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

2022-04-21

摘要：抗战时期，众多美术家云集桂林，抗战美术运动波澜壮阔，盛况空前。为桂林美术团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赋予抗战美术团体强大的革命性与斗争性。他们以画笔为武器创作了大量的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并积极举办各种画展、创办刊物、出版著作、开展学术研究推动了全国抗战美术运动的发展。桂林美术团体的文化救亡运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篇1：

抗战时期浙大内迁与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摘要：

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西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浙江大学则是内迁高校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浙大内迁遵义办学，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推动了遵义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浙江大学；内迁；遵义；经济现代化

抗战初期，我国高校向西南、西北等省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迁移”。一时间，西部省份高校云集，文化教育达一时之盛。1940年，浙江大学内迁遵义后，竺可桢及浙大师生以“求是”为校训，百折不挠，克难攻坚，使浙江大学从一个只有3个学院的地方性大学，逐步发展成为拥有7个学院、10个研究所、30个学系的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并取得了许多世界水平的研究成果，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赞誉为“东方剑桥”。同时，浙大内迁也使遵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最具忧患意识与时代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及意义深远的现代化因子，使遵义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人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历史性变迁，促进遵义多层面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达到“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与黔省”[1](P.115)。本文以浙大内迁为楔入点，透视其对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以求欠发达地区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一、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新型农业的发展

浙大迁遵后，充分利用其较先进的科技、文化资源优势，结合遵义经济现状，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对遵义进行了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促进了遵义新型农业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1.自然地理环境研究为农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战前的遵义，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经济，对土地的依存度很高。浙大内迁后，史地研究所师生在张其昀主任的带领下，完成《遵义新志》编写，旨在为指导社会实践服务，“张其昀和他的师生们到达了这一目的……各章的结论，基本都有使用价值，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土地利用的结论部分，完全是改善遵义农业耕作制度、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建议，还有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具体措施”[2]，《新志》特别重视地图测绘作用，其倡导与实践“将耕地、森林、荒地、道路、房屋的分布填绘成图，并加以解释和建议”的土地利用图绘制，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3](P.41）同时，浙大师生也十分重视气象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在气象学家涂长望指导，在遵义老城协台坝子弹库建立了测候所，负责气象气候的日常观测。其中，1945级高材生史以恒利用观测资料研究著述了《遵义的气候》，发现遵义地区多夜雨的气候特征，为农作物品种的选配、地区分布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2.农作物良种化培育为新型农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浙大迁遵后，农学院师生积极开展农作物良种化的科研活动，并取得丰硕成果。农艺系育成水稻良种5个，使当地的良种增产10%以上；小麦良种2个，扩大小麦栽种面积，改变鸦片种植的严重情况；育成油菜良种1个；试验并推广水稻作为杂种势利用；密植栽培与棉花早熟品种栽培，受到农民欢迎。[3](P.221）园艺系试种洋葱、番茄、甜瓜成功，选育优良果树品种9个，其栽种的甘薯，比当地品种增加3—4倍。[4]( P.366）同时，病虫危害也是改良农作物品种的手段之一。浙江大学病虫害系蔡邦华教授主持的五倍子研究，陈鸿逵教授主持的除虫菊枯萎病研究等课题均取得突出成果，特别是五倍子寄虫研究，明确了我国五倍子寄虫有两种，而蚜虫种类达九种之多，这一成果在西南、两湖、广西、陕西普遍推广。[3]（P.259）

3.经济作物推广为农产品商业化发展提供核心动力。一是蚕业发展。贵州囿于交通梗阻、环境闭塞、科学文化落后等因素制约，养蚕业显得很不景气。柞蚕丝是遵义的特产，但桑蚕的饲养量很少，其蚕业发展十分有限。浙大内迁后，将家蚕留种饲养和当地的柞蚕饲养法结合，养蚕业取得了较大丰收。通过对桑树品种选育、柘叶饲蚕的试验研究及相关的研究，提出了改进贵州省蚕业生产的初步设想。同时，还制成了一代杂种，并设想通过蚕业技术改革，架构一个专业集中养蚕网络，以期提高蚕业养殖经济价值的目的。尽管由于战后浙大返杭，这一设想未能实现，但却给贵州桑蚕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二是茶业兴起。湄潭县地处大娄山南麓，乌江北岸，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为茶叶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1939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和中国茶叶公司曾在湄潭筹建实验茶场，湄潭茶业实现了一定发展。浙大迁遵后，浙大师生在对湄潭土壤、气候及茶业发展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栽培、采摘、加工等先进科技融入湄潭茶树种植，培育了湄江茶（原名湄潭龙井）新品牌。随着湄潭茶业的持续发展，已构成湄潭的支柱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三是刺梨利用。我国著名的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和农业教育家罗登义先生随浙大迁遵后，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野果刺梨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丙，其中维生素丙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可给率达70%，因此前后发表有关论文近10篇，受到科技界重视，使刺梨身价百倍，一跃而成为富含维生素丙的蔬果之王，刺梨也因此被谓为“罗登义果”。以刺梨为原料制成的系列食品和饮料，如今已远销中外各地。

二、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现代工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前的贵州工业甚为落后，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经济会，近代工业仅是稀罕的新兴事物。[5] ( P.8)浙大迁遵后，一边坚持教学工作不放松，一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搞工业生产研究，推进了遵义现代工业的出现与发展。

1.柞蚕的研究培育间接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兴起。1939年底，中国蚕桑研究所在遵义成立，研究任务主要由浙大生物系承担，其培育的“华临白号”优良蚕种和出版的《中国蚕桑研究所汇报》，对黔北蚕桑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浙大迁遵后，加强蚕桑育种、桑树栽培、柘叶养蚕等领域的研究实践，推动了遵义丝织业的发展。1939年10月，贵州丝织公司在遵义由贵州企业公司等合资10万设厂，主要推广贵州的柞蚕丝种（据载柞蚕丝织品是时制造飞机的重要原料），为缫丝、织绸、制种三类，是抗战时期贵州两大纺织工厂之一。[5] ( P.20）

2.五倍子的研究为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奠定了科学基础。浙大农学院蔡邦华、唐觉两教授对五倍子的研究，促进了遵义倍酸的生产和遵义第二化工厂的成立。以五倍子为原料生产的工业没食子酸、医药用鞣酸、焦性没食子酸、试剂食子酸、试剂鞣酸和工业单宁酸等6个主要产品，全部实现优质化，并远销美国、日本、巴西及东南亚各国。

3.锰矿的勘定和开发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锰是近代重要的国防资源，是新式合金钢炼制的必需原料。浙大在遵期间，史地系刘之远副教授进行了多次野外地质调查，于1941年春将团溪乡民发现的“土铁矿”样品送化工系化验，结果为优良锰矿，其后他在团溪发现多处锰矿资源，将之写成《遵义县团溪锰矿》，并于1946年5月在《贵州经济建设（月刊）》发表了《遵义团溪锰矿概述》，为团溪锰矿研究作了重要记述。[3]（P.413）此后，重庆方面就近取材，在团溪成立采运处，重庆大渡口钢铁厂生产所需锰砂，全部采自遵义，对抗战时所需国防资源，乃一大贡献。[5]（P.115）与此同时，团溪锰矿的发现还直接推动了遵义锰矿企业的建立。1950年遵义的锰矿企业（即遵义铁合金厂）建立，很快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家专业生产战略金属钛合金的企业，其生产的金属锰是全国独家生产的短线产品，结束了中国当时必须全部进口金属锰和低中炭锰钢用于生产高级合金钢的历史。[3]（P.40）同时，浙江遵义化工厂利用锰粉成功研制了针状高锰酸钾，填补了我国高锰酸钾生产的空白。

三、浙江大学内迁与遵义科技人才的培养

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浙江大学迁遵后，结合遵义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在“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并重，为遵义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

浙大在文理、工、化3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师范学院、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工科研究所化工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经济部和法学院等，开设了国文、史地、数学、化学、物理、生物、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农艺、园艺、农艺、病虫害、蚕桑、农业经济及财政金融等课程，加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及通过茶蚕职业学校、教师进修班、星期讲习所、贵州教师函授学校等职业教育、短期培训的方式，为遵义培养近百余人的科技人才。此外，还有以罗登义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外地专家及学生战后长期留在贵州、遵义，构成了遵义经济现代化最根本的人才推动资源，为遵义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作了积极贡献。

“教育是打开现代化大门的锁匙，是促进社会改造的最好媒介”。[6]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机构的内迁，“并非一种纯粹不幸之事。因为她们所迁之地，过去在文化上是未开发之区，科学知识观念的传播，有助于推动国家内地的现代化”[7]。浙江大学内迁遵义，正是竺可桢校长及他的浙大师生步阳明先生之后尘，以“竭尽知能当有裨于黔省”之勇气和精神，发挥其文化、科技之资源优势，对遵义进行多层面、卓有成效的开发与建设，推动了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当时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制约，遵义经济现代化变迁呈现了突发性、暂时性、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等历史性缺陷。但缺陷与局部仅属于历史、时代的，我们不能忽视战时遵义现代化发展这一特殊的历史性事件，更不能忽视浙大内迁在遵义经济现代化发展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浙江大学立足地方，立足遵义社会实际和产业特点，促进自身人才科技优势与遵义资源优势的有效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当地发展，人民拥护爱戴的双重效果。抗战时期浙大内迁对遵义及对经济社会所产生的巨大、深远的影响，是应该值得今日国人在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巧借外力实现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及推进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去思考、总结和借鉴。

参考文献

[1]樊洪业，段异兵.竺可桢文录[Z].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2]裴恒涛.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办学及其启示[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6).

[3]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浙江大学在遵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

[4]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编辑委员会.贵州六百年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5]熊大宽.贵州抗战时期经济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

[6]胡宗仁.社会变迁与教育变革的关系研究探讨—一种教育社会学的视角[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10）.

[7]余子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作用[J].近代史研究，1995,（6）.

[责任编辑：杜红艳]

收稿日期：2012-01-17

作者简介：吴永燕（1976-），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南白分院讲师，贵州师范大学历政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吴永燕

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篇2：

桂林文化城美术团体研究

关键词：桂林；美术团体；文化城；革命性

桂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于世，向来是文人墨客游览的好地方。但是当民族危机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乌云已覆盖漓江两岸的时候，桂林已不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发出了“最后的吼声”，抗战的号角吹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七七事变”之后，由于北平、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沦陷，全国各地的美术家云集桂林，抗战美术运动波澜壮阔，盛况空前，美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在街头出现了抗战宣传画，在剧院里演出了抗战戏剧和歌咏，抗战的文学与诗歌发表在各种报刊上面，抗战木刻也得到展览。八年抗战期间，桂林这座古老宁静的城市，一跃成为文人荟萃、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繁华都市。他不仅是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著名城市，对整个抗战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抗战时期的桂林，艺术名人云集，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空前高涨，盛况空前，影响深远，被誉为“文化城”。生活在“文化城”时期的秦似曾说：“桂林文化城对于在抗日大后方宣传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宣传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这一段历史，同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紧密相关，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是占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的。”1938年冬至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的六年间，桂林的文化事业相当发达，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当年聚集桂林的知名画家多达250名。美术团体、院校如雨后春笋，美术刊物、专著逸出，美术团体、院校多达40多个，创办刊物26个。聚集了如黄新波、李桦、丰子恺、廖冰兄、徐悲鸿等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成立的艺术团体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等。这些团体，经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举行各种专题报告会和座谈会，开办文学讲习班和艺术训练班，还组织文艺工作者赴前线慰问，进行战地采访，有不少活动意义深远，影响颇大。出版发行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先后在桂林创刊和副刊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琳琅满目。其中影响比较大的艺术类刊物有《木艺》、《工作与学习·漫画与木刻》、《战时艺术》、《音乐与美术》等。抗战时期桂林举办的各种画展多达240个，几乎平均每年都有30多个画展举办。例如1943年元旦，同时举办的画展竟多达六七个，次数之多，实属罕见，可谓盛况空前。其中影响较大的画展有：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木刻展、第一届全国漫画展、全国木刻十年纪念展、筹建工作室募捐美展等系列展览活动。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上海、武汉、南京、广州等城市相继陷落，而桂林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广西内陆东北角，未受到太大影响。因此这里便成为了当时文人墨客的临时避难所，而且成为连接大后方和其他地方的中转站。当时桂林的交通十分便利，拥有相对完善的交通网。如有铁路连接西南、华中、华南，战略上可进可退，南下香港南洋，西转昆明重庆，均有回旋的余地，不想重庆隅于偏远一角，进退颇为不便，因而人们愿集结于此。再加上桂林特殊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大量天然溶洞，为人们躲避敌机的轰炸提供了天然的“防空洞”，使人们拥有相对安全的工作学环境。桂林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大批文学艺术家们出于安全、工作环境、经济能力等诸方面因素考虑，选择留在桂林，而不再愿意跋山涉水西进。据统计，当年在桂林较知名的艺术家就多达二百五十名，几乎集全国文学艺术界名人于一地。其中，著名木刻家有：李桦、赖少其、黄新波、刘建庵等；著名漫画家有：叶浅予、廖冰兄、余所亚、特伟等；著名国画家有：徐悲鸿、丰子恺、张大千、何香凝、赵少昂、李可染、关山月等。如此多文化名人齐聚居桂林，是史无前例的。当时报界评价：“留桂的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第一位。”他们大都目睹过烧焦的国土，血染的山河，耳闻过痛苦的呻吟，愤怒的呐喊和隆隆的炮声。国恨家仇唤醒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解放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在他们心理扎下了根。这是一支强大的文化艺术骨干队伍。他们抱着“艺术救亡”的理想，在桂林成立各种文化艺术社团，举办各类文学艺术展覽，创作大量反侵略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文学艺术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同舟共济，有力地促进了桂林抗日文化艺术运动的蓬勃开展，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

结语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是一场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决战，而且是唤起全民觉醒、促进革命文化的原动力，它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谱写了极光辉的一页。抗战期间的桂林各美术团体成为世界各国反法西斯文化战士中一员，他们为了消灭法西斯走到一起，以笔带枪，忠诚的履行了反战的神圣职责；那些不能直接参战的，则以他们的文艺作品，通过不同的渠道，汇入到这股反战的洪流中来。当时的桂林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的一个缩影，国际文化，在这里进行大融合、大交流，起到了“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益群.《抗战时期桂林美术运动》，[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5年09月第一版（上册）。

[2]刘文俊.《抗战文化城的社团》，[M]. 合肥：黄山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

[3]曾度洪，覃树冠，魏华龄.《桂林简史》，[M].南宁：广西民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一版。

[4]黄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美术活动史话》，[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5]魏华龄，曾有云.《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版。

[6]马玉成.《抗战旌旗汇桂林》[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注：本课题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YCSW2012044。

作者：刘洪春

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论文篇3：

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群众艺术特质探究

摘要：作为桂林抗战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戏剧运动，其表现形式的群众性、内容题材的人民性、艺术手法的大众性等特征，突出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群众艺术特质，团结与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动员了桂林各界的抗战力量，不仅推动了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群众艺术特质

抗战戏剧运动是桂林抗战文化乃至全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胜利前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表现形式的群众性、内容题材的人民性、艺术手法的大众性等特征，突出地展现了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群众艺术特质。

一、表现形式的群众性

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群众性，表现为戏剧团体的广泛建立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参与。戏剧团体的广泛建立是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群众艺术特质的先决条件。

1.戏剧团体的广泛建立。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展开疯狂进攻，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等地相继失陷后，大批文化人士和文化团体内迁桂林，“桂林在这一时期内，集中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１］集结在桂林的戏剧文化工作者迅速组成了专业戏剧文化团体，如：广西省立艺术馆戏剧部、广西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团话剧组、戏剧演出展览批评团、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国防剧社等。

除了建立专业戏剧团体，我们还看到“不少的机关、学校和民间团体都组织了业余戏剧团队，投入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２］业余群众组成的救亡戏剧团体多达四十多个，代表性的有广西大学话剧团、逸仙中学剧团、桂中话剧团、桂林女中话剧团、汉中剧团、抗敌演剧宣传第四队、“一九”剧团、复兴剧社、桂邮剧团、新知书店剧团、扫荡业余剧团、中山大学话剧团等。“业余剧团的经常演出，不仅获得了很大观众，而且团结了其他民众团体和学校剧团的戏剧工作者”。［２］它们积极有效地配合了专业戏剧团体的救亡运动，成为战时桂林戏剧运动的重要力量。

2.人民群众的普遍参与。

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戏剧的观看与演出中去，有效地配合着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胜利进行。这种普遍参与成为桂林战时群众艺术活动的社会基础。

（1）人民群众普遍参与到演戏与观戏热潮中

人民群众不但自发组织戏剧团体，而且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戏剧的演出和观看中。国防艺术社在举行“七七”公演之际，上演欧阳予倩编导的《曙光》、《青纱帐里》两剧。在演出期间，《广西日报》每天都撰文加以评价。两剧共上演了六晚，“获得观众不下两万多人”，“《一年间》的演出，当天，下着大雨，但是热情的观众仍然冒雨前往剧院订座，售票处挤满了人。下午3时，天气忽然放晴，好像预告着《一年间》演出的成功。到12日止，一共演了9场，观众达万余人”，［４］“情形的热烈超过任何一次的演出”。［５］在《三兄弟》首演之际，曾举行简短的开幕式，观众的心情随着剧情的进展时而悲叹，时而愤怒。当演到宫本一郎恍然觉悟，高呼反战口号时，全场鼓掌，气氛热烈。这次演出很有号召力，有远自柳州、灵川等地来观戏的。在公演时，桂林新知等书店代售参观券，［６］“如在剧宣七队在演《军民进行曲》时，每晚都有一万以上的观众。老百姓们以比普通放映教育影片时热烈数倍的情绪去看他们的演出，用着比知识分子观众热烈百倍的掌声和眼泪去看他们的戏，那情形，真是使人太感动了”。［７］

（2）人民群众对戏剧工作的支持

广大人民群众不但热情观戏，而且大力帮助与支持戏剧工作。“在西南剧展准备阶段，四维平剧社、思维儿童班、金素芹女士等自动发起义演，为大会筹集经费。艺术家作家忙着设计会歌、会徽，赶草着关于剧展的文章；新闻记者每天以剧展的消息为最好的报道题材提供于读者之前；负责招待联络职责的先生们，老早安排下了七个地方，作为来桂参加剧展团队的住宿之处”，［８］“建筑工人为了使艺术馆新馆址的如期完成，迎接西南剧展开幕，2月份上半月几乎是日夜奋战，集中突击。火车站上的运输工人，减收运费为各团队搬运布景、道具和行李。连摄影、理发、洗澡、擦皮鞋等行业的工人们，对剧展会员都定了许多优待办法。剧宣四队由柳州到达桂林的时候，板车工踊跃地帮助他们搬运行李和道具，而且不取分文”。［９］众多的出版社与报纸在宣传报道方面予以极大的支持，除桂林《救亡日报》、《桂林日报》外，重庆《新华日报》、昆明《国民日报》、衡阳《力报》、赣州《青年报》、湖南《中央日报》、广东《中山日报》及文化新闻社等都派出记者与会采访，编发了许多通讯报道。这些新闻报道给广大人民以及时准确的剧运信息，加强了观众对戏剧运动的了解，拉近了剧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得到了他们的普遍支持。

二、内容题材的人民性

战时戏剧运动对人民心声的真实呼唤，展现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现实，是取得人民群众普遍认同和得到人民大众积极配合的条件，也是桂林战时群众艺术活动的主题。

抗战时期，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人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正如剧作家洪深所说：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面对的现实，就是“每天饱尝的，只是敌人的侮辱、压榨、屠杀！在这个不反抗就要亡的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大众除了反抗、斗争、歼敌、救亡之外，还有什么？……所以，戏剧所要表现的，都是敌人残暴的行为，要反映的都是大众的反抗情绪。”［１０］

剧作家们认识到：“我们的戏剧根本的如果不建立在大众自身的社会关系上，代表他们自己的生活、感情，则他永远不能成为大众自身的戏剧。”［１１］桂林的戏剧工作者从战时生活实际出发，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人民群众心声优秀作品：

1.展现抗战现实，号召全民一致抗日的戏剧作品。

《胜利进行曲》、《军民进行曲》、《保卫泸沟桥》、《“九·一八”以来》、《再会吧！香港》、《打鬼子去》、《八百壮士》、《再上前线》、《木兰从军》、《到前线去》、《难民曲》、《当兵去》、《怒吼吧，漓江》、《打回老家去》、《打日本去》、《民族万岁》等。

2.揭露中国社会现实，反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戏剧作品。

“在大后方戏剧文学史上，对封建主义的系统批判是文化批判的一大重要内容”。［１２］桂林的戏剧作家们，不仅注重人民大众的情感反映，而且重视人民大众的期待视野。他们在创作大量激励人们团结抗日戏剧作品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对本国封建主义的激烈批判。这一类的作品有《湖上的悲剧》、《压迫》、《中国妇人》、《恩与怨》、《关王庙》、《原野》、《烤火》、《油漆未干》、《人之初》、《红楼梦》、《青春不再》、《风雪夜歸人》、《墙》、《黄金梦》等。

3.批判汉奸卖国求荣，揭露奸商卑鄙行径的戏剧作品。

《一心堂》、《凶手》、《国难财》、《一处喜剧》、《盐》、《民族公敌》、《赛金花》、《塞上风云》、《刑》、《米》、《夜上海》、《樱花晚宴》、《长夜行》、《夜光杯》等。

这些戏剧作品传达了时代的声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表现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展现了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相连，取得了人民群众普遍认同。

三、艺术手法的大众性

服务对象的大众趋势和通俗易懂的诉求方式是战时戏剧运动融入群众的关键。诉求方式和服务对象趋向广大人民群众，集中体现了战时桂林群众艺术特质所具有的融入性与和谐性。

1.服务对象的大众趋势。

中国传统的戏剧流行范围主要集中于上层社会。近代以来，戏剧“改变了传统戏曲局限于上层社会的狭小圈子，开始全面走向社会，题材的广泛拓展与现实化，使戏剧与社会、人生的联系更为紧密”。［１３］戏剧由小众艺术转向大众艺术。

抗战爆发后，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推动和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战地和农村。著名戏剧家白克说：“配合着目前澎湃的全国救亡运动，我们的戏剧更已经不是剧场里的供物，而且要从镜框式的舞台做到街头的露天上演，我们的戏剧对象更必须也不仅是‘内行’的知识分子观众，而要普遍深入到占着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的‘老百姓’身上了。［１４］

所以，“抗战初期，广大戏剧工作者怀着高昂的爱国热情，奔向前线，走向农村，以戏剧为武器，为民族的生存和解放而英勇战斗，出现了一个戏剧与人民结合，戏剧为现实的抗日斗争服务的大好局面”。［１５］

2.通俗易懂的诉求方式。

抗战爆发后，戏剧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救亡的大形势下，看到“从事于戏剧运动就是从事于宣传，从事于教育，从事于社会的改革。为的是要指引民众，唤起民众，使民众坚强组织，顺应时代，铲除凶恶，为世界人类谋福利”。［１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号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兵大众的用语。”［１７］“创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１８］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也呼吁：“在表演艺术上要生活化，演农民要真像农民，要是农民看了承认像农民。”［１９］所以，戏剧的“一切形式都可以利用，上演的言语更尽使用方言；上演的场所，也不拘于大礼堂和舞台，街头剧的形式可以尽量使用。”［２０］

桂林戏剧工作者在戏剧创作上追求面向大众与通俗易懂的诉求方式，贴近广大人民群众，发展与开拓了许多戏剧样式，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易懂的戏剧作品。最具影响力的戏剧样式有话剧、街头剧、活报剧等。

（1）话剧的繁荣

话剧以演员的姿态、动作、对话、独白等为主要表现手段。它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是通过大量的舞台对话展现剧情、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多有人物独白与观众对话。话剧中的对话富有表现力，通俗易懂，能为普通群众接受。因此，话剧成为桂林戏剧工作者创作的主要剧种。代表性作品有《同住的三家人》、《桂林夜话》、《一刻千金》、《越打越肥》、《言论自由》、《冬夜》、《赎罪》、《旱灾》、《回声》、《民族万岁》、《烙痕》、《黄浦江边》、《压迫》、《不要说我们年纪小》、《中国妇人》、《代用品》等。

（2）街头剧的频繁登场

街头剧不受舞台和剧场条件限制，适于街头广场演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通俗性。演出方式灵活，剧本短小精悍，多以群众关心的政治斗争为题材，常能鼓励观众与演出者融为一体。基于这些优点，戏剧工作者大力开拓与发展街头剧。代表性作品有《放下你的鞭子》、《扫射》、《到前线去》、《从魔掌下到幸福之门》、《盲哑恨》、《新难民曲》、《难民曲》、《逃难到桂林》、《我们的队伍》、《当兵去》、《疯了的母亲》、《捉汉奸》等。

（3）活报剧的广泛应用

活报剧多在街头、广场演出，目的是向广大群众，尤其是不识字的观众提供“活的报纸”。代表性作品有《怒吼吧！漓江》、《战地鸳鸯》、《我们的经典》、《怒吼吧，桂林》、《打回老家去》、《津门之夜》、《两个梦》、《精卫和近卫》、《老百姓偷营》、《陸海空军大联合》、《同盟军进行曲》、《齐心合力打东洋》、《宣传》、《狮子打东洋》、《伤兵医院》、《打日本去》、《七年了》、《幕后风光》、《一盒火柴》等。

夏衍评价桂林抗战戏剧运动时说：“新鲜活泼的，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变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指标。换句话说，从量的大众化，到质的中国化，中国新文化运动二十几年以来未能解决的宿题在这三年中得到了解决的关键了”。［２１］

综上可知，作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文化运动，桂林抗战戏剧运动表现形式的群众性、内容题材的人民性、艺术手法的大众性特征等群众艺术特质，拉近了戏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扩大了戏剧的受众范围，发展与开拓了中国的群众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凝聚了最广大的抗战力量，充分保障了桂林抗战文化的胜利进行，加快了桂林抗战救亡运动的胜利步伐，“委实在抗战史上写成了光辉的一页”。［２２］

参考文献：

［1］魏华龄.桂林文化城史话［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3.

［2］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研究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22.

［3］［4］魏华龄.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桂林文化城（上）［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91.

［5］广西社科院等.戏剧运动（下）［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366.

［6］苏关鑫，李建平.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G］.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26.

［7］新华日报［N］.1944，5，（24）.

［8］力报（衡阳）［N］.1944，2，（26）.

［9］［15］［19］广西戏剧研究室.西南剧展（上）［C］.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322，165，450.

［10］洪深.时代和民众的戏剧.转引自李江.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主潮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68.

［11］广西日报［N］.1937，4，（6）.

［12］李江.抗战时期大后方戏剧主潮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