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论文

2022-04-21

摘要:资源整合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经济相对滞后而导致资源缺乏比较严重,同时这些社区在社区环境、资源结构和社区文化等各方面也比较特殊,因此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要重视挖掘社区已有的经济、文化、组织和人力资源,同时又能够将这些资源与来自于社区外部的支持有机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新农村的建设。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新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论文篇1：

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如何解决突出问题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马儒沛——

按照“群众满意工程”要求解决突出问题

中央指出，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点在地方。就重庆来看，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点在基层。因此，我们必须把解决基层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贯穿于教育活动的全过程。在教育中，要督促和引导各单位认真查找解决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合”、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适应”的突出问题，激发党员和群众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特别是参加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单位，多数直接服务基层群众，需要解决的困难和矛盾会更多、更具体、更迫切，在查找和解决突出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突出本行业、本领域的重点。

对于国有企业，要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和运营效率，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上，重点解决法人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经营机制不够灵活、国有资产监控不够有力，以及下岗分流和剥离安置党员生活困难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对于教育系统，要把着力点放在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教职工和学生的头脑，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招生、收费、服务和师德师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对于街道社区，要把着力点放在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创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上，切实解决一些社区党员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质量不高等突出问题。

对于乡镇机关，要把着力点放在紧紧围绕以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上，切实解决税费改革后乡镇党委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够适应，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对于“两新”组织，要把着力点放在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围绕企业经营开展党的活动上，切实解决党组织的覆盖面不宽、党的工作有效性不强等突出问题。

对于市级部门直属单位，要把着力点放在服务群众、促进工作上，切实解决党员在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工作作风、廉洁自律、职业道德、诚信建设和履行本职工作中发挥作用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根据第二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特点，我们在研究如何解决突出问题、努力把先进性教育办成“群众满意工程”时，有几点需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

一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在切实找准抓住突出问题上下功夫。

二是对基层党员和基层组织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困难，要认真对待、深入分析，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三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地不能盲目地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这次先进性教育要着眼于解决问题，但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教育活动就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盲目地提出过高要求而又无法实现，就容易影响党员和群众对这次教育活动的信心。

四是在解决问题中要突出抓好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转变。只有使基层党员、干部的作风真正得到转变，让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教育活动的成效，才能使教育活动真正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摘自《在全市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指导二组组长刘良才——

国有企业：重点解决影响企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在国有企业，当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基层党组织驾驭市场经济、应对复杂局面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不强；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凝聚党员和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的能力不强；有的国有参股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的方式不能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部分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观念不强、对搞好国有企业缺乏信心；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创新意识不够，对企业改革发展的思路不清、存在“本领恐慌”的问题；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忽视职工群众利益，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企业对国有资本结构进行战略调整的主动性研究不足，分析解决国企改革发展稳定突出问题的能力较弱，维护稳定的长效机制尚未健全到位，面对影响国企改革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显得办法不多。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扎扎实实地开展好学习教育活动。要组织全体党员，采取多种形式，在学习好基本教材和必读篇目的前提下，可以有选择性地安排学习《国企先锋》等参考资料。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完成每一阶段的各项工作。

二是要抓住先进性教育这一难得的机遇，把党的工作与经营管理相结合，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机制相结合，从严治党与依法治企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发挥职工民主管理作用与维护企业领导人员依法行使经营管理权相结合，从而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使党组织起到把关定向、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三是搭建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平台。在企业党员领导人员中，开展“进职工门、知职工情、解职工难、暖职工心”的“四职”活动；在生产经营正常的企业，大力开展“工作创新、业绩创优、岗位创效”的“三创”活动；在停产关闭破产等困难企业，大力开展“带头宣传政策、带头参与改革、带头维护稳定”的“三带头”活动；在参股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开展“服务职工、服务企业、服务社会、展示作用、展示形象”的“三服务、两展示”活动。

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着力深化产权多元化、主辅分离、规范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的改革，用加快发展的办法解决企业在深化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五是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企业改制过程中涉及职工合法权益的实际问题，努力体现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利益。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指导三组组长邓卓明——

教育系统：武装头脑，促进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教育系统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其中：对党的领导班子及班子成员，要着力解决在把握办学宗旨和方向，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员干部，要着力解决在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好事实事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员教师，要着力解决在加强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修养，弘扬高尚的师德师风，切实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员职工，要着力解决在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员学生，要着力解决在端正入党动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此外，教育系统要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阳光招生”和“阳光收费”及师德师风建设等热点难点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做到：

坚持领导带头。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以身作则，自始至终坚持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为广大党员和群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强化督查。要建立督查指导工作网络。市委教育工委要派出督导组，督导组要在找准问题、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等关键环节和重要问题上把好关、导好向。

建立长效机制。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党员学习的各项制度，建立党员长期受教育的长效机制；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机构建设和抓好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建立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长效机制；要围绕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立足服务“三农”，发挥高校科技优势，推出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高科技成果，建立教育惠民的长效机制；要以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为着眼点，充分利用教育系统的人才培养优势，建立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指导五组组长郑文先——

街道社区：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重点解决党员和党组织自身存在的、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高街道社区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协调能力、服务能力，建立健全以街道社区党建工作统揽街道社区建设的新体制和新机制，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探索建立学习、教育、管理、联系群众、党内民主参与等长效机制，构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新格局。

一是坚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针对机关党员、居民党员、流动党员等不同情况，明确各自的学习重点和应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使先进性教育活动贴近街道社区工作实际。

二是努力保证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覆盖面。特别是要抓好流动党员的学习教育活动。在区县（自治县、市）内流动的党员，一般应由流出地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在区县（自治县、市）之间流动的党员，一般应由流入地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流出重庆市外的党员，可由流出地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并主动争取流入地党组织的支持配合；也可与流入地党组织搞好衔接，委托其负责，流出地街道社区党组织要主动做好配合协调工作，并请流入地党组织及时反馈流动党员参加教育活动的情况；也可采取在流入地建立流动党组织、挂靠驻外机构或单位党组织等形式，组织其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外地流入我市的党员，一般由街道社区党组织负责，并主动与流出地党组织取得联系，流出地党组织要求由他们自己负责的，流入地街道社区党组织要给予大力支持和主动配合。总之，要确保先进性教育活动覆盖全市街道社区的每一个基层组织，做到不漏掉一个基层党组织，力争不漏掉一名党员。

三是切实整顿和建立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对那些软弱涣散的党组织，要抓紧进行整顿；对党组织领导班子不健全的，要及时调整充实；要通过设置流动党员支部、建立流动党员服务站、把流动党员纳入楼栋支部等办法，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对基层党组织隶属关系不明确的，要加以明确。要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基层党组织解决缺乏活动场所和经费等实际问题。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搞好党支部书记和工作骨干的培训，使他们在教育活动中得到锻炼提高，更好地发挥骨干带头作用。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指导六组组长洪承义——

乡镇机关：切实解决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够适应等突出问题

在乡镇机关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以服务“三农”为目的，以切实解决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不够适应等突出问题为重点，解决好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

解决“三风”问题，加快推进乡镇机关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认真查找在学风、作风、行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深化农村各项改革，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加强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抓住先进性教育活动契机，改进乡镇干部的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快推进乡镇机关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探索建立乡镇机关服务群众、展示形象的长效机制。

解决村干部后继乏人问题。针对村干部待遇难保证问题，探索建立把村干部待遇纳入乡镇财政列项预算的稳定投入机制，逐步推行村干部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村干部报酬保障办法；针对村干部选用机制不健全问题，建立健全组织配置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村干部选用机制，通过探索从优秀年轻村（社区）干部中招录公务员、招聘事业干部、参与乡镇党委委员直选等形式，不拘一格选能人、强人；针对村干部监督缺位问题，不断健全村干部考核、监督机制。

建立党员受教育长效机制。首先，要加强村级组织活动阵地建设，提供党员受教育平台。要认真贯彻落实村级组织活动阵地建设促进会议精神，确保３年规划目标的实现。这将作为检验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的一项硬指标。其次，要牢牢抓住流动党员教育管理这个难点，确保每一个流动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的管理视野，探索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新平台。第三，加大贫困党员帮扶力度，增强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摸清本地贫困党员的基本情况，采取组织结对、干部结对和党员结对等多种形式，帮扶贫困党员。积极探索“党组织关怀党员、党员互帮互助”工作机制，建立组织帮扶、党员互助和社会救助多渠道帮扶长效机制。

解决党群干群关系不协调问题。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新特点，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积极开展以进群众门、知群众事、解群众难、帮群众富、暖群众心为主题的“五群”实践活动，从群众最不满意、最关切、最盼望的问题改起，认真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减轻农民负担，防止负担反弹，真正让群众从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得到实惠。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别和——

“两新”组织：切实解决党组织覆盖面不宽、党的工作有效性不强等突出问题

纵观“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目前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党组织覆盖面不宽、党的工作有效性不强。具体表现在：党员底数不明、党员意识不强、党组织覆盖面不宽、党组织活动质量不高。在我市２２６万“两新”组织从业人员中，只有党员６万余名，党员比例仅占从业人员总数的２．７％，而全市党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４．５％，这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在“两新”组织中处于隐型状态，一些党员连身份都不愿亮、不敢亮，发挥作用就可想而知了。在不包括个体工商户的４．５万个“两新”组织中，建立了党组织的才３２４９个，党组织的实际覆盖率仅７．３％。而“两新”组织党组织的活动，囿于时间、场地、经费、组织者素质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总体质量明显不如其他领域党组织的活动。这四大突出问题，都是“两新”组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着力解决的。

“两新”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必须紧密结合实际，科学地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能集中进行就集中进行，不能集中进行就化整为零进行。动员会、专题组织生活会、专题民主生活会必须集中进行，党组织领导班子尽量集中进行，其他时候、其他党员可多点分散自学。总体上说，应多采取“小型、分散、工余、送学”的方法进行。小型，就是对难以以党支部为单位集中进行学习的，可以党小组为单位进行。分散，就是必要时可打破基层组织建制，跨支部跨单位组织临时学习小组进行。工余，就是尽量不占用工作时间，组织党员利用休班、周末、晚上等时间学习。送学，就是组建流动党校或流动助学小分队，上门送资料、作辅导、收材料，并充分发挥网络等现代媒体的作用，开展学习和教育活动。

“两新”组织虽然情况千差万别，但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总的要求不能降低，“规定动作”不能走样，“自创动作”要高质量。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四大突出问题，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一是要探索建立“组织找党员、党员亮身份”的长效机制。比如可以实行诚信卡管理制，通过员工填表自报、单位组织核实，进行拉网式普查，把“隐形”党员找出来，建立单位党员台账和员工诚信卡。诚信卡管理制一旦为全社会所接受，流动党员的管理问题就会得到根本性解决。

二是要探索建立“组织覆盖不留空白、工作覆盖不留死角”的长效机制。达到３个以上正式党员的单位，要按“先建立后规范、先临时后正式”的思路，尽快把党组织或临时党组织建立起来。至于管理归属等问题，可以在实践中探索完善。

三是要探索建立“党组织活动经常化、高质量”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把党组织的班子配强，无合适书记人选的，可通过下派、外派、党建工作指导员兼任等办法解决。这些书记全部自带“饭票”，不增加单位负担。其次，开展活动要力求从贴近党员需要、贴近单位需要、贴近员工需要的角度切入，真正为党员分忧、为单位分忧、为员工分忧，从而赢得党员的支持、业主的支持、员工的支持。在赢得业主信任支持的基础上，为党组织开展活动争取必要的条件，努力解决困扰“两新”组织党的活动的人员、时间、场地、经费四个瓶颈问题。

市委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指导一组组长汪新竹——

市级部门直属单位：把着力点放在服务群众、促进工作上

市级部门直属单位是服务基层、面向社会和群众的窗口。其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强、工作作风漂浮、廉洁自律不够、职业道德缺乏；一些党员在履行本职工作中发挥作用不好，“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服务人民群众意识不强；一些单位的基层组织不健全，软弱涣散。

这些突出问题，应当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决。

努力使教育活动成为提高党员素质的过程。针对部分党员素质不高的现象，首先要加强学习，深入思考：“当初入党为什么？现在应该干什么？将来还要留什么？”以此增强党性观念和先进性意识；同时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努力提高服务人民群众的本领。其次是加强教育。主要是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通过组织党员参观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缅怀革命前辈丰功伟绩等方式，进一步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

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我们要帮助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对个别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要进行调整充实，选好配强党支部书记，充分发挥他们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作用，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解决实际困难。对长期缺乏活动场地和经费的基层党组织，要想方设法加以解决，还要为一些在艰苦环境中工作的党员、生活困难的党员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改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形象，努力使教育活动成为服务人民群众的过程。要从群众意见最大、最不满意的事情改起，做到边学边改、边议边改、边整边改，真正使党员受教育、让群众得利益。要在社会中介服务和社会公益事业性质的单位开展“优质服务、优良形象、优美环境、优良窗口”的“四优”活动，要在具有行政监督等职能的单位开展“勤政、廉政、优政”的“三政”活动。

坚持“两不误、两促进”，努力使教育活动成为促进各项工作的过程。参加这次教育活动的市级部门直属单位，绝大多数处于生产、科研、文化、教育及社会服务和管理第一线，要找准先进性教育活动与业务工作的结合点，做到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既保证完成好“规定动作”，又不加重基层负担，影响工作秩序；既搞好科学指导，又防止教育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搞形式主义现象的发生，确保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作者：马儒沛等

新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论文篇2：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资源整合

摘要:资源整合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经济相对滞后而导致资源缺乏比较严重,同时这些社区在社区环境、资源结构和社区文化等各方面也比较特殊,因此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要重视挖掘社区已有的经济、文化、组织和人力资源,同时又能够将这些资源与来自于社区外部的支持有机整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新农村的建设。而有效的资源整合不仅需要根据社区社会发育状况选择不同的资源整合模式,还要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及有利于资源整合的外部保障体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资源整合

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以来,新农村建设在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要战略意义基本上已经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取得了共识,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也在不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展的。不过从当前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实践来看,有两个方面明显存在误区,一是许多地区基本上只关注外部社会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输入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内部因素和主体性认识不足,二是倾向于从经济发展或者物质增长的单一角度认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忽视了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特殊性及其他目标的实现。要纠正这些误区,确实有效地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必须要重视资源整合问题,这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资源整合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意义

资源可以理解为用以协助特定社区解决其问题、满足其需求、促进其成长的所有动力因素,是一切可以转化为效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总和。具体来看,可以按照资源的来源分为社区内部资源和社区外部资源,也可以按照资源的形态把资源分为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资源整合就是把各种资源有效组合起来,使各项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用,以便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达到相应的社会发展目标,它既包括不同类型资源的整合,也包括不同来源的资源整合。资源整合在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资源整合是解决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缺乏的有效措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普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地方财政收入十分有限。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不足。资源整合可以通过各种综合性资源弥补资金的缺乏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社区建设和发展项目实质上都可以理解为利用资源促成社区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因而资源整合是一个关键环节。

第二,资源整合有利于激发少数民族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和积极性。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是少数民族的新农村,而不是政府的新农村,也不是某些领导的新农村。新农村建设要真正符合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求,必须要激发少数民族社区本身的主体力量,而社区外部资源只能起到支持作用,必须要经过少数民族社区本身转化和内化才能成为社区成长的基础。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不应该只重视到外部资源输入,而应该激发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主体的力量,充分挖掘社区内部资源,从而使社区内外部资源有机整合,才能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第三,资源整合有利于更好地体现少数民族社区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诉求和文化特性。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是具有少数民族特征、反映少数民族需求的新农村,因此,这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考虑到其独特性,要使其能够展现少数民族风貌,体现少数民族需求,而不是对应其他地区如法炮制。而要使新农村建设能够体现出少数民族的独特性,单纯依靠外部资源往往很容易走入复制其他地区的误区,只有结合少数民族社区自身传统、习俗,并能够让少数民族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模式。

第四,资源整合有利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综合目标。根据新农村建设中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构想,新农村建设同时包含了经济发展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因此,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综合性的,除了需要经济的投入,还需要考虑人的因素、文化的因素、社会关系因素以及基层政治机制因素。而资源的形态本身就是多样性的,新农村建设的综合目标,除了需要经济资源以外也离不开文化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等其他资源的支持。

二、社区内部资源的发掘和运用

资源整合首先需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少数民族社区内部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人力资源几个方面。

经济资源的发掘和运用。社区内部经济资源的发掘和运用主要取决于社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村民生活水平以及基层政府的财政状况。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落后于其他农村社区,因此,发展生产经营,夯实村落经济实力是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点。首先要因地制宜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合适产业,推动少数民族社区经济增长。另外,还需要建立良好的财力投入机制。依照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现状来看,政府投资为主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需要社区筹资,例如,可以充分发挥村民的社会资本,鼓励回流农民工以及在村富裕农民以个人的技术、信息、劳力等方式投入新农村建设,积极争取民间投资、捐资兴办建设项目,努力取得本村籍外地工作人员的支持。

组织资源的发掘和运用。民间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就是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中最重要的两种重要的组织。民间组织对乡村社会的组织协调、资源整合、文化教育、调节人际关系、维权、社会服务、教育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将成为新农村建设重要力量之一。村民自治状况和自治水平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效果,村民自治通过“民主决策、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用事业。

文化资源的发掘和运用。社区的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特有的风俗习惯、民族结构、宗教信仰以及历史传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必须要考虑到其独特性,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具有重大意义。另外,有些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文化资源本身也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源,例如文化旅游可以成为一些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

人力资源的发掘和运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源主要体现为村民文化素质、社区权威以及村里的教育资源几个方面。村民文化素质水平决定着村民的主体觉醒程度,也会影响到村民的参与程度、民主意识和文明意识水平,从而影响着新农村建设的效果。社区权威是指在一定的社区内享有威望的人或组织,它是一种与国家行政体制权威不同的民间权威,因此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外的权威。社区权威对乡村社会的文化教育、调节人际关系和文化发展等方面都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可以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其他村民的行为,因此也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充分发挥社区权威的作用,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好的人力资源。

三、资源整合途径

(一)社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模式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除了充分挖掘和利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内部资源以外,还需要把这些资源进行有机组合,再与来自社区外部的各种资源整合起来。新农村建设中采取哪种资源整合模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决定了不同社区的资源拥有状况和配置状况是不同的。因此,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资源整合的模式必然要求不同。探索新农村建设中不同的资源整合模式,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该社区的社会发育状况。社区的社会发育状况主要是指社区现存各种结构和机制的成熟程度,表现在多个方面,如社区是否有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社区居民的组织水平,社区民间组织和社区权威在社区中的影响效力,村民自治组织与基层政府的关系是否大体协调等等。

在那些社会发育程度比较高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可以走一条以社区内部力量主导、引入外部资源的资源整合模式。这种模式要求社区要有比较成熟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社区内部存在着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组织力量,如由村民委员会、社区权威或民间组织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对社区的发展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而且在居民中也有广泛的影响力,能够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由这种社区内部力量主导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再去争取政府的支持,并开拓多种资金来源渠道,从而共同促进新农村建设。

在那些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对外部社会依赖性比较大的地区,可以采取以外部资源支持带动和激发内部资源的资源整合模式。这种模式又可以分为两种具体类型:一种是行政主导型,即由上级政府主导,对该农村社区的建设进行规划设计,对社区的经济发展进行明确指导,给予直接的经济、人力、物力的支持,同时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和带动社区内部力量的积极参与,引进社区外部的民间资源参与社区的新农村建设,从总体上对各种来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另一种是民间渠道主导型,即由来自社区外部的民间渠道主导,同时争取政府支持,又通过各种机制带动和激发社区内部力量的作用,进而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不过和行政主导型的资源整合相比,民间渠道主导型的资源整合模式很难实行,最主要的原因与现行政治和行政体制有关,在行政化色彩很浓的社会管理体制中,中国的民间组织还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而且许多民间组织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按照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发育程度来构建的资源整合模式只是一种纯粹理论性的探讨,事实上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的状况非常复杂,社区与外部社会的关系也千差万别,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其资源整合的模式不可能完全按照这种理想模式来实施,最好的资源配置方式和资源整合模式,应该是能够真正有效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进程,有利于少数民族农村构建和谐社区的模式。

(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公共产品也称公共物品,就是用于满足社会公共消费需要的物品或劳务。

公共产品通常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提供上具有非排他性两个特征。在新农村建设中,除了农户自己的家庭生产生活建设以外,还有许多是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例如道路、水渠、电力设施、卫生、文化等等。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问题。由于各种历史和体制上的原因,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比较单一,供给效率低下。要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推进供给机制的改革,构建政府、市场、民间组织及公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政府以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必然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导力量。政府主要通过专项拨款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政府是权威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但是政府供给也会出现“失灵”现象,例如浪费、低效益等,因此需要其他主体的共同参与。有些公共产品尤其是准公共产品可以探索市场供给模式,例如通过鼓励企业投资,村企联合,信贷等多种方式形成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融资方式多样的新型投资体制。另外,可以创造更好的条件吸引生物农药、肥料、农田灌排、农业设施、农业信息、绿色环保等各类农业科技公司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民间组织方面,主要是要引导各种农业技术协会、农户联合组织,通过自律、志愿、互助等方式参与新农村建设项目。除此以外,也要采取措施提高村民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广大村民的主体作用,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以工代赈、劳资结合,进行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整治和改造。只有整合各种力量,形成财政补助、项目支持、社会赞助、企业资助、群众自筹等多种资金来源,在农村公共产品中充分发挥来自政府的权威供给作用、民间组织的志愿供给和互助供给、企业和公司等的市场供给以及村民的私人供给,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促进新农村建设各项目标的完成。

(三)资源整合的保障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资源整合不仅需要挖掘社区内部资源,整合社区内外部资源以及构建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还需要在社区内部创造有利于资源整合的环境,构建资源整合的保障机制。这不仅需要从机构设置上考虑,还需要从运行机制上进行探索。

第一,构建合理的协调机制。用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通常来自于各种项目、各个部门、各个层次,这些零散的资源要整合起来,发挥集中力量,就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协调和整合工作。另外,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分出社区中各种项目的轻重缓急,集中资源重点解决那些阻碍社区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也需要通过协调和整合机制来完成。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需要有一个机构,例如成立领导小组,在各级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设办事机构;另一方面还需要从机构的有效运行入手,建立协商、民主讨论、规划引导、分口管理等机构运行机制,探索确保各种资源可以高效整合的途径。

第二,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新农村建设中的各项资源来自哪里,用途是什么,是否用到了必须的领域,取得的效益如何……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体系。因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项目同时也包含着潜在的一些利益分配问题,所以涉及到公平和民主问题。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要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可,也必须让村民广泛了解,接受来自各方的监督。构建有效的监督体系,首先要提高村民民主意识,使其能够感受到利益攸关,主动关注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其次,要大力推进村务公开进程,尤其是财务公开,包括本村集体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财务账目及相关的经济活动事项等;积极倡导举报、质询、评议、听证会等多种群众监督方式及各种媒体和舆论监督;除此以外,还要加强项目的规范化管理,加强资金的督导、监察、评估、审计和验收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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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运武.公共事业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

作者：余翠娥

新三农建设解决三农问题论文篇3：

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困境与优化路径

摘要：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为乡村汇聚人才力量，是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新乡贤作为近年新提出的概念，契合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新乡贤是指新时代与乡村有着人缘、亲缘、地缘等渊源关系，拥有较强技能或本领，兼具良好道德修养水准，且有意愿为乡村发展进步贡献力量的人士。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将缓解乡村人才短缺的难题，充实乡村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有利于助推乡村建设、引领乡村风尚、化解乡村矛盾。尽管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面临众多现实困境，但可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制度环境，特别是在理念宣传、工作机制、项目载体、实践形式等方面下功夫，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新乡贤;乡村振兴;乡村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新乡贤”概念是近年新提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培育“新乡贤文化”[1]之后，又于2018年明确提出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2]。与此同时，学界对何谓新乡贤虽未形成权威共识，但已对新乡贤问题进行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探讨。譬如，有学者提出，“发挥社会各类人才、新乡贤等群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3]215;也有学者提出，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跨越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重要选项”[4];还有学者提出，“将作为乡村中内生性权威的新乡贤群体引入乡村治理，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执行和目标实现”[5]。可见，无论是从政界还是学界，有关新乡贤的问题都已成为当前研究我国乡村的重要切入点。

乡贤对于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群体。但“新乡贤”肯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贤，其“新”在哪里？这值得思考。有研究者认为“新”在于地域的扩大，不再局限于以往的“乡”。也有研究者认为“新”在于“传统道德内容因时代变迁而改变，当今的现代思想观念替代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6]，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价值观念对传统社会文化习俗理念等进行了替代或扬弃，即旧的领域被倾注了新的观念。具体而言，“新”的内涵可从三个维度系统把握：一是新时代，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乡贤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背景下贫困乡村逐渐消除，以及我国乡村治理状况也逐步改善;二是新规范，传统乡贤大多指乡绅，更多是立足于家族、宗族等血缘、地缘基础上的权势、财富、力量等要素，强调对于传统乡村区域内各种资源的掌控，而新乡贤则较多基于学识、业务、技能等影响力，譬如教育、医疗、经营、管理、专业技能与生产等方面具有较强号召力与影响力人士。三是新理念，传统话语中的乡贤一般是按照以往儒家思想和乡俗风土观念为人处世，而新乡贤则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之下强调民主、文明、平等、公正、友善、敬业等社会主义价值元素。“新”乡贤的外延，则同样可从三个方面的条件来把握：一是乡村渊源，即与乡村有着较为紧密的血缘、亲缘、学缘、业缘等联系，且对乡村有着深厚情谊，愿意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人士;二是品行学识，即有着较好的品德修养与能力才干，能在自身工作领域取得一定成绩，又拥有良好社会声誉的人士;三是主体角度，即不论以往所从事的行业或角色，但其自身能力较强、经验丰富以及所拥有的专长契合于乡村振兴，符合乡村发展之现实需求的人士。概而言之，新乡贤就是指在新时代与乡村有着人缘、亲缘、地缘等渊源关系，拥有较强技能或本领，兼具良好的道德修养水准，且有意愿为乡村发展进步贡献力量的人士。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并提高到战略高度，是党中央为新时代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的方向。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3]209 - 210，面对现实问题要切实采取科学举措，在制度设计与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才能可行。客观地说，乡村振兴作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实现我国乡村稳定进步的战略决策，需要多重因素的系统作用，而人才因素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新乡贤作为乡村拥有相当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特殊人才群体，属于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社会力量，其将成为乡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可以说，助推乡村振兴将离不开新乡贤的积极参与。那么，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新乡贤的‘返场’”[7]，如何充分发挥新乡贤在我国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亟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新乡贤：实现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要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必须引导人才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8]，但许多乡村却面临着资源缺乏与动员能力不足的境况。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不仅是“广泛吸纳多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9]的生动体现，而且兼具“重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的价值优势”[10]，可用于破解乡村人才与资源难题，成为助推我国乡村振兴的建设性力量。新乡贤“具有内在的振兴动能，其作为乡村建設的治理者、引领者、投入者和制度的建构者”[11]，可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去应对当前我国乡村所面临的人才匮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系列问题。客观地说，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有利于助推乡村建设、引领乡村风尚、化解乡村矛盾，为乡村振兴作出积极贡献，可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一）有利于助推乡村建设

新乡贤一般都在特定领域拥有着有利于乡村建设的优势，他们作为知识、技术、产业、营销等不同方面的能人，不仅可通过专长实现自我价值，也在一定程度通过标杆示范起到助推乡村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乡村民众发挥乡村振兴的带动效应。

一方面新乡贤能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新乡贤能够利用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方面优势，促进乡村各类专业协会或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带动当地优势产业实现规模化经营，以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浙江常山县全力推进“新乡贤兴乡村”工作品牌建设，引导新乡贤回归投资民宿等经济产业，打造更多“让人记得住乡愁”的新乡贤民宿，全力助推地方特色民宿旅游。在常山县有民宿经营户270家，其中由新乡贤投资建设的占到60%以上，打造出新昌乡黄塘村、何家乡长风村等多个新乡贤民宿集中村，带动全县旅游增收近1.12亿元[12]，有力推进了乡村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新乡贤能助推乡村设施建设。新乡贤中不乏专业技术人才，对乡村既熟悉又有感情，较其他群体更为熟悉村民意愿，因此，对乡村进行产业园区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等，可充分听取新乡贤意见，结合乡村发展实际，实现乡村建设优化。浙江天台县下王村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推动新乡贤围绕美丽乡村建设，积极推进“五水共治”以及垃圾分类、庭院美化，村文化广场、文化长廊、乡贤馆建设等建言献策乃至积极参与[13]，使乡村村容村貌、公共服务品质等都得到较大改观。可见，发挥新乡贤优势，为乡村注入新驱动力，提振乡村活力，为乡村建设贡献力量。

（二）有利于引领乡村风尚

乡村振兴离不开文明乡风。“乡村振兴需要并呼唤乡贤文化的振兴”[14]，新乡贤作为兼具才德的人士，既传承着乡村传统乡贤的优点，又具备现代社会发展所要求的特点，若其注重于德行教化与民风引领，在乡村振兴之中将发挥价值导向作用。

一方面新乡贤能助推传承乡村优秀文化。传承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为乡村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更能发挥乡风引领的积极作用。浙江嵊州泉岗村新乡贤俞发祥为乡村累计捐款500万元，对村内重要古建筑、老祠堂、古戏台等进行全面修复，有效保护了泉岗古村落历史遗迹;大湾村新乡贤张玉昌等捐款140万元，修缮了距今270年的大湾村张氏宗祠，让大湾人“勤劳致富、孝子行天下”的精神重新焕发光彩[15]，通过新乡贤捐资建设与积极推动，彰显乡村文化积极作用，促进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另一方面新乡贤能助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发挥新乡贤文化优势，促进社会公共文化资源适当向乡村倾斜，挖掘与创造乡村的乡土文艺作品，特别是以契合乡村特点的方式，加强乡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强化乡村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等。浙江上虞投资近亿元重建大舜庙，上虞乡贤研究会专门成立了20多位上虞文化名人组成的文化设计团队，从建筑理念、规划设计论证、文化内涵开掘、文化元素选择、人文典故考证、质量把关等进行全面的设计筹划，提升了大舜庙的建设品质与文化意涵[16]，使新乡贤为乡村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可见，新乡贤助推乡村优秀文化传承与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有利于夯实乡村文化基础，引领乡村文化风尚。

（三）有利于化解乡村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有序”[17]。对于我国一般乡村民众而言，情感往往较法律更易于接受，在一些情况下，乡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说比刚性法治更易于发挥作用。因而，新乡贤作为乡村中较有威望的人士，协助化解乡村邻里矛盾纠纷，更易于取得成效。

一方面新乡贤可助力于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新乡贤能协助基层党组织促进乡村工作，特别是帮助一些组织软弱涣散的薄弱乡村，应对侵害村民利益、扰乱乡村治理等问题。有些乡村逐步建立起新乡贤组织，“新乡贤参事会”“新乡贤理事会”“新乡贤议事会”等，对乡村基层党组织发挥补位与辅助作用，弥补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公共决策、公共服务、公共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成为乡村振兴的有益补充[18]。另一方面新乡贤可助力于平安乡村建设。发挥新乡贤正面引领作用，参与化解百姓矛盾纠纷，协助应对乡村的问题与矛盾，助推乡村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浙江嵊州市推动新乡贤参与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通过发挥他们的社会威望、亲缘关系、工作经历、经济实力等方面作用，着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例如，嵊州市公安局三江派出所“老娘舅调解室”专门邀请有着丰富社会经验和较广人脉关系的热心乡贤赵成来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前来调解纠纷的当事人对他充满敬意与尊重，矛盾纠纷一般能够很快化解。自“老娘舅调解室”成立以来，调解的感情纠纷、邻里纠纷、消费纠纷等占总治安纠纷的70%以上，化解率在98%以上[15]。可见，通过发挥新乡贤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化解乡村矛盾纠纷。

三、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是乡村社会的重要黏合剂，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我国现阶段新乡贤治村所需的治理环境还有待改善，新乡贤治村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现实困境”[19]，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特别是在新乡贤与乡村之间极具代表性的认识定位、文化纽带、实践载体、保障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因此，为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应予以重视。

（一）对于新乡贤的认识定位不清

发挥新乡贤作用，需对相关基础性问题有着清晰认识，以避免出现实践层面的认知偏误，这是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前提。然而，有关新乡贤的认识定位却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具体而言：

一是对新乡贤概念认识定位不清。打造新乡贤人才队伍，建设新乡贤人才资源库，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但何谓新乡贤却缺乏权威界定标准，导致在挖掘新乡贤资源时往往过多偏重创业成功人士、党政军领导等社会地位较为突显的群体，而一些老党员、道德模范、文化能人等基层一线的贤达人员则淡出了新乡贤人才队伍视线，导致出现乡村民众对新乡贤政策较为抵触的情形，进而不利于新乡贤作用的发挥。二是对新乡贤作用认识定位不清。虽然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有弥补人才短板，以及推进乡村建设、引领社会风尚、化解乡村矛盾等多方面作用，但一些村级组织却过于强调新乡贤在捐资捐物方面的作用，遇事找新乡贤也只是看其能否为乡村捐点钱物，忽略了新乡贤在民风改进、文化传承和智库参谋等方面的作用，究竟如何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作用，还需有清晰的认识定位。三是对新乡贤关系认识定位不清。新乡贤作用发挥还存在着关系处理问题，即如何处理好新乡贤与村级组织、村干部的关系，如何在发挥作用同时，又不影响村干部的威信，即做到补位而不越位、帮正忙而不帮倒忙，还有待明确。毕竟“现代化治理的根本和基础是法治，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来治理乡村社会”[10]，如何使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中制度规范的有益补充，而不是以“人治”替代“法治”的偏誤，这就需要对新乡贤在乡村权力关系中有清晰的认识定位。

（二）联系新乡贤情感的文化纽带不强

文化在维系乡村社会的风俗、教化和乡土社会运转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各地乡村应发挥地域文化优势，以乡村文化作为联系新乡贤的桥梁纽带。以举办乡贤文化活动方式厚植乡贤文化土壤，加强新乡贤与乡村的情感联系。但从实际来看，一些地区在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所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还远远不够。

一方面是缺乏对新乡贤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要想吸引新乡贤回归故里，仅仅依靠地缘、血缘、亲缘还远远不够，应通过文化纽带唤醒新乡贤内心深处的家园情怀，使新乡贤与乡村的文化纽带更强更韧。浙江上虞注重挖掘新乡贤资源，发起、组织、参与各类乡贤研讨会和纪念活动，充分挖掘上虞先贤名人的思想资源，助力上虞成为有名的“乡贤之城”，同时也使更多上虞籍新乡贤回馈乡土。而有些地区乡村虽然拥有丰富的乡贤文化资源，但由于缺乏对传统乡贤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承，影响到乡贤文化现实的感召力、亲和力，特别是一些乡村缺乏对本地特色乡贤文化资源挖掘，难以带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缺乏乡贤文化土壤，将难以承载乡贤文化情怀，即便新乡贤返乡也易于成为物质利益的追逐者，而非乡村振兴的贡献者。另一方面是缺乏对新乡贤文化活动的开展。浙江绍兴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每年开展“走近新乡贤”活动，邀请在外优秀人士回家乡看看，为家乡发展出谋划策，同时也在外地举办“绍兴周”活动，使在外新乡贤有更多机会了解故乡，推动新乡贤在绍兴乡村振兴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有些地区未能举办彰显地方文化特色活动，难以提升在外新乡贤对家乡的情怀与归属，则无法增进新乡贤对乡土的情感与向心力。“乡村振兴，既要塑型，也要铸魂”[8]，因此，为应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一定要看到文化桥梁纽带作用不强的现状，注意发挥文化联结作用，筑牢坚实的人文基础。

（三）推动新乡贤参与的实践渠道不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的政策指引，以新乡贤参事会、议事会、理事会等组织为实践载体，充分发挥新乡贤的优势作用，助力乡村基层治理协同发展的工作格局。但实践中，由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渠道不顺畅，而影响到作用的有效发挥。

一方面是缺乏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统筹。有些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亟须开展产业规划、设施建设、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重要项目，需要有实力的新乡贤予以支持，但因没有理事会、议事会、参事会等新乡贤组织或者相应实践渠道不畅，导致新鄉贤对情况并未知悉，又或者对情况有所了解，但不知道该找谁对接。由此可见，因新乡贤渠道的欠缺或缺乏制度性规范，以致新乡贤难以及时有效参与乡村振兴。此外，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要求，需从整体上统筹推进，但却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导致一些权责事项难以明确，使新乡贤在助推乡村振兴时难以找准着力点。另一方面是缺乏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平台。譬如，当前“互联网+乡村农业”的乡村业态，拓展农村发展空间，运用现代技术提振发展，但有些乡村基础条件却较为薄弱，有待借助“互联网+”平台，通过熟悉现代技术理念的新乡贤，将乡村文化与经济、村民素质与乡村品质综合提升。此外，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不再局限于纯农业，而是在乡村发展基础上实现产业融合，提升产业附加值及乡村吸引力，有些乡村虽具有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文化深厚等优势，却因未能搭建渠道平台而难以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使大好资源白白闲置。因此，有必要应对实践渠道的不畅，以促进新乡贤回归。

（四）维护新乡贤权益的保障机制不全

“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20]，若乡村发展跟不上，则影响到整个社会和谐稳定。新乡贤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人才资源，各地乡村应结合发展实际，创造性探索新乡贤工作机制，维护好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基本权益，以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但在实践中，一些乡村存在着维护新乡贤权益保障机制不健全情况。

一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配套机制不到位。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缺乏一套规范有序的机制，且带有一定随意性，这样易造成新乡贤在群众中缺乏知晓度、公信力，如此将不利于新乡贤人才发展，更难以激励新乡贤在乡村施展才华。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有些政策性约束难以突破，特别是新乡贤投身于乡村振兴，因缺乏保障机制，将难以在乡村形成新乡贤与资金、产业等要素交相辉映的良性循环机制，新乡贤权益也将难以保障。二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把握不到位。由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缺乏配套机制，其价值理念、基本原则、底线要求等也缺乏科学规范。对一些重点专项工作，未能有效发挥政策优势，特别是涉及乡村土地、山林、宅基地权限等政策性问题时，许多事务难于操作。因此，由于无法破解新乡贤利益的政策障碍，不少乡村实际上也难以推动新乡贤返乡。三是着眼于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认同不到位。新乡贤权益保障，不仅是有形的物质利益，还有隐性的精神利益。新乡贤进入乡村，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其实也是对其权益尊重的一种体现。特别是推进新乡贤文化进乡村、进家园、进校园，增强乡村民众对新乡贤的接受度与认同感，能促进新乡贤权益的保障。但着眼于新乡贤文化认同在许多乡村还不够规范，新乡贤价值认同的保障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优化路径：健全制度环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对顶层制度设计要求更高，对系统性、整体性要求更强。深刻把握当前我国发展要求，就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21]53。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关系到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要实施好这一战略，“必须科学制定规划，强化制度供给”[3]210，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为支撑。因此，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必须健全制度环境，发挥制度化优势，切实推进乡村振兴的制度环境建设。

（一）加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理念宣传

随着现代农业对乡村传统劳动力需求的减少，乡村许多优秀青年离开乡土家园，奔赴城市谋求发展，造成乡村精英流失，乡村“空心化”问题。通过制度建设为乡村凝聚人才力量，将成为新乡贤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一些村民思想保守，对新乡贤政策缺乏了解，存在着认为新乡贤返乡是为捞好处的偏见，以及有些村干部担心新乡贤回归会影响自己在乡村的地位，对新乡贤回归有些顾虑，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难以形成政策性合力。“作为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乡贤及其精神不能缺少”[22]，因此，有必要加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宣传工程。一是在乡村建立宣传阵地，利用各乡村宣传栏、文化长廊、文化礼堂等设施，展示“乡贤义举”“乡贤榜”“乡贤风采”等，通过看得见的宣传形式，营造崇尚乡贤文化的乡村氛围，以利于在乡村传播乡贤文化与精神。二是举行乡贤宣讲活动，“乡贤文化资源只有为社会发展所用，乡贤文化的传承才是活的传承，这种传承才有意义”[16]，利用乡村的文化祠堂、文化礼堂、文化讲坛等，将从本乡本土成长起来且具有代表性的新乡贤请上来，让乡村广大群众更形象具体地感受到新乡贤风采，起到传播乡贤风范的积极作用，使乡村民众从心底里认可与接纳新乡贤。三是开展本地新乡贤专题文化活动。譬如针对本地创业、创新型新乡贤开展创业、创新分享交流活动，针对技术型新乡贤开展新型技术培训学习活动，以及学术型新乡贤开展学术交流研讨活动，通过开展系列具有文化与影响力的活动，带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进而形成良好的乡村制度环境氛围。

（二）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工作机制

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是做好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抓手，有不少乡村在上级部门指引之下已推进相关工作的开展。“各地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合适措施，促进各类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23]，但由于各乡村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进展及成效也不一样，基本原因还在于缺乏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目前一些地区还缺乏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相衔接的顶层制度设计，缺乏具有地区性指导作用的指导意见、实施方案等，所以许多乡村在新乡贤认定、选拔、树立以及培育等方面还缺乏可执行性的制度标准。一方面要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建立健全可靠的规范机制，加强配套政策供给，在户口无法回迁和无法取得村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处理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确保新乡贤能够较为顺畅的创新、创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各方面支持。另一方面，在建立健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工作机制，同时也要注重各乡村存在的差异性问题，避免一刀切，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时，注重从乡（镇）、村（社）新乡贤工作的总体考量，对新乡贤的引入要考虑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避免未经充分考量而导致新的矛盾问题，要确实把握好前置性制度关口。在制度规范运行之下，使新乡贤更好参与乡村振兴，确保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拓展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项目载体

客观地说，不少地区新乡贤资源丰富，但在一定程度还缺乏充分发挥新乡贤作用的项目载体，难以使新乡贤更好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要积极引导拥有技术、资金、管理、能力等方面优势，且具有相应意愿的人士参与到乡村振兴，则必须有好的项目载体。譬如邀请新乡贤组成不同于官方组织的乡贤理事会，服务于乡村振兴，目前许多乡村还没有专门的新乡贤机构载体，也缺乏“乡贤会”“乡贤馆”等组织载体，使开展相应工作缺乏抓手。为进一步拓展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项目载体。一是根据各乡（镇）、村（社）特点，成立专门新乡贤机构载体，注重一村一策，将项目载体做细做精，切忌粗制滥造一刀切，出現大规模机械复制而缺乏自身特色机构，避免为迎合形式而简单滥造，以有效发挥新乡贤积极作用。二是优化举措创新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载体作用，譬如在乡村举行新乡贤公益活动，选出热心公益事业，支持乡村发展，敬老孝亲，关爱乡邻的人士，鼓励新乡贤在乡村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更好地服务于乡村公益事业。三是根据新乡贤优势特点，开拓相应项目载体，积极推动新乡贤发挥自身特长，为乡村发展亟需的智力、物力、财力、能力、技力等各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既提升新乡贤自身价值，又有助于乡村振兴实践发展。总之，为拓展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项目载体提供制度保障。

（四）创新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

近年来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何创新实践形式，这就值得深入思考。有些新乡贤被称之为“摆设”，被“挂在墙上”，如何真正发挥新乡贤作用，就有必要进一步创新实践形式。一是发挥党的政策优势，着力拓宽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形式，通过一定形式对新乡贤给予政策支持，促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贡献力，推动形成“党政引领，乡贤出力，群众参与”的实践形式，使新乡贤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二是对新乡贤不仅在政策上予以支持，还在荣誉上给予肯定，特别是对新乡贤的优秀代表人士进行聘任表彰，给予情感上的关爱，以提升新乡贤对乡村发展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有才智与影响力的新乡贤深情扎根乡村。三是创新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联络形式，既充分利用走访、联谊、慰问等传统形式加强与新乡贤联络，又充分借助自媒体、融媒体等新兴媒体方式联络广大新乡贤，实现制度性长效运作，以更好带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政策”[21]22，对一些返乡新乡贤遇到的制度瓶颈或困难予以帮助解决，特别是一些投资创业方面的问题，对新乡贤返乡投资予以制度层面的支持，扶助集体经济薄弱乡村应对筹集资金方面的困难，展开帮扶工作等，通过理念创新与制度完善推进新乡贤回馈奉献乡村。

五、结语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理念的提出，契合于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新乡贤参与到乡村振兴事业，不仅是对乡村发展人才短缺、“空心化”等问题的积极应对，同时还基于新乡贤群体所具有的特质，能够带动发达资讯、先进技术、产业资本、科学管理，乃至提供优秀文化、文明风尚、进步理念等乡村发展所需要的众多要素。可以说，新乡贤可为乡村振兴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发展动能。但由于新乡贤工作在我国很多地区才起步，也将面临一些认识、探索、磨合、适应等方面的问题，会出现一些现实困境，为更好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助力，有必要对这些现实问题予以高度重视。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强调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制度建设，对现代化治理进行系统提升。这从根本上表明，实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必须强化制度供给，形成良好的制度支撑。结合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际，破解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现实困境也需从制度着手，优化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制度环境，发挥好理念宣传、工作机制、项目载体、实践形式等方面的制度化优势，这既契合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践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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