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中的爱情观论文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论诗经中的爱情观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内容摘要：在《诗经》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显著影响。其深化《诗经》研究之功在于提供了宏观分析视角，确立了文学反映性原则和现实主义文艺观，令《诗经》的史料价值得到肯定。而《诗经》研究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局面，则是受到简化、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环境决定论和典型论影响。

第一篇：论诗经中的爱情观论文

试论仓央嘉措诗歌中的爱情描写及政治隐喻

摘 要：仓央嘉措是藏族历史上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他创作的诗歌流传甚广，曾被选入多个读本，具有重要的认识和审美价值。文章结合仓央嘉措的生平，具体分析了他诗歌中的爱情描写和政治隐喻两个方面的特色。

关键词：仓央嘉措 诗歌 爱情 政治

仓央嘉措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藏历阴水猪年)生在门隅的宇松，父名扎西丹增，信仰红教，于仓央嘉措六岁时去世，母亲才旺拉姆，系贫苦农民，仓央嘉措幼年在家时随母劳动，与劳动人民有着广泛的接触。

仓央嘉措年幼时即被当时任第巴的桑杰嘉措认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于仓央嘉措降生的前一年(1682)年去世，仓央嘉措出生时恰逢五世达赖去世后西藏政治复杂微妙斗争的关系中，仓央嘉措一开始就在上述的政治斗争中被人推上了复杂的政治舞台。从1683年到1697年的十五年时间，虽然仓央嘉措被当时第巴桑杰嘉措指定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但此事与五世达赖去世的消息一道并向外公开，桑杰嘉措欲将仓央嘉措作为他政治筹码，继续掌权。后来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下，康熙三十六年，即1697年，仓央嘉措在浪卡子随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出家，取名为罗桑仁青仓央嘉措。同年十月二十五日，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坐床。

仓央嘉措坐床后，在桑杰嘉措的严格监督下开始了学经活动。桑杰嘉措本人非常博学，著述颇多，有时，他甚至亲自给仓央嘉措讲授。仓央嘉措转益多师，系统地学习了佛经典藏及文学艺术、历算等知识，这对仓央嘉措情歌的写成在知识上、技巧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十五岁前的生活对仓央嘉措影响极为深远，虽然后来成为达赖喇嘛，但是仓央嘉措并没有习惯喇嘛的生活，他性格中向往自由、热爱世俗的一面促使仓央嘉措叛逆性愈来愈强，而此恰又成为当时西藏政治斗争中政敌借以攻击的口实。第巴桑杰嘉措后來在与政敌拉藏汗斗争中被杀，厄运连带降临到了仓央嘉措身上，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以进京觐见康熙帝为名由青海蒙军带往内地，1706年死于青海，时年二十四岁;另有一种说法是他并未早逝，而是游历全国各地，直到1746年在阿拉夏去世。但前一种说法最为普遍。

仓央嘉措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可以说，他的一生沉浮于政治漩涡之中，对于宗教，也不是他认定的归宿。在政治斗争中，他可以说是一位牺牲品，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身家不幸诗家幸，赋尽沧桑句便工，仓央嘉措的一生，类似于南唐后主李煜，文学上的成就成了人们对他最好的评价。

仓央嘉措颇具才华，在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者首推其创作的情歌，称之为《仓央嘉措情歌》，以手抄本和木刻本传世，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仓央嘉措的情歌与民歌关系密切，有许多情歌源于民歌，比如，门巴地区有一首民歌：“你是洁白的雪峰，耸立在高山之顶;我是洁白的狮子，绕着雪山转行”，而仓央嘉措有一首情歌为：“中央的须弥山王呵，请你坚定地耸立着，日月绕着你转，方向肯定不会走错。”同时他的情歌反过来又影响了民歌，现在西藏地区许多民歌，据传就出自于仓央嘉措之手，另外大量仿仓央嘉措体民歌的出现，体现出仓央嘉措在民间的影响，至于仓央嘉措到底创作了多少情歌，是一个比较难以精确统计的数字，一般认为在六十首左右。于道泉教授在《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中共收66首，曾缄收66首，刘希武收60首，1980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收74首，1981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及其秘传》收124首。

仓央嘉措之所以在历代喇嘛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最主要一点是他经历坎坷，富有诗名，且与当时的活佛形象格格不入，他在《情歌》中这样自我表白：

住在布达拉宫里，是活佛仓央嘉措;

进入拉萨民间时，是荡子宕桑汪波。

仓央嘉措被迎进布达拉宫以后，一方面，由于他处于政治最高位置上，所以，他不得不过喇嘛式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受制于他人，加之年龄因素的影响，他一方面必须在公众面前成全一位活佛的形象，而同时，又有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喜好，他到民间的行踪，在他的《情歌》中多有反映：

看门的胡子老狗，心性比人还聪明，

别说我薄暮出去，别说我拂晓归来。

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天降大雪，

还有什么秘密，雪地脚迹明白。

后一首诗反映的情况，曾缄先生在1939年发表于《康导月刊》第1卷第8期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转》中记载：“仓央嘉措既长，虽履僧王之位不事戒持，雅好狭邪，钟情少艾。后宫秘苑，时具幽欢，又易服微行，猎艳于拉萨城内”[1]“一夕值大雪，归时遗履迹雪上，为执事僧所见，事一败露。”[2]虽如此，仓央嘉措仍不以为意，有诗写道：

卖酒女子不死，一世都有酒喝，

少年终生希望，就在这里寄托。

这种寄情声色于民间，倒有点像当年混迹于秦楼楚馆的柳永一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情歌》中写道：

人们都在说我，说得的确不错，

少年的琐碎脚步，到女店主家去过。

当其时来运转，竖起祈福经幡，

就有名门秀女，请到她家赴宴。

又如《情歌》中写道：

去到那高僧面前，请求把迷途指点，

难拴的心猿意马，又飞到情人面前。

要修炼的菩萨慈颜，心里总是看不见，

不修炼的情人玉容，反复在心中出现。

若要称情人心愿，今生就无缘修行，

若要到禅林修行，又违背姑娘的心。

假如修行学法，能像这样想她，

就在今生今世，一定修成菩萨。

宗教的戒律是森严的，仓央嘉措所在的黄教又显得更加严厉(而其幼时其父所信仰的红教则要宽松的多)，杀、淫、妄、盗、酒，这是佛教的五大戒律，神圣而不可侵犯。仓央嘉措这种公开对抗佛教戒律的行为，一方面显示了他叛逆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加剧了他人生悲剧的形成。单不说他当时处在政治纷争的风口浪尖上，就是一个大权在握的达赖喇嘛，也要为这样的举动付出代价。《情歌》的创作，就是这样一位叛逆的达赖喇嘛的心声。

《情歌》中除了大量抒写爱情的诗篇外，那么，到底有没有以“爱情”来隐喻政治处境的诗呢?这个许多学者认为是有的，比如《仓央嘉措情歌》中的一首：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了皎洁的月亮。

娇娘的脸蛋，

浮现在我的心上。

这首诗中的“娇娘”一词，在藏文中有多种译法，历来解释者众多。一种说法认为，它在藏语中可以解释为“不是亲生的母亲”[3]，那么，这里的“娇娘”很有可能是指桑杰嘉措，那个栽培他，影响他一生的人，这种写法在汉族的诗词中比较常见，用以解释这首诗，也未尝不可。在一本题为《仓央嘉措传》的书中，辑录了属于仓央嘉措的一首轶诗：

白色睡莲的光辉，照亮整个世界，

格萨尔莲花，果实却悄悄成熟。

只有我鹦鹉哥哥，做伴来到你的身边。

在《仓央嘉措传》中，这首诗被解释为仓央嘉措听到阿旺多尔济的哭声，听出是桑杰嘉措转世，后来写了这首诗，表达的是与桑杰嘉措重逢的欣喜和激动[4]。那么，这首诗便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诗。还有，《仓央嘉措情歌》中有这样几首：

孔雀来自印度东，工布深谷鹦鹉丰。

两禽相去常千里，同聚法城拉萨中。

会说话的鹦鹉儿，请你不要做声，

柳林里德画眉姐姐，要唱一曲好听的调儿。

在这里，“鹦鹉”该如何解释?这里面是否暗示了作者仓央嘉措对他生活的某种担忧?“会说话的鹦鹉”是不是指了解仓央嘉措行踪，会向外人告密的近侍一类的人呢?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仓央嘉措处在政治险境中不稳固的地位，这些诗在更大程度上与政治不无关系。因为仓央嘉措本来就是一位政治性的人物，要从他的爱情诗中完全排除政治诗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还如《情歌》中这几首诗：

后头凶恶的龙魔，不管它怎么厉害，

前面鲜美的苹果，必须要采摘下来。

阴前地狱的法王，有善恶的宝镜，

人世间不由他管，死之后再请报应，

让他们得胜吧

草光降下严霜，再加寒风使者，

拆散玉蜂鲜花，一定就是它啊。

岩巉和着风暴，毁了鹰的毛羽，

诡诈的伪善，把我弄得憔悴。

这些诗，则是政治诗无疑了。

在仓央嘉措的情歌中，还有一些是否为仓央嘉措所作，还存在着争议，比如那首著名的情诗：

黄昏去会情人，黎明天降大雪，

還有什么秘密，雪地脚迹明白。

有学者认为，这首诗从情理上推断似不为仓央嘉措所作，应是政敌(青海蒙族部落首领)拉藏汗为了给他捏造罪证而伪作的[5]。因为联系到拉藏汗借以打击藏族部落桑杰嘉措所指定的六世活佛仓央嘉措为伪活佛，其中重要的罪证之一便是作风放荡，这首诗无疑提供了直接证据。如此说来，将仓央嘉措情歌中少数部分解释为有政治隐喻性的诗歌应该是不无道理的。只是事情不能走向极端，否则就会陷入索引派的泥淖里去了。不管怎么说，对于仓央嘉措的诗歌研究，既不能将其纯粹地理解为情爱的描写，也不能索引过度，这才是比较贴近仓央嘉措创作的实际的。

仓央嘉措的情歌，熟练地运用民歌的体裁，运用比兴等多种修辞手法，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含蓄蕴藉，想象丰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在西藏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诗因人传，人因诗传，构成了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一朵奇葩。

注释：

[1][2]曾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略转》，黄颢、吴碧云：《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0页，第40页。

[3][4][5]马辉，苗欣宇：《仓央嘉措诗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第152页，第15页。

作者：范文

第二篇：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诗经》阐释中的影响

内容摘要：在《诗经》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显著影响。其深化《诗经》研究之功在于提供了宏观分析视角，确立了文学反映性原则和现实主义文艺观，令《诗经》的史料价值得到肯定。而《诗经》研究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局面，则是受到简化、僵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环境决定论和典型论影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诗经》 唯物史观 阶级分析

一.引言

现代诗经学的开拓可追溯至“五四”。在救亡、启蒙与现代化的探索中，上世纪初的先驱者们破旧立新，“整理国故”，引入西方理论与方法，尝试建立起古代文学的新研究范式。而在此过程中，对《诗经》的解读发挥最显著影响的，无疑是很大程度改变历史进程并在后来被指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尤以其中的唯物史观为甚。

作为一种关注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强调文艺的社会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被引入国内之后，与内容多涉及先民劳作与时代环境的《诗经》几乎是水到渠成地结合在一起。但上世纪中叶以后，《诗经》研究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局面，亦与简化、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脱不了关系。于是今天，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误读，对其深刻价值持有因噎废食式的否定;另一方面，将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绝对化的错误倾向，又仍残存于教科书乃至许多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中。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影响文学研究的内在理路和演变情况作总结与反思，是有必要的。本文旨趣便在于由点到面地梳理上世纪的《诗经》阐释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痕迹。

前人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较为宏观，考察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古代文学研究这一阔大的领域起到何种影响，如《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与《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2];或回顾诗经研究，在对众多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梳理中，不可避免地提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其中从萌芽、盛行到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如《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3]与《近代〈诗经〉学转型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4]。另一类则从具体篇目出发，在解读过程中对前人的解读作出评述，因而提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硕鼠》《伐檀》等著名篇目主旨的诸多争辩文章皆是如此，尤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滥用的反思最为常见。

前人或宏观或具体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诗经》阐释中的功过已有初步的总结与评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其一，过于宏观的述评稍显空泛，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如何被运用于解读《诗经》，几笔带过，罗列书名篇名，以“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冠之，缺乏深入的分析;其二，在具体篇目的释读中，虽有零散述评前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情况，却缺乏有条理的、系统的反思，对于“马克思主义之影响”问题的参考意义有限;其三，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有过于简化、望文生义之嫌，未对其原初面貌与流传演变过程进行辨析——如此则难以明确作出的分析或评价所适用的对象。

针对以上缺漏，笔者将本文讨论范围限定在《诗经》的阐释史，深入其研究传统，从传统至现代的转向中分辨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生根发芽的脉络，并对其影响建立系统的反思与评价。同时，注重澄清马克思主义思想原貌与其传播演变后面貌的区别，令本文所作出的褒贬评价所针对的对象更为明晰。

二.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影响之背景的诗经学转向

在对《诗经》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进行总结之前，我们先回顾上世纪《诗经》研究的转向过程，以便从中辨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痕迹。

近两千年来，对《诗经》的传统研究主要以训释词语、厘正音韵、疏解章句、名物典章考证、版本校勘与辑佚、诗歌义理阐发等形式出现，且始终处于经学笼罩下，服务于纲常礼教与颂扬圣王的任务。直至上世纪初，随着社会价值体系遭受冲击，《诗经》的经学面目才逐渐瓦解，显现出其作为文学艺术、历史学史料、语言学材料的价值。诗经研究转型的探索可大致划分为1919-1949、1949-1980、1980以后三个阶段。

以胡适、闻一多、顾颉刚、郭沫若四位名家为代表，我们可以窥见学者们最初的探索。胡适在1925年的《谈谈〈诗经〉》中明确提出，《诗经》是“世界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5]，并说道：“《诗经》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做政治史的材料，可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6]由此打破了《诗经》长期被强加的神圣光环。胡适亦对长期被牵强附会成道德教化的《关雎》等诗篇作了新的解读，为爱情婚恋诗正名，并以“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7]解释《野有死麇》等多首诗中的求爱行为。其后，闻一多秉承朴学的求证精神，融合兴象、隐喻等方法来解读文意，创造了《诗经》新的训诂方式。而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研究的创新集中在《诗经》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上，据其“古史层累说”，则《诗经》的形成与流传也经历了积累与渐变，因而顾先生研究的一大方向便是厘清《诗经》的经历，对传统阐释中《诗经》与王道、伦理、美刺的联系进行反思。并且，顾先生将《诗经》认作一部乐歌集，从歌谣、音乐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此说得到魏建功的补充：“歌谣的作用和诗的作用是同样的——发泄内心的情绪。”[8]郭沫若的《诗经》研究一大贡献是创新了今译形式，其特色则偏重周代社会历史，解诗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1949年后，诸多学者对传统疏注继续进行补充、修正，如于省吾《诗经新证》、陈子展《国风选译》等著作以及朱东润、王力等人的论文和著述。古籍的点校、刊印也有计划地进行着，不少研究著作得到修订、再版与重刊。同时，由于地位被抬高至中国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源头，《诗经》得到极大重视，大量通俗的普及或评价性读物涌现。《硕鼠》《伐檀》二詩被解读为适应主流意识形态的面貌后，被收录进语文教材。五十年代，《诗经》研究扩展至自然科学领域，其中涉及的生物、天文、地理描写得到重视与肯定。

直到80年代，正常的学术讨论得以重新开始，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等方法运用硕果累累;美学潮流亦蔓延至《诗经》研究中，其艺术手法、结构、价值得到深入探究;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将《诗经》与《楚辞》、乐府诗或与其他民族上古歌谣对比，多有新颖见解。

三.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诗经》阐释的推进与深化

如上，由点到面地概览了上世纪《诗经》研究转型的情况后，我们可以开始从中辨析并总结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一)为《诗经》研究提供宏观视角

马克思主义思想对《诗经》研究最显表的影响，便是启发了国内研究者的宏观视角。马克思曾以极为开阔的历史视野提出他的著名论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这一分析几乎统摄了人类社会现象的方方面面。而以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文学，就必须着眼于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实践的先在的时代影响，将文学作品置于特定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去理解。

国内的《诗经》研究者们抓住了这一点，对《诗经》产生的时代环境加以历史学的考察，开启了全新的研究局面。在此之前，传统注疏中尽管也常见古人对时局的反思，如《硕鼠》一诗在《毛诗序》中被解读为“国人刺其君重敛”[10]，在朱熹《诗序辨说》中则被解读为“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词”[11]，而在清代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中则是“《硕鼠》大夫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诗”[12]——但这些批判，不管是“君王”“有司”“贪吏”，都只落在个别的对象上，未曾上升至对整个社会制度、结构性不公的质疑，可谓“治标不治本”。而只有在具有极强烈批判精神与宏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下，《诗经》研究领域才出现了自觉的社会制度分析。

以郭沫若为代表，他在1950年初发表的文章《简单地谈谈诗经》中指出，《诗经》经儒者筛选编订、历代注疏者阐释，其中必然融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所处阶级影响，我们应该看到古典文献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对其加以历史的考察——这已经是非常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方法。郭沫若认为，《大雅·緜》描写的是母系社会，《大雅·生民》中可窥见西周时期农业生产的基本特征，《大雅·公刘》则描述了原始时期的国家秩序。以他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叶学者们自发地借鉴当时思想界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诗经》研究，虽然因材料不足和观念稍嫌机械而多见武断牵强成分，但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角度去解读《诗经》所描绘的生活场景和反映的社会形态，是可贵的新方法，亦是《诗经》研究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并奠定了此后《诗经》解读的基本思路。

(二)确立文学反映性原则和现实主义文艺观，令《诗经》的史料价值得到肯定

关于文学艺术本质的不同观点势必导致不同的文本解读思路，例如，若将文学看做对日常语言的疏离，便会侧重文本系统在语言文字层面上的形式与规律;将文学看作情感的疏泄，便会侧重文学作品带来的审美层面的共情以及作者的心理;而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文学作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国内的美学论争形成了这样一种典型观念：“艺术是以现实为对象而反映现实的，也就是艺术是认识现实并表现现实的。”[13]同时，在我国文艺理论学界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亦植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当中：“艺术是对于客观现实的从现象到本质的一种认识。这就是说，现实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认识，而认识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这就和唯物论的反映论是一致的。”[14]尽管文艺摹仿现实的观点在西方思想史上有更久远的源头，但这种观点能够在中国成为绝对的主流，与马克思主义的盛行脱不了关系。

这种唯物史观在分析文学作品的客观实在性方面具有很大优势，《诗经》作为史料的价值得以被肯定和发掘，正是受益于此。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载道”“缘情”观念，更不同于传统注疏为各朝代提倡的伦理秩序提供说教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导《诗经》研究者考察《诗经》产生于其中的时代，通过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在逻辑链条上反溯作为“基底”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且澄清历代解读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如此使得对《诗经》的解读不再服务于特定群体需求，而是以客观真实为追求。再者，与唯物史观一脉相通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性，重视文艺对现实的反作用，而《诗经》恰恰包含着大量对现实苦难、生活环境、历史事件的描述，历来被认为有“兴观群怨”之用，这使它被尊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源头，得到更多被整理与研究的机会。

自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并经由最敏锐的学者吸收、转化与运用，基于文学反映性和现实主义文艺观的《诗经》研究史学路径得到了开辟。例如胡适从《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句引出其史料价值，顾颉刚亦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把历史观念和伦理的观念分开了，我们读《诗经》时并不希望自己在这部古书上增进道德，而只想在这部古书里增进自己的历史智识。”[15]而后，古史辨派诸学者及郭沫若、范文澜等名家大刀阔斧地对《诗经》开展了史学解读。至今日，数不胜数的史學研究者曾引《诗》为据，作为还原或映证史实的可靠材料，其中不无百年前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功。

四.马克思主义思想连同《诗经》阐释的僵化

无可辩驳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从苏俄到中国的旅行中遭遇了误读，并因政治外力而逐渐僵化，以至于今日提及“马克思主义”，我们更易联想到生硬的灌输与令人啼笑皆非的刻板解读。正视这段历史现象，对其进行理论的考察与反思，是避免学术闹剧重演的不可或缺的工作。

(一)阶级分析方法沦为教条

马克思的“阶级”范畴，向来是被置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中得到理解的，是处于一定经济结构中的社会历史主体。但在我国政治语境下，“阶级”的从经济关系中得到界定的前提被隐去了，它僵化为一种不容辩驳的道德标签，且带有强烈的情绪色彩。我们耳熟能详的“万恶的资产阶级”说法，其实已和马克思用以分析社会现象的“阶级”范畴相去甚远。

而随着我国政治环境逐渐走向极端左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16]，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走进了严重的误区。夏传才先生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概括与反思非常精到：“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各门学科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一切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研究规范的东西都不能存在，被扣上‘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帽子……按照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文艺理论原则，以党性、人民性、现实主义作为对文艺作品的取舍原则，以贯彻‘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政治标准来分析作品。”[17]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高压环境下，文学研究几乎全方位地以阶级属性替代了文学活动主体的个性，而阶级属性又沦为了刻板的道德标签。所谓“阶级分析方法”，实则将政治正确的“无产阶级必将取得伟大胜利”教条套用在文学作品上，且过分强调阶级对立、仇恨与斗争，夸大甚至歪曲了《诗经》的本来面貌。例如《伐檀》一诗，“坎坎伐檀”这一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与“河水清且涟猗”的景色，已奠定诗篇并非劳苦与仇恨基调。结合当时手工业兴起的史实与诗中制轮的描写，手工业者不从事耕种或渔猎而获得较充足的物资，是完全有可能的。且“君子”一词无论在“诗三百”或先秦时代各类文献中，几无贬义用法。然而，自《毛传》将其释为刺无功受禄者，顾颉刚在《古史辨》中亦赞同这一说法并加入“剥削阶级”等话语，此后几十年该诗便被定调。虽然八十年代后逐渐出现对该诗的重新审视与解读，但直至今日，仍有教材斩钉截铁地将此诗用作劳动人民质问剥削阶级的作品，欠缺对文本、史实的考据分析。又如《硕鼠》一诗，其“怨刺”性质是否成立仍然有待商榷，从《诗经》其他篇目及同时代文献来看，鼠患是不争的史实，而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来看，也可说《硕鼠》具备各文明都出现过的早期人类祈鼠歌谣的特质。但这些观点长期被压制与埋没，唯有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阶级斗争说法一枝独秀。如此，上一代学者树立起来的实事求是精神遭到了背弃，对《诗经》的解读再次陷入为特定话语体系服务的境地。当几代学人适应了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简便话术，重建学术研究的穷究态度与活跃氛围，便非易事。

(二)庸俗化的社会环境决定论一家独断

关于社会环境相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马克思的确有过相当清晰的论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8]但是，尽管马克思强调物质社会的基础地位和文艺不可避免地具有内置的意识形态性质，但他的理论并没有排除文艺作为一定程度“自由的精神生产”的可能性。相反，在国内特殊政治环境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才以绝对真理的姿态出现，并凌驾于学术讨论之上。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者强调社会背景却忽视文学作品本身，对文学现象的特殊与复杂认识不足，对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与作家个人思想之间的关系缺乏考量，对社会背景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因果联系解释得极其生硬，也否认了作家选择创作方法的灵活性、创作方法本身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三)“典型论”助长《诗经》人物形象固化

对人类社会现象背后一般规律的追求，一以贯之地表现在马克思的文学观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肯定了“莎士比亚化”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文学系统而全面地描写社会面貌，将具体社会实践下的个体进行抽象，以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种观点在逻辑上便导向了“典型”。典型论长期被认为是一种比现实中的个例更高级别的艺术真实，毛泽东也曾说：“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19]但将典型奉为唯一正确，就导致了带有政治宣传目的的解读，而真实存在的特殊个性则被抹杀。当“典型”一词被使用时，我们往往已经有想要说明的结论，只是在寻找例子。因此，从文学作品中寻找典型，其实是一种结论先行的态度，而不是看待文学作品的客观态度。

以《诗经》所涉人物为例，《氓》一诗的女主角固然具有大胆、坦率、刚烈的特质，但“较为鲜明地塑造了劳动妇女的形象，从而揭露了奴隶制和夫权的罪恶，反映了较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达到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诗歌的高峰”的说法便嫌牵强。而《柏舟》“勾勒出一个爱情专一、胸怀坦率、性格坚弧、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少女形象。[20]显然，此二者只是需要“劳动妇女的形象”与“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少女形象”，而非从文本中读出了这一形象。许多本是情感充溢、特点鲜明的个体形象，被纳入阶级斗争话术的分析框架，被穿凿附会地解读成正义或邪恶截然二分的特定群体代表，社会属性、群体属性代替了其个性。如此，《诗经》中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固化了。

五.结语

回顾《诗经》研究的转型，马克思主义思想无疑有推进与深化之功——揭示文学作品所映射出的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至今仍是《诗经》研究的重要思路;但在跨时空流传和重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遭到了来自时代需求、革命情绪、苏联的庸俗社会学和机械的文艺观等等的影响，逐渐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化，并导致了数十年的误读、歪曲与低水平重复。

从对这种局面的总结与反思中，我们应当意识到，诗经研究需要多种多样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思想揭示的更偏向宏观原理与规律，而除此之外我们也需尊重《诗经》研究本身的特质和规律，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过程中审慎而不草率、包容而不独断，更好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视角，而不仅仅将其當作教条。

参考文献

[1]张胜利《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复旦大学，2007.

[2]郭士礼《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中华文化论坛》，2016.

[3]夏传才《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文学遗产》，1997.

[4]毛蕊《近代<诗经>学转型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陕西师范大学，2015.

[5]欧阳哲生《胡适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注 释

[1]张胜利《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复旦大学，2007.

[2]郭士礼《马克思主义史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范式的建立》，《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

[3]夏传才《现代诗经学的发展与展望》，《文学遗产》，1997.

[4]毛蕊《近代<诗经>学转型的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陕西师范大学，2015.

[5][6][7][8]欧阳哲生《胡适文集》卷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9页，第470页，第475页，第607页.

[9][德]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杜，1972年，第592页.

[10]陈子展《诗经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36页.

[11][宋]朱熹《诗序辨说》，《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12][清]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7页.

[13][14]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页，第142页.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11页.

[1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9页.

[17]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3-44页.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863页.

[20]高亨《诗经鄌风新解》，《山东大学学报(中国语言文学版)》，1961年.

(作者介绍：傅子湉，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美学)

作者：傅子湉

第三篇：论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的影响及对策

摘 要：关于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能够对大学生的爱情观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入手，分析了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包括大学生对爱情缺乏理性思考，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吸引力等原因。关于如何利用影视作品培养大学生正确爱情观，主要包括加强对影视作品的审查与分级管理，选择优秀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教育，培养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辨别能力三个方面。

关键词：影视作品；大学生；爱情观；影响

影视作品是电影作品和电视作品的统称，由于包含丰富的信息和多种传播渠道被广大观众喜爱，在观众中占很大比重的是大学生群体。影视作品中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爱情”，它所传达的爱情观对大学生的爱情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利用影视作品的积极影响对大学生进行教育，能够“让大学生在耳闻目睹和身临其境中受到感染和熏陶，在无声中激励着受众去探求人格的完美，促使受众在美的情景中主动参与提高思想政治素质”[1]。分析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积极和消极影响，探讨社会、学校和家庭如何利用影视作品向大学生群体输导正确的爱情观， 引导他们理性地对待爱情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的影响

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教育应当重视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爱情观的积极影响和作用，努力克服消极影响，通过选择正面的影视作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消除大学生爱情观中功利化和物质化的倾向，促进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 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爱情观的积极影响

在当代大学生的爱情观形成的过程中，影视作品扮演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由于爱情影视包含信息的娱乐性和丰富性，其中包含正能量的主题和情节必然会对大学生的爱情观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爱情观的积极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爱情关系中突出无私奉献。注重对爱情的奉献与守护是中国传统爱情观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对于爱情的奉献与守护，我们可以在很多爱情影视作品中看到。如电影《山楂树之恋》，这类现实主义题材的爱情片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大学生而言，他们可以从中体会到别样的爱情体验。纯洁爱情关系当中，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让对方知道，只要把这份爱情默默地守护在心底，就能体验到内心甜蜜的幸福。这类影视作品中的爱情强调默默付出，不管最终能不能感动对方，都能收获心灵的幸福。

二是在爱情挫折中学会坚韧执着。爱情观尚不明晰的大学生觉得有困难波折的爱情就不是真爱，喜欢把错误归咎于对方，甚至期待下一段感情会更好。在电影《云水谣》中，陈秋水和王碧云两人之间海峡相隔、音讯全无。但为了坚守对爱情的承诺，王碧云执着地守候爱人归来。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无视于岁月的前行而依旧云水不变的爱情，他的眼中有痛苦、无奈，但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疑惑，虽然他们之间的时空在拉长，但他们之间执着的情结始终系着彼此的心。其实，爱情中矛盾在所难免，只有彼此包容，耐心地去培养感情，才会拥有属于自己的美丽心灵，只要愿意去执着地坚守，那么这份回馈就一定是值得的。这类爱情影视作品在让大学生体味爱情的包容与执着的同时，也会让他们学会更加珍惜彼此，加倍呵护这份情感，在执着和坚守中共同成长。

三是理性地在感情与物质冲突中做出抉择。人类追寻爱情本质上就是追寻一种精神上的幸福感，在爱情中过度注重物质也就使爱情失掉这个本义，爱情最终会不复存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所传达的主题就是寻找那个“正确的人”。女主人公文佳佳最终意识到没有感情的金钱供养关系让人心寒，优越的生活条件并不是爱的真义，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男主人公弗兰克“豆浆油条”般的不离不弃和无微不至。在这部电影所传达的爱情观中，一段感情中最基本的要素是双方人格都是独立的，是精神上相互理解和沟通。大学生在面对感情与物质冲突必须做出价值选择时，要清楚物质保障固不可少，但是心灵相通带来的愉悦、情感相依来的安心才是爱情中最难得、最珍贵的部分。财富可以在未来通过努力共同创造，而情感迷失了就真的很难再找回了，只有感情的存在，恋爱双方才会被幸福感所包围。处在爱情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应当如何来寻找和培养真挚的爱情，是为了物质丢弃自我成为另一方的依附还是注重在双方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精神沟通，这部影视作品给出了理性的选择参照。

（二）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爱情观的消极影响

当前，影视作品的制作和传播已经完全进入商业化运作轨道，在“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搭建了平台的同时，也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屏障，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消极影响”[2]。一些影视作品尤其是西方的爱情影视作品对大学生的爱情观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诱导大学生在爱情中崇尚性开放。近年来，西方影视剧通过网络吸引了大批大学生观看，其中部分爱情片对于大学生的恋爱道德观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西方爱情影视剧中传达的是西化的爱情观，恋爱关系相对复杂，对性的观念也比较开放。这些影视使一部分大学生进入了对于影视作品欣赏的误区，盲目崇尚感官刺激的恋爱方式，导致有的大学生对待爱情不够珍重，婚前性行为和同居现象在当代大学生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二是诱导大学生在爱情中过分强调物质享受。部分影视作品强调爱情中的物质享受给大学生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使得部分青年大学生爱情观的错位、扭曲。这类影视作品使许多思想尚未成熟的女大学生过分迷恋追逐钱权，进而以此作为首要择偶标准。如在国产电视剧《蜗居》中，大学毕业生海藻无法忍受购房的压力与生活的辛酸，丢弃感情选择物质享受并陷入第三者的困境。还有部分影视作品直接或间接地把爱情物质化，把爱情变成了利益权衡中的“快餐式”爱情，使得爱情观念由传统的专一、责任爱情观转变成“物质化、金钱化、游戏化”的爱情观。

二、影视作品对当代大学生爱情观产生影响的原因

对于长期处在校园里的大学生而言，他们还没有过多地接触社会，对爱情抱有相对多的渴望与幻想，为了更多更便捷的了解异性，影视对于大学生而言无疑是最好的方式之一。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它们对于大学生这样特殊的群体造成影响的原因主要有：

（一）大学生对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缺乏理性思考

由于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还处于形成阶段，当他们面对爱情时，还不能对一些问题做出理性判断和处理。一部分学生对影视作品中腐化、炫耀、堕落的恋爱方式不加辨别地接受，有的大学生忽略自己的经济基础艳羡并效仿在影视剧中的奢侈生活方式，模仿爱情剧中男女主角之间的浪漫享受，盲目追求时尚奢华的爱情。爱情的培养需要很强的理性思考能力和判断力，而不是一时的心理冲动和生理快感，如果对情感问题的考虑欠缺细致周到的分析，一旦处理不当就极有可能给双方带来痛苦的情感体验。

（二）影视作品的表现形式具有吸引力

关于爱情题材的影视作品吸引着大学生的关注，大学生之所以喜欢爱情影视的表现形式，大致出于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影视作品能够形象地渲染爱情氛围。影视作品以一种包含声音、图像、语言和行为的形态，使观众如同身临其境，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各种感官，唤醒了大学生关于爱情的各种情绪，从而满足了他们对于爱情浪漫场景的想象和渴望。如《泰坦尼克号》中杰克和罗斯站在船头的经典镜头，这个美妙的画面能够深深打动观众，容易得到对爱情期待渴望的大学生的认同。

第二，影视作品的故事情节能够引起大学生的情感共鸣。影视作品相对于课堂教学，其故事情节紧凑完整，对于人物的刻画更为细腻，矛盾冲突更为强烈。这种完整的情节和矛盾冲突能够唤起大学生的关注和共鸣，使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使得大学生对于爱情产生了强烈的期待、好奇、茫然的心理。在影视世界里，他们时而渴望《泰坦尼克号》的凄美，时而被《浪漫满屋》的温馨所感动，影视作品的导向作用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展现。

三、利用影视作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爱情观的对策

如何传播影视作品的正能量，利用影视作品的积极影响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并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加强对影视作品的审查与分级管理

相关职能部门要把监管落到实处，加强完善对影视作品的审查与分级管理，使社会主义影视文化依法健康传播。针对当下的影视作品传播现状，相关职能部门应当对影视作品加强审查并进行分级管理，对于爱情观扭曲的影视作品严格控制其传播渠道，影视制作单位也不能仅仅为了逐利和迎合错位的消费口味而忽视对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

（二）选择优秀影视作品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教育

为了避免纯粹理论灌输导致的教育低效，可以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如采取“设置场景—引导角色进入—体验—选择”的模式[3]，将经典爱情影视运用于显性课堂教学，通过非传统教育形式灌输符合教育目标的内容。根据教学内容选取教学片，用生动形象的影视作品强化课堂的理论教学。如运用获得奥斯卡奖的经典影片《美丽人生》作为影视教学资源，以该剧的剧情为基础，结合大学生在爱情挫折中的具体问题设计教育专题，按专题内容要求将该片加工成为专题教育的题材。同时引导学生自我反思自我分析，提高他们应对爱情挫折的勇气和能力。

（三）培养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辨别能力

利用多渠道多形式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教育，目前在高校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可以通过系列化、常态化的课堂讲学、专题讲座、心理咨询、读书沙龙对大学生进行定期辅导，此外，还可以利用经典影视赏析等形式潜移默化的提高大学生的对于爱情真谛的深入理解，以引导他们在恋爱问题上做出最适合自己的理智选择。培养大学生对影视作品的辨别能力尤其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生面对影视作品中的爱情观，能够从理性客观的角度来分析，才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合理地选择内容加以赏析，不断加强自我约束能力。

总之，影视作品从诞生之日起就已深入人心，传播影视作品的正能量对大学生的爱情观进行积极影响，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学生自身的多方共同支持和努力。（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三峡大学教学研究项目“大学生爱情观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以三峡大学为例”的研究成果，三峡大教〔2013〕16号。

参考文献：

[1] 刘晓：试析红色原创影视对“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9）.

[2] 张法，赵勇：网络影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与屏障[J]， 电影文学，2010（16）.

[3] 连泽纯：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界，2009（7）.

作者：闫少华　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