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行极其严重”司法适用标准——以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书为蓝本

2022-10-17

一、当前死刑适用情形概览

综观160起由最高法复核的刑事案件中, 除其中4起因有酌情可减轻情节而发回重审外, 其余156起均予以核准执行死刑, 对已核准案件从如下两个角度进行汇总: (一) 从所侵犯罪名角度出发, 复核裁决书中核准死刑的罪名基本由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侵犯财产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 金融诈骗罪和贪污贿赂罪这六个类罪名囊括, 详观以上六种类罪名中所涉具体罪名的案件个数分别如下:1.故意杀人罪93件 (包含7件和其他罪名同判死刑) ;2.故意伤害罪4件 (包含1件和抢劫罪同判死刑) ;3.强奸罪5件;4.绑架罪4件 (包含1件和抢劫罪同判死刑) ;5.抢劫罪35件 (包含7件和其他罪名同判死刑) ;6.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16件;7.放火罪3件 (包含2件和故意杀人罪同判死刑) ;8.投放危险物质罪1件;9.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1件;10.非法制造爆炸物罪1件;11.集资诈骗罪1件;12.贪污受贿罪1件。 (二) 从案件情节角度探究, 93起故意杀人案件中, 行为人行为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其一是行为人实施连捅数刀, 连砍数下等连续反复暴力行为;其二是行为人采取勒、闷等持续加害方式。4起故意伤害案件除两起发生于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需情节严重外, 其他另两起均是行为人实施反复暴力行为致人死亡。5起强奸罪中有3起存在行为人奸淫数人情节, 有2起是因暴力行为致人死亡。4起绑架罪和35起抢劫罪中均出现行为人采取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情节。16起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皆存在毒品数量巨大情节。各为1起的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均造成人员伤亡。集资诈骗罪和贪污受贿罪为贪利性犯罪, 虽各为一件, 但也仅是因财产数额特别巨大而判处死刑。1

二、死刑适用现状归因

(一) 与我国刑事政策相兼容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自2006年十六大提出至今积极践履于司法实践, 既沿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之长, 又顺应国际社会轻刑化之势, 此政策旨在兼顾严打重罪与宽缓轻罪, 具体而言:“宽”是指司法主体以犯罪行为和人身危险性为双重考量标准, 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或者人身危险性不大、具有强可改造性时, 可对其从宽处理;“严”从犯罪主体角度出发, 如果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人身危险性大, 应受严厉惩罚;“济”作为联结“宽”“严”之桥有结合、协调之意, 沟通、平衡“宽”“严”之效。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 应做到严中含宽、宽中育严;宽以济严, 严以济宽;宽严有度, 宽严适时。2回看最高法160份死刑复核裁定书, 只对手段极其残忍、行为极其恶劣或危害极其严重的行为人判处死刑, 而对有悔罪表现, 积极财产赔偿后续行为的被告人则不予核准死刑, 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现实写照。

(二) 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契合

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罪行极其严重”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界定, 首先行为人应客观上造成他人死亡或与此相当的特别严重后果;其次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并伴有卑劣的犯罪动机或犯罪目的;最后, 统观罪前、中、后情节表明人身危险性大。概括而言则是当犯罪情节、行为后果和人身危险性都极其严重时, 才能被适用死刑。156份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书中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及人身危险性均达到“罪刑极其严重”标准, 其罪当诛, 其余4起案件考虑到行为人罪后有较好认罪表现并积极赔偿其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与“罪刑极其严重”标准不相匹配, 即未予核准死刑。在核准死刑案件中, 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的暴力型手段特征颇为明显, 易与“罪刑极其严重”标准挂钩, 也是此两种案件占判处死刑比例较大的原因之一。

三、“罪行极其严重”司法适用标准

“罪行极其严重”是当前指导司法实践的基准性原则, 刑法学界从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对其作出不同维度解读:观点一认为在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以及犯罪人人身危险性三者均极其严重时, 才可认定为“罪行极其严重”;观点二认为仅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最高程度严重性判断死刑适用。3笔者认为无论是“三足鼎立”亦或是“一枝独秀”均属开放式原则性规定, 并未参透“罪行极其严重”立法的核心要义, 虽可严密刑事法网但不能有效指导司法实践, 兼具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双重属性的刑法规范以保障人权及限制国家刑罚权为其双层要义, 刑法条文本身不能为法官预留较多自由裁量余地, 作为最严重刑罚的死刑更应以明确化、具体化为其设定宗旨。借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规定, 死刑只能是对最严重罪行的惩罚, 其中最严重罪行是指:有致死或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其中“有致死后果的故意犯罪”实质是指严重暴力犯罪, 而“其他极其严重后果的故意犯罪”涵盖所被侵犯的客体价值和人生命权利相当的犯罪。故此, 伴随与国际人权法接轨之进程, 我国“罪行极其严重”的核心要义即死刑犯罪所适用之范围严格控制于严重暴力犯罪与被侵犯的客体价值和人生命权利相当的非暴力犯罪之内。4笔者以上述核心要义为客观参照系并结合前述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书基础上以罪名归类化方式为“罪行极其严重”打造具体司法适用标准, 首先将死刑所涉罪名按照行为对象分为如下两大类:暴力型犯罪和非暴力型犯罪, 在暴力犯罪中具体归纳6种个罪, 在非暴力犯罪中按犯罪构成不同划分为3类个罪 (参见图表1-1) 。

摘要: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无论是理论界从主观解释论和客观解释论作出不同维度地限定亦或实践界最高法院所做的概括性解读均未对“罪行极其严重”设定普适标准。本文笔者通过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10月2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160份最高法死刑复核裁定书所判死刑罪名的综合统计和犯罪情节的分析比对, 概括当前我国死刑适用特点, 厘清死刑适用现状之归因, 以罪名归类化方式明确界定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罪行极其严重”司法适用标准, 力求彰显死刑案件裁判得规范性和权威性。

关键词:罪行极其严重,司法适用标准,罪名归类化,死刑复核裁定书

参考文献

[1]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2] 梁根林.刑事制裁:方式与选择[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 [英]罗吉尔·胡德.死刑的全球考察[M].刘仁文, 周振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4] 郭玉川.死刑价值分析[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1) .

[5] 梁蒙.论死刑存废的理论基础[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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