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私主体泛平等化与实质平等

2023-01-03

一、私主体平等化的进程

社会的进步以每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为基础, 只有每一个私法个体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运转。但民商事活动中的私主体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平等的地位, 其平等化经历了一个相当长且曲折的过程。

作为当代大陆法系滥觞的罗马法, 虽很早就承认个人作为法律上权利义务主体的正当性;但并不承认所有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力。一个完整的人格必须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换句话说, 一个人只有具有自由、市民、家族三种身份才能称作具有头颅 (Caput) , 可以享受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和承担义务, 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人。 (1) 自由权是区别于普通人与奴隶的主要标志;失去自由权被称为“人格的大减等”即丧失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市民权是享有罗马市民身份的人才享有的权利。家族权又称家父权, 家父作为自权人享有完全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有权控制家族其他成员的自由和财产, 其他家族成员则不具有这些能力。罗马法中的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制度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阶级分明 (奴隶与主人的划分) 、长幼有序 (家父和他权人的划分) 、内外有别 (外邦人与市民的划分) 、幼 (小孩子) 弱 (女子) 有所恃 (家父的保护功能) 、幼弱有所养 (监护和保佐) (2)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 罗马法身份制度也最终因为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与古罗马帝国一同作古。

英国历史法学派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亨利·梅因爵士在《古代法》中得出一句经常被人引证的结论:“迄今为止的进步社会运动, 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根据梅因的观点, 一种进步的文明, 其标志乃是独立的、自由的和自决的个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出现。 (3) 从启蒙运动,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和“契约自由”等思想的萌发到法国大革命彻底否定封建等级制度;私主体平等化过程几乎浸透了血与火的交融。《人权宣言》第一句话就明言“在权利方面, 人人生而平等且自由。社会的差别只可基于共同的利益。”受此鼓舞《法国民法典》第八条也明文规定:“所有法国人均享有私权”。但这种平等还仅限于自然人之间。随着商事活动的展开, 仅以自然人作为民商事活动的主体并不能完全适应不断变化的交易模式。于是19世纪末以高度抽象化和概念化著称的《德国民法典》创造性的将“法人”这一制度引入民商事主体中, 并赋予其在商事活动中平等的主体地位。这一创新将私主体范围扩大到法律上的“人”。

由于私主体平等化过程的长久和艰难, 因此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平等被泛化的强调并体现在从立法到司法的每一环节中。但这种泛化的平等并没有考虑到不同私主体之间存在的客观差异, 采用“一刀切”的方法把预先制定的权利义务强加到每个私主体身上, 实现的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正义。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民法典是不知晓农民、手工业者、制造业者、企业家、劳动者等之间的区别的。” (4) 私主体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是具体的“人”面对的也是具体的客观情况。这种泛化的平等不能体现真正的平等和正义。

二、私主体泛平等化之殇

私主体泛平等化缺乏对不同主体的差别区分, 使得这一平等既不能有效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也无法对私主体提供实质的公平正义, 而广为市场诟病。

(一) 自然人和法人

自然与法人二者有相同之处, 比如独立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能力、权利能力和责任承担能力等;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比如属于自然人的人格权和身份权等法人就不能享有。在一些具体情况下自然人和法人缔结一项契约, 双方权利义务从表面上看似平等, 但实质上却是不公。首先, 从行为能力上来说, 个人的能力就算再突出也是有限的;而法人的背后却是众人的群策群力, 无论是抽象的规划还是具体的施行, 其效率和周密性都远远强于自然人。其次, 责任能力上, 一般情况下法人的财力和物力都远远强于自然人, 法律在此问题上将两者平等待之, 显然对自然人不公。最后, 在商事活动领域, 相对于普通民事活动来说, 更为复杂、接触面更多、涉及面更广, 而私法领域的法人则大多为适应这种环境而创设, 其对商业环境的适应性远强于自然人;因此法人在商事活动中获取的资源 (包括信息资源) 比自然人多。所以对自然人来说, 在与法人做比较的时候, 平等的私主体地位反而不公平。

(二) 自然人与自然人

不同的人生活环境、接受的教育、占有的资源、以及个人的资质都不一样, 造成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经济地位的不同;即民法通过平等原则来实现商品经济的平等精神, 而现实中弱肉强食的现象广为存在, 一次又一次损害了民法的平等精神。 (5) 法律赋予自然人相同的权利, 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实践;同样, 法律加在他们身上的责任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即权利上平等的主体之间因为能力上的差别使得相同的义务对他们而言并不平等。私主体的泛平等化对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人来说更像是正义的天平倒像了处于强势地位的人那一边, 看似平等的对话其实是一方居高临下对另一方的俯视。

(三) 法人与法人

如同自然人之间存在能力的差别一样, 法人之间也有着类似的区别。只有十几个人的公司与雇员上万的集团、业务局限一隅的公司与跨国集团、财力有限的小企业与大型财团、民企与国企、民企与外企等, 不同类型的公司其能力和占有的商业资源肯定不一样;使得他们在商活动中面对的环境和所处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同样的压力对一些实力强大的企业来说如“微风拂过”, 而对一些实力不济的企业来说就是灭顶之灾。片面的强调所有商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平等显然过于武断且有“罔顾客观事实”之嫌。

总之, 私主体泛平等化对于民商事关系中的主体而言并未发挥其维护平等正义的初衷。相反正是由于主体之间权利义务泛化的平等, 反而不利于维护私主体之间应有的公平正义。

三、回归平等的本质

(一) 保护“弱而愚”的“人”

私法中的主体, 不论是自然的人还是法人, 都是具体的;也因此会产生各种能力上的差别。星野英一认为:现代民法中的人是“具体的人”, 是“弱而愚”的人, 尤其是穷人以及轻率从事、意志薄弱的人。 (6) 其实何止是在民法中, 商法中又何尝缺乏那些“弱而愚”的法人呢?既然要维护实质公正和平等, 那么就有必要对那些在私法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施以援手。让他们能真正与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平等竞争。

对劳动者的保护:随着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大量劳动者尤其是那些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往往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为获得工作岗位, 求职者经常不得不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利, 或承担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传统理论中体现主体之间平等协商的“契约自由”已经成为掩盖实质不平等的“遮羞布”。新修订的《劳动法》虽加强了对劳动者身份权的保护, 但在矛盾最为突出的劳动合同、劳工赔偿、劳动时间、劳动者报酬、集体合同、特别是工会在劳动者保护这一方面仍旧有不完善的地方。对此, 我们有必要参考西方国家的工会制度, 提升工会在劳务关系中的地位;赋予其更多权利使之能更加直接和积极的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

对消费者的保护: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 向“强而智”的商家主张合法权益时, 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讲, 凭借其有限的个人能力与公司企业争夺利益显然胜算渺茫。从“损强补弱”的方法来谈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我认为有如下几种方法: (1) 增加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 建立完善的责任倒追制度; (2) 对经营者提供的格式合同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进行严格的限制, 提高其对消费者告知义务的标准, 完善告知方式; (3) 对涉及民生的行业要提高其市场准入门槛。

对民营企业的保护:企业法人间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上文中已有论述, 此处不再赘言。关于民企的保护一方面是营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 (下文中将专门阐述) 。另一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市场监督机制, 结合《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规制;防止强势企业滥用优势地位。

(二) 营造公平的“竞技场”

“这是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一句话如果用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也许在贴切不过了。改革开放是三十年也是我国商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但商业的空前繁荣并不能掩盖早已暴露的缺陷。

当前, 企业的划分除了以责任和组织形式为标准外, 还有一个特殊分类, 即国企与民企。同样组织形式的企业, 经营同样业务, 面对同样受众人群。但国企因有国家“撑腰”, 又有地方政府“站队”, 无论是行政审批还是银行贷款, 都远比民企要容易;这其实是一种无形的垄断, 垄断的是“抢跑”的权利。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私主体泛平等化”面具下的不平等;而正是这张面具让实质上的不平等变得“理直气壮”。

世界级的企业应该诞生于一种先进的商业制度之中。垄断当然能够产生效益, 就好像集权能够带来效率一样, 但垄断和集权并不能与市场化的、公平的商业制度并存。世界级的企业应该经历过伟大的冒险和征服。 (7) 健康的商业环境应当具有公平的竞争规则, 平均主义和保护主义不是合理的发展模式。商场如同竞技场, 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的商主体都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和手段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抵御风险, 更灵活———顺应市场变化, 更高效———创造价值。对于一些国企而言, 借助国家政策和法律上的扶持获得的发展是一种病态的增长。只有把国企从政府的怀抱推入市场竞争中才能才能使其健康发展。

举例说明, 美国军事力量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军拥有一流的武器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这些全球顶级军工企业基本上都是私人资本在运作。且都是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才赢得美国国防部亲睐;也是因为竞争的存在才使得这些企业的不断推出超乎想象的战争机器。在中国, 我们过去迷信举国体制, 限制民企涉足军工行业;使得中国军工企业总是以模仿者的角色出现市场中。如果再这样下去, 中国想要获得与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军事实力恐怕仍旧只是一个构想。 (8)

建立实质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 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 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 社会才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 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 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 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公平竞争上来。 (9) 只有构建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才能从实质上对私主体泛平等化给当前中国商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进行补救。同时对于处在市场经济这一巨大“竞技场”中的诸多商主体而言也是一个机会, 一个展现并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 一个走向卓越大企业的机会。

四、结语

垄断的大量存在是国家之耻。世界百年商业文明的历程证明, 一个现代商业国家的演进过程, 就是国有资本日渐自我瓦解的过程。 (10) 当今中国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公司都需要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私主体泛平等化并没有给中国民商事活动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相反他变得保守、变得偏颇、变得不那公平。市场呼唤真正的公平、社会需要真正的正义。对于私主体泛平等化的缺陷我们不能视而不见;相反, 正是因为存在这种被平等外衣掩盖下的种种不平等, 才需要我们努力去研究、去改变。

印度圣雄甘地有句名言“要改变世界, 就先改变自己。”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 想拥有让世界侧目的力量就要从改变自己开始。对于中国民商事法律而言, 改变从修正充满弊端的“私主体泛平等化”开始。

摘要：作为私法活动的参与者和实践者, 私主体的平等化过程几乎是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从以身份来划分等级到用契约维护平等, 这种平等化既是文明社会进步的目的也是驱动时代前进的动力。但“物极必反”当私主体的平等过于泛化时, 反而有害真正的公平。这一点在商法领域中尤为明显。

关键词：私主体,泛平等化,实质公平,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