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核心保障制度管理论文

摘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建立的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即“贝弗里奇”模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该模式以高度的公平性和福利性闻名于世,在为国民提供全方位的免费医疗服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研究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制度理念的嬗变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能为我国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启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医疗核心保障制度管理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医疗核心保障制度管理论文 篇1：

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在现代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是一种社会稳定器,还是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医疗保障事业只有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本文试就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地分析。

【关键词】医疗保障 经济发展 互动 可持续

中国社会对于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医疗卫生是纯消费性质的认识。由此,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而强化政府在这一领域的投入也会加大财政负担。这样的思想必然会影响社会乃至政府对医疗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看待,将把医疗保障制度视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其作用也就自然被理解成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在我国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对于医疗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医疗保障制度就难以得到真正的重视进而实现持续发展。医疗保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将无法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新型医疗保障制度时,充分体现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将有助于两者的持续发展。

一、社会经济发展对医疗保障的影响

现代医疗保障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其核心——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产生的背景是19世纪西方社会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它顺应了当时社会急需解决劳资矛盾和分散个人经济风险、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医疗保障制度陆续在世界各国建立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医疗保障的影响便从促其产生转为推其发展了。

1、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

医疗保障水平体现于很多方面,如医疗保障需求的水平、供给的水平、待遇的水平以及医疗保障管理的水平等,医疗保障的需求源于人们的医疗保健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成员的医疗保健需求也在逐渐提高。 从追求生命的存在发展为追求生命的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医疗保障来予以满足的。它提升了社会对医疗保障的需求,由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发展为满足社会多层次的医疗需求。

2、经济发展对医疗保障供给在医学技术和医疗服务的数量方面产生着积极影响

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些过往的绝症成为可治之症、疑难杂症成为易愈之症。虽然在技术推出的初期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治疗成本,但医学科技的发展越迅速,治疗方法的成熟期越短,成本就下降得越快,从而越容易在社会范围内普及,使医疗保障供给的技术水平得以提升。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对医疗卫生事业增加投入成为可能,一来为医疗保障供给量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二来能更好地支持基础医学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增强医疗保障供给的技术能力。

3、医疗保障待遇是指社会成员最终所获得的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需求的满足程度,既着眼于医疗保障需求,也受制于医疗保障供给,而这两者均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影响。因此,作为一项收入再分配的社会制度,医疗保障制度所提供的待遇水平亦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只能根据既定经济条件下的医疗保障供给能力来满足社会成员的医疗保障需求。

4、现代经济发展促成了管理科学的诞生与不断进步

不论是组织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还是运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或是对医疗救助基金的合理利用,都需要借助于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这显然有助于提升医疗保障的管理水平。

二、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思想的演变

医疗保障在古代社会最初出现的时候主要是基于一种互助互济的思想与慈善观念,因而在很长时期医疗保障是以医疗救助的形式存在的,以这种最为简单可行的方式解决社会成员尤其是贫苦百姓的看病就医与生存健康问题。当社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工业生产面临着较之于农业社会更多的疾病风险,基于大数法则的社会医疗保险也随之产生,并以国家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反映了政府在这一领域中的责任的强化。随着二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概念的形成,获得医疗保障越来越被视为社会成员的应有权利而非一种恩赐,相应地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也就成为政府的应尽职责。然而医疗卫生领域中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特质必然会引起医疗保障领域出现道德风险问题,加之经济发展推动之下的医学科技进步使得社会医疗费用因更多的病症可治而增加,各国的医疗保障成本在战后迅速膨胀,即便最发达的国家也逐渐承受不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自我医疗保障责任重新被强调。由此看来,医疗保障的观念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更新的。

三、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理论的进步

医疗保障理论主要涉及卫生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及保险学等学科。这些学科及其理论无一不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顺应其要求产生并不断演进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保障的内容也越来越宽泛,从最初的医疗救助发展到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险在内的现代医疗保障,其间需要更多的理论研究予以支撑。如在公共卫生领域如何更好地规划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社会医疗保险的运行怎样才能有效地规避道德风险,医疗救助的推行需要什么样的伦理理念支撑等。可见,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医疗保障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

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着医疗保障理论不断进步和医疗保障管理水平日益提升的同时,医疗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得以完善。从解放前的基于提供医疗救济与改善公共卫生环境,到解放后以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制度和全民保健的公共卫生为主体,再到市场经济时代的以社会医疗保险为核心,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制度的安排也在医疗保障理论的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下日趋完善。如在社会医疗保险项目上通过对起付线、共付比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来自于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而医疗救助也更加注重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以维护被救助者的尊严。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医疗保障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同时也说明了医疗保障事业若能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就等于为自身的良性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医疗保障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虽然医疗保障属于非生产性事业,但由此认为发展纯消费性质的医疗保障会拖经济增长后腿则是欠缺经济学常识的肤浅认识。从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是社会劳动以及各种劳动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论点来看,没有非生产性劳动提供支持,生产性劳动要生产出社会财富和形成商品价值是不可能的,因而非生产性的医疗保障事业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事实亦是这样。

1、医疗保障通过作用于劳动力供求影响经济发展,通过维护劳动力再生产影响劳动力供给

医疗保障立足于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健康,而这正是劳动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健康的身体,劳动者就很难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劳动供给。人力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动因素,劳动力是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有资料表明通过加大医疗保障中的公共卫生投入,促进保健知识的普及,可以明显降低一些疾病的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并进而提高人均产出的增长率。至于现代医疗保障中的核心——社会医疗保险更是顺应机器大工业对劳动力再生产的要求而产生的,借助于大数法则原理,在社会劳动者中分担疾病所致的经济风险,减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保障劳动力的再生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

医疗保障不仅有助于保障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还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即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根据美国政府行业调查显示,美国近年来,大、小型企业由于医疗保险费用的原因,都不愿意招聘全职员工。目前美国每个全职员工每年的平均医疗保险花费达到3000美元,这已经成为公司开支增长最大的一个部分。通用汽车董事长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指出,在医疗费用呈现两位数增长的时代,企业在员工医疗方面的支出是妨碍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并且他还预测,除非通用之类公司削减对普通员工的医疗支出,否则美国经济将出现衰退并最终崩溃的局面。美国2004年的总统候选人克里曾经对医疗保险费用上涨与美国就业率上升的关系做了一番研究,他认为在那些承受着很高医疗保险费用的行业里,出现的就业下降情况比一般行业更为严重,如汽车行业就比食品行业要严重得多。美国医疗费用开支居高不下的事实众人皆知,是其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局面。美国医疗保障的特征突出体现在自由的医疗服务市场和医疗保险的市场化运作。由于美国 尚未有面向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大多数公民不符合医疗照顾、医疗救助和其他社会救济的条件,因此多数美国人通过购买私人医疗保险以补充医疗照顾的保障不足。在自由放任的医疗服务市场上,医疗服务供给者可以凭借专业优势寻求较高的报酬补偿,由于专业优势形成的自然垄断,医疗服务领域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深刻地影响了医疗保险领域,并催生医疗保险费的上涨。不尽合理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无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给予公平、有效的保障,甚至会因为提高劳动力的成本而成为宏观经济充分就业目标的障碍。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对于经济增长重要性中不难看出,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的国家,如果医疗保障的成本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加剧目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社会就业困境。这不仅需要借助于对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完善,更要求从医疗保障制度的外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着手,降低医疗费用。

2、医疗保障利用其社会稳定功能影响经济发展

医疗保障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还表现于可以发挥其社会稳定功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封建政府举办的施医施药之类的医疗保障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安抚民众、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到了近代社会,德国俾斯麦当局在世界上率先建立医疗保险制度也是出于缓和劳资对立、稳定社会政局的考虑,即“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即便在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借助于再分配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公平、公正地满足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仍然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只有社会稳定了,经济才能得以可持续的发展。

3、医疗保障借助其消费性质影响经济发展

即使从医疗保障事业是纯消费性质的角度来看,根据经济学中“消费对生产具有积极的反作用”这一论断也可以推断出医疗保障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一结论,不是单纯地消耗经济增长的成果。政治经济学里是如此来阐释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即消费是生产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生产过程的起点,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它使生产性劳动创造的价值得以实现,使社会再生产能顺利进行;同时消费也为社会生产提供着动力——人的消费需求,离开了人的最终消费,生产便失去了意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朴素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中得到了现实的印证,也正是从那时起,各国开始关注于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不少国家将社会保障事业作为需求管理的措施来开展,通过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为市场提供有效需求。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具有社会保障的全部功能,包括需求管理的功能,不论是在医疗费用重压下预期消费不确定的美国,还是为不确定的疾病经济风险所累即期消费不足的中国,良好的社会医疗保障都是刺激消费增长并带动宏观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之一。

本文认为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应成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构建的趋势,只有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中,医疗保障制度才能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从务实的角度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社会,现阶段也只有强调医疗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才能使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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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舍曼·富兰德、艾伦·C·古德曼、迈伦·斯坦诺著:卫生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实习编辑:胡冬梅)

作者：周　云

医疗核心保障制度管理论文 篇2：

英国NHS制度的理念嬗变及对我国新医改的启示

摘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英国在卫生保健方面,建立的是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即“贝弗里奇”模式的医疗保障制度。该模式以高度的公平性和福利性闻名于世,在为国民提供全方位的免费医疗服务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从而成为当今世界典型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研究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制度理念的嬗变及其对实践的影响,能为我国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启示。

关键词: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理念;启示;新医改

作为福利国家的代表,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采取的是当今世界上被效仿最多的典型模式之一——“贝弗里奇”模式①。在此模式下,国家调控和医疗服务各个环节的高度公共化是最为核心的特征。从该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制度理念的变化及其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推动作用,也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医改提供启示。

一、前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时期:从“惩戒”思想到国家责任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济贫法》,强调通过惩治懒惰的贫民来根治贫穷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特别是贫困与失业等社会问题的严重化,英国民众的健康状况也不断恶化,健康问题逐渐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又一重要的社会问题。这时,英国仍然依据济贫法制度的规定,主要通过济贫医院对那些收入较少、无力支付其他医院较高费用以及接受院内救济的贫民提供医疗服务。由济贫法“惩戒”的基调思想所决定,政府以及当时各个教区对就诊人员的个人品行、医药供应、医疗设备购置以及医疗人员数量和工资等方面进行严格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济贫医院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另外,早在17世纪~18世纪,英国就已经出现了私人医疗保险和工人医疗互助制度,他们成立了“友谊社”、“工人俱乐部”以及“共济会”等民间组织来应对疾病风险的挑战。到19世纪末,这些民间组织已经逐渐发展成地区自愿性包括健康在内的民间自愿健康保险机构,但覆盖规模还极为有限。所以,当时政府和民间两方面的力量都难以满足英国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

在这个时期,大量学者对英国的贫困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各方面社会思潮的涌动,有力地促进了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自由主义者主张不要政府干预解决贫困等问题,而让个人和市场去调节。亚当·斯密认为,“他(市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自己出于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往往更有效地促进社会效益”[1];马尔萨斯则以其人口论说明对穷人的救济只能导致人口增加,从而加剧失业和贫困。

与自由主义者相反,有的学者逐渐认识到,完全市场竞争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贫困不完全是个人的懒惰所致,而是由于国家的经济状态和政治组织的缺陷,解决贫困应该是一种社会的责任。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提出劳动公社,通过改革实验来构造理想的社会模式,并主张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实现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2]。边沁的功利主义认为,贫困不仅是对个人安全的最大威胁,也是对社会的威胁,政府必须摆脱无为而治的传统,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则提出“个人的命运是一个社会问题,国家对个人的命运承担着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英国原有的济贫制度的真正缺陷在于它破坏了人的劳动本能,济贫必须由政府统一进行管理,停止一切院外救济,将一切院外救济活动集中于济贫院进行[3]。

此外,费边社的代表人物萧伯纳、韦伯夫妇等认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老弱病残者的需要都应该由公共福利来承担,这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些在健康的时候以及在整个成年时期曾经诚实劳动的人们,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以及整个晚年都应该享受到劳动报酬,主张政府设立市医院,提供良好的国民健康服务。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是霍布豪斯和霍布森,他们主张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来解决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既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也反对老自由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观点。

在以上种种学派观点的影响下,英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疾病健康保险在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中的重要性和通过立法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紧迫性。1911年12月16日,在执政的自由党人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等人的努力下,“全民义务健康保险法案”得以通过。法案规定,因疾病、生育不能工作者,给予现金补贴和医疗照顾,政府承诺国家在国民健康保障中的责任,标志着英国社会医疗保险的开始,原有的私人医疗保险和工人医疗互助制度等民间自愿健康保险逐渐被社会医疗保障所替代。

二、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建立:贝弗里奇报告的应有之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社会要求建立有效的国民保健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工党也公开宣布,建立一种针对全体民众的统一的国民保健制度已经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事情。这一时期,英国政府成立了健康部,大力发展医疗服务,积极改善医疗条件,使得英国民众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英国工党执政时期,是英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英国政府为了鼓舞全民一致抗战,承诺要将“战时国家”变为“福利国家”。1942年11月,以贝弗里奇勋爵本人署名的《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报告得以通过,成为英国福利国家制度的蓝图。在报告中,贝弗里奇将医疗保障看作保护和维持人们的工作与收入能力的手段,倾向用国家补贴加上固定比例社保缴费而非一般税来偿付[4]。考虑到不同的筹资方式和医疗服务供给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成本,他主张同时从保健筹资和提供两方面入手考虑医疗保险的问题;强调国家和个人均有义务使得患病之人恢复健康。 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尽管当时英国社会对其反应并不一致,但由于普通民众的支持和拥护,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报告采取接受和支持态度,使之成为一份官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文件,并开始制定各项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有1944年2月发表的《关于健康服务的白皮书》。到1946年秋,英国议院通过了《国民医疗服务法》(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并于1948年7月正式实施。根据法律规定,英国实行惠及乡村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中央政府进行卫生规划,使医生在全国各地区均匀分布,地方政府则负责规划医院和分配预算的经费,保险经费来源于税收。

至此,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在英国建立起来。该体系具有五大原则:国家对国民负责的集体原则;三层医疗(即由全科医生提供初级医疗服务,专科医生在医院承担专科和住院等二、三级医疗服务,地方卫生管理机构和社保部门提供公共卫生保健和社区医疗服务)提供的综合性原则;医疗覆盖不以收入而以需要为基础的广泛性原则;医疗服务标准对所有患者均一致的公正性原则;医疗专业人员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私人营运的专业自主原则[5]。

应该看到的是,尽管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具有高度的福利性和公平性,实施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运行也基本顺利,但却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国民医疗服务法实施后第一年,英国医疗保健的支出就以未曾预料的速度增长,之后每年持续攀升。在过于强调覆盖的广泛性和服务提供的公平性同时,缺乏对患者的制约和激励,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等问题,患者没有遏止费用上涨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加重了财政的负担。由于实行计划管理模式,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和对信号判断的失真,使得医生积极性不高、医院运行效率低下。患者不得已转向私人医院就诊又导致了国家医疗卫生经费流失、医疗费用变相增长,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因此,不可避免地,这一体系的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三、保守党激进改革: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后,在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英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福利国家的筹资基础被动摇。由于福利国家政策带来的社会保障费用大大上涨,政府被迫提高税赋,税收挤占了私人投资和消费,进而遏制了经济的增长。在高赤字、高通胀、高失业和低经济增长率之下,英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医疗费用控制和医疗质量与体系的效率问题。1979年,保守党上台执政后,撒切尔政府针对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其后的梅杰政府的改革措施也与之一脉相承。

作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撒切尔的改革主张体现出鲜明的新保守主义特点。英国新保守主义社会保障理论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哈耶克,在其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当中都阐述了新保守主义社会保障思想,顺应了当时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在医疗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实行强制健康保险是合理且必要的,但坚决反对实行单一的国家健康保险制度,而积极倡导发挥市场作用和个人责任。

受到哈耶克主张的影响,并结合当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者的观点,撒切尔认为,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源泉,英国的经济问题不是出自凯恩斯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出在供方。因为过高的、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各项政府开支严重超支,导致税赋过高;这又和不断上升的雇员工资等交织在一起,变相提高了投资成本,降低了雇主经济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造成经济停滞、失业增加;而工资不断上涨,加上政府的赤字财政又带来了成本推动等形式的高通胀。因此,必须压低,至少遏止社会福利和工人工资的上涨速度,减少税收,降低政府过多的干预,让市场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好转和就业增加[6]。她强调,要减轻英国经济所受的沉重社会保障负担,合理弱化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责任与地位,强调个人在社会保障中应该承担更加积极的义务与责任,努力做到国家责任和义务与个人责任和义务的基本平衡。

在医疗保障领域,撒切尔政府和1990年上台执政的梅杰政府主要实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采取总额预算控制费用,将卫生支出的比例控制在GDP的6%左右;第二,精简机构,提高管理集中度;第三,引入综合管理制度,提高效率;第四,引入内部市场竞争机制,实行医疗服务购买者和提供者的分离,并重组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各级管理机构。改革突出了对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私营化和市场化,转向了以市场调节为主,利用市场机制的竞争作用既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也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并使得公众对医疗服务体系的满意度有所提高。

四、“第二代福利”下的新转型: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

英国保守党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其明确的目标、激进的举措和果断的行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正因为保守党政府在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广度和深度上的大力推进,使其不仅受到工党的批评,更受到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英国民众的指责。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的进一步加剧也更加引起英国民众对保守党的不满。1996年,英国工党在选举中取胜。1997年5月,以托尼·布莱尔为首的工党上台执政。

此时,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再次面临重要的道路选择。传统的左派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和右派资本主义道路,在实践中都已被证明难以单独成为英国社会保障制度未来发展的道路。于是,中间道路的社会保障思想逐渐成为主流,主要代表是布莱尔的政治导师——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认为,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意义在于,它试图超越老牌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7]。在吉登斯的影响下,布莱尔提出了“第二代福利”的观点。他指出,自贝弗里奇报告发表以来,英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保障制度理应进行改革,世界变了,福利国家也应随之变化。福利应该是指在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机会和安全,它帮助人们继续前进和奋发向上。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性,途径不是社会保障津贴的无限制增加,而是个人与社会责任相结合;不是减少社会保障项目,而是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效果。

关于医疗保障制度,布莱尔认为,它应该是一个真正为全体英国国民健康负责的制度,而不应该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制度,其基本宗旨应该是:首先要能够确保国民的身体健康;应该对制度进行改革而不是推翻,努力有效利用国民保健资源,避免浪费与无效;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不断改进;必须能够为所有患者提供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8]。总之,布莱尔的主张充分体现了“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兼容思维,主张要坚持覆盖的普遍性原则,要改革而不要革命,要合作而非竞争,最终要让全民医疗服务体系贴近患者。此外,他还特别重视社区等“第三部门”在保障人们健康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事前预防重于事后治疗的方针,试图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不降低国民的健康福利,努力在医疗保障领域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寻求平衡。

1997年12月,布莱尔政府发布了纲领性文献《新国民健康服务体系》,规定增加医疗经费来源,明确病人权利和完善评价指标,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改革内部市场、代理和计划机制,降低管理成本,建立卫生服务地区[9]。这体现出了既要控制医疗保障费用又要提高服务效果的双重目标,即“在提高筹资来源、规模的基础上比以前更加突出卫生服务提供的公正性、可及性和效率”[10]。

布莱尔政府的改革尽管一开始受到了民众的拥护,但依然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英国民众的医疗服务需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疾病模式的改变、社会伦理观念强化、对健康期望值的提高以及现代医疗和医药科技的突飞猛进而日益增长;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卫生投入大部分来自财政,受制于财政收入的各种医疗保健费用支出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几乎很难有大的提高。这造成了卫生投入相对不足,引起患者治疗的延误。在医疗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上,缺乏市场竞争和激励的、高度国家化官僚式管理体制的缺陷造成了医生服务态度差、患者候诊、住院和手术等待的时间特别长,等待人数也特别多,患者获取医疗服务的时间可及性和公正性在下降。日益扩大的医疗需求与近乎刚性的预算约束之间的矛盾外化为医疗服务提供的低效率,逐渐引起了英国民众的不满情绪[11]。

五、联合政府新医改:确保公平,重视效率 由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英国新政府开始执政后,提出“公平和卓越——解放NHS”的核心理念,试图推进新一轮医改。2010年7月,联合政府出台了卫生新政策的白皮书,提出的目标是: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以病人为核心;改善健康照顾的结果;进一步提高临床工作人员的资质要求,增强其责任感;减少官僚行为,提高效益[12]。2011年1月19日,新的医改草案公布,旨在减少政府在医疗卫生体制中的作用,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分离。

由联合政府发起的新医改,被视为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其中,成立全科医生联盟来承担医疗费用风险是最大的亮点。由全科家庭医生代表患者的利益与医院谈判,承担患者的医疗费用风险,改善其健康状况,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使用,杜绝浪费现象。这将改变初级卫生保健信托机构这一政府行政部门掌握医疗经费的现状,而由全科家庭医生代表病人掌握医疗经费,有利于增强全科医生的权利,提高医疗服务的系统管理质量,节省医疗费用,从而实现医疗经费支付的管办分离。此外,改组原有的医院管理层、组建新的管理机构、赋予患者更多权力等改革内容有利于提高制度整体的运行效率、更好地保障国民健康权益。新医改突出的理念即通过医疗服务供需分离来提高医疗体系的效率,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公平。尽管改革的措施目前尚处于政府计划草案阶段,但成为立法并得以推行的可能性很大,政府和国民都对之寄予了很高期望。因此,对这一场NHS的革命,可以拭目以待。

六、结论与启示

制度理念是一个国家确定制度建制目标和建制原则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度运行的绩效。医疗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受到建制理念的指导,其运行的轨迹随着制度理念的嬗变而变化,其发展过程反过来也体现着制度理念的变迁。从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发展变化来看,各个时期的制度理念都处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大环境中,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医疗保障制度。英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理念嬗变的过程,反映出英国国民对国家在医疗保健服务中的责任和其自身公民权利的逐步认同、医疗保障体制问题的不断变化、英国政府对制度建设思路的调整以及合理利用市场并动员各方面可以协同的力量来实现公平和效率并重的举措。

解除国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实现“病有所医”,提供优质的健康保障以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几度变革,时至今日仍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中。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改革意见》)以及《2009 —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得以颁布,标志着三年新医改的开始。《改革意见》明确指出,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截止2011年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三险一助”体系(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覆盖的人口已经接近13亿,参保率达到了95%以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已基本达到了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除了覆盖面的扩大,政府对城乡居民的参保补贴也在大幅度提升,从2009年的人均80元提高到2011年的人均200元,今年又提升到人均240元的标准。按照政府的计划,到2015年将达到人均360元的标准,这将直接促进医疗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城乡居民在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已达到70%左右,并普遍建立了门诊统筹。各地积极探索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共有5个省级区域、40多个地市和16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医保城乡一体化。因此,可以认为,我国全民医保体系已初步形成,是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巨大成就。可以认为,我国全民医保体系已初步形成。但是,应该看到,人民的医疗后顾之忧尚未解除,下一阶段的医改工作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一方面,城乡分割之下的多元制度并存,不仅导致医疗保障权益的不平等,而且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必须对制度加以整合;另一方面,和医改相关的配套机制必须加快改革。比如,公立医院迄今还并未实现医药分开、管办分离,以药养医仍然是普遍现象;社会办医的多元办医格局并未形成;医疗人才尤其是全科医生相当短缺;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失控;社会普遍反映医患关系较为紧张。此外,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和城乡居民的重大疾病问题仍然很突出,迫切需要有新的措施来加以化解,等等。

只有科学地定位制度理念、基本国情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能保证制度的顺利改革和良性运行。对于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建设覆盖全体国民、统筹城乡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任重而道远,树立科学的制度理念至关重要。因此,英国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制度理念中突出公民权利、遵循医疗保障资源享用的平等原则、强调政府有限责任、重视市场力量以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以及强化医疗服务各个环节的公共化等思想,对我国新一轮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值得借鉴的启示意义。在完成制度扩面任务即实现制度上的全覆盖之后,通过正确的理念指导,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医疗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的全面提升,才能使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真正惠及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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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文君

医疗核心保障制度管理论文 篇3：

医疗卫生保障与中国的“发达”

把“民生”放在第一，围绕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去重新规划、构建我们“以人为本”的制度，甩掉早已成为历史陈账的近代百年“屈辱”重负，超越小肚鸡肠，勾心斗角，处处猜测、提防别人的敌对斗争意识，去除自以为是“大国”而又“底气不足”，总觉得还被别人看不起，处处和人“较劲”的焦虑心情，坦坦荡荡地开始启动和推进现代中国的发达史进程。

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良好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

我们期望中的制度应是城乡一体的、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而不是现在正在建立的城乡分别覆盖的医疗保障制度，更不是存在多年的医疗卫生资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不同人群享有差异巨大的医疗卫生制度。

我们期望中的制度应是中央政府财政承担费用，而不是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因为历史证明转移支付不是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制度——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实行单一制政体的国家；中央财政占据了财政收入的大部分。

我们期望中的制度应是一个改变医院是政府行政机关附属物的制度，因为我们记得中国改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城市推开后，成功的经验是改变了企业作为政府行政机关附属物的旧体制结构。计划经济体制留给中国的医院是卫生行政管理机关附属物的制度，形成了它们的利益关联，导致无论是在体制改革中涉及利益分割、利益调整，还是在具体事件处置涉及医患纠纷、事故查处时，都难免向内护短，又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或“运动员”、“裁判员”是类父子、类兄弟关系本应回避的尴尬局面。

我们不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所谓的“过度市场化”问题，不是只讲钱，没有行为规则、没有职业伦理，就叫“市场”；政府作为公民(国家主人)的“管家”为每一个公民看病付款，不适用市场规则，就像家庭为每一个成员看病一样(不论他们年龄大小，对家庭有无“贡献”)，因为这不是交易，而政府为公民看病支付医生的工资、药厂、医疗器械厂的货款，必须讲市场规则，否则就无法为公民买来合格的服务。在医疗卫生方面，中国还不存在健全的、健康的、政府为国民买服务的市场，如果说有“市场”的话，也是扭曲的、垄断的、通过“医疗”赚公民钱的市场。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我们须从整体上把握我们面对的问题，看到一个社会的目标、制度构建、行动方略之间的关联性。注意到80年前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提出的作为政策法律基础理念的是“国(家)—社(会)本位”，而到了近年，执政60年的中国共产党已提出了新的“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十七大报告)的执政理念。从以抽象整体为本位到以人为本，完成了国家政策总体目标的本质性转变，但要化解历史遗产(如国民党党治遗产、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遗产等)的负面影响，改变在身份等级制下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突破改革面对的结构性、体制性障碍，任务仍是极其艰巨的。

认识的误区

首先，对现实问题及其形成的历史过程要有一个符合实际的认知——种容易给人误导的说法是“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建立之前农村的医疗几乎是一片空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合作医疗解决了当时农村人的看病问题”。

实际是传统的以师徒相授传承的村医走乡串户为人治病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外部传人的新医术(西医)在农村也早有渗入。政府自上而下的县、乡(公社)、村(大队)三级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在1950年代逐渐建立后，1965年，中共中央即批准卫生部党组组织城市的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后，毛泽东批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批示中已指明：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的15％的“城市老爷”服务，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一无医，二无药”。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指示向社会公布，同时，1400万知识青年下到农村。相当数量的城市医务人员也下到县级医院或县以下农村。下到县一级或县以下农村的医务人员、经他们短期培训的下乡知识青年和农村知识青年、农村原有的村医三种力量共同支撑了1970年代中的“合作医疗一赤脚医生”景象，使人们误以为它通行于改革之前整个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30年。另外，当时的贫穷(农村普遍无钱治病)和对医疗期望值的低下，及对外部状况的无知(不知道很多病是可以治的；不知道适应病症的，良好的，甚至是奢侈的医疗保健是什么样子)，也使人们对运动式的“普遍覆盖”，聊胜于无的医疗供给，表示满意。

注意到当时——即在1958年至1982年的人民公社的24年历史中——中国农民整体的蛋白质摄入量与供给标准量相差20％，脂肪相差一半以上，热量缺口在10％～18％之间。具体而言，处于食品营养不足状态下者，几乎占他们人口总数的一半左右，而处于食品严重不足状态者，则占1／3，此即改革之初，官方认可的中国农村2.6亿贫困人口。另，1964年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97元，1980年也只有191.33元；农村社队的财产主要为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此，他们所能支付的医疗费用有限而致他们所能享有的医疗服务也是低水平的，是应能判断的。

1980年代以后，一是下到县级或县以下农村的城市医务人员早已撤回，城市知识青年也多已回城，199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到城市去打工，且不要说没有人会再去参加原来的“赤脚医生”培训，就是政府也难再承认“赤脚医生”的行医资格(毛泽东当年的指示说：“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这样的医生农村也养得起”——今天，卫生部恐怕也难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认可“高小毕业三年”的人可以行医)。另外，城市与农村隔绝的逐渐消除和农村人知道城里有更好的医生和医疗设施，也很难再阻止他们进城去求医。80％的医疗费为0.65％的人服务

城乡分治不是后发国家发展的一个过程，而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特有的产物。城乡分治造成了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身份待遇不同。在那个年代，城里人又被区分为干部和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工人又被区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决定了在接受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上的待遇不同，城市中，属于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占全国总人口的2.2％(1985年数字，下同)，他们享有公费医疗(其中级别较高的党政干部又享有与一般干部不同的待遇——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退休后曾说：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只占总人口0.65％的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属于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占6.4％，他们享有劳动保险医疗(由他们供养的没有工资收入的直系亲属则享有报销一半医药费的待遇)，属于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占3.2％，他们在1968年以后，才享有劳动保险医疗。

农村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2％，适用于他们的是农村五保户供养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前者适用于农村无供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人，医疗费基本由生产队支付，后者适用于其他农村人，合作医疗的费用由农民缴纳部分，生产队、大队的公益金提留承担部分。1970年代，当时农村90％以上的大队，办了合作医疗，1996年，全国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不足10％。

1990年代，中国发展受路径依赖的影响，城乡、地区、贫富差距加大——改革之初，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聚集起来的社会财富在“放权让利”政策下趋于分散，农村、城市，体制内、外的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提高。财富在1990年代中、后期重新聚集，据称城市人口中收入最高的20％所拥有的财富已占私人财富总量的80％，而生活在农村的人、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和城市中失业下岗等低收入的人，则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其中，最贫困的，为农村年收入在1067元以下的人和城镇中接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救济的人，二者分别为4320万人和2272万人。而此一时期。中国的人均医疗卫生总支出已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但其中政府承担的部分已从1982年的38.9％，降至2000年的15.5％，个人承担的部分则从1979年的20.3％，上升至2001年的60％。根据官方的第三次中国卫生服务调查(2003年)，城乡(城市分大、中、小三类，农村分四类)因经济困难有病未能就诊的最低占29.2％，最高占49.1％，因经济困难应住院治疗未住院的最低占35.6％，最高占77.6％，因经济困难未愈自己要求出院的最低占40.8％。最高占73.2％。医疗卫生保健资源分布不均、医务人员缺乏职业伦理、因没有医疗保障(21世纪初，中国大陆完全不享有国家制度性医疗保障的人占总人口的60％以上)、支付医疗费用能力弱、在需要时难以及时就近就医。以及取得防病和保健信息的制度性路径不畅，致使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会员国中卫生公正排名倒数第四。

民生排在第几?

共和国60年，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30年工作着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其中，最后10年，始明确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结束封闭，走向开放，使中国开始改变与外部对抗，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心位置。成为规则的遵从者、参与制定者和受益者。但国内改革中形成的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以及既有的利益格局，都使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存在着巨大的难度。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国为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这既牵扯到价值理念，又牵扯到对时局的认识——是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世界主题，还是旧有的敌对者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价值理念的选择和对现实情状的认识决定了我们能不能真正做到“以民生为第一”。

中国有没有钱，有多少钱来提升一个个国民的生存质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问题。当我们以“发展中国家”自居时，当然是希望中国有一天成为“发达国家”，总不希望中国永远是“发展中”。事实是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000多美元，如果按实际购买力美元计算，可能还要高两三倍。一些远较中国收入低的国家，国民享有的社会保障却远高于中国。中国的综合国力世界排名在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已超过美国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中国把奥运办成令世界瞩目的盛会，中国的载人飞船已经上天。没有一个国家钱会多得无处花，问题是在政府的问题单子上如何排序——包括医疗卫生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作为民生问题是否排序靠前——民生排在第一位，就有钱，民生排在后面，钱就少，或者没有钱。我们不能在讲经济发展成就时，就“引领世界”。到了需要给老百姓花钱时，就强调还较为落后，在“发展中”。

且“发达”是全方位的，不只是经济增长数字、综合国力，还有良好的法治、和谐的社会。其中最根本的是有高质量生存的公民。中国在1997年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公约。公约的12条明确规定了缔约国政府对于公民健康权所应承担的积极责任。今天的健康权，就像市场经济社会初起时的财产权一样，它的实现程度足以判断一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准。

健康——在今天的定义，涵括了一个人拥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精神和与人相处、合作，从容应对变化的能力，而不仅是指没有疾病和身体不处虚弱状态。人的健康权的实现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健康状况——是否和谐，以及是否具有永续发展的能力。

可以伤害人的健康的，是人类的暴力行为(包括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职场暴力，以及不指向特定个人的暴力行为，如战争、恐怖主义行为及恶性的暴力犯罪行为)；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洪水、泥石流、火山爆发、森林火灾等——人类的行为会诱发或加重这些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火灾；环境灾害；不合标准的饮用水、食品和药品，以及保健品、化妆品；不合标准的建材、纺织印染品，以及生活用品；不合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环境。以及职业病；不合卫生标准和安全标准的公共场所，以及学校；核辐射和电磁辐射；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疾病，以及精神疾病；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嗜好；自残和自杀。

以上各项，有些通过个人的行为选择是可以避免的，而另一些则须靠集体行动。甚至是全社会的合力。

国际人权法规定了国家在为保障人的健康权得以实现方面的积极责任。这就是政府须构建良好的制度，培养教育出具有良好医术和职业伦理的医生，设置分布得当的医疗卫生保健设施，以使公民：一、能够获得健康所需的信息；二、在必要时能够获得最基本的合格的在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服务。

与前述规定相关的是政府还应保障每一个人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食品和清洁的生活用水，以及有遮体的衣物和足以抵御风雨寒署的住房；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以及环境卫生和职业卫生。为此，政府须设置对处贫困状况下或因灾害临时需要救济的人的救助制度和每一个人都能公平享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设置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限制污染排放和认真治理污染。

此外，政府还须保障公民有安全的，可以自由选择和自主发展的生存空间，保障人能够有尊严地活着，不被歧视，并尽可能地不被边缘化。

医疗卫生改革的方向

要在中国构建良好的制度，首先需要反思我们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做得不当。以往，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经济建设，我们都只把人作为一种“投入”——从最一般的战斗力、劳动力，到被认为是“含金量”高的“人力资源”，讲的都只不过是一种“投入”。而今天我们应把能够自由选择，高质

量生存的人——即能够依靠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发挥聪明才智，能够通过自主选择，充分地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人，善于与自己不同的人相处、合作，生活充实、乐观的人，具有爱心、敬畏之心和伦理思考的人，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终“产出”——一切政治家、企业家和成功人士的最大功业，就是使尽可能多的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使人的生存质量能够不断有所提升。

在这样一种新的思路中，政府的第一要义就是为了人，政府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的公民的大大小小的管家而已。把“民生”放在第一，围绕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实现，去重新规划、构建我们“以人为本”的制度，甩掉早已成为历史陈账的近代百年“屈辱”重负，超越小肚鸡肠，勾心斗角，处处猜测、提防别人的敌对斗争意识，去除自以为是“大国”而又“底气不足”，总觉得还被别人看不起，处处和人“较劲”的焦虑心情，坦坦荡荡地开始启动和推进现代中国的发达史进程。

在转型中旧账未曾厘清，多重矛盾纠葛叠加的情状下，起步走向发达，是现实中国最好(可能也是最无奈的)的选择。因为中国早就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了——以省级行政区划计，一些省、市的实际购买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中国的贫穷、落后则只表现在另一些人群和地区中。于是，要谈到“发展”，我们就必须问“什么样的发展”，“对谁有利的发展”?正是处在这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持两种体制并存以充分获取体制间高额差价，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了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目标，选择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的方略(十七大报告)，剩下的，只有行动了。不行动向前，就风险日大，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有“忧患意识”，整个社会都应有危机感。

要走向发达，就必须按“发达”的标准构建制度。发达，不在钱多钱少，首先在于有规矩，讲公正；要靠我们自己的智慧去解决中国独有的问题，化解社会冲突，协调不同利益。

那么，包括医疗卫生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就必须在公众广泛参与下，经过长时间的、充分的争论辩驳，最后经人民代表大会议决。

而这一切的前提，又是信息公开，对以往的制度、举措，允许公民评品论说，对重大的制度设置和事件允许人们拉回来重新反思。

市场出效率，政府保公平。政府要做的就是运用财税的二次分配，保障社会公平，这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中央财政应该支付的是每一个国民都能均等享有的最低限度的医疗保障，以现在的技术，一人一卡，在全国各地同样享有。每个地方，每个单位，可以自有的资金给本地方、本单位的人以高于最低保障的补充。

价格问题是与医疗卫生保障相关联而又可区分的问题。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解决的是用于健康的资金由谁支付，以及谁对与健康直接相关的设施、机构、人员设置承担责任的问题。而价格则是考虑成本、利润是否相当的问题。目前在体制不变情况下的医药分开等办法都难以解决药价日贵，看病费用日高的问题。

政府对医疗卫生保健制度的设立、设施的配置、人才的培养和资金的投入负有积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保障公民在国内的任何地方都能得到最起码的医疗服务，但政府不应延续旧思路对医生、医院有过多的直接管理。医师协会等组织应与政府卫生行政管理机关彻底分开，医师协会等组织应成为名副其实的职业自治、自律组织。政府应放低举办医院、诊所的门槛(尤其是在农村和贫困地方)，对包括中医药在内的民族医药实行不同于西医药的认可或不干预政策，给民间与医疗卫生保健相关的善款筹集和非政府的和非营利的组织以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应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收回到政府中来。政府行政机关的改革并非一味做“减法”，招商引资，不是政府的事，直接管实为企业事的部门应撤销，管食品、药品安全、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的部门则应增加编制、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加大权力与责任，同时，以制度制衡，防止权力滥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民生水平。

保障公民与医疗卫生保健和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相关的法律纷争的诉权，设置与公民健康权相关的公益诉讼制度，使司法成为保障公民生命、健康不因政府卫生行政管理机关的失职和不为来自医药等方面的非法侵损而伤害的最后防线。

“问题是在政府的问题单子上如何排序——包括医疗卫生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作为民生问题是否排序靠前——民生排在第一位，就有钱，民生排在后面，钱就少，或者没有钱。我们不能在讲经济发展成就时，就“引领世界”，到了需要给老百姓花钱时，就强调还较为落后，在“发展中”。

作者：李 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