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角度全球治理论文

摘要：亚投行是中国倡导引领的国际性多边开放金融机构，是中国从经济领域延伸参与到全球治理的一次成功探索，至今在全球治理活动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角度全球治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角度全球治理论文 篇1：

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与深层机理探究

[摘要]全球治理已成为当前国内学界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可更为立体地观察和理解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和认知谱系。在研究现状方面，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所展示的信息反映了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认知谱系方面，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这一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嬗变样态。这种认知嬗变背后的深层机理，应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以及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这两个层面加以理解。此外，缺乏系统性且实践意义不足是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缺陷，未来的全球治理研究应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突破。

[关键词]全球治理；认知谱系；深层机理；知识图谱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球治理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以来，它已成为当前国内学者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著述丰富。已有诸多学者对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作出评述，这方面的文献也不胜枚举。综观国内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我们不难看出，近几年的综述性文献甚少，这也意味着近些年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浪潮中涌现出的大量学术成果在已有的综述中并未被提及。此外，这些综述大多为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它们难以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进行整体的把握。本项研究注重对当前研究的多向度展示与剖析，以期在勾勒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的基础上去求得对研究对象更为立体的观察和理解，力图通过对知识图谱的呈现与解释这一研究策略和表述形式去解读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并将其运用于当下全球治理的实践。本文以近20年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889篇全球治理研究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方法对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其目的在于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现当下中国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及其背后的深层机理，进而为全球治理的本土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一、呈井喷状态的全球治理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界掀起的全球治理研究热潮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文献数量的持续增长、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步拓展。本文选取两个维度来论述全球治理在中国的研究概况，分别是论文年际变化和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论文年际变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领域的文献在各年份的数量分布情况，方便我们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变化情况；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文献计量研究的重要指标，通过观察关键词词频的变化，可以分析得出各阶段的研究热点。换言之，借助于CiteSpace软件绘制出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用来确定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重要主题。

从论文年际变化来看，近些年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呈“激增”态势（见图1）。2010年之前的文献数量总体上是平稳增加的，2010年后开始显著攀升，2010年至2016年的文献总量为665篇（占比75%）。其中，2013年至2016年文献数量的增长幅度最为明显，高达478篇（占比54%）。

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与出现频次（见图2），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包括：全球治理（780）、全球化（75）、国际社会（60）、国家主权（40）、国际关系（35）、二十国集团（34）、国家制度（30）、国家机制（29）、经济治理（27）、国际秩序（27）、金砖国家（27）、世界经济（25）、非政府组织（25）、行为体（25）、主权国家（24）、气候变化（23）、新兴大国（23）、G20（23）、全球问题（21）等等（括号内标出的是节点的频次）。为保证图2的清晰度，筆者对图片进行了调整，只标出频次较高的节点，覆盖频次较低的节点。这样可以突出基本节点及其联系网络，方便我们掌握图谱的主要内容。除上文中列出的高频关键词外，比较重要的关键词还包括：全球性问题、世界秩序、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国家利益、国际合作、金融危机、国际政治、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谐世界、联合国、公民社会、命运共同体、经济发展、国际责任、非传统安全、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国家治理、伙伴关系、国际法、民族国家、全球性挑战、国际关系学、国际机构等内容。

这些高频关键词是国内全球治理研究领域中使用最多也是最广泛的专业术语和代表词汇。依据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效果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研究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这种广泛性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研究议题的多样性。全球治理主体大致可分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两类，前者主要是指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等。“全球化时代造就了以新兴大国和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新兴治理主体的兴起，与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既有治理主体共存于全球治理的格局之中”，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研究对象更为丰富，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主体的研究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研究议题而言，议题的多样性反映在内容上，不仅有对全球治理理论的探讨，还涉及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描述或提出针对性的建议。“全球治理议题不再简单地局限于传统的国际外交事务，国家内部治理和国际事务治理的界限已然打破，尤其是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全球治理议题的多样性意味着治理实践的复杂化。换言之，研究领域的开放性增加了有效治理的难度，“问题的有效治理领域往往集中在一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共同利益的领域，其中以环保领域甚为突出，而在安全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达成就很困难”。总之，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全球治理问题的复杂化是密切相关的。此外，紧密的知识图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关键词之间的相关性很强，表明该领域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也是学者们展开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所在。

二、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

国内全球治理研究主题时区图（见图3）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的演化发展及各阶段热点主题，直观地展示出该领域的认知周期与不同阶段的发展轨迹。借助图3所揭示的信息，我们可以将频次变化率较高的主题词大体上分成三个时间段。首先是1995-2000年，在这一时间段内文献数量较少，出现时间最早、频次最高的词包括全球治理、全球化、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等。其次是2000-2010年，在此阶段文献数量有所上升，开始出现大量的新热点，如国际秩序、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非政府组织、全球问题、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等等。第三个阶段是2010年至今，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词汇不断出现，如新兴大国、金砖国家、气候变化、经济治理、命运共同体等等，这意味着全球治理的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种阶段性的主题变迁直观地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基于对这一认知谱系的理论爬梳，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

全球治理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集中体现在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界定时，是将其价值诉求划定为服务于单个的主权国家，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早期的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尚处于理论引介阶段，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适性解读更多地表现出怀疑主义的眼光，突出强调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政治化工具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唐贤兴将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脆弱的概念，他认为，全球治理这种概念表达透露出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它塑造的“治理社会”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对这种“治理社会”的质疑还包括对民族国家主权特性的重申，全球化的加速与治理对一国国内统治的替代无法排斥主权国家的功能，也不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本质。这些抱有怀疑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的论断无疑都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化的非理性预设，即单纯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性。

然而，全球治理的普适性与全球性问题的广泛性是直接对应的，学者们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伴随着他们对全球性问题认识的深入。全球治理必然是针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国内的全球治理研究也必须是以全球性问题为导向的。所谓全球性问题，意指当今国际社会正在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与地区界限且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公共性是全球性问题最典型的特征，诸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与全人类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公共性问题必须通过全球层面的对话、合作与协商进而建立有效的机制加以解决，这也决定了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全球性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是指其存在的普遍性、挑战的共同性、利益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对于全球治理的界定应更加强调人类共同体意识，全球治理是在全球层面上多主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所作的共同努力，目标是实现全球性的良好治理。蔡拓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彰显了这种价值追求，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俞可平所作的定义同样表现出全球治理的普适意义：“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总之，从意识形态化到超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界定，反映出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知逐步走向理性化的趋势。

（二）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角色变迁轨迹，“从最初基于反对霸权主义立场的国际体系的批评者，到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中的观察者、参与者、学习者、规则的遵循者，再到国家实力全面提高基础上的倡导者、建构者”，这种角色转变生动展示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历经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参与者和该理念的塑造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入，也对相关研究提出了更多的理论诉求。随着国内学者对全球治理的认识不断深化，他们基于中国视角与中国实践来探讨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定位的研究逐渐增多，给予了全球治理更多的本土化阐释。比如，庞中英认为，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变革，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目的，中国不能仅仅以“被治理”的角色出现在国际舞台，而是要重塑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自身治理主体的地位，具体而言，中国应当在引导、创设国际规则与国际规制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又如，张宇燕认为，所谓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主要包括三个内容：坚持发展中大国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理念；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参考以上学者的研究可以得知，这类研究在全球治理本土化的认知问题上往往聚焦于中国在解决全球性问题过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发挥怎样的作用，这种本土化阐释赋予全球治理研究较强的工具理性意义。

全球治理研究的本土化解读还体现在对其价值理性的追问上。从强调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利益到提出“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种价值诉求的转移是一种由国家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过渡。石晨霞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描述为“由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层协同治理”，换言之，“在治理主体上，单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以经济、气候、移民、卫生等为代表的低政治领域的治理已经无法容纳全球治理的现实，同样在治理实践中无法有效应对各类问题，因此需要真正推动非国家行为体的有效参与并发挥各自的功能”。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是国内学者在全球治理研究中的价值追问和立场表达的主要观点。“自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在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中，寻求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发展，将国家的繁荣与人类的共同福祉联系在一起，已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命运的全球治理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識。

（三）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

全球治理理论自产生伊始，其有效性就饱受学者的质疑。全球治理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效？全球治理理论能否有效指导治理实践？这都是学界争执不下的难题。在概念界定方面，概念的模糊性削弱了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严密度和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构建的完整度，“全球治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含糊不清，并不精确，更糟糕的是它具有误导性”。但它又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设计出管理共同事务的新技术；它引入了灵活而非标准化的机制并赋予多种理性和不同的合法性以一席之地”。治理概念的模糊性不能遮蔽其有效性，作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全球治理理论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成分也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因为无政府主义至少包括两种含义：一是表示缺少一个强有力政治权威的中央政府；二是表示缺少秩序，意味着混乱与无序。在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要想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建立长久的互助与合作机制，就对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球治理的实践领域，冷战后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如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跨国恐怖主义、公共卫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反映出的治理困境引发了学界对“全球治理失灵”（global govemancefailure）的担忧。秦亚青将“全球治理失灵”定义为“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无法应对全球性挑战，导致全球问题不断产生和积累而出现世界秩序失衡的状态”。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成熟完善的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治理的核心不是组织或机构，而是制度，或者更形象地说是‘游戏规则’。广义的治理概念是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机制不只是机构，还包括游戏规则，规定行为体在合作实现社会目标和解决可能出现冲突方面的责任”。卢静将这种全球治理困境归结为制度失灵，一方面，现有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已无法适应变化的现实；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关联性增加了制度建设的难度。

如何克服全球治理的制度失灵进而实现全球有效治理，已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学者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对于全球治理理论适用性的争执已慢慢淡出研究视野，更多的关于全球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与对策建议等可操作性与实践性研究陆续产出。蔡拓认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针对治理的模式和主体提出的，即主体多元、定位准确、尊重现实、提高实效的治理。吴志成等人认为，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需要探寻规范国家权力运行的治理路径，通过重塑国家利益中的自我和他者、建构新型多边合作机制、明确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等举措，引导全球治理走出低效困境。总之，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已表现出明显的实践化倾向，但对具体领域提供可操作性建议与提出有效对策的能力仍有待提升。

三、全球治理研究变迁的深层机理

从非理性预设到理性探究，从关注域外研究到本土化聚焦，从理论或概念争执到强调实践意义，理性化、本土化与实践化研究趋势呈现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认知谱系。那么，这种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解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该领域研究嬗变的动因与规律，从而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更科学的指导和参照。

（一）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及其范式转换

上世纪90年代以降，因为全球治理实践而激发出对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热潮，并逐渐占据学术热点的位置。由于治理理念“大行其道”，在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样态，它并不局限于作为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探讨，而且也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也有助于我们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特定治理场域中去确立相应的理论分析与体系建构。

因此，现实政治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了一种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即全球治理的研究应服务或服从于现实政治，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研究日益走向政策科学道路的一个缩影。从作为现实问题而存在的复杂且多元的全球治理问题所展现的动态过程中去构建那些在发展中不断嬗变的理论知识和体系，在历史的、动态的全球治理场域中去把握研究对象的因果序列变化，是全球治理理论研究逐渐深入、认知谱系得以形成的必然过程。此外，理论服务于现实，还取决于社会科学的公共性功能。这种功能需要通过社会科学工作者借助于自己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基于实验或实践来提出政策建议并参与公共决策。

“政治学研究始终是全球治理研究最重要的学术舞台，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的课题之一，国内学者在近20年的全球治理研究中也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范式转换”。在这种思考中，行为主义所倡导的“价值中立”在全球治理研究的场域中逐渐失去了学术表达的场所，并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随着政治生活的不断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价值中立’论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否定，‘价值中立’终究还只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美好愿景”。关于全球治理的早期研究多是在相关理论和概念引介层面上去建构全球治理的知识体系，而如若从中国实践的角度去把握作为国家战略的全球治理，则不难发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研究的确与中国现实政治具有高度的耦合性。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我们应当承认，将研究焦点置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相较于单纯的理论与概念探究更为合适，因为这契合了中国逐渐将全球治理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的现实政治需求。

（二）治理实践的多层次互动成為全球治理研究认知嬗变的强劲动力

就实践层面而言，1995年是全球治理实践的历史转折点，联合国在这一年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发表了《天涯若比邻》（Our Global Nelghborhood）的报告，《全球治理》作为专门讨论全球治理的学术期刊得以创刊。自此，全球治理真正进入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文献也陆续出现。现如今，全球治理已然成为联合国体系下各类国际组织在相关领域中积极推进的任务，并且进入了众多国家、主要的地区性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具体行动和政策倡议之中。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重视，是国内学界全球治理研究热潮得以出现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大报告宣示，“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后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确立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且以此宣告中国迈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时代。可见，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是对全球治理已然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的理论回应。

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双向互动直接推动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发展。一方面，“在人员、信息、资本、资源等要素快速流动的过程中，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且频繁的关联，国际问题的国内化与国内问题的国际化成为常态”，这对于全球治理的各种行为体而言，如何构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更高效妥善地调配资源来解决国内治理难题和全球性问题，对学界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除治理行为体的互动之外，对于共同规范的接受、遵守与内化同样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协调运行的重要方面。刘兴华认为：“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需要国家内部各种行为体的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国情选择性地接受全球治理的规范，并对其加以修正和改造。”可见，治理行为体的多元性与基本规范的共识性是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基础。

还有学者对国内治理进行细化，主要从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维度分别考察它们和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關系来看，在价值目标层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在理念上提出的‘和谐世界’、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以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向世界展示了新的治理理念和价值”。由此观之，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现出共同的价值追求，全球治理的研究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着思想养分和理论指引。在治理主体层面，民族国家是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耦合点。高奇琦把国家治理理解为一种“国家自理”，即“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拥有的一种高度自主的治理方式”，其重要性在于：首先，全球治理规范要依赖于民族国家进行落实；其次，全球性问题的真正解决还应回归到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内；最后，国家自理可有效解决失效国家的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而言，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在建构良善的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同样重要，正如陈志敏所言：“伙伴型的全球治理与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它一方面塑造了有效的国内秩序，有意识地防止对外输出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凭借积极的对外作为，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供给增量治理资源，并寻求消解现有秩序中存在的种种缺陷。”从地方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来看，日益全球化的地方治理问题与全球性治理问题出现交集，如气候问题、网络犯罪、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寻求全球范围的合作。同时，全球治理的实施也需要地方治理的参与，“地方治理的参与会对全球治理的内容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是以地方治理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地方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向度”。总之，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向互动，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空间，成为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强劲动力。

四、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反思与展望

以文献计量及其可视化方法作为研究手段来试图解决对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困难，并克服全球治理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可能是一个易于出新且又现实可行的方案，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献概览式的研究综述的局限，有利于在一个更大范围内更加完整和整体地理解全球治理。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研究“场域”，意味着其自身具有某种时空化特征，而前文基于研究主题变迁时区图对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谱系的归纳，正是这种时空化特征的直观体现。在这个场域中，既不排斥基础理论与概念探究的考察视野，又更加强调作为动态过程本身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治理实践相穿插的逻辑展现。因此，全球治理研究就不等同于相关理论或概念的争论，而是结合现实政治的需要找准切入问题的角度并剖析其主要矛盾，进而提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策。

我们在对全球治理的本土化研究中所反映出的学者们的现实关切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不应隐讳当前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其一，全球治理研究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研究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造成了研究的泛化，为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框架增加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另外，研究的分散性限制了其有效性的发挥。当前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在价值、目的及方式的理解上还缺乏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的认识，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很容易使全球治理的研究流于形式而成为“一个崭新版本的乌托邦”。其二，特定领域中的研究实践意义受限。对于那些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共同利益的领域，全球治理研究的实践性总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沦为空谈。也就是说，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主权国家利益冲突或国际纠纷等问题，对于国家安全领域等所谓的高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

总之，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往往会使概念化的理论解说显得苍白无力，而实践性功能受阻又严重钳制着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从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来克服当前全球治理研究的不足。就研究内容而言，对基本的理论概念和政策议题达成共识是有效克服因研究内容复杂而造成研究分散化的前提。同时，应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过程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现实问题对理论研究的塑造和影响，还要注意到理论研究对全球治理实践的适用与选择。在构建系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分类，力求得出结合中国实际问题的类型学结论。就研究方法而言，注重实证分析方法，增加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案例研究，并做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最大限度地挖掘全球治理研究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今后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

作者：韩瑞波 叶娟丽

经济角度全球治理论文 篇2：

从亚投行探析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治理价值

摘 要：亚投行是中国倡导引领的国际性多边开放金融机构，是中国从经济领域延伸参与到全球治理的一次成功探索，至今在全球治理活动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亚投行通过推进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撬动私营资本和开展PPP模式、支持本币融资和拓展本地债券市场的多元融资机制等多项举措，为世界抗疫胜利、全球经济复苏等全球性问题做出了中国贡献，也为打破全球经济霸权、建构多元制衡共同发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力量。中国通过亚投行的成功实践，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新范式变革，为全球治理塑造价值观以及建构新图景，这是中国特色治理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亚投行;全球治理;中国特色治理价值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郑重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坚守的明确立场“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为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处于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艰难时刻，中国不仅实现了国内经济正增长，也在振奋世界抗疫信心、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推动全球减贫事业以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等方面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世界各国之间正日益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在面对世界经济复杂形势、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全球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难题时，每个国家都是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可缺席的一员，国际社会每个成员都将不能作为旁观者而独善其身。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必然要求国际社会的多边参与，团结协作，共同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力量，这是解决全球性难题的最佳路径。

中国坚持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为全世界持续貢献中国力量。由中国发起和引领的“一带一路”国际性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区域多边开放金融机构等举措，为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合作与发展的机遇。这些国际举措都反映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世界各地的深刻影响，更是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的具体实践。中国通过引领推动亚投行的设立和发展，在为世界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世界经济与全球金融治理等多个方面贡献了中国力量。本文试以亚投行为例分析其在参与全球治理活动中的成功实践，并以此探究全球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治理价值。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

实现自身发展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前提。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实现中国自身发展不仅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人民根本利益，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的基本前提。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2]。每个国家都有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和整体利益来规划自身发展的逻辑理路，并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道路，中国亦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找到符合自身治理的路子，脱离了自身实际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治理，就难以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总结出有效的治理经验，更不能形成国家层面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那么，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就难以维系，参与全球治理就更无从谈起。

中国始终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走自己的治理道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个国家自身综合国力强盛，国家整体状态良好，才能为全球治理贡献更为持久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文化的思维逻辑，也是中国治理取得举世瞩目成果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中国治理必须始终植根在中国大地之上，要求我们始终要坚守并遵循符合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治理道路，通过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治理过程中保持自身特色，即要求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总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实现自身发展并保持自身治理特色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逻辑前提。

中国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和内容，中国治理影响着全球治理的质量和状态，全球治理也会影响着中国治理的表现。这就要求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不断密切联系，形成双向互动升华的格局。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要求和全球视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国际社会成员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趋势[3]。每当金融风暴、新冠病毒蔓延等具有全球性的难题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时候，每一个国家的改革发展进程、国内治理和整体利益都将受到严重挑战。如果在全球性问题面前，每个国家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甚至作壁上观、互相诘难、互相攻击，那么，世界整体性发展将会陷入困境，人类社会文明也将遭受重创。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作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动者，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会兼顾世界其他国家的合理发展诉求，为共同解决世界性难题和促进全球治理良性发展做出努力。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马克思主义追求实现全人类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是辩证统一的过程，同时，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文明里面蕴含着对“天下大同”的历史担当以及对世界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起者、倡导者和推动者，这些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不谋而合;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一员，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不断提升，这就要求中国肩负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的定力与活力;中国在关注提升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也需要在更多的国际场域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和贡献中国力量;最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在根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维护其霸权地位及其利益的附庸品或者工具，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但至今没有形成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下的世界市场[4]，中国作为国际舞台重要一员，有义务也有能力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促使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善治秩序的形成。总之，中国成功的治理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的治理提供借鉴，中国的治理经验同时也会在全球治理中得到互动升华，中国治理将不断丰富全球治理内容，激发全球治理的活力，同样，全球治理呈现善治状态，也可以为中国治理和发展提供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中国治理和全球治理联系密切，双向互动，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世界治理需要中国治理，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的基本逻辑。具体来说，中国的强大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参与全球治理，中国首先要实现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全面深化国内改革，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奠定物质条件和积累治理经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始终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自身特色的治理理念、体系等;再者，中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求同存异，积极与更多国家、国际组织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赢得世界人民信赖，通过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断丰富全球治理的经验和内容;最后，中国也必然会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不断积累治理经验和提升治理能力，同时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全球善治状态将为中国治理发挥积极作用。

三、全球治理視野下的中国实践——以亚投行为例

亚投行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次有益探索，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活动的有效平台之一，其在区域合作上发挥的实质性正向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这正是中国特色治理的价值所在。随着全球抗疫工作的展开，亚投行将继续帮助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应对来自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健康和全球金融稳定性等方面的挑战，在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亚投行将在推进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撬动私营资本和开展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支持本地货币融资等方面担当战略支撑角色，打造域内外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新典范，为全球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一）推进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全球治理经济脉络

“要致富，先通路。”这是中国治理和中国发展的朴素理念与基本经验，同样，只有首先在物质基础层面进行互联互通，才能跨过国家间存在的分歧鸿沟，国家合作才能在空间场域上得到扩展。亚投行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通过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国家之间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促进区域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沟通脉络。

从历届亚投行理事会年会的主要议题可以看到，互联互通与基础设施始终是亚投行的核心关切和投资主题，表明亚投行在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上持续发力。在2020年7月的亚投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上，首次出现了“互联互通，面向未来”的创新主题。其中，“互联互通”理念延续了上届年会的核心议题，即聚焦跨境互联互通的合作。在新一轮的投融资项目中，亚投行将会优先投资促进交通一体化的跨境互联互通项目，以推动亚洲区域的跨境贸易和经济发展。这种跨境互联互通项目的推进在未来会加快物质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体现了国际合作机制在空间范畴上不断延伸，将会进一步发挥国际公共产品的外溢性优势，促进亚洲国家的跨境互联互通。

在专注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同时，亚投行也加大了对卫生、教育、医疗等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逐步发挥非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外部性，丰富亚投行关注的领域。2020年亚投行正式宣布推出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50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后又将基金规模扩大至130亿美元。截至目前，亚投行已经批准了15个亚洲国家在抗击新冠疫情方面的贷款，尤其是为中国疫苗的研发与推广提供了资金支持。亚投行对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带动了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协同规划。例如，亚洲开发银行就启动了90亿美元的疫苗计划——亚太疫苗获取机制（APVAX），世界银行也批准了投向发展中国家的120亿美元资金，用于新冠病毒检测、新冠疫苗购买与分发等;另一方面，亚投行也将更加聚焦绿色基础设施。金立群行长在《亚投行未来十年发展战略》中明确表示，“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气候融资在批准融资的占比达到或超过50%。”“优先考虑绿色基础设施，支持成员实现其环境和相关的发展目标，为改善当地环境的项目提供融资，并对气候行动进行投资。”[5]为了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复苏，亚投行更加注重新能源项目的投资，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等。但是，亚投行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任何核电项目的建设，也不会对煤电或涉煤项目提供融资。但需要注意的是，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应仅仅依靠传统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改造，而应当更多地利用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打造智能绿色、数字绿色等新型基础设施。例如，通过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大数据评估分析和政策指引，从基础设施的选址选线就确立绿色化要求，在绿色监管方面体现人性化和绿色化的统一，充分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治理理念。

亚投行的实践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下，引领推动亚投行将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如社会基础设施和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战略重点，为区域及全球投资和对外贸易赋能;同时，也给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动力，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物质支持，为全球治理积极打通经济脉络。

（二）撬动私营资本和开展PPP模式，凝聚资本融通流动为全球治理注入动力元素

尽管亚投行为破除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困境提供了有益尝试，但是多边开发金融体系仍存在供给不足、供需匹配难度大的症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好项目缺钱”与“大资金空转”的矛盾不断凸显。动员更多私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是缓解资本供求矛盾的有效助力，可以为全球治理活动提供资金援助，开展更多治理主体和治理领域之间的合作，为全球治理加速变革注入动力元素。

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私营部门打破了公共部门垄断基础设施投资的局面，有利于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另一方面，通过私营部门的有效竞争和技术创新，能够提升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2017年美国麦肯锡公司的预测，亚洲地区在未来15年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将会达到21万亿美元。这已超出亚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和现有国际机构的财政能力，因此必须撬动私营部门的力量与资源，积极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金立群行长在《亚投行未来十年发展战略》中也明确表示，“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让私营部门融资在批准融资中的占比从当前的25%提高到50%”。[6]因此，未来亚投行将会鼓励更多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尤其是在高质量项目上与私营部门合作，这不仅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市场地位提供了新的典范，继续为倡导和传递中国的全球治理价值理念发力。

在保持多边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鼓励更多私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推动跨境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这方面，亚投行需要与各国政府积极配合，充分保护私营部门的合法权益，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消除政治风险的不确定性，提升商业风险的容忍度，为PPP模式的开展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这些举措将有助于缓解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供求矛盾，也能让更多的国家看到中国实实在在地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做出的贡献，感受中国特色治理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

（三）支持本地货币融资和开发本地债券市场，从经济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

经济领域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内容，也是中国开展全球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领域。而国际货币体系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需要“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来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強调的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而打造多元制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货币融资规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的必然要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也由此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者和规则的制定者。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不但降低了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负担，而且从根本上延缓了美国在霸权秩序主导权上的弱化和消散。这种“一家独大”的霸权主义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也违背了世界人民谋求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衷心，最终会以减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为代价。在亚投行倡导的多边主义指引下，摒弃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中心地位，尝试构筑多元化的货币融资体系，已成为亚投行成员国的关键诉求。这符合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愿，是全球治理变革迈向前进的关键一步。

拓展多元化融资机制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资本市场提供了契机。回顾过去五年，亚投行的成员数已由成立时的57个增至103个。同时，2019年5月亚投行在英国伦敦发行了第一支全球美元债券，标志着亚投行首次迈进全球资本市场，这是亚投行的一次跨越式发展。就当前而言，尽管美元在短期内仍然是亚投行投融资使用的主要币种之一，但亚投行也在积极推动本币融资和本币债券市场的开发，助力发展中国家共享全球资本市场红利。亚投行在未来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本地货币衍生产品的市场机制建设，构建完善货币监督体系，也将会极大地提升发展中国家货币体系的“韧性”，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格局下真正地实现发展中国家债券市场的国际化。

总之，亚投行不仅在推进跨境互联互通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撬动私营资本和开展PPP模式，还是在支持本地货币融资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发挥了独特作用。亚投行的成功探索，为全球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稳定提升和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等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亚投行在全球治理中体现的中国特色治理价值

从亚投行的成功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有着诸多创举，为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注入了强劲动力，更是让世界看到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事实上的突出贡献。亚投行在世界发挥的作用与取得的成功，正是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特色治理价值。

（一）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新范式变革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各国的发展战略将发生新一轮的大变革大调整，国际体系和秩序将重新建构，新挑战新机遇层出不穷，全球治理深度变革将加快步伐。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加速了这一进度。世界各国紧锣密鼓地加快调整国内外政策方针，中国也正在全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稳步迈进，国内改革全面深度深化。可以预见，特别是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影响，同时趁着第五次科技革命的强劲势头，全球治理体系将会发生改变。总之，在这一系列量变因子的影响下，旧的全球治理体系将加速变革，但是，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当前处于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期。

事实上，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少数资本主义霸权国家的服务体系，全球治理体系必然受到其深刻影响。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下，国家地区之间、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地位等在很多时候是不对等的，参与条件和成果分享更是存在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从美国“特朗普现象”现象就可以看到，全球治理体系总是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霸权一方，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总是深受其害而无可奈何。特别是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出访频繁，并与多国签署联合声明，实质上是通过外交方式重新强调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并强化稳固已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突出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的多极力量正在不断形成，各国多边协作、打破霸权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不断增强，这种“霸权主义”“零和博弈”“损人利己”“排除异己”的不合理格局终究会尽失民心，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也必然不能再满足于以往的“一家独大”。即使当前世界局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集团在不断强化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囿于一时之变，应当从全球视野和长远的人类发展历史角度审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是不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和共同意愿的，终究要被全世界人民所抛弃。基于此，从范式层面看，一时的变化不能阻止未来时代发展的潮流，或者说，正是由于当前世界局势的变化，使得我们更迫切需要倡导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格局，因此，新的多元主体参与、多元制衡、多边协作的全球治理格局加快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从范式层面要求变革是全球人民所愿，是人类谋求共同发展的历史所趋。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永不停止，将持续为全球治理体系新范式的变革注入动力。从亚投行设立五年以来的成功实践可以看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分量和影响正在不断攀升。由中国倡导引领的亚投行已经用实际行动将亚洲区域投资领域和支助范围覆盖到全球，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贷款等基本业务拓展到为全球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等更多领域。这用事实说明了亚投行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独特作用主要体现为：一是把发展中国家列为重点合作对象，通过资金、技术等手段支持相对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削弱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凝聚向心力，推动全球治理格局的发生变化;二是把亚洲区域作为重点投资范围，这有利于亚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有效提升亚洲区域经济防范风险的韧性，从局部撼动美元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增强亚洲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力量;三是，亚投行在全球治理活动中更多是扮演了服务者的角色，同时是基于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参与合作。总之，中国通过亚投行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有效地在世界传递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深入人心，更是带动全球治理格局的加速变化，促使全球治理体系往范式变革方向前进。

（二）为全球治理塑造价值观和建构新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塑造全球治理价值观的中国方案。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下，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多元制衡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格局。这一治理格局区别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全球治理格局。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一种重新建构世界治理的价值观，并在这种价值观指引下，对未来全球治理描绘了新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了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7]。但实际上，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核心要义上都可以统筹为全球治理观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权力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价值观下，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其要义可以总结为“共商共建”，其中蕴含了“共同协商”“权责分明”“平等参与”“多边合作”“绿色低碳”等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共同利益观核心要义即“共享”，其中蕴含了“达成共识”“互相帮扶”“共同发展”“共同分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些治理理念都通过亚投行得到践行，亚投行的成功实践就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下的中国答案。可以看到，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治理价值观。

同时，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通过亚投行在全球范围描绘新图景。全球治理新图景必然是迥异于以往的，将会呈现给世界不一样的治理主题、治理格局和治理目标等。这主要体现为：以团结协商、互利共赢为全球治理主题，摒弃分歧、协商合作、达成共识，是国际社会成员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前提，避免全球治理进程陷于停滞，同时可以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以多边合作、多元制衡、共同发展为全球治理格局，改变以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治理体系、治理秩序和治理行为，让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也处于平等地位，最大限度削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谋求互利共赢、具有活力的发展格局;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共享为全球治理目标，全球治理要达到善治状态，除了大力发展经济，也必须在全球治理体系规范、世界公共卫生、全球生态环境、世界安全等多方面的协调推进下才能实现，同时更要倡导奉献与担当。因此，呈现给我们未来的全球治理新圖景，将是一个谋求全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

总之，纵观亚投行创设五年以来，已然发展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将持续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价值。当前，全球进入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探索期和磨合期，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加速变革，打造互利共赢的新格局已成为必然趋势。作为由中国引领的新型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在构筑国际公共产品维系的国际合作机制、摆脱过度依赖西方国家资本的被动局面、构建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等方面充分体现了中国坚持的互利共赢的战略要义，这也是中国特色治理价值的体现。随着全球抗疫工作的展开，亚投行将继续帮助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应对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健康和全球金融稳定性等方面的挑战，打造域内外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新典范。而中国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大国责任。但是，在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亚投行还面临着诸多经济、政治和安全难题。变异新冠病毒的威胁仍然存在，全球经济复苏压力加大;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顽疾尚未治愈;基础设施建设不联不通、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现象依然存在。但无论如何，中国始终会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始终是亚投行战略实施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也会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继续发挥推动者、示范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持续贡献中国特色的治理价值，共同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参考文献：

[1][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12-19（002）.

[3]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N].人民日报，2013-03-24（002）.

[4]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7.

[5][6] 亚投行2020年投资规模翻番 金立群称五年内实现气候融资占比过[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8793102071197657&wfr=spider&for=pc，2021-1-14.

[7] 曲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J].求是，2013，（4）：55.

作者：陈建峰

经济角度全球治理论文 篇3：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中国与G20

摘要：G20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外围走向中心，并催生了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参与也增强了G20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合法性和影响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但又不局限于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以发展为主线同时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特征。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安全和新疆域的全面治理体系。这一治理观的特点是突出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强调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

关键词：全球治理；G20；命运共同体；发展

G20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中小国家的代表通过对话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平台，也为促进更为良好的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虽然G20是一个协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但是其所涉及的议题已经涵盖了几乎所有的全球治理领域，从贸易、投资、金融、发展这些传统的经济议题到气候变化、反恐、难民、网络安全以及卫生健康等新兴全球治理议题。因此，对于中国而言，G20是一个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

一、 G20推动中国从全球治理的边缘走向中心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见表1），推动这一过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增多，特别是金融危机频发，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存在能力赤字，一些新的治理机制如G20应运而生，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被邀请加入；另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复杂，中国海外利益保护需求急剧上升，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态度也从被动参与和谨慎应对转变为积极参与并争取更大话语权。如果前一个方面的因素是被动要求承担全球治理责任，后一个方面的因素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主动需求。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明确G20是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因此加入G20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在中国参与的全球治理多边机制中，除了联合国，G20是唯一一个级别最高、涵盖地区和国家最广泛、议题领域虽然以经济为主但是也日益宽泛并且参与其中的国内部门机构最为全面的综合性治理机制。虽然G20具有松散的论坛性质，但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表现来看，其在应对危机、维护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还是相当显著的。在G20机制下，不僅形成了各国联手应对金融危机的集体行动，还推动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份额改革，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全球性议程如《巴黎气候协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上，G20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引领作用。因此，如果说联合国安理会是全球安全治理的支柱性机构，那么G20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支柱性平台。加入G20，标志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实现了从外围到中心的转变。

中国加入G20并非主动争取的结果，而是一个由发达国家主导的选择结果。美国前总统布什在自传中对于如何确定哪些国家加入G20只是一笔带过：“这场金融危机是国际性的，其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就是决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处理这个问题。尼古拉斯·萨科齐这位活力四射、一贯亲美的法国总统，敦促我召开国际峰会。我慢慢觉得这是个好主意。问题是邀请哪些国家。我决定召开一个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个集团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印度、澳大利亚、韩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活跃的经济体。”[美]乔治·沃克·布什：《抉择时刻》，东西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32页。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主任柯顿教授的分析，G20的成员名单来自加拿大的时任财长马丁之手，“对于二十国集团，其灵感和倡议来自加拿大财政部长保罗·马丁。他与劳伦斯·萨默斯进行接触后，后者迅速同意此倡议。1999年4月27日，两人在华盛顿萨默斯的办公室见面，设计这个俱乐部”[加]约翰·J.柯顿：《二十国集团与全球治理》，郭树勇、徐谙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788页。。柯顿教授的分析有突出加拿大影响力的因素，但是保罗·马丁的确功不可没，他也是公认的“G20之父”。对于G20成员的选择，更为公开和权威的说法来自1999年的《G7峰会公报》，对于在G7基础上扩大而成的G20成员国家的资格给出了两个标准：“系统重要性国家”和“主要新兴市场国家”。“G7 Statement，” 1999年6月18日， http：//www.g8.utoronto.ca/summit/1999koln/g7statement_june18.htm.总的来看，G20虽然是一个由发达国家集团设计的新机制，但是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传统的国际实力对比格局和利益分配发生变化，有必要通过新的政策谈判对全球治理的相关机制、制度和规则做出适应性的调整，G20正好适应了这种政策谈判的需要。中国通过加入G20平台实现了从全球经济治理外围到中心的转变，并且随着G20议题的泛化，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也一并获得提升。

二、 G20催生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

中国通过参与G20对话，加深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认识，并逐步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从1999年G20财长会议开始，中国呈现出逐步重视全球治理的明显趋势。G20杭州峰会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是一个加速推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在杭州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而且在G20杭州峰会召开前后围绕全球治理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见表2），这些讲话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G20杭州峰会上中国首次系统阐述了全球经济治理观，提出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构建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等四大治理格局”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出席2016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2016年9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g20chn.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1.html。。（见图1）在习主席后续的系列讲话中，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加入了安全和新兴领域的治理，并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全球治理观。这一治理观回答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全球治理格局的问题。对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问题，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演讲中将其总结为五个关键词：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drsjxgsfw_688636/zxxx_688638/t1431760.shtml。为了建设这样一个建设目标，全球治理格局应该是：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秉承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安全治理格局上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同时在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

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平等、开放、合作和共享为治理准则，致力于建设一个包含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安全和新疆域治理的体系。这一治理观的特点是突出顶层设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强调国家间的平等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切入口在于全球经济治理，但又不局限于全球经济治理，呈现出以发展为主线同时推进全球安全治理和新疆域治理的全球治理的特征。以全球经济治理为主的原因在于，相比于高政治的安全治理和新疆域治理，全球经济治理业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制度规则体系，金融危机使得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一种集体性的迫切需求，加之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实力积累使中国具备了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意愿和提供公共治理产品的能力。对中国而言，“G20是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得到平等代表的多边论坛，中国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建立、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以共同利益的名义寻求自身利益，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步改变和长期变革”Tyler， Melissa Conley， China Has High Hope for G20， November 2014， 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chinag20globaleconomicgovernance_1.pdf。。G20与传统的G8为主的治理平台相比，能够让中国有更多的舒适度，契合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和利益需求，因此G20也就具备了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形成中国特色治理观的潜在影响力。

三、 中国对G20和全球治理的贡献

全球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G20在推动和影响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的同时，中国也推动了G20的发展。中国的加入不仅增强了G20的合法性、代表性，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案。

首先，杭州峰会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在中国的精心设计和努力协调下，“杭州峰会成为G20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参与最广泛、发展特色最鲜明、发展成果最突出的一次峰会。峰会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峰会达成的29项重要成果，在G20进程中留下深刻中国印记，成为G20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16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6年12月3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t1421108.shtml。。中国通过将发展议题主流化的努力来推动G20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形成了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集体行动计划，为G20的机制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议题基础。中国还以合作和开放的办会方式，为全球治理和集体行动注入更多的信任基础。对于涉及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比如产能过剩、反腐败等議题，都在中国的积极支持和主动参与下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G20杭州峰会核准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中国还主动提出在北京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的倡议。针对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杭州峰会通过组建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加强信息分享与合作。

其次，中国提出平等是全球治理的基础，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增强了G20的合法性。中国主张要秉持共商、共建和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具体而言，平等是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习主席强调要致力于“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特别是要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意愿和利益”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0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在G20杭州峰会期间召开的工商峰会（B20）主旨讲话中习主席再次重申，全球经济治理“要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主旨演讲），G20官网，2016年9月3日，http：//www.g20.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0.html。。“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加强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共同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行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讲话），新华网，2016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28/c_1119641652.htm。上述这些重要的论述表明，中国关注全球治理不仅仅是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目的是：在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时，在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上，在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角色，而是要争取更多主导性的地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需要，也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共同利益，为了建设一个更可持续的国际和平发展环境。

第三，推动G20建立开放的全球治理格局，维护和完善全球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公平和共享的治理环境。中国认为在全球治理方面，要坚持理念、政策和机制的开放。中国明确提出全球经济治理要“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当前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共同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大局；共同构建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巩固多边贸易体制，释放全球经贸投资合作潜力；共同构建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推动全球綠色发展合作；共同构建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以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目标，共同增进全人类福祉”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主旨演讲），G20官网，2016年9月3日，http：//www.g20.org/banner/201609/t20160903_3310.html。。在中国看来，全球治理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求，需要创设平等开放的对话与合作格局，充分听取各国利益诉求，鼓励政府、社会各方积极参与和融入，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全球治理的未来不取决于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意愿，在国际体系呈现日益多元化的趋势下，一个更加开放、平等和民主的治理结构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尽管对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读，比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丹妮拉·斯特拉布（Daniela Strube）、休·乔根森（Hugh Jorgensen）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架构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是为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发展有所影响，从而避免未来中国利益受到威胁；第三，更大的发言权也符合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承担更多责任的美好愿望。”Hugh Jorgensen， and Daniela Strube， China， The G20 and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November 2014， 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hinag20andglobaleconomicgovernance.但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政治意愿、能力、责任承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大作用，这当然是全球治理的好消息。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是中国进一步嵌入现有世界秩序的最好机会。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有四个：参与者、改革者、建设者和协调者。如果这四大角色在相当程度上到位，相信全球治理赤字的状况将得到重大改善”庞中英：《全球治理的中国角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8页。。实际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兼具自利和利他的目的：从自利角度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和维护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两个一百年”目标分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关于全球治理的集体学习时也强调了参与全球治理、服务“两个百年目标”。创设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利他角度来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对于改善全球治理赤字、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四、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基础

基于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和全球化发展的大势以及“天下大同”的传统思想，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形成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和核心理念。因此，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看作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倡导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归宿。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里一段文字首次提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3.html。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曾62次谈到“命运共同体”，这一论述就是要告诉世界，中国人民期盼着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国纪平：《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 2015年5月18日1版。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的主题就是《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在演讲中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回首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2017年1月19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xzxzt/xjpdrsjxgsfw_688636/zxxx_688638/t1431759.shtml。。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肯定全球化发展大势和思考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基础上提出的。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全球化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确实具有巨大潜力，但是由于全球化过去五十多年的推进方式，它还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有许多改革可以进行。”同时，他也指出：“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与发展》，载[英]戴维·赫尔德等：《驯服全球化》，童新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5、27页。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发展治理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在中国看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的和可持续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理理念是建立在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公认规则的基础之上。业已形成的国际关系公认准则包括：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国际关系演变所积累的一系列公认的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则和制度基础，既是全球治理的历史成就，也是今后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基础。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中提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2015年10月1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从维护国际社会已经形成的治理规则角度看，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给出的中国建议。

五、 中国参与以G20平台为代表的全球治理前景展望

中国对于全球治理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富有雄心、责任心和行动力。中国通过筹办2016年G20杭州峰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平等和开放的主席国形象，为了办好G20峰会，中国“专程走进联合国、非盟总部、七十七国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和小岛国，向他们介绍峰会筹备情况，倾听各方利益诉求，集众智、聚合力，对话范围覆盖了几乎所有联合国会员国。依托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高官会、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等平台，连续召开协调人、财长和央行行长、各专业部长及工作组等近 70场会议，主办工商峰会、劳动会议、智库会议、青年会议、妇女会议以及民间社会会议等一系列大型配套活动，打造最广泛的国际共识”王毅：《G20杭州峰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功实践》，载《求是》，2016年第21期，第20页。。中国通过G20这一治理平台展现了大国领导力和行动力，这些广泛开展的对话在形成国际共识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的思想产生了长远影响。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重要挑战，主要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治理主导权失衡，西方发达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决策机制、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中具有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群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对此，中国致力于加强在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力、统筹协调能力上的建设。总之，中国希望通过参与G20能实质性地提升自身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G20论坛并非不存在隐忧，早在其建立之初就面临合法性和代表性的质疑，而且G20成员的多元化导致了价值观上的分歧，对形成全球治理所需要的集体共识构成长期挑战。此外，G20缺乏落实机制，使得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曾列举了G20的三大局限性：“第一，G20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通过共识形成决策的论坛；第二，不可避免的是，一旦危机压力过去，成員国就会转而以其国家利益优先，集体行动很难达成，除非其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第三，G20不是‘全球经济政府’。”Amano Prodi，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Summit From the G8 to the G20： Histor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6，24（4）， p.12.更为严峻的是，伴随当前反全球化和经济保守主义思潮，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的国际大环境下，G20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开展有效的治理合作，正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说到底，全球治理最大的困境是落实，即集体行动的困境，也就是各国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如何开展有效的合作是个难题。“历史经验表明，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因此大国理应承担‘全球领导’的使命与责任。作为传统大国的美国和新兴大国的中国，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发挥领导力。”朱立群：《全球治理：现状与趋势》，见朱立群、富里奥·塞鲁蒂、卢静主编：《全球治理：挑战与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页。对中国而言，要想在未来的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和影响力，必须要持续加强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合作与协调，唯此才能共同塑造一个稳定、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前景。

作者：张海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