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刑法论文

【摘要】环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刑法是社会秩序维护的最后防线，对于规制环境犯罪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应从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机制、加强培训提升环境犯罪办案水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面，提高环境犯罪防控质量。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环境犯罪刑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环境犯罪刑法论文 篇1：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其完善

[摘要]当下，生态环境犯罪严重破坏了社会及生态和谐，作为规制生态环境犯罪的最后法律保障，刑法制度仍有不足之处。因此，有必要完善刑法，如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增设危险犯，扩大财产刑的适用等，注重刑法与其他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协调性，以适应现实需要。

[关键词]生态环境犯罪；刑法规制；完善

[作者简介]陈异慧，河南师範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河南　新乡　453007

生态环境是指在生态系统中除了人类种群以外、相对于生物系统的全部外界条件的总和，包含了特定空间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要素，强调在生态系统边界内影响生物状态的所有环境条件的综合体。因此。人类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凝聚着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是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共同组成的统一体，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质量逐步恶化，各国都加强了对生态环境的法律保护。一些国家为了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对生态资源和环境进行经济法、行政法等保护的同时，也制定了对于生态环境犯罪的刑罚处罚。如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刑法中，专门规定了生态环境犯罪。并就这类犯罪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刑罚措施，从而有效地惩治了生态环境犯罪这一特殊类型的犯罪，保护了生态资源和环境。

我国的生态环境犯罪立法起步较晚，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刑法颁布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刑事立法。只是由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交互使用，侧重点是行政手段。由于那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环境污染和其他危害环境的犯罪并不突出，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比较分散，并且不是基于环境保护的角度，故不足以从根本上体现对生态平衡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1979年的刑法中没有专门惩治环境犯罪的规定，只在分则的个别章和条款里有所涉及。之后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源短缺、污染严重问题日益凸显，刑法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发展。因而采取了制定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制裁的方法，但这种立法模式不科学，表现零散、杂乱：另外还存在环境犯罪立法範围偏窄及对环境犯罪惩罚力度不够等问题。所以，很难发挥其应有的制裁环境犯罪、保护环境的作用。

一、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刑事立法方面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突破了我国以往的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明确了对各种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处罚，是我国环境立法史上的重大进步。在刑法分则第6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专门设置了一节，即第六节，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共9个条文14个罪名，之后又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生态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进行进一步完善。我国1997年3月颁布的《刑法》，其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专节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采“法典式”的立法模式，在原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基础上，对有关环境犯罪的内容加以整合、补充和修改，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节，既体现了惩治环境犯罪规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惩治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对惩治环境犯罪也更有针对性。

2.拓展了环境犯罪的範围。规定了一系列环境犯罪的具体罪名，扩大了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範围。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依环境的自然属性和犯罪手段特征的不同，我国刑法按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遵循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将环境犯罪分为两大类：一是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前者包括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等3个具体罪名；后者包括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11个罪名，凸显了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在惩治环境犯罪中的作用，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多种环境犯罪。

3.增加了“单位犯罪”的规定。1997年的刑法将单位规定为生态环境犯罪主体。并且在该法第346条，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单位犯罪的处罚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单位犯本节第338条至第345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说明对单位环境犯罪既要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也要对单位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实行双罚制。

4.加大了环境犯罪刑罚力度。过去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惩治在罪与刑的关系上不相适应，处罚明显偏轻。主要原因是囿于传统的犯罪分类标准及对防止污染、保护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和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如，1979年刑法仅有的第128条盗伐、滥伐林木罪最高处3年有期徒刑：第129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第130条非法狩猎罪最高处2年有期徒刑。而1997年刑法借鉴国外刑法规定了较为适中的刑罚，将这3种罪分别提高到7年和3年有期徒刑，其他罪则最高刑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仍然存在不足：如保护範围仍然过于狭窄；只规定结果犯，未规定危险犯，过多地注重对财产、人身的损害，而忽视了对生态的破坏；责任承担上仍仅限于过错责任原则；刑罚体系不尽科学等。

(二)刑事司法方面

刑事司法方面主要表现在以罚代刑。量刑偏轻，刑事惩处机能弱化。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犯罪存在一定程度上量刑偏轻的问题，特别是单位犯罪的很少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即使追究，对单位判处的罚金数额也较低，使得一些单位和个人觉得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滋长了对环境法律的漠视心理，加大了环境执法的困难。与我国极为严峻的环境状况相比较而言，刑事惩处的範围和力度显然是不够的。

二、完善措施

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典在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曾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相继在我国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刑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不足日益凸显。在此情况下，借鉴欧盟、美、日等地区和国家的环境保护经验，通过修订刑法典等方式，扩大刑法保护的环境要素的範围，加大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力度，提高环境犯罪成本，预防、遏止此类犯罪的不断产生，对我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注重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

从欧盟的立法经验以及欧洲法院的相关裁决表明，欧盟十分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和协调，保持成员国之间立法的协调以及成员国法律与欧盟法

的协调。完整、协调体系的法律其实施效果往往更能令人满意，也便于个人和组织正确理解法律要求和履行法律义务。

在我国，环境法律体系还不完全符合完整性、协调性的要求，有的可操作性较差，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2条规定：“建设项目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评价，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依法批准，审批部门擅自批准该项目建设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因“建设项目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评价”而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未有所闻。原因之一就在于刑法典、法律解释并无与此相对应的规定，所谓“依法”却无法而依。在不同法律文件之间的规定衔接性较差的情况下，法律的实施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为了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加强这些法律规範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协调性是很有必要的。

(二)灵活、多样、有效的立法模式

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国外环境犯罪的立法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

1.制定特别刑事法律法规。特别刑法制订的原因一是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某种社会危害性日益显著的行为“犯罪化”；二是为及时弥补普通刑法的不足，以有效地惩治危害环境的犯罪行为。如日本继1967年制定《公害对策基本法》后，于1970年颁布了特别刑法《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虽只有短短7个条文，却首开了以特别刑法的形式处罚公害犯罪(环境犯罪)之先河，实践中也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制定附属刑法。即在环境保护行政立法中规定刑事责任条款。这种规定又有以下不同表现：其一，认定某种危害环境的行为是犯罪，同时规定具体的刑罚种类和幅度；其二，认定某种危害环境的行为是犯罪，但只规定惩罚的种类和刑种而不规定刑罚幅度；其三，在罚则中修正刑法典；其四，在罚则中规定一般危害生态环境犯罪的刑罚，而对特别严重的环境犯罪，则援引刑法典的规定。

3.修正刑法典。通过修正刑法典规制生态环境犯罪，是当代各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倾向。由于环境犯罪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的，传统的刑法一般都缺少直接的规定，采用何种立法的模式，是由各国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但通过修正刑法来规定环境犯罪，是当今世界制裁此类犯罪的主流。

(三)扩大对危害环境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範围

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刑法只对破坏森林、野生动物和饮用水源等具有经济价值和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要素的行为予以刑事制裁。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环境污染问题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些国家的刑法已经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保护法益的立场。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局限于对人的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像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我国现行刑法在环境犯罪问题上仍采用传统法益保护观，以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为必要条件。这种立法状况显然不能适应保护环境的客观需要。

以生态环境的观念考察污染犯罪，就可能在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还没有直接受到侵害时对危害环境的污染采取刑法措施。这既提高了生态环境的法律价值，也避免了污染发展到给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程度才加以惩治的无奈，从而提高环保水平翻。因此，我国刑法应适应现实的需要和现代立法的发展，调整法益保护观，适当扩大环境犯罪保护法益的範围。

(四)扩大财产刑的适用

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财产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在西方国家的刑法中，财产刑以主刑的方式存在，主要指罚金刑，有的也包括没收财产。由于其具有经济性、针对性、灵活性和可纠正性而受到世界很多国家的青睐。

在处罚环境犯罪中，各国纷纷将财产刑，特别是罚金刑由附加刑上升为主刑而规定下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刑罚轻缓化是世界刑罚体系发展的主要趋势，在环境犯罪的刑罚设置上也应采取慎重的态度；二是环境犯罪多属贪利性犯罪，主观上一般出于贪利目的，如果对其仅判处自由刑，则尚不足以遏制其再犯。为此，必须在经济上予以严厉的制裁，才能既剥夺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又剥夺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使他们在经济上无利可图，甚至得不偿失，从而实现预防再犯。三是环境犯罪中污染环境的犯罪，有些属过失犯罪，对过失犯罪适用财产刑比适用自由刑常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如美国《清洁水法》对环境犯罪规定的日罚金额为5千美元以上，5万美元以下。我国刑法目前则无罚金具体数额的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这一点上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和地区刑法的成功立法经验。

(五)注重对法人生态环境犯罪的处罚

从传统上看，美英法系国家承认法人作为犯罪主体，并且较早地确定了“处罚法人”的原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认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但面对日益严重的法人违法犯罪活动，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接受并在立法中规定了法人犯罪，在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如日本1972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第34条规定：“法人的代理人，法人或个人的代表人或雇员因从事该法人或个人的业务活动而犯有前4条所规定的违法行为除惩罚行为人外，应同时向该法人或个人科处各规定的罚金。”我国现行刑法已经关注到在环境犯罪方面对法人犯罪的处罚，但在可操作性等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

(六)明确规定处罚危险犯

由于有的危害环境行为与其危害结果之间的空间与时间距离，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则无法挽回。为了有效地预防环境犯罪，许多国家在环境刑事立法中，不仅要对污染和破坏环境并已造成严重结果的行为进行制裁，还规定了处罚危害环境的危险犯。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325条规定：“违背行政法义务，在设备、工场、机器的运转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1)改变空气的自然组织成份，尤其是泄放尘埃、毒气、蒸汽或其他有味物品，足以危害属于设备範围之外的人、动物、植物或其他贵重物的健康的；(2)产生足以危害属于设备範围以外他人健康的”。我国刑法目前尚未将危险犯纳入环境犯罪的处罚範围。将危害结果作为环境犯罪的必要条件不合理，不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因为环境危害后果一旦发生，不仅会对人的健康和生命以及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而且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消除的，甚至有的是根本难以消除或恢复的：再者，从世界各国惩治环境犯罪立法来看，危害后果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如果刑法只是惩治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后果的行为而不惩治危险犯，则会减弱刑法在预防环境犯罪方面的作用，因此，在刑法中增设污染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非常有必要的。

(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由于现代化生产的发展所引起的对环境空前加剧的严重危害，加之证明环境犯罪的主观罪过要比证明犯罪本身更加困难的实际，英美一些国家将“无过错责任”引入了环境刑事立法中。这一原则的确立改变了传统刑法中“无罪过即无犯罪”的原则，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法律禁止的某种行为或造成了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结果，即使其主观上没有过错，也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如美国《环境恢复、保护与责任法》规定，凡法人成员释放危险物或在未经许可的场所处理危险物而未报告有关主管机关的，不论该法人领导是否知道，均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由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及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应在环境刑法中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建立刑事严格责任制度，以适应现实需要。

作者：陈异慧

环境犯罪刑法论文 篇2：

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摘要】环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刑法是社会秩序维护的最后防线，对于规制环境犯罪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应从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机制、加强培训提升环境犯罪办案水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方面，提高环境犯罪防控质量。

【关键词】环境犯罪 因果关系 主观罪过 行刑衔接

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宜居生态环境的期待也进一步增强。为了应对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法律不断修改完善，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刑事制裁是规制环境犯罪行为最后的法律手段。其中，环境犯罪的正确认定是启动刑事制裁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保护民生、维护生态环境，适应环境违法犯罪较为严重的社会形势，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专门的办案队伍，应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一些地方法院也成立了专门的环境审判庭。由于新的专业办案队伍的出现，使得环境犯罪的防控效果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当前我国环境犯罪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

环境犯罪案件办理的总体效果与环境犯罪的现状仍不相协调。任何一种犯罪，都是社会危害性严重的违法行为的升级，从违法到犯罪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环境违法犯罪也是一样，执法机关对普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而对环境犯罪则由公检法三机关进行刑事制裁。但是，由于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大多都是逐利行为，行为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不惜冒着被处罚的风险。根据法律经济学的原理，在刑罚强度不变的情况下，理性的犯罪人实施犯罪的意愿和其被处罚的概率成反比，当被处罚的概率越低时，行为人犯罪的冲动会越强烈。由于环境犯罪隐蔽性强，使得行为人被处罚的概率相对较低，在不增强处罚力度的情况下，环境犯罪行为很难根治。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订为污染环境罪，对罪状表述和构成要件做了重大调整，降低了入罪门槛，提升了环境犯罪的入罪概率。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机关也针对环境犯罪案件办理发布多个司法解释，加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之后环境犯罪案件数量有了明显提升，办案效果也有明显改善。但是，当前我国对环境犯罪的打击力度和环境犯罪的现状仍不相协调，办案效果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尚有差距。

环境犯罪隐蔽性强且潜伏周期长。由于环境犯罪的隐蔽性强，导致办案机关难以发现一些环境犯罪行为。比如有的企业布设排污暗管，有些企业将严重污染物掩埋等犯罪手段高度隐蔽，导致其行为初期很难被发现，只有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时才被发现，在有些案例中已经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部分人因查处困难而存在侥幸心理，也是造成不少个人和企业铤而走险的关键原因之一。还有些环境犯罪的危害后果潜伏周期长，也为查处带来了很大难度，同时也为后续因果关系的认定带来了困扰。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和主观罪过的认定存在困难。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疑难问题。在众所周知的渤海湾漏油事件中，作为被告方的康菲石油和中海油即辩解，养殖户的损失和漏油事件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潜伏周期更长的一些环境公害案件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更是一个法律上的难题。除了因果关系认定困难之外，环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问题也是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争议问题。在刑事诉讼证明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证明本就相对困难，在环境犯罪等法定犯领域更是如此，没有主观罪过是行为人常见的辩护理由。

行刑衔接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环境犯罪和环境违法关系密切，而生态环境部门等其他国家机关也有一定的查处环境违法的权限，这就存在一个环境行政违法和环境犯罪衔接的问题。由于我国的区域差异性，各地执法尺度不一，甚至存在部分地区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与上位法相冲突的情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行刑衔接的混乱，个别地区存在该移送不移送、或者移送不及时导致贻误时机的情形。
加强环境犯罪防控的相关对策建议

第一，完善行刑衔接机制，加强联合办案。环境犯罪最早介入的办案机关为公安机关，环境行政违法案件的办案主体除了公安机关之外，还有生态环境部门等其他行政机关，而环境违法案件和环境犯罪案件是紧密相连的，有时候二者的界限并不那么清晰，需要初步调查取证之后才能判断案件的性质，因此存在环境行政执法机关在调查后发现涉嫌刑事犯罪从而需要将案件移送的情形。在当前的办案实践中，由于环境犯罪的认定具有一定的裁量空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再加上专业性及取证手段局限等原因，环境违法办案机关在案件办理时，可能存在未及时移送案件而导致证据被损毁、灭失的情况，甚至有个别案件存在应移送而不移送的情形，影响了环境犯罪的打击效果。基于上述原因，部分地区的公安机关如山东淄博、云南昆明等地创新工作机制，建立了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部门联合、联动的办案机制，在日常办案过程中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行政刑事案件办理的良好衔接。

第二，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力度，提升办案人员专业素养。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了办理环境案件的专门机构，其中有的是专门的环境保护分局，有的是食品药品环境等几类综合在一起。由此，环保警察成为了相对专业的执法队伍。虽然各地公安机关先后成立了相对专门的环境办案团队，但是，这支环保警察队伍毕竟处于初生阶段，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有些是从其他岗位调整而来，再加上环境犯罪本身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环境犯罪案件侦查取证尚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今后应加强针对环保警察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刑法、刑诉法、侦查取证、检验鉴定等方面的综合知识和专业素养，提升环境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质量，使这支队伍能够具有更强的战斗力。

第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大打击环境犯罪的力度。当前环境违法犯罪的严峻形势和人民群众对美好宜居环境的期待存在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厉打击危害民生的环境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相關条款的修订及新近的司法解释，都体现了这样的倾向。具体而言，一方面，对于环境犯罪应从严适用法律，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及时采取强制措施，收集固定证据，保证办案质量，确保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综合采取各种手段，提高查处打击环境犯罪的概率，更好地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

第四，建立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和监督制约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是打击环境犯罪的第一个环节，后续对当事人刑事责任的追究还需经过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环节和法院的审判环节。因此，统一的环境犯罪认定标准，对于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应重视鉴定意见和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综合考虑全案的其它证据，妥善进行认定。由于证据的证明力需要经过法检两部门的审查评判，因此，在鉴定检验主体、鉴定检验程序等影响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问题上，侦查工作人员一定严格依法取证和固定证据。在主观罪过方面，一些罪名的认定虽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罪过不应局限于故意或过失，而应包含混合罪过，即故意或过失均可构成。在主观罪过的证明上，应当考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降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必要时应采用过错推定的证明方式。总体而言，环境犯罪案件办理应立足于刑事诉讼的全流程，在证据收集固定、证明标准的把握、案件性质的认定方面，努力达成一致意见，确保整个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保证打击环境犯罪的整体效果。

（作者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警体战训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8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环境刑事执法疑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8JKF309）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赵秉志：《环境犯罪及其立法完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责编/周素丽

作者：张学永

环境犯罪刑法论文 篇3：

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

摘 要：多年来，环境污染案件频发，人们对环境问题投入更多的关注。《刑修（八）》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对于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迈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应当注意到目前对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仍有改进的空间。立法上的缺陷、刑罚处罚较轻、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数量少等问题，使得犯罪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恃无恐，因而对于环境犯罪的立法的完善已迫在眉睫，通过明确严格责任的原则、引入危险犯等概念，加强刑法对于环境犯罪的威慑力，并且通过合理适用罚金刑从经济根源上减少环境犯罪，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危险犯；罚金

作者简介：王瑾（1990-），女，汉族，浙江奉化人，上海政法学院研究生处，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犯罪学。

过去一年之中，PM2.5数值牵动着国人的神经，大气污染问题成为全民最为关注的环境问题。中国在超越许多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频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开始阻止发展的步伐，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对于环境污染犯罪的关注也被提到最高点，两高更是相继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典型案例。

一、环境犯罪立法的现状

伴随着环境污染的日渐严重，对于环境治理的关注程度的持续增加，有关环境犯罪的法律也频频出台。

《刑法修正案（八）》则对97《刑法》中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修改，将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同时对环境污染物质的种类和范围进行了扩大以及扩大了对于“环境”的界定，使得“环境”的一词的范围涵盖性更高，取消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改为污染环境罪。

2013年两高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这一要件的标准予以明确，缓解在办理环境污染犯罪过程中取证难，认定标准模糊的缺陷。该司法解释的公布对于环境犯罪的罪与非罪的标准予以划分，降低了入罪的门槛、也将污染物的范围和种类再次予以扩大，并且使得自由裁量的范围被进一步限制，体现了罪刑法定的思想。同时加强了对于环境犯罪的打击和处罚的力度，对于敏感人群、特殊区域和期间予以特殊保护，解决环境犯罪举证难、鉴定难、认定难的困境，有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了对环境犯罪，“重典治理的时代①”。

二、环境犯罪立法的问题

（一）对于环境犯罪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针对环境犯罪的立法归属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那么就意味着环境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关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制度，从客体上就限制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制范围，使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带有了行政从属性，也使得环境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地位较低。这与当前社会立法者对于环境犯罪问题的重视程度是背道而驰的。

（二）对于环境犯罪行为的表述不规范

除了破环环境资源保护罪之外，在分则中也有其他关于环境犯罪的立法，大部分被归入走私罪这一章节中。这样的立法结构使得刑法不能全面的对环境权进行定义、概括。其次目前对于环境的定义相对狭窄，如近年频现的光污染等新兴污染出现了法律适用的空白。因此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

（三）对于环境犯罪刑罚观的缺陷

《刑修八》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既以法定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但当严重的环境污染产生时，通常是不可逆、无法补救的，若入罪标准是达到严重污染时，侵害结果将持续存在，不因行为人受到处罚而终结。因此等行为实施完成再进行治理为时晚矣。

尽管对环境犯罪行为触犯数罪，明确从一重罪处断对的原则。环境犯罪将面临无期、甚至是死刑。但从总体来看，其所受的刑罚与行为造成的危害不相适应，很难提高刑罚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力。罚金刑处罚总体偏低，尤其对单位犯罪实施罚金刑时，与其由此获得的利益存在较大的差距，使企业甘冒风险实施犯罪。另外，对环境犯罪提起刑诉的案件极少，更多的都被处以行政处罚就不了了之，结案数和实际犯罪数之间的差距巨大，刑法的威慑力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环境犯罪立法的对策

（一）在刑法中单设一个章节

现有的涉及环境犯罪的罪名较为松散，仅依靠刑法修正案对原有条文进行修改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应将分散在各章节中关于环境犯罪的条文整合，单设专节规制环境犯罪行为，既体现立法者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更能突出环境权的特征。将该章节列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之间，既可以突出立法者对生态权益的重视，也是生态本位思想的体现。同时环境犯罪通过危害环境，从而侵害到个体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其较之单纯侵害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更甚。

法律中现有的环境立法较为滞后，存在较大的空白之处，因此应根据当前社会对于环境犯罪的分类，增加新的罪名。并且将现有的刑法条文中的污染环境罪更加进一步的细分为多个条文。

（二）确立严格责任原则

由于我国对环境犯罪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存在举证难、认定难等问题，导致对环境犯罪追究刑责的比例偏低。

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使得环境犯罪的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环境的传导效应，使环境污染是一个长期且不断扩大的过程，甚至以现有技术和知识无法测量，那么对两者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明更难了。当前我国刑法学界呼吁引入相对的严格责任以应对主观罪过无法确定的情况，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实施犯罪行为的行为人需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危害结果是由于其无法控制的原因所造成的，其以尽力避免，通过部分证明责任的转移，避免环境犯罪追责难得困境。

（三）在环境犯罪中设立危险犯

环境犯罪从结果犯转化为行为犯，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入罪标准，但是环境犯罪的特殊性，使得行为一旦实施足以产生危害且这种危害不可逆，这就决定对于环境犯罪的刑法治理需要侧重于预防。环境犯罪危险犯就是当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产生危险状态即构成犯罪。这使得法律更早的介入环境问题，防止结果的恶化。

同时以预防为主的环境犯罪治理得到全世界普遍的认同，多部国际公约对于预防原则均有说明，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支持下，对于危险犯的引入具有其现实意义。

（四）完善罚金刑的相关规定

罚金刑与环境犯罪的诸多特征是相符合的，也是当前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刑罚方式。单位为了牟利进行犯罪因此对其剥夺一定数额的金钱，既剥夺其继续犯罪的经济条件，也能起到惩罚教育的作用，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②。因而对于环境犯罪适用罚金刑有其合理性。

因此应对环境犯罪的罚金刑制度进行完善，通过确立权威的罚金计算公式，解决目前罚金数额标准不定，法官自由裁量过大的情况；建立财产状况的调查机制，以结合行为人缴纳罚金的能力以综合考量。引入“日罚累进制③”，环境犯罪结果的延续性、长期性和“日罚制”罚金的特征是相契合的，也可以成为我国刑法对于环境犯罪规制的一种探索。

[ 注 释 ]

①冯喆.治污，重典时代来临？污染环境罪司法解释出台内幕[N].南方周末，2013.7.

②高铭暄，马克昌，赵秉志.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8：321.

③孙珑艳，肖进.论日额罚金制[J].前沿，2007，1：156.

[ 参 考 文 献 ]

[1]陶卫东.“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J].法学论坛，2009，10：100-103.

[2]武大伟.“环境污染行为的刑法控制分析”[J].法制博览，2014，1：259.

[3]赵秉志，陈璐.“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J].现代法学，2011，11：90-98.

[4]于阳.宫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环境刑法立法完善研究”[J].南方论丛，2013，3：104-106.

[5]王海洋.“关于完善环境刑法罪名的探讨”[J].经济管理者，2013，9：243.

[6]韩德培，陈汉光.环境保护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7]吴献萍.“罚金刑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J].法学杂志，2009（7）：53-55.

作者：王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