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汉语言的论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大学汉语言的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本文从汉语言危机、汉语言的民族性及其内涵和价值,以及如何维护汉语言的民族性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提升汉语言的民族性,如何深刻认识汉语言的民族性价值,如何维护汉语言的主权属性,使汉语言的教学更趋理性、科学,回归它的教学本质。

第一篇：大学汉语言的论文

小议新时期新语言的特点

新语言往往是一个时代社会现实的反映，它具有某种旺盛的生命力，最能敏锐反映时代和社会心理的变迁。其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时尚性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镜子，并且也影响着社会生活。“酷毙了”、“哇噻”、“刷卡”、“作秀”等就是时下的流行语，它们是对现代生活中新生事物的及时反映，要刻意避开这些流行语是困难的。年轻人嘴里流行的“酷毙了”，就是指潇洒中带点冷漠的一种生活行为或态度等。还有常见的“考G(GRE)”、“考托(TOEFL)”、“衰哥、霉妹(帅哥、美眉)”、“我晕”等。这些例子说明，很多流行语在某一时期有一定的代表性，也体现一种时尚性。

二、从简从易

新词新语从简从易的特点在缩略语中体现得更突出。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有些词语较长，说起来麻烦，对词语进行简化缩略不仅可以使语言经济简练，同时也使人们的交际更加便利。例如，高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硕导(硕士研究生导师)、车市(汽车贸易市场)等。英文的简写情况也非常多。例如，BTW(by the way)，FT(faint，晕倒)，FM(follow me，跟我来)等。

另外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讲求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如在表述对一个东西或一件事物的欣赏、赞美时，直接用“酷”、“帅”、“靓”、“棒”、“爽”等单音节语素来表达，既直接又前卫，可以让受话者直接了解发话者的意图。

三、数字化、符号化

为了适应数字化的时代，网民们在上网时常常采用谐音等多种办法，方便快捷地用数字来表情达意：“7456(气死我了)、9494(就是就是)、53207778(我想和你去吹吹风)”等。以数字来表示某种意思，并非自网络始，民间常用的“二百五”、“半斤八两”等早就深入人心，但毫无疑问，是网民们把这种传统发扬光大了。

符号网络语是指由一些符号组成的网络语。在聊天组或电子邮件中，所有的交流都有打出的文字完成，没有任何表情或解释，而那些由标点符号构成的表情则弥补了这一缺憾。例如，：)表示笑脸;：-D表示张开嘴大笑;：#表示令人惊愕等。

四、生动、活泼、幽默、形象

新鲜热辣、调侃幽默的风格的形成与修辞手法的运用有密切关系。网络语言对于谐音手法的运用相当频繁，且不拘一格。抽象的、新生的、所指内容，都被赋予了形象化的表述。比如“Modem (调制解调器)”就用“猫”来代称，而“Mouse (老鼠)”则成了鼠标可爱的代称。

网络语言中比喻修辞也常用，比如“大虾”为“大侠”的谐音，指网络高手;“菜鸟”为英文“train”的译音，指网络新手。

再举网络小说中的两个例子来说明网络语言的谐趣和活泼的特点。例如：“鼻子突然感受到有一股PH值小于7的气息。”(《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是借助化学常识，利用“PH值小于7的酸性物质”来表示感情激动或悲伤时鼻子的发“酸”。二者本没有语义上的联系，但说话者却巧妙地利用了二者语音上的联系，何其妙。

五、汉英混用

汉语、英语同时混杂使用，也是网络语言的特点之一。例如，“IQ使用问与答”，“请你说你的QQ号”等。作为上网身份标识的网民也是汉英混用，例如，“诚实的Fox”，“沙漠里的Fish”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在于当今计算机及网络技术发展太快，人们对不断出现的新专业名词来不及消化、吸收和转化;另一方面不少英语词，已经成了网络上的通用常用词汇。网络语言的宽松环境为这一用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此外，不管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后面都可以不用跟宾语而直接加字母“-ing”或者“中”字，比如“观看ing(中)”、“劳动ing(中)”。甚至对于名词、形容词，该用法有时也生效，如“手续ing(中)”、“sad中”等用法。

六、不规范化、随意性

与日常言语交流不同的是，网络语言不是利用听觉感知来传递信息，只能依靠键盘输入文字或符号来进行笔谈。汉语里同音词、同音字很多，而网民们又没有耐性保证打字的准确性，就随意地使用“同音替代”，因此网络中经常出现一些不规范的字词句。

作者：曹继红

第二篇：浅论汉语言的民族性

摘要:本文从汉语言危机、汉语言的民族性及其内涵和价值,以及如何维护汉语言的民族性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提升汉语言的民族性,如何深刻认识汉语言的民族性价值,如何维护汉语言的主权属性,使汉语言的教学更趋理性、科学,回归它的教学本质。

关键词:汉语 民族性 内涵与价值 科学维护

前些时,中央电视台“屏蔽缩写英文字母”事件,再次掀起一个老话题,即汉语的纯洁性问题。汉语言的纯洁性问题,也称汉语言的主权问题和民族性问题。事实上,英语在中国的重要性有盖过汉语的倾向,许多专家疾呼:“救救汉语!”为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维护汉语的主权地位,对汉语言的民族性研究十分迫切。

一、汉语民族性的流失或淡化

1.功利性的教学导致了汉语言教学合法性的危机。功利化的教学导致了人们过多地关注教学的技巧和知识点的掌握,而忽视了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忽视提升学生人文素质的教学目的。教师在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下,在“唯分数论英雄”的系统中无法自已,语文教学只能蜻蜓点水,教学成为简单的“教+背”公式。教师是教书机器,学生是读书机器。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对功利性教育进行了批判,他说,教育的目的并非知识,而是想象力。他虽然没有用一句或者几句话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但是它确实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核心:为理解当下的生活而教育。文章批判了把头脑作为机械接受知识容器的观点,批判了传授支离破碎的信息或知识的呆滞思想的教学,进而提出了教育上的两条戒律:“不可教太多的科目”和“所教科目务须透彻”。汉语言文学教学也应该是如此,不可太功利,把学生当作机械接受知识的容器,汉语言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内涵,需要教师的点化和启示。离开这种基本的教学理念,汉语言教学怎么可能不出现危机呢?

2.师资力量的弱化导致了汉语言教学质量的下降。语文在中学里普遍被决策层所忽视,因此,语文教师的来源也是很复杂的,谁都可以教汉语言文学(语文)。真正科班出身的教师很少。一些语文教师的学历背景复杂,有教育学的,有心理学的,还有教学法等公共课程的,没有专门的汉语言文学素养。做语文教师后,他们大多是沿用他们中学老师的教学方法,成了语文的教学机器。师资力量的弱化导致了学生学习兴趣的普遍缺失,语文的民族性和人文精神荡然无存。

3.学生“全民学英语”导致了汉语言的边缘化。从当代学生的学习内涵来说,文化和家庭语文教育积淀较差,语文的基础学科地位在动摇,学生的学习时间大部分被英语占用,学生从幼儿园开始就在优先学外语,小学的课余时间多在英语兴趣班,中学则是英语辅导班,大学天天忙碌于英语等级考试,这是中国学生的整个学习历程,英语寸步不离。英语的霸权使我们的学生喘不过气来,感觉它总是阴魂不散。而在这种学习氛围中,汉语言的教学系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学生的阅读数量大幅降低,汉语言教学的本质无法体现和得到认同。尤其是2001年秋季以来,学生中兴起了“全民学英语”的热潮,我国仅中小学生学习外语的人数就将超过3亿。由于对外语教学研究不够深入,以至于出现了这种现象:名为与国际接轨的“双语(实为单一英语)教学”的“英语大跃进”正席卷着各级学校。这已大大背离了教育部关于加强英语教学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对国家汉语推广战略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4.大面积进行“各科英汉双语教学”危及国家语言文字主权。实行双语教学是违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行为,它将使孩子从小就产生一种英语的地位高于汉语的观念,从小亲近西方文化,将危及到汉语的语言主权地位,使学生更多地认同西方文化,而丧失对传统民族语言和文化的认同感。 一些双语教学的支持者也承认:双语教学是提高中国学生英文水平的必由之路,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汉英两种语言,成为双语人才,而不是要取代汉语。目前,一些学校却已经把英语上升到了主要教育教学用语的地位。双语教学正在演变为“单一的英语教学”,威胁了法定教育语言汉语的地位。

二、汉语民族性的内涵与价值

要振兴汉语言,首先要凸现其民族性。了解汉语辉煌的历史,就是了解汉语民族性形成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汉语言的民族性,才能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1.汉语历史的民族性。汉字是世界文字中使用历史最为悠久的文字。汉字系统,博大而精深,历久而弥新。东汉学者王充这样来评价汉字的创制:“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论衡·感虚篇》)据出土文物的考证,汉字的出现,大约在距今6000年以前。经过6000多年的积淀,汉字已不再单单是一种文字了,它早已成为民族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正如申小龙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所述:“……在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中,只有语言和遗传代码是人类从祖先传给后代的两种最基本的信息。在人类世界,对自身困惑的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它构成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当民族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语言、居住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状态上稳定的共同体出现时,语言就深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成为民族文化最典型的表征。汉字传承至今,已如陈年的老酒,给人以清香醇厚的感觉,这就是汉语言的民族性。

汉字不仅具有民族性,同时也影响深远。日本语言就是由汉语言演化过去的。再拿汉字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字相比较,汉字具有许多优点和特点,是别的文字不可能甚至永远达不到的。如唐诗宋词,不仅形式工整对称,给人思维留下深刻的记忆,而且琅琅上口;如书法,给人视觉上的美感和艺术魅力。

2.汉语价值的民族性。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强调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老庄的“天人合一”,还有墨子的“兼爱”“非攻”来看,可见一斑。这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思维,这种思维风格非常依赖经验,不能将经验的人与客观事实或概念分离。这种思维在人际交往中,为了避免破坏和谐气氛,倾向于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基于这种思维,汉语言往往具有丰富的比喻性和含蓄性,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含蓄的民族,这是汉语言的思维价值。

汉语的成语很有规律,特色鲜明。它多是四字或四个音节,形式齐整,易读上口,节奏感强,富有韵味。相比之下,西方特别是英语中的成语就没有形式上的规律可循。中国人善于对事物进行具体的描述,不太使用抽象的概括,这使得汉语成语具有形象化的特点,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等。成语的翻译十分困难,这正是汉语言特有的民族性决定的,这是汉语言的形式价值。

3.汉语音译词的民族性。音译词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汉语吸收音译词的时候,在不同程度上改造这些“外国客人”:一是读音的改造,二是声调的改造,三是音节的改造等,此外在汉字的选择上也完全符合本民族的心态。外来词的音译部分虽然来自外族语,但在总体上仍必须服从于汉语音系。汉语音系改造使之同化于汉语。例如:激光,laser,流行的自港台进口的“雷射/镭射”,就是结合谐音以后的改造。这是读音的改造。

有声调是汉语语音的一大特点,无声调的外来词语要想在汉语中“登堂入室”,必得先过声调这一关。语音、声调、音节上都要受到汉语的同化,使之完全适应汉语词汇的内部发展规律。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在语音系统上没有声调。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都要使它的每一个音节具有汉语的声调。如:poker—扑克(puke),humour—幽默(youmo),等等,都有声调,这是声调的改造。

汉化的本质特点,就是音节化,在音节化的同时,也获得了声韵调的内容。汉语在语音形上的特点就是在语流中,都是以音节的形式作为语音单位出现的。因此,任何外来词,首先要进行语音上的汉化。如“吉他”来自英语词“guitar”,而汉语音译词的读音却是“jita”,“B超”汉族社会的人都是把“B”读成“bi”。对音译词音节上的改造也要适应汉语的特点,尽可能双音节化。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词,最符合中国人的词感,琅琅上口,这是音节的改造。

三、维护汉语言的民族性

1.公民要有自觉的维护意识。语言是动态的,各种语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词汇缺陷,需要借词。在中文中夹杂使用外文的做法,会造成不良后果。比如“一张VIP看两场动物秀”就违背了会话的量准则和方式准则,首先“VIP”和“动物秀”来自英语“veryimportantperson”(重要人物)和“show”(表演),就已让很多人看不懂;其次,即使人们理解了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其“一张”和“重要人物”(VIP)在语法上也是不可搭配的。我们要从主权的高度,自觉维护汉语言的纯洁性。这一点,政府部门要率先垂范,不要在国家公文等正式文件中直接夹用外文,政府应该加大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民族文化产业的管理力度。

2.社会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我们不提倡使用字母词,在引进外文术语时,一定要译成中文;其次,对于较上位的科技概念,要下大力量、准确地用中文术语表达。对于专业性很强,或是无法以中文准确表述的概念,也不完全排斥字母词的使用,但只在专业人员中使用。

3.媒体要积极掌握话语权。主流媒体应慎用字母词,新鲜语言总是从媒体开始流传社会的。对于面向大众的主流媒体,单独使用字母词,会引发诸多问题:一是有可能损害国家或政府的形象,会带来许多问题和负面影响;二是会人为制造一些新的语言障碍,广大受众无所适从;三是有可能导致消费者的误解,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因而主流媒体、官方领域和公共服务行业,应慎用字母词。最近中央电视台“屏蔽缩写字母”的做法是正确的,应该得到观众的支持。

4.教育者要普及汉语教学。普及普通话是国策,是国家战略。学校师生都要不断加强国家语言文字主权意识,使党和国家各项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在教育界得到真正的落实。普通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各类学校是法定教学语言、学习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实施,标志汉语言作为我国通用语言主权地位的确定。如果失去国家汉语战略主阵地——学校教育教学,那就意味着国家语言文字主权的大大削弱。◆(作者单位:江西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责任编辑:王锋旗

作者：左江江

第三篇：影视剧中方言的语言形象研究

提 要 对近10多年来400部方言影视剧从类型、所用方言品种和年度分布3个角度进行梳理归纳，并对剧中620个方言使用者的社会变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粤方言、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以及东北官话在方言影视剧中获得了较为充分的运用和展现，成为文艺创作重要的语言资源;自2016年起，方言影视剧的创作量增加，社会评价提升，经济价值显著;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体现为“中年”“男性”“体力工作者”“文化水平不高”“乡镇”和“富有喜剧色彩”;上述因素共同建构了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语言形象的塑造传播必须以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同时，从利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应避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过度标签化。

关键词 语言形象;语言资源保护;方言文化;影视剧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210607

Study of the Language Image of Dialects in Movies and TV Series

Wang Lining and Pan Yingying

一、引 言

（一）語言形象

语言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Shuy（1981）提出了“语言公众形象”（public image of language）的概念，认为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对语言变异所持的负面评价反映了语言的公众形象。他认为，要改善英语的语言公众形象，须将语言变异视为资源而非缺陷，让公众知晓语言学家描写、解释语言变异并不是要破坏语言规则，而是要关注不同文体的语言变异以及重视语言变异对社会意义的建构等。英国语言学家Jervis（1999）通过6篇相关文章讨论了16～19世纪文献里的德语语言形象，阐释了德语在欧洲语言中的历史地位、语言纯粹主义在外来词和词汇隐喻里的表现以及德语母语者对法语、英语的语言态度等问题，指出德语母语者在发现并定义其周边语言性质的同时，也在塑造德语自身的语言形象。Lysaght（2009）以语言形象为研究视角，比较了爱尔兰语和毛利语在电视节目中的使用传播效果及其对少数族裔族群文化认同的作用等。国内学术界对语言形象的研究较少，李宇明（2015）对汉语传播的国际形象开展研究，认为影响语言国际形象的因素主要有3类，分别为语言所属国家或民族的形象、语言本体结构特点及其流通情况、人们对语言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语言形象的塑造者主要是‘母语人’或‘母语国’，但也有‘外语人’和‘外语国’，一旦‘外语人’‘外语国’参与某语言的正面形象塑造，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能量就会加倍增长。”

本文的“影视剧”指方言影视剧，即以方言为主要媒介语的影视作品，最常见的类型是方言电影和方言电视剧，这既是大众传媒中方言使用最集中的领域，也是社会大众关注度最高、参与度最深的方言文化艺术产品。我们认为，影视剧对方言品种的选择及其使用频率、方言影视剧的创作数量、传播范围和社会评价、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等因素，共同建构了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它体现了主流价值观和大众传媒对方言和方言使用者的态度;同时，在大众传媒尤其是新媒体巨大传播力的带动下，方言的语言形象会影响社会大众对方言的语言态度，并进而对方言的使用、传承和发展产生影响。

（二）影视剧方言使用问题研究概览

关于影视剧的方言使用，最早引发讨论的是“影视剧中能不能使用方言”。陈庆祜（1987）提出了“反对影视剧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使用方言”的观点;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历史人物可以使用带有浓重方言特色的官话，因为“广大观众还是乐于接受的，因为它符合人物的自身特点”（碣黎1992）。21世纪初，影视创作出现了“方言热”，学者们认为，由于方言具有陌生化效果和纪实性特点，又能产生喜剧效果，对影视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作用（汪静茹2016）;影视剧使用方言的优势在于贴近生活，能够拉近剧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还能更好地表达创作者的意蕴、刻画人物性格、再现历史人物形象以及还原历史真实;但也要注意因方言可懂度低、地域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对信息传播造成不利影响（金叙宏2017）。不过，“方言热”也催生出了部分方言使用失范或滥用方言的失准作品，为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分别于2005年10月、2009年7月发布《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重申电视剧使用规范语言的通知》《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嚴格控制电视剧使用方言的通知》，对电视剧中的方言使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学者的关注重点也随之转移到“如何处理好影视中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上来。大部分研究认为，在遵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有其出现的原因和存在的基础，这与普通话推广普及并不矛盾;限制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应注意限制的“度”，可在双语制的大框架下适当允许方言影视剧和方言娱乐节目的播映;方言影视剧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制定带来新的思考，要统筹兼顾普通话推广和方言文化传承，促进语言文化健康发展（参看张恒君2006;许小颖2009;王宇波，潘丹婷2021;等）。

随着语言资源观的兴起和发展，近期研究认为，方言是影视艺术创作所依赖的重要语言资源之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发挥好方言对影视创作的积极作用。《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推出“语言跨界谈：电影艺术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专栏，卢奇、刘之冰、郭凯敏3位电影艺术家分别讨论了语言对影视形象塑造的创作心得，认为：“影视艺术最忌讳虚假，从人物形象到语言的真实再现，都是广大观众所期待的。”“成功的语言塑造可以引发创作者和观赏者之间强烈的艺术共鸣。”郭凯敏专门指出：“方言在影视作品的人物表现中起到重要的真实美学作用。影视作品那种一刀切的标准普通话是值得商榷的。”

可见，现有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讨论影视剧中方言使用的政策依据、尺度标准、功能作用和艺术水平等方面，尚未见到从“语言形象”这一角度去关注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问题的研究，也未见到全面梳理或系统总结方言影视剧类型、方言品种分布、方言使用者社会特征等问题的调查报告，更未能将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状况与语言资源保护问题结合起来开展研究。针对当前研究的空白领域，本文以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为研究对象，描写分析其类型、分布和主要特征，并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方言的语言形象塑造和传播提出建议。

二、方言影视剧的类型和分布

（一）类型

本文从1905电影网、腾讯、爱奇艺、优酷、哔哩哔哩（B站）、央视影音、芒果TV等各大视频平台上，搜集了从2009年1月至2021年8月共400部方言影视剧，包括电影262部、电视剧138部。从影视剧对方言的使用情况来看，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

1.纯方言型

指影视剧中基本上只使用方言，少用或不用普通话。共计66部，包括58部电影、8部电视剧。例如，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中原官话）、《无名之辈》（西南官话）、《罗曼蒂克消亡史》（吴方言）、《十八洞村》（湘方言），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粤方言）、《厝边头尾》（闽方言）等。

2.普-方多版型

指影视剧既制作了普通话版，也制作了方言版。共计259部，包括157部电影、102部电视剧。例如，电影《让子弹飞》《熊出没·原始时代》、电视剧《山海情》等。在该类型中，除了动画电影《熊出没·原始时代》制作了中原官话（河南方言、陕西方言2个版本）、西南官话（四川方言）、湘方言、粤方言版本外，其他各剧的方言版都限于1种主要方言。如果只看方言版，该类型与“纯方言”型相同，是只以方言为媒介语的影视剧。

3.普-方同用型

指影视剧中根据不同的场景和人物设定，同时使用普通话与方言，剧中方言的使用时长约占全剧三分之一及其以上，对人物塑造、情节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共75部，包括47部电影、28部电视剧。例如，电影《山河故人》中的主要角色沈涛、张晋生、梁子使用晋方言交流;电视剧《装台》每一集都会使用中原官话交流。需要注意的是，如不以方言使用的时长作为考察条件，将只要使用了方言的影视剧都纳入统计，那么“普-方同用”型的数量会大幅度提升，成为内地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

（二）方言品种分布

表1反映了上述3类方言影视剧所使用的方言品种。其中，“方言品种”列先排北方方言，再排东南方言，内部按照影视剧数量降序排列，灰色空格表示无此类型。如影视剧中多种方言共同使用且重要性彼此相当，则都纳入相关的方言品种统计。例如，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使用了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方言，表1则将其分别计入上述4种官话的影视剧数里，所以北方方言影视剧总计147部，东南方言总计284部，二者相加为431，大于400。

从数量来看，近10多年来方言影视剧仍以粤方言剧占绝对优势，其总数为263部，远远超过了其他方言，与此前大众对方言影视剧的认识多限于“粤语剧”的印象保持一致。根据方言区划标准，粤方言内部可分为广府、四邑、高阳、吴化、勾漏、邕浔、钦廉等7个小片，目前只有以广州、香港口音为代表的广府片方言广泛运用于影视创作中，这说明了粤方言影视剧的优势地位与广府片方言所负载的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经济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香港流行文化向内地传播，其主要载体就是粤方言影视剧和粤方言流行歌曲，流行文化的传播既加深了粤方言母语者对自身方言的认同，也吸引了非粤方言母语者积极学习或使用粤方言，而大众传媒对粤方言流行文化也始终保持着亲近感和好奇心，这是粤方言影视剧一直拥有广泛受众基础的原因。除了粤方言，西南官话、东北官话和中原官话在影视剧中也较为活跃，各有48部、33部和33部;从方言人口来看，西南官话26 000万人，中原官话18 648万人，东北官话9802万人，是目前我国最大的3种方言。官话通行区域较广、使用人口多、可懂度高，在字幕的辅助下基本不会出现理解障碍。可见，除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外，方言的使用人数和可懂度也决定了其使用于影视剧的活跃度和媒体传播力。

我们从表1里提取了27部社会评价和经济效益俱佳的方言电影，对这些电影所用方言的品种进行了统计。其中，有14部电影制作了粤方言版，11部电影较多地使用了西南官话或制作了西南官话版，仅有2部电影使用了其他方言。由此观之，粤方言、西南官话在方言电影创作上最为成功，这两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也最为丰满，社会影响力较大。

从方言分布来看，263部粤方言影视剧中，256部来自香港，7部来自广东;48部西南官话影视剧中，20部来自四川，其他28部来自贵州、重庆、湖北、云南4省;33部东北官话影视剧中，21部来自辽宁省（其余12部无法通过剧情判断省份）;33部中原官话影视剧则为陕西18部、河南14部、宁夏1部。因此，当前以香港、四川、陕西、河南以及东北地区为背景的影视剧使用方言的可能性较大，相应的是，上述地区的日常生活、风土民情、地域特色能更充分地通过方言影视剧来呈现并传播。

从影视剧的类型来看，“普-方多版”为当前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总数达到259部;“普-方同用”次之，总数为75部;“纯方言”仅有66部，是数量最少的一种类型。同时，无论在哪种类型里，电影使用方言的频次都高于电视剧，这可能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规定了电视剧中一般情况应以普通话为主有关。

从方言品种与影视剧类型的对应关系来看，粤方言与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差异很大，互通度较低，粤方言影视剧基本上只有“普-方多版”，即根据不同受众的需求分别制作粤方言版和普通话版;而吴、闽、湘、赣、客等其他东南方言则较少出现在影视剧里。东南方言差异性大、可懂度低，对于北方方言区的人来说更是艰涩难懂，这导致大部分东南方言难以广泛运用于方言影视剧。而北方方言很少出现“普-方多版”，与粤方言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中，“普-方同用”数量最多，是内地方言影视剧最为常见的类型，“纯方言”型则多使用西南官话和中原官话。值得注意的是，自2019年起，《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4部备受关注的主旋律电影均使用了5种以上的方言，包括北京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等类别，这是否代表着“多方言同用”正在成为新的创作方向和审美需求，可进一步关注。

（三）时间分布

图1反映了3类方言影视剧在各年度的数量分布情况。从影视剧数量看，2009～2015年上映播出的方言影视剧共计179部，年度数量呈现“多折线”分布，峰值为2012年，达到39部;自2015年后，各年度上映播出数量基本持平，2016～2021年共计221部，总数比前6年明显增多。由此可见，自2016年開始，方言在影视剧中的使用逐渐增多。从类型来看，“普-方多版”在各年度里都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曲线分布范围在其他两种类型之上。其他两种类型的分布基本持平，如前文第二节“（二）方言品种分布”所述，该类型的大部分影视剧都来自香港。

为便于观察内地方言影视剧的情况，我们将香港出品的“普-方多版”共计256部粤方言影视剧剔除，并做了重新分析，见图2。“普-方多版”只在2010、2012、2015、2017、2019以及2021年出现过少量作品，与图1的分布态势明显不同;而“普-方同用”每一年度都有一定数量分布，这是内地方言影视剧最常见的类型。结合图1来看，在2015年之前，方言影视剧以“普-方同用”略占优势;从2016年开始，“纯方言”的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从2018年起，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这似乎说明了“纯方言”有望成为内地方言影视剧的主要类型。

与此相关的是，自2016年起，出现了21部高口碑高收益的方言电影（在2015年以前，同等质量的电影仅有7部），特别是从2018年开始，更是出现了8部票房收入超过10亿元的方言电影。结合图1、图2方言影视剧的年度分布来看，说明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方言影视剧的需求日益增加，方言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语言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也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方言电影的口碑和市场向好，也说明方言影视剧受众基础广泛，商品化、产业化的前景广阔。上述要素既是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的组成要素，也会进一步增强语言形象的社会影响力。

三、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变量考察

我们从“纯方言”66部、“普-方同用”75部影视剧中各提取了310个主要角色，共计620个人物形象，对其社会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观察当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人物抽样的原则为：只要是主要角色，且在大部分语境下都使用方言，即纳入统计;反之，使用方言时短量少、无明显身份信息或对情节推进作用不显著者，则不纳入统计。此外，我们还从“普-方同用”的75部影视剧中提取了150个只使用普通话的主要角色，对其社会变量进行考察，并与方言角色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观察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点。

根据剧情信息，社会变量考察维度主要是方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和地区4类因素。其中，“年龄”分为4段：幼儿（0～10岁）、青少年（11～30岁）、中年（31～60岁）、老年（61岁以上），若无法判断人物的准确年龄，则采用就大原则处理，比如无法判定其为中年或老年者，归入“老年”，以此类推。“职业”大致分为以下4类：（1）脑力工作者（包括干部、专家、教师和学生）;（2）体力工作者（包括农民、打工者、个体户、技工、无业游民等）;（3）警察和军人;（4）不详（即无法从剧情判断角色职业）。“地区”分为城市、乡镇（乡村和集镇）。

（一）性别和年龄

1.方言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者的性别、年龄分布

从表2可见，在年龄上，方言使用者以“中年”为最多，达到357人，占57.6%，优势明显;“青少年”157人，不足“中年”的一半;“老年”95人，“幼儿”最少，仅有11人。在性别上，各年龄段男性总数为434人，女性为186人，呈现出显著的男多女少面貌，且各年龄段都表现出相同的性别分布。因此，中年男性是当前影视剧中使用方言频率最高的社会群体。此外，“纯方言”与“普-方同用”在性别、年龄上的分布大致相同，只在“青少年”中的性别比例稍有不同，“纯方言”的青少年女性与男性的数量差距比“普-方同用”略小。可见，两种类型的方言影视剧在对方言使用者性别、年龄特征的呈现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来自“普-方同用”的150位普通话使用者的性别、年龄分布如下：

（1）性别：男性76人，女性74人，性别分布大体均衡，与方言使用者显著的男多女少有明显差异。

（2）年龄：幼儿6人、青少年61人、中年75人、老年8人。青少年、中年是普通话使用者的主要人群，这与表2的统计结论一致。其差异则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方言使用者中“中年”明显多于“青少年”，而普通话使用者中二者比例大体均衡。二是从年龄与性别的相关性来看，61位青少年中有27位男性，34位女性;75位中年人中，男性为39人，女性为36人。性别分布大体均衡，与方言使用者以男性为主有所不同。三是普通话使用者中“老年”的比例远远低于方言使用者，即在方言影视剧里，普通话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低于方言使用者。

2.方言使用者性别、年龄与方言品种的相关性

表3统计了“纯方言”“普-方同用”两类影视剧共计620个主要角色使用不同方言的人数。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粤方言是出现频次最高的4类方言，其中，西南官话多见于“纯方言”型，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多见于“普-方同用”，中原官话在两种类型中分布均衡，这与前文表1的统计结果一致。

根据表3，我们进一步统计了性别、年龄与方言品种的分布关系（见表4、表5），以考察影视剧中方言品种是否会与性别、年龄相关。

从表4可见，大部分方言都呈现出男性为主的面貌，这与表3的统计保持一致。其中，西南官话影视剧数量和方言角色最多，男性为115人，女性为58人，男性比女性多1倍;中原官話次之，男性为97人，女性29人，男性为女性的3.3倍;冀鲁官话、东北官话、粤方言、晋方言、闽方言等方言男性使用者数量均在女性的2.4倍以上。可见，影视剧各主要方言品种都以男性为主，且性别差异比较显著，男性基本上都在女性的2倍以上。

表5则显示，当前方言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以中年为主。在作品数量大、方言角色多的西南官话、中原官话、东北官话影视剧中，中年占全部人数的57.2%以上;吴方言、晋方言、冀鲁官话、胶辽官话等影视剧和方言角色数量都较少的方言里，中年的比重介于60.6%（冀鲁官话）～92.9%（胶辽官话）之间。此外，粤方言青、中年数量基本相同，北京官话青、中、老的数量大致均衡，是除了幼儿以外，性别分布最为均衡的方言。

综上所述，方言影视剧中各方言品种之间在性别和年龄的相关性上没有显著的差异，都以“中年男性”为方言使用者的主力军;而方言影视剧中的普通话使用者在性别、年龄的分布上则相对均衡，性别、年龄的特征不如方言使用者明显。

（二）职业

1.方言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职业分布

从表6可见，除去职业不详的117人，在剩下的503人里，“体力工作者”382人，“脑力工作者”90人，前者是后者的4.2倍。

从具体的职业类别来看，人数最多的前5类职业也属于“体力工作者”。其中，“农民”105人，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职业;“技工”“个体户”“打工者”数量大体相当，其中，“技工”包括民间皮影艺人、出租车司机、修车师傅、铁匠等，“打工者”多为从事服务业的草根阶层，如服务员、搬运工、清洁工、保姆等，其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虽不高，但都有一技之长并且从事正当职业。值得注意的是，表6中的“无业游民”多为剧中塑造的反面角色，如罪犯、嫌疑人、小偷和混混等，这类角色成为影视剧方言的高频使用者，甚至还与某一区域方言形成高度相关性（见表7），这可能会引导受众对方言的语言形象形成刻板印象，产生不利影响。

“脑力工作者”由“干部”“专家”“教师”“学生”组成，但从其背景来看，90人中有49人在乡镇生活和工作，主要是村干部、乡村学校的师生等，从其社会身份来看，也可认为属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因此，其实表6也可以将这49人纳入“农民”统计，则“农民”数量将达到154人，也就是说，“农民”与方言之间的相关性更高;而“脑力工作者”则将仅剩41人，比“体力工作者”下任何一个小类数量都少，可见，方言影视剧中的方言使用者很少有脑力工作者。

150名普通话使用者的职业分布则与方言使用者大有不同，有脑力工作者75人、体力工作者29人、警察和军人14人，其余32人职业不详。显然，普通话使用者以脑力工作者为主。需要指出的是，普通话使用者不仅以脑力工作者为主，且其职业类别也更为丰富全面，75名脑力工作者包括干部（6人）、专家（6人）、教师（12人）、学生（19人），还包括未在方言使用者中出现的医生（3人）、记者（4人）、白领（11人）、电商主播（3人）、艺术家（8人）等行业领域类别。体力工作者由个体户（7人）、技工（6人）、无业游民（2人）以及打工者（14人）构成，其中，打工者多为推销员、售货员、快递员、化妆师、导游等新兴领域的从业人员，与方言使用者多为服务员、搬运工、清洁工、保姆等也存在明显差异。

2.方言使用者职业与方言品种的相关性

表7统计了620个方言使用者的职业在各方言品种间的分布情况。从职业类别的覆盖面来看，西南官话、中原官话由于使用者最多，职业类别也最为齐全;东北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次之，除了学生、农民以外，其他类别也均有分布;其他方言由于影视剧数量和方言角色数量都比较少，职业缺项也相对较多，特别是在脑力工作者方面，晋方言及其以下的方言几乎没有出现脑力工作者。需要注意的是，“警察军人”的总数虽不多，但这是方言影视剧常见的职业类别，大部分方言品种都有对这一形象的表现。

表7还显示了职业与方言品种的如下相关性：

（1）西南官话在“技工”“打工者”“个体户”等几个类别中的分布大体相当，这类职业的从业者都为出身草根的务工人员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无业游民”总数为17人，导致西南官话成为当前方言影视剧中与罪犯、嫌疑人、小偷和混混等反面角色相关性最高的方言。

（2）中原官话、东北官话都以“农民”出现频率最高，其中，中原官话的18位脑力工作者中有15位来自农村，东北官话的9位脑力工作者中有8位来自农村，在宽泛意义上，这23位也是农民。可见，影视剧中的农民形象大多是通过这两种方言塑造的，与“农村”的关联度会更高。与此相反的是，北京官话、粤方言、吴方言、江淮官话、赣方言等方言缺乏对农民的形象塑造，与“城市”的关联度相对较高（参看第三节第三小节“地区”）。

（3）西南官话、粤方言的“学生”数量比其他方言多，是塑造“学生”形象最主要的方言。不过，这两类方言的偏好也有所不同，从地区来看，西南官话有9人来自乡镇、8人来自城市，粤方言9人全部来自城市;从年龄层次来看，西南官话的年龄层更低，中小学生为15人，大学生2人，而粤方言小学生2人，大学生7人。

（4）表中北京官话及其以下的方言里，每个职业的数量都比较少，没有形成过于鲜明的特征，人数上明显以体力工作者为多。可见，大部分方言在影视剧中都没有形成系统全面的语言形象。

（三）地区

内地出品的144部影视剧，城市题材的有50部，占比34.7%;乡镇题材的有82部，占比56.9%;另外12部为战争灾难、历史古装题材，占比约8.3%，不纳入本节考察范围。这132部影视剧中，数量排名前3位的是：西南官话的43部（城19部，乡24部），东北官话的31部（城8部，乡23部），中原官话的27部（城8部，乡19部）。其他各方言品种的都不足10部，其中，粤方言5部，江淮官话2部，全为城市题材;晋方言5部，兰银官话2部，客家方言、湘方言各1部，全为乡镇题材;其他方言两类兼而有之。香港地区出品的有256部影视剧，城市题材的有212部，另有历史古装剧、动画片等44部，没有乡镇题材的。

由此可见，内地方言影视剧以乡镇背景为多，香港地区方言影视剧全以香港为背景，容易引导受众产生粤方言与大都市紧密关联、除了粤方言以外的其他方言多与乡镇关联的印象。与此相关的是，在方言影视剧的150名普通话使用者中，145人生活在城市，仅有5人生活在乡镇，虽然普通话与城市相关、方言与乡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生活的实际面貌，但也说明了当前方言影视剧缺乏对城市方言使用情况的呈现。

此外，我们根据各大视频平台上对方言影视剧的介绍信息，对“纯方言”“普-方同用”共计141部影视剧的第一关键字进行了统计。有74部为“喜剧”，占52.5%;另外67部分别为“家庭”24部，“犯罪或动作”13部，“历史”13部，“爱情”8部，其他9部。由此可见，“喜剧”也是方言影视剧的主要特征之一。

四、余 论

本文的调查研究显示，近10多年来，方言影视剧创作方兴未艾，涉及的方言品种丰富多样;特别是2016年以后，影视创作出现新一轮“方言热”，这说明当前方言仍活跃在人们的语言生活中，方言对社会信息传播具有独特价值，社会大众对方言及其负载的地域文化怀有深厚的情感认同。

毋庸置疑，语言形象的塑造传播必须以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为前提，以“必要时使用”“适度使用”为原则指导方言文艺创作，要避免出现滥用方言的现象（参看第一节第二小节）。在此基础上，从利于保护传承方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应避免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被过度标签化。当前影视剧中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较为单一，以中年男性居多，多为农民或其他从事体力工作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参看表2～7）。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部分方言使用者的社会特征，但不宜以偏概全，将其简单等同于语言生活中方言使用场景的全貌。特别是当某一方言品种与人物的社会特征形成紧密关联时，易于加深受众对方言及其所属地域的刻板印象，如多作为反面形象的“无业游民”多为西南官话使用者，“农民”多为中原官话或东北官话使用者等;与此相关的是，方言影视剧中的普通话使用者与方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有着显著差异（参看第三节第二小节“职业”）。影视剧传播力越大，形象越生动，刻板印象就会越深刻，若由此引发对某一方言和方言文化产生偏见，这显然不利于受众形成正确的语言态度和语言生活观，更不利于对方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截至2020年，我国普通話普及率已达到80.72%，有关部门现已为进城务工人员、农业农村急需人才、转业军人、农村妇女等群体开展普通话能力培训（王春辉2021）;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逐步提高，城乡差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语言使用差异会逐步缩小，故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也无须刻意地与某一社会身份相关联，并引导受众产生地域窄化或方言使用者和使用场景单一化的刻板印象。此外，“喜剧”也常被作为方言影视剧的标签，从而形成了方言娱乐化的印象。诚然，方言在艺术创作上易于产生幽默诙谐的效果，但若方言文艺创作始终浅层次地屈从于搞笑的目的，必然会导致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方言在艺术中的生存地位和价值受到质疑（付欣晴2013）。在近两年最受观众喜爱的方言影视剧里，《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八佰》《金刚川》为带有正剧色彩的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山海情》《装台》等电视剧虽有欢快轻松的情节，但也不是无厘头式的喜剧。这说明了方言影视剧完全可以摆脱过度娱乐化的模式，拥有广阔的创作空间。

近日，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分别发布《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对包括影视剧在内的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做出重要部署，明确当前要坚决抵制畸形审美、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现象。鉴于此，当前应积极探索并鼓励多样化的方言开发应用，在方言的语言形象塑造和传播上，要注意避免以方言为噱头，传播庸俗、低俗、媚俗的内容或“人设”，避免将方言在影视剧中的语言形象打上“土气”“恶俗”“低级趣味”“粗鄙丑陋”等负面标签，应通过影视剧塑造、传播高端、典雅、古朴、文化气息浓郁的语言形象，展示方言背后蕴含的悠久历史、深厚文化和丰富民俗，让方言在大力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其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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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飙

作者：王莉宁 潘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