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

第一篇：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

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思考心得体会

“十三五”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继续把握好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新特点新任务，紧扣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紧盯解决突出问题，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使改革更好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对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提出新要求，为促进新生事物健康成长、壮大发展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创新应该成为改革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基层应该成为创新最大的动力和源泉。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强调，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这就给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为我们探索改革创新提供无尽的动力和无穷的活力。全面深化改革要高屋建瓴，更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需要激发基层的活力。

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最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基层有着最大最有活力的群众基础，实践证明，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本质就是深入基层，扎根基层，也就是常说的“接地气”，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发展创新源泉，人民群众中有最大最深的智慧，要在凝聚群众智慧中提升创新能力，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人民群众“取经”，激发创新思维，同时，也在与群众交往的过程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

改革需要创造力，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激发这种创造力，就必须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让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继续把握好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提高改革的战略性、前瞻性、针对性，形成人人思变求变、事事谋求创新的生动局面，党员干部要在工作中扎根基层、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发挥基层创造创新性，推动十四五改革始终行稳致远。

第二篇：深化改革着力激发创新活力

——四论学习贯彻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进一步部署，对推进科技创新的政策和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科技体制改革引向深入，必将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有力推动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主体架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加强创新驱动系统能力整合，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通道，改革的深化，不断释放创新潜能，加速聚集创新要素，提升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些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实现科技事业的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发挥了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正得益于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的强劲创新活力。

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还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其中，有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存在“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产业化、创造市场价值的能力不足;有相关领域改革进展滞后于总体进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科研院所改革、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的建立健全、创新型人才培养等领域，同时，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科技创新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解决这些问题，尤须科技体制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就要按照总书记的部署和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激情和活力，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要高标准建设国家实验室，推动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大科学中心、国际科技创新基地的统筹布局和优化。要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只要我们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牵引，在实践载体、制度安排、政策保障、环境营造上下功夫，在创新主体、创新基础、创新资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创新活力必将充分激发，发展潜能必将充分释放。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坚决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我们就一定能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

第三篇：以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突破创新的体制机制瓶颈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攻坚期，成绩有目共睹。《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权威公布，我国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排名29位，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

但我国在创新制度(包括监管环境、商务环境等)、市场成熟度(包括信贷、投资等)等方面与全球领先水平差距仍较大。实际上就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而言，“创新驱动乏力”仍然是转型阶段的严峻挑战。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未伴随着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从而无法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或将延误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发展进程。

“创新驱动乏力”，究其根本原因是传统体制机制的束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发投入资金巨大但结构失衡，并未带来高质量的创新产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报，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达到1.3万亿元，占GDP比重2.09%;全时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80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一。如果从研发投入看，我国已经趋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研发资金的利用效率却令人堪忧。从科技产出看，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2014年我国专利申请受理量达92.8万件，同比增长12.5%，高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已经连续四年高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4.9件。单纯看专利数量，我国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专利大国，但是我国专利质量依然落后于美、德、日等创新强国。从发明专利的持有情况看，我国发明专利申请的授权率并不高，只占到申请量的约1/4。全部有效发明专利中，国外企业持有数量仍占一半;国内发明专利中近1/3由“三资”企业拥有;在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量最多的10家企业中，内资企业不足一半。从专利权维持年限看，专利权维持有效的时间越长，表明其创造经济效益的时间越长，市场价值越高。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中，维持年限五年以下的占55.3%，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只占5.5%，远低于国外平均26.1%的占比。大多数产业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等大多依赖进口。

一言蔽之，专利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问题突出，凸显市场创新环境的扭曲。在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规模大幅攀升而欢呼之时，应该更加关注隐藏在这些科技统计指标里的结构性问题。必须认识到，改善科技投入产出的结构远比扩大科技投入产出规模难得多。

二是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创新主体之间未能形成创新合力。宏观上，体制分割、机制僵化，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各自为政，没有形成自主创新的合力。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自成一体、缺乏分工合作，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多年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在相互独立的管理体制下平行发展的。教育部所属高校有“211”、“985”工程，而中科院有自己的“知识创新工程”。尽管这些项目建设都已取得重大成就，但两套运行系统独立存在也带来诸多问题。在项目立项和经费投入上存在不必要的重复，使得有限投入没有发挥出更大效益，创新资源也无法得到有效的配置。人才战中更是你争我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创新资源的浪费。高校和院所由于体制分割，捏不成拳头，形不成合力，科技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较为严重。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相互脱节，研究机构和企业在组织上、空间上、产权上相互分离，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与合作。研究课题的立项和选题往往是政府科技管理部门而不是源于企业的现实需求，通常是专家出题、专家解题、专家评审、专家获奖，“从文献中来、到实验室中去”的模式，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研究开发与成果产业化脱节、自主研发与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脱节，不利于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科技资源分散使用和低水平重复配置，使得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难以提高。根据美国商务部2012年发布的《知识产权与美国经济：产业聚焦》报告显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5万亿美元，约占GDP的34.8%，欧洲为40%，中国则不到27%。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滞后，发明人利益保障不力，全社会缺乏创新动力。我国专利制度有先天缺陷。它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并不是以保护发明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更强调发明人应当对社会作出更多贡献。没有充分考虑发明人所承担的风险，对专利期保护过后所产生的不利后果缺乏关注。专利失效后，不但不能有效转化、推广，而且会变成真正的“死亡”技术，因为在专利丧失保护之后，谁也不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去研发出让别人无偿享用的技术。正像当年开发VCD技术的万燕集团一样，由于VCD技术没有专利保护，所以在研发出来后，被众多厂家仿冒，使投入巨额资金开发的万燕集团，不能收回开发成本，最终倒闭。

美国专利制度是先授权，再公开，而且有审查时间的限制，因此专利在保密状态下的审查受外界干扰影响很小，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有保障，专利权人有足够长的时间获取回报。而我国的专利制度是发明专利申请满18个月后公开，审查没有时限，发明的审查授权公正很难保障。

发明申请即使最终授权，发明人也会因侵权产品遍布市场，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市场机会消失。发明人会因受到侵权无力追诉、维权成本极高、专利费用急剧增加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导致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血本无归，甚至债台高筑。反而利益相关方、专利侵权人获得巨大收益。这也是我国专利申请众多，但最后成功推广转化为产品让老百姓受益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在这样的体制机制下，难以想象能诞生如乔布斯那样对世界技术进步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人。

四是市场环境不健全，政策导向扭曲，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大的障碍是市场环境不健全。一方面，部分重要资源的价格不能反映其稀缺性和外部性，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片面追求速度。另一方面，许多政策还是投资激励，各级政府掌控土地资源和政策资源等，采取零地价和减免税等政策吸引投资，使得部分领域的企业倾向于从政策优惠中获利。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的利润率远高于高技术产业，一些企业不愿意费力搞创新，甚至不愿意做实业。当前我国市场环境不健全的“乱象”体现在：低成本竞争，高资源消耗，零成本污染，代工、抄袭模仿、行业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这些扭曲市场的问题不解决，真正内在的创新动力根本无从谈起。创新往往意味着不确定性和失败。在一个不尽完善的市场中，创新并非是企业发展的理性选择。只有当市场秩序趋于公平规范时，企业才会有真正内在的创新压力和创新动力。

第四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 、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

11 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2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3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4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5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6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7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8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

9 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10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11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12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13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14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15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16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

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区有关各方都感到，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赋予的战略任务，需充分认识这项任务的长期性和全局性。今年三月，韩正同志在回答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问题时指出，社会治理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在制度创新，保障是推进法治建设。调研中，区政协委员和各有关方面也一致希望，在市委1号课题的推动下，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争取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在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有关法规、形成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和社会公益资金募集的税收政策方面，本市率先有比较大的突破，促进社会组织建设更好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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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申论热点：改革院士制度 激发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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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申论热点：改革院士制度 激发创新活力

【背景】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强调，根据广大院士和各方面意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院士制度的要求，主要就是要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年龄结构、兼职和待遇、退休退出制度等，以更好发挥广大院士作用，更好发现和培养拔尖人才，更好维护院士群体的荣誉和尊严，更好激励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才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各方观点】

社会各界积极评价院士制度改革，认为院士制度改革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改革将更加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认为，院士制度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触及了科技体制和人才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其中改进完善院士遴选和管理，体现了去行政化的方向，可以排除行政和学术混杂的状况，让院士回归学术本身，让院士队伍更加“纯粹”，更加有利于出创新型成果、出人才。院士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院士制度改革可以更好地发挥广大院士的科研带头作用，进而带动提升全社会学术风气。

“作为一名航天科技工作者，我对院士制度改革持欢迎态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研究员尹怀勤说，院士遴选渠道收紧、增选机制完善、增加退出机制等方面，因其符合当前科技发展需要而映射着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次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对推进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会鼓励更多的年轻科技人员更快地出成果、出效益、出成绩，将进一步团结科技界全体人士为共圆中国梦而贡献聪明才智。”

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筠认为，此次院士制度改革取消行政机构参选提名、拒绝行政干预等举措，更有利于优化学科布局，优化人才选拔机制，使大批中青年人才有机会脱颖而出。院士制度改革使我国的科研制度更加健康运转，人才的遴选回归本真。

“作为一家拥有院士专家工作站的科技型企业，深感院士及工作站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方面对企业发展起到的巨大促进作用。”天津天地伟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绪然告诉记者，“国家能够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是企业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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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分析】

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改革现有院士制度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突出学术导向，减少不必要的干预，改进和完善院士遴选机制”的改革方向。

两院院士代表了中国科技界的最高水平。他们是国家科技创新工作的引领者，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也是各项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所谓“上行下效”，院士的选拔标准直接影响着基层科技人才的培养标准，院士的遴选机制也映照出整个科技界的人才选拔制度。院士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既在于强化和净化院士队伍本身，也在于引导和影响中国人才制度的改革。

在院士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还学术界一方“净土”。过去几年，个别试图借助权力和作弊手段混入院士队伍的人，损害了院士队伍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要消除这些不良影响，就必须按照习总书记所说，突出学术导向，以学术标准为不可动摇的最高标准来考评院士，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只有将权势、金钱或人情的影响彻底排除在院士遴选机制之外，才能保障院士队伍的纯洁性和学术性，让每一个院士都做到实至名归。

院士制度从创设之初走到今天，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科研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科研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了很大提升。因此，改进和完善院士的遴选机制、学科布局和退休退出制度势在必行。将来，院士选拔应当朝着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方向发展，通过更加全面、务实的考评方式，让所有有能力的科研工作者都人尽其才，及时进入院士队伍，而创设一种好的退休退出机制，也能在释放出更多院士名额的同时，让年事已高的老一辈院士能够以最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功成身退，将机会和位置留给更有活力的青年科研工作者。

目前，青年科研工作者在我国科研事业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景象正呈现在我国科技界，因此，进一步推进院士队伍年轻化，也是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所说，2013年新当选院士中60岁以下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5%，这对于所有青年科研工作者而言，是一个充满激励意义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