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人员能力差距

第一篇：政府工作人员能力差距

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数据。不过三年前的一组数据已经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根据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的多发期。近年来，一些地方因群众诉求渠道不畅、公共事件处置失当，以致激化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的案例时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严重的破坏性后果、恶劣的社会影响，几起群体性事件以极端表现形式给基层政府的执政敲响了警钟。

一、群体性事件正日益考验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

2008年注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既有北京奥运会胜利举办、“神七”飞天这样的喜事，也有汶川地震、南方雪灾这样的天灾，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非同寻常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贵州瓮安事件。由于该县女学生李树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对公安机关的“自杀”鉴定结果不服。6月28日，死者家属在瓮安县城游行，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县政府，后转变为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等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00多万元。

云南孟连事件。该县勐马镇胶农因橡胶林产权归属一事多次与当地橡胶公司发生争执和冲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胶农被警察强行带走，数百名村民手持器械，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警察被围困达11个小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执行任务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甘肃陇南事件。因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存有疑虑，11月17日，当地三十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随后大量群众聚集围堵市委大门，并转变为打 za抢shao的突发群体性bao力事件。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503.8万元。

出租车罢运事件。11月3日，重庆市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汽车全城罢工。7日，湖北省荆州市数百辆的士集体停驶。10日，上百名海南省三亚市出租车司机停止营运。同一天，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上百辆出租汽车集体罢运。18日，部分“挂靠”在云南大理交通运输集团的个体客车司机集体罢运，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全州的县际客运秩序一度濒临瘫痪。20日，广东汕头1000多辆出租车罢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一些群体性事件突然爆发出来，乃是多年矛盾蓄积而致。如企业改制不规范、职工权益难以得到根本维护，导致职工集体上访;由于拆迁、征地行为不规范、补偿标准不统一或补偿不到位，导致被拆迁和被征地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发生群体冲突;由于拆违过程中宣传不到位、程序没履行到位，导致被拆群众集体上访;由于执法部门行为不规范，乱收费、乱摊派，甚至借助黑恶势力对付群众，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者引起群体冲突等等。

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基层政府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我国目前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在其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正当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表达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说常常是无奈中的选择。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借助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导火索，许多被压抑的利益要求集中表达出来。

实事求是地讲，绝大多数qun体事件的发生，都与政府行为不规范、政府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及时采取防范和化解措施有关。如果各级政府对防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足够的认

识、足够的准备、足够的措施，那么，80%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都可以避免。换言之，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凸显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欠缺。

一是执政理念的偏差，没有真正树立起“执政为民”的理念。正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说，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qun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近些年，部分地方政府片面维护企业与自身利益，漠视农民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将损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经常发生，完全忘掉了“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是处理方式僵化，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几乎多数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地方政府在分析原因、教训时，总有这么一条，qun体事件的背后，总是“背后有坏人(不法分子或社会黑势力或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种认识逻辑。因为与民众打交道，特别是与有不满情绪、有自己利益要求的民众打交道，至今是我们政府能力训练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现在许多政府官员所熟悉的处理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形成的。而这种将群体性事件政治化或刑事化的处理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刑事案件加以硬性地打压，这是一些政府处理社会矛盾的习惯性方式。如果一些群体性事件不存在政治或刑事因素，人们反而不知道如何来进行处理，而将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些过激因素人为加以放大，甚至激化出某些过激行为，则很容易将这些事件纳入习惯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中。

三是解决手段单一，习惯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综观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人民警察都处在了冲突的第一线。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一味地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反思贵州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曾十分痛心地说，一定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不动就把公安政法机关推到第一线，更不能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

四是没有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长期以来，一些基层政府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以及在行政管理中养成的“衙门”作风、“四难”现象。此类不依法行政的种种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同时社会风气、党风的败坏，腐败现象的恶化，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的屡禁不止，基层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等等，又加剧了干群矛盾。日积月累，受伤害的群众面越扩越大，矛盾越积越深，一旦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或有把柄被抓住，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加上群众情绪激动，从而导致矛盾在短时间内激化进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五是没有建立相应的沟通制度，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让老百姓有合理表达的渠道，是真心接受群众监督，吸引群众参政议政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监督的一个有效途径。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却害怕老百姓表达诉求，不是努力创造条件让群众“有话有处说”，而是千方百计堵老百姓的嘴，结果导致矛盾越来越多，形成积怨，最后爆发，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定州事件等群体性事件都是深刻的教训。

六是没有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让负面信息左右了公众。几乎所有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信息不通畅。在“瓮安事件”应对过程中，作为谣言内容涉及地的瓮安县政府在危机早期并没有关注到民间流传的谣言，对个别媒体的报道也没有及时澄清。正是基层

政府对于信息舆论的敏感性和获取能力的不足，才使得谣言得以通过非正式途径在社会上呈规模效应模式传播，最终导致区域性社会心理危机。可以说，对传闻的姑息是导致许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正是存在这些不同程度的缺陷，才导致了许多基层政府未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因此，在寻找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中，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应成为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三、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

既然许多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基层政府工作不到位造成的，只有加强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才能尽可能预防和控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激化。

(一)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提高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强化“执政为民”理念是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当务之急。《****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五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首先必须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是我们党执政的本质，也是我们党执政与其他政党执政的根本区别。因此，基层政府一定要增强宗旨观念，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会切实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自然就会消失。

(二)贯彻依法行政，提高基层政府的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

基层政府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执法宗旨，要教育行政执法人员，使他们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衣食是人民给的;要使我们的工作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要做到为民执法不动摇，达到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根本目的。执法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坚决杜绝失职不作为和越权乱作为的腐败行为。执法者只有依法执法，才有最广泛意义和最大程度的公正和文明，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执法偏差，减少执法矛盾。

(三)构建利益诉求机制，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

《****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基层政府要及时分析新形势下各种矛盾产生、发展的特点、规律，紧紧抓住矛盾的本质，积极寻求处理矛盾的方法、途径，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听取群众不同意见和建议，特别是要利用信访、群团组织等窗口和桥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掌握矛盾的根源所在，及时、主动、稳妥地化解矛盾。对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认真解决，不合理的要求要解释清楚，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把握准确，处置得当，这样才能把一些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中。

(四)加强基层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干群关系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些干部脱离群众、贪污腐化、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有直接关系。因此，基层政府必须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督促基层干部廉洁勤政，切实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转变工作作风，真正地沉下身子，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与群众多沟通多交流，做群众的贴心朋友，倾听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准确地掌握基层的情况和呼声，才能发现基层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才能采

取有效的措施，使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及时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才不至于引发上访问题乃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五)建立“公众本位”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信息处理能力知情权是现代社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信息公开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打造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理念下，如果还是习惯于捂盖子、护短处，习惯于对民众需要知道的信息不公布或只是走形式，习惯于对各种传闻存疑消息不说明、不澄清，不仅仅是跟不上形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的问题了，还会掩盖矛盾、发酵矛盾、激化矛盾、升级矛盾。因此，作为地方基层政府，要充分保持对信息舆论的敏感性，提高信息处理能力，以最快的速度从掌握的信息中分析出社会公众的需要，制定出科学适当的危机公关策略。而要提高信息处理能力，必须转变“官本位”的治理理念，树立“以民为本，依法行政”的服务理念，建立“公众本位”的公共信息发布机制。“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满足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打破谣言。

第二篇：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摘要 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频发，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凸显，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的行政环境中充分体现政府能力，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机会。从今年频发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因此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

关键词：政府 危机管理 动车追尾事故 以人为本 1前言

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危机管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因为应对迟缓、危机干预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要问题。本文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典型公共危机事件为案例，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2 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内涵

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危及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的状态或事件都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心理恐慌，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关系，危及了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状态或者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特别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

3 从“7·23”动车追尾事故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3.1 “7·23”动车追尾事故的经过与调查回顾

2011 年7 月23 日20 时30 分05 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有关专家和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负责事故原因调查。也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最新进展。7 月28 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最后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12 月28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158 天，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事故性质被认定为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3.2 “7·23”动车追尾事故体现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及时的启动应急方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危机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层级通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委市政府通报，并向温州市公安消防、特警、公安局分局和交警支队发出救援警令。随后，温州市向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通报情况，浙江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市“723”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搜救工作。此次事故在发生了1 小时的时间内，就层层通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说是非常迅速，这与2003 年“非典”事件初发时的隐瞒疫情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地执行。在此次危机发生后，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追根溯源，也彻查设计、制造、管理和调度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对通号集团、通号设计院、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温州南站等相关事故责任人做了免职、撤职、撤销党内职务、记过等相关处分。此次事故处分人员众多，处分涉及范围较广，而且牵涉的高层领导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体现了我国严格的责任制度，也给类似事故敲响了警钟，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最后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做好善后赔偿工作。在事故发生后，温州警方持续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公布这个名单，体现了国家对遇害者的尊重，也保证人们的知情权，这是国际惯例。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3 “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1) 危机反应速度迟缓，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危机事件中，公众最想了解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及时、准确、透明地主动传达。在“7·23 动车追尾事故”中，事故发生后的26 个小时政府部门几乎失声，事故原因、死亡人数、搜救最新进展等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多由媒体自发采访报道，没有权威部门发布数据或官方回应。也恰恰是公众对事故原因的臆测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迟缓反应，传闻和谣言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飞速传播，“故意掩埋车头掩盖事故真相”、“不到72 小时即停止搜救”、“死亡人数瞒报”等不实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被百倍甚至千倍复制传播，较大程度上恶化了危机情境，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 (2)政府部门未能恰当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应及时充分。有记者提问车体为何被掩埋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声称：事故现场有泥塘，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是便于抢险，并反问现场记者“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这句话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作为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依据事实说话，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修养，关心广大受灾群众是关键，王勇平的回答显然不能服众。 (3)危机传播渠道单一，亟需多元化拓展。

目前，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大都依靠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传统的危机传播渠道来发布危机处理信息。但由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差异和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危机反应策略实际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随着微博等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体已经成了舆论的聚集地，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危机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7·23 动车追尾事故”舆论主阵地的新浪微博，单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就达到了1445592 条。但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铁道部几乎没有运用官方微博进行危机传播，反倒是温州政府部门在微博中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公众的赞许。新的危机传播渠道不仅可以让危机管理部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还能将信息准确、及时、无障碍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大大提升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

(4)谣言预警及干预缺失，相关机制亟待完善。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凭借其传播优势打破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形成机制，构建起民众平等参与的舆论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针对网络舆情的日常实时监控不够，往往等到网络谣言发展为网络舆情、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时才会关注，这对于危机事件中谣言的预警和监控来说，显然比较被动。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对谣言干预乏力。对指控的否认或澄清如果缺少了说服力，将会直接影响媒体报道的评价和公众对组织危机管理能力的信任。

4 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4.1 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政府占据杜会主导地位，为公众提供安全保障等服务的必然选择，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客观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对政府的言行进行审视与监督，以此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 对政府危机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

(1)诚实公开，前后一致，快速反应，广泛参与。政府是危机信息的优先获得者。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程度和危害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克服内心的恐慌、猜测和误解，稳定公众情绪，从而尽快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危机的解决并非可以单独依靠政府的一己之力，还应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群众。

(2)承担责任，重塑形象。危机发生后，公众会关心利益和情感两方面问题。因此政府应该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尽量弥补公众损失的利益，同时还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通过新闻媒体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3)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只有知情才能抑制恐慌、堵塞流言，进而提高政府治理危机效率，树立透明的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事件出现时，往往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对信息的渴求。危机事件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及时、公开、透明地予以报道，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而且可以起到稳定公众情绪，抑制恐慌气氛的作用。

4.2 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危机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紧急行政措施和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责任，便于操作，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危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政府危机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危机后处理阶段。在此阶段，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并对那些没有尽忠尽职、没有把公众的生命财产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官员进行一定的惩罚，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还要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4.3 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

增强社会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因此，危机管理的教育无疑成为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危机知识的普及成为必要，应把危机管理教育知识纳入全民教育的范畴，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危机管理知识的培训，在高校之中增强危机管理知识的教育，推广各种突发事件应对的措施。为此，相关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援助。

4.4 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

受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都存在这比较强烈的管制观念，这样使得公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治理和决策中。实际上，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受到重视。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危机管理的知识，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第三部门和志愿者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当中来。再次，政府应该建立危机管理的信息渠道，利用报纸、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及时传递危机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随时了解危机动态，随时向危机管理部门报告自己所获取的新情况，帮助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4.5 完善社会预警体系。

首先，有效整合现有的各种监测体系，对导致危机爆发因素的持续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危机数据分析指标，对相关信息做到准确的分析。其次，研究制定各种危机造成后果的防范方案，预案要有灵活性，对危机中突发的状况能做及时的调整。最后，要建立便捷、通畅的信息网络，确保信息能准确、及时、详实的向社会公开，并得到反馈。

5 小结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 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的完善、危机控制与救治机制的科学实施和危机善后处理机制的完善。要从根本上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就必须优化公共治理结构，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把握以人为本的精髓，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坚持真诚、快速，负责的原则，保证公众在危机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当然，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危机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R].2011 (2) 汪菁.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对策[J].2013 (3) 董立人 提高危机管理水平提升政府执政能力[J].2012 (4) 张凤文.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水平的对策选择[J].2012 (5) 高翔.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媒体管理[D].2009. (6) 林开源.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要求[J].2013

第三篇：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这个陌生的名词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中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通过大数据治理社会。大数据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让及时的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 广州市六榕街盘福社区的网格员都配备平板电脑，第一时间记录采集到的信息，配合大数据管理社区。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编辑/陈远鹏

第四篇：论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三、对策和建议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服务对象在基层，依靠力量和工作主体也在基层。当前，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我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创“三个发展”新局面的艰巨任务，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较以往显得尤为重要。要按照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抓好基层、打好基础的要求，把政策向基层倾斜、资源向基层投放，推动各项任务更好地落实到城乡基层，努力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高度重视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效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是否得到贯彻落实，关系到太原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站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全局角度出发，充分认识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级党委部门一定要深刻领会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工作一把手责任制，始终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放在重要位置，纳入工作全局，与经济指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硬性工作一同研究部署、一同检查落实。要彻底改变部分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浮在面上、停在口上、响在会上的状况，彻底改变一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没人、没位、没钱”、经常“替别人打短工”的尴尬境况，在方向上牢牢把握，在工作上及时指导，在政策上大力支持，在待遇上认真落实，在投入上切实保障，确保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有效推进和深入开展。

2、深入研究基层工作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提高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十分艰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基层又是工作比较薄弱的环节，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把握工作规律和特点，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才能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提高工作的实效性。要把深入基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为提高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的关键，大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之风，研究如何围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进一步坚定广大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如何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服务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大局，营造有利于本地区安全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的舆论氛围;如何围绕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切实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如何立足培育文明社会风尚，扎实开展基层公民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如何着眼于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深入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如何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断提高依法管理的能力，增强正面舆论强势，确保地区文化安全。只有通过深入研究解决好这些实际问题，才能不断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3、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三贴近”，推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改进创新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是新时期赋予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使命。要坚持以人为本，增强和激发基层的创

造活力，不断丰富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涵。要创新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观念，不僵化、不停滞、不保守，推动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开展。要在内容上、对象上、渠道上拓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党的思想、正确舆论、先进文化在基层社会群体的影响力。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群众精神需求、接受习惯的新变化，探索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的新途径新办法，使工作更好地赢得群众、赢得民心。要按照推进特色文化名城建设的要求，创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时代感和影响力，使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

4、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强大合力和整体效应

如今的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域越来越宽，组织协调任务越来越重，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部门不仅仅是宣传者、组织者，也是协调者、执行者。要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大宣传工作格局，形成强大合力。要加强科学谋划、加强统筹协调，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状况和本部门工作的新要求中完善工作思路和布局，围绕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重要决策部署、重大活动寻找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集成资源、集中力量、集聚优势，形成整体效应。要找准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基层其他部门工作的结合点，加强沟通交流，每当遇到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重点工作、重大任务时，不仅要考虑自己怎么做，还要考虑如何发挥周围各方面积极性，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真正融入到各基层部门业务工作之中，体现到基层各领域行业管理之中。

5、提高素质、改进作风、增强战斗力，切实加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建设

新形势新任务对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设一支具有坚定政治立场、广博文化知识、崇高职业精神、过硬工作本领的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为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持。一是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领导班子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把基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洁、团结协作的坚强领导班子;进一步做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干部的选拔、任用、交流和管理工作，抓好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为他们提供更多学习提高的机会和锻炼能力的平台;依托“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带动基层各门类优秀人才更好成长。二是要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保持基层宣传思想文化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逐步形成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长效机制。三是进一步强化服务观念，增强为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服务的责任意识，努力为他们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做到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用待遇留人。要通过实实在在而不是华而不实的努力，进一步提高基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

第五篇：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能力分析

【摘要】前不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着实让我们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我们党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这次伟大的会议必将掀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切实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能力。依法行政，就是要求政府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要求，在合法的职权和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并接受监督，承担法律责任，其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依法行政对提高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政执法制度，切实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而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能力。

【关键词】依法行政 政府能力 行政执法制度 行政权力的监督

【引言】

前不久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着实让我们广大的民众看到了我们党进行改革的决心和勇气，这次伟大的会议必将掀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切实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能力。

一、依法行政的含义和本质

(一)、依法行政的含义

所谓依法行政，就是依法设立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要求，在合法的职权和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并接受监督，承担法律责任。其包括以下几种内涵：第一，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机关必须是依法设立，依法获得权力。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享有、行使行政权力。第二，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在实体上和程序上都必须有合法的依据。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幅度、范围、原则，不得任意行使。①第三，行政权必须接受监督和制约，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利，那么就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

(二)、依法行政的本质

依法规范、约束行政权力是依法行政的本质 。②行政组织法规定了政府的职责和职权，政府一旦违反行政组织法就会越位、错位、缺位。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政府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要求政府在程序上真正的依法行政，防止出现程序的不公，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行政管理法规定了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条件、标准，防止行政机关权力的专断和滥用„„等等这些无不体现着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和规范，体现着依法行政的本质。为了进一步准确把握依法行政的含义，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深刻认识依法行政的本质：

1、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的认识上，必须从公民义务本位和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转变。依法行政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就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受人民监督。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力之源;政府职责是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政府属性的本质。对于政府而言“法未授权不可为”;而对公民而言，“法未禁止即可为”。在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上，我们应当转变以前的官本位思想：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是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着和维护者，要依法行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2、在法治理念上，必须从依法治民、治事向依法治官、治权转变。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重点是依法治官而不是治民，依法治权而不是治事，依法规范和制约行政权而不是扩大和强化行政权。在此前提下通过地方和部门的依法治理，让法律真正贴近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使法律真正贴近每个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使法律真正成为他们信赖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

3、在责任意识上，必须从片面强调公民责任向同时强化政府责任转变。我国现行立法比较重视设定公民责任，不太重视设定政府责任，一些规范政府行为的综合性重要法律法规难以及时出台，一些单行法律中对政府责任的规定或者处于空白状态，或者力度过软不具威慑力，或者又过于原则无法追究。先行行政执法过于重视行使行政权力，不太重视承担行政责任。一些执法者习惯于抖威风、耍特权，谋取部门利益，甚至在少数地方和部门形成了以案件为资源，以执法为手段，执法护违法，违法养执法，执法违法相互依存、恶性循环的黑色“执法产业”。现行的监督制度往往重视虚置的监督形式，不太重视落实行政责任。内部监督由于部门“利益关联”往往出现“互相礼让”;外部监督尽管主体众多，但难以形成监督网络;专门监督虽然制度不少，但实施起来阻力很大;监督者的监督责任同样缺失，很多监督都成了“软监督”。③

二、依法行政对提高政府能力的意义

(一)、依法行政有利于提高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不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时期我们应该继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市场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的调整经济发展结构，但我们同时还应看到，除了要建立健全一套科学的经济类型体制以外，还要建立一套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制体系，严格规范政府行为，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越发展，对法治化要求就越高，它要求作为市场管理和调控者的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科学合理的制定经济发展规划，科学合理的调控经济发展结构。另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掌舵者，须时时的拿法这一标尺测量各市场主体的行为，严格规范各市场主体，严格的依法办事，对不法分子绝不姑息，切实提高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二)、依法行政有利于提高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社会。保证国家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依法办事的落实，就不可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建设就无从谈起。而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责任重大，能否依法行政关系着社会主义和社会能否顺利建立。实践证明，政府依法行政，则政令畅通、社会和谐。④行政机关违法行政，滥用权力，则不仅仅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还会扩大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和谐问题。如果国家权力比例过小，公民的权力比重过大，往往会导致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秩序会陷入一片混乱。反之，如果 公民权利比重过小，国家权力比重过大，则又形成本末倒置，公民权利无法有效约束国家权力，反而被国家权力扼制的局面。这两种情况都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所以政府严格的依法行政，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系，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对提高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有重要意义。

三、如何按依法行政的要求提高政府的能力

(一)增强政府的法制、平等、效能、服务的观念。

要提高政府的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转变政府的观念，法制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政府在社会法制进程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就立法方面而言，政府是法律法规的制定主体;在行政执法方面，政府永远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主体;在对外关系上，政府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往，有对外交往职能，所以只有不断的强化政府的法制理念，才能更好的带动整个社会进行法制建设。依法行政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运行基础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是政府给予其充分的发挥自我调节能力的空间，以及提供各项完备的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以监督指导为主的管制型政府，所谓“服务”，就是要为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树立群众观点，一切从群众出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人民负责，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摒弃一切“官本位”思想，抵制一切官僚主义，真正从思想上转变，接受“服务”的内涵，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二)、完善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举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法制进程相对西方的法制进程来说还很短，行政管理的众多领域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另外，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行政立法没有很好地融入民主、平等、公正、理性等功法的精神，所以也造成并加剧了我国本已存在的法律冲突，同时对部门或地方利益不适当的考虑更使行政立法的整体质量不高。

第一，要端正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指导思想，真正融入民主、平等、公正的立法精神，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着眼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行政立法要与时俱进的眼光，立法跟上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减少法律的漏洞，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确保行政立法的合法化。依法行政对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的要求是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所谓的法律的优先要求行政立法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的保留意味着某些立法事项与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染指，或非经授权不得进行立法。

第三，完善立法技术工作，吸收与借鉴科学的立法手段，是所立得法具有可行性。

第四，要扩大公众对立法的参与，是行政立法能够体现民意，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归根到底，行政立法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人民。

最后要完善立法监督制约机制，将不合时宜或不合法的行政立法或行政法规及时清理。

(三)、完善行政执法制度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最直接相关的、最大量的、经常性的管理活动，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关节，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直接交锋，其公正、有效与否，不仅关系到行政管理的效力，更关系到公民权益的保障以及法治国家的建设。如果有良法但是没有良好的执行，法治的理想就如“镜中花”、“水中月”，不过是诱人的幻影。因此要全面、深入地推动依法行政，必须加强和改革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一，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机关是我国最主要的行政执法主体，除此之外还有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特别后两种执法主体，由于一些原因有时并不被人们所了解，所以也经常发生不依法行使权力的情况。所以我建议应实行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度，行政执法主体公告制度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将本政府的所有行政执法部门及职能等向社会公告，使公众知悉。一方面，可以使公众了解有权进行行政执法的部门，自觉抵制非执法主体执法。另一方面，实行公告制也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水平。至于公告方式，除了可以在当地政府公报上予以公告外，各级政府还应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告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以便公正查询。

第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制度。政府依法行政，就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故应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实践的现实需要，结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规定，明确并严格地实施一些最基本的、实施条件最成熟的行政程序制度，包括：除了法律规定的紧急情况之外，行政机关作出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已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根据，并给予其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对重大的事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该组织听证;作出行政决定之后应该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告知具体的救济途径和期限;行政机关的决定应该采取书面的形式，并依法送达当事人;书面决定应当说明据以作出决定的事实、证据、理由和法律依据，如果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还必须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

第三，加大对行政强制行为的程序约束。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都是行政执法主体为实现行政目的，对行政相对人的财产、身体及自由等予以强制而采取的措施。在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下，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强制行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造成损害的风险性也特别大，故须加以严格的约束，要求行政机关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所以我建议应该尽早出台统一的行政强制法，切实提高我国行政强制程序的法治化水平。

第四，完善行政执法案卷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该客观、全面、详细地记录行政执法的事实、证据材料和决定，对行政相对人的有关监督检查记录、证据材料、执法文书应当立卷归档，要重点做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的归档和整理工作，建立健全行政执法案卷制度，定期的检查和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纠正。认真坚持实行这一制度，有利于夯实行政执法的工作基础，促使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能力，推动行政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提高政府的责任能力。

第五，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度。行政责任难以落实，是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鉴于此，在多年来的行政改革过程中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尝试，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就是重要的制度创新。但还需从一下几个方面给加以完善：(1)坚持依法决策。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促进各级行政机关认真实施各项法律法规，在行政决策中把法律法规作为依据，减少决策中的人为因素。(2)加强了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促使各级行政机关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着力规范行政权的设置，加大对涉及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机关管理手段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力度，使行政法律制度不断得到完善。(3)促进各级行政机关的树立法制观念。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坚持职责法定化、程序规范化、责任明确化，并通过对行政执法评议考核的广泛开展，逐步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效能评估机制。(4)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提高。即行政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行政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随意执法的情况大大减少;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意识有所提高，通过权责挂钩的制约，行政执法人员的权力本位意识逐步向责任本位意识转变，开始形成规范执法、文明执法的风尚。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应当全面推行行政机关责任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明确个行政执法机构对外承担的法定职责，将职责层层落实到每个岗位和人员，做到权责分明、责任的到人，并统一进行监督和考核，以真正实现权利和责任的统一。为此，必须对执法机关的职权与职责进行科学的分解，建立起完整的岗位责任体系，并积极采用电子信息化手段来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从而将执法责任制由传统的单纯事后监督并追究责任，转型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动态监督并追究责任，以减少行政损害和社会成本;还必须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举报、控告、申诉受理制度，逐步完善和推行引咎辞职制度。

(四)、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目前在行政监督方面一个较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合理而行之有效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

第一 建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的权力机关的监督缺乏具体的操作手段，而且权力机关监督的力量还不是十分明显，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设立人大监察专员制度。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在现实中也存在这像听取报告、质询、行政执法评议等监督，但是切实有效的监督并未形成。如今国务院向数家大型国有企业派出的督察专员，可以作为专员制度的一个雏形。但按照法治的要求应尝试在人大中设立监察专员，这样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督。

第二，完善司法监督制度。目前司法机关对行政的监督，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实现的。也就是说，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具体行为进行合法性的审查，判断和评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有效。通过这种法定的方式来对行政机关的行为进行日常和法制化的监督。此外，我们的法院可以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监督行政机关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完善行政管理制度，提高行政能力。

第三，加强对行政管理的层级监督，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政府对于所属各部门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建立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的层级监督制度。层级监督的主要内容是监督检查下级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包括制定规范性文件是否有悖于法律，依法改变或者撤销下级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不适当的行政决定、命令或者指示，考核和奖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通过层级监督，规范下级政府及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行为。

第三，赋予行政监察和审计监察监督以独立的地位。我国的行政监察和审计监察在立法上已经向法制化、制度化发展，但其监督地位还有待提高。行政监察和审计监察在实践中需要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把这两个部门至于政府内部，其人、财、物归同级政府控制，很难有效地对地区和本部门作出强有力的监督，对于所属地区的首长等是无法实施监察，无法真正处于监督的地位。鉴于我国的情况，可以真正做到监察独立和审计独立，充分发挥监察和审计在防止公务员腐败中的重要作用。

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不断推进和依法行政走向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也会随之向前发展，走向完善，这也必将推动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

(五)、整合政府解决纠纷机制。

我国政府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最初强调政府解决纠纷到强调防范化解并重，这种转化意味着由纠纷的事后解决到矛盾的事前预防和纠纷的事后解决并重，由被动走向主动，有消极等待走向积极预防，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民利益为本位的服务意识。实践中我国的矛盾防范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有的领域内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矛盾防范机制。目前治安领域已经建立了矛盾防范机制即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其他领域也可以建立与行政职能相适应的矛盾防范机制，从而可以依法行政，提高政府在这方面的能力。

(六)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能力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是行政活动直接实施者和具体行为人，他们依法代表国家各级行政机关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具体履行行政职责。依法行政归根结底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直接影响依法行政的推进。因此只有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能力，才能相应提高政府的能力。 依法行政观念和公务员能力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除了需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断自学外，还要从培训、考核等制度上保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观念和能力的提高：

1、建立学法制度，加强依法行政知识的培训。我国可以专门制定关于公务员的《培训法》，尤其是一些发达的省、市、自治区，把培训高素质的公务员置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建立完备的公务员培训制度，这样可以更好的推进依法行政的实时，提高政府的能力。

2、把依法行政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因为许多官员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急功近利，决策失误、劳民伤财、弄虚作假，而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也把法制建设和依法行政抛在了脑后。因此，应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把依法行政的情况列入各级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考核内容，把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作为考核行政机关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的重要标准，这样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都有重大的意义。 【结语】

依法行政对提高政府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政执法制度，切实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从而提高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能力。

参考文献： ①韩建、王俊良：《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与实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②韩建、王俊良：《我国依法行政的基本理论与实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③延永玲：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新西部 》2010年第10期，第8页。

④崔若闻：浅析依法行政价值，《决策探究》2010年6月下，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