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精选8篇）

篇1：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是巨量数据的集合，这个陌生的名词出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的使用与发展，中央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政府通过大数据治理社会。大数据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让及时的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广州市六榕街盘福社区的网格员都配备平板电脑，第一时间记录采集到的信息，配合大数据管理社区。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编辑/陈远鹏

篇2：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摘 要：大数据是优化和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了三大机遇和三大挑战。从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等角度，提出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以期促进我国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治理；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8-02

大数据的应用变革了政府扶贫工作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扶贫治理能力的新手段。精准扶贫是中央高度重视的一项扶贫开发战略。挖掘大数据价值，通过大数据分析扶贫主体的思想与行为特征，按照扶贫对象的个性化需求开展扶贫工作，真正做到政府扶贫的科学化、信息化、精准化。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机遇

一是大数据资源支持精准扶贫。政府扶贫过程中自身拥有的扶贫区域及扶贫人数等方面的信息、扶贫部门扶贫的效果监测信息、新闻等媒体平台报道的贫困与反贫困信息等，为精准扶贫提供了原始数据。

二是技术、人才的保障等为大数据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伴随着大数据的来临，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大数据的应用，大数据思维与关联分析及定量预测技术、大数据基础设施及人才建设逐步得到重视。

三是大数据加强了政府与公众的联结。大数据时代，通过公众的广泛参与，加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阳光互动，政府扶贫举措更加亲民、便民，对促进简政放权、提高政府扶贫治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数据对政府精准扶贫治理带来的三大挑战

一是海量的贫困与扶贫数据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值得商榷。大量的数据资料虽宝贵，但下级扶贫办碍于政绩考核压力难免会编造贫困和扶贫信息，造成信息失真。这必然会对数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存有疑惑，对能否应用到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增加了识别困难。

二是现有的数据提取与分析技术难以保证政府扶贫决策的科学性。大数据的应用还未得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即使有所重视，但目前所掌握的相关技术和人才无法保障大数据在扶贫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是惯性的主观思维、先验性假定思维与大数据时代的客观思维、基于数据关联预测定量分析思维相矛盾。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然重塑政府领导力，引起政府扶贫理念、工作组织、扶贫方式等多方面变革。领导者也要了解大数据技术及应用，从保守封闭向多元开放转变，从控制命令向合作协商转变，从“领导者”变成“服务者”（根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庆国教授在重庆的讲座“大数据时代的治理创新与领导力”资料整理而来），从主观臆断的“路径依赖”向客观分析决策转变。

二、大数据提升政府精准扶贫治理能力的四项举措

（一）深入村户，摸底把脉，精准识别

一是走村入户，深入调查，取得数据资源。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精准扶贫的首要任务。培训和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到村组，深入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入户调查，不漏一户，按照“属地原则”分区域分块完成自己的调查工作，收集扶贫对象的相关信息，建立数据台账并细化。将各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扶贫对象摸清摸透，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同时，建立亲属回避制度，避免“优亲厚友”现象，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二是审查信息，登记入机，打造数据平台。成立专门的小组对收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审核和完善，包括每一户贫困家庭户主姓名、家庭人数及情况、致贫原因、扶贫计划及项目、帮扶干部及企业或个人、家庭收入与支出详细情况，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定期（如半年）进行反馈调查，实现数据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对新出现的扶贫对象及时纳入给予帮扶，高度关注返贫群体[1]，做到“贫困有号、脱贫销号、返贫挂号”。

（二）科学决策，因人而异，精准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教育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因学致贫家庭，为贫困家庭及适龄学生在学校开学之际，设立“建档立卡户信息登记处”，与之前入户调查采集信息进行比对，直接帮助贫困家庭子女入学办理助学贷款[2]。

二是大数据助力病残致贫型家庭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分析出病残致贫型家庭，合理配置各地区医疗经费、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政策。除了政府送去医疗基金外，大数据的全国联网还可以帮助医疗资源的调配，发动社会公益力量，让那些没技术医治、没钱医治的贫困群众有办法医治、有条件医治。鼓励社会捐赠医疗器械和药品支持，帮助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和乡镇村级卫生室建设，促进医院改造升级和标准化建设。

（三）定位管理，因地制宜，特殊扶贫

一是大数据助力产业扶贫。通过当地资源的调查，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因地制宜、突出优势和特色，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搞旅游则搞旅游。积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官的带头作用，引导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群体，利用互联网技术，创业发展农村电商。做大做强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便民快递网点“两大平台”[3]。一方面，帮助农村居民网上购物，包裹配送；另一方面，将当地农副产品、工业产品打造成品牌，网上销售，同时网上推介当地农家乐、乡村旅游业发展。

二是大数据助力移民搬迁扶贫。通过入户调查归类，着力将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地灾多发区群众和农村贫困户、危旧房户等作为搬迁重点，引导高山居民全部下山搬迁到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集中居住区，还原高山生态。搬迁地靠近城镇鼓励经商，靠近园区鼓励务工，靠近景区鼓励发展乡村旅游，靠近集镇鼓励发展手工业，在农村鼓励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三是大数据助力城镇扶贫。以民政局、房管局、救助所、信访办、居委会为调研切入点，以申请为前提，找到需要帮扶的群体，主要定位为：老旧散小区、移民转户小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老弱病残”和其他突发事故导致的支出型贫困群体，也包括下岗困难职工和已经在城镇落户但生活中遇到困难的农民工群体[4]。并对其家庭收入做核对，对其家庭的支出进行调查。以救济扶贫向帮扶就业扶贫转变，一方面，完善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救助扶贫兜底；另一方面，以社区为单位，以社会组织的造血、公益为依托帮扶脱困。

（四）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立体扶贫

一是建立结对帮扶机制。由县领导联系民营企业家共同结对一个乡镇，由发改办、民政办、财政办等部门帮扶一个村，每一名干部帮扶一个贫困户。在地方政府土地、税收优惠条件下引导企业家带技术、带脱贫项目进村入户，为贫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带领贫困户发展致富。

二是建立对口帮扶机制。主城与贫困区县产业结对，帮助区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引进，帮助培育主导产业，搭建市场平台，帮助农民就业，助推农民增收；探索异地建院机制，援建贫困地区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宿舍、给排水、工业污染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三是建立智力帮扶机制。建立大数据扶贫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大数据应用到精准扶贫治理工作中提供决策咨询。支持建设劳动就业服务站（所）和劳动技能培训基地，提高贫困群体基础素质；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和营养供给，开展“科教文卫下乡”活动，在贫困村选配大学生村官，鼓励大学生等志愿者下乡支教，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扶贫接力服务行动；鼓励优质教师、医生下乡指导，打造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城乡医疗发展共同体。

四是建立城乡建设帮扶机制。援建一批区县城图书馆、体育馆、文化馆、影剧院、商业街等“大件”设施，支持小城镇特色风貌、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农村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支持新农村建设，援建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五是建立多元化参与帮扶机制。促进农村金融参与扶贫，引导银行业开展针对贫困农户及农业生产的信贷扶贫，降低贷款利息率，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促进NGO小额信贷参与扶贫[5]；促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积极发挥农业保险保障作用，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篇3：大数据视域下的政府治理

1. 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一词早在2008年9月4日便出现在《自然》的一篇专栏中, 但学术界对于“大数据”的准确概念尚未达成共识。从数据容量的角度, “大数据”被认为是一个技术性概念, 用以描述通过传统数据工具难以在短时间内搜集、分析、整理并存储的大量数据。2011年5月, 麦肯锡全球研究员在《大数据:未来创新、竞争、生产力的指向标》研究报告中指出:大数据是指数据容量超出传统数据库工具搜索、存储、分析和管理能力范围的数据集。从数据的价值角度, 有的学者认为, “大数据”即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人类可以发现数据背后的潜在价值, 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对“大数据”的深刻理解, 认为大数据是一种新理念、新思路和新工具的集合。这就要求人类在全新信息社会要不断提高对数据信息认知、利用和创新的能力。总之, 对“大数据”的概念界定, 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 既要认识到它与传统数据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不同, 还要认识到它的影响已扩展到社会各领域的各个方面。

2. 大数据的特征

为了使政府治理更具前瞻性与准确性, 我们应从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对大数据进行全面透彻的理解与认识。

(1) 大数据的技术属性。从技术属性上来说, 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相比有明显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数据容量大、结构多样性、处理高速度、价值低密度等方面。

第一, 容量大。如今的信息社会, 每个人都是数据的制造者, 微信、微博、QQ、购物、视频等日常行为都制造了数据源;微处理器、POS机、监测器、摄像头等电子产品则生成了大量的数据。海量的人工或自动生成的数据通过互联网这样的中介汇集到电信运营商、互联网运营商、政府、银行、商场等众多单位或组织, 进而形成了浩瀚的数据之海, 数据规模已从TB级升到PB级。

第二, 多样性。伴随着智能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数据格式呈多元化趋势, 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同时, 数据的来源也趋于多元化, 信息主体由个人发展到社会组织, 信息内容涵盖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第三, 速度快。大数据时代是“一秒定律”的鲜明例证。在这样的新数据时代要求数据运作模式将静止数据和动态数据转变为正在使用数据, 以达到数据快速处理的目的。

第四, 价值低。要想使数据更富有价值, 就需要对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过滤和抽象。大数据时代, 有价值的数据微乎其微, 大部分数据对于我们毫无意义, 随着有效数据的增加, 无用数据的幅度更大, 相比较就呈现出大数据的价值低密度特征。

(2) 大数据的社会属性。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意味着对数据的研究和利用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

第一, 作为技术与能力的大数据。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在于完成传统技术不可能完成的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存储和利用。凭借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能发现大量数据的隐藏信息与事物间的联系, 并能准确判断事物发展趋势并指导主体的行动。可以说, 大数据既是一项技术, 又是一种能力, 它不仅能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且能实现数据创新, 是一种创新的能力。

第二, 作为基础设施的大数据。农业社会以农田和水利为基础设施, 而信息社会是以信息、云计算、数据中心等为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政府的协助与投入, 更需要市场的投资与协作。

第三, 作为核心资源的大数据。信息资源不具有排他性, 因此信息的消费过程与新信息的生产过程同步, 消费的人与信息资源的总量成正比。与大数据有关的技术将成为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核心资源。

第四, 作为思维方式的大数据。大数据建立的是一个高度开放互动的系统, 倡导资源的共享, 更新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观念与方法, 进而指导我们的行动。

二、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

1. 政府治理的新机遇

(1) 转变行政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信息是官僚系统中一种重要的权力资源, 垄断了信息就等于拥有了权威, 进而政府本位、官僚本位盛行。然而,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信息传播与交换的方式, 每个人都是数据与信息的制造者, “数字鸿沟”现象日益暗淡。开放的大数据时代为公民参政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政府的权威来自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而不是对信息的掌控。因此,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政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及时全面地了解并满足公众的需求, 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2) 优化决策方式, 提高决策能力。传统的决策程序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这种决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解决问题, 基本满足政府治理的需要, 但也容易出现决策失误导致劳民伤财。面对渐增的公共安全危机, 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应对。这就需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政府的决策要依据数据分析, 程序也应优化为“搜集数据—量化分析—找出相互关系—提出优化方案”。最重要的是, 大数据能够跟踪决策的实施, 在决策实施过程中根据环境变化和公众诉求提供相应的信息反馈机制, 以达到纠正决策的目的, 提供更切合实际的、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3) 优化组织结构, 提高组织效率。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组织结构是一个科层制的官僚组织。这种组织结构造就了一个封闭的、等级分明的系统。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彻底打破了传统官僚制的理想化的制度假设, 并重组政府治理系统。一是信息社会中事物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传统的组织分工不能涵盖所有领域, 过于精细的分工也不利于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而出现治理的低效率。二是信息社会的开放性要求打破官僚制的封闭状态, 实现信息共享。三是社会事务的复杂性要求各部门之间的合作, 实现扁平化治理, 政府的组织结构也要日趋扁平化。

(4) 改进社会治理模式, 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传统的社会治理以国家和政府集权为主要特征, 随着利益集团的出现, 逐步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多元共治的局面。大数据时代要求政府更多地对社会组织赋权, 使治理权力由国家垄断变为多元主体共享, 从而形成了多中心治理的社会治理结构。将大数据的技术引入到社会治理领域, 促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 政府治理的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带给政府治理更多的是挑战, 主要表现在政府治理的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体系三个方面, 面对严峻的挑战, 政府不仅要从大数据的视野出发提升治理能力, 更要从应用层面出发提高服务水平与质量。

⑴政府治理理念面临挑战。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引导下, 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盛行, 政府行政官员面对社会公众常常说空话、套话, 缺乏对新兴媒体的关注度。传统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实行大一统式的管理方式, 全能主义和权本位思想深入人心。显然, 传统的治理理念不再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需求, 这就需要政府创新治理理念, 转变治理方式。同时数据的大爆炸需要更大程度地公开政务信息和整合政府数据信息资源, 扩大社会公众获得政治信息的权利, 使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 倡导合作互动的治理理念, 要求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打破固有的僵化局面, 促进数据的高度流通。这些都给传统的政府治理理念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⑵政府治理方式面临挑战。新一代党中央领导人认为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过时。过去, 政府治理靠权威发红头文件, 要求公众服从命令听指挥, 注重管理而轻视了服务, 追求效益而忽视了公平与结果。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往往靠经验做决策, 造成权责失衡, 而目前我国正处于大数据海洋中, 公众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来获取信息, 并且信息量也越来越大, 政府失去了对大量信息知识的垄断地位。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对传统的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新时期的政府必须学会数据分析的理论模型、数据应用的管理方法, 运用多渠道搜集海量的数据, 分析相关问题, 做出科学的、有效的决策。

⑶政府治理体系面临挑战。需制定新的政府治理体系来应对大数据时代的变革, 在此过程中仍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一方面是个人隐私的问题。现期我国有关个人隐私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还缺乏一部完整的数据法。另一方面是数据公开的难度。与政府部门相关的数据信息公开程度较弱, 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基础, 制约着数据信息的公开。在特殊的社会时期, 政府部门面临着怎样公开数据信息、公开什么数据信息以及将数据信息公开在什么范围内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安全与自由两把尺子难以寻找到准确的刻度。

三、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新范式—智慧治理

1. 智慧治理的前提是智慧决策

大数据拼的不是规模, 而是思路。大数据时代, 我们要在决策意识、组织文化、组织结构和决策流程等方面实现变革, 做到智慧决策。大数据时代要养成数据决策的意识, 注重对数据的采集, 形成“数据怎么说”的习惯, 在立足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客观分析与判断, 这是保证大数据价值得以发挥的重要保障。这种思维变化, 能够激发、带动和形成单位的整体氛围, 从而实现数据的充分发掘和重复利用。另外, 智慧决策还体现于大数据对方案实施过程的跟踪和检测, 利用大数据系统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微处理器、电子终端系统等对政策的实施实行全程监测, 根据方案实施的实际效果与公众的合理诉求及时纠偏, 以提高公共服务产品与社会期待的匹配度。

2. 智慧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共治

在层级分明的官僚体制中, “信息是一种权力”。大数据时代要求打破以往“中心—边缘化”的治理结构, 在开放的政治系统中积极探索与建构政府、企业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首先, 政府要做大数据规划的主人。树立“数据治国”的理念, 做好国家发展战略的宏观规划, 积极制定和完善与大数据应用相关的法律法规, 鼓励政府数据资源共享, 保障数据资源安全。完善政府决策协商机制, 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直接参与度, 利用信息工具汇聚集体智慧, 充分挖掘数据的潜在价值。其次, 企业要积极发挥信息技术优势。要立足自身打造核心技术, 提高数据搜集、分析与整理能力, 不断完善创新机制, 通过对数据隐含价值的挖掘和利用, 实现知识与价值的创新与发展。第三, 社会组织要积极发挥综合衔接的功能。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建立连接政府、企业单位和公民的纽带, 促进资源共享与利用, 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决策, 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和技术支持。第四, 公民要提高个人素养和参与能力。政府要培养个体公民有关大数据的思维方式, 提高对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和创新能力, 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决策, 投身于公共服务产品的研发、生产和供给中。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努力探索并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才能实现智慧治理。

3. 智慧治理的落脚点是智慧服务

在传统行政模式下政府的公共服务被认为是一种对人民的“施舍”。而智慧治理的落脚点是智慧服务, 智慧服务是一种全新的创新服务体系, 在“以人为本”理念引导下, 将信息技术与政府职能有机结合, 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最终实现从管理本位到服务本位的转化。首先, 智慧服务以智慧感知为前提, 政府部门通过门户网站、政务微博等信息技术, 与个体公民、社会组织和企业交流互动。一方面将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要求、范围和程序公布于众;另一方面对公众的意见、建议和诉求进行整理与分析, 并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 提升公共服务与产品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 智慧服务以智慧业务平台为基础。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进行部门与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的职能整合, 打破部门界限、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完善服务流程, 以政务服务平台的创建与完善为突破口, 提供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 减少公众办事时间和空间上的成本。同时, 与信息社会相适应, 积极创新和完善供应公共服务的方式与方法, 研发和开通移动信息服务平台, 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的信息定制服务, 增强信息发布的即时性、针对性和准确性。第三, 智慧服务以智慧评价和智慧监督为保障。客观的评价能够呈现出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 为公共服务指明方向, 提高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时有效的监督能够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前进的压力与动力, 促使他们为公共服务不断奋进的决心。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技术既能提高公共服务的开放性和透明化, 也能使政务评价与监督的客观性成为可能, 社会公众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对所享受的服务进行综合且客观的评价。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政务评估指标和监督方式, 打造公共服务运行绩效的综合监管平台, 实现服务数据、评价数据的即时收集、分析, 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参考文献

[1]赵国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8.

[2]涂子沛.大数据[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7.

[3]姜奇平.2013全球大数据——大数据的时代变革力量[J].互联网周刊, 2013.

[4]徐继华.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4:42.

篇4：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对于普通人来讲这貌似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然而，它其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中。在人们网上购物时，平台储存各用户的购买数据，通过统计、计算得出某些规律，这是使用了大数据;在政府某部门工作中，他们通过对某一些产品的数据统计、比对，从而得出某一些结论，这也是使用了大数据。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它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是DT的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中文意思是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阿里巴巴集团来说举足轻重。这不但在商业领域受到重视，在政府层面同样受到关注。

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9月，国务院公开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目前中国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方面已具备一定基础，拥有市场优势和发展潜力，但也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创新应用领域不广等问题，亟待解决。

《纲要》认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大数据部署，深化大数据应用，已成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内在需要和必然选择。立足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推动大数据发展和应用在未来5—10年逐步实现以下目标：打造精准治理、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运行平稳、安全高效的经济运行新机制;构建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开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新格局;培育高端智能、新兴繁荣的产业发展新生态。

2015年10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提出，要拓展互联网经济空间，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其中，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是大数据第一次写入党的全会决议，标志着大数据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研究员何哲认为，大数据战略要政府表率推动。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首先是需要政府做出表率，在开放数据、开放政府建设方面做出表率。

“要积极构建政府体系的大数据，打通在部门、区域之间隔离的数据孤岛，为建立统一高效的政府服务体系而努力。其次是需要建立大数据发展的标准体系，为整个市场做好标准制定工作，从而指导大数据产业的健康发展。”何哲说。

使决策层实时掌握地区态势

目前，大数据和政府社会治理的领域有几个新方向。云润大数据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晋彤认为，一个是政府在大力推进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空间进行深化管理，用大数据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另一个是大数据技术开发和应用在蓬勃展开，行业里涌现了很多机构、企业、专家学者，也出现了各种帮助政府社会治理的解决方案。在可见的未来，利用技术和数据进行社会治理，将是大数据行业最能出现创新效益的方向之一。

信息无处不在，那么具体到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怎么进行？除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外，其他基本就是会议、沟通、文案、信息处理工作，也就是说，整个政府工作基本就是数据处理工作。晋彤说：“抓住政府治理的数据本质，自然会以数据治理作为政府工作发展的核心。”

政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的数据处理类型大致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信息采集，这包括平安城市监控信息、人口调查、市民办事信息录入、土地测量、舆情监测等;第二，决策支持，这包括数据分析的结果，以会议（集中或远程）、报告、信息平台系统等形式给决策者以决策依据，之后形成决策进入信息流通环节;第三，信息流通，这包括会议、活动、政策法规公开信息发布、政府发言人和公众及媒体的沟通、舆情管理等。

晋彤说，数据采集和分析能力的进步，对政府实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大数据的运用使人们的各个数据集合成数据集，让决策层可以看到。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上达天听”，为国家的最高决策层所知悉，也使得决策层实时对整个国家、地区、行业、部门的态势进行掌握、调控和协调管理成为可能。

“这一变化对世界所有国家都具有挑战性。中国政府目前在利用互联网和数据能力进行决策支持和社会治理的决心、开放态度和重视程度走在世界前列。如果中国能在数据治理的科学性、严谨性方面如同航天事业那样下功夫，就有机会打造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最能服务民众的政府管理模式。”晋彤说。

大数据如何影响社区和公共交通

《小康》记者在了解大数据的社会治理案例中，发现多个部门都有进行。以广东为例，它们包括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惠州市委市政府、佛山市禅城区委区政府、广东省环境检测中心、深圳市坪山新区智慧社会服务中心等。

如今走在广东某些社区的路上，《小康》记者会发现每隔一段距离就看到一个标识牌，里面是负责本片区域的网格员姓名和头像，而且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例如在深圳市坪山新区，基层围绕打造公共基础信息库，解决信息来源问题，建立了网络信息采集员（简称“网格员”）采集为基础，多种信息共同丰富基础资源库的“1+N”信息采集体系，确保信息的鲜活、真实、全面，为大数据应用提供基础数据保障。

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15年本区共采集人口信息855813条，比网络化服务管理实施前的2013年增加31%，且采集率、注销率、准确均在97%以上。新区数字化城管和社会综治案件办理数量从2013年的77616件增加到2015年的112888件。

另外，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使用大数据。以广东省委省政府督办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具体部署成立的广东岭南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通”）为例，它的目标是建立全省统一的交通一卡通“类银联”系统，实现“一卡在手，岭南通行”。截止2016年3月，岭南通已基本开通省内21个地市，服务通达香港、澳门地区，累计发卡4920万张。

岭南通大数据云平台是面向公共交通服务的大数据开放式公共服务平台，它根据自身掌握的数据优势，通过研究和分析公共交通一卡通大数据，将其应用于公共交通服务领域、公众出行领域、突发事件处理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公众出行环境。

编辑/陈远鹏

篇5：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期间，韩启德一行听取了市经济信息化委等部门的情况汇报，考察了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市交通信息中心、长宁区华阳街道综合治理中心等单位，并与有关单位进行了座谈。韩启德表示，上海应破解制度障碍，打破部门隔阂，加强综合协调，培养一批真正懂得大数据的学科交叉型人才，走出一条可复制的大数据技术之路。

政府治理能力是促进一个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在我国,随着以解决深层次矛盾为诉求对象的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到来,国家现代化迈进了关键的发展时期。要实现我国的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须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的政治治理能力、政府的适应能力及政府的统合能力。中科同向总经理邬玉良介绍说，政府和互联网产业是应用大数据技术最快、最广的产业。简言之，政务方向的大数据应用是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挖掘数据的价值，提供给政府管理者，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准确性、科学性。

对于大数据技术，社会公众往往觉得这是离自己生活很遥远的事情。其实不然，大数据技术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政府部门发挥其服务职能的有效手段。例如，气象部门根据天气预报每天发布的穿衣指数、户外运动指数；交通部门经过对过往数据的分析每天发布的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等，都是大数据技术最简单的应用，政府部门对于大数据更深层次的应用在于通过这一技术提升城市经济运行管理水平、社会舆情管理水平。

邬玉良认为城市经济的平衡、协调、可持续发展对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建立一套结合城市运行特点的资源与经济指标体系，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资源数据与城市经济监测数据相结合，为优化经济结构提供数据支撑，对提升城市经济运行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篇6：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得分：o o o o  A.开放型 B.节约型 C.创新型 D.服务型

2.科学范式的发展路径：从观察到演绎分析、模型推导，到计算机分析、仿真模拟，再到（）时期。（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o o o o  A.数据科学 B.理论科技 C.数据推导 D.数据计算

3.Web2.0强调（）。（单选题3分）A.单位 B.网站 C.个人 D.机构

4.社会成员或者用户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共同参与信息的处理、信息的分享、信息的传播，这个活动就叫（）。（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A.社会计算 B.高强度计算 C.政府计算 o  o o o o  D.云计算

5.（）时代，使得信息智慧解读时代到来。（单选题3分）A.Web2.0 B.Web3.0 C.Web4.0 D.Web1.0 6.（）说明如果联网越多，从介入方式、技术上越来越突破，则网络规模越大、成本越低，网络的成本可能会趋向于零。（单选题3分）

得分：0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摩尔定律 B.吉尔德定律 C.梅特卡尔夫定律

D.新摩尔定律 正确答案：B 7.梅特卡尔夫定律主要是描述信息网络，指出网络的价值在于网络的互联，联网的接点数与其价值呈现（）的方式，联网越多，系统的价值越大。（单选题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A.指数 B.反比 C.正比 D.对数

8.具体来说，摩尔定律就是每（）个月，产品的性能将提高一倍。（单选题3分）3分

得分：o o A.6 B.16 o o  o o o o  C.18 D.12 9.在web1.0阶段，主要强调的是（）。（多选题3分）A.网站 B.机构 C.单位 D.个人

10.从传播学角度解释，新兴的网络平台提供了非常大的开放空间，让人们更加有可能享有对信息的（）等。（多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A.监督权 B.表达权 C.知情权 D.参与权

11.信息技术产品的演进遵循哪些定律？（）（多选题3分）A.图灵定律 B.梅特卡夫定律 C.摩尔定律 D.吉尔德定律

12.目前疯狂产生的几大类数据有（）。（多选题3分）A.社交数据 B.机器数据

C.组织数据 正确答案：ABCD

得分：0分

得分：3分 o  o o o o  o o o o  o o o o  D.交易型数据

13.基于信息数据的管理和服务创新主要表现在（）。（多选题3分）A.个性化的管理服务 B.高强度的计算 C.认知方式的变化 D.数据驱动的创新

14.关于Web1.0时代，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多选题3分）A.人和物之间可以全面互联，客观准确地感知和表达 B.更多的是传统的信息化方式

C.根本理念是用信息化替代传统服务管理方式

D.人类可能赋予物质世界更多自我表述、自我展现的机能

15.关于信息技术产品的演进，下列说法正确的有（）。（多选题3分）A.信息技术产品量化生活/量化自我 B.可穿戴式设备产生 C.遵循三大定律

D.微电子技术在和其他技术领域相融合

16.云计算使得使用信息的存储是一个（）的方式，它会大大地节约网络的成本，使得网络将来越来越泛在、越来越普及，成本越来越低。（多选题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得分：3分

o o o o A.密集式 B.密闭式 C.分布式 D.共享式  o o  o o  17.网络化是信息技术产品最有特点的一个方式。（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18.维基百科词条的准确率、正确率很低。（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得分：4分

得分：4分

19.Web2.0的实质没有变化，只是用电子化过程替代人工过程。（判断题4分）4分

得分：o o  正确 错误

20.摩尔定律简单来说，就是电子技术产品性能越来越高，价格越来越贵。（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1.新一代信息技术会催生新的产业革命，带来新的经济形态，或者颠覆传统经济的一些产业。（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2.政府3.0 不以公众为中心，而是以每个人为中心，政府要做到以每一个老百姓为中心、以每一家企业为中心。（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o o 正确 错误  23.政府2.0、政府3.0，与政府以后的治理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完全不一致的。（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4.云计算就是软件在云端无所不在、无限强大的计算，也叫网络化计算或网格计算。（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o o  正确 错误

25.物联网目前还未实现对实时情况进行监测、感知。（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26.高强度的计算越来越强调不是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分析，而是在数据发生的过程中就把问题找出来。（判断题4分）

得分：4分

得分：4分

o o  正确 错误

27.创新2.0的理念，就是在政府管理理念中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状态。（判断题4分）得分：4分

o o  o o 正确 错误

28.大数据面对的信息价值密度都是比较高的。（判断题4分）正确 错误

得分：4分  29.政府1.0以政府为中心，就是政府在每一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较为单一或者主导性的角色。（判断题4分）得分：4分

篇7：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并在大会上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必须深化增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此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绩。本文就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必要性展开探讨，希望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改革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中央集权式的治理结构，在之后的发展中“集权”下分，从而逐渐激发了政府各阶层的积极性。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应当加强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此解决转型期各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与利益冲突。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这一重要转变，是我党在新时代作出的明智选择，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当前国情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此举确定了我党未来的治国方略。

一、政府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概述

（一）政府管理与政府治理的内涵

从传统“管理”到现如今“治理”的转型，从字面上看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实际却是一个质的飞跃，它体现了治国理政总模式是包含了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可以从主体差异、结构差异、协同度不同、权威性质的不同四个方面，区分其内涵的差异。从主体来看，“管理”的主体是单纯唯一的，一般为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相比较，“治理”的主体就丰富多元，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等；从结构上，“管理”是政府基于科层制体系而形成的垂直型结构，而“治理”则是多元主体基于合作与分工而形成的网络型结构；在协同度方面，“管理”更多的是政府单部门的封闭式行政，“治理”更多的是政府多部门的协同式行政；从权威性质上，“管理”强调人治，而“治理”强调法治。

（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在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词是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来的，关于“政府治理现代化”一词没有统一的范式，主要指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治理强调公正公开、民主参与、法治责任、多元协作等理念。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政府在治国理政中需要引领每个行业领域的治理工作，促使它们之间形成携手进步的互动合作关系，实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领域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三）政府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关系

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一是

没有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科学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才能成就高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二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才能使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至最佳，从而在实践中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构造。因此，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完善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 （一）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绝对领导作用，尤其是上传下达党的重要思想和具体实施国家政策时，一线政府都是直接接触广大群众，也是最先了解到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和市场的真实反馈和诉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及时回应并作出处理。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者和治理者，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与责任。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必须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政府治理能力是我国治理能力和质量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对加速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社会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强化行政管理及社会治理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之下，将市场、政府、社会各归其位，形成互相支撑又相互管控的合作体系，使其无论在任何一种治理模式中，都能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促使政府职能转变，为开拓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国计民生的需要

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来看，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国计民生的需要：以微观层面来看，政府有着政策执行者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服务者的双重身份，也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体验；从宏观层面上看，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都有着重要影响。

三、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途径

法治社会需要有民主作为依托，缺乏民主或者没有法治的民主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容易发生集权、专制的现象，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走向混乱无序的深渊。坚持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政府科学管理水平。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放低身段，以尊重平等的姿态服务，促成社会各界之间的合作，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民主与法治是推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奠基石，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发展的保护伞，一旦出现民主缺乏，社会就会出现走向专制与集权的混乱现象。因此，必须遵循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才能使政府治理高效，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行政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素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突破口，从政府机构的工作流程、职能配备、执行决策权以及互相协调又彼此制约的行政运行机制着手优化完善，以确保权责的统一性，必须严格管理绩效和落实相关责任。二是为使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呈现稳定与成熟，应当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且能有效实施的制度体系，从而保障政府治理体系能顺畅有序地运行。三是基层政府应该在工作中树立依法行政和权责一致的观念，积极倡导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优良风气，在治理中体现法治精神。时刻铭记所掌握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信任与托付，在工作中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不可中饱私囊、为己所用，杜绝出现各种越权和特权的行为，坚决拥护我党的光辉形象，打造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环境，积极倡导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强化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和法治程序，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

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推行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重要体现，是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

安康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始终把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能力的重点，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水平。如果没有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就无法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积极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现代化治理

近十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方面，已经蕴含了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理念。现代治理理论表明，政府为达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目标，需要增强多个主体间的无障碍沟通，清晰分布各自应当承担的任务职责，进而有效促进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多种治理主体的参与，改变了过去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单向性，而且有效控制了行政权力因膨胀造成的社会风险。首先，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能激发全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其次，多元合作模式有别于一元治理模式，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治理模式，特别是当下社会各行各业利益的诉求呈现复杂和分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这对今后实现社会协同治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充分发挥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政府工作人员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社会管理日趋复杂，因此，对政府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一是全面加

强党建理论的学习，提升解决社会矛盾和处理问题的理论水平和能力。二是不断进取，从各方面提高工作能力和个人素养。三是更加具备服务人民、掌握政策、落实政策、开拓创新的工作素养，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优化自身的综合能力。四是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担当的精神、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善于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素养。为监督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效，可以优化绩效考核，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监管责任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着治理社会的重要职责，政府工作人员个人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的成效，必须做到既不越权，也不当“甩手掌柜”。

1.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政府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要以人为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开拓性地展开工作。由此可见，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为牢固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应该做到“两个必须”：第一，必须强化现代治理理念，认识到稳定和谐的治理局面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二，必须明确公权力是来自民众、服务于民众的重要思想，抛弃陈旧观念，以维持个人权力为主的政绩观念，应当切实把思想意识统一起来，服务百姓，服务社会。

2.完善干部任用考核机制。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领导干部需要提升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须在原有基础上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议从干部任用及考核两个方面进行。在干部任用考核体系

中，需要特别重视法治政绩的考核，对那些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难题的干部，尤其是坚持将法治思维和方式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干部，要给予肯定和优先提拔。要在各级干部中明确，只有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将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作为衡量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尽责的重要标准。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3.强化权力监督问责机制。我国目前对权力制约和问责体制在逐步完善和加强，对各阶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加强法治思维能力的要求，着重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强化法治手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把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动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透明，给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

（五）加强培育和科学管理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与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并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和社会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组织可以说是国家治理有效方法中的重要主体，也是重要推动力量。在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的重任中，不能小觑社会组织所发挥出的能效，这不仅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带来了

新契机，同时也对我国所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活动专业化越来越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建立专业人才职称序列对稳定专业人才、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促进专业人才队伍结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加快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对优秀的社会组织实施更多的大力扶持举措。这是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既能实现社会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能使我国社会治理取得更大成就。二是我国社会组织种类繁多，功能千差万别，应当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一批能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高质量、信誉佳，开展服务细致入微的社会组织。三是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扶持社会组织的政策体系，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性项目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从工作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就必须一丝不苟按照工作规范一步一个脚印来落实完成，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自律、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四是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通过开展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培训的方式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服务能力，扩大组织人才队伍，进而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其在加强服务能力上下功夫，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清晰认识来主动参与社会发展。为促进社会组织规范运行，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还必须切实加强专项检查和社会监督。

（六）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可以有效利用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作为新兴技术，不但可以整合碎片化的政务数据，还可以克服条块分割、信息壁垒等问题，要实现政府内部的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提升，离不开政务智能化系统建设。在大数据赋能的作用下，各级政府统筹协同、各司其职，可以有效集成各类信息资源、快速形成优质信息聚合，从而实现治理职能的配置优化、工作流程的科学可行、操作步骤的简化合理、运行质量的全面提升。良好的数据分析不但可以透过表象揭示大数据信息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揭示更多的隐藏价值，使舆情预测更加准确，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要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并借助大数据打造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智慧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此，政府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舆情信息进行全面搜集与分析，找到民众关注焦点，判定舆情变动级别，预测公众态度走向，挖掘大数据背后的舆情趋势，最终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服务。

四、结语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构建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国家的需要。必须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篇8：大数据如何影响政府治理能力

关键词：大数据,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

1 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理念的变革

1. 1 大数据

在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等颠覆性技术革命大背景下,大数据时代来临。 “大数据”一词的出现不过数年。在2008 年,由国际科技期刊 《自然》 推出名为 “大数据” 的专刊后,经历了天文学和基因学等诸多学科的引用,创造出了 “大数据”这个概念,并于2011 年左右流行并爆发式地出现在各大新闻报道、领导人发言和行业报告之中,2012 年“大数据”登上了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的专栏封面,也进入美国政府官网新闻。时至今日,大数据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发展,已然成为全球研究的热点,大数据让我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从多个维度挖掘出更多的价值,或有巨大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或有深刻的洞见,最终形成变革之力。[1]

1. 2 政府治理思维的变革

第一,树立 “一切皆可量化”的量化思维。 “不会量化就无法管理”,政府可以借助 “一切皆可量化”的思维方式和技术优势,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做到更加精准的洞察和预测,从而大大完善治理手段和方式。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读取每家每户智能电表的数据,为不同用电需求的社群量身定制节能减排解决方案,这一能源节约效果在入户抄电表的传统工作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第二,树立打破信息孤岛的共享思维。信息孤岛的形成表面上是信息技术的不匹配,实际是管理上的漏洞缺失,对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内部管理理念的转变和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力气。在纵向信息系统共享方面,需要借助多级网络和中心数据库,构建上下级部门之间统一的信息平台; 在横向政务信息共享方面,需要实现跨部门的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和政务协同。数据之网交错相通,才能发挥应用的活力。以财政部政务公开 “阳光平台”的建设为例,纵向打通了联通国家、省、市、县财政部门,横向实现了人民银行国库、代理银行、国地税部门以及所有预算单位的网络接通,逐步实现了财税领域信息资源网络化的信息通畅。

第三,树立互联网思维。首先建立万物互联的关联思维。大数据的价值所在就是通过海量数据的挖掘,呈现一个万物互相关联的世界。在商业领域,IBM通过收集电动车应在何时何地获取动力及其对电力系统的影响等数据信息与电网的电流消耗及历史功率、使用模式等数据相结合,发现了新的价值,即判断出何时何地充电以及电子汽车服务站的设置位置; 在政务领域,以中国海关 “电子口岸”为例,整合工商、税务、海关、外贸、外汇、银行、公安、交通、铁路等十几家部门的数据,实现了数据互联的实时分析,加快了报关速度,在打击非法的同时成为中国经济精准的预报站,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了精细的数据支持。

2 大数据时代下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选择

2. 1 政府、市场及社会和公民协同参与是政府治理协同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大数据时代,政府的行政管理需要协同创新。[2]首先,政府规划主导。政府制定规划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要重视数据收集、重视数据相关关系、重视大数据在决策中的应用,切实实现用数据驱动决策,更好地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例如目前国家住建部已经先后批准192 个智慧城市名单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智慧医疗、智慧交通这些大数据决策的延伸能够惠及百姓生活,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二是做好顶层设计,例如在建立大数据库时,要对其制度建设、功效设计、安全预防、人才储备、容灾备份等,在战略高度制定好宏观规划; 三是要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国家要出台统一的数据编码、共享、交换等标准,保障数据互联互通; 四是消除数据孤岛和数字鸿沟。其次,市场运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大数据发挥作用,需要市场提供共享公用的平台。最后,需要社会和公民参与,公民的广泛参与可以提升社会监管能力,数据开放是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而数据监管则是为了保障公民隐私,二者相互制衡,公民参与数据挖掘、采集和监管,可以有效提升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空间。

2. 2 政府大数据开放利用是其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从世界各国情况看,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国际化发展大趋势。在2013 年,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法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已经签署了 《开放数据宪章》,2014 年国际共有63 个国家建立开放政府合作关系,建立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数据开放利用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路径,目前政务数据的利用开发方面,我国存在差距:一是法律、法规、政策依据的完善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后的信息开发利用并没有予以明确规定,缺少法律法规的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 ( 中办发〔2004〕34 号) ,对规范政务信息资源使用行为和社会化增值开发利用工作也未给出具体指导意见; 二是数据的公开利用方面。在国家层面缺少统一布局的数据公开政策指导、数据所有权界定、数据使用授权、数据开放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评估及个人隐私信息保护; 三是数据可持续利用保障方面。在我国电子数据数字凭证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数据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及应用。政府机关普遍存在数字生成文件纸质打印保存与电子扫描件双轨制管理,数字信息的可靠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合法性无法保障,制约着政府公信力和推进信息化建设步伐。

2.3政务数据关联性管理是其治理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大数据之所以能包容万象,重要原因在于其通过将独立的数据进行关联,使多维度的信息价值内涵呈现几何级数式增长。拿国税局与地税局纳税数据进行对比,将使各种偷税漏税现象无处躲藏; 给出租车装上GPS卫星定位设备,进行定位数据上传、营运数据汇总,通过与行政执法、安全管理、投诉管理、公安部门的有效数据交换,将实现在交通信息获取、运行指挥、失物寻找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增值数据资源。受我国政府部门条块管理体制的制约,目前国家缺乏部门间数据互联互通的整体战略规划,各政府部门内部系统信息资源整合,上下级业务相关部门系统对接工作迫在眉睫。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政府要顶层设计建立可信数字信息跨系统和平台互联、互通、互认的信息治理架构,统筹规划政务数据管理,建立数据资产登记管理、验证和认证制度,确保数字资源和电子证照的合法采集和合理利用,保证数字资源的可跟踪、可溯源、可关联和可控制的能力; 二是政府机关应按照统一规划和持续改进的全程管理原则,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统一标准、授权许可框架及合同管理制度,保证管理活动的连贯性、一致性和规范性;三是搭建覆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全流程、全要素的质量管理协同创新平台,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创新能力。

2. 4 个人信息保护是政府治理信息安全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

近些年信息处理和存储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让我们对世界有了更清晰更透彻的了解,也将我们变成了透明人。个人信息滥用问题日趋严重,国内信息安全问题层出不穷,1400 万快递用户数据遭贩卖、130 万考研生源个人信息遭窃、12306 火车票订购用户信息资源泄露,信息泄露事件频频爆料,社会公众网络信任屡遭打击。为此,我们需要在政府信息资源、个人信息全生命周期和安全再利用保护等领域,进行不断完善。除去建立合法、合规、合标和合理的管理制度,政府在具体项目层面,要制定共享信息制定分类保护目标和分级授权利用规范。将个人信息区分为一般信息和敏感保密信息,既易于信息资源查询,又便于信息资源风险控制,尽可能地从源头维护信息主体合法信息不受侵害,同时在技术层面采取措施,对个人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做法可以依托各地电子政务云建设,搭建可实时、可评估和可规划的个人信息保护与管理系统,采用信息安全认证技术工具,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可控,并以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持续性管理为指导,做好个人信息采集登记、记录和共享使用日志保存工作,以备跟踪查询和持续改进。

3 结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运用大数据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本文在大数据时代下,提出多方主体协同共治、部署政府数据开放利用计划、实施政府部门之间数字关联性管理制度和制定个人信息保护对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信息治理环境改善提供了新的路径。大数据治理的内涵还很丰富,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阐释,有关数据质量、数据隐私、数据安全、数据再利用数据标准、数据溯源、数据开放、数据定价、数据估价等也都是非常重要而现实的课题。变化正在发生,你我置身其中,数据治国的时代已经来临。

参考文献

[1]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