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论文

摘要：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市场作为区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但由于城乡差异、行业差距、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劳动力流动存在着诸多障碍，制约了其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效果。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京津冀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京津冀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论文 篇1：

京津冀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论文 篇2：

京津冀劳动力市场

摘要：随着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区域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市场作为区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市场一体化的运行效率和竞争力。但由于城乡差异、行业差距、社会福利等因素的影响，京津冀劳动力流动存在着诸多障碍，制约了其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降低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影响了整个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效果。因此，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描述了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了制约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因素，提出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相对于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还很低。需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就业服务体系等措施促进京津冀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促进京津冀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16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而言，体现为劳动力市场信息能够在不同地区的市场间有效地进行传递，劳动力能够自由的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指京津冀的劳动力市场从割裂状态向一体化状态转变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突破京津冀三地劳动力在制度以及政策上的壁垒，循序渐进地扫清京津冀劳动力一体化的障碍，从而构建彼此和谐的新型京津冀劳动力关系[1]。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其雏形已基本形成。但是，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分割程度远高于资本和消费品市场。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一、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一） 劳动力分布不合理

河北省是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但素质参差不齐。北京、天津依靠地理优势，优越的社会环境，成为劳动力的重要吸纳地。但由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没有形成统一的京津冀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流动的盲目性，使劳动力资源配置严重失衡，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合作机制，彼此之间的联系不足，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2]。

第一，从地区分布看，京津冀地区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河北省，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分布不均，各个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数量存在巨大差距（图1）。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劳动力市场实

际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建设进程。第二，从产业结构看，受经济发展水平、各地之间政策导向的影响，劳动力在京津冀地区产业之间的分布出现悬殊（图2）。在河北三次产业之间就业人数没有明显的差距，大体处于均等的状态；在北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显然要远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并且差距巨大；在天津就业人员主要分布在第三和第二产业，远高于第一产业就业人員。就业人员在京津冀产业结构分布的不同，直接影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而影响京津冀一体化的建设。

（二） 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存在矛盾

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就业存在地区间和行业间不平衡。一方面河北劳动力剩余与北京、天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缺乏并存。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市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形势分析，劳动力市场预计净增就业岗位56.2万个，但是1/3以上是专业技术岗位，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需求最多。但是，河北劳动力多是产业升级导致的失业人员，根本不具备相应的技术。从职业看，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主要是制造业、建筑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的主要是信息传输、服务业等。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是京津冀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对于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也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京津冀地区知识失业严重。知识失业主要指一部分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劳动者找不到工作或屈身做原来较低文化程度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目前，由于现在高校专业设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京津冀地区普遍存在知识失业，很多高校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工作，只能是从事一些与自身条件不相符的职业。

二、京津冀劳动力市场

一体化发展面临的障碍（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制约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衡量一个国家或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发展速度等。首先，从三地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和增速看，河北2015年的绝对额高于北京和天津，甚至是天津的近两倍（表1），同时受节能减排的影响河北GDP增速出现明显下滑，低于北京、天津。其次，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实际增速看，北京、天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额存在较小差距，但是北京与河北的差距十分明显，河北几乎是北京的一半，而与之相反，人均收入的增速三地差距较小，但河北基数小，绝对额增长少，足以显示三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高，工资水平也就高，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入这类地区。北京、天津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河北，大量优质的劳动力流入这些地区，并且极少流动，从而形成三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二）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转移

在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特别是河北劳动力向京津地区转移过程中的最根本障碍，是京津冀处于割裂状态的户籍管理制度[3]。42.2%的受访企业认为，户籍管理制度是目前阻碍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主要因素京津冀劳务协作招聘会于2015年3月1日在石家庄召开，为了深入了解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障碍，我们对到场的600多家来自京津冀的企业展开问卷调查，获得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数据分析， 获得了一些调研结果。。这种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京津冀地区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同时也制约了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化发展。一方面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待遇。在职业上，北京、天津在招聘时有着明确的户籍限制，比如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福利待遇上，户籍制度一般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北京、天津对于非本地户口子女的教育有着严格的限制，为调控房价实施一系列措施限制非本地户口人员的购房。另一方面增加劳动力成本。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劳动力在各个地区之间不能进行合理的流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的企业只能通过涨工资、增加福利待遇等吸引更多的劳动力，相反河北则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闲置，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阻碍了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

作者：成新轩 武晨静

京津冀一体化的毕业生就业论文 篇3：

协同论视阈下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研究

摘 要：公共服务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障。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基于协同论最新理论，包含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和基本公共文化7个一级指标。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协同效应存在但并不明显，发展水平呈明显阶梯落差，并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其中基本劳动就业领域差距最为明显。结合京津冀各领域的发展现状与目标要求，通过资源共享、产业转移、统筹规划等对策，协同推进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同城化。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研究背景

公共服务是本世纪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涵盖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的要求。

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及雄安新区的设立，推动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变得愈发重要，同时也需要合适的理论来反映与评价三地公共服务体系的协同机理。

国内学术界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理论机制的讨论研究。汪锦军从“目标”和“利益”两方面的一致性与否出发，讨论了不同情形下公共服务机制的差异[1]。王延杰从财力、人力、物力的配置以及财税体制调控角度寻找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差异化的原因。

另一类偏重于评价实证[2]。马昊和周京奎构建了京津冀公共服务配置水平指标体系[3][4]。马慧强采用集对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测度模型[5]。韩增林采用空间Moran’s I（莫兰指数）评价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格局[6]。

综合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公共服务的研究缺少各地之间的协同研究。随着国务院颁布了《“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新时期的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更加合适的理论来指引。本文将基于协同论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以2005年～2016年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状况为着眼点，构建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从协同与发展两个层面客观评价近年来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方面取得的成效与不足之处，并据此给出初步对策。

二、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原理

协同论的创始人、德国物理学家哈肯认为，协同论是研究多元系统间互相作用以及变化规律的学科，以研究自组织运动为理论目标，并指出协同论的哲学基础为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7]。钱学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完善了协同论的观点，吸收了耗散结构论的涨落理论和突变论的稳态理论等，使协同论成为更加完备的系统学科[8]。近年国外学者对协同论的研究主要基于自然科学和数学，以定量化描述为主，用微积分等数学方法解释协同学的自组织现象[9][10]。国内学者对于协同论的研究更加注重实际应用，采用定性描述，将协同论应用于解决水资源治理和京津冀城市群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问题[11][12][13][14] 。

京津冀区域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之间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但目前京津冀区域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城镇化发展状况、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差异明显，公共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因此，以协同论指导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具有合理的逻辑基础与方法论意义。

基于协同论视角，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可视为一个内部存在多个层级的系统（参见图1）。

公共服务体系最上层是系统层。公共服务协同的问题本质在于“供给”和“需求”。如果供给能够与需求达到平衡，则意味着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系统达到了稳态。系统处于稳态并非意味着简单的平均化，而是反映在整体上做到相对的均衡，反映在个体上就是保障全体人民群众得到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当供给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求，或者供给领域无法与需求对应时，若无法通过系统内部实现平衡，意味着系统处在不稳定态。供给与需求的协同和差异，是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本质问题所在。

公共服务体系的第二层是子系统层。“政府”和“公民”是公共服务体系的两大子系统，分别代表着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目标是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公民是公共服务的需求者，公民目标是满足贯穿公民一生的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在公共服务的子系统层面上，政府和公民的目标实质上是高度契合、高度协同的，双方并不存在利益冲突。因此，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系统存在着自发从无序到有序、从低水平到高水平发展的演化动力，也就是自组织效应。在这种自组织效应作用下，系统内各要素和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公民和政府都自发地拥有改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意愿[15]。

公共服务体系的第三层是序参量层。哈肯在协同论中闡述了序参量概念，认为事物的演化受序参量的控制，演化的最终结构和有序程度取决于序参量[7]。为了描述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现象以及变化趋势，就需要引入相对应的指标去评价系统中的序参量。对应于京津冀公共服务体系，序参量就是京津冀三地的教育、卫生、社保、就业等公共服务各领域的具体发展程度，这些序参量可以反映出当前京津冀公共服务体系的失衡点究竟在哪里，表现为差异化的公共服务现状。依据稳态理论和涨落理论，如果某个序参量大幅偏离了稳态，那么该指标就是公共服务体系的“奇点”。在所有的序参量之中，奇点对于整个体系的影响程度最大，是当前解决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最需要面对的领域。根据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发展体系的需求，选取适当的序参量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根据指标体系找到奇点，将会有助于寻找与解释当前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平衡之处，优化地区公共服务制度框架。

（二）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构建原则

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16]提出，到2020年，要让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做到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标准体系全面建立、保障机制巩固健全和制度规范基本成型。构建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要依照地区公共服务体系框架，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出发，多角度评估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水平，以及是否可以满足贯穿一生的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需求。

（三）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指标体系

在本文所构建的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参见表1），总指标为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综合指标，包含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险、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与基本公共文化7个一级指标，对应《“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各方面要求。每个一级指标下设2个～4个二级指标。

其中，指标类型为“+”表示该指标为正向指标，指标类型为“-”表示该指标为负向指标。每个指标都会考察北京、天津、河北三地2005年至2016年在該领域的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水平，并且选取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对照组，以体现出京津冀三地之间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相对水平与地区差异。

（四）数据的来源、处理与测算方法

1.数据来源。以2005年至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为研究对象，并以国家平均数据作为对照。数据来源于2016年和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等。

2.数据的标准化处理。为了使得量纲不同的各项数据指标能够做到同质化，本文在计算数据之前使用MAX-MIN法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指标的原始数据转化为便于比较的相对值。该指标t年份i地的原始数据为xit， xmin为该指标在京津冀三地测算期间各年份中出现过的最小值，xmax为该指标在京津冀三地测算期间各年份之中出现过的最大值（不包括对照组全国平均水平的数据），该指标t年份i地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为yit（i的取值为1、2、3、0，依次分别代表京、津、冀三地和全国平均水平）。

对于本文所引用的正向指标：yit=xit-xminxmax-xmin

对于本文所引用的负向指标：yit=xmax-xitxmax-xmin

各指标评分最高得分为1，最低得分为0，所有指标得分都将介于0和1之间，指标得分越高则代表此时期此地该指标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越好。这样的标准化处理方式的优势在于，既可以实现地区发展的时间纵向比较，也可以对同一时间京津冀三地以及全国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

3.指标权重确定原则。学术界对于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以及同时结合两种方法的主客观赋权法。考虑到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很难有直观的主观权重确定方式，本文选取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作为各级指标的权重确定方式。熵值法是当前应用广泛的一种赋值方式，优势在于其既能够反映与区分指标包含的信息价值，也能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本文采用熵值法进行赋权与指标合成[17]。考虑到本文所关注的是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水平，在计算指标权重时，仅使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指标数据，不包含对照组（全国平均水平）。

4.协同性测度。京津冀三地作为在地理上相邻的子系统，在政策、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大量的相互作用与协作，同样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共服务各领域的协同。为了体现不同时期京津冀三地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配置差距及变化规律，本文采用地区间相关系数和变异系数来评估京津冀公共服务的协同性。相关系数r包括北京-天津、天津-河北、北京-河北三地两两之间各项指标的相关系数，为正向指标。数值越高，代表两地之间公共服务协同性越强。

三、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评价指标的分析结果

（一）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现状——一马当先的北京与渐行渐远的天津与河北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以及官方统计数据，得到2005至2016年间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综合指标及各一级指标得分（参见图2-图10）、相关系数（参见表2）和离散系数（参见表3）。为了方便比较与评价，数据将以图表形式呈现。

根据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综合指标的分析结果，2005至2016年期间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三地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年北京-天津-河北的公共服务综合指标得分均高于2005年水准；二是三地公共服务水准差距明显，北京-天津-河北的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具有明显阶梯式落差，北京得分一直远高于天津和河北，河北多数时期处于全国平均水准之下；三是北京在发展增幅上也高于天津与河北，呈“强者愈强”态势，天津与河北直到2016年也未能触及北京2005年的发展水准，距离实现京津冀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截至2016年，北京的各项一级指标得分依然全面领先于天津和河北，基本公共文化、基本劳动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险三项指标得分都在0.90以上。天津在基本公共文化领域得分较高，但其他领域与北京存在着明显差距。河北在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公共服务发展程度与天津接近，但劳动就业是河北省公共服务体系的最大软肋所在，处在低于0.1的极低水平。

从北京、天津、河北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看，京津冀三地的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综合指标以及多数一级指标的相关系数为正，三地之间的公共服务发展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其中，基本社会保险领域的相关程度最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社会保险对国家和地区政策的依赖程度较高，所以京津冀地区的社会保险方面的同步性较高。

作者：张贵 薛伊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