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公共性论文

内容提要：贫困被视为是可行能力的丧失。可行能力的丧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农村偏远地区，由于在不同阶段，村民可行能力的丧失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得村庄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共存。衰退型贫困是一种贫困的扩散，是由于县级的贫困辐射到村庄，从而使村庄也陷入贫困。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业技术公共性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业技术公共性论文 篇1：

论中国的农村公共空间

摘 要：中国农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许多问题，原子化状态的形式需要发挥公共性以及公共空间的作用加以调整。农村现有的公共空间包括小店型公共空间、红白事型公共空间等，它们可以发挥传承文化、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增强村民凝聚力等方面的功能，为了解决现有的农村问题，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关键词：原子化困境；公共空间；农村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呈现原子化状态的社会，公共性①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具有了很大的减弱，包含集体性在内的相当一部分都已经消失，与公共性相关的公共空间在农村也呈现减少的趋势。了解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内容、种类和功能，有利于幫助农村形成公共性文化。这将有利于国家发展进程的推进。公共空间中农民可以发挥集体的优越性。现在我们都在强调团队的力量，那么农村公共空间形成固定的模式，同样可以推动农村发展，配合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梦的实现。

一、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源自哈贝马斯，它在哈贝马斯的国内具体研究中往往被赋予情景化含义。本土研究中广泛采纳的公共空间被界定为两个层面：一是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二是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1]。本文将主要从第一个层面着手进行论述。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在人民公社时期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色彩。村落公共空间行政化倾向格外明显，以村庄行政化共同体、行政性集会、意识形态浓重的乡村文艺活动为典型的村落公共空间，维持着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秩序的“捆绑式社会关联”[2]。当时的公共空间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围绕着国家的宏观政策全体动员进行经济建设。这种状况具有特殊的时效性，集体所发挥的力量是强大的，农民的大事小事可能都需要集体来处理。我们不能以现在的眼光评价四十年前的事情，所以当时的公共空间是对人民公社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带有强制性和政治色彩，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可以发挥集体的作用，劣势在于压制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体制与市场相互联系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农村的人民公社也逐渐转型成为乡一级的行政区域。市场经济带来了特殊的开放性因素，农村社区逐渐发生变化。原本充斥在农村各处的公共空间逐渐减少甚至消失。进入21世纪，中国原子化状态更加严重，所谓的公共空间很少。现在所能看到的公共空间仅仅存在于特别的能吸引到人的地方。现在的农村公共空间，仅仅存在于“小店”“红白事”“大树”等这样少数固定区域。公共空间的减少，也让公共性得以减弱。现在农村社区存在着传统儒家文化和理性经济人相结合的现象，但是多数情况下，理性经济人发挥着巨大作用。而现在存在的公共空间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也不再是集体性而是表现出一种个人性，偶尔夹带有互惠性，但是政治功能就弱多了。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公共性必须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充当政治和道德的中介。所以在公共性中，所有人的经验目的都应该在知性上达到统一，法律应当从道德中产生出来。然而在原子化比较普遍的村镇，公共性很难形成，甚至已经缺失，只有在有传统文化的农村公共性还能发挥作用。将公共性与公共空间联系到一块，两者以一种相互促进的方式共同发展，但是在原子化状态下，因为缺少公共性或者公共空间，农村现在的发展遭遇到了极大的考验，因此寻求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性和公共空间发挥作用。

二、农村公共空间的类型

前面已经对本文所要研究的农村社区公共空间有了界定，因此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农民的参与、公共事件以及特定的场所，由此把农村公共空间的类型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红白事型公共空间

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基于特殊的社会性事件，这些事情会促使农村居民共同参与，并且会形成一套行为规范。这种公共空间具有传统性。结婚生子或者丧事都有一定的历史性，很多是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因此它们的发生具有一套规格。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具有时效性，随着事件的结束它也就随之消失。此外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会随着发生人家的不同而变换地点。在这种公共空间中除了主要的红白事外，还彰显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例如结婚酒席的办理，往往越多的人参与，也就暗示着主人家在农村社区中的身份和地位。四面八方的宾客因为主人家而结成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网越大则主人家的社会资本就越雄厚。同时各个个体相互互动又会形成新的社会网络。这样一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具有传承的功能，可以传承文化，传承风俗。而且它将差不多全体村民都暂时性地聚集起来，有利于公共性的培养，解决原子化带来的困境。

（二）“小店”型公共空间

这里的小店，出自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中心教授贺雪峰，他认为家庭的私密生活不能满足人的社会性。小店的一个功能是卖杂货，但主要功能是为村民提供聚会的场所，而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为村民提供娱乐场所。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有参与人——社区村民，有固定的场所——小店，有相互交往——休闲娱乐。农村社区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而变化，从而社区村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农民不用一年四季都在田间地头，科技的进步帮助农民节省了很多时间。现在农村社区居民不是仅仅追求温饱，还要求有精神满足。但是大多数农村是没有正式的休闲娱乐场所的，于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又满足精神需求，小店型公共空间就繁荣起来。这样一个以小店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可以满足人们在精神上的需要，同时村民在这里相互交往、相互互动维持了社区的正常运转。由于有固定的场所所以这种公共空间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在时间上也具有连续性。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它的缺点，由于在这里进行的休闲活动多数为打牌，因此当它们与赌博联系在一块时，就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它必须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保持良性发展。

（三）休闲型公共空间

休闲型公共空间指因村民共同的休闲娱乐需要而产生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与我们上文提到的公共空间有相似之处，但是两者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小店型公共空间在社区居民的生活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休闲型公共空间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变得可有可无。举例说明，在公社化时期是没有休闲娱乐的需要的，公社成员的心思都花在了劳动生产商。现在随着新农村社区的建设相应的体育健身场所也被修建起来，这些设施是村民早期锻炼身体的工具也是夜晚散步、遛弯的去处。这样一种公共空间部分取代了“大树下”这样一种公共空间。以前的村子没有所谓的健身活动或者很少有，这样一种新的类似的公共空间可以为社区村民提供交流的场所，也起到了提高村民身体素质的作用。

（四）组织协会型公共空间

随着国家倾向性政策的推动，第三部门在国家社会中得到确定，作为第三部门的领导力量——民间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提到“老人协会”在基层村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人不是经济建设的主力，但是他们却有大量闲暇并且要求有意义地度过。老人协会主要是让老年人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这样不用花钱的老人的生活质量却又大幅度提高，这就是“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3]。通过贺雪峰的描述，像民间组织老人协会这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发挥的功能比较大。这种类似的公共空间是适应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效度。民间组织多数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成立，像老人协会是为了发挥老人的余热促进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

（五）集市型公共空间

集市是村民购置生活用品以及出卖自己拥有的富余农产品的场所。在这个公共空间内，村民可以自由往来，多数情况是与陌生人打交道。当需要发生购买关系时两者就会形成一种购买，进而利用已经形成的购买文化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交易或者取消交易。集市型公共空间不只是私人活动而且也是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经济的发展繁荣，促进村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而集市公共空间的存在为生活水平的提升提供了重要载体。

三、农村公共空间的功能

（一）增强村民间的凝聚力

多数公共空间中都发生了人与人的交往。这种空间中的交往有些是感性的，有些是理性的，還有些是非理性的，这些交往行为都会增强村民间的凝聚力。受现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以及科学技术提升的影响，现在农村社区受到传统和现代的双重作用，用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来解释不容易，因为这种公共空间同样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它没有机械团结的呆板也不如有机团结那样分工很明确，缺少一个就无法运行。现在的农村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交流与合作的机会。这种交流与合作带有公共性，但是同样受到公共空间的约束。在原子化状态下，这种公共空间确实可以发挥增强凝聚力的作用。

（二）辅助基层民主的发展

农村公共空间中民间组织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帮助村干部做出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可以监督村干部的行为，促使村干部严格按照规范行使权力，做到以民为本，而不是只顾自己的个人利益。基层政治的发展一直是国家比较关注的事情，国家制定的各项宏观政策、惠民政策，说到底还要靠村干部根据本地的特色按照政策要求去做。所以农村的这种公共空间，除了帮助监督之外还能够推动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现在基层民主的发展遇到的问题在于村干部中大多数由中老年担任。这种状况首先是因为中老年比较稳重，经历比较多，遇到问题也能够冷静地面对，但是他们缺乏青年所具有的活力与激情。现在大学生村干部的推行有一定的道理。权力和权威是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产生的，青年一代想要为基层民主建设发挥力量，还需要增强自己的能力。

（三）促进文化的传承发展

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中都有文化的存在，文化在公共空间中具有烙印，一种公共空间若是没有特定文化的存在，那么这种公共空间就会逐渐消失。但是公共空间同时可以促进新文化的产生，不同的外来群体想要进入某一公共空间时，必须要了解该空间的文化特性。新的文化的产生，旧的文化的传承，彰显公共空间文化的扬弃性。公共空间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外显性和规范性，因此更容易发挥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进公共空间虽然可能会消失，但是多数公共空间会传承下去，文化自然也会源远流长。

（四）提供交往的平台

公共空间本身就需要一个固定的场所，虽然现在新兴起的网络公共空间没有物化的场所，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网络平台进行支持。对于农村公共空间来说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为村民的交往提供一个平台。虽然有些公共空间是暂时的，暂时性存在，但它始终是一个固定的平台。在这里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存在冲突，也存在顺从，它表现了社会互动的全部类型。不管是人性还是自我或者社会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因此公共空间作为交往的平台，同样实现了这一作用，因此需要公共空间提供交往的平台。

四、农村公共空间的前景

半熟人加上原子化的状态，造成农村社会的发展面临许多问题。所谓的原子化是由于中间组织的解体和缺失而产生的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状态和道德解组、人际疏远、社会失范的社会危机。它多产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时期，而中国当前正处于加速转型期，所以农村社会在转型背景下，产生许多发展问题。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说，乡村发展遇到的问题主要包括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最后一公里”问题以及由最后一公里问题而引发的治理性干旱问题。后两个问题是由于公社化的结束，原本约束大家的公共性不再存在，所有人都是自己干，得到自己的发展就好，而恰恰就是这种思想导致原来公共物品、资金的收取得不到响应，包括水利设施、新农业技术等许多有利于农村发展的策略。因此这些资源的应用变得困难重重。其实这就是原子化带来的困境。大家只想着自己的利益忽视集体的利益，这种状况造成一种可怕的结果：在一个人人都愿意且占“公”物而食之的社会中，就没有人会对其他人损公的行为感到愤怒，尽管这种行为事实上对自己的利益构成了损害。因此原子化的状态必须得到解决，农村的发展必须选择一种出路。

农村公共空间作为存在于农村的一个场所，对于增强农村的公共性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提出面对农村社区治理化的问题时，贺雪峰提出必须加强巩固农村基层组织，必须重建国家和农民的联系纽带[3]。公共性是连接政治与道德的中介，国家和农民之间是一种公和私的表现，因此作为具有公共性的农村公共空间必须在扭转农村发展的困境方面发挥作用。国家也需要立法，用于增强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机会。在不久的将来农村公共空间得到的发展机会将会增多，在具有农村特色的业缘和趣缘组织中更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作为解决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

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比较大，作为农村文化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阵地以及公共性形成的载体，公共空间的发展在实现乡村治理和促进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纯刚，贾莉平，齐顾波.乡村公共空间：作为合作社发展的意外后果[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4（2）.

[2]贾莉平.从公共空间看农村发展际遇[J].时代经贸，2011（5）.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史璇

农业技术公共性论文 篇2：

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村庄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交织

内容提要：贫困被视为是可行能力的丧失。可行能力的丧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农村偏远地区，由于在不同阶段，村民可行能力的丧失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使得村庄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共存。衰退型贫困是一种贫困的扩散，是由于县级的贫困辐射到村庄，从而使村庄也陷入贫困。扩张型贫困是回波效应的产物，是由于村庄的资源不断流向经济发展优越的地区，以致资源流入地越来越发达，村庄却越来越落后。乌兰察布市禁牧政策的出台，使二吉淖村由衰退型贫困转向衰退型贫困与扩张型贫困交织的困境。面对两种贫困问题的共同作用，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吸引村民回流和新劳动力注入，增加村庄公共性，可改变村庄的贫困面貌。

二吉淖村地处偏僻山区，周围被山环绕，占地面积2平方公里，可耕地面积1890亩，草坡地面积1065亩，人均耕地面积3.78亩。户籍人口500人，现住村民112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老年人，基本都是贫困人口，风调雨顺的季节，人均纯收入1970元。村中自然条件恶劣，村民生活水平低下。

在商都县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本应逐步富裕的二吉淖村却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落后。尤其是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新政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变成纯农户。这样一来，有很多村民离开村庄，使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

衰退型贫困中的能力丧失

物质资本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基础因素。物质资本指的是用于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包括基本的生活消费品，房屋以及农用工具等。村民只有拥有足够的物质资本，才有能力自由进入市场。但对于二吉淖村的村民来说，他们的物质资本普遍匮乏。

二吉淖村村民主要依靠种地和放牧为生，但是村中自然环境恶劣，土壤盐碱化、沙漠化问题严重，雨量较少，又没有灌溉设施，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对气候和环境的依存度高，所以，村民基本上都是靠天吃饭，基本生活无法保证。另一方面，遇上旱季，草场的草质变差，村民依靠放牧的收入会下降，这也给村民的生活带来风险。村民普遍反映，煤炭价格昂贵，每吨大约600元左右，所以，仍有人将牛粪作为生活燃料，这样一来，夏天还勉强可以维生，到冬天的时候由于取暖资源的缺乏，不少村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威胁。

二吉淖村村民户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户均人口7人，房屋的修建年限集中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都是泥土房，年久失修，夏天雨水会渗入屋内，冬天房屋的抗寒能力又很低。恶劣的住房条件直接影响到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村中农用机械匮乏，村民农作时只能依靠自家的牲畜，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下。

社会机会匮乏是导致衰退型贫困的重要原因。社会机会指的是在社会教育、医疗保健及其他方面所实行的安排，它们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自由。改革开放以后，二吉淖村由于在获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设施、通信设施等方面机会的丧失，一直处于贫困状态。

二吉淖村的教育非常落后，村里的小学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学校只有一位授课老师，而且所有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会分别讲授不同的年级不同的课程。教育设施的缺乏，无法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上课环境，再加上村民对教育的不重视，很多学生都中途退学，回到家中，帮忙务农或放牧。小学毕业之后，如果想要上中学，就必须到离村很远的玻璃忽镜乡去读，由于路途比较遥远，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双脚走到学校。2004年，村中小学被撤销，剩下的村民不得不将自家的小孩送往乡里或是县里接受教育。教育资源的缺乏，使村民的素质得不到提高，不能很好地投入生产，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更不可能有能力去建设他们的家园。

村中没有医疗设备，更没有诊所，只有一位赤脚医生。由于医生的能力有限，很多病人都得不到及时医治。村里的药物短缺，村民总是被建议去乡里或县里进行检查。但是，由于村子距离乡里有30多公里，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再加上交通很不便利，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医疗设施的缺乏，使村民的健康得不到保证，不能以更好的状态投入生产活动，更不可能改变贫困状态。

交通设施建设对农村的发展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农村道路建设的投资可以带来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村公路可以降低交通成本，使农户更容易获取技术和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交通设施的不足，限制了村民的经济机会和享受必不可少的服务的机会。二吉淖村只有一条泥土路，根本没有实现村村通。由于交通不便，距离市场又远，运输成本又高，村民在食品方面只能自给自足，限制了食物的多样化。虽然偶尔会有外来的人在村里卖各种食物，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村里只有一班车通往县里，载客量只有七八个人。村与村，村与乡之间没有交通工具，村民想要外出只能借助摩托车或自行车。交通工具的缺乏，限制了村民的外出条件，减少了他们进入市场的机会。

衰退型贫困基础上的扩张型贫困

2012年，乌兰察布市出于对草场的保护以及对荒漠化的治理，实施了禁止放牧的政策，严厉禁止所有的牧民放牧，实行圈养。这一政策的提出对于村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原本只能依靠种地和放牧维持生计，现在却不得不将大部分的牲畜变卖，由于卖得匆忙，交换能力明显下降，村民损失很大。这样一来，很多有资源和能力的村民被迫离开村庄，选择别的生活机会。

拥有资源和能力的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原本就贫困的村庄雪上加霜。以前村庄虽然穷，也有一部分人离开，但是绝大部分村民还是选择留下来。但现在村民数量却直线下降至112人，且基本全是老年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没有劳动能力，获得收入的能力自然就低。老年人自身脱贫能力本就低下，更不可能使村庄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10年以来，商都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又极大的吸引着离开村庄的村民，使他们返乡务农的意愿大大降低。村民的离开，使得村庄在原有贫困的基础上又出现了新的能力丧失问题。

村庄获得新劳动力的能力缺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吸引着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纷纷离开，村庄劳动力缺乏，土地无人耕种。禁牧政策的出台使原本不想离开村庄的村民也被迫另寻他计，这样一来，村内的劳动力就更加紧缺。据村中一位村民所说，村中的老人每家每年有2600元的低保，可2600元对于只有一个老人的家庭勉强能够维持生计，可是对于那些有两个老人的家庭呢？出于无奈，他们只能用自己的低保金买种子、化肥，希冀通过种地来获得额外收入，但是二吉淖村是靠天吃饭，对气候和环境的依赖度高，又没有灌溉水源，老人的收入根本无法得到保障。2014年夏天，商都县全县大旱，农作物颗粒无收，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村里的老人更是如此，他们用一年的低保换来的竟是颗粒无收。政府虽然会适度地给予灾荒补助，但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民的贫困问题。离开的村民感受到村外世界的舒适，逐渐放弃了农村，举家迁移，也不可能重新回到农村务农。县城工资收入较高、生活水平较好、发展机会较多的拉力作用和村庄落后、经济收入低下、发展机会缺乏、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推力作用共同导致了村庄的持续贫困。村庄一直贫困，对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变弱，就不可能有新的劳动力注入，土地就会一直荒废，村庄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村庄公共性缺失。公共性在农村社区中广泛存在，农村社区的温馨、和谐主要得益于公共性功能的彰显。禁牧政策的实施和村中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使二吉淖村的公共性日渐萎缩，村民维持传统公共社会关系和公共精神文化的能力逐渐丧失，导致村庄的公共性缺失。

传统公共社会关系维持能力丧失。传统公共社会关系指的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村庄内部关系。二吉淖村原本是一个魏姓大村，几代人一直和睦地住在村里，可是最近几年由于持续贫困，村民的生计难以持续，一批又一批的人选择离开，使这种传统的以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村民之间的联系中断。由于村中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彼此之间也没有交集，关系日渐冷淡。村民有时虽会因为祭祖回到村庄，但也只是作为临时住客，祭祖完毕后就会离开，与剩下的村民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寒暄。村民维持公共社会关系能力的丧失，使村庄冷淡下来，缺乏生活气息，公共社会关系的缺失也使村庄的贫困进一步加剧。

村庄社会活力维持能力丧失。社会活力指的是村民的一种公共精神文化生活。20世纪80年代，村里经常会有电影下乡的活动；90年代，随着一部分村民的离开，活动也就越办越少，剩下的年轻人有时会聚集在一起通过打牌来消遣时间。村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如哪家有人办喜事、丧事，或者逢年过节，就会有县里的二人台（汉族戏曲剧种）团队来村里演出，虽然时间很短，却也可以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近几年，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最后剩下的几乎全是老年人，由于腿脚不方便，他们大多都呆在自家，平时很少出门，也很少与邻居沟通。有的老人家里虽然有电视，但也形同虚设，问及原因时，他们会说没有感兴趣的节目，还有电视里说的都是普通话，因为文化层次低，有时他们也不易听懂。公共精神文化生活的逐渐退化，使村庄社会活力明显弱化。笔者认为，促进村庄的公共精神文化建设，增强村庄社会活力，带动和促进其他领域的发展，对改变村庄贫困面貌的作用不容小觑。

村庄今后发展一些建议

在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村中的劳动力基本都是老年人口，除种地外，只能依靠儿女和政府有限的补贴，但是对于那些无子女和孤寡老人来说，生活来源是极其有限的，只能依靠每个月50元的低保维生。所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

农牧业以及住房条件的改善对于村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收益的增加仍然具有较高的减贫效应，所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发展和拓展新农业，建设灌溉设施，提供充足的灌溉水，提供和利用农机进行作业，采用合适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拓展农业发展空间，培养人工草场，改善住房条件等，对提高农牧民物质资本可行能力十分必要。

摆脱贫困要以增加可行能力为驱动力，只有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他们才有信心和热情去摆脱贫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应对贫困的政策目标，应该从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拓展到降低致贫风险，并强调帮助弱势群体增加可行能力，发挥自身潜力和赢得发展机会。提高村民的可行能力，对于村民自信心的增强也有很重要的作用，村民有了自信心，就不会自我排斥，他们有能力过上不成为任何人负担、无需向社会伸手的生活，才能有更大的激情投身到自己家乡的建设中，才能为家乡的发展出力。

村民可行能力的提高，还能进一步吸引村民回流，使村庄发展走向实心化。农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村庄贫困面貌，增加村民的幸福感。村里应该继续保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水利，建设特色农产品基地，吸引外商进村。对愿意回村的村民进行农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层次。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应充分开发利用村庄资源，实现村庄的产业化发展。村庄公共基础设施的缺乏，也会严重阻碍村庄的发展，二吉淖村村民至今使用的仍是井水，而且村中还没有路灯，不利于村民晚上的出行。因此要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教育、医疗、道路、水利建设，对村庄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还要增加村庄的公共性，避免由于公共性的缺失而给村庄带来负面的影响。通过发展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和增强村庄公共性的共同作用，结合村庄的实际情况，努力吸引村民回乡创造发展机会，促进农村发展，使其走上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于一体的综合发展路径。

作者：魏爱春

农业技术公共性论文 篇3：

“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的耦合、难点及对策

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互联网+教育”与精准扶贫的耦合与关联，进而探索了“互联网+教育”在推进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非公共性、数字资源的非适切性、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不足、贫困亚文化阻碍等。基于此，特提出建立教育信息化“绿色通道”、加大经费投入，确保信息化基础设施公共性;创新资源开发模式，树立“大教育观”数字资源开发思维;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技术培训;注重“智志双扶”，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等四个维度的思考。

关键词： “互联网+教育”   精準扶贫   路径

“扶贫先扶智”，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战略推进的基础和保障。实现贫困地区的教育均衡化，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也是阻断代际贫困传递的有效手段。农村贫困地区推进教育的精准扶贫，离不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助力。创新地利用“互联网+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正逐渐成为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

一、“互联网+教育”与精准扶贫的耦合

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由于地方经济、地理位置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短时间内仅仅依靠政府政策支持、经费投入、师资配送等难以解决教育均衡问题。“互联网+教育”将教育发达地区线上教育资源下沉，使优质教育资源和师资得以城乡共享，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评估，可实现贫困地区长效的教育、教学资源的均衡。不可否认，利用“互联网+教育”的新型方式可以使农村教育扶贫更加精准有效。

1.“互联网+教育”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关联。

教育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能解决教育扶贫供需主体间信息、资源、服务等动态有效的衔接[1]（61-66）。“互联网+教育”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可以建立贫困人口及学校档案数据库，针对贫困人口的家庭成员、致贫成因进行深入分析与研判，有效归纳总结出各地贫困人口及学校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为贫困人口及学校量身定制可量化、能落实的帮扶措施，实现扶贫服务的个性化与供给内容结构的优化。可见，“互联网+教育”切实瞄准“真贫”，进行“靶向疗法”，可以有效缓解长期以来教育扶贫中普遍存在的扶贫对象不精准、投放不精准等问题。

2.“互联网+教育”可实现扶贫内容的有效拓展。

传统的教育扶贫主要侧重于贫困学校办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和农业生产的实践技术指导，尚不能完全满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切实所需的个性化知识、技术和技能。“互联网+教育”创新教育方式，实现了以“教师教”为中心向“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为贫困人口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提供了契机。此外，在线教育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维度限制，使各个领域内具备不同学科背景及实践经验的致富带头人、专家、技师、企业家等充实到教育扶贫队伍中，为贫困人口带来应用型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拓宽了教育精准扶贫的内容。

二、“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的难点

“互联网+教育”助推农村教育精准扶贫各地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互联网支持教育扶贫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基础设施的公共性问题。

我国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三通两平台”，但贫困地区由于财政紧张，教育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偏远的贫困地区还存在网络平台运行不畅、网络覆盖面不全、上网资费较高等诸多困境。造成该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性问题尚未解决。

首先，学校教育向来都是以校园教育、线下教育为主，政府为学校教育提供实体性质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具有教育的“公共性”特点，是教育“常态化”开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互联网+教育”时代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开启了较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活动。虽然线上教育实现了教学空间的转移，但传统意义上的教学公共基础设施无法实现从线下照搬到线上。虽然有多种教学平台和网络可供选择，但网络平台基本为各类网络运营商所有，运营商拥有优质网络的优先使用权。政府并没有像线下教学一样直接为学校提供充足的教育公共基础设施[2]（5-24）。加上运营商逐利的企业性质，市场化运作的线上教育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其次，我国贫困地区及一些偏远的农村由于财政有限，难以吸引优质网络运营商。对这些信息化相对“贫困”的地区而言，“互联网+”时代增加了进一步拉大各地“信息鸿沟”的风险。

2.数字化资源的适切性问题。

目前，数字化资源已经较丰富，但是真正适合农村学生的本地化资源和适合贫困人口提高生产技能、创业能力等方面的应用型网络教育资源还相对匮乏。

首先，开发主体单一，贴合农村的教学资源较少。目前，数字化资源基本以“城市”为导向，在看似充足的数字化资源中真正适合农村教学的资源屈指可数，难以满足农村教师和学生发展的实际需求。目前信息化数字资源开发模式主要由国家教育部门出资建设，中小学免费试用。由于没有直接的经济收益，教育部门有一定的经济负担。适用教学的数字资源开发是一项专业性强、投入大、耗时长的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实力较强的网络开发商和企业参与建设。但由于在前期一番大规模投入之后，看不到短期的回报，更愿意建设费时少、盈利多的普适性资源，致使真正适合农村本土化教学的资源过少。另外，适合农村教学的数字资源有一小部分是教师个人，如各地优师、名师自行开发的。虽然这类资源具有个性化和切合农村教学的优势，但过于碎片化，且存量小，难以形成规模和“气候”。

其次，数字资源结性失衡，应用型数字资源缺乏。教育扶贫关键是提高人的素养，使贫困人口具有真正脱贫致富的“硬技能”。“互联网+教育”为农村学生带来优质教学资源的同时，也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了农业技术、养殖、电子商务、新型农业等专题培训，带来了提高科学技术、创业技能的契机。但遗憾的是诸如此类的应用型教学资源在浩瀚的数字资源中犹如沧海一粟，显露了“为教学而教学”、应试化倾向的数字资源开发模式的不足，造成了教育数字化资源建设的结构性失衡。

3.教师信息技术能力问题。

信息化平台的硬件设施与软件资源仅是物态，只有人的“催化”，才能发挥独特的功效。广大教师作为信息化实践的主体无疑是信息化教学顺利开展的关键。我国信息化发展二十多年来，农村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取得了较大的提升，但“互联网+教育”对教师的信息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考验的是教师们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能力。一方面，线上教学将教学空间转移到了虚拟网络，教师们习惯了真实物质空间的教学，在心理上还存在空间迁移的“落差”，由于压力过大，出现本能的心理恐惧。另一方面，在线教学使教师选用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何在浩瀚资源中甄选、鉴别、获得与教学相关的优质媒体资源是教师不得不提高的一项技能。

4.贫困亚文化问题。

生态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僻、资源禀赋不足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外因，但不少贫困地区人口之所以贫困不仅表现在缺衣少粮的物质贫困，还在于依赖政府外来救济的“等”“要”“靠”的精神贫困和缺乏自食其力脱贫致富的思想观念。部分贫困群众扶不起，穷依旧，不是他们不能致富，而是缺乏脱贫致富的勇气和勤劳实干的行动。加上贫困地区一般人口流动率较低，自我封闭，风俗文化和生活习惯较守旧，部分群众存在“不求上进，小富即安”等消极价值观念，缺乏远景规划与向往。贫困亚文化严重削弱了贫困人口脱贫的内动力。

三、“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的可行性路径

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以信息化为载体助力教育精准扶贫已是大势所趋。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互联网+教育”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探索其可持续化发展。

1.建立教育信息化“绿色通道”，加大经费投入。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线下的实体教学空间转移到互联网。信息化基础设施是线上教学空间运作的根本保障，迫切需要有优质畅通的网络平台和网络运行环境做支撑。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将商业用途的网络宽带中部分优质宽带的使用权和网络资源分拨给教育，为在线教育提供一条教育平台的“绿色通道”，保障其优先使用的权利，并向全国中小学免费开放，保证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性。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将信息化基础设施资源根据不同地区的需求合理分配，可以避免信息化教育网络平台无序商业竞争带来的教学混乱，又能维护教育的公平。

同时，加大贫困地区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对网络宽带进行改造升级。政府可以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头作用，出台系列政策，对中国联通、移动和电信实行一些优惠，引导其对贫困地区学校的网络运营费实行部分减免，逐步缩小地区间的教育信息化差异[3]（146-155），打通信息化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2.创新教学资源开发模式，树立“大教育观”开发思维。

政府提供了信息化基础设施，保证了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公共性，并不意味着数字化资源必须由政府提供和买单。政府作为教育的组织者，对数字化资源建设可以做规划引领。

首先，建立“政府引导、企业竞争开发、学校选择使用”的资源建设与开发运行机制。各地教育政府部门提供部分资源建设的经费之后，可以通过企业赞助、重大课题招标或引入社会力量等多种途径，为教学资源库筹集剩余的经费和专业技术支持。政府亦可通过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鼓励企业竞相开发并提供优质教学资源，对提供适切的农村教学资源的开发商实行永久使用权限和税收优惠政策，不断满足农村地区教育与教学实际需要。其次，树立“大教育”观念，增加应用型资源库建设。地方教育部门可以邀请学科教学顾问、高校教师、专家、一线非主干学科教师通力参与与研讨，不断开发优质电子商务、新型农业、务工等应用型知识资源库建设。在贫困地区乡镇建立教育扶贫远程教学站，为广大基层干部、中小学师生、农业技术员、农村创业者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3.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开展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技术培训。

“互联网+”时代为教师信息技术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客观环境，倒逼教师不得不主动思考并适应这一新型的教学方式。除了教师自身从理论上达成教育信息化共识，克服畏惧心理之外，政策的引领和精准的培训必不可少。

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因地制宜地完善教师教学考核的评价体系，如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纳入教师评优评先、绩效考核、职称晋升范畴，通过教师评价转型积极引导广大农村教师数字化的专业发展方向。其次，各级教育部门可以利用大数据，对教师在线教学的个性化需求、期待与诉求进行摸底调研，对数据结果进行分类、规划和整理，以分类菜单的方式对教师开展精准技术培训。建立反馈和跟踪机制，将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训常态化和普及化。同时，各级教育部门对各地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涌现出的成功教学案例进行收集和整理，通过网络示范的方式给予广大教师实践案例参考，着力强化教师的信息化教学应用技能。

4.注重“智志双扶”，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扶贫先扶智”“扶贫必扶志”，在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的同时，兼顾对贫困人口的精神扶贫。一方面，引导群众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自立自强、光榮脱贫的理念，激发贫困群众艰苦奋斗、自我脱贫致富的斗志与决心。另一方面，加大微信等网络平台对教育扶贫的宣传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营造齐心协力精准脱贫的良好舆论氛围，让贫困群众真正认识到“互联网+教育”对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引导贫困人口主动参与到网络学习之中，激发他们的创富斗志，掌握创业知识和技能，进而通过自主创业实现脱贫。此外，教育扶贫不仅是政府的责任，还是全社会共同的担当与职责。应加大对教育扶贫项目的推介力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吸引更多的互联网企业、教育机构及社会公益组织助力教育扶贫攻坚战，形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自“互联网+”被纳入国家战略以来，“互联网+教育”在扶贫攻坚中的作用日益彰显。虽目前仍存在些许问题，但若能及时总结成功经验，补足短板，“互联网+教育”在精准扶贫中将大有可为，不仅能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还能让贫困地区和人口插上脱贫奔小康的“翅膀”。

参考文献：

[1]向磊，左明章，杨登峰，马运朋.信息化促进教育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作用机理与实施对策[J].中国电化教育，2019（10）.

[2]钟秉林，朱德全，李立国，等.重大疫情下的教育治理（笔谈）[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2）.

[3]付卫东，王继新，左明章.信息化助推农村教学点发展的成效、问题及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5）.

本文系作者叶春波主持的2020年浙江省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内生发展视角下“互联网+教育”助推宁波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机制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G20-ZX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叶春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