个行政部门、人民政府就可以能够解决的事情，必须要协调所有其他牵涉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部门去共同进行协调和思考。

（三）要继续着力于加快打造"智慧城市"

信息化正在逐渐成为我们提升城市社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创造性动力。深度融入信息化，以构建智慧城市作为着力点，提高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福建省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方式也应该采用更加先进的方式与策略，注重通信、计算机、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与城镇化建设相互融合。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主要还是靠"互联网+"。建设基础配套设施的高度智能化、社区服务管理的高度精细化、公共服务的高效便捷化和产业发展现代化，进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管理创新。

（作者单位：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财金学院）

作者：严隆 邱继源

福建新型工业化论文 篇2：

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认识

一、我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经济国情已经从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老的中国开始了自己的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新的现代化征程。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重要时期，一是1949年到1978年，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二是1979年至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高速增长，整体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到2006年，中国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209407亿元，按照汇率折算经济总量列世界第4位，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

第二，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一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从1978年的27.9%和70.5%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12.6%和44.8%；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占比从1978年的24.2%和12.2%分别上升到39.9%和31.4%。

第三，工业发展迅速，具备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业生产大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居世界前列。

第四，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吸引外资的大国。2006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30.21亿美元，列世界第4位，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7607亿美元，列世界第3位，贸易顺差达到1775亿美元。我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第五，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恩格尔系数为36.7%，人口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5年的42.99%。

这一切表明，在工业化推动下，我国的工业经济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

二、我国整体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但各个地区之间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

如果将整个工业化进程按照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划分，并将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根据我们构造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重、三次产业就业比例、人口城市化率5个指标评价，到2005年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表明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从静态计算，如果在未来我国能够保持“十五”期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我们预测，到2018—2021年，我国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将达到100，中国工业化将基本实现，这与我们到2020年长期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是相符合的。

从省级区域看，到2005年，上海和北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其经济总量占全国8.3%、人口占全国2.6%、土地面积占全国0.2%，也就是说我国已经有2.6%的人口实现了工业化。天津和广东则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浙江、江苏和山东都进入到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这5个地区经济总量约占全国40%、人口约占全国25%、土地面积约占全国4.7%，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25%的人口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而辽宁和福建两个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山西、吉林、内蒙古、湖北、河北、黑龙江、宁夏、重庆等8个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这10个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27%、人口占全国28%、土地面积占全国13.5%，这表明我国大体上有28%的人口处于工业化中期。陕西、青海、湖南、河南、新疆、安徽、江西、四川、甘肃、云南、广西、海南等12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贵州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这13个省区经济总量占全国25%、人口占全国44%、土地面积占全国68%，这说明到2005年，我国将近一半的人口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西藏仍处于前工业化阶段。

可以说，从地区工业化进程看，到2005年这一个时间截面，我国大陆版图内包括了工业化进程的所有阶段，地区工业化进程的落差巨大，不仅有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的上海、北京，还有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西藏。如果在一年内人们有机会从西部到东部游历中国各个地区，就可以体验到往往需要上百年时间演进的整个工业化历程。

三、“九五”和“十五”期间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快的时期，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具体计算表明，1995—2005年的这10年间，全国和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相对于“九五”期间，“十五”期间则是大幅度的加速工业化时期。东部地区的工业化速度依然远远快于其他地区，我国地区之间工业化进程的差距继续加大。在四大经济板块中，按工业化速度排序，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但“十五”期间与“九五”期间相比，工业化加速趋势则是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明显。七大经济区域中，1995—2005年，按工业化速度排序，依次是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中部六省、大西北、东北三省、大西南，“十五”期间与“九五”期间相比，工业化加速趋势是环渤海地区最为强劲，其次是珠三角地区，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分列第3、4位，而东北三省位居最后。在“十五”期间东部地区的先进省份继续加速领跑，而一些西部和中部省份开始发力追赶。广东是“九五”以及1995—2005年这10年间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地区，而山东、江苏并列成为“十五”期间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地区，江苏则是“十五”与“九五”相比工业化加速趋势最明显的地区。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整个“九五”和“十五”期间，虽然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也在快速推进，但总体上仍慢于先进地区的工业化推进速度，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1995年工业化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为44.5，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为2.9，相差41.6，而到2005年，排名前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平均值提高到76.6，排名后10位的省市区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提高到19.4，二者差距进一步扩大到57.2。这说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995—2005年，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主要得益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来看，在“九五”时期，三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最主要因素，“十五”期间，工业结构升级代替产业结构调整成为我国及其绝大部分地区工业化推进的主要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五”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开始从以工业数量扩张为主逐步转向以工业质量提高为主。

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工业化经验，但也有许多问题有待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是以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经济背景，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基本目标的，以农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为基本策略的。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建设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持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工业化进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它还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而引起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过程；同样，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因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是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努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保证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连续性不受影响。经过20余年连续的、高速的工业化，我国终于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第二，遵循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促进工业化进程的高级化。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三次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而且改变了由于“重工业优先战略”而形成的工业结构失衡、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状况。这种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是遵循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结合自己的国情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工业化战略的必然结果。

第三，坚持“内外双源”发展，构建全面的工业化动力机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模式可以划分为“内源性工业化”和“外源性工业化”，前者主要是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来推动的工业化，而后者是依靠国外要素供给来推动的工业化。一般认为，如英国这样原发的工业化属于“内源性工业化”模式，而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一般属于“外源性工业化”。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为我国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内外兼具”、全面的动力机制。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创新，培育了国内丰富、强大的动力源；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逐渐吸引大量的外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同时也利用了国外的市场资源，实现了大量的出口。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可以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推进，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培育出了“内外双源”的巨大动力机制。

第四，尊重地方发展经济的创造性，探索正确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我国曾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地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非常典型的有三种：一是“珠江三角洲模式”，二是“苏南模式”，三是“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是外资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苏南模式是乡镇集体所有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温州模式则是民营资本驱动为主的工业化模式。这些区域工业化模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条件、文化习惯等差异性较大，允许地方发挥创造性，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区域工业化模式，是我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经验。

我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各种问题和矛盾，如经济增长方式需要转变、环境和资源制约、自主创新能力差、社会分配不公、地区差距过大，等等。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转为工业大国，面对全球化、信息化的趋势，一方面我们要继续遵循上述宝贵经验，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新型工业化战略来指导我们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从一个工业大国发展为工业强国。

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第一，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采取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以少的要素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同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达到最小。

第二，要围绕提高我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努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鼓励各个地区探索自己的工业化模式。

第四，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开放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

第五，要积极面对国际产业转移，提高我国在重大战略性产业上的控制力和竞争力。

（课题负责人：陈佳贵；课题组成员：黄群慧、钟宏武、王延中、王钦、余菁、赵卫星；执笔：黄群慧）

（本文责任编辑 梁丽萍）

作者：课题组

福建新型工业化论文 篇3：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

摘要：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经济内涵。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突出特征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低成本的出口导向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工业化前景是光明的，按照正常发展，中国最晚将在2025年到2030年实现工业化，但中国工业化进程未必会一帆风顺，金融危机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重大趋势，加大了中国工业化进程顺利推进的难度，增加了中国工业化战略调整的必要性。

关键词：工业化；阶段；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服务化

一、引言

近代以来，中国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中国众多仁人志士的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经济内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奠定了我国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实现了中国基本经济国情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陈佳贵、黄群慧，2005）[1]，中国的经济总量跃为世界第二。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所谓“中国道路”、“中国奇迹”或者称“中国模式”成为热点。由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构成“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全面科学认识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就是理解“中国道路”的一个关键。而科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至少需要回答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是现在中国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水平，处于怎样的阶段；二是如何描述已经走过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具有怎样的特征；三是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工业化，中国能够顺利地成为工业化国家吗。本文试图基于我们长期跟踪评价研究的结果，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从而从工业化进程角度给“中国道路”一个注解。

二、中国工业化的水平评价

工业化并不是单纯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工业化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的不断增长和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转换。具体而言，工业化主要表现为：国民收入中工业活动所占比例逐步提高，乃至占主导地位；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在二次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人口比例有增加的趋势；城市这一工业发展的主要载体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在上述指标增长的同时，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不断增加。按照经典工业化理论，一般可以将工业化的进程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五个大的时期。世界上一些很落后的、还没有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属于前工业化阶段，而美、英、日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初期、中期或者后期。为了更具体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还可以把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各具体划分前半阶段、后半阶段。而具体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到达什么样的阶段，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选择相应的指标来综合评价和判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也加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工业化速度进一步加快。如何具体评价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具体选择以下指标来构造工业化水平的评价体系（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2006）[2]：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选择人均GDP为基本指标；产业结构方面，选择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为基本指标；工业结构方面，选择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部门增加值的比重为基本指标；空间结构方面，选择人口城市化率为基本指标；就业结构方面，选择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基本指标，再结合相关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估计确定了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如表1所示）。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各个工业化阶段的标准值，我们选择阶段阈值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在此基础上，用加权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一国或者地区工业化水平和进程的综合指数（权重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根据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可以划分相应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0具体对应前工业化时期，1～16为工业化前期的前半阶段，17～33为工业化前期后半阶段，34～50为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51～66为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67～83为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84～99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100及以上为后工业化时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对2010年中国全国，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大西北、大西南、中部六省、东北地区七大区域和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3]。

从全国看，进入“十一五”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从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四大板块区域看，东部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东北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和西部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从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从省级区域看，到2010年，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江苏、浙江、广东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这几个省市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工业化水平也处于全国前列。辽宁、福建、山东、重庆、内蒙古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与全国的工业化平均水平相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地区数量最多，其中湖北、河北、青海、宁夏、江西、湖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黑龙江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广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海南、西藏、新疆等三个边疆省区的工业化水平最低，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

如果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应到不同省区人口和面积分布，如表3所示，到2010年，全国有2个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7.16%、人口占全国的3.20%、土地面积占全国的0.26%；全国有10个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51.49%、人口占全国的38.10%、土地面积占全国的23.68%；全国有16个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39.52%、人口占全国的56.19%、土地面积占全国的45.53%；全国有3个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1.83%、人口占全国的2.51%、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0.53%。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有极少数户籍人口进入到后工业社会，而大多数人口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三、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征分析

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到世界工业化史中去分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什么样的特征呢？我们可以概括地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快速工业化，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特征。

1.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迄今为止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人均GDP约1万美元（2000年不变价美元）以上，也就是说，如果简单按照人均GDP指标来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是否实现了工业化，那么世界上约有35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工业化。①其中，卢森堡、挪威、日本、美国、冰岛、瑞典、瑞士、丹麦、英国、芬兰、奥地利、荷兰、加拿大、德国、比利时、法国、澳大利亚、巴哈马群岛等国家和地区早在1970年以前就实现了工业化；以色列、意大利、中国香港、爱尔兰、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澳门、西班牙、塞浦路斯、韩国、希腊、安提瓜和巴布达、葡萄牙等国家和地区则是在上世纪末（20世纪70到90年代）先后实现了工业化；进入21世纪后，斯洛文尼亚、马耳他、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阿根廷等先后达到了工业化国家人均GDP标准。这35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总和约为10.3亿人，而2011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就达到了约13.4亿。从工业化史看，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因此，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对整个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中国是否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仅事关一个国家能否繁荣富强，还决定着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改写人类历史。

2.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

国际经验表明，在长期的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段时间一般持续20多年。二次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经济体包括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13个（张晓晶，2012）[4]。其中，日本在1951年到1971年间平均经济增速为9.2%，中国台湾地区1975年到1995年的平均经济增速为8.3%，韩国在1977年到1997年平均经济增速为7.6%（林毅夫，2012）[5]，而中国1978到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9%，连续30多年经济平均增速接近两位数。如果仅仅看“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05—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1.20%，远远高于2.24%的世界平均水平，高收入国家的1%、中等收入国家的6.58%和低收入国家的5.79%。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2005年，按现价美元衡量的中国GDP占世界的4.94%，居世界第5位，到2010年，仅仅5年时间，这一比重提高到9.37%，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另外，从我们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来看（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3]，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仅为12，表明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经过“九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提高到18，表明中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经过“十五”时期，到2005年，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提高到41，中国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经过“十一五”时期，到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66，表明中国工业化水平处于但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经过“十五”、“十一五”短短的十年，中国就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3.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

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常采用的两种发展战略，各有不同的优缺点。由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在我国实施中产生了许多弊端，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运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获得成功的示范作用，我国逐渐地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比较低，我国环境污染是低付费的，我国依靠引进为主的技术进步也是低成本的，我们人民币币值是低估的，这构成了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也是我国可以实施出口替代战略的基础。

低成本出口导向战略在我国的实施，现在看来虽然也产生了许多不可轻视的负面效应，例如对国内资源破坏严重，压制了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大量的贸易摩擦，削弱了国内消费的扩张，等等，但是，我国低成本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成绩斐然，为中国的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图1所示，中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从1980年0.9%，上升到2010年的10.4%，占发展中国家出口从3.0%上升到27.4%，30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使我国跃升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出口大国。

4. 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在一个时点上，中国会有分别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省级区域共同存在，考虑到一般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会达到百年，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省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最大会相差百年。虽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处于工业化较高阶段的地区数量不断增加，但这种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并没有根本上改变。如表4所示，1995年，30个省市区中，2个处于前工业化阶段，25处于工业化初期，1个处于工业化中期，2个处于工业化后期。到2010年，各省份的工业化分布阶段上移，31个省市区中，3个处于工业化初期，16个处于工业化中期，10个处于工业化后期，2个处于后工业化阶段。

一个国家的各个区域工业化水平差距巨大并保持多年，这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进入“十一五”后，东、中、西部经济的增长速度发生了反转，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已经超过东部地区。2005年，东、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3.41%、12.48%和13.10%，2010年三者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2.51%、13.79%、14.22%。反映到图2上，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就开始下降，尤其是2006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到2010年下降到66.47%，相比2006年下降5.43个百分点；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16.97%、11.13%提高到2010年的20.52%和13.01%，提高3.55个百分点和1.88个百分点。但是，即使差距有所缩小，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仍是中西部之和的一倍，东部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中西部。

四、中国工业化的前景思考

经历辉煌历程的中国工业化是否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呢？我们根据“十五”时期工业化速度曾推测，如果我国能够保持“十五”时期工业化速度，到2020年前后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但是考虑到工业化进程逐步放缓的趋势，如果大体能够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速度不低于2010年的80%），预计我国工业化实现的时间将会在2025年至2030年。到时候，中国这个千年文明古国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近百年来众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追求的梦想得以成真。但是，这个预测是有许多前提的，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虽然按照“收敛假说”，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但现实中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即使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二次大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25年以上的13个经济体，除了极小的3个国家外，其他国家无不例外都遭遇到经济危机，而只有日本和“四小龙”成功跨越了危机。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出现曲折吗？在未来的10到20年，我们能够一帆风顺地走过工业化后期阶段、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大方面“变量”：一是在发展环境方面，是否会出现足以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别重大的政治、经济、技术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外生变量”，包括大规模军事对抗、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短期内难以应对的重大经济危机、重大的技术革命等等；二是在经济发展本身方面，是否会出现中国工业化进程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内生变量”。当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直接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否会出现曲折，决定我国能否在未来10到20年顺利实现工业化。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大性和艰巨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中国工业化成就已经十分巨大，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们还在“过大关”，如果此关不过，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排除出现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等“外生变量”的可能，在“内外夹击”下有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化国家又正式提出“再工业化”，并希望籍此带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泥沼，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又一次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浪潮，这个重大的“外生变量”对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与前景具有重大影响，值得深入分析。

“再工业化”战略的提出，得益于人们对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来自哈佛大学和MIT的两位教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60多年间，由工业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制造业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制造业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这种从能力视角观察制造业经济功能的发现意味着，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却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Hausmann & Hidalgo，2011）[6]。因此，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例，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来提升复杂产品的制造能力以及制造业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能力，这种制造业信息化与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使得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虽然这两种趋势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但金融危机后，随着对制造业发展的重视，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制造业信息化和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的两个重要趋势。

制造业信息化表现为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就构成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内容。为了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化国家制定了相关制造业振兴规划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制造业行动计划》提出，要通过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实现下一代生产率；加快部署新的制造工具和技术的创新和实施，应用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技术促进美国高效能运算能力达到超大规模级，促进建模和模拟技术的工业应用，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并促进这些学科与工厂的结合。而欧洲的《未来工厂计划》则提出，要加大对现代制造技术的研发投资和政府企业间合作，加快发展可持续的绿色制造、ICT智能制造、高效能制造和基于新材料的制造。这种背景下，“第三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突出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对我国工业化进程可能会形成以下冲击和挑战。（1）进一步弱化我国的要素成本优势，我国必须推进低成本工业化战略转型。“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我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根据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劳动成本，我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左右，将达到60%左右。未来5-10年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将快速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国占到18%。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成本劣势会逐渐减弱。（2）对我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7]。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7]。（3）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的机制，虽然一般可以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提高劳动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对要素市场扭曲最小的方式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素质不能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会造成职工的失业或者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环节中，劳动者收入改善的相对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这意味着“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加大我国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的难度，但也使我们认识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倒逼我们必须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表现为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工业设计、会计、法律、金融等服务性要素的投入不断增加和内部服务职能不断强化，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当我国正热衷于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方向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化之时，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正不断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涌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下，我们需要重新反思我国的以产业升级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基于上述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工业化进程是一个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地位、过渡到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进一步到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工业化实现国家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例一般可以达到70%到80%。为了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服务业，努力推动形成一种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是我国工业化的基本战略。可以说，十余年来，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战略和政策体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依循这一思路设计并推进的。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战略受到挑战，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要求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从单纯提升服务业比例向促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转变。过去有关我国产业结构问题的政策辩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制造业服务化的发展趋势不仅指出了这种非此即彼式思路的狭隘性，而且现实地指出产业结构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换的核心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单纯从统计意义上的产业比重的角度来判断产业结构合理性是不合适的。我国未来的工业化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总之，未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前景是光明的，但是道路并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能够很好地处理各种“内外变量”的影响。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加大了我国顺利推进工业化进程的难度，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我国现有的工业化战略，以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制造业服务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

五、结语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工业化就是经济现代化，如果不是一些无法抗拒的巨大突变因素影响，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放弃实现工业化的梦想。沿着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将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到后期阶段，这是人类发展史的一项伟大成就。虽然中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可能面临着更加艰难的问题和挑战，但实现工业化是中国不懈的奋斗目标。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中国既要坚定信心、保持自信，又要保持危机感和紧迫感，始终对中国基本国情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实施科学的工业化战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必将实现。

注释：

①一些中东国家，仅仅依靠石油出口而使得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里没有将其列为工业化国家。

参考文献：

[1]陈佳贵，黄群慧.工业发展、国情变化与经济现代化战略——中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国情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4）.

[2]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综合评价和特征分析[J].经济研究，2006，（6）.

[3]陈佳贵，黄群慧，吕铁，李晓华，等.中国工业化进程（1995～201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4]张晓晶.增长放缓不是“狼来了”：中国未来增长前景展望[J].国际经济评论，2012，（4）.

[5]林毅夫.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格局[J].中国流通经济，2012，（6）.

[6]Hausmann， R. & Hidalgo， C.A. et al. . 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 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 http：//www.cid.harvard.edu/documents/complexityatlas.pdf， 2011.

[7]黄群慧，贺俊.“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3，（1）.

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作者：黄群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