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统筹生态文明论文

2022-04-19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不足的国家战略定位，是实现乡村社会经济自然创新协调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是优先农村农业发展的经济基础，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型乡村社区是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载体，产业融合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动能。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协调统筹生态文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协调统筹生态文明论文篇1：

完善生态领域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一、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加强调统筹协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十三五”时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环境污染得到了控制，环境质量显著改善，为完成第一个百年目标、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贡献，为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建立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我国全面进入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也承载新使命、面临新挑战，我们需要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努力实现新突破，取得新进展。

但也应该看到，部分领域的环境治理成效并不稳固，污染防治与产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国土空间优化开发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都仍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环境法治尚不能充分发挥效能；环保督察尚不能完全做到精准监管；协同推进污染防治与碳减排方面也存在诸多不适应。特别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面对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虽然我国在2019年就实现了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1%，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标，但目前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超过了全球平均，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和，面临的国际压力将日益增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我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的宣示为我国赢得了巨大国际声誉，也对加快二氧化碳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在2021年3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我国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因此，“十四五”时期需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各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

强调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建设，是由生态文明建设本身的系统性、复杂性决定的。生态文明就是要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这是在人民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使物质资源消耗和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实现动态平衡，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生态演进能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协调，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在谋篇布局、战略安排上进行统筹，处理好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目标的关系，既各有侧重又协调一致；在工作推进中做好协调，按照统筹的要求动态调整工作重心、工作重点，确保总体目标的实现。
二、进一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体制与机制

建设生态文明写入了党章和宪法，成为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生态文明建设，在国家根本大计和总体战略上得到统筹：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一个重要目标；在“五位一体”现代化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一大攻坚战。在“十四五”期间，要按照上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布局，加快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

促进形成统筹协调的领导体制。党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会，是统筹协调我国各项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创新。“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仍然要从根本上依靠这种领导机制的高效运作，指导在生态文明各领域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

促进构建统筹协调的法治体系。《宪法》中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民法典》对个人环境权的保护，自然资源、空间规划、环境保护等各类法律法规，初步构成了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统一了民法保护和公法保障，统筹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使法律权威、行政权力、企业责任、个人权利协同发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障人民民生福祉。应该加强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提高不同法律之间的一致性和有效衔接，强化司法和执法，提高法律权威和法治效能。

促进构建统筹协调的行政管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了系统性重塑，按照一类事项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权责对等、分工合作、协同高效的原则，将生态文明领域不同部门的权责重新组合，组建生态环境部以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组建自然资源部以统一履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并在部分领域实现了省以下垂直改革，以提高统筹协调的权威性和效率。这些部门主要承担了生态文明主要领域统筹协调工作，加强了部门内部的协调。跨部门的协调，目前更多依赖于更高层级的统筹和干预，今后应该着眼于形成制度化、程序化的联席会议制和横向协同机制。

促进形成统筹协调的规划体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成功经验，就是利用各种发展规划推动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类规划，是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项事业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生态文明领域的规划，既是我国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规划体系的重要部分，其本身也是一个时空尺度上内容丰富、关系复杂的系统，尤其需要统筹协调。这包括资源保护、空间治理、污染控制、生态修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资源效率提升等领域的工作。因此，要加强生态文明领域的规划统筹，在规划之初就应充分考虑到如何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各领域建设及协调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并通过保障机制设计确保统筹有力、协调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的有效落实。

促进形成统筹协调的政策工具。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多领域多环节，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以影响政府、企业、个体行为，以这些工具作为调控手段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这些政策工具包括技术标准、监管规则、财税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通过政策工具进行统筹协调往往需要政府部门参与，并与其他机制共同发挥作用。随着我国开放式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手段和工具不断完善。在生态文明领域，我们要继续强调党领导下有效行政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强统筹，综合使用行政、法律、市场的手段和工具，并更多地依靠法律的权威、依靠市场的力量，更加高效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在政策制定中强调统筹、注重政策间的有效衔接，在实施中有效协调，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在确保政策效能的同时提高政策效率。

推进国内和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协调。深刻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快统筹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外部压力。随着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将全方位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全球气候治理，这将会深刻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并深刻影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我国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在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激活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并有效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外部压力，这也是统筹和协调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必须建立的重要机制之一。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和努力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后全球绿色复苏进程加快推进，以及我国进入以“双碳”目标提出和部署为标志的绿色发展新阶段，我们亟需按照尊重自然规律、尊重经济规律、最大化国家长期利益基础的原则，加强国内绿色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有效履行国际承诺并积极引领绿色发展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统筹协调。努力以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为契机，通过绿色产品、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模式走出去，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绿色纽带”。这将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步伐，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域和影响更具全球化特征和全球性意义。

作者：高世楫

协调统筹生态文明论文篇2：

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与机制研究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不足的国家战略定位，是实现乡村社会经济自然创新协调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速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是优先农村农业发展的经济基础，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新型乡村社区是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载体，产业融合是乡村建设的核心动能。坚持乡村建设的规划先行和支农政策保障，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建设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健全和完善乡村综合治理新体系，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带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构建创新乡村发展机制，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机制，建设生态宜居“两型”乡村，推动新时代乡村建设迈上新台阶。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乡村建设;政策;机制

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是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最大不平衡和不充分[1]，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战略定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顺应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时代需求。“农业产业兴旺发达、农村人居生态环保、乡风文明健康和谐、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农民生活幸福祥和”是新时代乡村建设新一轮发展的价值目标重构。借鉴发达国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政策，结合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立足农业产业化发展需求和农村现代化的不足，加快人的城镇化进程，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提振乡村经济，促进乡村振兴，补足现代化强国进程中农业现代化这一短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

一、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现实性

（一）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农业产业发展

新时代下乡村建设是全面深入持续推动乡村农业产业发展的总抓手，牢牢把握乡村产业现代化的关键点就是产业兴旺，以优先农业发展夯实产业兴旺的基础，发挥农业产业兴旺对农业加工业和农村服务业的协同和带动作用，进而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链接发展加速融合，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人口城镇化比例。因此，新时代下乡村建设的关键是优先发展农业。从农业产业产值情況来看，截止201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达到61 719.69亿元，较之2016年增长了2 431.91亿元，同比增长4.10%（见图1）;从农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截止2017年，我国农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0 892亿元，较之2016年增加2 054亿元，较2016年增加0.1个百分点（见图2）。[3]从农业产业总值和农业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这两方面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发展趋势是平稳增长、呈上升态势的，农业作为乡村经济的主要产业部门，对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新时代下乡村建设能够有助于深入推进乡村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二）以美丽乡村建设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

新时代下乡村建设有助于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社会经济振兴。一方面，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本质上在于乡村的现代化，其实现途径离不开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产业创新发展，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有效对接，利用科技创新手段和平台为乡村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供给和服务;另一方面，新时代下农村现代化建设就是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不断改进和提升人居环境的绿色化水平，通过乡村综合治理新体系、乡村绿色经济带、乡村新型生态社区建设协同推进乡村现代化。要加强乡村综合治理新体系建设，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带动乡村生产场域、生活家园、生态环境一体化发展的未来乡村的现代化。根据我国城乡建设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乡建成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5平方米，全国68.7%的行政村有集中供水，20%的行政村对生活污水进行了处理，65%的行政村对生活垃圾进行处理。[4]较往年在各方面具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这有助于构建绿色美丽乡村，助推农村现代化。要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通过乡村新型农村社区的功能引领，实现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逐步推进人的乡村现代化。构建中心城镇与自然村落之间的新型农村社区，形成城镇化的“亚核心区”，将中心城镇和自然村落链接起来，形成层次分明、关联紧密、阶梯式递进的“边缘区（自然村落）—亚核心区（新型农村社区）—核心区（中心城镇）”的乡村建设新格局，进而促进乡村经济振兴，实现乡村地区的现代化。

（三）以三产融合促进农民增收

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就业，实现农民增收。随着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化，乡村地区的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其产业发展对于乡村劳动力的吸附能力不断提升，有助于加快农民就业，实现农民增收。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随着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乡村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不断兴起，以农业生产为代表的第一产业、以农业加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以乡村电商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加快链接，产业生产、产品经营、社会服务三大产业体系趋向协同创新发展，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加速转移，乡村新业态引导乡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攀升，促进农民增收，振兴乡村经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乡村就业人员数量为35 178万人，较之2016年减少了2.83%，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为42 462万人，较之2016年增加了2.5%;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432元，比上年增长8.6%。这些数据也在侧面反映出了随着乡村建设的持续深化和乡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就业机会和收入不断增加，乡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二、国外乡村建设的理论借鉴

国内外学者综合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对于乡村建设的功能定位、发展模式等方面提供了理论参考。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发展不充分的现代工业部门和发展优势明显但传统滞后的农业经济部门共同组成的，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化工业部门集聚了强大的资源、技术、劳动力等优势[5]，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起着引导带动效应，促使农业生产中过剩的劳动力逐渐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中，通过市场重新调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一理论为我国新时代下推进乡村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共享发展，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进而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理论参考价值。

（二）改造传统农业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等现代投入品向传统农业的投入是打破传统农业低水平均衡，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6]。我国新时代乡村建设的重点在于打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村产业格局，以政策指导和市场引导的方式，加速现代生产要素对乡村农业的参与融入，主要以市场的方式而不是行政命令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通过对乡村农业的改造，对接城市经济发展，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新体系建设，带动乡村振兴。因此，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为我国的新时代乡村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三）核心边缘理论

约翰·弗里德曼提出的“核心边缘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由多个地域社会系统组成的，这些社会地域系统由于经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形成了不同发展水平和程度的社会地域子系统。经济发展好、潜力大、资源条件好、创新能力强的社会地域子系统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经济发展滞后，创新能力弱，产业部门不完善的社会地域子系统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边缘区”，“核心区”往往对“边缘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支配支援和引导的作用。

三、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理论思考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提升至新的国家战略高度，乡村建设必然迎来新的转折。尤其是在五大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乡村建设的内涵、目标、未来方向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等诸多方面将进行相应调整。因此，要深入分析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相关理论，明确其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一）改造传统农业是优先乡村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通过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为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有利条件等手段，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进而推动经济进步。这是优先乡村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并为其提供理论支撑。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重中之重是优先农业发展，这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关键所在。优先农业发展的最终本质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7]，通过乡村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助推农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实现适度规模经济，从而走向乡村经济振兴。特别是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乡村农业产业发展迎来新的结构性变革，要持续加大对传统农业领域的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改变乡村农业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尤其是加强互联网技术、农业生产技术、农村人力资本、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理念等新的要素投入，实现乡村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经营理念创新，进而深入推进乡村建设。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实现乡村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三方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其核心思想是指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基础上，不危害后代人发展的一种观点，强调共同性、持续性和公平性。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当前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潮流、新方向，特别是绿色发展、协调发展理念对于乡村建设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表现，无论是当前还是未来乡村的建设，必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要紧密结合，协同共进，在保护乡村生态性的基础上发展乡村社会经济。

乡村建设的目标之一在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生态宜居作为其中的标准之一，对乡村建设的方向提出了新要求。生态宜居就是要从“生态型乡村”和“宜居型乡村”两个维度建设美丽乡村，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乡村。“生态型乡村”就是要治理乡村污染、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在不危害乡村可持续发展以及在乡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承受度内发展乡村经济。“宜居型乡村”就是要进行乡村综合治理，改变村庄村容村貌，对鄉村生活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为乡村居民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无论是“生态型乡村”还是“宜居型乡村”建设，都需要以实现乡村绿色发展为前提。只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在发展乡村产业过程中，要应用低碳清洁技术、互联网技术，转变乡村产业发展方式，减少环境污染。另一方面，要对乡村面源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循环利用农村废弃资源，减少生活垃圾污染。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进绿色乡村建设，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实现乡村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县域经济“亚核心”理论是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

县域经济“亚核心”理论是在借鉴产业集群理论、增长极理论、梯度转移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经济理论，结合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丰富和健全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县域经济将发达的城市经济和活跃的乡村经济链接起来，形成了城市经济与乡村经济中间地带区域经济增长支点。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具有经济基础条件好、竞争力强等先天优势，因此在区域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则由于地缘条件，产业发展薄弱，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不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边缘地位。县域经济发展介于城市和乡村二者之间，它从属于城市核心区，是城市核心区的边缘区，但又统领和支配着农村边缘区，是农村边缘区的核心。因此，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亚核心”[8]，与城市核心区和农村边缘区共同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社会地域系统。

乡村就地城镇化区别于农民进城城镇化，是农民“既不离土又不离乡”的就地城镇化模式。[9]乡村人口不再大规模的向大中型城市迁移，而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事业，以中小城镇为核心空间载体，辐射周边新型农村社区，促使农民本地就业生活，享受同城市社会一般的福利待遇。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在于要培育以新型乡村社区为主导的“亚核心”，通过新型乡村社区的建设实现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吸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业生活，从而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新时代下乡村建设的重心在于新型乡村社区建设，新型乡村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一是要发展乡村产业，主要是优先发展农业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重点发展相关配套设施产业，完善农村产业体系。二是要发展乡村社会事业，主要是发展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社保、旅游、社区建设等事业，缩小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三是要不断完善新型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化、社会福利保障等功能。基于此，通过乡村社区功能集聚，引导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形成新型农村社区，真正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这种新型农村社区从本质上来看既从属于中心城镇又统领着乡、村地区，可以看作是城镇经济的“亚核心”，服务中心城镇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乡、村边缘地区经济进步。新型农村社区属于中小城镇的“亚核心”范畴，与县域经济“亚核心”有异曲同工之妙，处于我国城镇化体系中大中小城市——中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五级层次模式的末端，辐射面广，带动作用强。所以，从这个视阈来看，县域经济“亚核心”理论是乡村就地城镇化的关键。

（四）产业融合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下的乡村建设的关键是在于产业兴旺，而乡村产业兴旺的核心在于发展乡村产业[10]。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发展特色农业、融合农业则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核心动能。农业产业融合其实质就是要扩展乡村功能，延长农业产业链，将“文、旅、农、养”等农业产业链上三次产业有效链接，发挥农业多重功能和乡村多重价值的叠加效应。利用农业产业的生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教育价值、休闲价值等为未来乡村建设服务，满足居民消费升级后的多层次、高品质需求，促进农民共建共享产业融合带来的增值效益，进而促进乡村振兴。

一方面，围绕乡村农业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相关农副产品加工业是实现农村一、二产业融合的有效模式，通过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农业产业发展层次，进而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于繁荣农村经济，优先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是实现农村二、三产业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转变农村、农业、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有助于促进农村就业，实现要素的跨区域合理配置。通过功能集聚引导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提升农业产业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进程中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规模和效益，从而实现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助推乡村农业兴旺和乡风文明建设[11]。因此，从这些层面看，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新乡村建设的核心动能。

四、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路径选择

（一）加强乡村建设政策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就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地位，优先配置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建设等资源要素，需要政府发挥政策导向和政策保障作用。一是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农业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一方面，加强农业财政政策支持，加大对乡村的技术投入、资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等，积极推进乡村农业产业提质增效，加快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加大对非农业产业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力度，鼓励发展乡村电商及休闲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实现产业兴村。二是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推进农村体制改革。通过深化农村土地供给和流转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构等方面的政策实施，推进乡村健康稳定持续发展。[12]三是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加强在乡村失地农民就业安置、乡村居民子女教育、乡村居民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保障乡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城乡共享发展，进而深化乡村建设。

（二）培养支撑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新时代下的未来乡村建设需要创新，创新则需要人才支持。因此，未来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人才，要深化服务“三农”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乡村地区相关部门或者组织应该不定期地对乡村产业从业人员提供技术培训，使之能够掌握新时代下的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能够将互联网技术、低碳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运用到乡村产业生产全过程中，从而提升产业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委托相关高校进行农民教育培训，转变农民的发展理念和思维方式，使农民掌握新的农业技术知识，进而服务“三农”。要因地制宜，切实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服务“三农”的人才队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繁荣，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加强服务“三农”人才队伍建设，使之在乡村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三）構建乡村治理新体系

治理有效是乡村建设的必然选择，通过乡村治理体系的改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探索和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13]，助力乡村振兴。要坚持乡村地区生态环境和村庄建设的综合治理。一是要发展循环农业，将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和重复利用，变废为宝，减少乡村生态环境破坏，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经济振兴协调发展。二是要加强清洁技术、低碳技术在乡村产业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应用，改造传统乡村农业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以现代技术投入要素的增加来实现农业低碳可持续发展，进而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和服务，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三是要积极加快乡村环卫工工作建设，完善乡村环卫基础设施，对乡村废弃物进行综合治理，对乡村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处理，进而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绿色乡村，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

（四）坚持特色发展理念

坚持乡村建设个性化、特色化发展理念[14]，培育乡村品质，形成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进一步将乡村特色农产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形成乡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极[15]。一方面，要依托乡村自然资源禀赋，培育新的乡村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要坚持个性化、特色化的发展思路，积极打造特色村庄，在村庄面貌及村庄建设的空间布局规划上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千篇一律式的乡村建设。特色化的乡村建设实质是新的经济增长极的培育过程，通过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发挥，集聚周边地区要素资源，延长乡村产业链体系，推进乡村劳动力就地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进而助推乡村振兴。

（五）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以完善乡村产业体系

乡村建设不仅仅要优先农业发展，更要发展相关配套服务产业部门，发展乡村电商、信息技术服务、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完善乡村产业体系和功能，进而实现对要素资源的集聚和整合，促进乡村社会经济进步。一方面，大力发展乡村非农产业就地转移劳动力，分流就业，加速城镇化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改善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乡村非农产业有助于优化和调整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进而辐射带动乡村经济建设。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通过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推动乡村产业体系和功能的改造升级[16]，实现全要素流动，满足未来城乡融合发展需求，推动未来乡村建设升级。

五、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新时代乡村建设机制研究

（一）构建乡村创新发展机制

新时代下创新发展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对于新乡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创新发展是乡村建设和经济振兴的主要驱动力，通过构建未来新乡村创新发展机制，依托创新实现区域性新型乡村社会发展的新形态[17]。一是要积极推动乡村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激活农村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支撑，实现乡村产业经济多元化发展辐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加强农村涉农企业技术创新，依托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深入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村产业的竞争力、创造力和比较优势。二是要推动乡村创新发展的运行机制建设。即构建新的行之有效的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一方面，要打造新型农村社区，通过社区功能集聚引导产业和人口集聚，从而加快乡村社会运行效率;另一方面，要转变乡村产业发展的运行模式，以村集体为单位，引导农户、企业、合作社、旅游业等建立产业协会，共建共享互相融通，进而创新乡村发展的运行机制，实现乡村社会同城镇经济共同进步。三是要推动乡村创新发展的保障机制建设。一方面，要加强政府政策激励，鼓励乡村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另一方面，加强乡村社会事业发展，为乡村创新提供保障。

（二）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一是要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有助于乡村全要素资源的合理自由流动，进而实现乡村产业有序合理发展，促进有效供给和服务，实现乡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18]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于要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链接，逐步推进新兴乡村产业、新兴销售模式、新兴服务业协调发展、产业融合，为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动力支持。二是要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现实机制。要积极打造乡村产业综合园区，通过产业综合园区功能集聚[19]，实现乡村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进而打造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工业、现代农村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农村产业格局，实现产业协调发展。三是要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的保障机制。一方面，要实现产业间资源共享和利用，进而拓宽和延长乡村产业功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发展，为促进乡村产业协调发展保驾护航。基于此，培育乡村产业协调发展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三）建设生态宜居乡村

生态宜居是乡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这需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协调发展，尤其是自中共十九大之后，乡村建设进入新阶段，绿色发展已然成为未来乡村建设的重要方向。因此，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前提[20]，积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一方面，要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要加强乡村治理工程建设，建立乡村污水处理池和垃圾分类处理厂，对废弃物等进行有效处理和回收利用，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防止乡村环境污染和破坏，改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要加强排污管道等方面的建设，积极打造生态环保型乡村;另一方面，要加快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应用，转变乡村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内涵式发展，降低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废气废水排放，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共赢，进而深化乡村建设，实现未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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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俊

协调统筹生态文明论文篇3：

统筹兼顾：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方法论维度

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从唯物辩证法出发，以统筹兼顾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鲜明地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特色。具体来说：立足全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配合，辩证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统筹宗旨。

关键词：统筹兼顾;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统筹兼顾既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方法，也是我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统筹兼顾就是要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善于抓重点、抓关键。纵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贯穿着一条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脉络，那就是从唯物辩证法出发，坚持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鲜明地突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特色。从统筹兼顾的角度来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髓和要义，这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立足全局，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战略思维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方法，展示的是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全局性是战略思维的最根本特征。统筹兼顾正是着眼于事物的全局性特征，把全局作为考虑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全面考虑问题。可以说，一切着眼全局和整体，这是统筹兼顾的基本要求。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1]。“十个指头弹钢琴”说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使全局中的各个部分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发挥出系统的最佳整体效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坚持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问题，科学把控经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为目标。这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地位、战略意义等方面。

首先，从“五位一体”高度来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生态环境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深化生态文明改革不能搞单兵作战，而是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改革密切配合，整体考虑，协调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来整体谋划，推动了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2]88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谋划，就是要按照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总目标的实质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高度整体认识和把握，使生态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融合共建，形成整体合力。从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到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倡导全面深化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各个领域改革，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系统性行动纲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整体谋划生态文明建设和改革的顶层设计日臻成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中国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伟蓝图。

其次，从实现中国梦的高度阐述了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战略目标确立来源于对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深刻把握。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蕴含着准确的战略判断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梦。中国梦承载着全体中国人民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幸福生活的追求与期望。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人民所渴望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裕、精神上的富足，更是对生态环境的期盼。人们期盼拥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更优美的环境，渴望能时刻享受到蓝天、绿地、净水。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能够让蓝天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國梦很重要的内容。”[3]该论断创造性地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联系，把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梦有机联系起来，指出生态文明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两个一百年的实现重大战略问题和全局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部分，在原先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基础上把把“美丽”一词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内涵，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习近平同志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高度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意义。人类文明要想继续向前推进持续发展，就要正确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习近平同志以战略的眼光，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要论断。面对未来，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振兴中华的战略谋划，是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共识的精神旗帜。他倡导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等重要战略论断，进一步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

二、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配合，辩证实施

统筹兼顾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并不主张在处理各种矛盾时平分兵力，四面出击。坚持统筹兼顾，既要着眼于矛盾的普遍性，坚持“两点论”看问题，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只有把两者结合好了，才算是做到了统筹兼顾。在环境治理上，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整治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作相互促进原则，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4]111，这些部署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全局、协调配合、辩证实施的辩证思维。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通过抓重点带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呈持续退步的走势，地下水污染问题严重、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土壤污染也日趋加剧，这些难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如何破解这些瓶颈，需要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123 “两个“清醒认识”告诉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从人与自然关系矛盾入手，坚持统筹兼顾，从环境问题的重点性、关键性问题入手解决。具体而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领域上，提出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当前尤其要重点加强大气污染的治理;在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顺序选择上，要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颗粒物污染防治，以及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的综合治理，要将解决损害群众健康、容易引起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放到优先位置;在生态问题解决方式上，要摒弃过去那种边污染、边治理的方式，强调要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综合治理，通过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式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上，强调从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入手，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之中。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要坚持统筹兼顾的思维方法，既要促进经济发展，也要推动环境保护，做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调推进。长期以来，在两者关系上，我们人为地把经济建设与生态环保根本对立起来，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对此，习近平特别强调：“我们以辩证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发展中最大的辩证法。”[6]习近平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形象地比喻成“绿水青山”和“金山銀山”，他强调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201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4]107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生动诠释了我们党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理念，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告诉我们，要摈除把保护生态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线性思维，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统筹好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护和利用好生态环境，抓住生态环境这一生产力的要素，通过生态环境的保护来发展生产力，从而探索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的新道路。

再次，生态文明建设要统筹刚性制度和非刚性制度，使两者协调配合，共同促进。保护生态环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用制度来引导、调控、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才得以可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紧紧围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执行最严格的保护制度，我们别无选择。”[8]“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可靠的保障。”[4]104此外，用制度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我们既要讲硬性的约束，也要从非刚性的宣传、教育入手，只有将软管理与硬制度结合起来交替使用，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从非刚性制度角度来看，习近平强调指出，保护生态环境除了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外，更应该从思想上去引导人们，牢固树立生态文化意识、强调充分发挥优秀生态文化的作用，构建起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的生态文化，营造一个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生态国家建设的良好文化氛围。

第四，生态文明建设要恪守生态红线，维护生态安全。生态红线是“底”与“顶”的兼顾，是对事物发展矛盾度的准确把握，这就是既看到事物发展中有利的一面，也看到不利的一面，凡事要估算风险，估算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态环境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系统，必须在演进中保持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如果一旦人为破坏，就会导致生态系统的衰退甚至崩溃。因此，生态红线是不能超出的界限、是用来保证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在生态红线面前，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必须停止。长期以来，我们采取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如果任由突破自然极限进行掠夺式开发、破坏式发展，生态环境的界限被会被打破，即使以后即使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也往往难以恢复原状。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2]209只有划定并恪守耕地红线，才能使人民群众拥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新鲜空气，才能使人类得以可持续发展。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统筹宗旨

统筹兼顾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统筹”，为了人的“兼顾”。如果统筹兼顾只是追求工具层面的方法和技巧，就会偏离统筹兼顾的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具有鲜明的人本价值取向，这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统筹宗旨。

首先，从统筹的主体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毫无疑问，广大人民群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既是建设者，也是受益者。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深刻的论述：“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9]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0]生态文明建设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并依靠人民的力量，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人民，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充分相信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人民利益导向，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从而汇聚成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

其次，从统筹的目的来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从生态环境方面更多地关注人的生态需求，为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习近平坚持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提出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论断。[5]123他还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来进行。”[1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要紧紧围绕民生建设来实施和推动。这就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就是最大的民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充分。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的民生情怀，体现出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爱和深厚感情。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新鲜的空气，在优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蓝天、绿水、青山、新鲜空气、安全食品等等，都是优美生态环境的基本要求，是美丽中国的必然构成要件。对于如何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习近平同志提出了 “三个最”的原则性要求。“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最终归宿，抓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2]这就告诉我们，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坚持从民生出发，回应人民群众的需求，才能可能真正实现好、維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再次，从统筹的评价标准来看，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要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切实维护与提升人民的生态福祉为目的和归宿。生态文明建设做得好不好，实践中最有发言权的是人民群众。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群众满意，才是最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正确反映和兼顾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无论从评判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出发点、归宿来看，其终极价值取向都是为了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利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的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12]其中“更优美的环境”是人民群众最期待的内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评价标准。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要求也越来越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并从中创造新的增长点。”[13]只有群众需求得到了满足，群众满意了、群众高兴了，党的工作才有了方向，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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