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建设意见建议

第一篇：乡贤文化建设意见建议

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发挥乡贤引领作用

桂园街道创新发展乡贤文化

发挥乡贤引领作用

为更好地助力林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桂园街道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通过在村(社区)大力开展“新乡贤”示范引领，乡贤文化进学校、社区等以及乡贤主讲道德讲堂，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社区)深深扎根。同时，街道还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街道，建设美丽村(社区)。

发挥“新乡贤”示范引领，培育时代精神。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借助乡贤力量繁荣基层文化，厚植乡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街道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举措。桂园街道大力发挥“新乡贤”示范引领作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培育时代精神，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搭建乡贤文化传播平台，传承优秀文化。为更好地凝聚乡贤力量，传承优秀文化，街道多措并举，组织开展乡贤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广场活动，将拍摄创业励志微电影，创办讲述乡贤故事的杂志，制作优秀家庭的家族记忆相册，来传播、普及乡贤的优秀文化成果。此外，还通过搭建乡贤论坛、企业家协会等平台，来引导乡贤诚信立身、信誉立业，将自身优秀的经验反哺社会。

举办乡贤主讲道德讲堂，涵养主流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贵在增强自觉、重在落地生根、难在持久深入。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之中，渗透到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就要打牢培育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基础。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为更好地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引到深处，敦厚民心民风、激励向上向美，引导市民向乡贤看齐，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坚持接地气、贴民心，坚持常态化、长期抓，涵养主流价值观，以积土成山的精神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

第二篇：乡贤文化

10-4 兰棉厂社区：积极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

2015年以来，兰棉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通过在社区大力开展道德讲堂、身边好人、最美家庭等先进人物的评选表彰活动，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居民，涵育文明社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区深深扎根。

传统的乡贤，主要是本社区居民涌现出来的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深受本地民众所尊重崇尚的人。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农村地区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人数的增加，更加体现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社区在文化传承、经济发展、道德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在发挥乡贤引领作用活动中，居民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以及文化修养，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道德力量可教化居民、泽被乡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大有裨益。

兰棉厂社区位于兰州市西固区西固中路399-101选址深入小区居民中间，方便居民办事。在社区张涌主任紧紧抓住了开展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的契机。 新乡贤不仅是传统乡贤文化的优秀继承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创新乡贤文化，使之融入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关键是要发挥新乡贤的榜样作用，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弘扬文明新风。

通过社区与居民的共同努力，兰棉社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乡贤，他们发挥地缘、人缘、亲缘优势和道德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区建言献策，有力地促进了社区和居民和谐稳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扎根。

第三篇：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俞佳奇

摘要：乡贤的内涵从其产生至今有着丰富的历史韵味和时代特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乡贤起着不同的作用。而当今乡贤应该适应其新定位，来融入新时代，传承并发展乡贤文化。本文对此进行研究，总结并归纳其中观点，希望对今后的研究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乡贤;文化;研究综述

祭祀乡贤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孔融首创了祭祀乡贤的形式。范晔《后汉书》记载：‚孔融为北海相，郡人甄士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1]《辞源》称此为祭祀乡贤之始。[2]宋元时期，乡贤和名宦被称为先贤，混祀在一起。‚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记载：‚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3]然而乡贤祭祀的混杂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万历野获编》还有一则记载‚成化中，给事王徽将死，戒其子曰：‘乡贤甚杂乱，吾耻居其中，切不可入。’‛[3]自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以来，为了使统治名正言顺，便开始加强礼乐教化，其中的重点就是完备天下祀典。以后明朝历代皇帝仍然重视乡贤的祭祀活动。成化、弘治时期，乡贤祠和名宦祠逐渐分开，乡贤的祭祀得到进一步的规范。清代沿袭明代祭祀乡贤制度。‚明清时期,凡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2]

一、解析乡贤内涵的时代变化

张玉娟认为明清时期的乡贤是本地德行著闻之人，按照不同的标准具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品德高尚的乡贤，二是风节著闻的乡贤，三是文章显著的乡贤，四是政绩卓著的乡贤。[4]在乡贤身份的分析上，赖功欧、刘军通过故绅和乡贤之间的比较，认为故绅和乡贤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乡贤就是士绅、绅士。地方绅士指的是介于国家政权(官方)与地方社会(民间)之间，身份、地位不同于一般民众，而可以对地方事务发挥影响力的个人或家族，而乡贤则被囊括在这一概念中。[5]余新忠、惠清楼认为乡贤是指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绅士‛一词并不足以涵盖明清时期的地方民间社会力量，平民未必不能成为乡贤，相反，绅士也未必一定是乡贤。大体而言，乡贤可分为绅士与平民两部分，其中绅士又可分为取得举人以上功名或为官在知县(或相当于知县)以上的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乡贤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6]在乡贤概念的强化上，魏峰认为其与地方社会势力成熟程度的差异有关。他通过对宋代地方先贤祠祭祀对象的分析，说明宋代地方先贤祠在选择祭祀对象时，并没有把受祭者与他的里籍的联系作为首要条件，而受祭者的声望或学术背景则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地方乡贤祠受祭者的籍贯成为决定因素。地方先贤祭祀从宋代的先贤祠到明代的乡贤祠的变化，反映的是宋明两代地方社会势力的强弱差异。[7]王泉根认为‚乡贤‛是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8]胡彬彬认为现在乡贤的主体范围更加宽泛了，有文人学者，有政府退休官员，有企业家，有科技工作者，有海外华人华侨等等。他们视野开阔，交游广泛，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于哺育自己的家乡念念不忘。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他们经过了社会的锤炼与磨砺，成为社会上的精英分子。[9]王先明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是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的尊称，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乡贤是扎根于乡土社会文化的力量，在动态的历史进程和特色不一的地域文化中，其认同的标准和资质或有所差异，但其一定是乡里德行高尚，且于乡里公共事务有所贡献的人。某种意义上，它与乡绅的概念具有较多的重合性。在今天，‚新乡贤‛是一个具有榜样性的社会群体，一定意义上他们是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上的实践者。他们在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联上具有天然独特的优势，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10]

二、探索古代乡贤的积极作用

乡贤在明清时期作用巨大，张玉娟认为乡贤在居乡期间推行各种义举，譬如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课学子、建桥、修路、救灾、助婚助丧、开渠修学、学医救人等诸多方式，促进了乡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居官为民、居乡利民的崇高精神为明清社会文化发展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特定历史时期，对乡贤的祭祀又有特殊作用，清代前期为了稳固新生政权，对明朝人的祭祀十分普遍，既能安抚人心，又能激励风俗。[4]赖功欧、刘军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公共领域体现于官绅权威的在地共生，绅士在国家与民众的之间充当着关键的中介角色，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二是在施善救济体现于绅士权威的社会渗透，由于传统基层政府财政的短绌，皇帝的‚赈恤‛没有办法被民众切实体会，从而发展出一种‚官绅会办‛社会救济体系。可以说，地方社会的管理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的绅士权力网络，而在某些时候，地方政府甚至可以不受中央指挥，而直接与地方绅士合作处理公共事务。[5]赵克生通过乡贤祠与名宦祠的研究，认为其具有教化功能，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扶翼圣门、彰显人伦。二是激励后人追踵前贤。人们对先贤功德事迹的熟知，自然会产生景仰追慕之情，把先贤作为人生之楷模，起着引领、表率的激励作用。三是化民导俗。各地建立名宦、乡贤祠的最终目的仍是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使地方上的道德风尚符合儒家礼治的政治目标。[11]田冰、张玉娟通过乡贤祠分析乡贤的作用，认为乡贤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化百姓，乡贤以身作则，在道德上作出表率，通过推广礼教，宣传伦理，旌德扬善，惩恶规过，表率示范等方式有目的、有意识地改善社会习俗。二是教化士人，士人在学宫中学习，能够直接接触到乡贤与乡贤祠，春秋祭祀乡贤祠时诸生可以随同祭祀，身临其境的观感自然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三是促进百姓、士人、乡贤的转化，先是使百姓转化为士人，进而使士人转化为乡贤，而乡贤祠架起了百姓、士人通向乡贤的桥梁。[12]毛国民认为乡贤的作用在于治理乡村，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在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并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乡贤可以通过这种模式发挥作用。[13]张会会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认为明代乡贤传‚孝‛的书写形式分为两部分，即明代以前孝子的‚哭亲守墓‛模式与明代孝子的‚现世奉养‛模式。明代‚孝‛的书写已经渐趋摆脱激烈性的‚哭亲守墓‛模式，开始转向现世性的孝亲敬亲模式，平庸化的孝行，家族内部孝的传承被强调并行诸文本。乡贤传中作者所传达的教化思想，通过乡贤传的刊刻、传播进而影响了乡里‚孝‛的实践，因而乡贤的教化作用便体现其中。[14]胡彬彬认为他们深受儒家礼仪教化的熏陶，始终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即便是退隐在野，也不忘教化乡里，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兴修水利、创办书院、赈济灾民等等，或独自捐资，或联系众乡绅共同组织，或与地方政府合作。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具有沟通地方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可以代表民众向州府县官进言。同时，他们又是宗族长，维持着乡间社会的礼仪和秩序。这样一个阶层，在乡村社会实践儒家的‚进亦忧，退亦忧‛的理念，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维系着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9]

三、寻找现代乡贤的创新之路

王先明认为‚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环境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中，获得了属于自己时代的新内涵，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建设以其深厚的历史传承和创新性的当代建构，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时代诉求。‚新乡贤‛文化建设，既是传统乡村社会型塑的‚尚贤敬德，奋进向上，造福桑梓‛人格品德的传承，也是其传统品格在当今核心价值观层面上的提升和高扬。在各级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主导下，他们将成为乡村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引领力量，将在传统文化的底色和现代文化的主色交融中，描绘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特色。[10]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第一，乡贤文化研究发掘、整理与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区域文化史料文献，对促进本地区的方志文化、地域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与参考资料。第二，乡贤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视角与跨学科、跨行业的研究方法，深化了本地区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良性发展。第三，乡贤文化研究从人出发，由人及物，发现、抢救、保护了许多珍贵的乡贤故居、遗址、文物，为研究和光大区域文化提供了实证，增加了区域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第四，探讨乡贤精神，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第五，联络当代乡贤，凝聚乡亲乡情，发挥乡贤文化在民间‚外交‛中的精神纽带作用。第六，将乡贤文化作为弘文励教的精神资源，传承乡贤精神，提升青少年一代的精神素质。[8]毛国民认为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经济可行性和实际有效性。[13]胡彬彬认为乡贤文化不仅能增强认同感，而且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社会传统的文化理念。当大家了解这些人的时候，无形之中，传统文化理念也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润陶冶了一大批人。对于家乡的记忆，对于乡愁，对于落叶归根等传统村落文化，就是从对这些乡贤的向往开始的。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当今社会要广泛宣扬乡贤文化，呼唤乡贤回乡，将自己毕生所学及所有奉献家乡建设，反哺故园，造福一方，更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化乡里，感召乡亲。[9]贺佃奎通过对共同富裕途径的思考，认为将农村自发的乡贤松散组织加以规范，动员本地农村成立乡贤理事会，并采取多种方式发挥乡贤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实现农村的共同富裕。乡贤理事会是实现农村由先富带动后富的重要组织形式，乡贤发挥作用的机理仍然符合人性的需要，符合市场交换的基本规则，即社会以一种荣誉尊崇地位换得乡贤的经济及智力的支持和付出。为更好地发挥乡贤的作用，建立乡贤荣誉礼遇制度很有必要，而‚绅士‛称号的授予是尊重乡贤、激励乡贤更好奉献故土的良好方式。[15]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2]辞源[M].商务印书馆， 1980.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中华书局,1959. [4]张玉娟.明清乡贤文化浅析[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8. [5]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J]，农业考古，2012. [6]余新忠，惠清楼.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 ——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2003. [7]魏峰.从先贤祠到乡贤祠——从先贤祭祀看宋明地方认同[J]，浙江社会科学，2008. [8]王泉根.中国乡贤文化研究的当代形态与上虞经验[J],中国文化研究,2011. [9]胡彬彬.村落文化重建，乡贤不能缺席 ——访中南大学教授、中国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N]，光明日报，2014. [10]王先明.‚新乡贤‛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建构[N]，光明日报，2014. [11]赵克生.明代地方庙学中的乡贤祠与名宦祠[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 [12]]田冰，张玉娟.明清河南乡贤祠的教化功能[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 [13]毛国民.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J]，南方农村，2014. [14]张会会.明代乡贤书写中‚孝‛的文本建构及嬗变 ——以浙江金华浦江郑氏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 [15]贺佃奎.实现共同富裕之路径的思考——对云浮市乡贤理事会的考查[J]，南方农村,2014.

第四篇：传承乡贤文化，建设现代化新农村

‚乡贤‛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的解释是：‚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乡贤文化根植于并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公共事务等方面的领风标。

传承乡贤文化，需要从历史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与智慧。自古以来，乡贤文化在社会进步、文化传承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我们提倡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就需要从中华5000年历史与文化中汲取精华，从而丰富现代农村建设与治理工作。

传承乡贤文化，需要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人。随着时代的进步，‚乡贤‛的概念更加广泛，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劳动模范等先进人物，知识分子、企业家、归国华侨等，均渐渐成为‚新乡贤‛的主体。他们从乡村走出去，经过求学、经商、从政等的历练，回归家乡，以自身的学识、经验、专长、修养、德行等‚正能量‛参与乡村建设，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

传承乡贤文化，需要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地区优秀文化传统。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对‚乡贤文化‛的推广，以‚挖掘家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为宗旨，自2001年乡贤研究会成立以来，编撰了《虞籍名士通讯录》、将‚乡贤文化‛

作为青少年德语教育基地、开展系列活动使‚乡贤文胡‛成为上虞对外的窗口……通过十余年来的建设，乡贤们在上虞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乡贤是地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乡贤文化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现代化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如中宣部部长刘奇葆所说：‚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展‘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第五篇：地方乡贤文化与德育校本课程开发

在大力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积极提倡开发校本课程的背景下，必须整合乡贤文化资源和学校德育资源，结合本地乡贤文化，在德育教育的课程开发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乡贤文化小学德育校本课程众所周知，乡贤文化是所有精神文化中最值得珍视的“文化资源”。它缘于共同的“生活结构体系”而生成，其凝聚的精神文化也必能对本地域产生最直接、最有效的“激励作用”。同时乡贤文化也是一切地域文化中特别值得挖掘与传承的“教育宝藏”，能引领本地学生“从小知乡贤、尊乡贤、学乡贤，长大效乡贤、比乡贤、超乡贤”。这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既是责任，也是义务，更是担当。因此，在大力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积极提倡开发校本课程的背景下，我们结合本地乡贤文化，在德育教育的课程开发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有效整合乡贤文化资源和学校德育资源

1.挖掘昆山乡贤文化资源。我们昆山，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从古至今，乡贤辈出。在古代，有明清之际的爱国学者、思想家顾炎武，明代散文家归有光，清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元末明初戏曲家、昆曲鼻祖顾坚等等;在当今时代，有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金永健，航天英雄费俊龙等等。他们的杰出成就、光辉思想值得广大学生去深入学习了解，并将他们的事迹与思想传承并发扬光大。以《地方性知识观下中小学乡土德育校本课程研究》子课题研究为契机，我们力图深入挖掘和科学赋予昆山乡贤文化丰富的教育内涵，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思想道德基础，开发昆山乡贤文化校本教材，让学生对昆山本土的人文历史、杰出人物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对家乡的仁人志士仰慕之情，并学习乡贤人物的优秀精神品质，并努力效仿，内化为自身的优秀品质。

2.整合学校内外德育资源。多年来，我校积极探索学校德育工作，致力于学校德育工作的改革与尝试，不断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在学生养成教育序列化、班级文化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学校能坚持面向全体学生，结合学生生活实际，突出教育生活化，促进学生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重视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拓宽德育活动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德育工作成效突出，获得过全国、省、市级众多集体荣誉。同时我们认真选择了十名课题组人员，其中组长是江苏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苏州市德育学科带头人、昆山市学术带头人，也有课题研究的经验。核心成员中有昆山市学术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也有一定的科研经验。同时我们还挖掘了家长资源，聘请了一些从事昆山文史研究的前辈参与指导，开设专题讲坛，为老师、学生讲课。

二、深入挖掘乡贤文化精髓和德育教育内涵

1.正确界定乡贤文化核心概念。通过查询我们了解到“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篇《戮子》的明代新闻：“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足见“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乡贤文化”是地方或区域文化的精华，是先人和前辈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扎根在故乡人民血脉深处的精神基因。乡贤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密切相连，但又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在时代精神观感召下，对乡贤文化的梳理十分重要。乡贤乃本乡的贤达，他们有德行、有才能。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他们以自己的德行和才能，为自己生活的时代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当时和后世人们的崇仰、爱戴。其次，乡贤也可以指在本乡本土为国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当时的“外地人”……他们立德、立功、立业，理应在历史长河中永垂不朽，理应引导学生亲近他们。

2.积极了解乡贤文化研究现状。通过搜集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在对乡贤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效的，有浙江省上虞市成立的“浙江省上虞市乡贤研究会”。他们的乡贤文化作了很多的研究和社会推广，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而上虞市多所学校在乡贤文化研究领域也走在了前列，并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而在我们昆山，也有一批学者、文人对昆山人文历史颇有研究，对昆山乡贤人物如数家珍，在《昆山文化研究》刊物上也时常有昆山乡贤研究的专题文章发表……这些成功经验、珍贵资料都能引领我们如何更便捷、更有效地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工与运用，这样我们可以少走许多的弯路。

3.深入挖掘乡贤文化育人功能。昆山是个环境优美、仁人志士荟萃的地方。作为一名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寻找能针对我们昆山地区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思想道德基础，开发适合小学生的目标递进、内容衔接的昆山乡贤文化教育读本，使学生基本把握昆山乡贤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精神，促进学生对昆山乡贤文化的敬慕之情和高度认同，有效内化为具有“贤人”特质的意志品质和思想情感，外显为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公民人格，不断提升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因此，我们利用昆山乡贤文化，开发一套德育校本课程，相信它必定具有良好的育人功能，也能极大地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现实针对性。

三、积极开发《走近乡贤》德育校本教材

1.对校本教材开发的认识。新课程实验的重要理念之一，就是确认校本课程开发是一个有规划、有设计、有实施与评价的系统工程，是新课程实验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新时期中小学德育工作理论，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1年1月颁布了《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加强中小学德育课程建设作为切实提高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就我们学校而言，利用昆山乡贤文化，开发一套《走近乡贤》德育校本课程，引领学生走近乡贤，了解乡贤，颂扬乡贤，学习乡贤，将来做一个有益于家乡，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人，无疑能极大地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现实针对性。

2.《走近乡贤》教材开发路径。为了编好《走近乡贤》校本教材建设，我们走访了多名专心研究昆山文史的前辈，搜集到了《昆山文史一百问》《昆山历史名人列表》《昆山地方志丛书》等书籍文刊。在课题组人员初选、文史研究者的遴选下，先期初步确定了60名昆山乡贤，并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领域、突出成就进行分类、分组排列，然后将课题组成员进行分组、分工，继续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加工。基于有些历史人物时代久远，资料查询困难极大;有些人物在昆山生活居住、工作及贡献等方面尚有争议，所以最终我们确定了45名要编写进校本教材《走近乡贤》的乡贤人物。在编写过程中，我们为了确保资料的翔实，继续拜访文史研究者，并请他们带领我们参观过位于昆山亭林公园内的顾炎武纪念馆、顾鼎臣的“崇功专祠”，也曾走访了位于千灯古镇的顾炎武故居、顾坚纪念馆等，听取他们的一一介绍。

四、探索实施《走近乡贤》教材有效方法

1.保证课时落实。教材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课时的真正落实。为此，学校责成教务处、德育处予以协调，将每月一节班会课、一节地方课程作为《走近乡贤》校本教材的教学时间，并组织教师制定教学计划，认真组织集体备课，编写教学设计稿，定时组织听课、评课。在上课之后再反思教学设计，反思教材编写，并修订教学设计，甚至修改教材，力争不断修订、完善教材。

2.注意三个结合。在《走近乡贤》教材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了几个结合：一是与语文等国家课程教学相结合，与地方课程教学结合，特别是与品德学科教学结合;二是与德育处、少先队活动相结合;三是与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班级文化建设相结合。

3.强化实践体验。课堂教学虽然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但有效开展课外实践体验活动，既可深化又可拓展课堂教学内容。《走近乡贤》教育学习除了开展课堂认知学习以外，我们还采用了社会实践、观察思考、体验感悟为教育手段，采用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通过“读、讲、演、赛”等形式，组织学生开展“知乡贤”“颂乡贤”“学乡贤”“做乡贤”系列活动，如参观顾炎武纪念馆、费俊龙航天活动展示厅等，走访乡贤人物等。一系列的实践体验活动，让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乡贤人物独特的人格魅力。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道德责任感、使命感，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融合。

参考文献：

[1]赵畅.话说乡贤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12-24.

[2]中国乡贤文化.中国文化研究，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