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法思考法律论文

[摘要]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是由创办人和普通成员对合作社的认知决定的。合作社创办之初，创办人基于对合作社的认知构建起合作社初始规则，在创办人没有将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内化到自身认知结构的情况下，构建起的初始规则必然与体现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法律秩序发生偏离。普通成员的加入并未改变合作社的初始规则，导致合作社的初始规则具有稳定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合作社法思考法律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合作社法思考法律论文 篇1：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困境与法律思考

收稿日期：2012-06-18

基金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科专项（201102070061）

作者简介：李雨（1976-），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诉讼法。

摘要：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5年以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断全面深入的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之中，该法必然遭遇到一些法律困境。合作社成员的来去自由的准入制度及合作社设立标准的不统一问题影响了合作社的稳定性，同时合作社成员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既违背合作社设立的初衷，也直接导致合作社治理机制的缺憾以及特定成员的法律责任缺失等问题。因此，在严格成员准入制度以及统一设立标准的基础上，平衡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健全包括监督机构在内的合作社治理机制，再对特定成员加诸特别义务，以期对合作社面临的法律困境有所帮助。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员；治理机制；法律责任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时期农民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其根本作用在于以团体力量维护农民个体可能面临的农产品交易中的市场问题。它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根源性、地域性和社会性，因此从发展之初即以蓬勃态势在全国得以传播推广，随之而来的则是对于其进行管理和规范的问题，多年来对此问题主要依靠政府的政策和行政行为予以调整，导致合作社在发展中一度面临规范失控的危险。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07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且相继出台了若干规范性文件，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一类特殊的市场主体，使农村又多了一种法定的市场主体。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已将这部法律归类为经济法中的主体法。从法律的内容看，这部法律既是一部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规范法，还是一部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权益的法[1]。不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法律的规范运转过程中，逐渐遭遇到新的发展困境，再次引起我们的关注及思考。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农业产业具有生产周期长、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弱等特点，并且由于农业资金投入少、农民的经营能力不强，造成我国的农产品生产效益不高、附加值过低。针对以上状况，我国农业必须向产业化道路转变，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村社会变革和农业经营模式改革的必然结果。此外，随着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和农产品销售的市场化程度加深，无论农民是否有意愿或者能力，他们必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此时，能够既联合众多分散农户的力量、又能够保持农民生产经营的相对独立性的合作社这种组织形态便应运而生。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开始自发组建合作组织，直至现在合作组织在农村得到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3月底，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55.23万户，出资总额7 995.56亿元，实有成员总数1 321.19万个。在近日召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5周年座谈会上，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钟攸平指出，经过5年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农民专业合作社增长速度加快，东中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保持快速发展，西部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量逐渐增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模式更加多样化，有企业带动型、能人创办型、群众自组型等多种发展模式；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范围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的行业从种植、养殖、农产品销售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开始出现跨地区、跨行业联合现象[2]。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面临的法律困境

国际上的合作社法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众多国家均制定了专门的合作社法律，而且结合本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情况不断予以修订完善。我国在广泛借鉴和参考国际合作社法的经验和立法技术之上，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5年以来，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年收入均比非合作社成员的农户普遍高出20%以上，合作社立法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这不但是因为我国对合作社法律的研究仍然处在起步阶段，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均不成熟，又不适宜全面移植或者模仿国外的立法模式；也由于合作社法律的研究可能会受到其他民商事法律的干扰。已有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民商事法律颁布多年，并且不断通过司法实践予以修正更趋完善，因此在法律的内容规范、立法方式等方面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合作社法的立法。另外，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和发展尚处在不断探索和经验总结的阶段，实践中自然会暴露出一些法律疏漏问题。

（一）合作社成员准入及其权利义务问题

1.“来去自由”原则有损合作社的稳定性。《农业法》第11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第3条以“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作为取得合作社成员资格的条件。“来去自由”原则既能解除农民参与合作社的顾虑，也是对他们个人权利的尊重，任何公民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处分个人权利。尽管如此，也不能掩盖该原则可能对合作社带来的负面影响。假设合作社成员可以不加限制的加入或者退出合作社，则难以为合作社的发展做出长期的规划并且付出努力，也会对其他合作社成员以及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造成不利影响。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农民合作社，必须由适格的成员主体、完整的治理机构、规范的经营管理制度等要素构成，而建立这些的前提在于合作社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一旦稳定性遭到破坏或者面临风险，则合作社存在的基础将荡然无存。

2.成员身份的差异性及其引发的成员权利义务的不平等性。首先，合作社成员在身份构成上具有差异性。合作社法第5条以“比例组合”的方式规定了不同成员的数量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并且对成员总数超过20人的合作社，在企事业单位成员总数方面设定了上限，一般不超过成员总数的5%等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4条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由此可见，合作社包括农民和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两种不同身份的成员。这实际上是为保证合作社长期发展采取的一种权宜的做法，既能引入合作社欠缺的人力和资本资源，依靠龙头企业和“能人”带动合作社的发展；又能保证合作社以农民为构成主体的基本要求。热心组织和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往往是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农产品生产者中的那些具有一定经济规模，农产品生产的市场化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专业大户[3]。他们也愿意以合作组织为平台，为自己谋得更好的发展机遇。

不过成员身份差异性的弊端也不容忽视，具有人力和资本优势的成员通常会享有较多权利成为强势主体，由此引发的成员间权利关系的失衡将最终破坏平等的社员法律地位。从合作社的自身特征看，民主与平等是其重要的价值思想，弱者联合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抗在市场交易中的强势主体，如果农民的弱势地位在组织中就受制于强势成员，也就失去了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义[4]。不平等的成员法律关系违背了合作社建立的基础，进而在合作社成员间容易引发信任危机，代之以漠视、冷淡、隐藏的方式参与到合作社事务中，随之而来的后果将是以合作社的瘫痪和终止而结束彼此关系。

其次，身份差异引发合作社成员间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拥有人力和资本优势的强势主体总是有扩张个人权利的趋势，表现在对合作社经营管理中，他们惯于以个人意志凌驾于合作社成员大会之上，实际上享有超出普通成员的更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也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反而是强势主体与普通成员平等承担。这种权利与义务上的不同表现极大地伤害了普通成员的利益，造成了他们既不能享受完全的成员权利，反而要承担全部的成员义务，显然不符合“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理。这种不公平现象如果长期持续下去，肯定会对于合作社的发展以及成员间关系形成消极影响。

最后，对权利侵害的救济途径不畅。合作社法中没有涉及到权利救济的内容，此时只能借助于其他普通民商事法律中的一般规定来解决合作社成员权利义务失衡，以及侵权救济等问题。不过一般的民商事法律并不能专门针对合作社问题设置相关法律规范，必然难以使合作社成员的特殊利益得到有效、完全的救济。另外，程序法对于合作组织及其成员的当事人资格的认定等内容也难觅踪迹。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设立标准不统一

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统一的设立标准，不但便于识别合作社的市场主体身份，也关系到它的经营活动的资格、权限和范围等重要内容。它可以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克服市场主体在市场中的盲目性，构建合理的市场结构，预防市场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5]。不过，由于存在有法律疏漏以及各地对合作社法律理解不同的原因，造成众多合作社设立标准各不相同的状况。

首先，《合作社法》第十条从成员、章程、组织结构、名称住所和出资等方面具体规定了合作社的成立条件，但是，实践中不乏对此条文规定流于形式的例子。最重要的是，对此规定学界和实践部门也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就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设立行为和设立登记的规定已经很明确，但是在设立人资格方面规定不够科学[6]。这种情形之下难免发生法律规范可能被束之高阁的后果。

其次，各地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对合作社的设立标准存在理解差异或者自我解读的情况。例如，《天津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建设指南（试行）》规定，组建合作社的基础条件：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有一定数量从事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农民有自愿联合组建的意愿。除了各地对此问题理解不一之外，地方政府又盲目追求合作社的快速增长，由此加剧了不同地区合作社的设立标准分化的情况。况且在合作社设立之后，也缺乏相关的咨询、监管等职能部门对不符合标准的合作社进行纠正指导的要求。即便是法律或者政策对此提出要求，但是在全面、快速推进合作组织发展的背景下，地方管理部门也可能会主动放宽设立条件、甚至歪曲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规定。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不完整

现代管理制度中规定的完整的治理机制应该包括有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这一点在合作社法中也明确予以承认。之所以如此规定无非是以分权的方式保证治理机构处于制约和平衡之中。不过，农民合作社在引入这种现代管理方式之后，却又没有严格遵守该规定设置完整的治理机制。残缺的治理机制必然引发出许多合作社运行中的弊端。

1.合作社缺乏监督机制。合作社在成立之时就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不但体现在成员间个人能力、经验的不同，更是以不同成员的资金财力的差异作为判断实力强弱的一个标准。另外，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在成立时通常面临的困难就是资金和人才资源的缺乏，合作社法也允许非农民农户身份的人员成为合作社的构成主体。有时，他们并不是合作社法中规定的适格主体，只是由于在资金和能力上拥有实力（即，强势主体）才得以加入合作社。合作社成员身份的厘清会直接影响到其成员结构，并进而产生农民成员比例的合法性问题。虚假成员混同到合作社成员结构中，其后果在于会改变合作社的治理权分配，在稀释实质成员表决权的背景下为少数人控制合作社提供了机会[7]。这种不平衡的成员关系最终导致强势主体可能会绑架合作社的意志，在经营中往往以个人意志代替合作社意志，架空合作社的治理机构。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社的治理机构包括监事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合作设都设立该组织，即使设立，由于强势主体在合作社中一人独大的地位，也往往让监督流于形式。

2.“人治”特点使合作社治理陷入困境。首先，合作社具有“人治”特点，全体成员的意思表示是合作社成立、运行的基础。虽然合作社的治理机制采用了现代管理制度的方式，并且在合作社法中对治理机构、成员权利等内容都有明确规定，但是成员的意思自治始终是合作社存废的根本。一旦成员间意思不一致，就可能导致合作社经营陷入困境，甚至影响到合作社的继续运行。其次，即便可以借助法律的细致规定来弥补这种“人治”带来的弊端，但是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它所带来的影响。最后，“一人一票”制度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基本思想，但是合作社法继而又以出资额或者交易量（额）为基础规定了附加表决权的内容，间接扩大了在资金、实力上具有较大差异的不同成员的权利。多数拥有附加表决权的成员都是前文所说的强势主体，他们在合作社的设立、章程制定、治理机制及其成员的组成等等方面必然体现出利己倾向，是否能够公平顾及全体成员的利益，并且保证普通成员参与决策合作社事务的权利则难以确定。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责任规定有遗漏

合作社的日常运行多是采取一种委托代理的模式，即全体成员将合作社的日常事务委托给合作社中的特定成员来行使，使他们成为合作社的实际管理者。通常，这些管理者都是在合作社中拥有较强能力或者投入较大资本的强势主体。强势主体作为全权代理人成为合作社的实际管理者，必然拥有超出普通成员的管理权利，但是并没有承担与此相适应的法律责任。这些责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他们应该具有谨慎决策的责任。作为管理者的强势主体在经营合作社过程中，必须时刻以全体成员的利益为先。在决策中必须要本着善意的目的治理和经营合作社事务，起码不能在进行职务行为之时为谋私利的行为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秉承善意来履行职责和义务，排除自利的经营行为。其二，合理注意的责任。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总会面临一定的风险。但是，如果这种风险是由于强势主体的疏忽大意行为造成的，他们就应该为此承担相应责任。判断他们是否能够规避风险的标准是，充分考虑到各种影响因素之后谨慎决策并且做好一旦决策失误后如何应对的准备。另外，这个风险判断标准应该以全体合作社成员的承受能力为限，无论何时不能置普通成员的利益于险境而不顾。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遭遇法律困境的缘由

任何一部法律在实施过程中都会遭遇到司法实践之中的一些困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概莫能外。它与我国的农业变革、农村的社会经济现状和农民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以及法治建设的完善有莫大关系。

首先，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与发展在处于变革中的中国农村，农民对合作社这种新生事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并不高。尽管我国的农业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无法将长期以来形成的乡土熟人社会关系用现代的市场经济关系所替代。因此，短期内无法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用现代的管理方式和法律规范将农户会员与非会员截然区分，也难以对于会员权利、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合作社的治理机制、成员的准入标准等等内容予以严格要求。现代的、以法律为基础的合作社运行的模式总会与以道德和乡村习俗为基础的传统模式发生摩擦和矛盾，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遭遇到众多的法律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我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时代背景、农村社会现状、农民需求、国家对合作社的政策法规的要求等具体方面与他国有较大差异，国外的合作社立法可以借鉴和参考但是并不适合照搬和移植，必须探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合作社法。目前合作社法实施中暴露出的问题对修订和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具有现实意义，使合作社法更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合作社立法必然要受到合作社发展的影响，一方面是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处于变革发展的阶段，因此合作社法律也必然需要不断进行修订；另一方面，法律具有的滞后性特点也决定了立法只能在合作社发展的日趋成熟稳定的基础上完善。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合作社的相关立法也在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最后，我国针对农业和农村的专项法治体系建设还有待完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但是一直以来，立法和法治建设主要围绕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进行，渐趋发展成熟的民商事、经济等法律规范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农民合作社法的立法。而专门针对“三农”的农业立法体系，尤其是涉农的新生事物的立法还处于不断的探索和完善阶段。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实施几年之中，可能遭遇到法律困境是法治发展中的一种正常现象。

四、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相关法律制度

（一）完善农民合作社对成员的相关规定

1.以“宽进严出”标准约束成员的自由出入。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条件不易设置的过于严格，过于严格的标准将农民拒之门外有碍合作社的发展。相反，宽松的条件更有利于吸引他们加入到合作社中来。成为合作社的成员之后，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社员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任何成员不能在损害其他成员利益的基础上行使自己的权利。而合作社法规定“来去自由”制度正是违背了该法理。因此，有必要修正合作社成员的准入制度确保合作社及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不受影响。建议修改为：多数成员不提出明确、合理的异议的情况下，才能够允许特定成员脱离合作社。

2.合作社成员的权利义务是合作社法规范的重要内容。既要考虑到全体成员权利的公平性，也要对于享有管理权限的成员与普通成员的权利做出差别化的规定。针对在合作社经营中享有管理权利的强势主体，其权利适用领域应该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有关合作社日常经营管理的事务，强势主体享有管理权利；有关全体成员基本利益的事务，需要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和决策之时，他们与其他普通成员享有的权利并无二致。这种对强势主体权利划界的方式和事项，可以在合作社章程中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出来，保证合作社成员“一人一票”的基本要求。另外，考虑到合作社成员在个人能力、经验、资本等方面的差异性，可以结合不同合作社的类别、实际运作情况，以及不同成员的出资额、持股份额、对合作社的贡献大小等作为划定他们权利范围的参考，达到既合乎公平性又能平衡差异性的效果。

（二）合作社设立标准必须适宜其发展

适宜的合作社设立标准有助于合作社的设立和发展，这种适宜程度应该与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相当。合作社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以农产品的经营为主要内容，并且农产品经营种类在不同地区和农户中均有差异性，因此，合作社的设立标准不能过高。如果该标准过于严苛，反而阻碍各地成立农民合作社。普通农户联合对抗强大的市场是合作社成立的主要目的，只要农户们具有联合的意思表示，又能够联合起来参与市场竞争，达到为农户农民创造经济利益的目的，就不用在设立标准中设置过多的要求。诸如现有的农户与企业成员的组成比例等合作社设立条件，可以让不同合作社在不违背合作社基本宗旨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修正。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为保护个体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治集合，其出发点是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从而获得经济回报，不过经济利益不是联合农民农户们联合起来的惟一缘由。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8]。农村社会是以熟人关系及其情感交往交织的关系网，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当然符合这种乡村地域特征。而且，情感关系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也经常作为调和剂被引入。严格刻板的现代管理方式有时可能容易引发矛盾，适当运用情感管理协调成员关系也是现代管理制度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制定农民合作社的设立标准之时适当融合当地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将其作为合作社设立的参考条件，可能更容易被村民接受，也有利于推广农民合作社。这种包含了乡土文化及情感要素的设立条件，恰好契合了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

（三）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模式构造合作社治理机制

要使现代社会朝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必须转变传统的管理方式，用现代管理方式治理企业事务。这不但适用于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同样适用。从治理结构的功能和作用来看，合作社与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和运作是相似的，均要符合民主治理的基本理念，并保证该理念在实践中得到执行。

1.遵照法律规范设置完整的治理机构。现代管理制度是以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三方作为支撑治理机制的支柱，这点在现有的合作社立法和相关政策中均得到认可并予以规定。问题在于立法中没有对此进行强制性规定而合作社对此多选择回避的方式，不愿意设立或者架空现有的合作社监督机构。权力的本性在于不断的扩张，没有监督的权力势必滋生腐败。因此，监督机构必须成为农民合作社治理机制中的必要构成部分，不但如此，还要保证监督机构在合作社运行中发挥实际作用。对此可以采用适当平衡不同出资、实力的不同层次的成员在监督机构中的数量，保证全体成员有成为监督机构组成人员的平等机会。

此外，必须依照合作社的设立章程和法律规范的要求设置和完善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及其成员的具体义务和责任。同时，也可以依照不同合作社发展的具体情况设置相应的具体的制度，例如监事、理事等相关人员的回避制度等等，总之，必须保障合作社在规范合法的轨道上顺利发展。

2.占合作社成员多数的普通社员应该享有监督合作社事务的正当权利。合作社立法要为保障他们享有并且执行监督权利而予以完善。保障每个成员拥有独立于合作社的财产权利，参与合作社民主管理的权利，分享合作社盈余的权利等，不应被章程规定或者自治决议而排除[9]。为此，合作社的管理事务不但应该由具有较强业务能力的成员承担，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普通成员参与合作社管理决策事务的权利。全体成员不但应该参与到合作社的重要事务的决策和监督之中，还应该对合作社日常事务的管理成员具有监督的权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强势主体的权利扩张。

3.“一人一票”制度的坚持和改革。一人一票制度充分保障全体成员的基本权利，限制强势主体一言独大的状况。不过，过分民主带来的则是效率低下问题。为此，在肯定目前附加表决权的基础上进行适当改革，不能单纯以出资额、持股份额等作为依据，既要考虑到合作社民主管理的本质，保证全体成员均享有投票的权利；同时又要对有特殊贡献的特定成员的投票权利予以特别规定。因此应该综合合作社类型、成员构成、运营成本、盈余、交易数量，以及全体成员的贡献大小等因素，制定出符合不同合作社特性的民主管理制度。例如，在合作社章程中规定，每个成员最多的投票票数不得超过若干票，或者不得超过全部投票额度的百分比等具体的规定。

（四）加大合作社主要管理成员的法律责任

拥有较多管理权限的合作社管理者要承担与其管理权利相当的合理注意责任及善意履行责任。通常情况下，合作社的管理成员如果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并且谨慎决策的话，可以防止出现不合理的损失或使损失扩大。所以，一旦由于他们的主观故意或者过失行为让合作社遭遇不合理的损失，就应该对合作社及全体成员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赔偿额度的标准则可以在合作社章程中提前规定，或者在出现这种情况时由全体成员大会决定。不过必须保证赔偿额度既要有利于补偿普通成员的损失，又不会让强势主体承担超出其责任范围之外的损失。

参考文献：

[1] 郑文凯.充分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立法背景和重大意义[J].农村经营管理，2007（4）：8-10.

[2]钟攸平.立足职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BE/OL].[2012-06-27] .http：//www.saic.gov.cn/ywdt/gsyw/zjyw/xxb/201206/t20120627_127431.html.

[3]刘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属性的经济学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5-35.

[4]任大鹏.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主要制度解读[J].农村经营管理，2006（12）：12-15.

[5]曹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法律思考[J].商业研究，2011（1）：164-168.

[6]吴声怡，罗萍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15-18.

[7]张颖，任大鹏.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J].农业经济问题，2010（4）：41-45.

[8]刘振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律制度的几个问题[BE/OL].[2006-08-14].http：//www.hnai.gov.cn/new/11185.

[9]任大鹏，陈彦.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法理与核心制度[J].教学与研究，2007（1）：9-13.

作者：李雨　李录堂

合作社法思考法律论文 篇2：

主观博弈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社不规范现象解释

[摘 要]农民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是由创办人和普通成员对合作社的认知决定的。合作社创办之初，创办人基于对合作社的认知构建起合作社初始规则，在创办人没有将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内化到自身认知结构的情况下，构建起的初始规则必然与体现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法律秩序发生偏离。普通成员的加入并未改变合作社的初始规则，导致合作社的初始规则具有稳定性。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关键是要通过教育、培训、辅导、示范等措施将合作社的价值理念内化到创办人和普通成员的认知结构中。

[关键词]合作社;秩序;主观博弈;认知;规范

一、引 言

我国农民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在历经10多年的数量快速增长之后，已经进入了由数量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农业农村部2019年启动了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工作，目标就是要促进合作社规范提升。合作社规范化问题经常会被提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要提升合作社规范化水平，在一些学术交流活动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调研的合作社中，有没有哪个是真正意义的合作社？

为什么合作社在我国发展就会走样、偏离其质性规定？对这一问题已有诸多研究，但基本是沿着合作社所嵌入的外部环境因素这条主线进行分析的，认为政府政策、市场竞争等外部环境会导致合作社的不规范。苑鹏（2013a）提出，我国合作社缺乏平等、民主、自治的市民社会环境，以及需要承担跨国公司和国内工商资本双重竞争的压力，合作社的理念和信仰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从而导致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产生了种种变异[1]。邓衡山、王文灿（2014）提出，我国农户的异质性和国家目前的政策干预共同决定现实中合作社不具有“所有者与惠顾者同一”本质[2]。崔宝玉等（2017）提出，合作社深刻嵌入于制度结构、资源结构、市场结构和文化结构等制度环境之中，合作社异化是对制度环境不确定的学习与策略性回应[3]。徐旭初、吴彬（2017a）提出，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导致了中国合作社发展进程中独特的股份化或股份合作制形态以及名实不符问题、载体化现象等[4]。还有许多研究认为政府不恰当推动、优惠政策、政策和法律不完善等是合作社不规范的重要诱因[5-7]。这些研究侧重于研究外部环境对合作社不规范的影响，如果外部环境是合作社规范与否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就可以推斷出当前的环境下孕育不出规范的合作社，若想提升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只能对外部环境作出改变，甚至有些人提出要规范合作社就要取消对合作社的特殊扶持政策。然而，即使取消或改变政府对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能否促进合作社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还是个未知数。

还有研究从成员之间的博弈分析合作社不规范问题，黄胜忠、徐旭初（2008）提出成员之间异质性使得少数核心成员充当了合作社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导致核心成员同时占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而使得普通成员的利益会受损[8]。应瑞瑶等（2017）从大户成员与小户成员利益分配的视角提出，中国合作社不规范的内在逻辑是成员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下的理性选择结果[9]。这些研究虽然认为合作社不规范是博弈均衡的结果，但依然是建立在客观博弈基础之上，无论是大户成员还是小户成员对博弈形式或博弈规则具有完全知识，在博弈还未开始就能够预知最终均衡结果。事实上，是研究者从一开始就已经假定或断定了合作社是不规范的。

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合作社不规范现象呢？本文尝试运用主观博弈论分析认知因素对合作社不规范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提出内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持续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从而开启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大门。内生因素对农村社会秩序的解构和重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0-11]，而内生因素中认知扮演着重要角色，正如哈耶克（2000）认为“无从救治的无知，乃是我们认识社会秩序这个核心问题的根源”[12]。制度经济学家如格雷夫、青木昌彦和阿西莫格鲁在分析制度变迁时应用主观博弈论将参与者的认知等内生性因素纳入研究视野，放松了客观博弈中关于参与者拥有博弈形式的全部客观知识的假定，提出参与者对博弈形式的认识都是主观的，是在各自的主观博弈模型下进行博弈，并在博弈过程中随着知识的积累不断修正其关于博弈形式的认知。主观博弈模型核心内容可以简化为以下公式[13]：

一般而言，主观博弈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即参与者通过学习将过去经历转化为主观认知阶段，利用已有的信息建立自身策略集合与支付集合之间的映射关系并形成参与者收益函数的阶段，运用已有主观博弈模型进行博弈进而达至均衡状态阶段[14]。我国合作社发展具有“强者牵头、弱者参与”的特征，合作社秩序的形成及演化大致也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间商、投资商、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社区领袖等[1]合作社的创办人i通过记忆自身的经历或外部知识构建合作社的初始秩序∑*i，以及在该秩序下的预期收益函数ui;第二阶段是普通成员j熟悉合作社的各种制度安排以及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并根据经验知识和外部环境形成预期收益函数uj;第三阶段是创办人和普通成员运用已有的主观博弈模型进行博弈，不断调整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并最终达至均衡状态，即∑*i→∑*。

参与者主观博弈达至均衡状态所形成的合作社秩序决定着合作社的规范化水平。如果均衡状态下合作社秩序偏离了合作社本质规定，就可以判断合作社是不规范的。需要说明的是，对本质规定的认识会影响对合作社是否规范的判断，邓衡山、王文灿（2014）采用“所有者、惠顾者和控制者身份同一”这一标准，判断当前我国合作社没有一家是规范的合作社[15];刘西川、徐建奎（2017）放松了这一标准尺度，认为我国存在规范的合作社。标准不统一，那么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此需要将合作社本质规定的认识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16]。在评判合作社的现实规范性程度时，存在着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合作社原则[17]两条标准，但笔者认为应该采用法律规定的标准，因为“法律秩序”[18]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际合作社联盟所推行的合作社价值与准则或者是理想的或经典的合作社原则，并且结合了一个国家合作社发展的实际。即使许多西方国家对合作社法律规定也存在着差异，但各国的法律满足了不同终端使用者的需求，并且具有灵活的默认模式[19]。因此，对合作社特别是所谓真假合作社的差别应该以法律秩序为主要依据。合作社建立之初都按照法律制定了形式上的制度条款，并将这些制度文本挂在合作社办公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合作社能够按制度运行，通常是主观博弈均衡状态所形成的合作社秩序不同程度偏离了合作社的法律秩序，而偏离的程度就决定着合作社不规范的水平。

三、不规范现象的起点：初始秩序的不规范

合作社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绝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它和广大社员人文精神的发育有着密切的关系[20]，其中具有合作精神的创办人对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创办人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实现合作社作为经济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另一方面，体现在对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认同并将这种价值和理念付诸行动的创办人能够确保合作社按照理想类型进行构建实现规范化发展。

（一）合作社初始秩序的形成

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制约性规则。制度从无到有，是特定的集团或个人在意识到制度创新的潜在利益后，通过某种有目的、有意识的集体选择设计或修正制度，使之发挥或更好地发挥某种作用，人们根据这些规则来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合理预期。但是，一个经济组织从无到有，创办人诺斯（2008）所强调的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发挥着重要作用[21]。创办人意识到潜在收益时，就会开始着手设计合作的方式和相关规则，他们的决策支配着制度安排创新进程，如谷歌、阿里巴巴、小米等企业创始人基于自身利益或个人价值的追求，对传统意义上的企业秩序进行重新设计，创立了不同于一股一票的特殊管理股制度。如果创办人选择了合作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会把法律要求的合作社相关制度整合到一系列文件中，形成与法律要求相一致的法律秩序。但是，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装置，作为一种精神共同体，是建立在成员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信仰之上[1]，以集体主义、平等互助为哲学理念，创办人通常只拥有有限的基于主观的合作社认知，且不同的个体对合作社的认知程度会有差异，他们会将这种带有个人认知能力的基因注入到合作社中，“产生具有全新意义的理性联合体形式，并由此孕育出新的习惯行为类型”[19]，这种新的习惯行为类型常常带有创办人个人烙印。可以说，合作社的创办人是合作社“组织结构和战略最初的架构者”以及合作社“文化的塑造者”[22]，他们的信念、认知、心智结构等决定了合作社的初始秩序。

（二）创办人的主观认知

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合作社，如德国的莱弗森（Raiffeisen）合作社和西班牙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秩序的形成与创办人对合作社的认知密切相关。他们在经济不景气、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合作社来实现困难人群的自救，在组建合作社之初就把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落实到行动上，形成了合作社的秩序，其他参与者在这一秩序下从事活动。前期探索的经验做法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而成为合作社创办人的普遍属性，后续发展的合作社都以此为范本，将合作社的原则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需要说明的是，随着合作社成员的代际转移，相较于合作社创办人，新生代合作社管理者对合作社理念的认同度开始下降，合作社的传统秩序也开始受到挑战。

在我国，具有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经营相关知识的农民精英比比皆是，但是缺乏对合作社价值和理念认同并能付诸于实际的精英，只有少数人了解合作社并深刻认同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但这并非行动人的普遍属性，这就导致我国多数合作社在建立之初就没有按合作社的原则构建。创办人关于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认知并不是出于专业知识，而是主要通过历史传承、培训或干中学等途径形成。

从历史传承角度看，20世纪初合作社作为舶来品传到国内，在民国时期合作社得到了发展并起到一定作用，但并未留下太多的制度遗产;建国初期合作社的发展速度较快，由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动，并形成了包括合作社（草案）等制度成果，但随着合作化运动最终的失败，合作社成了低效率的象征，不仅没有形成广大农民的合作社信念，反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得许多农民“谈合色变”。可以说，创办人可以借鉴的合作社制度遗产相当有限。

從培训角度看，合作社制度设计需要专门的知识，但国内大专院校很少设置合作经济课程，极少数学习合作经济的学生毕业也很少创办合作社或者到合作社工作，懂合作社的人不去办合作社。政府部门关于合作社带头人的培训主要集中在经营管理上，而不注重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培养，并且短期的培训只能是让这部分人初步了解合作社，而没有真正掌握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无法转化为对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行动上。

从干中学角度看，合作社创办人如企业经营者、农产品经纪人、种养大户等，在创办合作社之前的行为训练多是以个体或企业的方式运作，遵从的是利己主义法则下的市场竞争，然而这种竞争根本演化不出“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23]。他们可以把合作社做大做强，甚至在与其他经济组织竞争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优势，但是他们创办的合作社从产权结构、治理结构和利益分配等层面看更类似于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干中学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模仿，成立较晚的合作社的创办人会模仿成立较早的合作社或合作社示范社的运营模式，他们认为先前这些不规范但运营好或争取到政府扶持资金的合作社是他们学习的榜样，这些合作社能够在发展产业、帮助农民增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实际上偏离了合作社的本质特征。模仿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必然会导致合作社运营模式的趋同性，并且强化创办人将不规范合作社的秩序作为“合作社应该是这样”的主观认知。

在合作社创办人对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普遍没有清晰认知的同时，还有很多创办人是基于“为套取国家优惠政策或财政项目”“为获得税收优惠”的投机和逐利动机，以及“响应上级政府要求”而成立了合作社[24]，他们创办合作社后除了按照工商和农业部门规定制订相关的制度外，往往是依据其过去的习惯行为构建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将原有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模式内部化，套上了合作社的壳。因此，合作社初始秩序形成时就已经偏离了法律秩序，不规范的合作社在建立之初就已经出现。

（三）创办人认知突变

主观博弈论认为，如果参与者通过试错或其它类型的学习方式在客观策略空间中搜寻到一个新策略时，对参与者而言这便是一种策略创新并可能成为参与者的长期记忆，进而调整了参与者原先的主观博弈模型，原有的制度就会发生变化[14]。合作社初始秩序偏离法律秩序是常态，但创办人因随机因素而在特定条件下将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纳入到自己的认知结构，就能够按合作社的准则构建合作社的初始秩序。虽然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合作社通常遵循相似的原则，但并非所有的合作社都表现出制度安排上的一致性，由于人与人之间在基因、教育背景、经历、人际关系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备合作社信念的创办人就有可能在合作社不规范的常态下实现突变，构建起与合作社的法律秩序相一致的初始秩序，这样的合作社相对比较规范。笔者在北京郊区调研某养蜂合作社，理事长曾经长期在供销合作社工作，相对比较熟悉合作社的基本原理，参与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有关工作，这些经历使得他获得了合作的知识，在创办合作社的过程中将这些知识付诸行动，他创办的合作社相对比较规范。赵晓峰（2018）关于PH农民合作联社的案例也表明，合作社的创办人在合作社实践过程中对合作文化和组织理念产生了深厚的认同感，他们构建的合作社秩序就与形式上的规章制度相一致，使得合作社能够朝着益贫性的组织宗旨和现行法律规定范畴发展[25]。

四、不规范现象的常态化：初始秩序的演变及稳定性

为了分析合作社秩序的动态演变过程，在创办人构建的初始秩序框架内，加入普通成员的认知和参与以及外部力量的竞争等因素，如果合作社的初始秩序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证明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具有稳定性。初始秩序因其稳定性逐步演化为合作社秩序，由于这一秩序与法律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偏差，从而使合作社成为不规范的合作社。

（一）普通成员的认知

普通成员加入合作社后，首先就是通过学习熟悉合作社理论设计和实际运行的各种制度，从而形成对合作社的主观认知。在我国，农户以分散经营的小农户为主，“善分不善合”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他们对合作社的认知绝非基于专业知识，相反更多地源于各类媒体宣传和自身理解的综合，不清楚合作社的制度硬核以及合作社如何运营与管理、成员在合作社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26]，如孙同全等（2016）在2014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1.4%的合作社成员根本就不知道《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7]。他们参与合作社通常是被创办人动员被动参加，即使有的成员是主动参加，也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非具备合作社认知基础上的参与，因此，他们不可能把合作社与其他经济组织进行区分，也不可能有改变合作社初始秩序的能力。

在合作社的运行过程中，普通成员在现有合作社秩序框架下学习并观察创办人的策略，逐步形成这种认知——合作社就是创办人带领大家“抱团”跑市场，只有发挥创办人的企业家精神，自身才能在蛋糕做大的同时分享相关利益。因此，他们并未把合作社的制度硬核内化于自己的认知体系中，或者说他们主动把合作社赋予的部分权利让渡于创办人。

（二）普通成员参与

参与是对合作社成员权利的一种保护机制，虽然在“强者牵头、弱者参与”的合作社发展背景下，强者牵头组建了合作社并设计了合作社的初始秩序，但这些制度安排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合作社其他成员的影响，普通成员能够通过直接投票和异议等方式间接影响创办人的决定。成员参与“可以发展和培育民主制度所需要的个体品质”“有助于人们接受集体决策、提升人们对集体问题的关注”，维持民主制度的运行，使制度获得一种“自我维持的能力”[28]，还“能够形成一种有关共同管理的合作哲学”[29]，更加强调人的价值、集体感和其他无形的品质。普通成员通过参与、讨论、论证、说服等方式能够影响创办人的收益函数和策略行为等。只有广大成员在各项合作社事务上积极参与，才能使得合作社各种组织活动有效运行，进而确保合作社民主控制的实现，并使合作社能够从本质上有别于其他企业组织[30]。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赋予了成员投票选举合作社理监事会、投票决定合作社兼并、收购等重大事项的权利，但很多普通农民成员对如何通过成员（代表）大会参与合作社管理等认识模糊，不愿意花费额外精力参与合作社管理或者认为既使参与也无法改变现有秩序而主动选择不参与，甚至希望其他成员抗争让创办人调整合作社秩序，自己则通过“搭便车”提高自己的福利。一项574家合作社问卷分析显示，虽然77%的合作社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成员代表大会，但62%的合作社出席成员代表大会人数低于70%，其中42%的合作社出席成员代表大会人数低于30%①。因此，创办人在与普通成员博弈的过程中通过学习与归纳很快就会发现，多数普通成员并不参与合作社的治理，创办人会采取能够最大化其主观支付的策略并将其博弈形式調整为最后通牒博弈，在利益分配时给予普通成员可以接受的比例，从而保证合作可以进行下去，那么，合作社的秩序就会沿着有利于创办人利益的轨道发展，从而强化了合作社的初始秩序。

即使少数普通成员对合作社有一定的认知，想对现存的合作社秩序提出异议或挑战，但是由于多数成员已将合作社现有秩序作为共同知识和共同信念，由于共同知识和共同信念比普通成员个人的主观博弈模型更加稳定，因此，如果这部分人数占成员数量达不到合适的比例，从而使多数成员的主观博弈发生较为激烈的变化，这种情况并不能促进合作社初始秩序发生转变。实践中，多数成员成本最小的策略不是对现有秩序提出异议或挑战，而是不参与合作社的任何交易或者采取退社的方式，这一策略并不会改变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因此，最终的结果就是，不规范的合作社规则成为全体成员一致认同的信念，进一步强化了不规范合作社的稳定性。

（三）外部环境因素

合作社是市场交易中的弱势群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按平等原则组织起来以改善自身经济利益或地位的组织，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而不是以权威的方式配置资源，具有较强的反市场性的特殊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合作社的创办人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抗争以赢得效率的提升。正如韦伯（2006）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时提出，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得益于资本主义精神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中取得了统治地位[31]。当市场竞争要求合作社发挥创办人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把蛋糕做大时，少数人控制合作社并提供市场机会，而多数成员获得服务和价格改进就成为合作社的共识性认识;如果合作社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且成员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分配蛋糕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法律秩序维护自身利益，成员民主控制、盈余主要按惠顾额返还等就会在博弈过程中成为合作社的共识性认识。但从我国合作社发展的实践来看，自2007年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合作社的发展才经历10多年的时间，小、散、弱是合作社普遍现象，当前小农户迫切需求主要是获得服务和价格改进，他们通常会遵守创办人构建的合作社初始秩序。

许多研究认为政府扶持政策是诱致合作社变异的主要动因，但是由于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合作社的治理，政府扶持政策的增减只能改变合作社登记注册的数量或者促使创办人改变合作社的制度形式，但不会改变合作社创办人和普通成员的博弈结构和形式，不会改变合作社的内部治理结构，进而也不会改变合作社的初始秩序。另外，政府实施示范社创建活动本来是为了引导合作社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在评定示范社时主要还是依据合作社的经营指标，一些治理层面的指标无法真正衡量合作社的秩序，这就会导致一些具有引领带动作用但不规范的合作社成为示范社。当其他合作社在学习模仿示范社建设时，同样不会将合作社秩序与法律秩序一致起来，最终强化了所有人对不规范合作社的认识，无论是创办人和普通成员都不会对合作社初始秩序作出改变。因此，可以断定，偏离法律秩序的合作社秩序具有稳定性。

（四）锁定效应

合作社创办人和普通成员通过长期的学习和调整，主观博弈模型可能逐渐趋同并收敛于新的共同主观博弈模型，他们会把合作社现有的不规范但有效率的运作规则作为共识性认知，并被锁定在这一区域里。此时，他们只会依据这种共识性认知采取策略，而排除了客观上还可能存在的其它策略。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但由于合作社的创办人和普通成员对合作社的认知不是对外部环境的完全反映，他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种变化，或者意识到这种变化但不会大幅度调整其主观博弈模型，这种情况下，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他们而言就没有太大意义，他们依然会在初始秩序下参与合作社的活动。如果少数普通成员在博弈的过程中发现改变现有的秩序能够获得短期的收益，他们可能会利用自身的权利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但只要这些成员对合作社的认知没有发生改变，虽然在短期内通过对现有秩序提出挑战而获得收益，长期来看无法改变合作社的初始秩序。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合作社的秩序既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也受合作社参与者的认知因素的影响。不规范合作社的秩序在创办人构建初始秩序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形成，并在主观博弈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由于普通成员对合作社价值和理念认识存在偏差，他们没有能力对现有的秩序提出挑战，从而改变初始秩序并构建起与法律秩序一致的秩序。当主观博弈达至均衡状态时，偏离法律秩序的秩序成为全体成员的共识性认识，这正是合作社不规范的内在逻辑。因此，加強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关键是要改变参与者对合作社的认知。

一是通过教育、培训、辅导等方式强化合作社创办人对合作社价值和理念的认知，把创办人培育成为合作社意识的传播者、合作理念的继承者[32]，让创办人在学习博弈场景知识阶段就内化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从而构建起的合作社初始秩序尽可能地接近合作社的法律秩序。

二是提升普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要改变普通成员对合作社“事不关己”的心态，激励他们在使用合作社服务的同时参与合作社的运营和管理，从而形成纠正合作社偏离法律秩序的力量，使合作社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加强合作社文化建设，注重在农村地区普及合作理念和知识，逐步将其内化为广大农民的认知结构中。

三是在各级示范社建设过程中，注重挖掘和培育实际运行比较规范的合作社典型，通过宣传引导，让更多的合作社学习模仿并形成规范的运行机制。针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户对合作社认知还不全面的现实，推动我国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应实行分类管理的办法，对于规模相对较大的合作社特别是国家级或省级示范社，应重点加强规范化建设，通过培训教育和辅导员辅导等方式，将合作社的价值和理念逐步内化到成员的认知结构，并在合作社的运作过程中逐步将合作社的共识性认识调整到规范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上来。对于没有发生具体经营业务的“空壳社”和“休眠社”，可以注销一批。

[注 释]

①数据来源：“创新与规范并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课题组，2017：《创新与规范并举，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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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王军 刘亚辉

合作社法思考法律论文 篇3：

合作社融资困境与合作本质间的冲突

摘 要：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传统的合作经济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满足合作社成员的需求，出现了融资难与合作难间的冲突。通过认识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这一对“冲突”，从内外两方面分析融资困境与合作本质间的冲突原因，最后从法律视角思考应对这一冲突的对策，借鉴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发行优先股实行资本报酬，结合中国合作社自身实际情况，主要从完善合作社的自身发展机制、健全立法及相关政府政策等方面思考解决冲突的对策。

关键词：合作社；融资困境；合作本质

合作经济最初起源于个体劳动力对经济联合的需求，为了摆脱和抵抗资本的剥削，劳动者、小生产者组织具有合作经济性质的各种合作社。国际上从法律角度将合作社的定义界定为：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联合所有和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

一、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冲突”表现

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合作经济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难以满足合作社成员的需求。以美欧为代表新一代合作社的出现，采纳如公司这类资本企业的某些制度，体现了合作社的外部经营性特征，但其在本质上不同于纯粹资本投资者所有的公司制企业，仍然在坚持传统合作社社员自愿联合、互助合作和为社员服务的本质，并且为合作社持久生命里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进一步提升对合作社社员的服务水平。

近十几年，中国合作社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为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法律规范和指导。2007—2011年，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社数量从2.64万个发展到44.6万个，增长将近21倍；到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合作社已达到68.9万家，截至2013年一季度，全国实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73万户。

中国合作社在数量增多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当前合作社发展一个重大障碍就是资金问题。过多的合作社相互竞争分割市场利益，势必会导致资源紧张，产生大量的、多元的金融服务需求，但是从中国合作社发展的内外部融资环境来看，资金供求不均，融资环境不佳，明显难以满足合作社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导致合作社发展规模有限，农超对接困难。

除了融资困难这一重大难题外，与资金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资本控制，垄断合作社，这违背了合作社的合作本质，这两大难题表现出融资难与合作难的冲突。从中国目前的合作社类型来看，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较为典型，数量较多。由于合作社的发展对资金的供给提出需求，而大型龙头企业正好拥有充足的资金，又希望通过加入合作社为自己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加之政策上也鼓励一定比例的企业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得龙头企业带动性合作社成为当前合作社发展的主流。但是龙头企业也有自己的实体经济，他们出于在合作社中的资本优势，在决策和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普通社员权利虚设，合作本质名存实亡。

二、合作社融资困境与合作本质的冲突分析

（一）内部融资困境与合作本质的冲突分析

一是法律对出资的规定存在不足，没有规定出资金额的上下限及出资类型、对出资者的范围规定狭窄，这些不足是导致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合作社想获得充足的资金，就会倾向于吸引大型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出资金额的上下限，他们可以充分发挥其资金优势大量出资，实现对合作社的资本控制；而普通农民社员自有资金少，特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资本在出资方面又是阻碍重重，在合作社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大型龙头企业与普通农民社员以及在普通农民社员之间难以实现真正的合作，这不符合合作社的合作初衷。如果合作社坚持纯粹的合作原则，避免社员对合作社的投资向资本转化，从而在逐利的驱动下通过资本控制合作社，那么，合作社就会对外部投资者做出限制，如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出资主体为合作社内部社员，而不承认外部投资者，这样有利于服务合作社社员，但这不符合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现状，处于弱势的农民具有资金和技术先天不足，导致合作社的发展在没有足够投资的情况下资金不足，难以获得长远发展。

二是合作社管理机制与分配机制两者不协调，这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二者的不协调，难以吸引投资者投资，影响合作社的整体运营，而运营情况不佳又会导致合作社盈利能力差，通过提取公积金而取得的资金很少，致使合作社的发展陷入融资难的恶性循环圈；另外，大型龙头企业或者其他出资较多的合作社成员，在管理运营中发挥比普通社员更多的作用，为合作社的发展做出了更多的努力，但在以服务社员、鼓励社员交易为主的惠顾分配制度的限制下，管理者从分配中获得的利益与其付出不对称，因此，当他们难以从正当分配中获得利益激发时，便会通过掌握合作社决策权、争夺合作社的主导地位来谋利，这有损其他普通社员的权益，违背合作社合作本质。

（二）外部融资困境与合作本质的冲突分析

首先，从合作社的内部非营利性与金融机构的动机间的矛盾，分析这一冲突。合作社以服务农民社员为主，兼有对外营利的能力，由于其经济基础薄弱，抵御风险能力差，无稳定持续收入，没有适格财产抵押，信息不对称，而现在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都具有逐利动机，不愿向合作社放贷，农发行把资金主要投放于粮棉油收购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难以为合作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其次，基于合作社服务内部社员的本性，对外部投资者缺乏吸引力，是合作本质与外部融资困境冲突的又一体现。具体原理分析在上述阐述中已有所涉及。①

最后，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影响合作社的发展。合作社的互助性质需要法律确定国家对合作社在财政、信贷和税收方面的支持，但是，当前法律缺乏对政府政策明确、具体的规定，金融扶持制度操作困难，严重影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另外，法律没有规定政府干涉合作社事务的法律问题，当国家对合作社事务过度干预，很容易使合作社沦为政府的附庸，背离合作精神，难以保持合作社长久的生命力。

三、解决冲突的法律思考

针对合作社融资困境和合作本质间的冲突，可以从完善合作社自身发展机制、立法和政府政策等多方面思考。

美国新一代合作社发展模式，兼具传统合作社与公司制企业之长，有利于提升合作社发展的持久生命力。合作社通过向非社员发行优先股的方式融资，满足合作社的资金需求，持有优先股的投资者仅有投资行为而无利用行为，他们通过资本报酬实现自己的价值，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与合作社没有直接交易，无法按交易额得到盈余返还，只有合作社的内部社员才能按交易额进行盈余分配；同时，由于这类投资者不是合作社成员，自然也不享有成员的所有权利，没有议决权和选举权，可以避免投资者利用资本控制合作社、损害合作社内部社员的权利，维护了合作社合作的本质。

中国合作社可以借鉴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发展机制，向有意愿投资合作社又不满足合作社成员资格的个人和团体，发行优先股，拓展合作社融资途径，缓解合作社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也不会危机合作社内部社员的利益，不会动摇合作社合作的本质。

在合作社内部，为确保合作社不被逐利资本控制，保持“农民合作”的纯粹本性，可以通过限制资本的表决权和资本报酬收益率，建立合理的盈余分配机制的办法来解决。

另外，完善合作社立法和政府扶持政策，有利于为合作社的实践提供法律制度环境保障。目前中国第一部合作社立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将调整对象仅限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现实存在的其他多种形式的合作社缺乏规范的依据，因此，今后的立法中应制定一部合作社基本法，并将合作金融组织纳入调整对象，也可以专门制定一部资金互助法，对不同金融主体给予法律上的规范和支持；应借鉴新一代合作社中适合中国合作社发展的机制，对相关的出资、内部治理及盈余分配等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政府在财政、信贷和税收等方面对合作社引导和扶持的义务，既要创造有利于合作社发展的融资环境，又要给予合作社独立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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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丹丹]

作者：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