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保障论文

摘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社会保障作为攸关民生的公共事业应该积极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来，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在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并对其作用进行分析。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新型社会保障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新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1：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摘 要：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关键词：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消费观念；耐用品消费；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扩大内需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消费增长乏力，挖掘农民群体的消费潜力，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如何刺激农民消费？虽然经济收入决定着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可降低个体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而当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解除个体后顾之忧时，为了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个体通常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不愿意消费、甚至不敢消费（吴春霞 等，2013），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农民医疗开支、减轻未来养老负担，使得社会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达到增加社会总体消费的效果（方匡南 等，2013）。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实施，那么在现实中，参保农民与非参保农民的消费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国外，Keynes（1936）、Friedman（1957）、Modigliani（1975）等权威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证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刘畅（2008）和李琼英（2009）利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宏观数据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正向影响农民消费；姜百臣等（2010）进一步计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0.1702）。但是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扩大消费。著名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1974）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前者是一种“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力量，但是后者则会迫使个体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而增加储蓄，二者最终的净效应决定了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我国学者刘新（2011）也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杨志明（2011）、杨孟禹（2012）引入时间变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短期来看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确实存在挤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存在积极影响。

关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国外学者多集中在相关模型的实证检验和参数估计上。由于耐用品消费的非线性特点，Bertola等（2005）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来研究美国、意大利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尹志超等（2009）研究发现住房改革对耐用品消费次序具有影响，经历了住房改革的家庭可以抵押住房，增加融资能力，减少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消费。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国企改革、员工下岗使得城镇家庭收入风险增加，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更高，房地产财富更少，因此农民对风险更加敏感，对耐用品消费支出更加谨慎（樊潇彦，2007；方匡南 等，2013）。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利用全国性的权威数据实证检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不多，对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没有。有鉴于此，本文以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户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把农民分成两组，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并比较新农保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同时，还考察了消费观念的中介作用，以更加全面地揭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机理，进而为进一步扩大农民消费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居民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假说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基于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和“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消费理论为主流消费理论，有两个假设条件：一是消费者完全理性，并能够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未来的预测做出理性决策；二是贴现率为常数，即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贴现与下一期消费的贴现相同，不会因跨期消费而产生差异。但事实上，由于消费者的非完全理性和控制力不足，他们即使知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各期正确消费决策，执行也是很困难的。由此导致了现实的居民消费与主流消费理论产生重大偏离，甚至背离。因此，消费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及个人社会特征对消费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行为消费理论。行为消费理论更多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特征，同时对完全理性的决策能力、时间等前提假设条件予以放松，明确提出了消费者是非完全理性的，而且消费者对时间的偏好也不具有一致性（方福前 等，2014）。

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家庭收入、经济状况以外，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同样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耐用品使用周期较长，农民对其购买表现为非连续性和一定的随机性，即农民购买耐用品不一定是理性行为，同时也受社会制度、从众观念、攀比心理等因素影响。新型社会保障的实施必然会对农民的预期收入、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风险预期产生诸多的影响，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更加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实现了跨期消费规划所要进行的储蓄，这就会使农民倾向于减少预防性储蓄而增加消费（姜百臣，2010）。本研究对农民消费的基本假设是非完全理性的，且农民消费存在不同的时间偏好（如超前消费、即期消费等），符合行为消费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条件。

2.模型构建

本文将农民购买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决策理解成一个二向性（Dichotomy）问题，即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将 “农民耐用品消费”设置为虚拟变量，购买了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1”，没有购买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0”。Logit模型是分析该类问题常用的工具，其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模型函数为概率分布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模型（1）和（2）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购买耐用品Choice（购买为1，没有购买为0），本文以汽车、电脑和摩托车三种耐用品消费为例进行分析。 MSS 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 OSS 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Cidea代表自变量消费观念，涉及超前消费和即期消费两个维度；CV代表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3.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取的是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对12 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包含家庭的基本信息、是否参与新农合和新农保、消费观念以及耐用品消费等与 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信息，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中国多数省份的100多个县、区。根据问卷剔除城镇和缺失值后，最终筛选出4 561个考察样本，其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农户有4 154个，没参加的农户有407个，参保率91.08%；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1 111个，没有参加的农户3 450个，参保率24.36%；样本涵盖了全国26个省市区、84个县（区、市），其中848个样本来自17个新农保制度试点县（区、市）。

自变量“新型社会保障”根据问卷中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的回答予以设定：参加=1，没有参加/不适用=0；“消费观念”根据问卷中D1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关于生活和消费的一些看法”来测量，选定经济状况、年龄、教育、健康、家庭年收入、非农工作经历、试点区域、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农民是否消费耐用品”通过问题项C9“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的购买情况”予以测量（购买赋值为1，没有购买/不适用赋值为0），家用小汽车代表享受型消费、电脑代表发展型消费、摩托车代表生存型消费，它们分别代表了农民耐用品消费从高到低的三个层次，并通过对购买时间的回答测定其是否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前购买，制度出台前购买赋值为0，制度出台后购买赋值为1。各项指标的选取及说明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农民是否参保和是否是试点区域对农民进行分类，直观地比较两类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情况。由表2可知，参加新农合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汽车拥有量为每万人491辆，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2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电脑拥有量为每万人255台，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10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拥有量（每万人4 067辆）远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车拥有量（每万人2 071辆）。其次，参加新农保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也高于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参加新农保农民的汽车、电脑和摩托车拥有量分别约是没有参加新农保农民拥有量的4倍、11倍和2倍。总体上看，新农保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作用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总之，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

2.实证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模型整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F检验，且判定系数R2均超过0.5，拟合度较好。据表3和表4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合和新农保均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具体来看，新农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电脑的购买，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摩托车的购买，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新农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由此可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这与白重恩等（2012）、张川川等（2013）、马光荣等（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同。

第二，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且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均高于新农合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新农保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也高于新农合，这说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很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实际上，对于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而言，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部分是明确的，相当于一种额外的收入，农民对待这种额外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为农民耐用品消费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程闻硕（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反，笔者认为是因变量不同所致。本文的因变量是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而对方的因变量是农民生活消费支出。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而且通过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从新农合、新农保与即期消费观念、超前消费观念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看，交叉项正向影响农民的汽车、电脑消费，但不显著；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摩托车消费。因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耐用品（如摩托车）消费，对高层次的耐用品（汽车、电脑）消费的支持力度不强，目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还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在表3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的正向作用。即在参加新农合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少；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大。在表4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在参加新农保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多；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小。新农合、新农保与超前消费、即期消费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值，特别是对农民购买摩托车的促进作用显著，说明新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对消费观念的间接作用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

第四，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养老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保障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耐用品消费。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从而使其有信心消费，促进其耐用品消费；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或者增强其支持家人进行耐用品消费的能力。总之，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实现耐用品消费。此结论与贺立龙等（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第五，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已婚、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男性、是中共党员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身体不健康、未婚、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女性、非党员的农民。这些结论均符合相关理论和经验预判，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模型设定是合理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汽车、电脑、摩托车的消费为代表，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及其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Logit模型回归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比较了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农民的耐用品消费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收入更加乐观，能够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2）新农保制度对于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参加新农保的农民把从政府领到的补贴和自交费用的返还看成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更大的刺激作用；（3）社会保障制度还通过对消费观念的作用间接影响农民的耐用品消费，即期消费、超前消费观念在分组中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效果各异；（4）在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都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增加耐用品消费。

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完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少农民在医疗支出、养老生活保障等方面负担，从而刺激农民的消费；第二，政府应不断加强新型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力度，多方位引导农民学习新型社会保障知识，提高其对新农合、新农保的认识，积极参加新型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第三，国家在实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同时，应千方百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消费结构，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第四，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家庭的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所以，应支持和鼓励家庭成员全体参加新型农村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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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ew-type rural social security； new-styl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new-style rural pension system； consumption concept；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behavior； enlargement of domestic demand

CLC number：F216.1；F842.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37-08

（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作者：李树良

新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2：

社会保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分析

摘 要：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社会保障作为攸关民生的公共事业应该积极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来，发挥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在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个良好的机遇，并对其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社会保障 新型城镇化 作用分析

1、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态化、农村城镇化，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社会和谐、个性鲜明、城乡一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路子。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

2、社会保障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

社会保障和新型城镇化的连接点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能力提高，推动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而社会保障事业涉及到人的切身利益，保障的是人生老病死的基本权益，只有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才谈得上发展。社会保障水平越高，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阻力就越小，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3.1、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严峻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明显的态势，养老问题异常严峻。截止201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3.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

3.2.1、高龄化的老年人口导致社会救助的需求增加

人口老龄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高龄老人由于年纪增大导致健康水平明显下降，他们需要更多的经济扶持、医疗保障以及社会救助，从而对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产生新的压力。

3.2.2、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造成巨大压力。在人口老龄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退休人口增加的速度一般要快于总人口的增加速度。由于我国养老金给付方式是以现收现付为主，缺乏足够的历史积累，同时养老保险金入不敷出的情况也持续多年，随着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形势将更加严峻。

3.2.3、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扶养比加重了赡养负担。老年人口扶养比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人口扶养比在未来50年中上升比较明显。大幅度升高的老年人口扶养比例加重了劳动人口的赡养负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4、对社会保障需求加大，制约经济的发展。老年人保障支出加大，制约社会扩大再生产。基本养老金支出，医疗保障费用支出，其他老年福利保障支出等。这些支出的急剧增加，会制约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投入。

3.3、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3.3.1、从应对老龄社会挑战的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首当其冲。促进城市常住人口向本地市民转变，逐步为外来人口实施均等化的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这有利于通过不断提高的城市流动性来激发城市的活力、提高城市的生产力，以促进解决大城市的老龄化问题。

3.3.2、完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为应对新型城镇化中老龄化问题筹备资金。加快国有资本的公益性回归，提高国有资产投资收益和租金的分红比例，将其主要投入到社会保障事业中，为应对新型城镇化中老龄化问题做好准备。

3.3.3、鼓励新生代劳动力参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效益和规模并重的社会保障体系。新生代劳动力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可以减轻现行给付的压力，另一方面可以较早地、系统地将他们纳入国民保障体系，避免将来的社会负担。既扩大社会保障的规模，又促进其的稳健发展。

4、促进社会保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4.1、促进就业创业，保证收入来源。

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就业创业是税收的源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所在。

4.2、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全覆盖和保基本要落到实处。

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是当前社会保障工作的指导方针。巩固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完善社会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坚持筹资标准和待遇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建立多层次和有激励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4.3、妥善处理劳动人事和社保关系争议，促进社会保障法制化。

良好的劳资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完善并切实执行劳动人事和社会保障相关法律，能维护好国家、企业、劳动者等各方的合法权益，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营造和谐的环境。

4.4、建设好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平台，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公共服务的质量。

社会保障服务对象有面广、量大、事繁的特点，必须依靠基层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才能承担起服务重任。加紧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服务平台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率和水平。

4.5、促进社会保障服务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保险产品的多元化。

我国的人口结构极为复杂，收入水平也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既要保基本又要有激励，还要注重现金给付和劳务服务结合的待遇给付方式，同时应该与商业保险合作，丰富保险产品，壮大国民保障体系。

4.6、统筹考虑对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及公共服务。

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是我国二元制社会格局的产物，是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点关注对象。应以此为契机，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待遇、就业和公共服务的机会充分考虑，促进其向公民化、市民化的身份转变，破除二元体制，这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报告[R].国家统计局.

[2]李克强.推进城镇化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Z].2013年7月.

[3]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和发展战略[M].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4]张占斌，黄昆.农民市民化要过几个坎[N].经济日报.2013年1月4日14版.

[5]韩康.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风险城乡矛盾内化[D].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3月.

作者简介：

赵墨洋（1988.07—），男.汉族.四川泸州人.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作者：赵墨洋

新型社会保障论文 篇3：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摘要：辽宁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提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失地农民不断增加，进城务工人员比重逐步增大。大批农民工涌向城市、前期农民工的老龄化问题突显，这也使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愈发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困难、用人企业对政策的扭曲、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不高以及社保基金运营效率低等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政府财政支出的负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自身的问题，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漏洞，提高基金保值增值功能，不但可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还有利于推进城镇化建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功能

文献标识码：A

农民工，即农民工人，主要是指具有农业户籍，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生活工作在城市的社会劳动群体。改革开放后大批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形成了第一代农民工，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提供了大量制造业就业岗位，农民工数量持续稳定增长，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辽宁省城镇化覆盖率逐年提升。辽宁省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省城镇化覆盖率由2012年的65.7%上升为66.5%，城镇化覆盖率居全国第二位，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并预计2015年城镇化覆盖率达到70%左右，2020年达到75%。城市化覆盖率提高的同时，造就了大量的新市民。辽宁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7167928人，占62.10%；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6578395人，占37.90%。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3898886人，乡村人口减少2536975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7个百分点。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民工比重也逐年增长，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对接，已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1 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必要性

1.1 农民工老龄化问题凸显，“裸老”问题备受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农民工已步入老龄阶段，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处于上升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41岁以上农民工已占到农民工比重的40.7%，30岁以下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6%。农民工的老龄化趋势必然引发社会养老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6%，其中退保率却高达40%。农民工“裸老”问题严重。而辽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龙头，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也是第一代农民工集中涌入的地区之一，农民工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积极性，更是当务之急。

1.2 辽宁社保资金缺口严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最初的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模式为现收现付制，但是随着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日益凸显，自1993年开始了部分现收现付和部分积累相结合的基金运作模式。2007年1月辽宁更是首批试点坐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试点省份。但是社保基金的缺口使得辽宁只得挪用个人基金账户以解燃眉之急。为了保障社保金的发放，辽宁将“扩面”作为社保资金的主要来源，即将逾百万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基金收入连续四年增长。但随着缴费水平的逐年提高，作为低收入群体的农民工往往存在参保有心无力的情况。欠保、断保现象频发。扩面资源“枯竭”。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大幅下降，基金缺口进一步增大。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使政府财政压力逐年增大。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金为234.5亿元。可见辽宁社保基金缺口之大，财政负担之重。严重的社保资金缺口、亟待解决的老龄化问题以及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市民问题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2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根源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面临的主要问题，追根溯源，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制度结构及思想观念问题。从整体上看，辽宁省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主要存在以下障碍：

2.1 农民工自身参保积极性不高

（1）自身素质偏低，参保意识缺失。

长期以来，受“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工偏好家庭养老的养老模式。又因为农民工受教育水平偏低，其自身对社会保障相关问题的认知程度不够。由此带来的参保意识薄弱、维权意识不强，是农民工“裸老”问题的根源。

（2）保险费率偏高，加重农民工负担。

第一代农民工渐渐迈入老龄化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正步入社会，并日益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为与当前国家建设相适应，辽宁省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由于收入差距，以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计算标准的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大大超过了农民工的承受能力。2015年，辽宁省规定，先行参加社会保险的农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最低标准为2109元，而目前辽宁省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尚不足2000元，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为980元，若再扣除社会保障部份的支出，农民工的工资所剩无几。较重的缴费负担，不但会影响农民工自身参保积极性，甚至对社保基金的收入稳定造成影响。

2.2 建立在中国特色二元结构基础上的社保制度与农民工自身特点

（1）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

建国之初，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加强经济建设，我国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在这种特有的二元结构下，一方面农村居民的自由迁徙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城乡间资源配置的不对等，也使城乡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积和福利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最终导致农民工不能享有充足的保障。尽管2009年5月，辽宁省政府出台《辽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若干规定》中表明，全省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限制，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改革并没有涉及社会福利和资源配置层面，对缓解农民工社会保障固有问题，并没有起到实质性效果。

（2）农民工自身高流动性的特点，增大城乡社会保障对接的难度。

与城镇职工不同，农民工具有高流动性的特点。从整体上看，农民工的流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于各省市之间的农民工，此类农民工大多受工作性质、收入水平、生活成本、以及地区经济发展和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目前，辽宁省农民工大多分布在建筑、采掘、加工制造、捕捞、以及餐饮服务等行业。这些行业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受季节性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大，稳定性较差。另一类则是基于自身年龄、家庭状况以及传统观念等影响的“返乡”农民工。逐步迈入老龄化的农民工则是这类群体的有力代表。在“新老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和具有显著“区域性”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与农民工高流动性的特点相适应。各省市间、城乡间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困难重重，在面对实际保障水平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多数农民工持有一种观望的态度，认为社保和自己并无关系。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缴费不足以及断保现象的频繁出现，大大影响了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

2.3 用人企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认识扭曲

当前辽宁省农民工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农民工大部分工作属于私营企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仅占这一群体总数的10%左右。受国家政策和企业性质的影响，私营企业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聘请农民工的根本原因是通过降低工资成本而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这会使企业本身对农民工存在偏见。近年来农民工“用工荒”现象严重，受市场上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工资上涨，企业人力成本提高，再加上连年上调的社保缴费标准，私营小企业缴费负担加重。此时企业为了压低经营成本往往扭曲国家相关政策，在农民工社会保障实施方面大做文章，而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监管方面的疏忽，使当前农民工的保障问题陷入窘迫境地。

2.4 社保基金运营层次和运作效率低，增大政府财政压力

（1）社保基金管理分散，基金运作效率低。

目前辽宁省社保基金实行的是“地方统筹，地方管理”的管理方式。首先分散管理的运营模式，使社保基金的平均规模缩小，投资风险和运营成本增加。省内各地区之间发展存在差距，社保基金的运作能力也有所不同，实行分散管理的管理模式，大大降低了基金整体运作的效率。其次，分散的管理模式易形成地方利益。由于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费用是从社保基金本身提取的，而并非财政预算，国家对社保基金的管理费用只规定参考数值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会使各地方通过提高管理费用的方式而形成地方利益。另外，社保基金地方管理的模式，也易导致管理部门利用职权之便动用社保基金，造成财政亏空。这也在无形中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2）基金投资渠道单一，影响保值增值能力。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的渠道主要是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然而，如果存款准备金率和国债利率双双下调，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势必大大减弱。存款准备金率下降，国家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量化宽松的政策下，通货膨胀率也会节节攀升。在高通胀的影响下，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货币贬值，社保基金的实际收益则会下降。甚至会出现通货膨胀率高于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允许社保基金中一部分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市场，但我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市场运作和监管机制并不健全。震荡的资本市场会加大社保基金的运作风险，再加上各地投资能力的不同，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功能也会受到极大影响。

3 对于完善辽宁省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几点建议

3.1 提高农民工参保积极性，调整缴费基数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工参保意识。

农民工社保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文化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偏低，参保意识薄弱。提高农民工群体素质和参保积极性，解决社会保障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农民工自身和社会共同的努力。对于农民工，应时刻关注国家政策，充分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府规定，树立维权意识。了解社会生活动态，改变传统观念，提高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程度。对于社会，首先，民众应破除原有观念，以平等的眼光对待农民工群体。其次，政府应加大社会宣传力度，在不断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的同时，可以鼓励那些在社会保险中受益的农民工深入民工群体进行宣传，用自身的实践经历和事实证明社会保障的重要作用，减轻农民工对是否能够从社保中受益等问题的疑虑，增强农民工群体的信心，提高参保积极性，保证社保基金来源稳定。

（2）制定两个缴费方案，减轻农民工缴费负担。

为保障农民工利益，提高农民工参保积极性，可以参照个人收入所得税累进税制的办法，对农民工缴费实行递减缴费制。即根据农民工目前的工作性质和收入状况，将农民工进行分类。对于那些工作稳定，收入水平较为乐观的农民工，按照城镇职工缴费标准收取保险费。而对于那些工作不稳定，收入偏低的农民工，建立一套独立的核算系统。以此类群体的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其应缴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减轻其缴费负担，减少因缴费压力而断保的现象。

3.2 加快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改革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身份陷入尴尬境地，严重阻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进步。对此，辽宁省应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首先，要从政策上对农民工的身份予以肯定，将他们统一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缩小城乡差距，使“返乡”农民工能够得到和城镇职工相当的福利待遇和保障水平。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和保障条件的有效对接，增强社保基金的可持续性。

3.3 规范监督机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

针对当前现状，辽宁省政府应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监督机制，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规范企业用人制度，加大对企业用人合法性的监管，监督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并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相关权益明确写入合同。确保农民工拥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另外可专门设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巡查组”，对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参保情况进行随时抽查，对于违规企业，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级别处罚。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扩大社保基金的规模。

3.4 提高社保基金运营层次，充分发挥基金保值增值的功能

（1）提高社保基金运营层次，实行相对集中的分权管理模式。

当前辽宁省社保基金由各地方分散管理，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管理方式。个人缴纳部分归入个人账户，企业缴纳部分则归入统筹账户，二者均由地方社保部门统一管理。这就容易造成社保基金运营效率低，管理过程中形成资金缺口等问题。为解决基金管理中的诸多问题，辽宁省应提高社保基金的运营层次，建立相对集中的分权管理模式。首先，提高基金运营和管理层次，减少资金规模过小而带来的运营成本，同时避免因地区发展差异而形成的基金运作效率的差异。其次，实行相对集中的分权管理模式。辽宁省可尝试将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管理权分离，社保基金由政府统一筹集后，将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分开，政府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管理部门对统筹账户进行管理运作。而将个人账户的管理权下放到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这样一来，既可解决由于集中管理带来的缺乏竞争，效益低下的问题，也可避免肆意挪用个人账户，以及权利滥用等现象的发生。

（2）拓宽投资渠道，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基金保值增值功能。

辽宁省社保基金投资收益较低，投资渠道较为单一，保值增值能力弱。这大大加重了财政压力。当前，辽宁省应拓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在国家规定的投资比例下，尽量减少对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的投资，增加社保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比重。适当增加其在金融衍生品中的份额。同时加强对资本市场的金融监管，在确保社保基金稳健、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基金保值增值功能以减轻财政压力。

财政是社会保障的核心组织者和保障资金的重要提供者，在社会保障中起着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十八大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提出社会保障全民覆盖，这必将造成各级财政部门社会保障财政支出面临新的问题。新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是社会保障全民覆盖的重点对象。只有通过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民工参保率的方式，才能保持社保资金的规模和资金来源稳定，提高基金保值增值功能。从而减轻财政部门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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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杰　刘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