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探究论文

2022-04-29

摘要：计划生育是我党在十六大上提出的一项符合国情的基本国策。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历史因素、人文因素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探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探究论文篇1：

一个不被制度祝福的单独的决定

2015年11月20日，阴天，北京清河一处司法鉴定所。沈博伦和吴霞，带着5个月的女儿来做亲子鉴定。“你们这是要离婚？要复婚？”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接待了他们。来做亲子鉴定的，大多是因为离婚纠纷、或是复婚生子。

“我们没结婚。”吴霞回答。

阿姨盯着他们看了好几秒：“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啊？时尚是吧？”

吴霞已习惯了不解的目光和神情。她32岁，是一位未婚妈妈。去计生办咨询时、在医院孕检时、临产住院时、去人才中心查档时，办事人员都会一愣，不解且质疑。

至于亲子鉴定，这是为女儿上户口的关键步骤，是缴纳罚款即社会抚养费的前提。此前，她已奔波数月。她有些后悔没有去美国生孩子，“要想让她成为中国人，真的很难。”

今年6月，这对曾经的情侣一度成为新闻人物。吴霞怀孕3个月时，两人和平分手，却决定生下孩子共同抚养。孩子出生当晚，两人发起一个名为“筹罚款，给一个上不了户口的新生儿”的众筹项目，每人10元，筹钱为女儿缴纳办理户口的43910元罚款。

“关于我们这个看似愚蠢且荒谬的决定。别急着打开钱包或评论，我们并没有把目光盯在你的钱包上，而是看着你的眼睛，想和你好好聊一聊”，两人在共同拟定的项目说明书中阐明：“我们一直认为，生育权是不应该与婚姻捆绑在一起的，作为被强行捆绑的牺牲品之一，我们有必要发声，让更多人听到。”
代价

11月16日，沈博伦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张照片。女儿戴着帽子，胖嘟嘟的。背景是一间办公室的门，门上挂着两张铁牌：“计划生育协会”“计划生育办公室”。

早在怀孕时，吴霞就从计生部门拿到了一份“征收社会抚养费准备材料详单”，包含 12项条款外加2项注意事项。除了身份证、户口本这些常规材料外，吴霞还需要开具婚育情况证明、包括政治面貌在内的存档证明、工作单位收入证明、民政部门未婚证明，等等。

这是吴霞第一次听说“社会抚养费”。一位街道计生办女性工作人员，与她年龄相仿，力劝两人采用一个更经济实惠、更简便易行的办法：先结婚，再离婚。只要有这一纸证书，两人不需要缴纳罚款，更不用费心走这趟繁琐程序。

沈博伦和吴霞偏偏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吴霞的户口在北京，北京市规定，如果是非婚生婴儿办理出生登记，须出示母亲或父亲户口所在地计生部门开具的《缴纳社会抚养费证明》及亲子鉴定证明，并须经派出所所长审批。

对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当事人，社会抚养费按照基数的1倍征收。征收基数每年变动，以前一年北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市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准。2014年，这一基数是43910元。

11月，国家公布全面放开二孩。两人本来想等等政策松动的可能，但计生和公安都说不用等，“即使放开，也是在婚姻的条件内”。更何况，明年缴存基数一定会上涨，到时候他们还要交更多的钱。

“五险一金”中的生育保险，因为没有结婚证和准生证，吴霞也享受不到。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她生下孩子是完全自费的，“如果有保险，可能只有一针杜冷丁的几十块钱不能报销而已”。

有一次，一位医生进来问沈博伦：“你是她爱人吧？”沈博伦说不是。于是，对话发生了：“那你是谁？”“我是孩子她爸。”“那你不是爱人吗？”“不是。”医生愣了，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

出院后，吴霞还接到一位居委会大姐的电话，询问宝宝的情况，嘱咐给宝宝办理社保卡。问到初婚日期，吴霞回答没有结婚，“大姐在电话那头足足愣了有5秒钟，然后尴尬地回复了一句‘哦。’”

“在这个制度下，整个流程对于未婚妈妈来说都是二次伤害。”吴霞说，国家政策将婚生与非婚生区别对待，人们用不理解或是同情的目光看待，“事实上，很多维度都在惩罚你的这种行为。”

好在，为女儿上户口的漫漫征程已接近尾声。截止今年9月28日，众筹获得了1777人的支持，筹集款项30530元。两人决定，其中的17770元将用来垫付社会抚养费，其他捐赠给公益项目。

接下来，沈博伦需要回到户口所在地上海，开具一个婚育情况证明，且说明上海当地没有征收社会抚养费。等到亲子鉴定结果，两人要去计生办做笔录，等待审批通过后缴纳罚款，最后去街道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

来到计生办的这一天，沈博伦在自己的公众号中写道：“Day149。从尚未出生就被计划着，但从不属于任何计划。别人有别的计划，你可以有自己的。”
选择

2015年父亲节这天，沈博伦正式成为一个父亲。11点38分，孩子出生。

候产两天，沈博伦却非常愤怒。他接吴霞去医院，见到孩子姥姥的冷眼;进入医院后，再到登记流程时各种鄙夷的目光，一直到生产完毕后护士粗暴的处理方式，“每一步都让人感受到冰冷的绝望”。

在产室外等待时，他见到连续两车婴儿，被“收走”统一洗澡。婴儿哭闹声此起彼伏，只有一个医生，辛苦地洗完这个换下一个，没法好好顾及任何一个。这些孩子们被区分的唯一方式，是小脚上的ID吊牌。

“想到第二天，我的孩子就可能进入这种统一的、机械的、冰冷的、麻木的工业流水线，就开始反胃，一种如鲠在喉的恶心。”沈博伦深深厌恶，“从成人的意识，到孩子的肉体出生，所有人都不是人了。”

沈博伦1989年出生，2012年大学毕业，学的是传播学。一年后，觉得工作没有价值，辞职创办了一个名为“+box”的项目，想向10个城市的1000个年轻人提出同一个问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问全世界同龄人一个问题，你会问什么？”

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仍是不羁的样子。他觉得，一个质疑就是一次改变，“致力于展现和探究青年人对自我和世界的反思，鼓励每一个青年人独立思考并探索自我、认识自我、实现自我。

吴霞出生于1983年，比沈博伦大6岁。18岁考入北京大学金融专业，一年后退学，前往美国取得双学位，又读了MBA。然而，她放弃了6年管理咨询工作经验，转而参与创办了一个教育机构，希望培养具有公民意识、创新能力的青少年。

2013年11月，在一场公益活动中相识的沈博伦与吴霞陷入热恋，认为找到了彼此的灵魂伴侣。朋友们都很看好这一对，两人价值观契合，且都特立独行、不按规矩出牌。

一年后，吴霞怀孕了。沈博伦在两人共同经营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一封《写给未出生孩子的信》。接下来一篇，便是2015年1月18日，《我们不打算结婚，而且我们分手了》，配图是一个孩子，面向着茫茫未知的窗外。

两人在文章中说，“生孩子是我们共同的选择。”
在沈博伦看来，分手与生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对孩子保持坦诚和爱才是最大的公平。图/受访者提供

沈博伦很喜欢孩子，希望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在他看来，分手与生孩子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对孩子保持坦诚和爱才是最大的公平——他的父母感情不和，却硬撑着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伤害，这让他深感，“形式上的家不是真正的家”。

大概25岁时，吴霞便想过，即便永远找不到真爱，也应该生个孩子。怀孕以来，她只有过一次动摇。正好在那一刻，孩子很有力地踢了她一下，她第一次感到孩子真实地存在于身体里，便不再纠结。

吴霞从没有觉得自己勇敢。即将出差拿不动行李，她也会崩溃到坐在地上大哭。她说，自己做未婚妈妈更多出于自己的私心，“期待着孩子将带来的惊喜和感悟。说实话，这种情感比爱情要坚固得多也神奇得多”。

“碰巧你的父母是两个特别执拗叛逆又无限作的人，特别喜欢对抗一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社会观念。”吴霞这样写给未出生的孩子。两人没有考虑先结婚后离婚，“为什么要用一个错误回应另外一个错误？”

2015年5月，两人决定发起众筹，希望以此引起公民生育权的关注和讨论。作为回报，他们将记录办理户口的全过程并公开分享。6个月内，给每个支持者以邮件发送一段孩子的成长记录。

众筹项目上线仅16小时内，就获得了312名朋友的支持，收到了筹款9581元。然后，它被无理由撤下，金额原路返还。接着，他们在微信平台发起了第二次筹款。

质疑与挑战者众多。有人骂他是不负责任的人渣，“想看看你有没有当爹的样”。沈博伦的一位堂姐，请沈转告吴霞：“我会告诫她，让她少做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是所谓的理性。”

沈博伦的爸爸给了10块钱。这位激烈反对儿子做法的父亲回复了一句话：“我支持你们，是因为尊重生命。”另一位支持者则留言，因为孩子，他/她必须停留在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至今。婚姻和生育的捆绑，令很多人无奈放弃了选择新生活的可能。
未来

沈博伦一直在微信公众号上记录着女儿的成长。“7月21日，是小朋友满月的日子，给她剃了头。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剃头。但她现在看起来有点像肥肥的外星人。”

“11月19日，试试GoPro看闺女。”GoPro是一种小型固定相机，沈博伦将女儿系在胸前的带子里，出门到了商场。

女儿刚满2周时，两人就抱着她去医院办理出生证明。地铁里、医院里的人都很吃惊，这么小就敢带出来！27天时，吴霞抱着她参加了一场上百人的活动。只要有机会，两人就会带上孩子一起参与。

吴霞说，他们不是特别精细和焦虑的父母。奶瓶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不消毒;加热到三十五度和四十度，其实没什么差别。相应地，女儿也比想象中乖。每天晚上八点吃一次，凌晨两点一次，便可以睡到早上。

两人曾约定，照顾孩子的时间是一人一半。第一个月，沈博伦住进了吴霞家，“她吃完了就给她拍嗝，踏实了就给她睡觉，拉屎了就换个尿布，醒了再去喝奶。半夜都只能睡个四个小时，白天来补觉，这好像并没有过多地影响生活。”

搬出来后，沈博伦也几乎每天一次到吴霞家里照顾。“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沈博伦受到的质疑更多。可能他不是一个好的伴侣，但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吴霞说。

她生产前两个月，沈博伦有了新女友。她一度崩溃，在微信上发出关闭公众号的消息。2天后，她向沈博伦道歉，请朋友们不要再用道德绑架他，“我不过是借了宝宝的光，才赢得这么多人对他道德的审判，但这本身就不公平。”她说这是一种受害者心态，如今正在慢慢消失。

女儿正在一天天长大着。她很喜欢在吴霞的怀里睡觉。沈博伦则慢慢发现，自己的拇指和中指已经无法环笼她的大腿了。

两人每天谈论最多，可能是关于她的便便，“便便的颜色、频率，还是她便便前的征兆以及各种总结出来的规律。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判断她每一次哭，所表达的需求到底是什么，但成功率越来越高了”。有一次，吴霞在饭桌上说起这些，她妈妈回道，以前你不是忌讳在吃饭时说起这些的吗？

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中，吴霞写道：“我唯一不曾后悔过的决定，是生下你。或许有一天在你因为爸爸妈妈而痛苦的时候，你会责怪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它确实十分任性，但却一点都不冲动。”

“或许有一天，你能原谅我的任性。无论是否原谅，妈妈都想对你说：对不起……我和你老爸无法同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我们真的都很爱你。假如我不能看着你长大，也希望你能明白，即便你周围的大人们不能够很好地相处，但我们对于你都有一样的爱。”

这个孩子正在改变着他们的人生。沈博伦和吴霞，为这个女儿取了小名“吴所谓”，“无所谓，无所畏”。

作者：陈薇

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探究论文篇2：

农村计划生育现状

摘要：计划生育是我党在十六大上提出的一项符合国情的基本国策。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例大，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但由于历史因素、人文因素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许多问题。鉴于此，本文将具体阐述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顺利进行的原因，最后，针对各种问题，提出正确、合理的解决措施，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村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现状生育观

在社会主義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必须合理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全面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少生优生原则的支持下，人口素质也得到明显提高。这充分证明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但是，在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农村计划生育出现了诸多问题。鉴于此，我们必须掌握农村计划生育的现状，并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

一、我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1.性别严重失调。现代化科学技术完全可以满足识别胎儿性别的要求，再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束缚，许多孕妇都会主动或被迫做胎儿性别检查，女胎被人工流产，男胎则被保留，这种现象极大的影响了人口男女比例。虽然我国出台相关法律政策严禁检查胎儿性别，但是仍有医院工作人员被金钱诱惑，做违法之事。

2.未婚生育问题。在摒弃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提倡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青年男女的思想越来越开放，甚至是没结婚前选择同居、进行生育、组建家庭。未经登记的男女生育的孩子不能在政府部门登记落户，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麻烦。而且这部分人往往是去外地工作，活动范围较广，计划生育部门难以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尽管能得到一些线索，但人在外地，花费了大量财力、人力，还不一定能收齐社会抚养费，致使计划生育部门最终放弃管理。

3.计划生育工作宣传不到位。根据相关统计调查，群众反应计划生育工作并不紧迫。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计划生育工作宣传不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从事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没有意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没有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没有认识到计划生育工作的复杂性，没有认识到计划生育工作面向的人群综合素质相差巨大的现状。

二、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的原因

1.养儿防老意识。我国古代是农耕文明大国，而且军队需要男性、官场不要女性，造就了根深蒂固重男轻女的思想。再加上儿子传宗接代、奉养父母的传统，导致无论近现代还是现代，人们都具有养儿防老的意识。虽然我国推行各种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制度，但这只是面向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依然是由子女承担，这就导致养儿防老意识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2.传宗接代观念。自古以来，我国就形了成男性继承家业、供奉祖先、延续香火的传统。可以说传宗接代的观念已经存在数千年，严重禁锢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虽然经过现代文明的不断净化、现代教育的大力开展，许多先进人士已摆脱传宗接代观念的束缚，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难以摆脱传宗接代的观念。此外，由于男性的力气普遍大于女性，在耕种效果上，男性明显优越于女性，而且在乡镇威望上，男性多的家庭往往受到尊重，男性少的家庭可能被人欺负。上述诸多现象的存在，更加固了传宗接代的观念。

3.部门配合协调性差。计划生育工作不单单是由一个部门就可以完成的，它牵扯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等。有些公安部门单凭出生证明就给小孩落户，或是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亲戚朋友。有些医疗机构不执行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无底线开具出生证明。由于各部门不遵守相关政策文件，存在徇私舞弊现象，缺少配合协调性，助长了违法生育的气焰。

4.处罚手段的乏力。在进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时，社会各类人士纷纷拒绝交款，社会抚养费难以收齐。个别超生户还存在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现象，不但违反了计划生育的相关规定，还无力承担社会抚养费。种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是我国目前对于计划生育只有政策支持，缺乏相应的违法处罚办法。

三、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对策

1.加强对生育观的宣传。在广大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已经严重影响新生儿男女比例，因此，目前迫切需要改变农村人口严重落后的旧式观念，迫切需要为农村人口植入进步的思想观念。但是，有效的、彻底的改变落后思想观念并非易事，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比较落后的农村，想要让其自发遵循政府政策或通过经济发展带动作用转变落后观念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因此，要从宣传内容和宣传力度上入手，派选优秀教育者到农村地区进行计划生育教育宣传，使农村人口最大程度接受科学的、先进的思想观念。可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方式加强计划生育的宣传力度，加强农村技术人员培训，在有效推广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提高计划生育的社会认可度与支持度。积极向农村地区宣传先进的生育观才是解决计划生育在农村地区实行时所遇问题的根本策略。

2.健全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奖励。我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为计划生育福利性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这极大的促进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奖励工作的开展，促进了有关计划生育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不同地方政府也都积极推出了科学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福利性政策。例如，江苏省提倡将原来给予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改成父母养老金；甘肃省以社会救济金形式救助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家庭；北京等一些省份给予独生子女伤残或死亡家庭一次性的救助。健全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奖励制度，真奖实补，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与法律惩戒作用。

3.要形成综治合力。计划生育是一项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必须认真落实责任考核制度、计生例会制度等，坚持动员各种力量因素进行综合治理，监督、敦促各有关部门履行各自义务、遵循法律章程，加强综合治理能力。从事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必须明确职责所在，配合协调工作，综合治理农村人口问题。政府也要积极出台有利政策、制定合理制度，确保计划生育工作处处有人管、人人互相监督，实现形成综治合力的目标。多方面共同努力，形成计划生育综治合力。

4.管理好流动人口的问题。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按照经常性工作来做，特别注意要提供给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相同的服务项目。完善好流动人口流动服务体系，解决好流动人口在住房、医疗卫生、就业等方面的问题，保护其合法权益。

5.强化队伍保障机制。计划生育工作面向群众，工作的重点是群众，工作的成败取决于群众。要根据计划生育工作的最新形式和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人口战略研究、完善好人口信息建设、实现好人口管理服务。强化队伍保障机制，大力培养优秀人口统计师、生殖健康师等有关生育、人口问题的人才。有关政府部门、各相关部门要在生活、工作各方面关爱投身于计划生育事业的人群，不断强化队伍保障机制。

四、结语

综上，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单靠宣传。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出台为计划生育工作的进行提供了依据和法律保障，同时也为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仅仅出台法律文件、相关政策是不够的，地方政府应该结合实际情况，提供具有地方特色的福利性保障，监督和敦促各部门协调配合，完成好计划生育工作。

参考文献：

[1]杜本峰，李碧清.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状况与发展能力分析——基于可持续性分析框架[J].人口研究，2014（4）.

[2]向华丽，杨俊.农村高龄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脆弱性研究--基于湖北省四县市的调查[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5）.

[3]杜本峰，李巍巍.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资本与脆弱性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5（4）.

[4]丁英.浅论农村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现状及改进方法[J].当代医药论丛，2015（7）.

[5]赛力克·马高维亚.农村基层计划生育药具统计工作中的问题及对策[J].医药，2015（10）.

[6]张凤兰.新时期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思考与探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4（6）.

作者：王明珍

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探究论文篇3：

宅基地权属观念的地方性建构

摘要：农村建设用地的用途管制规定了农民宅基地所有权的集体属性，而在具体的产权实践中，农民对宅基地的产权认知越来越趋向于私有化。宅基地产权的地方性建构意味着对土地产权的讨论必须进行“在地化”的理解，S村宅基地制度的在地化实践以及土地管理权的上收为农民提供了富有弹性的私人化实践空间。同时，基于地方性共识的农民宅基地需求同该制度空间相耦合，共同形塑了农民对宅基地属性的私化认知。

关键词：宅基地；私化认知；在地化；地方性建构

引言

农民宅基地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重要部分，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变迁，此项有关所有权的法律规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一争论源于两大社会背景。一是城市用地的快速扩张，要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必须节约合理利用土地，避免农村建设用地对耕地的过度挤压，这涉及到农村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平衡；二是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紧张，各地纷纷实行以“增减挂钩”政策为名的农村建设用地转换，其内涵是将农村建设用地的减少与即为城镇建设用地增加相挂钩，具体实践中采取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的措施，节约农村建设用地指标，此项政策涉及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平衡。两种土地需求均对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如何推动农村宅基地流转及入市成为热烈讨论的议题，有关宅基地权属性质的讨论便是在此议题下展开的。

无论是国家主导的土地征收，还是宅基地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过程都会产生额外收益，此土地收益的分配结构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产权直接相关。蔡继明等认为在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中，基于土地产权所产生的分配机制的扭曲主要是由于土地产权不清晰所导致的强势利益主体形成了“分利集团”[1]。周其仁称，“成都经验”通过确权、占补平衡和挂钩项目，在征地制度框架内适当扩大政府征地所得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2]，而确权，不仅要明确界定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且要明确界定所有农村耕地、山林、建设用地与宅基地的农户使用权和经营权，以及住宅的农户所有权[2]。宅基地的权属性质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宅基地流转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过程必须以一系列产权界定、交易与执行为前提和决定因素。有学者提出要以制度变革来对农村宅基地进行确权[24]，更多观点认为确权的原则是要确定农民的私有地权[57]。若以外部制度供给来改善农村宅基地权属，就必须考虑制度供给与既有的宅基地权属性质与实践逻辑的相容性，从当前农村产权的实践逻辑来看，包括耕地在内的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社会建构特征[8]，社会关系[9，10]与象征资本[11，12]均使得集体产权具有稳定性、动态性和流变性[13]。社会学角度的产权研究揭示了具有社会建构逻辑的产权特征，是对产权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再思考，能促进我们对产权性质的认识更加多样化、生动化和全面化。

对于地权（特别是宅基地权属）的研究需要更重视日常生活中的产权实践样态。而无论是土地产权的村庄实践，还是土地收益分配纠纷中的博弈，在强调政府的引导和准确的角色定位[14]之外，都必然涉及作为重要利益主体——农民对宅基地的权属认知。无论法律对宅基地的产权规定是明晰还是模糊，实际生活中宅基地能否流转、能否买卖除了受房屋价值、距离城镇的距离、非农就业率等诸多因素影响[15]之外，而农民的产权认知则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彭长生基于安徽省6 县1 413个农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大部分农民认为宅基地所有权、处置权和抵押权方面认知是可以自由处置[16]，当然这与现行法律是相悖的。笔者在皖北S村的个案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对于宅基地权属的私有化认同较高，这与彭长生的研究具有一致性。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农民对宅基地的私有化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在村庄地权实践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本文试图对S村农民对宅基地属性认知的演变历程进行“在地化”“在地化”的理解是延续着社会学的情境解释模式，根据总体情境（强制性的规范和文化价值在内的客观环境，个体与群体的态度，个体所受到的影响）产生与之相应的反应，在这样一个总体环境中，强调能动的人与外在环境的互动中所具有的主观认知和主观选择，详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出版社，1997，268271。在本文中则是指研究者在面对农民的宅基地权属观念变化时，应放置总体情境系统中去认识，即概括为“在地化”的理解，主要是依据农民乡村生活经验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在持续变迁的互动中所渗透的认知模式及其行动逻辑；另一方面，国家的地权制度和相关政策在地方实施中，会生发出与国家建构相伴生的地方性建构系统，侧重于展现农民对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的把握与运用所生发出的权属观念的认知。理解，即用农民深深嵌入社会机理的地方性知识来寻求分析形塑农民宅基地观念的社会因素与建构逻辑，地方性的宅基地权属建构逻辑将有助于理解农村地权的性质，进而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认识。

一、宅基地的权属认知基础：国家地权制度的地方化实践

S村地处皖北黄淮海平原，历史频发的灾害与匪患[17]使得农民的居住形态呈现“村有寨子，家有院子”的特征。到如今寨子分散、院落独立的居住模式仍保留完好，家家户户均为前面是庭院，后面是住宅，呈现正房与偏房的居住格局。当问起农民：“宅基地属于谁呢？”当地人典型的答案就是“说是村里的，我要盖房子谁能管，还不等于是自己的”。这种近乎私有化的观念成为当今农民对宅基地权属的普遍认知。农民的认知与国家法律的规定性有差异，但也与完全的私有化并不等同，呈现了“集体与自家”之间的模糊概念，但更偏向自家所有的“准私有化”观念，笔者称之为私化认知，用以强调倾向于私有化之趋势。农民宅基地属性的认知变化是怎样形塑的，如何演变为与法律文本的偏离倾向则需要放置于“在地化”的制度实践中去理解。

（一）私产与祖业：1962年前的宅基地认知传统

从传统时期到大公社时期，农民宅基地及宅基地上的房屋都属于农民私有财产，宅基地所有权与房屋所有权两权合一。S村在解放前仅有一个大地主，绝大部分还是自耕农。拥有私人土地的自耕农也大多拥有私有房屋，宅基地并不纳入国家管制之中。这时期的房子和宅基地没有分离的概念，农民的田地和房子都是祖宗留下来的，大家都认为属祖业。家产就包括土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的附着物和各种建筑物。当地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虽然使得农民的耕地进行了多次分配和产权公有化，但房屋与宅基地仍属于农民私人所有，宅基地及地上房屋可进行买卖、出租、赠与、典当及继承。

（二）两权分离：宅基地集体属性认知的建立

宅基地之所以与耕地具有不同的性质，是由于宅基地不具有生产资料的性质，宅基地之上的附着物和建筑具有私产性质。1962年S村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政策，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社员的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有买卖或者租赁房屋的权利”。由此开始，生产队成为农民宅基地的所有权主体，农民对宅基地由原来的所有权转变为使用权。为了落实集体的所有权，S村进行了统一丈量和确权办证，房屋以滴水线为界，门前7米属于院落，院外属于公家道路，勘定之后颁发了最早的一批宅基地使用证。

宅基地与房屋产权的分离，造成了新的问题，即新宅基地如何获得。既有的房屋和宅基地并未限制面积，主要根据盖房子主人家的情况自己决定，队里批准即可。建房大多依据传统户型，三间正房，延伸出来，对着一间是一排偏房，另外是一块空地就作为院子，大都在2到4分地范围内。生产队对宅基地进行统一规划，管制其用途，孙家生产队是一个聚居的寨子，以老寨子的围墙痕迹为准，东边公路50公尺，西边50公尺。规定之后，村民就一直都在这个范围内建房子。大家都知道，这地是国家的，不是自己的，盖房子必须得跟队里干部打招呼，申请获得许可。生产队集体因保留了预留的宅基地，当农民需要申请宅基地时，生产队负责批复，生产队成为宅基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申请和批复成为获得新宅基地的惟一来源，村落成员权是获批的最基本资格。此时宅基地属于集体财产，农民依据成员权获得划批而具有了宅基地使用权。但房屋及其他附着物因具有私权性质，使得宅基地的使用权既不可流转，也不可转让，农户自用并无期限限制。

（三）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实践与认知图式

1.分田到户：“宅田合一”、机动地的设置，集体属性的延续。1981年公社体制解体，作为集体单位的生产队失去了作为产权主体的能力，集体所有权在农户承包经营权之上表现为模糊和抽象的权属。而宅基地的分配更为复杂，因历史形成的农家院落大小不一，宅基地占有极度不均，很难拉平进行重新分配。国家为集体制度的变革提供了较大的自主权和空间，于是S村在宅基地分配中实践出“宅田合一”的地方性政策，即在分田到户时除预留一片机动的宅基地之外，将村民小组既有的耕地与宅基地加总，按人均分配承包到户，在这种被村民成为“联轴滚（大田地+房屋占地）”的土地分配制度下，土地和宅基地搭配在一起分的，家里宅基地占的多的，大田地就少，反之宅基地占的少的，大田地就多。预留有部分的机动地，归生产队所有，是按照当时未成家的男丁数量来大体估计，预留一定面积可供生产队划批宅基地。

“宅田合一”的制度无形中将宅基地与耕地拉平为同种性质的土地，均属于农民承包到户具有经营权和使用权的“资产”。已分配到户的宅基地可买卖、转让和继承，而新批宅基地仍基于村庄成员权进行分配，属于保证村庄成员生存的福利。分田到户后人口不断增加，大家庭的分家也逐渐增多，分门立户的年轻人逐渐形成一批建房高潮。这时候，建房仍是需要向大队申请。但不同于集体时代的是，房址的自由选择性就比较大了。本来老居住区就比较拥挤，也无法扩大。这时期越过围墙线往外建房的比较多。建房若是需要占用别人家的地时，就需要和别人私自协商，调换土地。而集体时代是居住区内有可供建房的空地时，只需向队里申请审批即可。即使有别人家的牲畜禽舍，只要相互协商，给予建筑上的一些附着物的赔偿即可，不存在私人之间调换土地，因为土地全是公家在管。而且这个时候，谁家需要，儿子先结婚，即可申请使用，用空地建房。由于宅基地尚可通过生产队批复，宅基地的集体属性较为明显。

2.二轮延包：彻底私分机动地，集体认知弱化，私化认知抬头。1994年为了落实二轮延包政策，S村对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迫于人地矛盾的压力，二轮延包时，S村采取了打乱重分的做法，但依照既有的宅基地占用习惯，按照分田到户时的规则采取“宅田合一”的形式，所不同的是，各自然村不再预留可批复的机动地，村庄再无宅基地可分配。同时宅基地分配与当地的计划生育政策捆绑在一起的，计划外即超生人口且没有交社会抚养费的这部分群体，不算在分田人口中。这也为后来的矛盾埋下了伏笔，留下了隐患。

高家村民组1994年二轮延包时，将组内所有的地（建设用地、基本农田、四荒）全部核算，按规定人口（即排除那些没有交社会抚养费的超生人口）进行均分。整个自然村划分为3个村民小组，各小组又按村民小组的田地和人口内部划分。第一小组，人均是3亩地；第二小组，人均2亩3分地；第三小组人均2亩地。宅基地和菜地、场地（晒麦子的场坝）放在一起，分为一类。大田地化为5个等级，按旱涝保收和土壤肥力依次往下排。房前的路都不算宅基地。山荒地分为三类，平坦的，丘陵地带，山石地带。这一次每家都有了新一轮延包的土地使用证。

二轮延包取消了预留宅基地，采取“宅田合一”的方式重新发包土地，这就使得生产队不再具有宅基地分配的权力，农民新获得宅基地的方式只能通过继承或有限制的转让、置换和买卖来获得。村庄成员权不再成为宅基地获得的资格，宅基地继承是通过家庭成员权，转让、置换和买卖则是通过市场行为来交换获得，宅基地不再是具有保障村民生存伦理的福利，而具有了“财产”性质，家产观念和宅基地商品化观念逐渐抬头，成为主流认知。

3.2005年土地政策的完善：私化认知渐趋主流。S村2005年土地制度的完善主要是落实30年承包权，随后又强调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农村土地的集体属性愈加模糊和抽象，且未来将长久不变，无期限的承包权设置使得农民对宅基地权属的认知进一步迈向私化。二轮延包后，随着外出务工经济的兴起，2005年后在当地兴起了一批建房高潮，此时宅基地的获得和占用完全依赖于村民个体选择，基本上有三种途径：一是在原宅基地上翻新或重建，这也是S村的主要途径（见表1），原宅基地主要来自于继承父辈宅基地，将旧宅翻修为两层楼房。二是在自家承包的大田地上建房，只需向乡土管所审批即可，村干部没有任何干涉和管理权限。第三种类型较少，主要是通过购买闲置宅基地。村庄一些农户搬迁到城市居住后，由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就将旧房宅基地连同房产出售给需要的农户。在宅基地的具体获得和占用上，个人的私化权利是无限放大，土地政策的实践效果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属认知日趋模糊化，倾向家户拥有的私产。

上述历史表明国家为地方制度实践提供了较大的弹性空间，S村在宅基地分配问题上形成了“宅田合一”的村庄政策，并取消了集体机动地。S村宅基地制度的地方化实践表明，国家土地制度的地方性实践影响着宅基地的产权形态以及农民的权属认知。S村“宅田合一”的地方性制度实践使得宅基地和耕地的性质被隐性地同质化，农村宅基地也成为长久不变的“财产”，并日渐与房屋及附着物共同演变为村民的“私产”。当宅基地必须通过继承、转让和买卖方式获得时，村庄成员权就不再成为宅基地分配的基本原则，市场原则的引入使得宅基地愈加具有私权性质。

二、宅基地管理制度实践：集体属性的弱化

前文梳理了宅基地获得与占有方式在S村的地方性实践与形塑农民宅基地属性认知的地权基础，可窥见地方创造的“宅田合一”分配制度逐渐消解了宅基地作为村庄福利的性质，农民的宅基地逐渐通过个体化方式获得，产权的集体性在不断消解。从管理制度来看，当前的宅基地规划与审批权力逐渐上收到乡镇部门，加速了宅基地产权集体性的弱化。

（一）审批权的上移与集体治权弱化

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宅基地的审批权有如下规定“（第六十二条）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S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只需向乡镇土管部门提出申请，而如何获得宅基地则取决于村民自己的筹划，或拆旧盖新，或私自购买新宅基地。二轮延包后机动地的彻底私分，使得新增农户（分门立户的新家庭）只能在自家的耕地上建房。由于附着在土地上的税费任务的关联，农民仍需向村委会申报获得宅基地的审批权，经乡政府批准后方可建房。到如今，农民无论是在老宅子上翻新还是耕地上新建房屋，都可越过村委会，直接向乡土管所申请审批，获准后方可动土。与传统宅基地分配不同，此时宅基地获取和占用的逻辑主要依赖于村民私人的操作。集体时代，集体组织拥有完全的宅基地规划与配置的权力。农民只能在规划的区域内自建房屋。农民建房需要经过严格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分田到户后虽是自家种自家的田，但集体有权对退出的宅基地进行处置，且有机动地作为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周转。集体对社员仍有约束权，农民建房与调换土地需要与村委会打招呼，获得同意后才能进行。而当集体无机动地以供分配，宅基地审批权上收后，宅基地使用就完全依赖于村民个体获致，继承、拆旧盖新和转让成为宅基地主要来源，而乡镇土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和放线监管的行政程序，农民个体谋划空间增强，村集体控制权弱化。

（二）集体弱化与产权主体的消解

作为集体建设用地产权主体的村民小组已伴随着税费的取消而弱化，加之集体并不具有宅基地分配权，集体产权的主体逐渐模糊以致消解。农民种田不再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收，也不再向村集体缴纳费用，农民和集体之间最紧密的利益链条消失。税费取消以及合村并组，土地政策趋向固定，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使得村社组织在农民相互换地、变相买卖土地时采取消极行为，监管的缺位使得宅基地私下买卖这一违法现象趋于常态化，由此使得基于实践的农民产权认知更加倾向私产性质。村社组织的治权弱化进一步削弱了维护集体产权的权力和能力，村级组织在社区中的宅基地管理权限逐渐弱化，这就使得农村宅基地不再基于村庄成员权，村社集体也无法约束宅基地的浪费和买卖。

村社无法履行作为集体产权主体的法律地位，农民的地权观念便更倾向于私化。S村农民认为是“先批后建”，镇里还是有管制的；有的认为“先建后批，随便自己”。多数村民认为现在村庄的宅基地管制极为松散，事实上，宅基地的管理规定在村庄的确是十分模糊和松散的，即使是相对了解政策的村干部对宅基地的管理规范都是混乱的，如关于申请宅基地的主体资格，村主任告诉我们“年满18周岁的都可以申请宅基地建房”，而作为老干部的妇女主任告诉我们：“年满22周岁的就可以申请宅基地建房，如果不满这个年龄，是要罚款的”，足见村民和村干部的模糊认识。

（三）宅基地隐性交易：“私权”形式的日常实践

虽然现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这一表达性事实在具体实践中总是有诸多可操作的弹性空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地买卖已在S村初现端倪，成为村民认可的客观性事实。近几年由于土地不再调整，土地经营承包权长期不变，S村有个别农户有能力在城市安家，便会寻求机会出售在老家的房产与宅基地、耕地。这些家户在卖老房子时，需买方在房屋价格之外多付一些钱，作为出售宅基地的收入，这已是一种隐性的宅基地交易行为，只需买卖双方事先协商好，交易明目虽然写的是调换土地，但实则是买卖行为。双方在交易时，也不用向村里打招呼，只是两人私下商议达成契约即可。因为现在承包权长久不变，别人无权干涉。当地农民由于地理市场区位并没有因外界的变化而形成宅基地升值稳定预期。农民虽没有基于宅基地的升值预期，但已出现跨越宅基地集体属性权界的私化实践。

宅基地不再具有集体分配的特征，也逐渐突破了村庄成员权和生存权等社会保障原则，宅基地所具有的集体属性也随之迅速消解，宅基地的获取和占用更多依赖于村民私下运作，继承和私下交易成为当前获得宅基地的主要途径。国家在土地管理方面的制度设置加速了集体产权的消解，土地管理部门与农户的关系缩减为行政审批关系，当农民宅基地不再具有集体分配的特征，跨越集体属性权界的私化实践便逐步抬头。

三、农民宅基地需求的地方性基础

通过对S村宅基地获得与占用方式的历史解读，可以理解地方性的制度实践如何影响了农民的地权认知，国家对宅基地管理的制度设置以及农民的具体实践塑造了不同形态的地权认知，而农民的宅基地需求及表达与上述两种因素高度耦合，形成了S村宅基地产权不断趋向私化认知、表达与实践的社会镜像。

（一）家庭成员权与宅基地配置

《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农村宅基地由村社成员自有自用的原则，能否获得宅基地，取决于农民是否具有村社的成员资格。S村具有地方特色的“宅田合一”制度使得村民不再从村庄集体得到宅基地，而是从家庭中继承或拆旧盖新来获得新宅基地，因而宅基地的获取原则已由村落成员权转化为家庭成员权。而大多数村民在修建新房时，会选择拆旧盖新，或者继承父辈的旧宅院，这就意味着宅基地的获取方式变为家庭分配，家庭成员权成为获取宅基地的主要来源。S村所在的北方村庄中注重“多子多福”的观念，父辈为儿子盖房子是必须的人生任务，因此如何取得新宅基地是父辈必须考虑的问题，从家庭中分配宅基地是目前的主要做法。儿子成家建房获取新宅基地的指涉对象由之前的向村集体申请转变为向父母索要，宅基地的配置成为家户内部的自主安排。

（二）作为家户财产的宅基地

当宅基地不再作为社区福利再分配的内容，而演变为具有私化特征的农户财产时，宅基地的管理和有效利用就可能出现无法监管的问题，在S村表现为宅基地的空置和浪费及隐性买卖。2010年八九月份的时候镇里对全村的土地和宅基地又进行了统一的丈量，超过三分三（230平方米）的属于指标超额，80%的村民都超出了规划指标。由于宅基地属于自家承包地的一部分，使得农民对宅基地的认知与耕地无异，因而空置宅基地与空心房的现象在S村并不稀奇。

作为家庭财产的宅基地一般会超出政府批复的宅基地面积，农民观念中的宅基地包括建房的用地、路、沟等空地，但是相互之间都没有清晰的功能界分，因而家庭承包的大田地可以轻松转化为宅基地。集体控制的管理松散，无法对自主安排宅基地使用的农户有效监督，宅基地规划无效是村庄内部宅基地秩序混乱的结果。农民自家宅基地与耕地的转换并没有建设用地与农地的概念区分，宅基地或是农地均已为农民的家户私产性质。宅基地的占用完全成为主体的自我选择与安排，但这种宅基地的使用安排所渗透的农民宅基地权属认知与法律规定相矛盾时，农民更多表现出模糊的土地观念，但在日常实践中呈现保护宅基地作为家户财产的权利。

四、结语

S村的案例呈现了农民对宅基地的产权认知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地方性的宅基地制度实践是构成农民私化产权认知的主要原因，“宅田合一”与取消机动地也就意味着农民集体不再具有分配宅基地的职权，农民需要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中自己划定宅基地，集体已无权也无责任过问，乡镇土管部门只负责审批和监督等行政程序。地方性的制度实践建构趋向于消解宅基地的产权属性，而土地管理与乡村体制的弱化为这种私权认知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使得农民在宅基地获得和占用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农民对宅基地权属的需求与表达也直接与家庭相关联。本文试图说明，农民对宅基地产权的私化认知是在地方性制度实践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地权制度的演变以及土地管理的宽松，二者共同形塑了农民对宅基地属性的认知，使得农民对宅基地属性的认知呈现不同于法律规定的客观性事实。宅基地产权的地方性建构意味着对土地产权的讨论必须进入“在地化”的理解，探究地权运作的社会逻辑，由此才能深刻理解在农民的宅基地权属认知中，地权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复杂而模糊的地权样态背后深刻揭示了地权的制度延续和社会性基础，具有内生的合法性。

致谢：本文的调查资料是2012年暑假跟随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在皖北宿州调研所获，本文观点也是与小组成员王德福博士、王丽惠博士讨论所得，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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