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转让会计学论文

通过资产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单一结构的国有企业逐步转入规范的公司制，从而使企业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融合。国家为此制定了通行的原则，特别强调改革中要妥善安置原有职工，保持社会稳定，改善经营机制，使企业适应市场机制，焕发青春活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一元转让会计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元转让会计学论文 篇1：

盈利质量分析

【摘要】笔者认为，盈利质量既要反映会计收益和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又要在利润结构、收入来源方式、经营现金支撑度、资产夯实程度以及财务行为上有合理的体现。笔者通过分析提出了优化盈利质量的对策。

一、盈利质量分析的重要性

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损益表逐渐成为财务报表体系的核心，投资者将有关收益的财务指标视为最重要的指标。正如William H Beaver（1999）所说，没有其他任何数字能够像每股净利（EPS）那样吸引投资者阶层的注意力。然而，由于传统会计的局限性，收益指标对投资者决策的相关性在知识经济时代正在逐步下降。美国学者Chatfield（1977）曾经指出，在过去的200年间，会计学的企业收益概念和经济学的企业收益概念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为了缩小会计学收益和经济学收益计量上的差别，学术界做了很多努力，不少成果也被会计准则制定者所采纳，比如，调整资产的确认标准、计提八项准备等。近年来，受到金融危机考验后的企业开始重视现金流量信息，我国财政部在1998年出台了《现金流量表》会计准则并于2001年和2006年进行了修订，但是投资者孤立地分析盈利能力信息和现金流量信息还广泛存在，财务报表末行（bottom-line）情节还十分严重。笔者认为，财务报表指标体系是相互关联的，在盈利分析时应把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传统财务分析注重一些数量指标，而忽视对这些指标背后所包含的质量。比如，两个企业占用的资产相等，利润总额相等但结构不一样，其中一个依靠主营业务获得了利润，另一个依靠线下项目（如营业外收入）实现了利润。在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下，有关盈利指标计算时是忽略这种差异的。显然，后者的盈利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比较差。这里，我们实际上考虑了盈利的“质量”因素。盈利质量（或称为收益质量、利润质量等）是什么？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首都经贸大学张新民教授认为，“利润质量是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以及利润结果的质量”；江西财经大学余新培认为，“收益质量是指报表被认为合格产品的情况下，损益表损益数额能由报表使用者直接使用的程度或放心使用的程度”；广州商学院艾健明认为，“收益质量是指在谨慎的、一致的财务基础上，一家持续经营企业在某一时期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这些观点不够全面。

二、盈利质量分析的角度

如何分析盈利质量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着手：

（一）利润结构方面

笔者认为，不同的结构反映不同的经济实质，从而决定企业的运行质量。企业的利润应该来源于其主营业务所创造的利润。企业的主营业务反映企业的核心能力，其所创造的利润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特征。而非主营业务虽然也可为企业带来利润，但往往是一次性的，具有偶发性特征，不是企业的依赖力量。比如，企业损益表中来自于政府补贴收入、变卖固定资产、转让无形资产等等收入在本期有，下期极可能就没有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上市公司在提供每股净利指标的同时要求提供剔除非经常性收益后的每股净利，这表明证券监管部门和投资者已经十分关注财务结构、财务质量及其股价相关性问题。经验数据表明，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全部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应该在70%以上，盈利质量较佳。而那些做假账的企业往往利用非主营业务收益来调节利润。如：上市公司琼民源1996年利润比1995年增加1000多倍，但其中97%的利润来自“其他业务利润”和“营业外收入，达5.42亿，系转让给北京民源大厦的部分开发权和经营权”。

（二）收入来源方式

企业的利润应该来自市场，企业所形成的资产其价值应该与市场价格接近，否则产生的会计信息必然会误导报表用户。如果企业的利润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收入、与关联方大量的关联交易、大股东捐赠资产减免资产使用费等形成的利润显然质量不高，这种“利润”不是企业创造的，而是“算计”出来的。ST上市公司中有不少是通过“算计”方式实现第三年成功“扭亏”，这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高度关注。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投资者“功能锁定”现象严重，尚不能区分不同的利润形成方式的质量差异，监管部门应该出台政策杜绝“算计”利润现象。

就资产价值与市场的关系而言，资产负债表上所反映的资产价值应近似于市场价格。如果资产账面价值远高于市场公允价格，则表明资产价值中存在大量“水分”，利润也会虚计，应加以“挤干”。而在我国，不少上市公司利用稳健原则来肆意调节资产和利润，在需要产生盈利的时候虚计资产价值抬高利润水平，导致资产质量和盈利质量信息严重失真；而在需要“扭亏”的前一年“洗大澡”，滥用稳健原则。上述的琼民源5个多亿的收入是来自于北京民源这一关联企业，不能不使人怀疑是否有“兄弟帮忙”成分在其中。

（三）经营现金支撑度方面

《企业会计制度》颁布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资产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资产不仅体现为一种静止的经济资源，而且应该是动态的，能够在未来给企业带来利润和现金流入量。如果企业的资产在未来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和现金流入量，应该作为当期费用处理，而不应继续作为一项资产核算。可见，资产与费用的界限体现在它们未来与现金流入形成的关系。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现金流量表，对利润与现金的内在联系更为关心。企业在实现利润的同时，通过市场获取了相当或较为接近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对企业的经营者和所有者而言这种利润是可靠的，是值得信赖的。

为了反映企业盈利是否有足够的经营现金支撑，人们设置了如下财务指标：

盈利经营现金保障倍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利润

或=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每股净利

公式中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数据源于现金流量表；而净利润是按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数据源于损益表。该财务指标能够很好地将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结合起来，弥补了损益表的局限性，直接反映企业盈利的质量，说明公司每一元净利润中有多少实际收到了现金。所以，它能反映会计收益和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其值越大，企业的盈利质量越好，反之，则盈利质量差。若大于1，企业的盈利质量好，损益表中的全部利润实现，可转化为相应的现金资产。若值介于0.7和1之间，则盈利质量比较高。若值界于0.3和0.7之间，企业的盈利质量一般。若值介于0和0.3之间，则其质量差。若值小于0，则表明企业可能为虚盈实亏的状况，公司的利润只是“账面富贵”。

众所周知的上市公司银广厦，1998年的每股收益为0.405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5.35%；1999年其净利为1.27亿，每股收益为0.51元，净资产收益率为13.56%；2000年其净利上升到4.18亿元，每股收益也猛增至0.827元，净资产收益率也增加至34.56%。单从这些数据分析，用传统的财务分析方法判断，大都会认为该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业绩优秀、收益好、值得投资，当时也确有不少的投资者被银广厦的这些表面现象所迷惑，纷纷投资于银广厦。但是只要我们从盈利经营现金保障倍数值来进行分析，就会看出其盈利质量的本来面目。根据计算，银广厦1998、1999、2000连续三年的盈利经营现金保障倍数值分别为-23.3%、

-4.4%、29.72%，从它后来的东窗事发，正好印证了这一指标对于分析上市公司盈利质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指标突破了传统的分析方法，将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巧妙地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盈利质量分析的准确性。

（四）资产的夯实程度

笔者认为，资产是利润的物质基础。利润的真实性会在财务状况上得到体现，虚假的利润往往会伴随有虚假的资产或资产作价过高存在。一般来说，会集中体现在：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数额庞大，账龄过长，客户集中，信用或财务状况不佳；存货占用大量资金而且“年龄”过大；应该进入当期费用的支出被转移到“长期待摊费用”之中。比如：银广厦2000年净利润高达4.18亿元，但其应收账款高达5.44亿元，比上年增加2.64亿元，主要债务人竟然是德国一个注册资本只有10万马克的“迷你”公司，让人难以相信是否存在这种“资产”（后来的事实证明该公司虚构出口销售收入和应收账款）；而且银广厦还有1.65亿元的预付账款，债务人也是德国一家公司，即使这一资产是真实的，也难保不发生意外。

（五）财务行为方面

根据优序融资理论（Pecking-Order Theory），一个企业如果需要上新项目，首先应该使用留存收益融资；其次是举债，在耗尽举债能力之后才无奈进行发行新股融资。从财务行为来讲，真正赚了钱的企业在财务上是不同于那些名义上赚了钱的企业，比如：前者会保持较高的分红率，而后者经常找“借口”不分红或进行“不掏钱”的分红；前者会维持或适当提高负债率，后者往往会降低负债水平；前者喜欢回购股票，后者喜欢发行股票，表现出对股权融资的“饥渴”。银广厦从1994年6月17日上市后每隔1年就配股。1994年10配3，每股4.3元；1996年10配1.648股，每股8.28元；1998年10配3，每股9.6元；2000年10配1.5，每股20-30元。配股价越来越高，但公司2000年以前虽然每年EPS都在0.22元以上，但从未分红，而累计每股送红股及转增达2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投资者是无法验证该公司的盈利质量的（股票股利、转增股票、股票分割等只是一种财务幻觉，在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基本上不受“欢迎”）。又如上述琼民源，当年公司利润增长1000多倍的时候，公司的高层将其持有的所有股票全部变现，不看好未来前景。这种反常财务行为表明，处于信息源的公司高层是非常清楚盈利质量的。

三、优化企业盈利质量的对策研究

（一）我国上市公司要注重提高自身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不要过多依赖外部环境（如政府背景、行业垄断、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中国经济增长），要切实改进经营与管理水平，不断强化核心竞争力，注重控制赊销风险，增加无形资产投资，提高主营业务利润水平，保持利润持续性和稳定性，为实在地回报投资者创造条件。上市公司在进行多元化经营时，要注意熟悉其他行业的行规、规模经济要求和相关管理人员培养，切忌盲目乐观、分散财务资源、弱化公司核心能力等问题。

（二）树立会计诚信观念，正确处理股东之间的关系，努力在开拓市场上下功夫，要靠实在的盈利来回报投资者，注重可持续发展和资本市场上的融资信誉，抛弃“算计”利润做法。

（三）注重经营现金流的支撑。经营现金流是企业持续经营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基础。在经营现金流出方面，要注意节约，尽量推迟现金流出时间，严格按预算来控制，合理避税；在经营现金流入方面，要加速现金流入，大宗现金流入要安排专人负责，设计合理现金折扣制度加速货款回笼，设计激励制度促使过期陈账回收。

（四）夯实资产。在存货方面，合理利用价值链，防止在存货上大量占用资金；在应收账款方面，注意进行信用调查和评估，控制赊销风险；在委托理财、有价证券投资和预付账款方面，一定要把风险控制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谨慎为先；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要进行可行性分析，合理规划，防止盲目投资；在无形资产投资方面，要充分评估其价值先进性和未来对公司利润的贡献能力，防止购买落后的技术。

（五）端正财务行为。企业要把回报股东当成财务目标而不是一种手段，杜绝“圈钱”现象。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发挥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股东会的作用，优化决策过程，确保决策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企业的信息披露和传递制度，及时发现企业经营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建设，大力培育理性机构投资者，降低市场投机成份，使市场产生内在制衡力量，使财务守信者能从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不断进行再融资，为上市公司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益创造条件。

作者：何　华　干胜道

一元转让会计学论文 篇2：

企业定价、买断工龄与国企重组

通过资产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单一结构的国有企业逐步转入规范的公司制，从而使企业主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融合。国家为此制定了通行的原则，特别强调改革中要妥善安置原有职工，保持社会稳定，改善经营机制，使企业适应市场机制，焕发青春活力。然而在实际改革重组过程中效果却并不明显，普遍在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债权人、投资者(介入方以下同)之间的利益问题上有失公允。

重组企业和买断工龄的定价是国企重组成功的关键

国企进行资产重组的方式众多，但无论采取那种方式进行资产重组，其核心问题在于投资者取得资产付出价值的多少以及其价值如何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由于在国企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国家、企业职工个人、债权人进行利益分配的方式及地位不同，企业利益分配中积累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和职工个人，而国家在企业利益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采用税收强制性进行分配，所以国企进行资产重组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妥善安置企业职工，保持社会稳定。处理不好就会造成诸多不良后果，如改制后失业率显著上升，离婚率明显升高，单亲家庭又会引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要妥善安置国有企业职工，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处理好两个中心问题：1．国企重组如何定价。2．“买断工龄”价格如何确定。

从实际操作意义上来说“买断工龄”成为解决国企职工安置的专有名词，是职工对企业在改制中解除劳动者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一个通俗说法。正确的表述应是，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至于按什么样的工资标准支付经济补偿金，国家是这样规定的，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个二个月的平均工资。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平均工资的，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标准支付。但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1983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企业职工还是不能解雇的，1983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合同制职工，在合同到期以前也还是不能解雇的。显然，各级政府付出解雇时的“经济补偿金”等各种“买断工龄”的费用，目的是换取解雇现有国有企业员工的权力。从法理上说，“买断工龄”的费用属于一种赎买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权的赎金，很显然，这种操控方式具有隐形违法性。

国有企业改制方式不同，“买断工龄”资金来源也不尽相同，但取得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一方付出的价值，可以作为“买断工龄”资金来源，实际“买断工龄”价格视其高低在一定范围内变化(往往通过与改制企业职工代表谈判确定)。

国企重组价值往往被低估。国企在进行资产重组的过程中企业价值往往被低估，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属于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体现出该商品的真正市场价值。目前国有企业帐面负债平均达到其资产的70－80％，欠员工的隐性债务平均也占其资产的20％。在这种情况下按真正的净资产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就意味着平均来说应当以零价格向购买者白送公有企业所有权，至多也只收相当于其总资产10％的售价!这样一来，“花一元钱买下10元钱的国有资产”就成了全国企业“改制”的平均情况。据有关方面最保守的统计数字，我国国有资产每年流失约400亿元，有可能不少于1500亿元。致使少数人“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造成了社会财富的不均衡聚结，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广大国企职工恶梦醒来睁眼一看，自己已从“国家主人”沦为了弱势群体，赖以生存的生产设备已被大小寡头们瓜分罄尽，要想活命，打工而已。这种“以小买大”的“产权交易”就造成了典型的“负赢不负亏”，这也是国内众多资产经营公司应运而生的原因。

“公有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与其它任何企业所有权的出售一样，其中的最大问题是一个企业的所有权究竟有多大价值。照通行的看法，在现在“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下，任何企业的所有权的价值就应当是该企业的资本的价值。就企业会计的帐面看，一个企业的资本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企业帐面上的总资产与负债的差额。但是，正统经济学的常识是，帐面的资产本身并不就是一个企业实际资产的正确度量，企业资产的实际度量只能是其全部未来利润的资本化。而这样的正确度量在实践中很难做到，更难有一致公认的衡量方中”。(引用左大培论当前在企业改制方面急需采取的措施)

在为了快速实现国企重组目标时，由地方政府采用的“定向选择”、指定买家或“拉郎配”等，实质上增加了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垄断的程度，由于存在交易或交易信息批露不充分、不对称的问题，导致在与投资方确定企业价值时处于被动局面，重组企业价值与价格相背离。

企业价值的确定。在自由交易的情形下，商议重组价格无疑是交易双方的权利。是否需要请第三方提供一个参考价格，现行强制性资产评估提供的参考价格是否合理以及是否采纳第三方提供的参考价格，完全应由交易双方自主决定。对交易当事人而言，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们定价，他们也不会允许第三方插手定价过程；因为，第三方不承担该笔交易的风险。为实现重组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国有资产价值升高或降低与公共利益的增加与流失并非同方向发展。有时国有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实升高了，但由此也造成了私人购买者的资产经营收益的增加和公众利益的减少，有时国有资产的转让价格确实被压低了，但私人购买者的资产经营收益也被人为压低了，公众利益却增加了(消费支出减少)。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从综合考虑社会效应、提高改制后职工提高就业率的前提来说，企业价值并不是决定重组价格的唯一标准。

公平竞争，是国企重组价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如何实现重组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从而真正保护国家、企业职工、债权人利益呢，答案是公平，只有通过公平、自由的竞争，才能实现重组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只有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才能为重组中的国有企业选择到最佳的合作伙伴。

在市场经济模型下，企业用工制度采用市场价格来进行调节，用工企业与劳务提供者实行双向选择，总体水平因存在交流而期于均衡，在国企，应该说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之前，企业职工提供劳务与取得收入是不对称的，例如，某国有企业在建厂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职工采取固定工资38．03元，某国有企业在1994年一次性调整工资后10年之内没有变动。所以，在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进行国有资产重组，有关各方对原国有企业职工存在着现时的义务。如果这种原国有企业

职工的利益不能实现或实现得不完整，就会失去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兼顾公平”的原则，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毕竟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

现实中，有些政府领导在国有企业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时不允许企业债权人，职工代表参与，直接与第三方协商处理，这种做法从经济法的角度上分析．那就意味着企业所有者对该企业的所有债务负有完全责任；即使在出售了该企业之后，该企业所欠所有债务，不仅是欠帐面债权人(主要是银行)的、而且包括欠员工的“隐性债务”、“买断工龄”的费用或者说赎买国有企业员工不可解雇权的赎金等，都应由原公有企业所有者负责偿还。为了能够承担这些债务的偿还，按照法理这些公有企业所有者，应当向其企业的购买者收回该企业全部资产的价值，甚至不应只满足于收回“真正的公有净资产”的价值，还应包括处理重组事务所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银行职员、公务员(非赢利单位)、国企职工“买断工龄”年费用却出现上至万元、数千元下至几百元，同是中国职工，差距如此巨大，公平公正体现在什么地方?!那么究竟如何确定重组国企职工“买断工龄”费用(安置费)呢?

政府政策规定：一定要妥善安置职工，改制后一定是要把企业搞得比原来更好，但重组方、参与重组纳地方政府、企业负责人、职工立场各不相同，有些人在执行政策时，凡应该给职工的总是按最低标准执行，怎么对企业有利怎么执行；凡对职工有利的政策，如30年以上工龄老职工可以提前退休，1995年以后国有资产增值部分可以拿出30％奖励原企业职工等等，就找出各种理由据不执行。说这是为了捍卫国有资产和企业利益，甚至原计划要花5000万元安置下岗分流职工，经过千方百计克扣职工只用了2000万元，还要向上级请功领赏，说是为国家和企业节约了大量资金，应该奖励他们，引用(国企改革中的政策取向原文)。

为保护国企重组时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我国进行国企改革必须以三个代表为准则，以人民利益为重，制订和执行政策的取向必须正确。按照分配制度中兼顾公平的原则，有必要在专家的指导下建立一套统一的计算标准。本人大胆浅见：在现行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包括工资性支出，下同)的基础上，对涉及重组国企(按行业划分)相关指标以30年(是同具有3口年及以上工龄的职工可以办理退休)为限，采用专家确定相应的资金时间价值、通货膨胀率等对其进行“追溯调整”(会计学中在发生政策变更、会计处理差错、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有重大影响的采用的核算办法，本文引用其视同在事件发生的当期就采用现行方案处理)为现行数据，是同该国企从一开始就处于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之中，即某国企重组“买断工龄”费用－(现行行业工资成本率－“追溯调整”工资成本率)x“追溯调整”成本总额 提高改制后职工提高就业率的成本。并在此基础之上由重组介业按照工龄进行分段计算到相应职工。

当然，按照上述办法计算的职工安置费可能高于或低于重组价格，如果低于重组价格，剩余的款项可以按照(类似破产清算程序)纳入国库或用于其他债务清偿，但如果高于重组价格，相应的国家应该拿出资金予以补充，以保护国企广大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同对广大职工群众以前以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对国家作出贡献的回报。

为什么说国家作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竟然要为重组企业“埋单”?

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来理解，25年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因此，在广大人民群众不能变得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广大企业职工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侵害时，动用国家再分配职能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维护社会主义公平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国有企业重组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个人、债权人、投资者(介入方以下同)之间的利益关系，处理好上述四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采取以广大企业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兼顾社会效益的政策取向，以达到国企改革、重组的初衷：改革中要妥善安置原有职工，保持社会稳定、改善经营机制，使企业适应市场机制，焕发活力。

作者：白　硕　王　艺　冯良功

一元转让会计学论文 篇3：

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主成分分析：１９９５～２００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个规模扩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投入产出具有总体规模效益，但增长方式呈现粗放模式，高等教育发展以外延式规模扩张追求效益。高等教育产出中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存在明显利益导向，高等教育投资存在效率缺陷，学术性科研产出与投入总量正向关系不明显。整体研究表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益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完善投入产出机制，使高等教育在规模、速度、质量、效益上协调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投入产出

主成分分析效益

[文献标识码]A

对学校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美国对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即科尔曼报告(Coleman et al.1966)。这份以研究公平为目的的报告是美国教育办公室对1964年民权运动的回应。通过对公立学校的调查、了解不公平的程度、解释教育模式差异以寻求学校投人与产出间的关系。科尔曼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教师投入与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研究与我们所探讨的问题似乎有点不同，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是教育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但这种教育产生函数的研究方法已被广泛用于教育经济学研究领域。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H.Dougids)和数学家(C.W.Cobb)提出了经济领域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生产发展影响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投入量与产出之间的依存关系。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引入一个“教育因素”，分析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边际产出弹性。考虑到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多样性特征，难以运用生产函数、投资回报等企业投入产出分析模式来进行类似的研究工作，本文从教育经济学原理出发，以1995～2006年相关统计资料为依据，并进行必要的加工和整理，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下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效益问题进行主成分分析。研究把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多个变量归纳为具有明显意义的主成分，继而运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产出主成分与投入主成分之间的相关关系，试图寻求一种分析教育投资效益问题的新视野。为方便起见，对纳入统计分析范围的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数字均源自普通本专科高等院校，且假设各高校产出质量相当。

一、1995～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投入分析

投入产出效益是指投资活动中成果和消耗的比例关系，即投入和产出对比关系。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效益是将教育视为生产或经济活动而出现的研究范畴，是指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投入与产出对比。作为一种决策工具，可以利用它来确定用哪种方式来达到特定教育目标最为高效。暗含的假设是不同的方案与不同的成本和不同的教育结果相关。通过选择用最少成本实现给定产出的方案，社会可以更高效地利用资源。在进行成本分析前，需要对投入成本进行估算和对效益标准进行界定。

基于对高等教育投人多样性的认识，我们把高等教育的投入因素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力、物力和财力。一是人力资源因素。教育人力构成主要包括在校学生数、班级人数、招生数、毕业生数、行政人员数、教学辅助人员数、工勤人员数、生产人员数及他们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力结构、比例结构等。高等教育投入的人力是教职员工。考虑到高等教育部门内部人员对学校承担的三大职能所起的作用不同及对教育发展的贡献差异，我们在结构上将教职员工分为三部分，即具有副教授职称以上的高级教研人员、一般教研人员、行政及教辅工作人员。一般认为高级教研人员是高等院校从事研究生教学与科研的主干人员，与其他人员相比，对高校产出可能有更大贡献。一般教研人员多从事本专科生、成人高教的教学科研工作，其产出与从事行政、教学的辅助人员相比，对高校产出贡献更直接；行政及教辅工作人员包括教师与科研人员以外从事行政、辅助工作的人员，对高校产出提供必要条件和外部保障，是高等教育投入必不可少的因素。二为物力资源因素。教育物力资源由两部分构成，即学校的固定资产和材料低值易耗品。学校的固定资产包括三部分，即共同的固定资产——土地、房屋、建筑物、活动场地等；教学、科研用固定资产——仪器、仪表、电教设备、图书资料、文化设备及其他教学用具；生活用固定资产——水电、煤气、交通运输、印刷、医疗和各种家具等。三是财力资源因素。与企业中的流动资金相类似，国家每年都要直接投资于教育教学、教育科研、基建等经费。高等教育投入的财力资源一般由两大部分构成，即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和用于公共消费的部分。根据以上分类及在投入上的数量和质量结构，我们把高等教育投人指标体系归纳为三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其中一级指标包括：总量指标、增量指标和质量指标；21个二级指标包括：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A1，单位：％)、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A2，单位：％)、高级教研人员(A3，单位：万人)、一般教研人员(A4，单位：万人)、行政及教辅工作人员(A5，单位：万人)、教学科研用房(A6，单位：万平方米)、一般用房(A7，单位：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A8，单位：亿元)、图书资料(A9，单位：万册)、其他固定资产(A10，单位：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率(A11，单位：％)、人均教育经费(普高)增长率(A12，单位：％)、当年教育投入(A13，单位：亿元)、当年科研投入(A14，单位：亿元)、当年基建投入(A15，单位：亿元)、当年新增教学科研用房(A16，单位：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其他用房(A17，单位：万平方米)、当年新增图书资料(A18，单位：万册)、当年新增教学科研仪器(A19，单位：亿元)、专任教师高级职称比例(A20，单位：％)、10万元以上设备数(A21，单位：台)。通过查阅国家相关统计资料，我们得到了1995～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与产出的总表，为简便起见，表中金额均为当年价格，而没有换算为可比价格(表1)。

我们抽取高级教研人员(X1)、一般教研人员(X2)、教辅行政人员(X3)、教学科研用房(X4)、其他用房(X5)、教学科研仪器(X6)其他固定资产(X7)、图书资料(X8)、当年教育投入(X9)、当年科研投入(X10)、当年基建投入(X11)等11个指标为因变量分析高等教育的投入状况。输出结果与分析如下。

表2给出了11个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检验结果。上半部分是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到，矩阵中存在相当多比较高的相关系数。下半部分是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的p值，所有p值都小于0.05，这些说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具有进行因子分析的必要性。同时分析显示KMO统计量等于0.701，Bartle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这些也说明本案中的数据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统计结果还显示，几乎所有变量的共同度都在90％以上，说

括：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数(B1，单位：万人)、全日制在校研究生数(B2，单位：万人)、成教学生数(B3，单位：万人)、人文社科专著(B4，单位；部)、人文社科论文(B5，单位：篇)、人文社科成果(B6，单位：项)、自然科学专著(B7，单位：部)、自然科学论文(B8，单位：篇)、自然科学成果(B9，单位：项)、专利技术出售(B10，单位：项)、技术转让收入(B11，单位：亿元)；相对产出指标二级指标包括：大专以上文化人口比重(B12，单位：％)、每十万人口接受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人数(B13，单位：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B14，单位：％)、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B15，单位：％)。通过查阅相关统计资料，我们得到了1995～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产出总表，为简便起见，表中金额均为当年价格，并没有换算为可比价格(表6)。

我们选取在校本科生数(X1)、在校研究生数(X2)、成教生数(X3)、人文社科专著(X4)、人文社科论文(X5)、人文社会成果(X6)、自然科学专著(X7)、自然科学论文(X8)、自然科学成果(X9)，专利技术出售(X10)、技术转让收入(X11)等11个指标作为变量来考察中国高等教育的产出状况。

表7给出了11个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及检验结果。上半部分相关系数矩阵中存在着许多比较高的相关系数。下半部分中的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的p值存在大量小于0.05的值，这些都说明原始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具有进行因子分析的必要性。同时检验统计量KMO的值等于0.686，Bartlett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也说明本案中的数据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从产出变量共同度来看，几乎所有的变量共同度都在90％以上，说明提取的因子已经包含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提取因子的效果比较理想。

表8显示了各因子对应的特征根。前三个因子解释了95.423％的方差，即11个指标可以综合为3个主成分，它们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5.423％。

表9为三个投入主成分的特征向量矩阵。从产出主成分的特征向量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主成分中，各因子对高等教育产出均产生积极作用，而且权重较为均衡，如在校本科生的权重为0.330，自然科学专著的权重为0.304。由于在统计指标中我们采用的产出计量要素均为总量要素，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产出主成分归纳为总量产出主成分(F1)。在第二主成分中，自然科学专著、人文社科专著、专利技术出售权重较大，而自然科学成果和人文社科成果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些成果的产生与市场有着较大的联系，因为大量的自然科学领域的教师可以通过出版学术专著而获得大笔收入，并且现在的学者们已经开始改变囿于学术象牙塔内做学问的传统观念，与市场开始紧密结合，对专利发明开始有了更多的兴趣，并从市场上获得学术科研的可观补偿。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同样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出版学术专著获得收益。因此，我们把这一主成分归纳为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主成分(F2)。第三主成分中，自然科学成果、人文社科成果、自然科学论文、人文社科论文权重较大，这些产出与学术本身、学术道德责任有很大关系，我们把它归纳为学术导向型科研产出主成分(F3)。根据上表我们可以把上述三个产出主成分Y1、Y2、Y3的表示为：

Y1=0.330ZX1+0.326ZX2+0.324ZX3+0.322ZX4+0.316ZX5+0.307ZX6+0.304ZX7+0.295ZX8+0.282ZX9+0.278ZX10-0.213ZX11

Y2=0.040ZX1+0.198ZX2+0.221ZX3+0.035ZX4-0.119ZX5-0.294ZX6+0.390ZX7-0.321ZX8-0.409ZX9+0.499ZX10+0.372ZX11

Y3=0.043ZX1+0.037ZX2+0.012ZX3-0.049ZX4+0.066ZX5+0.151ZX6-0.085ZX7+0.222ZX8+0.533ZX9-0.094ZX10+0.289ZX11

其中ZX1、ZX2、ZX3、ZX4、ZX5、ZX6、ZX7、ZX8、ZX9、ZX10、ZX11分别为各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

表10为我国高等教育在1995年至2006年中各产出主成分得分。从总量产出主成分F1得分看，我国高等教育总量得分主成分逐年提高，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总量产出日益增加，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取得了一定的规模效益，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市场导向性科研产出成分得分看，各年得分基本呈现增加趋势，但中间也有波动，最高为2005年的1.714，最低为2000年的-1.548分。从学术性科研产出主成分得分看，最高为2003年的1.345分，最低为1997年的-1.443分。而从2000年开始，学术性科研主成分得分基本上逐渐减少，这与高等教育经费投资紧缩有一定的关系，2006年开始回升，但增加缓慢。

三、中国高等教育1995～2006年投入产出回归分析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的投入与产出的内部结构解析，我们得到了比较明确的高等教育投入产出统计数据资料。但这些数据之间有没有内在必然联系，即投入产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依存关系?由此我们将通过主成分得分的回归分析对其作进一步的探讨。

1、高等教育总量产出与各投入主成分之间的回归分析

根据主成分得分我们可以建立如下回归模型：设总量产出为O，总量投入为I，资产投入为I1，科研投入I2，假定三个投入因素都与总量产出存在内在必然联系，因为主成分得分均已中心化，故假设模型为：O+a*I+b*I1+c*12。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得到其主成分回归分析模型结果如下：R²=0.981，F=136.475。

表11为总量产出与各投入主成分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结果。显然在1％显著水平下，资产投入量I1和和科研投入量I2对因变量总量产出O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资产投入、科研投入与总量产出的关系不能通过检验。为此将模型调整为：O=a*I，估计后得到回归方程的R²=0.975，F=397.779。其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检验假设结果如表12所示。

显然在1％的显著水平下，总投入量I对总量产出O起积极作用，总投入量和总产出量的关系通过了检验。说明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总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度，而总量产出和与科研投入未见明显的相关性。进一步采用科布一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理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可以得到我国高等教育1995～2006年呈现出如下的一些特点：资本投入结构和劳动投入结构对产出的影响作用差异较大，资本投入结构对产出几乎不产生影响，而劳动投入的结构对产出的影响作用明显。劳动产出的弹性大

于资本产出的弹性，而总体说来，我国高等教育产出是具有规模效益。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即当资本和劳动同时增加1％时，产出大于1.278％。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产出量的增加依赖于投入量的增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可以说我国的高等教育增长方式还是处于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内涵式增长方式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与投入主成分之间的回归分析

假设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为O1，总量投入为I，资产投入为I1，科研投入I2，又设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与总量投人、资产投入、科研投入的模型为：O1=aI+bI1+CI2。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的R²=0.847，方差F=14.744。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检验假设结果如表13。

显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资产投入量、科研投入量与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的关系不能通过检验。经调整得到其模型为：01=aI，此时主成分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的R2=0.827，F=47.839。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检验假设结果如表14。

此时总投入量与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的依存关系密切，通过了假设检验。可见，高等教育的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仍然与国家高等教育的总投入量关系很大，而与资产投入量、科研投入量关系是很不密切，高等教育资产投入量和科研投入量与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没有明显的依赖关系。

3、高等教育学术导向型科研产出与投入主成分之间的回归分析

假设高等教育学术导向性科研产出为O2，总量投入为I，资产投入为I1，科研投入I2，又设高等教育市场导向型科研产出与总量投入、资产投入、科研投入的模型为：O2=aI+bI1+cI2。主成分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方程的R2=0.569，方差F=3.515。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参数估计及其检验假设结果如表15。

显然在1％的显著水平之下，所有投人要素与学术性成果产出的关系均不能通过检验。说明学术型高等教育产出与各投入之间并不都呈对应关系。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无论是投入还是产出，其机制都有待进一步完善，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总体上具有规模效益，但在增长方式上尚属粗放型模式，即高等教育发展以外延式的规模扩张来追求效益；二是高等教育投入产出存在效率缺陷，体制机制尚待完善。我国高等教育要取得更进一步发展，由高等教育大国转变为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完善投入与产出的有效机制，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使规模、速度、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内涵”与“外延”是逻辑学的一对范畴。大体上人们普遍认为“内涵式发展”是指在不增加高校数量的情况下通过学校内部挖掘潜力来扩大招生规模的发展形式，强调提高生师比，提高单位规模效益，降低生均成本，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而“外延型发展”则是指通过增加高校数量或范围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形式。在经历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尤其是1999年以来的7年大规模扩张之后，在政府资源增加有限的条件下，势必会导致相关问题甚至矛盾的产生，高等教育由“扩招”到“质量”和“内涵”的转型势在必行。必须建立和完善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和机制。尽管近年高等教育投入已逐步由政府全包的一元投入结构过渡到以政府为主，社会、集体和个人共同投入的多元化投资结构体系，但与国际一般水平及欧美发达国家水平相比，教育投入总量仍然明显不足。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是促进高等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充分发挥学校自身比较优势，营造良好的学术创业氛围，努力建设创新型大学和创业型大学，争取更为有利的高等教育第三投资渠道。必须建立更加公正、公平、合理的大学考核评价制度，使高等教育有限投入生产出更多的有益产出。

(责任编辑：袁海军)

作者：许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