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相协调。主体特殊性、客体复杂性与方式互动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法治统一性、统筹兼顾性与有限干预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及知识性与资源性相结合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依法治村民间规范法律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依法治村民间规范法律论文 篇1：
对农村法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的几点思考
[摘要]在建设法治化的新农村中，面临着传统人治思想、农民文化素质不高、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工作者不足、经济基础薄弱等诸多因素的阻碍。针对这些困难与障碍，在农村法治建设中，有关部门要协调各方力量，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农民素质，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确保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方针和理念，使农村法治建设真正成为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保障。
[关键词]法治；新农村；农民；法律意识
[作者简介]李余华，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律哲学与社会；
温远洪，华东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法律哲学与社会。(江西南昌330013)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的治国方略，是广大人民追求的理想治国模式。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保障和促进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首先，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社会生活的和谐，必须以稳定的政治、经济和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为基础，而构筑这些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工具是法律和制度。依法治国，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是以法律作为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最高权威，而建设法治化的新农村，是贯彻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步骤之一。
其次，我国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应该覆盖到它的每一个角落，因而，我国的法治建设，不仅包括城市的法治建设，也应包括农村的法治建设。在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农村没有实现法治化，也就称不上法治中国。因此，要加快我国的法治建设，就必须大力进行农村的法治建设，并且加快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
再次。法治建设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的农村市场经济，除了受到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的影响外，还受到市场规则和法治环境不完备、不健全的制约。并且，人治习惯还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农村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因而，要更好地推进农村市场经济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当前我国农村的法治现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问题与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群众法律意识较低、法律知识欠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增强，但与经济的发展没有形成同步发展的关系，表现为法律诉求意识不强、主体权利观淡薄和法律知识存在较大的漏洞等。当前，我国农民了解最多的仅限于三项法律，即婚姻法、宪法、刑法，略知点合同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这些法律，一是因为大都与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联系较紧。二是因为宣传的多些，所以在农民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像民法、继承法、诉讼法(民事、行政)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以及比较重要的地规，懂或能够说得上的人相对较少。
第二、法律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立法有了很大进展，已制定和颁布了多部农业法律，多部农业行政法规，多部部门规章(农业都制定)，各级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但是，农村法律体系尚不完备、不健全，有些必须制定的法律至今没有出台，如《农民权益保障法》、《农村社会保障法》、《农业投资法》，以及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等等。就已经出台的法律来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还较多：有些法律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体实施办法；有些涉及法律效力的配套立法薄弱，导致执法过程中的无所适从；保护农民村级民主权利的法律欠缺，过错追究机制有待健全；民事程序法主要侧重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村级民主权利不在其保护之内；我国刑法把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领导的民主权利纳入了刑法保护范围，但村级民主权利也不在保护之列等等。
第三、农村基层干部法律知识贫乏、法治意识差，缺乏依法行事的意识。当前，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权代法、以言压法，大大贬低了国家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法律在农村难以贯彻执行的后果，严重影响了农村法治建设的进程，增加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性。
三、造成当前农村法治现状的原因分析
第一、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文化对农村法治的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在广大的中国农村，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数千年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落后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思想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与法治所要求的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理念相违背。
第二、法律工作者的缺乏、法律知识宣传的乏力。延缓了农村法治。现在，律师稀缺的现象在大中城市已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在广大农村，因经济落后等方面的原因，律师依旧严重不足。在我国中西部落后地区，普遍来讲，2万人的乡(镇)，一般只有一、二个法律服务所，每个服务所五、六个人，农村法律工作者的稀缺由此可见一斑。在法制宣传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法律知识的传播，通常都靠当地村干部来进行，本来他们的法律知识就少，加上制度的不健全、宣传方式的单一，宣传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第三、农民的文化素质不高。改革开放后，农民受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时间也不断延长，但到2006年底，据有关部门的最新统计显示，我国15周岁以上的成人文盲人数还高达1亿人左右。并且，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受教育的水平直接影响着他们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与理解，影响着他们对法律诉求意识的形成，导致许多农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不是寻求诉诸法律，而是寻求非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因此，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提高农民法律素质的先决条件。
第四、法律诉讼的成奉过高，导致了农民对法律诉讼的畏惧。当前，农民打官司时遭遇的难题之一是诉讼成本的高昂，使广大农民难以承受。一桩案事，除了诉讼费收费标准比较高，还要支付律师代理费、交通费、信息费、生活费、材料费等等。除高昂的费用外，打官司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精力，也让农民不堪忍受。除经济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有些法律制度不完善、程序设置不合理、繁琐、时限长等引起的。以近年来民工讨薪为例。按法律程序，讨薪民工首先要经过劳
动部门的劳动仲裁委员会仲裁，这一环节时限为3个月；如果民工对仲裁结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期限为半年，二审又是半年，即使赢了官司，执行期限又是半年，所有程序进行完毕，共要21个月时间。如果农民工遇到的是工伤纠纷，程序更加繁琐。这期间需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官司打不赢，无异于雪上加霜。在现实社会中，法律诉讼的成本除经济、时间、精力外，还有人际关系的损失等无形的社会成本。在我国，农村村民居住环境的原因使他们的接触面较小且相对固定，通常发生的纠纷是在族内邻里之间，彼此天天相见，而且彼此间可能存在血缘关系。因此，村民之间产生纠纷时诉诸法律，会损害亲情关系，在权衡各种利益得失之后，村民就会选择成本小的非诉讼方式来解决问题，非到迫不得已不打官司。这样，就有可能使一些犯罪行为得不到惩罚，留下各种隐患。
第五、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是农村法治建设的经济障碍。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村的法治建设就会因缺乏必要经济基础的支持而受阻。首先是经济条件的落后，影响农村地区的普法工作i其次是农民群众忙于解决温饱，无暇顾及自己的政治权利、民主自由；再次，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并希望求助于法律时，他们也时常由于高额的费用望而却步。
四、加强我国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思考
第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转变农村传统观念。农民的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新农村的重要前提，只有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其法律素质的提高，法治建设才能有序推进。在农村，要畅通法律知识宣传渠道，以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提高农民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因此，加强法治宣传，提高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内化法律精神，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法治的宣传上，要采用多种多样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运用各种媒体、工具，使农民经常接受法律知识的教育。要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有重点地进行。在全国各地法治宣传上，有许多值得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商都县，为了让法制宣传教育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把农民实用的法律知识图文印刷在扑克牌上，并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使农民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学习和掌握了法律知识。
第二、加强法治队伍建设，完善机构。首先，要增加从事农村法律服务的人员，使人员的数量达到一个合理的比例，从根本上方便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国家要多录用法律专业人员到乡镇司法部门工作，增强农村法律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法律服务的质量。其次，在广大农村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和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所。只有加强了这些硬件建设，才能使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第三、完善农村法律体系。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的新农村，就要有法可依。因而，加强农村立法，就能为构建法治化的农村奠定法制基础。为此，国家有关立法部门应该加大农村立法的工作力度，立法时要站在农民的角度，使法律真正体现农民的声音和利益，使农民在法律上与市民具有平等的机会和待遇；尽快制定出一批与农民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修订原来已有法律中与现实不适应的部分，细化具体的实施条款，使农民的维权行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以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四、简化诉讼程序，制定诉讼费法，降低诉讼成本。只有确实降低诉讼成本，才能使农民更多地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降低诉讼成本的方法，一是针对法律中有些诉讼程序复杂、周期长的情况，适当作些简化，缩短周期，提高效率。二是在法律中专门设立简易程序。简易程序是专门为像农民工这样的特殊困难人群建立的，当条件符合时，就可启用这个程序，使农民体会到法律的人性化关怀。三是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现行的诉讼收费制度。诉讼费用的收取有法可依，就能杜绝乱收费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它的透明度。四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使更多弱势的贫困农民能得到法律的救助。当更多的农民不因费用问题而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法律的公平和效率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第五、规范执法，加强监督，保证司法公正。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执法与司法的公正，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执法独立，排除行政的或人际关系的干扰。执法机关在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直接受上级机关的指导，除正常的法定的监督程序外，不受同级的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的干预。二要使执法经费独立，在财政上使执法机关有步骤地和地方财政脱离，执法机关的经费直接由国家财政单列拨付，使执法机关摆脱地方财政的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消除非正当经济利益的诱惑，避免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三要完善执法办案制度。实行办事公开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和其他执法监督制度。四要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上确有遗漏和错误，必须实事求是，依法予以纠正。
第六、加快农村市场经济建设，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法治是经济的保障，经济是法治的基础。当前，我国农村经济落后，这是农村法治建设面临的根本障碍。中国农村要实现法治化，首要的和根本的途径在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虽然目前我国农村的土地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其经济模式具有典型的传统自然经济的特征，我国农村只有以市场经济代替这种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农村法治建设才能获得坚实的经济基础。农村市场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就会解决农村法治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比如，农村的很多违法犯罪活动都与经济不发达、农民贫困有关，有些人因为贫困去偷盗、抢劫；有些人因为贫困，过早失学。失学一方面造成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低，另一方面也由于文化素质低，在家务农或出外打工过程中法治化观念不强，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在调查中也发现，农村大多数犯罪行为都是由于文化教育程度低，法制观念不强导致的。因此，推进农村法治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广大农民早日脱贫致富，才能为农村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李余华 温远洪
依法治村民间规范法律论文 篇2：
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特点原则与方法
摘要：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相协调。主体特殊性、客体复杂性与方式互动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法治统一性、统筹兼顾性与有限干预性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静态性与动态性相结合及知识性与资源性相结合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农村；法律文化；基本特点；基本原则；基本方法
勿庸置疑，加强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文化支撑。随着农村的改革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不再是“熟人社会”甚或“半熟人社会”了，而是一个由阶层分化所形成的多元化秩序空间。农村法律文化的建设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建设、文化传统、现实矛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本文拟就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特点、原则和方法进行概括性的分析，旨在为构建新型农村秩序，实现农村法治化提供一种思维路径。
一、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法与文化是紧密关联的，法治的存续，不仅要靠制度建设，而且要靠一种新型的法律文化。这种文化使人们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该得到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建立不起尊崇法治的法律文化，法治就没有希望。因为，“没有落实到每个人的观念和行动中的尊重法治的法律文化的支持，任何法治都不可能横空独立。”因此，法治的建设、发展与进步是以文化为先导的。所谓农村法律文化。是建立在一定的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承继农村地域文化精髓，注融于农民的法律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之中，以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效益等价值要素为理念，以一定的法律原则、制度、机构、设施为载体。并以构建新型农村秩序与维护农民权益为宗旨的一种文化类型。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建设主体、建设客体及建设方式等方面。
其一，主体的特殊性。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就我国来说，法治的主体无疑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农村，就是广大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作为一个合格法律关系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这是成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必备条件。”然而，一直以来，国家或政府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唯一主体，法律的制定、颁布、实施都是国家的事，农民只要不违法，法与他们就没有多大的关联。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是法治建设中的“木偶”，主体地位被漠视，缺乏参与法治建设的热情与主动性。这也是造成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法律维权意识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农民这一如此广大的群体、农业这一如此关键的产业、农村这一如此重要的社区，如果任其游离于法治之外，则依法治国只能是空中楼阁。”虽然现在中国农村已经不是费孝通老先生所言的“乡土社会”，不是“熟人社会”，甚或“半熟人社会”了，但是农民受儒家文化和人治观念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对现代法治观念的接纳需要一个文化渗透的过程，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们还主要是依靠习惯、道德、宗教等规范，而不是国家法。因此，强化或塑造农民的法治观念、法治信仰与法律意识，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考虑主体的特殊性。
其二，客体的复杂性。法律只能因社会而存在，而不是社会因法律而存在。法律的生命在于它所植根的那个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传统。一个社会是否在规则的统治之下，是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的，法治的唯一源泉和真正基础只能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国家。其实，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等从来都是一个社会的秩序和制度的一部分，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此，并且是构成农村法治不可缺乏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社会的蜕变过程加剧，呈现出国家法治秩序与礼治秩序、德治秩序、人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司法实践证明，法院对民间习俗的宽容与合理汲取能够较好地改善基层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与社会效益。因为，“民俗习惯是在一定地域或特定人群范围内自发形成，为人们普遍认可和反复践行，具有一定社会强制力的行为规则。在中国这个乡土社会中，民俗习惯经过长期的时间积累和文化积淀，包含着合乎民意的情理，符合某个人群的共同意志，为人们所信守和遵行，它对社会交往和社会秩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如果不考虑通行的习惯惯例或地方习俗，法律就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我们应该始终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政府在推进国家法在农村的实施时，必须注意到国家法和民间习俗的互动与相容关系。民间习俗之所以能够得到农民的信任，在于它能包容很多道德原则和儒家教化的传统，比如对现行法律的道德评价，解决纠纷的自治方式，崇尚对正直诚实的人进行保护的价值理念等。这些奠定了民间习俗追求实质公正的历史传统，与当代人们对司法公正的追求目标相一致，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相契合。但是民间习俗的运用往往停留在非理性状态，依靠当事人的自觉遵守。缺乏司法终局观念，甚至有些是依靠迷信、宗法来解决问题的。不过尽管如此，农民依然相信民间习俗的力量，而轻视国家法的存在。“从文化上讲，违反大家感情和道德愿望的法律很难执行”，而“利用文化，汲取其力量的法律则可以极为有效”。农村习俗是先于国家法而存在的文化环境，如果国家法的制定完全脱离农村实际，不考虑农村的风俗习惯、道德传统等，那么法律即使设计得再完美，也不能铭刻在广大农民的心中，正如伯尔曼所说：“法律不被信仰，它将形同虚设。”“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基于此，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不仅仅体现为国家法在农村的运用，更主要的是国家法和民间习惯在农村的有效融合和发展，在保证农村社会稳定有序的同时，逐步形成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公共机制。
其三，方式的互动性。在社会发展的途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思维：一种是建构论。即“自上而下”的国家推进路径，主张以人的理性认识为基础，摧毁旧事物、旧秩序，构建新事物、新秩序，也就是破旧立新。另一种是进化论，即“自下而上”的民间演进路径，主张从旧事物、旧秩序中演化出新事物、新秩序，也就是推陈出新。但理论思维不能脱离事物发展的实际，“自上而下”的建构论必然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即通常所说的“排斥反应”，而“自下而上”的进化论常常缺少外在的催生力量，即通常所说的“滞后效应”。
因此。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建构论或进化论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应该是“白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只不过是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或时期有所侧重而已，这就是第三种路径：互动论，即国家推进路径与民间演进路径的有机整合。以避免“排斥反应”，防止“滞后效应”。建构论的法治观是依照西方法治理念建立“普适性”法律制度并试图侵蚀“地方性”法律知识，进化论的法治观是从法治民情基础的角度来培养法治的根基和土壤并有条件地接纳“普适性”法律制度，而互动论的法治观则是根据法治建设的实际需要及法治建设“客体”的客观情况有所侧重地使建构论与进化论相融合。
中国农村的法律文化建设必须注重农村的“法治生态环境”。一是要与农村的乡土秩序变化情况相适应。同样是乡土社会，但人与时空及人与人的关系正逐步向“后乡土社会”异变。二是要与农村的乡情多样性相适应。同样是农村，但经济、文化、习俗的基础与样态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后乡土社会下一系列乡土特征的变化，与之相应的乡土之上的礼治秩序也逐渐淡化，这为法治秩序的建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社会的责任，但是在承袭了数千年礼法秩序的中国乡土社会上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必然会面临可以预见的冲突和阻碍。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基础薄弱，法治资源不丰富，村民自治的制度不完善，农民的法治信仰阙如，民间习俗良莠不齐甚或存在浓厚的礼治文化色彩。当国家法和民间习俗脱离或者冲突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法在农村运行的合法性就可能遭到质疑。尤其是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下，农村法律文化的建设就更要重视国家法和民间习俗如何协调的问题。随着农村普法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冲击、国家法的强力推进，民间规则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异，它们有的融入到国家法体系之中，有的自动消失淘汰，有的则在顽强地生存和继续发挥作用。但是不管是国家法还是民间规则，它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实现农民的权利和自由。这就是说，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并不是单靠国家权力的推动就能实现的，也不是仅仅依靠道德感情、风俗习惯就能解决的，必须遵循进化论与建构论相结合的互动论法治观路径。
二、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方面，不可能仅就法律文化而谈法治，因为法律文化深深植根于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之中，也不可仅就农村法治而谈法治，因为农村法治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也必须与农村城镇化、经济市场化、农民阶层化等现实情况相适应。因此，加强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既要考虑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又要兼顾农村法治的特殊性，国家在坚持以农民为本的基础上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其一，法治统一原则。“无论是善法之治或恶法之治，也不管是简法之治或繁法之治，凡欲使法律发挥制度效应。法治的统一性就是必须的。”@法治统一，不仅要求成文法之间的相互一致，而且立法、执法和司法也要相互协调。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必须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及时把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新成果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努力实现农村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又要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完善基层司法制度。
首先，农村立法工作总的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一目标要求，我国农村立法的任务还是十分繁重的，立法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确立以《农业法》为龙头的立法理念，注重农业法律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同时必须体现农村地方特色，逐步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有效的支持体系、保障体系、调控体系和服务体系，使农村各个领域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促进和保障农业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
其次，依法行政，加大农村行政执法力度，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西塞罗指出：“执政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而法律乃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如果基层执法者没有深入领会法律精神，有意坑农、伤农，习惯于扮演“官老爷”的角色，那么法律培养起来的情感对农民来说只能是恐惧和敬而远之。“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因此，农村执法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农民的情感是最需要尊重的，特别是当农民的利益被损害时，法律应该为农民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为此，需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立起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体制，以保证农村执法工作的顺利实施：要把强化依法行政作为各级领导的神圣责任，各级政府及其农业、林业、水利、计划、财政、气象等主管部门要严格依法办事，建立健全执法责任制；要强化执法检查，加大执法监督，对于侵害农民权益的事件加大打击力度，追究法律责任。
再次，完善基层司法制度，树立司法权威，是加强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关键。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的正义唯有通过诉讼程序的正义才能真正实现，而程序公正是法律公正的根本保障。”着眼于广大农民权益极易遭受损害的现实状况，基层司法机关必须塑造成为解决农民纠纷的“正义制造工厂”，这也是国家法在农村获得普遍生命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做到：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乡镇法律服务所，特别是建立律师事务所；农村法律服务的内容应该从片面向综合转变，质量由低向高转变，功能从残缺向完善转变：强化乡镇司法助理员的调解作用；完善农村司法机构。全面提高法官队伍的政治和法律素质，保证法院独立审理案件；搞好法律援助工作，为确实贫困的农民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其二，统筹兼顾原则。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也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法，就是要全面地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和各方面利益关系，使之能达到相对平衡。就农村的法律文化建设而言，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因为“法律只是一种具有实在效力的可能性而起到特定保障作用的‘秩序制度’”，法律效能的发挥需要相应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农村才能有序稳定地发展，农民的权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护。
首先，必须积极推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培育农村法治基因。法治社会与法治秩序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市场的充分发育。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遇到的法治阻滞因素，有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原因，但至关重要的就是经济的落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依然处于较低水平，农民在市场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新农村建设持续、稳步的开展和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加快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财产权
制度，培育农民的市场主体权利意识。只有建立起国家宏观控制下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村市场，我国农村经济才会不断发展，农民才会不断走向富裕，才能为农村法律文化的建设、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必须努力完善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农村的民主化建设是法律文化建设的基础与前提，没有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文化，而农村的民主化建设是以农民的政治参与为实质内容的，因此，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实际参与程度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显著标志，是衡量农村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及党的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加强，政治参与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随着普法工作的日益深入，农民知法、用法、守法意识的增强等以及农村基层民主的加强使得依法、有序的参与成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主流和主要形式。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农民参与机制与渠道的不畅达，以及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和基层干部人员的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造成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无序与非法等非常态行为，例如抵制性参与，出现了暴力冲突等。”因此，努力完善农村治理的民主化，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包括参与的主动性、自觉性、高指向性等等，引导农民进行有序性的制度化参与，是推进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根本性问题。
再次，必须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城镇化建设应该从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需要为宗旨。但是，城镇化的进程使农村的土地逐渐减少，土地对农民的生活保障作用不断弱化。因此，建立城镇化进程中对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显得尤为迫切。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保障体系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农民的社会保障处于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这就导致农民的权益无法通过国家予以保障，农民对国家产生了失望，对法律产生了疑惑，这非常不利于国家法在农村的普及。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全面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可喜的是，目前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以此扩大社会保障面，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是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三，有限干预原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农村法治化主要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模式，它强调在农村市场经济羽翼未丰、民主化进程有待推进、农民自治能力较为欠缺的情况下，在不排斥社会对法治的推动力的前提下，政府在某些领域运用一定的强制力规制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法治建设。在中国现阶段，没有政府主导，仅仅依靠社会规范和民间力量来推进，将会延宕农村的法治化进程，同时还很可能因各种矛盾冲突使法治化过程耗费过多社会资源。这是中国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现实选择，也使国家主导或政府干预在这种场景下拥有更大的空间，这也是国家法需要在农村普及的理由。是国家权力试图在乡土社会中创立权威并使之得以真正实现的战略性选择。但是，国家主导或政府干预法律不能超出法律规定的边界，不能用行政权力干涉村民的自治权，不能把乡镇对村的“指导关系”回归为“领导关系”。在农村的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国家对农村的干预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权力影响及过度侵蚀。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宪政制度的创新与民主政治的进步。村民自治，就是指农村村民以一定的居住区域(一般是指自然村)为单位，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组织自治机构，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而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目的的基层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的性质应当是一种特定的“基层自治”，是中国式自治制度的一种形式，并非一种“地方自治”。基层自治与地方自治的本质区别是权利之治与权力之治的区别。基层自治的特殊性是自治主体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充分实现自己的权利，是在国家权力之外法律之下的权利自治，它既不同于国家主权之下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不同于同一社会制度下国家权力有限让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地方自治的本质或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中央权力向地方的让渡。因此，村民自治的核心应该是村民享有自主权，农民是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者，何种自治方式最为适合自己，只有农民自己知道。实践证明，实行村民自治，有利于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但是，从目前的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中我们却发现。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缺陷。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仍然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待村民自治组织，不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一些村委会软弱、涣散，村民“一事一议”制度难以落实，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问题突出，导致农村公益事业难以发展；对于一些涉及全村利益的事件。由村委会自行决定，而不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等等。这些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限制了农民的自治权，因此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用法律作后盾，真正实现农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村民自治来源于社会的认可，同时得到国家法的保障，而国家权力不应当过度干涉村民自治，而是应当保护和支持农民行使自治权利以及自治的相对独立性。在农村这样一个“后乡土社会”里，民间习俗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许多小事，只有在争端激烈或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才诉诸国家法。因此，在处理乡镇基层政权与农村治理方式的关系上，应当把握好一个“度”字，即“有限干预”。
三、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
正是因为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所以我们只有在全面理解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才能找到适宜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预期目标。
其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地理和文化差异颇大的大国，而不同地区的中国农村差异更大。虽然新农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封闭性和血缘性特征，各地农村经济也有所发展，但毕竟各地发展不平衡，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有的地区已经进入小康，而有的地区发展还相当落后。这就需要我们对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的差异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因此新农村法律文化的建设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要强调一致性也要考虑多元性。否则，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农村的多元化状态，难以理解中国农村复杂的非均衡状况，更难以理解法律文化建设为何在农村屡屡受阻。自建国以来，国家在农
村、农业、农民问题上的立法并不少，已制定和颁布了20多部农业法律、50多部农业行政法规、400多部部门规章，地方人大和政府还制定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的农业法律体系框架。但是，有些法律的制定完全脱离了当地农村的实际，广大农民宁可相信当地风俗习惯也不愿意相信法律，宁可私了也不愿公了。这也就使国家法在理论上行得通，可在农村运行过程中却处境艰难。所以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必须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广纳民意，倾听农民的声音，充分发挥人的作用，让冰冷的法律活起来。“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运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因此，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既要考虑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及与之相适应的法治进步的不平衡性，又要考虑国家普适性法律知识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做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渐进发展。
其二，静态性和动态性相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稳步前进，很多具体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的法律法规，比如《土地管理法》、《村委会组织法》等等也需要与时俱进。如果这些法律修改不及时，或者只是基于个别法律而片面地修改内容，那就很容易造成法律间的冲突，最终只能侵害农民的权利。而如果有了法律原则的指导，尤其是在《农业法》中具体规定法律原则，那么其他涉农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也都会以此为依据制定具体而详细的制度，确保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有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正如博登海默所讲：“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是这样一些法律制度，它们的特征是将僵硬性与灵活性予以某种具体的、合理的结合。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将稳固连续性的效能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具有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而司法人员也可以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依据完善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纠纷予以处理。当然，我国农村改革本来就是在不断突破原有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原有的法律不断地在现实中更具有生命力的做法的冲击下不断修改和更正，所以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的原则和制度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党和国家采取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对农民的权益保护非常有力时，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政策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用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固定。
其三，知识性和资源性相结合。所谓“知识”是指法治知识，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普适性法律知识，又包括民间层面的地方性法律知识。所谓“资源”是指法律人力资源，包括普法教育、法律服务、基层司法、大学生村官等法律方面的人才。长期以来。在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方面，理论界热衷于研究“送法下乡”及关注法律知识如何融合等问题，而实务界也更多地埋怨农村的法律知识贫乏及农民的法律意识淡薄等。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很难吸引高水平的法官或者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很难把有关法治的新观念新思维带到农村，致使农村法律文化建设非常滞后，农民对法律也非常漠视，错判错罚现象时常出现，农民不愿意相信法律，而可能求助更直接、简单而效果明显的方式，比如上访、暴力反抗等等。所以我们在开展新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时，不仅需要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综合展开；不仅需要法律知识的教育、宣传与应用，更需要法律人才的不断补充。从一定意义上说，“送人下乡”比“送法下乡”更重要。只有这样，农民才会在行动上支持法律。在内心信任法律，农村法律文化建设才能取得实效。
作者：刘同君 钱宇春
依法治村民间规范法律论文 篇3：
村民自治的软法之治辨析
摘 要：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实践着软硬兼施混合法结构治理模式的公域之治。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软法在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功能和所承担的制度职能要远超硬法，其实际效果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功能的发挥。重新梳理村民自治中软法和硬法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保障广大农民群众广泛和直接参与软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保证国家和社会对软法创制和实施过程进行全面和有效的法治监督，进而实现农村地区的公共治理法治化。
关键词：软法；软法之治；硬法；村民自治；村规民约
导论
“软法”一词产生于近年来的国际法研究中。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兴起了一种以目标为导向、进程灵活的政策制定方式：开放协调机制（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简称OMC）[1]。该机制在欧洲一体化重大问题上一改以往的超国家立法决策倾向，转而由政府间协调合作形式为主。在这一机制中，欧盟领导者只制定最低的基准性要求，允许并鼓励各欧盟成员国在此基础上进行开放性协商，鼓励各种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最终促成各个国家在本国制度框架内形成并发展适合自己国情又能实现既定基准性要求的方案。开放协调机制的治理手段如决议、基准、评估报告等对各成员国都不具有外部强制力和执行力，整个机制更多地通过协商、协议、建议的方式来推行相关政策。许多西方学者将这些手段称为软法机制，将从中产生的不具强制力（其实是外部强制力，或者说强制执行力）的文件称为软法（soft law）[2]。
开放协调机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使其得到迅速推广，并开始涉及一些敏感领域和核心地带的政策调整[2]。西方法学家也对这一非国家中心主义的、多元化的、不依靠国家强制力的规范机制充满了兴趣，掀了一股研究软法的热潮。与此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对国内的公法领域长期存在的“软法”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带动了国内公法领域的软法研究的不断升温。
在我国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法治化进程中，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软法之治，当属村民自治制度。他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上，吸收和开发乡土法律资源的伟大试验。笔者认为，村民自治制度是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上实行软法之治的先行者，是一个以软法为主，硬法为辅，强调社会力量和集体力量参与公域治理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以软法的视角，分析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典型的软法之治当前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困境，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了解软法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状况和发展瓶颈的症结所在，同时也从另一个崭新的法律视角，重新审视基层民主制度法治化进程中遇到的法治困境，从而为我们解决相关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村民自治是软法之治
村民自治制度是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法定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1982年宪法将这一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纳入国家法治化进程中，是党和政府基于对自身原有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进行的深刻反思。
改革的领导者们对于改革开放前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疯狂，除了反思工作路线的错误外，还警惕地看到国家机器的强大执行力对于错误目标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这一强大的执行力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器越过了应有的管理“疆界”，扰乱并扭曲了社会生活，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国家机器从公共事务管理者转变成社会事务的“全能管理者”。另一方面，国家机器承担了原来不应当由其承担的管理职责，其庞大的工作量和专业的事务足以将国家机器活活拖垮。邓小平同志曾经形象地对国家机器的症结总结道：“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3]
基于上述反思，我们党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树立了国家“有限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政治理念，并确定了一个国家机构改革的目标：重新划定国家机器的“活动疆域”，既要把公共管理事务中属于国家要管理的事务加以明确，同时也要厘清禁止国家力量进入的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用其他的力量进行公共事务的管理。
综观我国的各项民主政治度，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村民自治制度是这一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以软法的视角观察村民自治，不难看出村民自治是软硬兼施混合法结构治理。为证明这一观点，笔者从村民自治法治的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以证明我们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通过“硬法“设计的，专门让“软法”发挥功能的民主政治制度，村民自治是软法之治。
二、村民自治中软法的静态观察
在涉及村民自治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中，按照效力等级划分，可以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村规民约。
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中，效力等级最高的是宪法条文。我国宪法第110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该规定有三层法律含义。第一，根据本条规定，国家的基层政权止于乡级，法律明确划定了村级公共事务管理不是国家机器的“活动疆域”；第二，该规定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定义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将其排除在国家机关之外，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机关，既没有国家机关拥有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国家机器应负的法律责任；第三，明确了我国农村地区得到国家认可的基层民主政治形式为村民委员会制度，其他形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应当以村民委员会制度为基础，否则将不被视为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宪法之下的法律，他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职能、机构设置，选举办法等基本制度进行了法律规范。该法律以硬法的形式对村民委员会的许多制度制定了法律规范，同时也为村规民约的“软法”功能发挥留下了制度空间。例如第3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该规定为各地村民委员会的形式差异留下了制度空间，从而保障了“软法“创制过程中所需要的开放性协商和组织的特殊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规定是村民委员会制定“软法”的核心条文：“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根据该条文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在不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不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前提下，将获得国家认可，可以对村里的公共事务进行具有法律效果的管理和规范。这是关于村民自治中的村规民约称为“软法”的重要法律条文，通过该条文的解读，我们可以认为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村规民约具有法的效力，“软法亦法”。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效力等级在法律之下的规范性文件。行政法规对村民自治的大量具体操作问题作了细致规定，这些规定是对法律的有益补充，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例如关于村民委员会印章的使用规定等[4]。地方性法规则对本地区的村民自治作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规定，目前，各地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规范本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
行政规章是指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政府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规章也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民政部关于村民自治的规章、县、乡镇《×市村委会换届选举办法》、《×市村民代表会议规则》、《×县村议规范化管理试行规定》、《×县市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实施办法）》等等。
我国农村地区的各个村民委员会根据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制定了大量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主体为村民委员会，在制定程序、形式、效力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都表现出“软法”特有的非国家中心主义特征：村民委员会自身并不像国家机关那样组织严密，在组织制度上比较灵活，且各个村民委员会之间地位平等，没有层级划分；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时主要通过村民会议协商达成一致，进而形成村务管理规则，没有硬法制定的严格程序；村规民约形式比较灵活，不同于硬法的固定形式；在效力上，村民自治中的软法没有硬法高，村规民约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冲突，等等。
比较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村规民约这六种涉及村民自治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是国家机关，其制定程序严格，形式固定，效力等级森严，适用范围主要是国家所管理的公共领域，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是典型的“硬法“；而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则是典型的“软法”。从静态角度综观整个村民自治制度，既有硬法，也有软法；“软法”效力在“硬法”之下；软法和硬法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边界明确；软法和硬法结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整个村民自治制度才能法治化。
三、村民自治中的软法动态观察
（一）动态中的软法与硬法主次关系
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真正承担起农村地区的公共管理事务的组织，并非国家机关，而是村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村民自治制度法治的主要构建者，其目的是为农村地区公共事务管理搭建法治平台，既保障整个村民自治制度的合法性，又使其受到相应的法律监督，满足了制度“软法亦法”的内在需求，而并不直接插手公共事务的具体管理。
村民委员会在管理农村公共事务时遵循的规范性文件，首先是村规民约，只有村规民约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才由国家机关命令并监督其改正。这一规则具体体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规定。这一规则也说明，村民委员会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适用法律时，以软法为主，以硬法为辅。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会在重大事项或者某个具体事项上对村民委员会提出法治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转换形式，成为村规民约中的具体规定。在某些地方不存在该事项时，那么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须适用。
从动态的角度观察村民自治，可以发现，国家的力量不再体现为我们在其他地方所常见的国家机关，以硬法的形态被世人所知；而是以一种非国家机关形式的物质载体，以独特的行为规则重塑；这些独特的行为规则，是国家力量所认可的行为规则——只有这些行为规则与上位规则冲突时，才失去国家的认可。在村规民约的实施活动中，村规民约既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也体现了村民的意志，其制定和实施主要依靠村民这一社会力量的参与，依靠村民这一社会基础提供维持自身运行所需的各种资源，而非依靠国家力量。因此，笔者认为，村民自治中的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主要方式和手段，村民自治是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自治。
（二）主次关系的恒定性
在村民自治中，软法和硬法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恒定的。在动态的关系中，这一恒定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双方共存关系恒定，即使在互动过程中，有一方十分强大，但绝对不会强大到消灭或者取代另一方；二是双方主次关系恒定，即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关系恒定。这一恒定的主次关系是村民自治法律制度设计的动态表现，当前的村民自治中软法与硬法关系紊乱现象突出，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主次关系被扭曲，但这并非正常现象，随着村民自治制度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入，软法与硬法的关系必然会正常化。
村规民约作为软法，其在村民自治中属于村民委员会首先要履行的职责，其内容不得超越硬法，否则将会失去其法律上的正当性，从而失去国家认可的法律效力；而硬法在村民自治中发挥着对软法的监督功能，是软法能够获得乡土社会力量支持，并使这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管理事务行为合法化的前提条件。无论硬法的法律效力要如何高于软法，硬法始终要留下软法发挥功能所需的制度空间，不可能完全替代软法，从监督者变为执行者，以国家力量代替软法所容纳的社会力量。因此，硬法与软法的互动关系在村民自治中表现为“一主一辅”，软法为主，以硬法为辅。
四、村民自治是软硬兼施混合法结构治理
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观察，不难看出，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是由软法与硬法共同作用，各有分工的法治化基层民主政治制度，软法和硬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农村地区公共事务的民主管理和法治管理，在这一管理制度中，既有国家力量的支持，也有来自乡土的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了软硬兼施混合法治理结构。
在以村民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村民自治制度中，建立和维护村规民约在农村公共管理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明确和规范地方政府依照法律法规进行法律监督的辅助职能，形成国家政权与群众基层自治组织之间“软法为主，硬法为辅”的良性互动关系，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目前村民自治走出困境的前进方向。要达到这个目标，既需要进一步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也需要政府转变管理观念，为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的“成长”提供足够的制度空间和时间。尽管目前的村民自治制度不尽如人意，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尊重社会自主性、正确看待社会多样性的社会主义人权观念，村民自治制度一定能够逐渐成长为深深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充分实现基层群众民主政治意愿的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
[1]Orly Lobel. The Renew Deal： The fall of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of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Legal Thoughts，89 Mi-
nnesota Law Review，342，386.
[2]罗豪才，主编.软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7.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
[4]国务院关于村民委员会印章制发使用和管理工作意见，国办发[2001]52号[Z].
（责任编辑：范秀利）
作者：李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