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学新趋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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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学新趋势论文 篇1：

道家“自治”话语论

内容提要 道家的“自治”话语指向一种柔性的自发秩序和社会治理之道，它是破解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关键之处；“自治”话语是道家文献中固有的视角，它体现了道家的社会治理理念，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近代以来两种道家研究思想的融合或突破；其行文语言表现为隐逸或休养生息；其深层的根据在“道法自然”与“玄德”。总体来看，从“自治”话语重新解释道家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 道家 自治 话语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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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无为而治”话语所指

道家，特别是先秦道家有着突出的社会“自治”思想。权威与自治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政治哲学的一大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治道”大体形成一种二元的张力结构：一为权威一极，以墨家、法家为代表；一为自治一极，以道家为代表。前者强调来自人君的社会控制，后者主张君不扰民的民众自生自化。墨家“尚同”思想的权威特点直接影响了法家，法家思想呈现出典型的权威主义性质。儒家的道德教化虽不乏“自治”因素，但其“得君行道”理想及其制度化有突出的权威文化特点。道家与其他各家形成了似乎并不对等的对立态势，但其“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也同样实现了理论上的自洽，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中最富有特色的思想之一。儒、墨、法、道的思想在历史上有不同的演变发展阶段，但就其核心理念来看，这一思想线索是清楚的。

道家的“自治”之道，与儒、墨、法相比，借王充的话说，就是“以不治治之”。①王充明确地说：“夫不治之治，无为之道也。”②郭象注《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章时，也做了比较清晰的解释：“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③不治天下而天下治？或者说“治出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④这可能吗？暴秦灭亡，汉初休养生息，不正是“以不治治之”？司马迁对汉初的文景之治做了描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⑤秦帝国以烦、苛为政而天下亡，而汉初“政不出户，天下晏然”，政府近乎休息，却迎来天下大治，这是为什么？清末学者魏源的解释可以回答我们的一些疑惑：“盖毒痡乎秦，酷剂峻攻乎项，一旦清凉和解之，渐进饮食而勿药自愈。盖病因药发者，则不药亦得中医，与至人无病之说，势易而道同也。”魏源：《论老子二》，《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第258页。魏源的说法，来自于孔子评论子产为政的思路：“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3），中华书局，1990年，第1421页。有的学者将此一现象概括为“谷底效应”：“对于治世或盛世，谷底效应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民生在大乱之后凋敝之极而迅速反弹，正是《老子》所谓的‘反者，道之动’（通行本第十四章）。”④熊逸：《道可道：〈老子〉的要义与诘难》，线装书局，2011年，第71、69页。换句话说：“谷底效应加上（近似的）最低限度的政府（而不是无政府），于是就有了‘文景之治’。”④这多少有些顺势而为的意思。其实，“天下晏然”，关键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即民的自富、自化。那么，这一“不治治之”而成的“天下晏然”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社会秩序呢？“君臣俱欲休息”而尽量不扰民，使民众在一片焦土上通过勤劳致富，重建家园，过上安静的小日子，社会呈现一派祥和气象。这种繁盛局面来自于每一位底层民众积极地辛勤劳作，而非一个强有力政府的刻意推动。石元康根据哈耶克的两种秩序理论将这种秩序概括为“自发秩序”：“在一个完美的自发秩序中，每个元素本身所占有的地位，并非是由一个外在或内在的力量的安排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由各个元素本身的行动所产生的。这个秩序，也不是任何一个秩序中的成员刻意造成的，而是各成员的行动与互动之间所造成的一个非有意的结果。”⑥⑦⑧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三联书店，2000年，第118、128、119～120、120页。“无为而无不为”者，正是这样一种自发的秩序，它似乎没有明显的中心，却在社会成员的努力中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秩序。所以，“无为这种政治理论，就是要执政者清静，对于人民不做干预，让人民自己去发挥创造性。”⑥这就是说，“以不治治之”，其实质就是允许民众“自己去发挥创造性”，调动民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达成社会的发展目标。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设想正是“由各个元素本身的行动所产生的”自发的秩序，“自发秩序乃是个在决定上有多中心的秩序。”⑦这一社会中，政府不扰民，民众安心过日子，这种没有极权的社会是宽松的，其秩序也是一种柔性的秩序，是对“民”自治给予的最大肯定。而儒、墨、法的治理之道，突出的是君主在政治生活中的独占地位及话语霸权，企图确立一种“命令式秩序”，即整个系统听命于一个权威，所有的成员惟权威的意志是瞻。“命令式的秩序往往是为了完成某项目的或某个目标而存在的，这目的又往往是发令者心中的目的。”⑧为了有效地完成最终目标，发令者常常会以全知、全能者自居，颐指气使地驱使民众达到自己的目标。法家的权谋，墨家的尚同，儒家的教化，都为一定的具体目的而发布命令，但是这些目的本身是有限的、主观的、刻意的，而且要求民众只能遵从。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刚性的权威秩序。而道家的柔性或自发秩序，恰好是对这种权威秩序的一种疏离。

二、道家“自治”话语的文本语言

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严复、梁启超、刘师培、陈独秀、胡适、陈柱、吴虞、萧公权，英国的葛瑞汉、美国的安乐哲、日本的福永光司、韩国的宋荣培等学者在不同程度上用“自由”这一西方概念阐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新道家”鼓吹者甚至直接用“自由”指称老子的“无为”思想。英国学者哈耶克在《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原则》中引用了《老子》第五十七章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解释自由主义。[英]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冯兴元、陈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7页。另一种是嵇文甫、郭沫若、吕振羽、余英时、韦政通等以“权术”“消极”“愚民”“反智论”等界定道家“无为而治”。这两种观点看起来相反，但都多少“以西释中”，离《老子》文本有一定距离。我们知道，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固然是否定政府的乱作为，呼吁统治者节制权力，但并未消解政府的统治地位及其统治作用，而是强调留给民众充足的生活空间，以调动民众生产、生活的积极性，并具有古希腊开创的由法律保障的、不受干扰而自主行动的范围与空间的个人权利意义。在此意义上说，“无为而治”所包含的“自治”概念，充其量也只是统治者给予民众个人宽松地从事生产、生活的一种“特权”，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这种“特权”法治的保障却不能成为一种公开的权利，所以随时会因统治者的权力膨胀而丧失，最多只能以“象帝之先”（《老子》第四章）的“道”作为担保。至于说老子的“无为”是权术、阴谋、反智、消极等，往往只是抓住《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之类的表述。“取之”“与之”即“取者”“与者”，“固”是本来之意。仔细来看，第三十六章不过是讲天道自然转化之理而已，谈不上什么阴谋权术。所以，高延弟说：“首八句即祸福盛衰倚伏之几，天地自然之运，似幽实明。”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参照简帛本最新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8～209页。韩非子的《喻老》，以越王勾践、晋献公、智伯之阴谋说之，加深了这种误解。“愚民”“消极”之说，直接误读了《老子》文本：“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第六十五章），只见“愚”字，不理解“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67页。即纯朴、天真之意。老子所反对者，不过是礼乐政教之智，而非一般地反智。老子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第六十三章）还谈何消极？这些解读更多地体现了西方政治学思路的影响。

仔细来看，《老子》的文本已对“无为而治”做了解读：“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十七章）。这一章集中地将“民”的“化”“富”“正”“朴”归结于“民自”，突出了“民”在一定程度上的主体地位。老子主张的“民自化”“民自富”“民自朴”“民自正”，概括起来可以叫“民自治”。宋代学者林希逸较早用“自治”解释《老子》第五十七章：“故古之圣人但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而天下自治矣。”林希逸：《鬳斋老子口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2页。不过，这里的解释也有些分歧：“自”指“自然”？还是“自己”？非常有趣的是，任继愈、冯达甫的翻译都用“自然”，而陈鼓应将“自化”翻译为“自我化育”，将其他三个“自”解释为“自然”。其实，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我”无为、无事、好静、无欲，社会自然安治，但问题是如何安治？谁来安治？“我无为”固然是前提，但除了“民自治”以外，难道“我无为”还有意义吗？如果没有社会个体与民间的积极努力，没有“民自治”的活力而形成一个类似于四边形的合力与结果——“天下晏然”的柔性的、自发的秩序，“无为”何以“无不为”？因此，老子提出的“自化”一类的“自治”概念，虽然不能被等同于现代政治学等所理解的以法治与权利作基础的“自治”。但是，如果我们将此处的“自”解释为“自己”，即自我化育、自给自足、自归淳厚、自归于正这些表述，也就是表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含有能约束自己行为之意，在此意义上的“自治”， 治者，理也，也就是“自理”之意。因此，道家的“自治”，首先指民眾的自我治理和自然安治的生存秩序，强调权力的自我节制，与西方的“自由”只是一种“家族相似”，但在历史背景、内在结构和性质上有着相当的距离。由此可见，“民自治”是解释道家“无为而治”政治思想传统及其影响、演变的新视角。

先秦“自然安治、自我治理”意义上的“自治”，韩非子甚至明确肯定其在历史上的存在：“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443页。此处的“自治”，正是自我化育、自给自足、自归于正之意。所以，韩非子所使用的“自治”，可以用来概括老子所说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自化”“自定”“自宾”“自均”等，表示民众的自我治理。《管子》中也有“自治”的用法，“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4页。这里的“自治”，有万物自相治理、自然安治之意。其实，王弼在解释《老子》第三十六章的“微明”时说：“因物之性，令其自戮，不假刑为大，以除将物也，故曰‘微明’。”③④⑤⑥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89、13、19、19页。王弼注解《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说：“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③这是对“自然安治、自我治理”的进一步解释。

“自治”的“治身”意义，《老子》用的是“自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④何谓“自生”？“自生”即自益其生，或者说不求自身之生，“自生则与物争，不自生则物归也。”⑤何谓“无私”？“无私者，无为于身也。”⑥不“自生”而无为于身，“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第十九章），也就是“善摄生者”（《老子》第五十章），才能行“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五十九章）。河上公注，多发挥老子“治身”的养生意义。而儒家所说的“自治”，多指以道德修身。《礼记》说：“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礼记·礼运》）董仲舒认为：“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第256页。朱熹注《论语》等在此意义上也大量使用“自治”一词。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从“自治”角度揭示“无不为”的实质。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直接称之为“自治”；李维武：《徐复观文集》（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王中江《自治主义和乌托邦想象》称之为“自治主义”。王中江：《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中华书局，2016年，第293页。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论道者》称之为“个人自治的理想国度”。[英]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张海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三、道家“自治”话语的行为语言

春秋末年，铁器广泛使用，农业进步，土地私有出现，商业发展，封建宗法制度动摇。“贵族阶级的人数一天天的增加，互相冲突排挤，它的结果使得贵族阶级许多的人急剧地降入下层社会。这使得下层社会的民众慢慢有了知识，增加了力量，能够对贵族阶级起反抗运动。”B12B13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45～246页。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天子权力下移诸侯，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那时各阶层的人物攻击得格外厉害，于是渐渐集中，竟有没有封土的大夫和无禄的公子公孙出现了。”B12士阶层本是最低级的贵族，很少或者干脆没有土地的士，依靠知识与能力为高级贵族服务，“那时士阶层失业而贫困的人非常之多，‘隐士’之流也已出现。”B13士阶层经历了从“仕有定主”到“仕无定主”的变化，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页。原来依附于有一定血缘等关系的特定的贵族，现在远行他乡而谋生，这样，也同时摆脱了身份依附关系的束缚，发生了类似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解放，[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7页。 成为春秋战国社会最自由的力量。多数士游说取食于诸侯之间，一部分则隐居耕种于乡野，隐逸以求其志。商原李刚：《“士”的二重性与道家隐逸哲学》，《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士的隐逸，一方面摆脱了外在宗法体制的身份束缚，游离于权力中心之外，远离了自己的家族；另一方面，隐士从内心摆脱了“仕”这一内在义务，追求个人之“志”，弃“义”求“志”，寻求一种非主流、个性化的独立生活。商原李刚：《离“家”出走的道家政治哲学》，《人文杂志》2005年第2期。 士这种脱离贵族生活圈而遗世独立的生活勇气与独立精神，被老子、庄子等人提炼、升华成富有自治、自化精神的道家哲学。在此意义上，道家是富有自治气质的学派，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方式，寻求生活的多样性。老子虽非隐士，但晚而失官，西出函谷关而去；庄子归隐于乡间；杨朱、列子、鹖冠子、文子等等道家人物，大多独立特行，以自己自由自在的行为语言，书写了道家“自治”的最早篇章。与政治强权和权威保持距离，是道家“自治”话语典型的行为语言。

道家“自治”理想，虽与隐士有关，但并未停留于隐士的小圈子中。战国中期兴起的黄老道家，从对现实的抗议到“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司马迁：《史记》（10），中华书局，1959年，第3289页。形成一套多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思想。暴秦之后，百废待兴，汉初君臣俱欲休息，宽律驰禁，崇尚黄老之道，讲究慈、俭、简的政治作风，在汉初的政治生活中收到了“事少而功多”的效果。其实，汉初的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高度中央集权尚未完全形成，至少有皇族、诸侯王、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三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互相抗衡，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牵制。正是这种分权状态，使政府无为，民众的“自治”得到极佳的机会，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兴旺。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汉初军功受益阶层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51页。黄老人物盖公有一概括，即“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司马迁：《史记》（6），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9页。“自定”亦即“自治”。“定”有安定之意，也有决定之意。统治者的清静无为，“用人之自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17页。由民众相互竞争，发家致富，满足其生活需求。因而，道家的“自治”理想在此沃土上得以兴盛。汉初的放任，尽管有著“让民自治”的特点，但已不完全是一种“被自治”的状态，而是在权力制衡的夹缝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这是道家“自治”最高形态的行为语言。

四、道家“自治”话语的可能空间

道家的“自治”理想在发展过程中，其极端表现为“无治主义”，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官府的存在，近于无政府主义。

庄子的“自治”理想最为极端：“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⑥⑩B11B12郭庆藩：《庄子集释》（2），中华书局，1961年，第294、291、334、336、365页。庄子强调治天下不过是“顺物自然”。庄子主张：“夫圣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⑥“正而后行”，按陈深的解释：“以无事为‘正’，以‘自然’为行。”⑧⑨陈鼓应：《庄子今译今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214、214、211页。“确乎能其事者”， 即宣疑所说的“不强人以性之所难为”。⑧这些典型的“自治”思想，近于“无治主义”，将“自治”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这一思想，在《庄帝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陈鼓应概括说：“《应帝王篇》，主旨在说为政当无治。本篇表达了庄子无治主义的思想，主张为政之道，毋庸干涉，当顺人性之自然，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⑨这就是说，让人民能为自己的意志作主，享有自由的生活。庄子的“自治”理想，是古代通往现代“自治”观念的重要桥梁。

《应帝王》篇还是从天道立论，到了庄子后学的著作即《外篇》，其中的《骈拇》《马蹄》《胠箧》《在宥》等篇，从人性立论，更进一步地对政治的统治作用提出质疑，并明确地提出“民性”问题：“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⑩“民有常性”“天放”命题，已多少自觉地意识到了人的正当生活的权力问题，是中国古代比较深刻的自由观念。《马蹄》篇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B11这已是愤激的无君论了。《骈拇》《胠箧》将儒家的仁义礼乐视为附赘悬疣、骈拇枝指，一并加以否定，以求获得精神上的独立解放。《在宥》更连“治天下”也否定掉了：“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B12宋代学者林希逸解释说：“在者，优游自在之意。淫，乱也，静定则不淫矣。宥者，宽容自得之意。”周启成：《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162页。梁启超直接用“自由”予以解释：“‘在宥’云者，使民绝对自由之谓也。曷为能使民绝对自由？释以俗语则曰‘别要管他’，文言之则曰‘无为’。”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由此可见，“在宥”无异于否定政府的管理作用，故而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其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理念，最后也只能以这种极端放任的无政府主义为归宿，跳不出宗法和专制社会的束缚，无法直接走向现代的自由和民主。

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天子、人君是天下之主，“民”被“治”即被天子、人君统治。道家提出的“民自治”思想，尽管充其量只是“被自治”，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的等级制度，但却是不同程度上对这种“被治”的一种否定和揭露，在一定意义上是“屈君伸民”：“老子屈君伸民的政治思想旨在约束权力，伸张权利，以形成一个民‘自化’‘自正’‘自富’的社会，有民有、民治、民享的意味。”陈霞：《屈君伸民：老子政治思想新解》，《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在此意义上说，道家的治道，与其说是一种统治之道，即如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汉书·艺文志》），不如说是一种治理之道。它的意义就在于彻底否定了中国古代所谓的“为仁由己”之类的被“自觉”的行为，即自觉自愿地服从行为，强调基于自主自发的“自觉”行为的正当性。这种政治行为，往往被视为“政治不服从行为”。一旦公开肯定了政治不服从行为的合理性，统治者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甚至挑战。无论如何，这也是走向现代自由、民主的必经思想之路。不仅如此，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目的是无统治者的特定目的，或者说无特殊利益（即“私”）；无特定利益也即顺任自然就会符合普遍利益，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因此，老子所创立的“民自治”思想，已远远超出了儒家式民本主义的民有、民享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古代的“民治”思想。与现代自由主义相比，它虽然显得简单、偏狭，但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空谷足音。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古代的“自由”“民主”理想，只能以“小国寡民”的乌托邦为其归宿。但是，按照这种自治理想，其民虽少，但国亦小，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大社会、小政府”的特点，是比较接近的。

先秦道家特别是庄子的“自治”视角，的确表现了道家思想“激进”的一面，展示了“自治”话语的最大的可能性空间。

五、道家“自治”话语的哲学语源

老子的核心思想“道法自然”理念蕴含着“自治”的因子。一方面，“道”是不假外求的自足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第二十五章）“道”先天地生，独立不改，自足自因，不依赖他物，是最高的、独立自足的存在；“道”生长万物，却不主宰、占有万物，任由万物自然成长。作为最高存在， “道性自然，无所法也。”③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页。何谓“自然”？“然”者，成也。道是自我成就、自我实现的；“道”的本性独立自足，内在地包含“自治”的因子。这就是老子的“自然主义”精神。另一方面，老子之“道”，产生万物却并没有离开万物：“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河上公注解说：“奥，藏也。道为万物之藏，无所不容。”③王弼注解说：“奥，犹暧也。可得庇荫之辞。”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61页。“道”生万物，同时也长养万物，包藏万物，庇护万物，作为万物之本体与万物同在，存在于万物之中，却并不占有、主宰、控制万物的发展；“道”的作用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处于“辅助者”的地位，并不占有、主宰万物的发展。“圣人”权力在手却不妄为，这种高度的自我控制精神，源于“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在老子看来，物各有自然之性，侯王的最佳行为，莫过于依道而行，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辅助万物万民自然成长发展。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辅助天”。道与万物之间，人主与万民之间，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思想，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这种“无为而治”，在一定意义上已是“非政治性的统治者无为而治”，“通过非政治化，通过无为而治，他（圣人侯王——笔者注）保有了这种支持（“为天下贵”——笔者注）”，[德]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刘增光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1～82页。政治家无欲无事，成为非政治性人物，却奇迹般地“安治”人民，使民众的生活走上自然和谐的秩序，这是“超政治的政治”。这种自我消解的政治智慧，来自于老子“道法自然”的政治哲学。老子的“道”论，为其“无为”“自治”的治理之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道家的“自治”思想体现着老子的“玄德”伦理。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④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137、24页。在老子看来，道生万物，物得道而成为个体性存在，万物以道德为尊贵，这一切出于自然之常，而不需要回报——回报也是自然之报，故而叫“莫之命而常自然”。河上公注解“为而不恃”说：“道所施为，不恃望其报也。”河上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36页。“道”本身无知无识，所施所为，皆为无所施而施，无所为而为，无所谓回报不回报；不知有施为者，被施者何以回报？回报是人类的行为，是有知有识者之所施所为的一种感恩报答之举。儒家的忠孝仁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父母、君长的回报，是对在上者施予的报答。老子“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否定了讲求回报的仁义之行，肯定的是“施不求其报”的精神。用《老子》的话说：“道隐无名。”（《老子》第四十一章）向何处而报？即“有德而不知其主”。④这种施不求报之德，谓之“玄德”——博大的道德，它不求回报，只有付出，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明确的主体和对象，想报答也不知去何处回报。这种超世俗的道德，体现的正是一种自信自得的天地境界与情怀。它从侧面鼓励着统治者去宽容、包容民众的“自治”。它与来自正面论证的“自然”，共同构成道家“自治”话语的语源。

总而言之，道家“我无为而民自化”的理想表明，“自治”是无为而治主张的核心，它揭示了道家“无为”得以“无不为”的内在机制；“自治”成为道家最为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之一。如果说老子创立的道家以“道”与“无为而治”为其体系的基本结构，那么，“自治”就是贯穿其结构的内在纽带与机理。换句话说，老子的“无为而治”何以可能？我们可以明确的回答说：“自治”是破解“无为而无不为”的关键环节。尽管老子提出的民自化、民自富思想，以“圣人”的“无为”即清静无事、“少私寡欲”，不肆意妄为为基本前提，否则便无法得到保障，或者说寄希望于统治者之“慈”，但是，老子以及道家思想家们通过不断的努力，从“民自治”的角度提出问题与治理思路，并形成了一种思想传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的基本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古代有突出的民本思想，老子开创的“自治”思想传统，是真正深入到“民治”高度的民本思想。当然，道家的“自治”充其量不过是“自理”而已，它强调的不是当代“自治”的法治保障与权利意义，其意义是有限的。“社会管理”思想的提出，公共管理模式从单一的政府主体到多主体，从以政府为中心到多中心，从权威的社会体系到自发的社会秩序，是当代公共管理以及政治发展的最新趋势。由“管理”走向“治理”，正是民主政治不完善的突出体现。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信息网络化、环境生态化的大潮中，社会治理的重要地位日益突出，社会自治的力量受到空前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探讨道家“自治”之道话语的内在价值及其结构，就显得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李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宋玉路，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王晓洁

作者：李刚 宋玉路

西方政治学新趋势论文 篇2：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治理对策

[摘要]近些年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时间可预测性、支持广泛性、目标明确性、利益多样性等特点。预期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总量会急剧上升，中产阶级将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城郊接合部及农村将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网络信息将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提升环境宣传教育的强度和针对性，畅通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的沟通渠道，注重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

[关键词]环境群体性事件；环境污染；信访；中产阶级

近些年来，我国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环境投诉、环境信访、环境纠纷不断增多，民众与企业对立、民众与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更是成为热点。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并科学把握其发展态势，既是统筹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又是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特点

“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因环境矛盾而引发，由部分民众参与并以集体上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围堵工厂等方式，对企业和政府造成影响，达到维护自己因环境问题而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地域性、规模性、可预见性、反复性和危害性的群体行为。”[1]随着我国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尽管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财富，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企业污染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愈发严重。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境问题使我国付出了难以计算的经济代价，中国每年因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2]；另一方面，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民众和企业对抗、与政府对立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增多，己经在各类群体性事件中很突出。

从环境信访的变化看，1995年因环境问题民众来信总数是58678封，2005年总数已经达到了608245封，十年间有关环境问题的信访数量增长了10倍以上。从2005年到现在，有关环境问题的来信、来访数量仍然很多（参见表1），由于信访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往往转化为环境群体性事件[3]。

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在其年度环境绿皮书中指出：2009年是很多环境问题开始爆发的一年，环境问题从隐性变为显性。专家指出，2009年环境健康事件高发绝非偶然，经过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特别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后果正日益显现，甚至到了集中爆发的时期，今后若干年内环境健康案件都有可能频繁发生[4]。

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当前的环境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众健康。近年来，民众改善环境质量的诉求越来越强烈。环境信访和群体事件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上升[5]。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指出：“我们有1/4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污染对民众健康的危害将引发社会的强烈不满……今后，环境污染极易与环境公平搅在一起，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6]（P61） 目前，环境群体性事件已经进入频发期，这不仅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更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鉴于各地环境群体性事件不断出现，我们选择最近几年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进行对比分析 （见表2）发现，这些因为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既包含了一般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基本特征，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时间的可预测性。根据上述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分析，当民众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首先以个人或群体形式进行利益表达，希望通过政府来解决问题。在这一阶段中，民众抗争的直接对象一般是产生污染的工厂，试图通过向政府求助或施压而减少、消除污染，或者要求经济利益补偿。在冲突发生前，受污染危害的民众往往己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抗争，大多以信访、上访等形式表达利益，甚至受环境污染影响的民众经过了长达一年、几年，甚至十多年的抗争。在四川什邡事件中，从项目启动到发生群体性事件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浙江海宁事件中，群体冲突事件从萌芽、发展到激化整个过程前后演绎了三四个月；在江苏启东事件中，民众反对王子企业排污由来已久，事件爆发前几年民众就通过互联网、信访等多种渠道向政府呼吁诉求。然而，由于民意始终被漠视，在长时间诉求无果的情况下网民呼声高涨、民怨沸腾，他们在网上公开抗议言行，导致围堵政府的群体性事件爆发。由此看来，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很少是突发性的，往往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累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关键期。

（二）支持的广泛性。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直接影响受污染地民众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各种污水、空气和重金属污染甚至会影响子孙后代，因而环境问题引发的纠纷一旦形成群体性事件，就往往具有很强的扩散性和号召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征得该污染区域民众的广泛支持，并且形成很大的规模。相比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动员能力更强。在我们选取的十起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有八起参与人数都达到数千乃至数万人。在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中，“只要你喊，如果这个项目在这里建成，污水大量的排入大海，今后好几代人的健康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不论身份职业，不论男女老少，都被动员起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7]。环境群体性事件一般是在其生存环境可能受到影响或者已经受到严重威胁且多方反映问题而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引发的，这极易获得其他社会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三）目标的明确性。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民众通过一些温和的或激烈的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参与者的目标往往非常明确：停止建设某个工程。无论是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还是天津PC项目事件，都明确提出工程必须停建。与其他群体性事件比，环境群体性事件化解起来相对容易，只要污染项目被叫停，民众的行动基础和动力立刻消失，群体性的活动也会随之停止。不过，这种简单粗放的处理方式往往造成各方皆输的局面：从后果而言，环境群体性事件容易引发严重社会骚乱，极大威胁着政府的公信力；从经济上讲，项目在环境群体性事件爆发前往往已经投资，政府紧急“叫停”后会造成极大的经济浪费，“什邡项目仅投资损失就4亿多元，宁波是60多亿”[8] 。

（四）利益的多样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诉求相对宽泛，参与民众不仅有经济利益诉求，还有更高的环境权和健康权要求，不仅包括“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还包括企业征地补偿、人身损害赔偿、参与环境治理等多方面的利益诉求。环境群体性事件裹挟着各种利益诉求，至于项目是否科学、是否合规，已成为次要因素。在江苏启东事件中，一方面是民众担心排污入海管道项目会损害当地的海洋生态；另一方面，遭到反对的建设项目实质上牵扯征地拆迁、渔业受损等诸多复杂利益，而环保问题只不过是以正当性充当了各种利益诉求的集中爆发点。

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民众的生态环境意识普遍增强，对自身基本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环保工作来讲，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就出现了。呈现结构性、叠加性、压缩性、复合性。中国环境保护状况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局部有所好转，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增大。”[9]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若干年内环境群体性事件未来可能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总体数量会急剧上升，预防式维权不断增多。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越来越关心环境保护，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激烈矛盾时，民众的更多选择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当他们认为自身环境权益受到损害而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时，往往会通过环境群体性事件来向政府施压。2013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披露的《2013年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7.2%的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优先于经济发展；民众对于“邻避设施”抵触情绪较为激烈，51.3%的民众坚决反对居住区周围建立污染性设施；若居住区周围拟建污染设施，78.1%的受访民众表示会参与请愿活动。若发生环境污染事件，68.1%的民众会直接选择较为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串联邻居或者直接参与群体性事件[10]。根据这样的情况判断，未来有关环境纠纷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将进一步增多。

就环境群体性事件而言，按照不同的变量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按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环境群体性事件可分为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应激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和反复型环境群体性事件。预防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污染可能会产生危害而污染尚未发生的抵制性群体行为。应激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对已造成污染事实而激发受害者采取积极对抗性的群体行为。反复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是指在应激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后，地方政府和企业未能及时采取消除污染，满足受害者的利益要求而引发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在这三种环境群体性事件中，根据我们前面的案例分析，预防式维权占绝对数量。如昆明PX、天津 PC项目、福建海门、四川什邡、江苏启东事件等均是在污染项目未建成前就采取的抵制行为。另外，环境群体性事件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导致容易与其他问题纠缠在一起，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其他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爆发口。

（二）中产阶级将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力。据统计，前些年发生的各类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参与者，80%以上都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虽然环境群体性事件诱发因素非常复杂，但多数这类事件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11]。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弱势群体，往往包括一些受教育水平较高、经济条件较好的群体。例如非政府组织成员、人大代表等。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所带来的一系列的严重危害，能更加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例如，厦门PX事件所引发的集体散步等环境保护抗议行为就由人大代表发起；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环保维权事件参与人员广泛，包含着中产阶级人群。有了社会精英和积极分子的参与，集体行动才可能形成规模[12]（P231）。近些年来，各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以及媒体、记者等群体对于环境群体性事件诉求目的的合理性关注度显著提高，有的甚至参与直接策划，成为环境维权事件的组织者。

（三）城郊接合部及农村成为环境污染的重灾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用地日益减少，许多企业和工业园都往城郊接合部或农村搬迁，对发展初期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往往都会避而不谈。一般来说，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也不强，这就给将来的污染和污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埋下隐患。与此同时，一些饱尝污染苦果的发达地区开始整治污染问题，对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企业在电价、环保等方面进行限制。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基于强烈的发展愿望，以追求短期利益为目的，制定种种优惠条件，吸引“三高”企业投资，虽然企业的投资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污染项目转移却抵消了地方政府治理污染的成果，并且为将来的环保冲突埋下了伏笔，其结果是民众深受环境污染的危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将在新的地方重新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污染项目出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由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新趋势。

（四）网络信息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高速增长，网络已

经改变了我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崭新的网络舆论场”[13]（P42）。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不断重塑和改变人们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也使得人们在信息的获取和共享方面变得更加即时和快捷。纵观近些年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的程度，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网络领域的信息传播。利益诉求者把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和自身的观感发布到网络媒介上，经过传播和分享，有着相同现实体验的个体感同身受，会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多个情绪主体相互讨论和交流又会使本已调动的情绪持续发酵，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现实，转变成现实行动。行动的参与者或旁观者会对现实行动进行网络跟进和纪录，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催生更多人的情绪共鸣，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现实世界与网络领域的联动发展。由此可知，网络信息在环境群体性事件

中可以对民众起到总动员的作用，甚至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

环境污染事件的密集发生和增长态势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深层次原因与环境群体性事件主体的知识结构、政府的沟通机制以及环境治理经验密切相关，因而必须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进行科学的对策性思考。

（一）提升环境宣传教育的强度和针对性

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与民众环保知识匮乏、辨别能力不高有一定的关系。这凸显了以往环境宣传教育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民众对某些项目的环保知识不足。要有效预防和处理环境污染事件，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宣传教育。

一要加快普及民众环保知识，提高民众环保素质。 在我国现阶段，尽管民众的环保危机意识增强，但民众个人的责任素质仍是环保活动中的一片“洼地”，并成为制约我国环保水平提高的一大障碍。应大力宣传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政策和法律，在增强全民生态环境意识的同时普及相关知识，在提高民众的生态环境保护觉悟的同时使其掌握有关常识，促使民众理性、积极地投身于生态环境保护中去，让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民众性的社会工程。

二要找到平衡点，消除民众对相关企业项目的恐惧心理。普通民众缺乏相关知识，容易对某些大型化工项目等产生恐惧。四川省什邡市民众内心的恐惧没有为政府部门的环评论证所化解，宁波市镇海区村民和市民担心自身健康受到 PX项目威胁，这种心理驱使一些人采取抗争行动，并最终演化为群体性事件。所以，消除民众对相关项目的恐惧心理、找到平衡点就成为事件解决的关键。政府提前对相关企业项目提前做好研判，找准经济效益、社会效应、民众接受度及环境危害风险的平衡点，就可以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要引导民众通过法律渠道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营造整体的社会法制环境，引导和教育民众通过合法、规范的渠道反映问题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要加大环境维权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优势支持环境诉讼，这不仅有助于环境受损者讨回公道，更重要的是借此宣传环境法，唤醒广大民众的环境意识、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让民众自己学会用理性的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避免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畅通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的沟通渠道

民众对政府工作的不满往往转化为对项目建设的普遍指责，因而对政府或权威部门出台的任何政策或批示持有否定和怀疑态度，这种“塔西佗陷阱”“塔西佗陷阱”是西方政治学里的定律之一，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指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在什邡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其实，什邡钼铜项目早在几年前就进入审批筹划阶段，并通过了环保部的环境评价。然而，民众顾虑迟迟没有打消的主要原因是环评制度不公开，政府和企业与民众沟通不足。事件发生后，尽管当地政府在网站发表了答复和项目环评公示，但由于各阶段信息脱节，政府所做的努力没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必须畅通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的沟通渠道，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一是建立政府和民众间的协商对话机制。对民众不满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可以设置专门性的机构定期召幵政府、项目单位与关联群体共同参加的座谈会或听证会，让民众畅所欲言，及时听取意见，与民众保持好心理沟通，做好各方的利益调解工作。

二是完善政府信访制度。对于民众反映的问题，信访部门能解决的要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回复，并积极与其他部门协调沟通。对于民众反映的比较普遍的共性问题，要及时做好舆情信息的整理和分析工作，观察舆情走向和动态，及时上报政府部门，做好研判机制管理。

三是完善地方人大代表职能。地方人大代表处于社会最基层，便于掌握民众的诉求，也有能力搜集第一手确切的舆情信息。所以，地方人大代表要切实履行自身职责，经常深入到基层政府和民众中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把民众的声音准确、及时地传达给相关责任部门。

四是重视网络民众舆情的表达渠道。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众往往通过这一方式表达民意诉求。所以，政府必须学会运用和规范网络舆情，在准确接收民意诉求的基础上灵活管理，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引导网络的舆论走向。

（三）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

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我国环境公共治理的理念、法律制度和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环境治理实践的要求，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环境公共治理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起，西方国家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如荷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倡导的低碳交通，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国和德国严禁开采原煤，美国的“谁污染谁付费”原则。这些国家就环境问题在制度构建、法律体系、国民教育及检测评估系统上相互促进，都值得我国借鉴。

要全面反思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要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动履行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这是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损害。政府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核心价值，真正将环境保护意识全面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中。

要改善现行政府考核和评价机制。针对资源与环境如何评价、保护、分配、开发、利用、恢复、补救和重建、监测监管等环节，进行系统科学的环境公共政策及相关政策制定，将资源与环境管理中所有的要素调动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良性互动系统。

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生态环境法治，畅通民众环保诉求途径，搭建环保活动平台，促进民众参与生态环境建设，使法律制度更加完备、更加透明、更加公正。

参考文献：

[1]张有富.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及其化解[J].传承，2010，（11）.

[2]杨杰.灰霾迷城，我们付出多少健康代价[N].中国青年报，20131211.

[3]张磊，王彩波.从环境群体性事件看中国地方政府的环保困境[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4，（2） .

[4]柳田.2010环境绿皮书发布：中国进入环境事件频发期[N].解放日报，20100320.

[5]周生贤.适应新形势 迎接新挑战 全面开创环境执法监督工作新局面[J].环境经济，2008，（6）.

[6]潘岳.和谐社会目标下的环境友好型社会[J].资源与人居环境，2008，（7）.

[7]谭翊飞，贺涛.求解环境群体性事件[J]. 财经，2012，（21）.

[8]冯洁，汪韬.环境群体性事件困局求解[N].南方周末，20121129.

[9]周生贤.环保形势依然严峻，努力建设美丽中国[J].环境教育，2012，（11）.

[10]全国城市居民环保态度调查显示：近八成民众认为环境保护应优先于经济发展[N].中国环境报，20130515.

[11]杨瑞清，余达宏.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治理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05，（10）.

[12][美]西德尼· 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3]金太军，苑丰. 积极引导网络舆情 有效应对突发事件[J].21世纪，2013，（5）.

责任编辑：何敬文

作者：陈秀梅 于亚博

西方政治学新趋势论文 篇3：

政党现代化与“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

摘 要：提出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与优化的结果，体现了政党现代化的现实诉求。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要注重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学习借鉴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和经验。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党现代化；政党适应性

作为政治组织，任何政党自诞生之日起，都必须应对和解决政党体制发展中的组织适应和嬗变问题。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我们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党不断作出自我调适和优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的任务，就是新形势下执政党自我调适与优化的产物，体现了政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现实诉求。

一、政党现代化与政党适应性

政党与现代化密切相关，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现代化的推进也不开政党。政党置身于现代化，同时也在现代化的影响下改变着自己。这种改变和调整对政党政治而言意味着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政党自身的现代化问题。政党现代化是政党组织应对世界性变革和经济全球化浪潮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所谓政党现代化，“就是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体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2]政党现代化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无论一个政党本身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机制、运作、活动方式不科学，缺乏适应性，它就很难获得成功，要么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淘汰，要么给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延缓乃至阻碍其现代化进程。在政党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政党必须不断改进自身的结构、功能、体制和活动方式，以适应环境需要；另一方面，要不断实现政党的结构、功能、体制和活动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政党现代化是政党发展一般规律的要求。如何适应环境的变革发展要求，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发展趋势，不断改善政党内部的建设目标、组织运作机制、活动方式，是每一个政党都会面临的问题。“对于政党来说，尤其对一个领导着现代化的政党来说，客观上的确存在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3]政党的这种现代化调适，也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和新路径，即政党适应性理论。政党适应性是一个复杂概念，目前存在着不同向度的认识和界定。布鲁斯·迪克森将执政党作为独立的分析单位，把政党适应性界定为一种政治体系的创设，即对社会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利益更具反应性的政治系统的创建，它意味着从集权到民主的转变过程，是集权型政党在不牺牲既有政权体制的前提下，继续生存的一种改革途径。[4]迪克森在对政党适应性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还将适应性区分为源于政党目标的转变，新的政策行将出台而促进组织变革的浅层次效能型适应，以及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环境压力时所做的更为深层次的反应型适应两类。亨廷顿将适应性看作衡量政党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检测政治组织制度化的主要标准，在他看来，适应性就是适应变革和挑战的能力，挑战越大，经历的时间越久，组织的适应性就越强。政党这种适应变革和挑战的能力，是政治组织发展的一种动态过程。[5]彼得·梅尔对适应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政党处于不停地持续适应变化着的社会、政治以及政策环境的过程中。政党必须学会“适应与控制”，“适应”才能生存，它是政党为了持久发展而必备的柔韧性、灵活性的源泉，否则政党将会面临衰退、毁灭的风险。一方面，政党制度应该是持续稳定，另一方面，它实质上是非常脆弱的。[6]综上而言，政党适应性是政党对组织功能危机和目标调整的内部回应。基于外部环境的多变性和组织目标的经常性的调整，这种能力提升、功能定位、手段更新、策略重组的经常性，可以适时地减轻政党压力。

历史经验证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在巨大的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面前，政党只有顺应大势，适应政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适时调适和优化，才能走向政党建设的科学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要维系执政的长治久安，就需要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政治期望，不断进行自身的调适与优化，以适应时代与社会变化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自身建设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了不断的调适和优化，对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阿列克谢·舍甫琴柯认为，中国共产党面向市场作出了“创意性导向”的适应逻辑。[7]而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政党—国家”体制的演变是一种“萎缩”（atrophy）和“适应”（adaptation）的双重过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8]这些调适主要表现在党建目标的更新、组织的功能收缩变化以及手段能力的提升上，这些变化决定着党建科学化水平外延的边界。

二、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内在要求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学习、服务、创新强调的是一种行为状态和活动的过程，而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则是一种保证学习、服务、创新行为状态和活动过程的全面、完整、系统的框架、体系、制度和机制。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是学习型政党、服务型政党、创新型政党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新型执政党建设模式。“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一种党建模式和机制，应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在思想特征方面，党员干部应具备学习、服务、创新意识。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学习、服务和创新三种思想意识，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解决我们发展起来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群众的“勤务员”、“服务员”；坚持党的建设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使党的建设不断适应党的事业发展要求。

其二，在组织特征方面，党的组织体系以及党员干部队伍，要体现出学习、服务和创新的机制和要求，各级组织以及全体党员都必须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自我调适，不断加强学习、服务和创新，实现组织化学习、组织化服务、组织化创新，建立健全符合“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运作规范。

其三，在作风特征方面，全党同志都应形成符合“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求的精神状态、行为方式和良好形象。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全党同志在精神状态、行为方式和形象气质上突出“三型”实质，并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素质来培养，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来遵循，作为一种作风形象来修炼，营造善于学习、勤于服务、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其四，在制度特征方面，党的制度机制必须体现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的要求。“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政党发展形态，制度及体制机制的健全是“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转型成功的重要标志。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在思想、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敢于打破旧的“条条框框”，形成符合“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制度机制，党的发展才有不竭的动力源泉。

其五，在反腐倡廉方面，要体现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廉政状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不断学习古今中外反腐肃贪的经验，不断学习创新反腐的制度和手段方式，走群众路线，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

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执政党自我调适的内在要求。“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提出，既是执政党回应外部变化，进行自身调适的结果，也是提升执政党适应能力的重要举措。一是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提升执政党的适应性理念。通过学习型政党建设，学习国外政党的适应性理论方法、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学习其他政党适应国际形势，破解国内难题的经验，化解党内危机和挑战的方式方法。二是通过服务型政党建设，丰富和拓展适应性的内涵。脱离群众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当前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党员干部淡化服务意识，缺乏服务能力，尤其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难以解决。三是通过创新型政党建设，提高执政党的适应性能力。执政党要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就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加强政党自身建设，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功能创新、方法创新等自身调适，增强政党内在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和交流，有效地提高政党的适应能力。

无论是从目前中国改革发展所处国际形势的紧迫性来看，还是从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遇到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迫切性来看，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执政党现代化的自我调适和优化，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顺应国际形势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复杂的变化，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体系大变革、格局大调整的新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新趋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此消彼长，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国际经济格局、各国力量对比、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锋呈现新态势、新特点。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顺应世界大势的发展，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空间。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就是我们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自我调适，也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客观要求。因此，党要领导中国融入世界，并且有所担当，就必须在国际形势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中，明确学习任务，强化服务宗旨，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才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第二，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破解改革深水区深层次矛盾，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现实诉求。随着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各种利益关系的博弈此消彼长，中国进入了解决“发展的问题”和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同步推进的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复杂，一些地方因公共安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环境污染、物业管理、干群关系等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努力学习、加强服务、推进创新，不断提高党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破解改革深层次矛盾的能力，解决我国发展起来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全新的理念和视野观照执政党的建设。在执政过程中更加注重以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提高党执政的公信力和执政效力，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党的建设中必须着力解决的课题，也是我们党在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思考。

第三，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应对党内风险和挑战，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发展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长期、复杂、严峻，这四大考验带来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也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党的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我们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学习、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与水平、不断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从容应对党内风险和挑战，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第四，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引领示范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十六大以来，党先后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要求，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此相对应，通过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分别对学习型社会、服务型政府、创新型国家建设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三、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路径思考

第一，提高全党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思想认识和自觉性。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行为主体，要从党的长治久安和执政安全的战略高度，提高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思想认识。首先，要加强对广大党员“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重大意义的宣传，有针对性地对党员进行理论知识的教育，提高全党对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觉性。其次，加强“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研究，将这一理论纳入党员干部培训、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加强理论研究，就是要明确“三型”执政党建设的定位、内涵、存在的问题以及方法对策，平息争论和分歧，同时，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进课堂、进教材，将其作为党员干部日常学习、教育培训、党委中心组学习等活动的主要内容。再次，加强考核督促。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和党组织“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状况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提高全党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第二，树立科学的执政理念，明确“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方向。“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必须有科学的理念导引。首先，树立执政学习的理念。所谓执政学习的理念，“是指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继承发扬执政党的优良传统，创新执政理念，实现科学执政而更好地完成执政使命的学习”。[9]执政学习理念，是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手段和基本条件。只有树立执政学习理念，才能少走弯路，看到问题本质，抓住问题要害。其次，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强化这一理念，以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必须强化公仆意识，始终把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觉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0]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切实为人民群众掌好权、执好政。再次，树立执政创新的理念。政党执政不能僵化，不能一成不变，而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也必须有这样的理念。

第三，改革和优化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调整和规范适应“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权力运作机制。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是建设“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重大课题之一。如何通过“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不能不规范执政党的权力运作，优化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首先，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实现上述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途径，也是“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其次，执政党应该善于通过国家政权领导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政党依照法律对于国家政权实行合理规范的控制和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和历史潮流。“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学习和创新，提升党通过国家政权领导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控制和影响国家权力执行机关的能力和水平，规范权力运作。这也是我们党向“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转变的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第四，推进制度和机制创新，构建符合“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制度体系。制度是确保“三型”执政党建设有“型”的关键。中央多次强调，党的建设要“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和创新，不断完善党内各方面的体制机制”。[11]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使这项建设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就需要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来保障。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党内制度。注重加强学习评价、服务评价、创新评价以及学习考核、服务考核、创新考核等程序性制度的建设，通过程序性制度建设确保“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达到预期效果。其次，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党组织的学习制度、创新制度、服务制度、调查研究制度、考核评价制度等实体性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加强经费保障制度、宣传动员制度、激励制度、成果转化制度等保障性机制的建设，为“三型”执政党建设提供基础保障和良好的制度体系环境。再次，创新机制确保“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有效执行。在加强制度及制度体系建设同时，还要认真研究制度有效执行的机制问题，通过建立健全机制，确保制度在与“潜规则”的博弈中胜出，使党的制度得到有效执行。

第五，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营造“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氛围和环境。首先，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特别是制定一些切实有用的具体程序和规程。完善党内议事决策制度，做到党内工作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反映制度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改革党的选举制度，尤其是改革完善党员领导干部的候选人提名、差额比例、选举程序和最终任免机制，不断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其次，以保障党员权利为重点发展党内民主。以改革党内选举制度为根本，落实和保障党员选举权；以健全党务公开制度为重点，落实和保障党员知情权；以完善党员意见表达制度为基础，落实和保障党员参与权；以创新党内监督制度为关键，落实和保障党员监督权，尤其是党员以及对违法乱纪和不称职干部的监督权、罢免权与撤换权，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申诉权、控告权、作证权与辩护权。再次，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促进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一方面，发挥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主导性与带动性作用。作为执政党，党主导着整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党内民主状况的好坏必然对人民民主产生引领效应；另一方面，人民民主的发展对党内民主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随着人民民主制度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对党内民主产生深刻影响，对党的监督和约束力度也将随之加大。

第六，学习国外政党建设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为推进“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借鉴。各国执政党在相互比较、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中实现自身建设的科学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在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进程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关注和研究国外政党的经验和做法，把握国外主要政党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认真汲取它们兴衰沉浮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借鉴。首先，要重点关注和学习西方政党如何服务民众，争取广大选民支持的经验和做法，提升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内涵和水平。其次，要学习西方政党如何适应形势变化，通过学习和创新应对和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和信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化被动为优势的做法和规律，包括调整和创新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纲领回应选民诉求，重视党员民主权利落实，促进党内关系民主化，以及各国政党组织改革的具体要求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党员状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身的组织机制，完善运行机制，激活政党活力，提高政党在选民中的吸引力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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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M].吕增奎，王新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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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10.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81.

[责任编辑：宇 辉]

作者：刘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