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论文范文

2022-05-08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自然法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是西方社会思想、文明发迹的始端，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著名的制度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其中，影响后世政治、法律、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自然法”，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

第一篇：自然法论文范文

论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摘要：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强调自然法、自然权利、自然权力之间的等同关系。从表面看，三者之间的等同关系似乎失之独断，令人费解。但如果从其全部哲学的基底概念“实体”出发，将其自然法思想分殊为两层语境，即实体语境与个体语境，那么，通过分析“实体”概念统筹下的语境论述，就会使这种等同关系的合理性和意义显明起来。实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表明一种理想的观念学，个体语境中的等同关系则表明一种现实的政治学。阐明两种语境的过渡与转换，也便阐明了其自然法思想的基本构成。

关键词：斯宾诺莎;实体;理性;自由;自然法;自然权利

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是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备了诸多革新性质。作为一名典型的欧洲大陆唯理主义者，较之英国经验主义者，斯宾诺莎更注重对自然法形而上学的建构。这或许使其思想理论更具深度，但从中延展出具体政治建构时就显得多有繁复而不够从容。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将其自然法思想分理为两个层次，以期做出一种更清晰的展示。

一、作为背景的“实体”概念

“实体”概念是斯宾诺莎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在具体探讨其任一思想样式之先，重新展示一番“实体”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显得极为必要。斯宾诺莎在论及哲学目的的时候并未给出实体概念，他鼓励人们摆脱“财富、荣誉、肉体快乐”这三种东西，追求探寻“永恒无限的东西”并遵循“自然永恒的秩序”——他的论述中出现的只是“无限”和“自然”。斯宾诺莎似乎在一开始便遵循了斯多葛派教导的原则，依靠自然理性寻求自然的神圣秩序。当然，就“培养我们的心灵”并“获取内心的平静”而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要旨与斯多葛派并无不同，但区别于古典学者的是，斯宾诺莎拒绝断言人的完善本性。古典学者对人完善本性的断言依从于对外在完善自然的断言。人向其本性的回复过程与人脱离世俗社会生活是同一个过程，也是相对于自然的被动过程;而斯宾诺莎认为“没有东西，就其本性来看，可以称为完善或不完善”[1](249)，作为个体的人自身并无“至善”可藉回复，人若要获得至善就需要对社会生活的参与，是相对于自然的主动过程。

那么，为人的社会活动提供可能性范畴的“实体”如何被叙述出来?尽管实体自身包含“存在着”要素，并因为自身的“必然性”而存在着，但这些具有绝对意义的性质并不构成斯宾诺莎论说的重心，毋宁说它们只是充当了其论说的技术性前提。显然，斯宾诺莎不但继承了笛卡尔的认识论，而且对其进行了新的彻底的发挥，“在他那里，灵魂与肉体、思维与存在不再是特殊的东西，不再是任何一种自为存在着的事物”[2](50)。“实体”充当了改进知性认识的坐标，它本身是自明自洽的，也是自发的，我们对它无法“审视”，只能“直观”，而这种直观显示的初始性与明晰性直接照亮了其它认识推论。附源于同一实体的各种属性在其本源上达到内在统一，“神具有广延属性，从而万物才具有形体，才有所谓的物质世界;神具有思想属性，从而万物才赋有心灵，才有所谓的精神世界”[3]，这便克服了笛卡尔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二元对立。在论神(实体)的界说之初，他给出的三个概念和范畴——实体、属性与样式，构成了覆盖其整个哲学论说的基本框架，自然也构成了我们探讨其自然法思想所需的基本背景。实体存在于自身并通过自身被认识，属性构成实体本质，样式则是实体的分殊。按照斯宾诺

莎哲学的论说理路，实体为“一”，也为“万全”，其属性与样式则有“无限”，皆由实体“分有”。人作为实体样式之一，分有实体的两种属性，即思维和广延。

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分别论说了人的情感力量和理智力量，既然人分有思维属性，理智自然是思维的题中之义，理智力量必可谈，但情感何来，情感力量作何谈?“情感”的出现似乎显得突兀，但斯宾诺莎的处理是顺理成章的。一般我们对“情感”一词最先想到的是感觉和印象，但在他的论说中，“情感”总是伴随“情感观念”。他把情感理解为身体的感触，“这些感触使身体活动的力量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而这些情感或感触的观念同时亦随之增进或减退，顺畅或阻碍”[4](84)。在此之前，斯宾诺莎对心灵起源和性质的论说其实就是对人的思维属性的论说，“心灵是能思的东西”，但“能思”只是一种潜能，单纯的潜能并不能生成现实性，“所以构成人的心灵的现实存在的最初成分是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体事物的观念”[4](47)。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宾诺莎的整个伦理学就是一部观念学说。情感反映为情感观念，便也成为思想的各别样式，于是，心灵与情感也便产生了直接而紧密的联系。心灵作为能思的心灵，它处理任何东西依靠的都是清晰明确的观念，或者说，它所处理的东西只是观念。于是，情感不再是不可捉摸或者模糊不定的感觉，而是作为思想的样式有待于被心灵还原为清晰明确的观念，进而被把握和征服，“我们在哪里限囿于情感，就在哪里用理智解除这种限囿”[5](48)。

情感是对某一目的的追寻和实现，而这一追寻和实现的过程往往使人将目的形式化和绝对化。当人僵持在某一目的框定的场域时，占据心灵的情感观念便极有可能陷入错误的“目的论”境地。而目的论与实体观念是不相容的，斯宾诺莎特别指出，“自然的运动并不依照目的，因为那个永恒无限的本质即我们所称为神或自然，他的动作都是基于它所赖以存在的必然性”[4](142)。情感向人传达的第一个信念是“自我保存”，它不仅在最初的意义上要求人的“存在”，而且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界定了“善”与“恶”。当情感滑落为情欲并为情欲所激动时，人们便陷入各自癫狂和彼此敌对状态。单纯任由情感而为最终会蒙蔽心灵，从而陷入对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的固执追求之中。这样以来，人便陷入奴役状态，斯宾诺莎将奴役定义为“人在控制和克制情感上的软弱无力”。但是，情感之于心灵的纷扰只是情感观念的冲击，也就是说，情感最终化作某种知识或者某种知识类型驻居在能思的心灵。心灵对情感观念的控制和引导表现出人的理智力量，能动性和自主性。正是通过理智力量对情感力量的消融和化解，使人走出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状态。从情感到理智，从奴役到自由，斯宾诺莎哲学中的自由观念强烈依赖人的理性能力，自由被归结为理性的自觉。这种理性的自由既标示了人之于实体的“天命”，也标示了人的真实利益所在。

二、两种语境的划分

具体到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则包含这样一组基本概念，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自然权力。他直接将自然权利等同于自然法，“我把自然权利视为据以产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或自然规律，亦即自然力本身”[6](10)——这也明确了自然权利与自然权力的等同。然而，其文本给人的直接阅读印象，似乎存在一组显而易见的矛盾：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具体说就是，理性自觉明示的“知识”对人达成的要求即自然法，理性标示了自然法;自然权利则源出于“自我保存”观念，为自我保存采取的行动都可划入自然权利范围，而“自我保存”观念为情感本能所源出，可见，情感标示了自然权利。这样来看，似乎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的等同就显得不合理了，理性怎能等同于情感?但是，斯宾诺莎的论说首先和直接针对的并不是“个体”，而是“实体”。这种“等同”关系之间存在一个简要的推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首先被指归于“整个自然的法与权利”，这即表明，无论是自然法还是自然权利，其首要承载者和析出者只能是整个自然，即实体，其次才是作为实体样式之一的人，即个体。而对于完备实体来说，其“完备性”必然要求自然权利与自然法统一到其所具备的自然力(权力)中去。实体既若此，那么这种统一并存的观念自然要进阶到人，进阶到个体。从个体方面来看，符合其本性的活动不外乎指向两个方向，即实体表现于人的两种属性，其一是维持肉体之存在(“广延”属性)，另一则是维持思想之纯正(“思维”属性)。事实上，斯宾诺莎在很多地方提及的自然法观念可以分殊为两个层面：第一，实体按照其内在必然性的生发和运转——实体的自然法;第二，个体为谋取真实利益所汲取的理性知识——个体的自然法。

这两个层面的自然法根本目的并无歧异，并且将自然权利与任一层面的自然法等同都无错误。显然，当斯宾诺莎论说自然法的时候，他也在同样的意义上论说了自然权利。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在双层的叙述情境和人类状态之中被表达——实体的自然法对人而言，就是尽其可能发挥力量以维持其存在;当斯宾诺莎转而论说理性的教导(个体的自然法)时，则更多地将自然法的效能指向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标示了人的真实利益所在。尽管人并不能享有绝对的自由，但“自由”的自然法使人达到对“必然性”的认识。洪汉鼎先生在《斯宾诺莎哲学研究》中将人的必然性分解为外在必然性和内在必然性，将内在必然性归为人的“努力”，否者谈论人的自由就有失合理。[7](609?613)但从认识论来说，无论外在必然性还是内在必然性都是实体自由使然，人的思想能力认识到实体的自由便相应地具备了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同时标示了存在的自由，即人的自由。而这一认识的最终成果便是对“上帝”(实体)更进一步也更为深刻的了解。“我们的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幸福，其目的就在于此，也就是爱上帝和了解上帝。”[6](68)当然，个体的自然法与实体的自然法最终必须是重合的，对人而言，这种重合的现实表现就是内在的和谐宁静与外在的安全和平。相应于此，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结构便可分解为两个基本的论说域：实体语境中谈论的自然法与个体语境中谈论的自然法。

当然，这两个论说域绝非分裂不相关，相反，在斯宾诺莎的文本叙述中它们总是以相互交织的形式呈现出来。与霍布斯不同，斯宾诺莎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中，实体概念是一个先行参与的前提性要素。这一点更类似于洛克，洛克的自然状态中“自然法”已然发挥着规约力量。区别在于，洛克的自然法观念为理性所天然启示，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则逻辑在先地启示了理性：这也使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显示出对古典的回复。但是，这一形式上的回复在其政治学中所显露的实质却与古典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三、实体语境中的自然法

实体概念作为斯宾诺莎哲学的思维起点，充当了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第一要素。具体反映到其自然法思想中就是，实体概念的完备性(实体的力量或权力)直接明示了自然法观念与自然权利观念，及其等同关系。整个自然界的事物所展示的现实状况无非实体自身因其自因所作的自由展示，出于实体的一切并无所谓道德言语的指称和道德色彩的涂染。实体分化和衍行的自然秩序是舍此别无他途的，世俗所谓的善与恶在实体的自然状态中没有地位，也不会得到实体的理会。如果要为实体拟取名称，那么，从出于实体的一切都可称作“至善”。善与恶真实有效的意义来自个体人对自己主观偏好的考虑，且只有当人处于联合的社会状态(国家状态)时，通过理性检验的情感之善最终成为理性之善，此时的理性之善因为对实体(至善)的了解和向往才与至善产生关联。于是，理性之善便以

至善的名义申明了人的共同本性。斯宾诺莎说，“人类的本性就在于，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体系，人就不能活。”[6](6)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类的本性就在于人类的联合，而谋求安全、和平与方便正是联合的题中之意，因而，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说，确保安全、和平与方便的理性之善表达了人类的本性。

“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实体表现出来的一切秩序无不在于其存在本性的表达。同时，实体自身也具备表达其存在的力量，而这力量就表现为自然权力，即自然权利，也即自然法。这样一来，自然秩序则正在于权力、权利与法的表达，而权力、权利与法所表现的正是自然秩序。对人而言，实体表现于人的属性只是广延和思维;在自然状态中，对独立的个体人而言，实体的自然秩序直接表现于人的就是“自我保存之维系”。于是，自我保存成为人遵从自然秩序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此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存在一个显著的区别，具体表现于人的自然法不可量化，它已然完整继承了实体表现的自然法，而具体表现于人的自然权利却是可以量化的，它因人而异——在此意义上，自然法并不等于自然权利。实体赋予个人力量的大小也直接标示了个人自然权利所及范围。因为实体的限定，直接引用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权利，说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享有对一切的权利，在斯宾诺莎这里就显得模糊和不必要了。而自我保存首先诉诸于情感，情感便也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维护，虽然情感需克制，但不必否弃。斯宾诺莎在做政治学论述的时候，也特别在先地强调了这一点，“既然这里讨论的只是万物工具的自然力量或自然权利，我们可以暂不区别我们心中有理性根据的欲望和那些由其他原因产生的欲望，因为这两者同样是自然的产物，都是人借以努力保全自己的自然力量的表现。”[6](11?12)

概括来说，就实体而言，自然权力、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这三个观念的重合完全基于实体概念本身的内涵，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而至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简而言之，作为实体之样式的人直接分有了自然权力、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以及这三个观念之间的等同关系。

但显然，斯宾诺莎论说切身于人的政治学和自然法思想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论说，“这是一个显著的实践过程，不但要求对自然法的哲学化理解，更要求将其运用于个别境况的天分。”[8](133)与古典学者相对，斯宾诺莎在《政治论》开篇不久就指出，“实际上，他们没有按照人们本来的面目来看待人，而是按照他们所希望的样子来想象人。”[6](4)古典学者鉴于理想人所设想的只能是理想社会，而斯宾诺莎则迫不及待地强调了人的现实性和不

完善，从而为世俗社会建构留下余地。那么，“人们本来的面目”对斯宾诺莎又意味着什么呢?斯宾诺莎直接从人的现实状况出发，自觉且充分地重视了人的经验，而鉴于经验的考虑首先将人带入“实际存在的人性”，这就是人的现实——“他”并不能天然地把情感纳入理性的轨道，从“情感之善”到“理性之善”并非坦途，人的现实存在首先是人的经验性的情感存在。已经清楚的是，人分有实体的广延属性和思想属性，所谓思想也即“能思”。情感的触动将相应的情感观念带入能思的心灵之中，情感观念可能胁迫人的心灵，心灵则更可能收服情感观念。无论如何，作为思想样式之一的情感观念既可能陷入消极被动，亦可使人富发积极主动，正如斯宾诺莎所言，“我们的心灵有时主动，但有时也被动;只要具有正确的观念，它必然主动，只要具有不正确的观念，它必然被动。”[4](84)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便时常陷入被动，被过度的情感所操纵，最终把人带入奴役状态。

出于能思心灵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可分殊为两种，出于情感的能动和出于理性的能动。显然，在自然状态中，即便在一般性的世俗社会中，人类经验显示给我们的事实是，人更多地出于情感的能动而非理性的能动。实体语境中无论出于何种情感的“自我保存”都是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观念相称的。但事实上，与自然权利等同的自然法于此层面只保证了个体人形式上的“自我保存”，与个体人实际上的“自我保存”并无切实的正相关。个体人反而会因为力量的不同使一人处于另一人权利之下，这种负相关性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中有着细致说明。就个体人而言，形式上的“自我保存”带来的后果往往并非自我保存的达成，反而更其可能走向个体的毁灭。斯宾诺莎对自然状态到国家状态的过渡实际上从两方面给予了论说：一方面按照清晰明确的推理来论证这一过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则属于经验论断。在此，斯宾诺莎与古典学者又一个形式上的重合显露无疑——他几乎是以戏谑的语气表示了对“人天生是社会政治动物”命题的赞同。人与人之间广泛的联合使每一个人和这一群体掌握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更多的权利，斯宾诺莎用简短独立的一节对此进行了概括：“如果两个人通力合作，那么，他们合作在一起产生更大的力量，从而比任何一个单独的人对自然事物有更多的权利;以这种方式联合起来的人愈多，他们共同拥有的权利也就愈多。”[6](17)至此，当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国家)之后，因为彼此之间是联合的状态，联合的目的在于享有更多真实的权利;那么，由人的理性自觉所得的个体自然法就必须为这一联合的稳固有所贡献。

四、个体语境中的自然法

斯宾诺莎曾言，“所谓天然的权力与法令，我是指一些自然律，因为有这些律，我们认为每个个体都为自然所限，在某种方式中生活与活动。”[9](212)这等于说，没有实体这一概念作为前提，就无法谈论人的思维和存在：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依存关系;而人的联合状态则不啻于“在某种方式中”的生活与活动，就“在某种方式中”的个体人而言，实体自然法之后，个体自然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个体自然法把国家、理性和自由视为其所着重的几个概念。理性正确引导人的情感之后，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和真实利益最终是通过理性得到标示的。正如斯宾诺莎所言，“人的理性的诸法则只是以谋求人的真正利益与保全自身为目的的。”[6](14)在此之前，在自然状态中，情感与权利的等同关系无需赘言，那么社会状态下理性与权利的关系如何呢?事实上，当斯宾诺莎的论说进入具体政治学情景中时，由于“自由”观念描摹了人的真实利益，权利观念就直接趋同于自由观念。理性在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中的地位是超脱于国家观念的，国家并不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尽管国家是人类整体从奴役状态解放出来所必需的中介，但对个体人来说，国家从始至终所充当的只是工具角色。“自我保存”在斯宾诺莎这里的彻底贯彻终使无所谓道德称谓的“自我保存”获取了正当的道德称谓;相较于此，“自我保存”在霍布斯那里的彻底贯彻，尽管是鉴于理性的参与和协调才告完成，但人的情感本性到底是为“主权者”所遏止。斯宾诺莎认为，即使在成型的社会状态中，大部分人依然被情感所主导。只是鉴于理性对情感涂染的道德色彩使人认识到其真实利益和权利所在，国家所充当的无非这一过程的中介而已。显而易见，在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体系中，最为合适的国家形式就是民有民享民主的“共和”式建制，而非享有绝对统治权的“利维坦”式专制实体。这种从霍布斯思想的偏离也表明，“斯宾诺莎从关于自我保存的一般理解走向了对自我保存概念的深入细致的理解。”[10](553)

那么，社会状态下，人与国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必须为人的真实利益服务，而自由正是其真实利益所在。在这种政治关系中，自由与权利显示出强烈的合并倾向，即“自由权利”。显然，自由权利在洛克的自然状态中已被申明，而在斯宾诺莎这里，自由权利这一观念却是从具体的政治社会中达成的。说到底，理性在于维护人的自由，国家的目的亦在于此。根据斯宾诺莎的论说，无论自然状态还是国家状态，一个受理性指导的人总是能够掌握最充分的权利，以此类推，以理性为根据并且受理性指导的国家是最有力量和最充分掌握自己权利的国家。一般来说，情感只是确定了权利形式上的分属，而对权利的实际掌握则有赖于理性的指导。一个相对完善的国家及其政权形式应该处处为理性所设想，尽力使自身体现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组织。这样一来，即便社会生活中大部分人的具体行为里埋伏了情感因素，但因为国家的理性组织而能够使这些情感因素得到安全和平地发挥，也使个人达到彼此之间的理性对待——因此，一个国家的理性便保有了一个人的理性，一个国家的自由也便保有了一个人的自由。

理性之于个人，标示了其所能达到的自由和所能掌握的权利;理性之于国家，则标示了其作为中介系统为理性的发挥所能提供的指引和便利。理性的能动性也即思维的能动性，这这种能动性最显著地表现为自由与权利的合取，而这种合取只有在社会状态和政治关系中发生并达成。反过来说，国家状态除了维持生活的稳定，更其关键的目的则在每一个体的权利与自由的获取和扩展。个体语境中的自然法之于国家最切实的要求便是“一个最大程度的理性国家”，而这样的一个国家最终目的是保证个体“思想的自由”。这样，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便证成了其内部的完整转化，即从哲学的观念学到现实的政治学，再从现实的政治学回复到哲学的观念学。

作为近代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的样式之一，较之霍布斯与洛克，斯宾诺莎自然法思想的基本观念与诉求并无根本差异。但鉴于其唯理主义，斯宾诺莎自然要求一种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其整个自然法思想出于形而上学又回复到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构成其思想论说的关键和重点。尽管斯宾诺莎预设了不可违逆的实体原则和自然秩序，但是，单纯对实体自然法的遵从只是个体人的情感盲从。理性自主才能确立个体自由。他的论说揭示了自然法与自然权利在两个层级的等同关系，而第二个层级的等同则完全有赖于个体理性的发挥，这种理性的积极发挥确证了人的真实利益，这一真实利益也指明了人的权利与自由所在。古典学者提及理性时往往一并提及自然的启示，斯宾诺莎论及自然(实体)却将自然的启示搁置不理。如果理性的生活必须是顺从自然秩序的生活，那么对斯宾诺莎来说，对自然秩序消极适从的后果只会是无所适从，而对自然秩序的积极适应则在于从这一过程中寻取和探讨国家、权利、自由等政治概念。斯宾诺莎的自然法思想之所以极富现代性色彩，就在于其对政治社会基础的探讨并不依托完满的自然理性，而是从不完满的个体理性中析出权利和自由概念加以探讨。理性通过权利观念显著且牢固地标注了“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每个人应该从法律上得到保障的选择信仰的自主权，言论自主权，思辨自主权，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11]

然而，正因为先行引入了实体概念，从而使理性的自然法在个体内部无法彻底表达。个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虽然能够在具体的政治形式下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但无所不在的“实体”始终充当着个体思想与行为的坐标。如果个体所思所为偏离或失却了这一坐标，那么个体的存在及存在意义都将成为谵妄或空谈。正如黑格尔就斯宾诺莎哲学所指明的，“世界并没有真正的实在性，而是一切都被投进了唯一的同一性这个深渊。所以并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着有限的实在性，有限的实在性是没有真理性的。”[2](129)那么，对斯宾诺莎来说，无论人处于怎样的生活状态，如果想要生活真正地有所起色就只能依靠自身的理解力，将自身付诸思辨的激情。“他还特别向我们强调，如果失去对思辨的热爱，就不可能保持自由。”[10](561)而这种思辨的激情也正体现了整个近代自然法思想的精神，即一切指导政治体系建构的自然法思想都出于自主理性的沉思，“于是，伦理与法律的整个体系就由那些被一种真正的思辨激情所驱使的学者细致入微地予以阐明了。”[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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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4?23;修回日期：2013?10?27

作者简介：张卫(1986?)，男，河南开封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2011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道德哲学与现代西方政治哲学.

On the basic structure of Spinoza’s theory of natural law

ZHANG Wei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Philosophy and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编辑：颜关明]

作者：张卫

第二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

古希腊和罗马时期，是西方社会思想、文明发迹的始端，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著名的制度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其中，影响后世政治、法律、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路径“自然法”，也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登特列夫指出“对自然法的信仰，乃是西欧政治思想之独特标记，这个信仰一方面承认了有一种人性共许的律法存在，一方面肯定了人类的基本权利” ①。古希腊有哪些思想同这样的对自然法的信仰紧密联系，以及罗马时期哪些思想和制度设计根源于这种自然法的观念，这些思想和制度又是如何在推动自然法的观念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本文希望简单梳理和初步探究的问题。

我们首先希望探讨一下古希腊对“自然”概念的理解，我们不能将我们现在具有的关于自然的概念，简单地套用到古希腊人们的身上。我们的智力和认识与当时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当时人们眼中的自然所意味着的物质宇宙，有着古希腊先贤独特的思考和认识角度。在他们那里，自然指的是物质世界，是某种原始元素和规律的结果。从阿那克西曼德的“气”，到赫拉克利特的“火”，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习惯把宇宙结构解释为某种单一原则的表现。这种从单一原则表现的角度来看自然，使得后期的希腊思想家可以将自然作为一般和简单规律来规定、指导人们的生活，并最终提出了影响后世自然法观念发展的“按照自然生活”的著名命题②。“自然”的最简单和最远古的意义，也正是从作为一个原则表现的角度来看物质宇宙。③这种“从一个原则表现的角度看世界”，影响了后世千百年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不过与早期相比略有不同的是，后期希腊各学派中“自然”的概念是在物质世界上加上了一个道德的世界，这使得人们在寻找指导社会的原则时，不是简单地从物质出发，而是融入了道德思考的因素--这也奠定了后世自然法理论的基本视角。

在这样的界定下，来理解并简单回顾一下古希腊的一些自然法观念。赫拉克利特：“人类的一切法律都因那唯一的神的法律而存在。神的法律从心所欲地支配着，满足一切，也超过一切”。智者派大多主张自然法观念，希比亚把自然与法律对立，并指出“自然法就是正义，是根据自然的要求规定的法律”，安提丰发展道：“根据自然，我们大家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④。苏格拉底时已经开始区分自然法和人定法，并认为两者都是正义的表现，两者不是对立的是本性统一的，然而自然法是神的法律，高于人定的法律。他说：“我服从他人的意见，我更服从神的命令。”⑤因此在《申诉篇》中，我们看到被控有罪的苏格拉底告诉法庭：他的使命就是执行神的旨意，研究自己和别人，即使冒着与国家冲突的危险。这种冲突已为苏格拉底所认识，“对忠诚的分裂”这一希腊悲剧的主题之一，在《安提戈涅》后再次产生了强大的张力。苏格拉底坚持着按更高的自然法的不懈探索，但是他坚持两种法律本质上都是正义的表现，“我坚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⑥，这也使得他为了捍卫法律(人定法)的尊严，从容地走向了法场。苏格拉底的死打击了柏拉图对于政治参与的激情，但是没有磨灭柏拉图探索真理的热情。柏拉图以正义作为其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指出“法的理念是法的真正存在者，法律从属于通过国王体现出来的自然法理念，法律没有能力负担一切”⑦。并在其老师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认为人们只有理解“另一”世界——纯粹真理的领域——人们才能成为理性的人。这为法律二元结构提供了近乎完美的模型，使人们可以相信存在着一个与实定的法律对应着的“理想的、完美”的法律。亚里士多德明确区分了自然法和实在法，指出自然法性质是自然的，体现了自然正义的要求，其内容普遍适用，并且永恒不变，它的地位高于人定法，是人定法的根据，“自然正义高于法律及法律正义之上”⑧。

古希腊的自然法思想是具有原创性的，不过真正让其思想传播并得到发展的却是后起的新秀--罗马人和他们的法律：罗马法。与希腊科学中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纯理论兴趣和实践兴趣不同，在希腊化时代开始时理论与实践渐渐分道扬镳，实践兴趣更显重要。罗马人也正是具有这种分离重要事物并使其具有实用性的能力，由此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法学。李约瑟说,“欧洲人的精神优越感突出地表现在法律和法理方面”，⑨这主要指罗马法。按西方学者的一般见解, 罗马法与希腊的哲学精义及希伯来的社会是非观，同列为欧洲思想传统的三大基本要素。罗马法制度的建立延续了很多希腊时期自然法的观念，还发展了很多新的光大自然法观念的东西，以下将作简要的梳理。

第一，制度的宏观和完备是罗马区别于希腊重要的一个方面，这也深刻地影响了自然法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不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是在以城邦为基础的范围内讨论政治、法律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封闭态度，使得希腊世界没有能力在更大的范围上建立一个有生命的组织。他们所设想的政治生活是静态的，而他们的周围的世界却在飞速变化着，这就是希腊人政治观念的主要弱点所在，以帝国形式出现的罗马却最终将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希腊的这一观念使得他们大多将城邦正义作为城邦的价值和正义之所在，把城邦集体生活看作人们存在的本质和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盛赞柏拉图伟大，称其企图用普遍性统帅一切的理想国“本质上也无非是对希腊伦理本性的解释”——城邦、集体的普遍性利益在希腊时期是几乎完全吞噬单个个体的特殊利益的。然而，也正像黑格尔所论述的“更深刻的原则正在突破而侵入希腊的伦理，这种原则还只能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渴望，从而只能作为一种败坏的东西在希腊的伦理中直接出现。”柏拉图企图用理想国把特殊性排除出去是徒然的，也“最沉重地损害了伦理深处的冲动，即自由的无限的人格”⑩。从这个时期开始，特殊性积极地萌动着，希望打破在这样的关系中普遍性对于它的吞噬，打破普遍性一统天下的局面。罗马庞大的国家结构和近两百年的和平稳定环境下，人们不再需要担心城市被邻邦肆意地摧毁，普遍安全有了保障，整体的利益稳定而强大，这些渐渐成为既定的社会结构为人们所接受，而不再需要人们整日为了城邦的利益担心、操劳。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的利益就越发清晰，人们的差异性也日益明显，于是财产权制度得到空前的发展，作为单个的人的权利被重视。个人权利的观念也在不断的萌发，这也将开拓后世自然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自然权利的追求和维护。罗马时期为权利争取在自然法中的关键地位开创了现实的基础，随着我们进一步考察个人权利的萌发，我们发现个人权利及财产权的强化、发展是和法律(涉及贸易、财产、继承等诸多方面)大量的涌现以及法典的完善紧密联系的。

第二，实在法律的法典化。法律的大量涌现及其法典化，体现出一种超凡的实践精神，与之相比，古希腊时期的哲人在声称尊重自然的同时似乎缺了几分务实的态度。所以，当迷惑的学生为一个商人当选为雅典的军事总指挥而愤怒时，苏格拉底利用他的雄辩论证出“商人所拥有的品质恰恰是将军该拥有的”，在理论上论证了这一任命的合理性，却忽视着事实上这些商人出生的将军屡屡在战时逃跑而给雅典带来的伤害。许多这样的哲人，都像柏拉图一样，自以为神和自然选定他们作为立法者，或许还做了许多立法的尝试，却忽视了只有法律得到人们的认可，并符合人们“自然”的常识的时候人们才会遵守，好的法律需要经过无数次的错误和失误，需要数个世纪的艰苦努力才能形成。所以任何时期的哲学家或立法者天真地以为能够在几小时、几天的拍脑袋思考中就能建立完善的法律，都会犯下类似的错误，并遭受类似柏拉图在锡腊库扎改革的失败。

而我们所说的罗马这个民族独特的法律天赋却是经过漫长的岁月才充分发展起来的，经历了近一千年时间，罗马才获得法律经验这笔珍贵的财富。这些法律经验表现为大量的法律和法典，也孕育了西塞罗、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伯比尼安等伟大的法学家。罗马时期的法学家大都坚持自然法的观念，但是他们又是务实的而不是过分的形而上学，他们承继着希腊时期就形成的“从一个原则表现的角度看世界”的方法，却开始摆脱希腊时期忽视现实的弊端，努力在其时代的法律、法典中寻找能形成一般性法规的根本原则，并且同时使这些一般性的法规符合正确的概念。罗马时期的这种理论上的态度开创了后世自然法研究的经典范式，罗马法律也成为当代世界法律推理、法律原则永不枯竭的宝库。

法律大量涌现和法典化除了上述杰出的作用外，在自然法发展的历程中，还包括了以下一些重要的功能。首先，其使个人权利主张成为可能。罗马的法典化运动，使得少数精英、贵族对法律的独占被打破，实在法律为公众所知晓，每个人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个人权利观念的产生结合自然法的思想，也就为后世自然权利理论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其次，罗马法典的制定中，始终受到自然法理论的影响，且学者和当局不断宣扬其制定法律的自然法基础，这使得自然法观念深深印入人们的心里，并影响了后世对制定法律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这和斯多葛哲学上的“按照自然生活”自然法观念深刻影响着罗马法律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的概念意味着单纯化和概括化，所以当罗马人发现了两种法律——民族内部的法律，既受其民族固有的特定法律支配的“市民法”，和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既“万民法”——过于庞杂而含混的时候，制定法典就成为了“裁判官”有责任尽量以“告令”来代替“市民法”和“万民法”(11)，尽可能把“自然”用以使得人们处于自然法指导的制度中。自然法的观念使得法律法典化得到促进，法律法典化的过程中，当权者以及法学家们对于自然法的崇敬，也影响了后世指定法律标准的形成。

综上所述，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思想承继了许多古希腊时期重要观念，同时又在多个方面给予古希腊时期以实质的发展，并最终促进了自然法理论的传播和光大。坚持这样的视角，可以使我们今后在认识自然法发展的过程中，注意希腊时期理论影响的同时，能深入把握在罗马法时期一些重要的制度和思想。

注释：

①《自然法——法哲学导论》，登特列夫著，李日章译.

②登特列夫称之为"正直的生活模式"认为只是通过它"提供了人类自我反省的一个有力激素，既存制度的试金石，保守与革命的正当理由".

③《古代法》，(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31页.

④《西方法律思想史》，谷春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9页.

⑤《回忆苏格拉底》，(古希腊)色诺芬，第15-16页.

⑥同上注.

⑦《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

⑧《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1.

⑨《四海之内》，(英)，李约瑟著，劳陇译，三联出版社，1987：13.

⑩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10.

(11)《古代法》，(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33页.

(作者简介：张优悠(1983.8-)男，安徽合肥人，复旦大学法学院07级硕士研究生在读，法理学方向。)

作者：张优悠

第三篇：浅析自然法思想与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互动联系

摘要：自然法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对于西方法律思想具有影响深远。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世界宪政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制定的指导思想正是自然法思想中的关于法的公平、正义、理性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自然法思想;美国;违宪审查制度

作者简介：喻江(1987-)，男，湖北天门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治思想成熟的基石，法律接受法院审查观念形成也是受其影响，梅因曾言：“这个理论在哲学上虽然有权限，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了。”①弄清法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理念，以及法与自然地关系，是自然法思想的最终目的。美国首创违宪审查制度正源于自然法提供的法律理念和主张。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美国对其宪政理论的独特贡献，是让所有美国人民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制度，著名的英国政治思想家布赖斯勋爵曾说过：“美利坚合眾国的任何一个特点，都莫过于指派给最高法院的义务及其为捍卫'宪法方舟'而履行的职责更能激起众多的好奇……产生广泛的议论，活的无比的赞扬，而又常常遭受误解。”②自然法思想与美国违宪审查制的互动联系促使了美国违宪审查制度从产生到发展。

一、自然法思想简述

自然法的观念起源很早，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自然法的观念，自然法的观念对西方法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弄清法的价值取向，公平、正义的理念，以及法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法思想的最终目的。自然法思想既是一种思潮，又可以看做是一种研究方法。

自然法学的发展历史悠久，大致可以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神学主义时期、近代理性主义时期以及现代复兴自然法时期。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是最朴素的自然法观点，尤其是希腊人，典型代表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法律是自然形成的，就像自然界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由大自然创造而来，而我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卑微渺小的，对于这样的自然法是无能无力的，只有顺从而不可侵犯。

到了中世纪，神学理论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影响着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法在这个时候也蒙上了神学思想。托马斯.阿奎那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自然法思想家，他的自然法思想融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最终得出结论：自然法是出自神学，而终结于神学，法律中的所有事物都可以用神学来解释。

欧洲近代时期是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时期，法律作为社会的产物，近代自然法是众多抵抗封建思想的武器之一，是近代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内容。它综合了古代自然法学和中世纪自然法学中的精华部分，并有选择性的剔除两种自然法思想中的落后的部分。近代自然法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比较成熟的法学思想。

现代自然法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的自然法思想依然是模糊不清，它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明确的定义，像样的组织。但是在此时自然法学家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在维护传统自然法法律思维的同时，要加强法律基本概念如正义、法的价值追求的研究，沥青法律、善良、道德的关系，更加注重自然法的价值学说的研究，让自然法更加贴近于生活。

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概述

在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权结构中，司法权是非常特别的，联邦最高法院由于联邦宪法创设的违宪审查制度而取得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司法部门都要大的权力。违宪审查制度使美国人为他们的宪法倍感自豪。“在西方各国人民中只有美国人使立宪制度成为一种宗教，使司法审查制度成为一种宗教规程，并使两者处于虔诚的气氛中。”③毫无疑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是美国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也是美国宪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是经过长期历史演化而形成的一种带有“惯例”性质的制度，违宪审查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在联邦宪法中，而是根据宪法思想和理论建立起来的，在运用这一制度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经常出现前后不一的现象。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学思想基础是自然法思想，直接渊源于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违宪审查制度主要是指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其他程序)，根据一定原则或规则对联邦和州的法律、法令有条件的进行合宪或者违宪的审查判断，以对案件进行合理裁决而确立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④

三、自然法思想与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互动联系

(一)在自然法中孕育并成长

自然法观念不仅是西方法治形成和发展的核心，也是法律接受审查观念形成的前提。从古希腊城邦时代起，西方世界的政治理论和法理学已有一个中心要素，就是政治团体要受法律的支配，其最高的法律则以自然法为根源。

西方法律史上首次将自然法思想做了明确的定义的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他将自然法从神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为存在一种自然所确定的自然法，国内“制定法”又是“自然法”在某种程度上的具体化。西塞罗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论述自然法的思想家，他说“真正的法律(即自然法)，乃合乎自然的纯正理性者”，自然法就是全世界的宪法。自然法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可诉性，弹性较大，是巩固现存制度的良器之一。在自然法的孕育中，我们看见了更为清晰的司法审查制度的雏形。随着自然法的发展，违宪审查制度便开始孕育开来。

(二)宪法至上观念

宪法至上观念是美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信念，它源于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的本质最终就是一种正义论或者说是一种价值体系，所有的实在法都必须以自然法为前提。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大前提是宪法是所有其他法的基本法，这有这种观点成立，违宪审查制度才有其理论基础。

而恰恰是近代自然法学家比较科学而系统的提出了宪法至上理论，他们提出的宪法之上的观点，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和意志不受侵犯，用宪法这一根本法把资产阶级意志确立下来，确立了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普通法律的母法，普通法不得违背宪法的意志。美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逐渐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洛克通过《政府论》将其自然法的思想传送到美国宪法理论中，并对美国的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给立法机关设定界限和对财产权特别强调。他认为，立法权至上是法律范围内的至上，而不是高于法律的一种权力。洛克的自然法观在许多方面补充了科克的理论，而今天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法领域成为最具活力的制度也和洛克的思想有着重要的联系。1787年宪法既是美国人民宪政的象征，也是宪政的工具，美国人对其宪法的崇拜到了崇拜偶像的地步。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规定：“本法所列举的一些权利并不损害其他没有列举的权利。”这条极好的阐述了关于权利和正义的原则是永恒不变的，人法不过是这些原则的记录和摹本。

美国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是在建立在美国民众相信除了制定的法律，还有一种法律是高于普通的统治人类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正义的标准与体系，也就是近代的自然法思想。美国宪法至上性构成了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基础

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的理论是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的基础，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其最大特点和精髓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既相互分立又相互制约，以达到相互平衡。而司法机关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小的一个，为了与强大的立法部门、行政部门相抗衡以达到一种平衡，司法机关必须运用违宪审查权作为对抗的武器。

分权学说的思想来源是自然法思想，其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如亚里士多德、波里比阿、西塞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论述了政体的三要素，即议事、行政和审判(司法)，波里比阿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波里比阿是西方宪政主义史上率先明确解证分权与平衡宪政原则的政制思想家，他竭力赞扬罗马政制中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三者的权力互相配合和制衡的整体，他认为这是罗马国兴起的关键因素。继波里比阿之后阐述分权理论的是西塞罗，西塞罗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最好的政制是前面提到的三中政制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均衡结合”，⑤西塞罗对它的推崇，意在表明它是共和国理想的“权力制衡”政制。

近代，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壮大，为了反对封建主义，近代启蒙思想家进一步将分权学说系统化、理论化，使其成为对抗封建主义的一把利剑，而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洛克和孟德斯鸠。洛克在《政府论》中论述了国家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及其相互关系，并谈到了权力间的相互制约。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分权学说是阶级妥协的制度性安排，洛克的学说是一种阶级分权。较为完整的表述分权与制衡作为政府内部权能的功能性配置原则的是孟德斯鸠，他认为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三种权力职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掌握，他在阐明权力分立的重要性之外，更说明了各种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的基本要点。

由司法机关负责违宪审查的思想最先是由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汉密尔顿等人在被誉为美国“宪法原始理论的组成部分”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的。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法学家们结合美国国情，接受并进一步发展了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汉密尔顿认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违反宪法即归无效，司法机关最适合行使违宪审查权。国家的主权者是人民，宪法是人民制定的，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少数的人民代表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如果和广义的人民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宪法相冲突，那这种法律应该是无效的。而司法机关则充当了普通法律是否违宪的裁判者。汉密尔顿指出，在分权政府中，司法机关是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因此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最小，由它来监督宪法最合适。

建立在自然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分权制衡理论是美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而且这三种权力必须相互平衡、彼此制约。为维护保持这种平衡，就必须制定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来监督和维护这种制度的平衡。这种制度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在分权制衡理论下，司法机关是具有独立权限的国家机关，所以能很自然的有权监督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这则成为司法审查的直接的理论根据。

四、结语

自然法思想对美国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最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更是与自然法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其宪政理念影响深远，其司法审查制度更是独具特色。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悠悠二百年，使美国的宪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活力，从而进入了其历史的一个伟大时代”。

中国的宪政理念源自西方，在我国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应正确分析其制度，探究其根源，把握其精神，树立宪法的权威性，更好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制度，伯纳德.施瓦茨曾说：“即使是宪法，如果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除了空洞的词汇外，也没有任何意义。”⑥不可否认，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现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是一种含义较广的监督宪法实施的制度，存在着漏洞和不足，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领域，宪法与司法活动是脱离的，中国对有关违宪审查的一些理论原则的接受一直采取比较被动的态度，因此，我国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需要首先对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反思，实现思想观念的转变。其次必须立足中国的实际，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建立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违宪审查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

建立我国的宪法诉讼制度，使宪法明确进入法院的诉讼，使我们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的一个关键，也是最终实现法治的瓶颈和难关，直接影响到整个法制化的进程。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大气魄，下大决心，使大力气，才能解决这个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民族的繁荣富强、对法治的确立、对人民的幸福、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极其关键而又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释]

①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80.

②布赖斯勋爵.美利坚联邦[Z].1888.

③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⑤黄基泉.西方宪政思想史略[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46.

⑥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参考文献]

[1]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洛克.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西塞罗.论共和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