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部门职业道德论文

2022-04-19

监管部门职业道德论文篇1：

食药监管部门政工人员如何提升自身综合素养

摘要：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药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就给食药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要求相关工作人员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本文主要对目前食药监管部门政工人员综合素养的提升进行了分析探讨。

关键词：食药监管；政工人员；综合素养；提升

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得人民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对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食品、药品等的质量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食药监管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食药监管部门的政工工作作为其他经营管理业务活动开展的基础，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如何通过提高政工人员的综合素养来强化监管部门的职能发挥，实现食药监系统高效、全面、协调发展，是现阶段食药监管部门政工工作人员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食药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政工人员对部门建设工作开展的重要支持和辅助作用，并提高对政工队伍建设的重视，为政工人才的培养创设良好的环境，为进一步提升政工人员的综合素养奠定基础。

1 食药监管现状及对政工工作的新要求

食药监管部门作为国家重要的事业单位，在保障国家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食药监管单位工作的根本目标就是保障人民饮食用药的安全有效，保证人民生命安全。随着社会环境的日趋复杂以及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食药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威胁着人民的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这就给食药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迫切需要政工人员发挥作用来提升食药监管职能发挥效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食药监管工作和相关的责任落实还不到位，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监管盲区。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环境，需要食药监管部门政工人员认清当前复杂的工作形势，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升职业道德素质，真正为食药监管部门职能的发挥提供支持和保障，为改善我国食药监管环境奠定基础，从而提升食药监管工作的整体质量，维护食药环境安全。

2 食药监管部门政工人员提升自身综合素养的路径

2.1 更新观念，拓展政工工作理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先进的理念作为指导，食药监管部门在工作开展过程中也需要相关人员更新观念，用发展的态度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对于食药监管部门的政工工作而言，需要政工人员及时更新观念，在政工工作开展过程中树立大局意识，拓展工作理念，用科学发展的观念推进食药监管事业与时俱进。这就需要政工人员加大对新思想和新观念的宣传力度，帮助食药监管部门全体人员树立现代化的工作理念，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保持先进性。政工工作也要转变传统的工作模式，克服以前被动、服从的工作弊端，加强政工人员与其他各部门人员的交流沟通，政工人员要学会采用灵活多样的工作方式来强化职工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技能，从而全身心的投入到食药监管工作当中去，使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2.2 强化政工人员的政治素养

高素质的政工人员一定要具备较强的政治素养，尤其是食药监管部门的政工人员，尤其要强化自身方面的素质，不仅要学习和了解国家重要的政策法规，还要掌握食药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准确把握当今社会环境下食药行业发展形势，能够结合食药监管工作的具体要求鉴定自身的工作立场，并为监管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实际工作当中，政工人员要能够站在战略高度，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准确分析问题，面对食药安全事件时要能够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明确自身的政治观点，从而为食药监管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2.3 加强对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提高食药监管部门政工人员的综合素养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对政工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政工人员要在思想、观念等方面保持先进性，面对新情况要能够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问题，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使食药监管部门的工作不至于因为政工人员的思想落后而难以有效开展。另外，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政工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从而在工作态度和精神上保持坚定，树立服务意识和高度的责任意识，能够针对食药监管部门的实际情况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对职工开展教育指导工作，将政工工作科学的渗透到职工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从而保证食药监管部门内部的稳定，有助于实现单位的健康持续发展。

2.4 提高政工人员的职业素养

一名合格的政工人员必须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尤其是食药监管部门的政工人员，担负着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任，更要强化自身的职业素养，提高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就需政工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要做到以身作则，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尤其是政工干部更要发挥自身的模范带头作用，利用自身的行为和语言去影响和感染他人，提高食药监管部门全体员工的服务意识和职业素养，进而在单位内部形成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对食药监管部门职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转变工作风气，从而促进食药监管部门职能的高效发挥。

2.5 强化政工干部的党性修养

党性修养是每个共产党员在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自我锻炼和自我提高，食药监管部门的政工干部作为党员，有必要发挥榜样作用，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在这一过程中，要着力增强食药监管部门政工干部的宗旨观念和实践能力，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利益观，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发挥党组织的指导作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单位的实践工作，促进单位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同时，还要加强食药监管部门内部党组织党风、党纪建设，不断加强政工干部的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和价值观，在其位、尽其责，促进食药监管部门切实为人民大众的身体健康谋福利。

参考文献：

[1]龚莹莹.食品药品检验机构政工人员如何提升自身素养与工作艺术[J].食品安全导刊，2015，21：39.

[2]倪冬梅.如何发挥食品药品监管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作用[J].北方药学，2015，09：178-179.

[3]黄辉.政工人员素质提升与和谐企业构建[J].中外企业家，2014，22：181-182.

作者：张金凤

监管部门职业道德论文篇2：

药品招标议价虚高现象的反合谋博弈分析

摘要目的：为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探索治理合谋行为的有效途径和措施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博弈论，分析药品招投标阶段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分别构建静态博弈和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结果：合谋体实施合谋的概率与自身合理收益无关，但与合谋所获利益及药品监管部门信息封闭率成正比，与合谋体信息封闭率及药品监管部门监管力度、成功查处率成反比。结论：建议药品监管部门要增强监管力度，建立全省统一平台实行药品挂网采购并实时监控，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能力和道德素养，完善法律法规；对于医疗机构建议对医疗机构人员采取思想教育与惩罚机机制相结合，实施根据药品通用名进行的线上议价采购，防止其与药品生产企业联合串谋，虚高药价；招标单位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采用匿名形式防止合谋发生；与此同时需要将投标人数控制在适当竞争的范围内，以此保证市场供应，并应完善惩罚机制，降低其合谋欲望。

关键词药品招投标；反合谋；博弈论

DOI 10.6039/j.issn.1001-0408.2018.22.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lving virtual high drug price， and exploring effective ways and measures for collusion governance. METHODS：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interest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holders in drug bidding stage were analyzed， and static game model and dynamic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were established. RESULTS： The probability of collusion in the conspiracy was not related to its own reasonable income， but it was direct proportional to the benefits of collusion and the information sealing rate of the department， inverse proportional to the information sealing rate of the collusion， supervision by department and successful investigation rate.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establish a unified platform for the province to purchase drug and monitor drug purchase in real time，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and moral quality of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enhanc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medical institu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punishment mechanism for medical personnel， implement online bargaining procurement based on the generic name of the drug so as to prevent those from conspiring with drug manufactures to create a virtual high drug price. The bidding unit shall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rule and regul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n anonymous form shall be implemented to prevent collu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bidders in the appropriate competition to ensure market supply and improve the punishment mechamism to reduce collusion desire.

KEYWORDS Drug bidding； Anti-collusion； Game theory

“看病難，看病贵”一直是我国老百姓就医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药品价格虚高上。有报道指出，部分常用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很多，不少药品从出厂到医疗机构零售的中间利润都超过了400%[1]。其间的原因耐人寻味。

我国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从2000年开始实施，目的是为了治理药品流通购销过程中的不正之风，规范药品购销行为，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民众就医负担。起初药品的降价效果较为明显，但随着政策的执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高价药品中标、低价优质药品消失、药品价格虚高不下、药品生产企业不堪重负等[2-3]。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以药养医”等历史遗留问题，也有流通环节过长产生的药品成本增加问题，最重要的是药品生产企业（投标人）、招标单位、医疗机构之间的合谋行为，这种合谋行为对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根据招投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合谋行为分为三类[4]：一是横向合谋，如投标人之间的合谋出价等；二是纵向合谋，如投标人与招标单位之间、招标单位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合谋等；三是混合合谋，是整个招投标过程中全部利益相关者的合谋。

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梳理发现，关于药品招投标过程中的合谋问题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药品生产企业之间的横向合谋行为研究。如常峰等[5]的研究证明了合同定价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多而降低；采购量随着参与合谋后实际竞标人数的减少而增加，并随着生产厂商的增加、产品质量层次的提升和需求的增加而减少；合谋价格越高，采购量越低。（2）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合谋行为研究。如Burguet R等[6]研究了由腐败代理人管理的竞争性采购，证明了如果代理人腐败且拥有较大的操纵能力，那么贿赂便会时有发生。（3）使法律法规等从“空头威胁”变得可信。如张红岩等[7]提出，为了防止“诉诸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招标代理机构应当在投标者开始投标之前，邀请相关的律师和审评专家公示判定串通投标的原则和具体方法，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让投标者在投标前就清楚串通投标的后果。（4）群体性败德的“搭便车”问题分析。如吴汉洪等[8]在“搭便车”理论框架下，重点分析了企业群体性败德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之间的关系。上述文献都仅仅考虑到药品招投标过程中一部分主体间的合谋行为，还未有学者对整个活动所有利益相关者间的混合合谋行为进行系统研究。因此，本研究首先梳理药品招投标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图，再基于博弈论对其合谋行为建立静态博弈和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最后针对模型演算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和防范措施。

1 招投标阶段利益相关者的合谋行为分析

1.1 药品集中议价流程

根据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非医保目录药品、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急（抢）救药品、基础输液、常用低价药品等可以集中挂网，医疗机构选用自行议价、自主联合议价或委托议价等方式，在入市价之下，通过政府指定的交易平台议价交易。药品集中议价流程图见图1。

1.2 药品招投标阶段利益相关者的识别

药品招投标阶段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本研究将其定义为参与药品招标活动且其利益受到活动过程和结果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因此，根据上述药品集中议价流程图（图1），按照各参与方进入招标议价的时间顺序对药品招投标阶段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可涉及以下4个主体：投标人（药品生产企业）、招标单位、医疗机构、药品监管部门。在招投标阶段，4个主体各自的参与过程和社会责任不同，其关系如图2所示。

其中，医疗机构依照议价结果进行药品采购，与招投标活动具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其极容易实施寻租行为。招标单位是药品招投标活动的代理机构，负责具体的招标流程和组织管理工作，对整个药品招投标过程拥有较大的权利，因此很容易收受贿赂。药品监管部门对药品招投标活动具有监督权和管理权，依法监督审查招投标活动，维护公众利益。投标人是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参加投标竞争的组织。由于政府监管存在一些盲区，投标人为了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具有与其他投标人、招标单位或医疗机构串通投标的行为动机，而实践中投标人与招标单位以及医疗机构进行串通合谋、行贿受贿等行为也屡见不鲜。

1.3 四方主体合谋行为分析

根据整个招投标过程，可以将可能出现的合谋体总结为4种，详见图3。其中，合谋体1指医疗机构与招标单位之间的合谋；合谋体2指招标单位与投标人（药品生产企业）之间的合谋；合谋体3指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的合谋；合谋体4指医疗机构、招标单位以及投标人之间的合谋。本文主要对医疗机构、招标单位以及投標人之间的合谋（即合谋体4）进行研究。

2 基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招标议价合谋行为分析

2.1 基本概念与参数设定

2.1.1 基本概念根据博弈论的几个要素，结合药品招投标过程，本研究提出如下几个概念。

局中人：即博弈的参与者。在药品招投标阶段，本研究重点考虑4个博弈主体：医疗机构、招标单位、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投标人。

策略与策略集：即局中人的行动。在药品招投标阶段，药品监管部门的策略为{监管，不监管}，医疗机构、招标单位和投标人的策略为{合谋，不合谋}。

支付与支付函数：是指每个局中人选择策略后所获得的收益。

信息：假设信息是不完全的，每一个博弈参与者都是完全理性的，都是为了获得自身最大的利益，但是不能提前预知对方的行动策略。

2.1.2 参数设定对药品监管部门而言，假设其获得的监管收益为Vg，实施监管活动所需成本为Cg，对招标单位、医疗机构和投标人的监管强度分别为ka、kb、kc。

对招标单位而言，招标单位的合理收益为Va，若招标单位参与合谋，其可以从中获得的额外收益为RTa，从医疗机构处得到的贿赂为Rb，从投标人处得到的贿赂为Rc2，如果合谋被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则其因受到惩罚所造成的损失为ka（RTa+Rb+Rc2），名誉损失为Da。

对医疗机构而言，假设医疗机构正常情况下通过招标采购药品获得的合理收益为Vb，若医疗机构参与合谋，从投标人处得到的贿赂为Rc1。如果合谋被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则其因受到惩罚所造成的损失为kbRc1，名誉损失为Db。

对投标人而言，假设有n个投标人参与药品招投标活动，最终中标人的合理收益为Vc，如果最终中标人参与合谋，其可以从中获得的额外收益为RTc，同其他投标人实施合谋行为的成本为（n-1）Cc（其中Cc表示与其他投标人合谋的收益）；如果合谋被药品监管部门查处，则其因受到惩罚所造成的损失为kcRTc，名誉损失为Dc。

假设医疗机构、招标单位和投标人三者合谋的概率为α，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概率为β，药品监管部门成功查处合谋的概率为γ，设θ1和θ2分别表示合谋体4和药品监管部门的信息封闭率，则实际合谋概率α′=[αθ1] ，实际成功查处率γ′=γθ2。

2.2 模型建立

通过对上文所述合谋体4的分析，可以构建如图4所示的博弈模型。

通过分析上述博弈模型，并结合招投标阶段医疗机构、招标单位、药品监管部门以及投标人的损益流向，可以建立各博弈参与者的收益矩阵，详见表1（表中EUG、EUA、EUB、EUC分别表示药品监管部门、招标单位、医疗机构和投标人的期望收益）。

根据表1的收益矩阵，可以得到4个博弈主体的期望效用函数。

2.3 模型分析

2.3.1 命题1 药品监管部门信息越畅通，合谋体选择合谋的可能性越小。

证明：对药品监管部门来说，实施监管行为的效益大于不实施，即EUG1>EUG2，代入式②、③可解得：αγ>[Cg

由上式可知：药品监管部门是否选择实施监管行为与成功查处率γ和合谋体合谋概率α有关。而成功查处率γ与监管成本Cg成正比，与各利益相关者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成反比，同时还与博弈各方的信息封闭程度θ1和θ2有关。式中，[θ2θ1] 表示药品监管部门和合谋体的信息封闭程度之比，该值越小，表明药品监管部门信息越畅通，合谋体选择合谋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表明药品监管部门信息越闭塞，合谋体越容易选择合谋。命题得证。

2.3.2 命题2 药品监管部门选择监管并成功查处的概率越高，合谋体选择合谋的可能性越小。

由上式可知：合谋体是否选择合谋与药监部门实施监管行为的概率和成功查处率的乘积βγ有关，而βγ与医疗机构、招标单位、投标人自身的合法收益无关，但与其合谋收益成正比，与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和名誉损失成反比。

分析可知，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并成功查处的概率βγ越高，合谋体选择合谋的可能性越小。命题得证。

3 基于动态演化博弈的招标议价合谋行为分析

1974年，Maynard Smith提出了演化稳定策略（ESS）的基本均衡概念；1978年，Taylor和Joker提出了复制动态演化方式（RD）[9]，完善了该理论。以下即基于该理论对药品招投标阶段的合谋行为进行分析。

3.1 基本概念与参数设定

模型的基本概念和参数设定与前文的静态博弈相似，唯一不同点在于，本模型中的博弈参与者是有限理性人，即每一个参与者都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但并不一定能真正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

3.2 模型建立

本小节建立的模型为药品監管部门与合谋体4的收益矩阵，详见表2（表中EUG、EUT分别表示药品监管部门和合谋体4的期望收益）。

由表2可知，药品监管部门选择实施监管的收益：

3.3 模型分析

3.3.1 命题3 当合谋体以高于数值[Cg

4 模型结论

通过上述静态博弈与动态演化博弈的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招投标阶段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1）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成功查处率γ与监管成本Cg成正比、与信息封闭率θ2成反比；实施监管的概率β与成功查处率γ和利益相关者受到的名誉损失Da、Db、Dc成反比；（2）招标单位实施合谋的概率与自身的合理收益无关，与合谋收益RTa+Rb+Rc2成正比，与名誉损失Da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a（RTa+Rb+Rc2）成反比；（3）医疗机构实施合谋的概率与自身的合理收益无关，与合谋收益Rc1成正比，与名誉损失Db、信息封闭率θ1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bRc1成反比；（4）投标人实施合谋的概率与投标人数n成正比，与合谋成本（n-1）Cc、名誉损失Dc、信息封闭率θ1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cRTc成反比。

5 建议

5.1 对于药品监管部门而言

5.1.1 增强监管力度让合谋体无机可乘参照模型结论“药品监管部门的成功查处率γ与监管成本Cg成正比”，笔者建议，可设置专门人员不定期、经常性地对招标单位、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的药品购销记录进行抽查，让其随时保持高度紧张和自我警醒状态，严惩收受回扣行为，坚决杜绝贪污腐败现象；通过加大监管投入成本，增强监管力度，提高药品监管部门的成功查处率。

5.1.2 建立全省统一平台实行药品挂网采购并实时监控参照模型结论“药品监管部门的监管成功率γ与信息封闭率θ2成反比”，笔者建议，需要建立以政府为监督主体的全省统一平台药品挂网采购模式，医疗机构和生产企业不得通过线下交易，议价过程必须在线上平台以类似网络聊天等方式，公开透明地在入市价以下议价交易，并签署网上合同；同时，为了保证药品线上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公平公正，药品监管部门要建立良好的信息网络监控平台，实时监测招标议价过程，积极打破信息封锁，疏通信息渠道，通过降低其信息封闭率，来提高其成功查处率。

5.1.3 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能力和道德素养参照模型结论“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与成功查处率γ成反比”，笔者建议，要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同时要禁止各利益相关主体与执法人员攀亲带故，若有亲属关系的执法人员应该自觉回避；组织内部要互相监督，提倡实名举报，坚定秉公执法，通过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能力和道德素养，来提高药品监管部门的成功查处率。

5.1.4 完善法律法规，建立非诚信企业“黑名单” 参照模型结论“药品监管部门实施监管的概率β与利益相关者受到的名誉损失Da、Db、Dc成反比”，笔者建议，药监部门健全法律体系，深化药品招标体制改革，完善并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应当在药品监管部门官网设置专区公布非诚信企业“黑名单”，定期公示实施商业合谋的企业和单位，通过加大名誉损失，来降低其选择合谋的可能性，进而减轻自身监管压力和降低监管频率。

5.2 对于医疗机构而言

5.2.1 思想教育与惩罚机制相结合参照模型结论“医疗机构实施合谋的概率与合谋收益Rc1成正比，与名誉损失Db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bRc1成反比”，笔者建议，第一，要定期对医疗机构主管人员、药师、医师等有可能参与合谋的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其救死扶伤、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第二，一旦发现人员参与合谋，立刻公示，对主要受贿人员应依法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通过思想教育和惩罚机制相结合的方式，降低其选择合谋的概率。

5.2.2 根据药品通用名线上议价采购参照模型结论“医疗机构实施合谋的概率与信息封闭率θ1成反比”，筆者建议，医疗机构必须根据药品通用名在全省统一的招标平台上议价交易，而不得通过药品商品名采购，此时医疗机构无法指定采购的药品生产企业，可以防止医疗机构因收受贿赂与药品生产企业联合串谋，虚高药价；并通过封闭医疗机构不必要的信息来源以降低其实施合谋行为的可能性。

5.3 对于招标单位而言

5.3.1 建立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参照模型结论“招标单位实施合谋的概率与合谋收益RTa+Rb+Rc2成正比，与名誉损失Da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a（RTa+Rb+Rc2）成反比”，笔者建议，招标单位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定期对主要负责人进行职业规范和道德素质教育，营造清正廉洁、为民服务的良好风气。一旦发现招标单位负责人参与合谋，应立即撤销该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职务，并依法追究其民事和刑事责任，通过标准化、制度化的规范来降低招标单位参与合谋的概率。

5.3.2 采用匿名议价形式防止合谋发生参照模型结论“医疗机构和投标人实施合谋的概率与信息封闭率θ1成反比”，笔者建议，招标单位需要不断完善网上药品交易系统的漏洞，在医疗机构与药品生产企业议价时，采用匿名形式，即只提供药品的相关信息，而不提供药品生产企业和医疗机构的信息，以有效避免行贿受贿现象的发生，通过提高医疗机构和投标人的信息封闭率来降低其参与合谋的概率。

5.4 对于投标人而言

5.4.1 适当竞争有利于阻止合谋行为参照模型结论“投标人选择合谋的概率与投标人数n成正比，与合谋成本（n-1）Cc成反比”，笔者建议，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药品市场准入制度，以缓解药品招投标阶段的过度竞争现象，避免投标人以低于成本报价抢占市场的不正当行为；另一方面，也需要构建一个存在适当竞争的药品招投标环境，保证适当的投标人数，通过增加其合谋成本来控制招标议价阶段的串谋投标现象。

5.4.2 完善惩罚机制，降低合谋欲望参照模型结论“投标人实施合谋的概率与名誉损失Dc和因受惩罚所造成的损失kcRTc成反比”，笔者建议，一旦发现投标人参与合谋，药品监管部门应立刻在官网上向社会公示，对所涉主要行贿人员依法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同时将该企业纳入非诚信企业“黑名单”，禁止该企业生产代理的药品继续在本省招标平台交易，通过加大其所受惩罚和名誉损失来降低其参与合谋的概率。

6 结语

药品招投标过程中，医疗机构、招标单位和药品生产企业的合谋是严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并且由于药品的特殊性使得合谋行为的危害更大，一方面会体现在药品价格虚高上，另一方面会直接影响药品质量从而危害民众的用药安全。本研究基于博弈论的思想，通过模型建立和求解分析了影响合谋行为的因素，并根据模型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可为解决药品价格虚高问题、探索治理合谋行为的有效途径和措施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 中国新闻网. 药品“潜规则”：压出厂价抬零售价[EB/OL].（2011-11-21）[2018-03-07].http：//www.chinanews.com.

[ 2 ] 单雪梅，杨悦. 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变革问题研究[J]. 中国药房，2010，21（24）：2224-2226.

[ 3 ] 古新功，万君康. 药品价格管制三方信息博弈模型研究[J]. 经济管理，2013，35（6）：132-140.

[ 4 ] 黄严，杨伟文. 基于合谋理论的工程串通投标成因探析[J]. 建筑经济，2009，30（10）：61-63.

[ 5 ] 常峰，李思函，苏涛.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的反横向串谋合同设计[J]. 中国药房，2013，24（28）：2614-2617.

[ 6 ] BURGUET R，CHE YK. Competitive procurement with corruption[J]. Rand J Econ，2004，35（1）：50-68.

[ 7 ] 张红岩，张文杰. 招标采购中串谋预防方法的博弈分析[J]. 物流技术，2007，26（4）：22-24.

[ 8 ] 吴汉洪，周孝. 投标竞争、企业群体性败德与集中采购绩效[J]. 经济管理，2017，39（5）：50-68.

[ 9 ] 石长华. 基于演化博弈论的大用户直接购电研究[D]. 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6.

（收稿日期：2018-03-31 修回日期：2018-10-05）

（编辑：孙冰）

作者：赵笑妍石荣丽

监管部门职业道德论文篇3：

基于博弈论的酒店服务委托代理问题治理制度设计研究

摘要：随着酒店业的迅速发展，有关酒店卫生不规范的负面新闻频繁出现，不仅不利于我国酒店业的未来发展，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为了获取超额收益，酒店服务委托代理选择不规范操作，忽视了消费者的安全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制度工程学中的孙氏图，针对酒店服务委托代理中的卫生不规范操作现象，进行符号化与结构化的惩罚制度设计。通过对政府监管部门与酒店服务的行为分析，发现加大监管频率与惩罚力度可以使制度设计更为有效，并针对现存监管制度与酒店行业提出改进建议。

关键词：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委托代理;制度工程学;孙氏图

引言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国务院出台国民旅游发展政策，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时代[1]。但是，在酒店业快速扩张的同时，不断曝光的“毛巾门”“床单门”事件，让酒店业在卫生管理等方面缺陷暴露无遗，严重降低了消费者的信任度[2]。2017年9月，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公布快捷酒店卫生专项监督检查结果，46家单位受到行政处罚，35家单位拟被罚款6.9万元，被处罚和抽检不合格的单位被集中约谈[3]。抽检卫生检测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的单位，卫监所对其进行责令整改，并对其中46家单位做出了行政处罚，其中罚款35家，拟罚款6.9万元[4]。

不仅快捷酒店卫生问题频发，五星级酒店也不例外。甚至国内收费高达几千元1晚的五星级和豪华酒店，卫生普遍都存在问题，一块方巾擦遍室内各种器具的现象更是令人瞠目[5]。早在2013年就有媒体曝光部分酒店存在“用浴巾、毛巾擦马桶及杯子”的情况[6]。简单来说，就是用毛巾或浴巾代替抹布，清理完坐便器污垢后，再使用该毛巾擦茶杯，清洗后再放在酒店卫生间，供客人擦脸裹身使用，有人称它为“万能抹布”[6]。

这种卫生乱象之所以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制度工程学中的孙氏图，针对酒店服务委托代理中的卫生不规范操作现象，进行符号化与结构化的惩罚制度设计。

一、酒店服务委托代理问题现状

（一）酒店服务委托代理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委托代理关系广泛存在于各种组织和合作行为之中[7]。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的[8]。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使分工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深化，由于知识、能力、时间精力等一些原因，权利所有者无法行使所有权，不得已将部分权利委托给其他人员或机构代理，权利所有者成为了委托方;另一方面，分工的专业化可以让一部分人专注于某一专业领域，从而产生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专业代理人可以为委托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即为被委托方，也可以称之为代理人[8]。“委托代理”根据契约规定，某些行为主体（即委托人）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即代理人）按照一定的要求和原则为其提供服务，作为回报，委托方依据代理人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支付相应的报酬，而为了更好地发挥代理人的专业才能，委托人要赋予代理人一定的自主决策权[9]。

酒店的权利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时间精力等原因不得已将酒店的卫生服务委托给专业的保洁人员或保洁公司代理。在酒店服务委托代理的过程中，酒店即为委托方，专业的保洁人员或清洁公司即为代理人。因为信息不对称，在一般情况下，委托方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很难观察到代理人全部的真实信息，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凭借信息优势做出违背委托方利益的行为，从而导致机会行为产生，并最终给委托方带来風险和隐患[8]。而由于保洁人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且在服务委托代理过程中会选择偷懒行为，通过酒店卫生不规操作节约人力、物力成本，获取超额收益，从而导致酒店卫生操作不规范，酒店卫生不达标。这种卫生乱象之所以层出不穷，是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是行业监管和酒店监督、自查自纠不到位，导致部分不自觉的保洁人员肆意妄为;二是针对该类乱象，行业本身和当事酒店都对这种不规范行为缺乏应有的惩处力度，导致部分素质不高的保洁人员有恃无恐，保洁公司在利益驱使下选择视而不见;三是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应该加强监管力度，重视酒店卫生不规范的现象[5]。

（二）政府部门卫生监管现况

卫生行业是典型的多元主体和多种服务产品混合的行业，就所有制形态讲，所有的国家都有公立、非公立的成分，但就服务产品而言，不仅有纯公共产品，如公共卫生服务，还有私人产品[10]。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36条，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2 000元以下罚款[11];逾期不改正，造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以2 000元以上20 000元以下罚款[11];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一是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的[11];二是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11]。

监管一般认为是国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的行为主体进行的约束行为[10]。传统上，监管理念有“震慑式监管”和“遵从式监管”。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法律法规和市场体系不够完善时，震慑式监管更适用，即采取严格监管;在法律法规和市场体系较为完善且行业的职业伦理较为成熟时，遵从式监管更适用[12]。这两种监管理念实际上是两个极端，而在现实情况下，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真实监管理念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将两个监管理念进行调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有针对性反应的一种新型监管理念——“回应式监管”[13]。回应式监管最早是由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位学者——埃尔斯和布雷斯特提出的监管理念[13]。其主要特点是“变”——因时因事、根据不同对象变化监管的策略，核心理念是监管手段的多样化和监管主体的多元化[10]。

二、酒店与监管部门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与符号

假定模型中有两个参与方：政府监管部门和酒店。酒店卫生代理人为了追求超额收益选择在客房卫生操作过程中不规范操作，在客房住客退房后没有彻底更换床上用品，甚至连卫浴等洗漱用品也没有做到完全清洁，甚至“一条抹布擦天下”。政府监管部门对酒店卫生情况进行检查，如果发现酒店卫生不达标，将对酒店直接予以惩罚;若酒店卫生达标，则不对酒店进行任何处罚。

本文做出两个假设条件：（1）酒店的超额收益来自于酒店卫生操作是否规范的人工与物料成本差;（2）政府监管部门是否严格执法是导致酒店卫生操作不规范的主要原因。根据以上的两个假设条件，构建出政府监管部门和酒店之间的博弈模型。

（二）模型建立与求解

基于以上假设，本文可以建立政府监管部门和酒店的博弈模型（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若酒店卫生不达标，而政府部门没有予以惩罚，那么消费者会向政府相关部门投诉，对政府形象有损害，如果情况较为严重，上级部门有可能会对该部门予以整治处分，此时该部门的处罚损失为S，而酒店因通过卫生操作不规范而节省下大量人力物力资源，获得超额收益K。

1.酒店的最优混合策略解析。假定α为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则卫生达标的概率为1-α，β是政府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则不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为1-β。由假设可得出，酒店的混合策略为σj=（α，1-α），政府監管部门的混合策略为σz=（β，1-β）。

根据上文假设，政府监管部门的期望效用函数如下：

由此可知，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惩罚酒店的概率β<■，酒店会选择卫生不按标准进行操作的行为，这样可以节省人工与物料成本从而获得超额收益;反之，如果政府监管部门惩罚酒店的概率β>■，酒店会选择按国家要求进行卫生规范操作。纳什均衡要求每个参与者的混合策略是给定对方的混合战略下的最优选择[14]。因此，本文中卫生不达标的酒店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模型中，α*=■，β*=■是唯一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由式（1）可知，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与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成本之差（C1-C2）成正比，说明该成本差越大，政府监管部门会因费用等问题而降低严格监管的频率以达到控制成本，从而助长了酒店卫生操作不规范的风气。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与物质惩罚A、政府业绩奖励R、上级部门对监管部门不严格执法的惩罚S成反比，这说明政府对酒店卫生不达标的物质惩罚力度越大，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越小;政府业绩奖励越大，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越小;上级部门对监管部门不严格执法的惩罚力度越大，那么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概率越小。

由式（2）可知，政府监管部门惩罚酒店的概率与物质惩罚（A）、机会抑制型惩罚（L）成反比，说明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加大物质惩罚与机会抑制型惩罚来控制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的恶势力。

结合以上结论，有关酒店卫生监管惩罚的纳什均衡的关键要素为：加大对酒店的卫生不达标惩罚力度、加大政府业绩奖励和缩小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差。基于上文博弈研究结果，本文引入制度工程学中的孙氏图，进行深度研究。

三、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惩罚制度设计

（一）制度工程学——孙氏图

孙氏图是孙绍荣教授开发的一种专门用来描述制度结构的符号图，全称为“制度设计的图形符号与规则系统”[14]。孙氏图就如制度结构中的“电路图”，通过使用各种抽象的符号来代表制度的“部件”，相关制度部件之间通过线条连接，从而产生一个清晰且完整的制度结构图，使制度的各种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变得一目了然[15]。由于这个名称过于烦琐，所以下文中将其命名为“孙氏图”。

通过上文分析发现，有关酒店卫生监管惩罚的纳什均衡的关键要素为：加大对酒店的卫生不达标惩罚力度、加大政府业绩奖励和缩小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差。行为管理制度的功能是使个体放弃不良行为选择提倡行为[16]。本文引入了行为管理制度中的惩罚制度，将酒店视为研究主题，分析酒店卫生管理措施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与制度有效边界，从而达到促进酒店选择合法经营实现卫生达标的目的。与此同时，为相关部门设计酒店卫生监管惩罚制度提供理论参考和有效建议。

治理酒店卫生不达标的惩罚制度其实是二元行为惩罚制度中的一个特例，惩罚制度可以治理偷懒行为[14]，偷懒行为指集体中的成员的行为成本较低，却试图获得与其他成员一样的回报[16]。本文中的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其实就是偷懒的表现。

上页图1显示，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行为惩罚制度以酒店为管理对象，酒店卫生的二元行为集{规范操作b1;不规范操作b2}。酒店只要进行“规范操作”行为，就会得到回报r1，两者为必然关系，所以不需要进行检测。因此，对酒店卫生不规范行为设立一个二元观测器，假设观测到的概率为p21，此时政府监管部门会对酒店进行惩罚s2;则没观测到的概率为1-p21，即p22，此时酒店会获得相应的超额收益。c1是酒店卫生规范操作的行为成本，包括人工、物料等成本;c2是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的行为成本，由于偷懒行为，卫生操作成本显然降低，因此，c2<c1。

由表3可知，本文给出了酒店卫生不规范行为的惩罚制度参数表的二元行为效用。

（二）惩罚制度有效的条件

（三）酒店卫生不规范操作行为惩罚制度的改进

表4为有关酒店卫生不规范行为的改进参数，通过对制度中的各个元素进行赋值，计算效用变化。

从表4中的数据可知，改进前u1<u2，“不规范操作”行为的效用大于“规范操作”，现有惩罚制度无效;改进后u1>u2，“不规范操作”行为的效用小于“规范操作”，理性的酒店不会选择“不规范操作”行为，因此改进后的制度生效。

四、总结与建议

国内酒店卫生不规范现象频发，对消费者的出行、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损害个人利益，对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杜绝这种乱象，政府和酒店主管应该双管齐下，共同做出努力，杜绝乱象。经过上文中模型的改进，使得惩罚制度有效性得到改善。鉴于此，本文对现有的监管制度提出优化建议。

第一，除了国家出台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外，酒店行业应该出台统一的卫生标准，监督、约束从业人员遵纪守法，杜绝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除此之外，酒店一旦发生卫生不达标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应在第一时间介入，查清楚实际情况，对涉事酒店进行相应惩罚处置，增强处理力度，严格控制不良风气。与此同时，酒店部门应对酒店服务委托代理当事人快速高效做出处理，轻者进行经济上的处罚，重者根据情节可以予以待岗，甚至解除劳动合同的严厉处罚[5]。

第二，酒店行业需调整内部监管，加强对酒店卫生代理人的监督，按照严格标准操作。对从业者进行定期职业道德培训，强化专业。道德教育，酒店内部实行抽查制度，避免酒店服务委托代理人的偷懒行为，从而达到辅助政府监管部门的作用。

第三，政府监管部门加大监管频率与惩罚力度。对卫生不达标的酒店，政府監管部门应该第一时间介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轻者予以限期整改，重者予以停业整顿，甚至实行一票否决[5]。除此之外，还应加大对酒店的物质惩罚力度，对酒店产生威慑作用。

第四，激发政府监管部门的积极性。政府监管部门任务繁重，应适当加大政府业绩奖励力度，激发积极性。与此同时，缩小严格监管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差，减少政府监管部门开支，避免因费用不足而导致的监管不充分。

酒店服务委托代理问题存在隐蔽性，容易损害消费者权益，影响生活品质，甚至埋下隐患，对社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杜绝这种乱象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5]。令我们期待的是，一旦政府与酒店业双管齐下，屡禁不绝的酒店卫生乱象，未来将会得到很大的改观。

参考文献：

[1] 谢礼珊，高腾.经济型连锁酒店负面报道类型研究——基于十大经济型连锁酒店的内容分析[J].旅游科学，2017，（4）：1-14.

[2] 李天真.经济型酒店卫生六成不达标[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4，（7）：49-50.

[3] 北京46家快捷酒店卫生不合格被行政处罚[J].中国洗涤用品工业，2017，（9）：26.

[4] 北京46家快捷酒店卫生不合格被行政处罚[J].中国洗涤用品工业，2017，（9）：26.

[5] 刘小兵.禁绝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应多措并举[J].标准生活，2018，（11）：12.

[6] 谢炳国.既刷水杯又刷马桶五星酒店卫生堪忧[J].天风，2018，（2）：53.

[7] 赵文学.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家校合作[J].教学与管理，2018，（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