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解决分析论文

摘要：发挥农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环节。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农业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才能真正发挥出农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随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提高。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三农问题解决分析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三农问题解决分析论文 篇1：

深入探讨农村金融缺口问题

[摘要] 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之一。本文分析了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 农村 金融缺口

城乡发展不协调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在于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作为农村人口和农业用地占比均超过60%中原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尤为突出：近10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55%，且呈下降趋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200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3587元，仅为城镇人口的33％，远远低于70％这个国际警戒线。正如温总理所指：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差距，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升级为农业强国已成为我国奋斗的目标，关注的焦点。探究农村金融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产业发展的血脉，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金融的系统深入参与就无法完成。但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各金融企业为规避风险、追求商业利益，对县域经济和农村领域的金融服务逐步弱化和萎缩。加上我省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体制下，侧重对工业扶持，财政反哺农业不足等原因，致使农村资金需求与实际投入量存在更大的金融缺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测算，我国农村的资金投放量严重不足，2002年农村理想资金融量与资金实际投入的缺口达4931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必然会更大程度的束缚我国“三农”的发展。按照国务院1996年金融体制改革规划，宏观上我国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同时邮政储蓄和民间融资也相当活跃。然而从现实层面考虑，金融机构由于经营目标和资金实力等原因，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金融服务，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机构支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低，农村资金供求紧张，农户贷款难问题突出。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农村金融缺口的成因

1.三农的自身弱质及财政反哺农业不足。三农自身处于弱质地位，对三农的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流动方向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农业自身积累不足，不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甚至还会引起资产、劳动力等要素的逐渐向非农业的转移。三农资金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农民有限的收入中仅有10%左右作为生产性支出。农业具有周期长，受气候影响大，收益相对低下的“弱质性”，致使农村信贷市场风险大，就其收益而言，我国实行的是有管制的浮动利率制度，虽然农村信用社获得了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限，但并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现行的支农贷款利率6.53%，与农村贷款盈亏平衡点利率8%～10%相差甚远。正是由于高风险与低收益的不平衡，制约了农村放贷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资金主要从农业汲取，造成农业先天发育不良，自身无法形成基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工业支农力度不够。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2003年农业在GDP中占比14.6%的比例。自2004年开始,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上升趋势, 但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来讲，支农资金的投入增长结构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

2.支农的金融主体缺失，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自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向大城市转移，县及县以下金融服务网点大幅减少。农业银行支农力度也随之减弱，上世纪80年代，农业银行承担主要的信贷支农任务，其全部贷款98%集中投向农村，从1998年农业银行开始逐步收缩在农村的经营网点业务，到2005年，农业贷款只占农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0%；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90%以上的贷款是粮棉油等国家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贷款，在支持三农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能够向农村提供信贷资金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近年来，每年经金融系统流出农业的资金至少三千多亿。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原因主有要以下几个方面:(1)自1998年商业银行实施信贷授权制度以来，基层银行贷款权限逐步缩小，在不良资产占比过高的地区甚至取消县级支行贷款发放权限，成为农村金融的“抽水机”。(2)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截至2004年底，全国邮政储蓄存款金融已达1.08万亿元，其中75%为县及县以下吸储，省级以下的邮政储蓄部门新吸收的储蓄存款几乎全部上划到国家邮政局进行货币市场或商业银行，很少流入农村。

二、完善我国农村资金投入机制

1.确定合理的支农贷款利率水平。要想把资金引向农村，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于实施合理的利率水平，让发放支农贷款的金融机构有利可图。国际上成功小额贷款的存贷差要高达8%～15%左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就维持在5%～7%间。在目前农村小额贷款成本3.5%左右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在8%～10%左右才能使项目自负盈亏。可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作法，由政府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利率补贴。另外，通过合理的利率，可吸引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到农村。

2.构建风险补偿机制，降低支农贷款准入门槛。构建银行业机构和农户互相信赖的信用体系，破解“贷款难，难贷款”的突出矛盾；同时，大力推广“联保贷款”方式，让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共同体”，以共同经济实力为农民提供贷款担保，确保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对规模较大的项目投资，鼓励多个信用社进行联合，形成“社团贷款”，解决单个信用社不能满足大产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矛盾，增强信用社的放贷能力。另外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贷款抵押、质押制度，降低农户贷款门槛。

3.建立和完善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目前支农贷款是一种低效率的行为，国家应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对农业贷款实行免税与贴息政策，加大专项资金补贴；参照国外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分层次、分险种建立和完善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将支农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积极开展农村信用体系的创新活动，加大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与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张锦:农村资金投入机制探讨.河北经济日报，2007.6.4

作者：张进生

三农问题解决分析论文 篇2：

东北地区促进农民增收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发挥农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环节。从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农业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发展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才能真正发挥出农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随经济的发展有很大提高。但居民收入在普遍提高的同时，近几年却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农民收入增加缓慢。

关键词：东北地区；农民增收；法律保障

在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过程中，人们更多地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注意力集中在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上，认为振兴老工业基地就是振兴工业。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基础雄厚，技术力量强，振兴工业是当前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龙头和主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单纯就振兴工业来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抓住实施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这一良好契机，更好地带动三农问题解决，更好地发挥农业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关键环节。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解决的关键又在于如何促进农民增收。

本文将通过对东北地区农民增收的法律环境进行分析，从而论证东北地区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继之探究东北地区促进农民增收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律保障在充分体现最基本的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前提下，赋予农民真正的宪法权利，从根本上构建立体的法律框架，有效地促进、保障农民增收。

一、东北地区农民增收的法律环境概述

1.东北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概述

东北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农业气候条件优越，具有明显的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多年来，东北地区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为确保全国的粮食供给，实现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在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和出现买方市场后，东北三省面临着传统优势农产品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一些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之为“新东北现象”。2002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同期农民纯收入最高水平上海市的44.21%、6.97%和38.65%。另外，东北农民收入结构也较为单一。在农民纯收入中，除辽宁省农民工资性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农民工资性收入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30%和44.82%。总的来说，东北三省的农村经济尚需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2.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联度分析

振兴老工业基地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和支持，而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与振兴。现代农业的内涵囊括了诸多的工业元素。“现代农业”作为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是与传统农业相对应，并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产业。其核心就是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和发展农业，加快农村工业化步伐，使农业和农村经济提升到新的水平和层面。

没有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农产品很难找到更好的出路，农民就难以快速增加收入，而农民手里没钱，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就是一句空话。应当看到，东北地区分别以不同方式提出了精准农业、精品畜牧业、精深加工业的农产品发展思路，既抬高了相关企业产品的身价，也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管理科学性。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伴生的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中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吸纳农村劳动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开辟农民增收门路。

3.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给东北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基于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产业联系、信息联系、市场联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流动，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对促进东北农业的升级，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农民的增收将会带来深远影响。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过程中，只能说东北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近水楼台的机遇，东北农民收入有着提高的可能。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进一步深入，如果能够实现当地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当地农民收入无疑会有明显增加。

二、东北地区农民增收的制度性障碍

1.身份歧视制度

（1）户籍制度中的身份歧视

建国后，我国一直实行刚性的户口管制政策，把国人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不同的身份。虽然建立这种制度的初衷是便于户籍管理，但随着生活品和公共品的短缺和配给制的推行，便逐渐演化成了一系列特权的载体，并导致了城乡具体制度安排上的“城市偏向”。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地位，以及其自身的构成性特点，使得东北农民的这点烙印更加深刻。今天，户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社会对农民身份歧视的大前提没有变。农民远未获得与市民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教育、保障等领域仍受较大的歧视。这就直接影响着东北农民的创业增收。

（2）就业权利的身份歧视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平等的就业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就业泾渭分明，城市实行严格的就业准入制度。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进城就业的通道被阻塞，在制度上把农民与土地拴在一起。工业化过程创造的就业岗位被城里人“垄断”。农民没有得到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享有就业机会的权利。

2.财产权利制度

建国以后，实行工业化具有客观必然性，通过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城市职工能在低工资的情况下维持生活，从而实现国家的高积累。根据周其仁的计算，1952—1982年的30年间，从农业流向工业的资金达6 000亿元。农业对早期的工业化积累起了关键作用。问题是工业化进入中期并能自我积累时，农业支持业如果不变，资金、土地等进一步向工业转移，则只能加剧农村的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继续对农民进行“剥夺”。每当价格出现重大波动时，总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证城市和工业需要，改革的成本由农民单方面来承担，有失公平。

土地制度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者主体缺失，个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权益没能得到量化。在农村，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改革只是一种“半截子”产权改革，农民相对完整的土地财产权至今不能确立政府实际掌握着农民集体土地的处分权。农民集体土地先由政府“征用”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单位。征地补偿由政府确定，并不体现农民意志和土地价值，是“不等价”交换。农民得到的征地补偿费远小于政府收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这种非平等主体的扭曲的土地产权交易，严重剥夺了农民的财产权利。

3.乡村组织体制的不合理

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弱质性，农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离不开政府的行政干预，但目前基层政权架构、行政目标与行政方式与农民需要，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还有相当的距离。由于村民委员会由乡镇党委、政府任命，成为政府在农村直接执行行政权力的办事机构，这不仅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村民委员会协调社区经济发展和民间自治管理的主要职能。农村基层政权恶性膨胀，冗员过多，在市场经济中，基层政府和各职能部门成了逐利主体，他们信奉的是“政绩至上”的理念，因为“政绩”是各级干部升迁的依据，而这些“政绩”又是建立在一大堆上级下达的和各级加码的数字指标上的。因此，为了“政绩”不惜虚报计税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人为加大农业税收和税外附加。这种“数字型政绩至上”的理念是农民最沉重的负担，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制度障碍。

三、东北地区促进农民增收的法律保障

1.加强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前提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是这样评论村民自治的：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掀开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在中国政治体系的环境中，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村民自治都可以描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意义的民主。至少可以说，这是一种处于胚胎状态的、有别于其他民主形式的、独特的民主实践。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基层民主制度和治理模式，离不开国家立法。然而，作为国家权力两个层面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基层政权对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关切度不甚一致，加之国家立法在村民自治领域的滞后与缺陷，使农村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冲突正日益加剧。从法律的角度保障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要涉及的几层关系——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乡镇人大的权力行使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乡镇党委(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方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有利于村民自治在依法推行中不断强化制度的创新，提升基层民主的层次和幅度，促进农村的法治现代化。

2.完善东北地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是农民增收的根本法律保障

（1）完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产权制度

目前，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就不应再笼统地界定为集体所有，而应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主体。笔者认为，新时期的农村村民委员会是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的，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它能够代表农民意愿并独立行使权利，因而在农民当中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而且具有比较健全的行政组织机构和领导体制，有能力行使农地所有者的职责。

在产权的保护中要避免国家成为“盗窃者”，也就是说对国家的权利要进行约束，建立法治。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的产权得到严格的保护，农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农民增收才会有依靠。

（2）农地产权制度的创新——土地股份合作制

中国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崛起，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安排的创新。笔者认为，所谓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在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权作股，变以人划地的集体所有为社区农户的股份共有，再经过公开竞争投包经营的一种土地制度。其内涵就是承包权股份化、集约化、市场化，从而较好地促进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更有效地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真正使国家、集体、农户三者都找到合理定位和合法利益保障。对农民来说。放弃承包土地，等于放弃土地带来的收益，这是目前农村土地权益流转难的最主要的原因。土地承包权股份化后，农民转让的只是土地的经营权，这样就维护了农民的既得利益(承包权通过监督权和收益权表现出来)，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市场化流转机制的建立。对土地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加强东北地区农村财经法制建设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

（1）加强东北地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促进农民增收

金融法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制定的有关金融的法律法规；二是对金融机构内部有约束力的章程和制度。加快东北地区农村金融法制建设，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将合作金融产权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入股社员所有，社员及社员代表大会享有最高权力。以此为基础，严格按照规范的合作制制定其他的运作规则。最主要的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完善合作金融组织的治理结构。其次，必须确保法律的贯彻实施。具体来说，当国家以法律形式界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归属后，需要采取适当措施来保证产权制度的实施。

（2）财政货币政策向农民倾斜促进农民增收

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应整合对农村的资金投入，区分国家必需的财政投人和国家予以补偿的财政投入，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商业银行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增加对农民小额信贷投入。控制农产品成本的过快上涨，降低农户农业生产的固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减少价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合理确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确定农产品收购价格不仅要考虑农业生产成本，农产品的供求状况，还应考虑预期通胀率，使农产品收购价格增长率与通胀率呈相应比例。进一步完善农产品储备调节制度和农产品价格风险基金制度，多方筹资及时有效地吸收市场中滞存的农产品，提高国家调节和稳定粮食市场的能力，使专储农产品真正发挥预防和抑制农业风险的作用。

4.在法律上限制农民的身份歧视制度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千方百计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就业上非农化，是限制农民身份歧视、地位不公的重要法律措施。其重点在于取消区域限制和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首先，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予以取消，保障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及其他方面的合法权益。其次，取消区域限制有利于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和在城市定居，提供农民改善生活条件、积极创业和增加收人的机会。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条件下促进农民增收离不开法律。在法律制度上立体的，多层次的保护农民的各项权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基本条件；在法律上为促进农民增收而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是促进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保障。取消区域限制和消除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别，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取消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才能有利于促进农民跨地区就业、进城务工，积极创业和增加收人的机会。完善改革东北地区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承包期永续化；并对土地的使用者做必要的约束；建立并完善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严格保护农民产权，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法律保障。加强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是改善乡村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民主，是保障农民增收的根本前提。加快东北地区农村财经法制建设，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广大农民增收的必然途径。一切人类理性的发展都依赖于法律；一切人类法律的发展都来源于生活。创新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农民增收的制度安排，将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念融入保障农民增收的法律之中，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广大农民增收的根本保障和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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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全球化与中国“三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9]荣兆梓，吴春梅.中国三农问题——历史、现状、未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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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聚焦“三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4]冉昊.论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对财产权的影响——兼论公权力对私权力的调整[A].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论文[C].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院，2006.

[责任编辑 杜娟]

作者：孟祥吉

三农问题解决分析论文 篇3：

发展中小企业集群实现中部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摘要：县域经济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实现中部崛起，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选择。目前中部地区正面临金融危机下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各省经济发展势头空前强劲，政府政策推动强度加大。因此，结合中部各省的自身特点和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中部地区应该通过培育壮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来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中小企业集群；特色产业集群；跨越式发展

县域经济是中部地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力量。以湖北省为例，2008年全省县域生产总值为6018.6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4％，在全省GDP中的比重已经提高到53.1％，占据半壁江山。县域经济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9.1％，比上年提高10.8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了显着贡献。同时，县域经济也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主要举措，实现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因此，中部地区探究县域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部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面临的机遇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广东等沿海地区特别是东莞这样的订单式产业区面临重大调整。在出口受到严重抑制的情况下，广东省政府适时提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整战略，这为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其实，东莞当时从国际产业结构演变格局来看，也恰好是承接了来自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这种区际转移主要包括产业、人才与需求的三大回流。回流潮是挑战，也是机遇。面对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中部地区以湖南省为首纷纷提出了“弯道超车”的战略或相关思想，即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金融危机的“弯道”开始减速时，抓住承接世界资本流动及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变被动为主动，将经济波动期变成加快发展的机遇期，实现“弯道超车”。

2009年上半年，中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势头开始增强，为中部地区“弯道超车”奠定了良好基础。其中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GDP增幅均超过10％，而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东部发达省市则增速明显放缓，同比分别上涨了7.1％、6.3％和7.8％，与上一年同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下降3～5个百分点。以湖北省为例，湖北省2009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3.2％，高出全国4.5个百分点，而且规模工业、城镇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主要指标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在2009年1月-2月也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县域规模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6％和23.8％，分别高出全省5.5和4.1个百分点。

中部六省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的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扶持措施，以及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计划以及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部地区的吸引力，为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强后盾。如2009年4月在合肥举办的第四屆中博会上，中部六省签约外资项目就达127个，引进资金63.7亿美元。同时，中部各省利用外资规模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仍然以湖北省为例，2009年上半年全省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4.8％，增幅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其中，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20.5％，同比提高13.9个百分点。

二、中部地区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中小企业集群

(一)中小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角

从中国目前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有三个因素决定了县域经济中只能选定中小企业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或者说唱主角的只能是中小企业。

一是国企改革的抓大放小，公司制改造的实施，使得县域经济中基本没有了国企或大国企，县以及县以下的国有资本已经基本退出，目前在县域经济中唱主角的就是中小企业，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民营企业。二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尤其是农业税废止后，政府来自农业的收入只能是农产品加工等企业的收入，这些中小企业成为政府获得财政收入的主体。三是中小企业自身的性质与县域经济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中小企业一般来说投资规模小，比较容易创办，大部分企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高，而我国许多县市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受资金、人才、技术的制约，很难创办大型企业。同时县域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满足其需求，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以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据有关资料统计，2005年，湖北省县域民营经济增加值1844.92亿元，比上年增长14.1％，占县域生产总值的54.4％。2006年，湖北省省县域工业企业改制面达98％，民营经济占县域经济的比重达60％以上。2008年湖北省更是新增私营企业34678家，新增个体工商户11.69万个。县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7732家，比上年净增1421家，一大批小企业迅速发展壮大。湖南省在2008年县域民营经济占县域经济的比重也上升到67.8％。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化进程创新了体制改革，给县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中小企业来刺激区域发展的区域政策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通过大企业和投资的策略。按照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阿姆斯特朗的介绍，在英国等欧洲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的注重外部大企业、大投资的区域政策由于没能对内生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几乎没有重视新企业的形成和中小企业(SMES)的扩张以及鼓励企业发展最新技术，因而受到了较为普遍的指责。代之而起的区域政策成为中小企业部门的发展战略，因此，近30年来，中小企业发展战略已经成为欧洲很多国家地方政府(郡县)区域发展政策的重点。它们之所以选择中小企业(小企业：雇员50人：中型企业：50～250人，大型：250人以上)，主要源于中小企业的本土化倾向、根植性的特征，它与欧洲现行的区域经济政策更注重内生增长相吻合。

欧洲区域政策理论总结出，五种主要的论点支持区域政策以中小企业为目标：第一，它们能够产生大量的新就业机会；第二，他们通过创造各种企业家精神和承担风险，能够形成多元化的灵活的产业基础；第三，它们能够促进小企业与大企业一样的激烈竞争，从而形成有活力的企业文化；第四，它们能够促进创新；第五，它们能够提高产业关联，并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

(二)中小企业集群的优势

企业集群的关键在于地理集中或接近和产业联系，集群是看得见，摸不着，如同网络一样的组

织。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借助集群的优势来弥补中小企业自身弱小的劣势，通过生产、物流、销售、金融服务的信息资源共享，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降低成本。同时，集群的存在可以形成一股合力，在与国外企业合作以及在争取集群内基础设施的改善方面更有谈判优势，也就是一把筷子不易折断。而单个的中小企业是分散的，抗风险能力弱，特别是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很容易倒闭。

通常说的集群有两类：一类是美国硅谷或者中国北京的中关村一类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另一类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产业区，国际上著名的是“第三意大利”，指的是出现在意大利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成功中小企业群，该地区主要的集群模式是生产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集群。目前，这类产业集群在我国发展得较好的是浙江、江苏一带的中小企业集群，还有广东东莞的中小企业集群也很著名。

可以看到的是，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得好的地方正是县域经济实力强的地方。如2008年全国百强县排名，江苏省有27个县入围，其中江苏的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地理位置相连的4个县级市成为“区域经济强县统筹发展组团”并列第一名；浙江占27个，在十强中就占据4席；两个省百强县相加占了全国百强县的一半还多。就中部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来说，适宜的模式是“意大利式的新产业区”，因此江浙的成功经验值得中部地区借鉴。

三、中部地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路径选择：特色产业集群

中部地区资源优势突出，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矿产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人力资源。中部地区农业基础优势明显，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商品棉基地。同时，中部地区还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形成了包括冶金、汽车、能源、化工、纺织、食品加工、机电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借鉴浙江、江苏等县域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的产业集群模式，考虑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中部地区在规划中应该着重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而中部六省各级政府在此进程中则要正确定位，着重培养和灌输市场意识以及全民创业的理念，为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发展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一)培育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

中部地区地处亚热带和温热带，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且河流众多，像长江、黄河、淮河、汉江等主要河流均流经中部。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在很多县域都非常好，适宜发展农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区域外对相关农产品的需求也很大，比如粮食、蔬菜、禽蛋等。同时，发展农业的大环境非常好，国家的“三农”政策也提供了发展农业产业的好时机。而且，它也有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目前，中部地区已经占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优势产业带，如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的油菜优势区，布局在河南、安徽的中原肉牛优势产区等。中部地区各县域可考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根据当地资源禀赋确立主导产品，大规模建设特色农业基地，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培育壮大龙头加工企业，逐渐建立起包括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体系。如湖北省武汉市可重点打造蔡甸区的莲藕、西甜瓜(藜蒿)产业链，江夏区的生猪、水禽和优质稻产业链，黄陂区的芦笋、水禽和优质稻产业链，新洲区的食用菌、蔬菜和家禽产业链，东西湖区的蔬菜和奶业产业链，汉南区的水产产业链，洪山区的洪山菜薹产业链等15条产业链。而像湖北仙桃有名的“沔阳三蒸”、恩施土家族的掉渣烧饼、钟祥的豆腐等土特产则可以通过规划、包装与营销将其产业化。

(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集群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不适宜走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道路，而应该将重点放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上。当时“第三意大利”也就是完全依靠纺织、家具产业、个人用品产业等传统产业来发展企业集群，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来创造本国的经济奇迹，成为产业增长最快的区域的。因此，中部地区应依托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资本流动和东部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的机遇，着重进行产业内部的结构转型和调整。如湖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依托武汉、襄阳、黄石、十堰等大中城市的传统优势产业，提高县域经济的产业配套能力，大力发展为主导产业配套的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如为汽车工业配套的机电制造业集群，以电力、煤炭为核心的能源工业集群，以钢铁为支柱的材料工业集群等。中部地區在承接东部地区传统产业向内转移的过程中，县域经济的发展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依托综合成本优势，积极承接和发展纺织服装、建材化工、塑料制品、家具制造、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围绕优势资源开发，大力承接资源深加工企业，发展下游产品，延长产业链。要利用中部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和承接加工贸易产业，加快发展交通运输、商贸物流、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构建高效、快捷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要充分发挥工业园区和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加速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的载体功能，明确各园区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优化园区产业布局，建成一批特色鲜明、主导产业聚集的工业园区。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后考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有条件的县域如处于大中城市郊区、城乡结合部的县域，可以考虑依托比邻中心城市的信息、科技、教育等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鉴于此，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要注意的：一是不要觉得不是高新技术就不要，传统产业应该是中部地区的优势，注意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注重发展传统产业的高端部分是比较现实的选择；二是要防止污染的转移，考虑环境污染的防治。要严格控制高污染、低效益的产业向中部转移，县域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三)打造文化资源产业集群

中部地区是华夏文明最早发展的地区之一，拥有洛阳、开封、长沙、凤凰、景德镇、亳州、安庆等历史文化名城，有大别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有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台山、九华山等禅宗文化圣地，同时又有鄱阳湖、洞庭湖、湘江、长江、汉江等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因此，中部地区可考虑共享资源，打造特色的旅游产业集群，如红色之旅、禅宗之旅等，以此带动相关产业如商业、餐饮业、房地产业集群的发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如湖北省目前正在全力打造以长江经济带为主轴，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两轮的经济发展的“两圈一带”，其中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就是以鄂西地区的丰富生态文化旅游资源为基础，以“一江两山”等核心旅游区为支撑而构建的，其总体目标是构建“四圈”，即综合性旅游圈、生态文明圈、特色文化圈和科学发展圈。另外，中部地区也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如荆楚文化、少林文化、三晋文化、赣文化、徽文化等，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后发优势，而且文化产业发展与构建两型社会不谋而合。因此中部地区可考虑以此为素材促进网络服务业、电子娱乐游戏业、互联网传媒业等新兴文化产业集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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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易民)

作者：徐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