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对新疆的贡献

第一篇：蒙古族对新疆的贡献

新疆蒙古族

分布区域：新疆蒙古族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博尔塔拉两个蒙古自治州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

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族卫拉方言。用“托忒”蒙古文，目前推广全国通用的胡都木蒙古文，两种蒙古文并用。

历史：新疆的蒙古族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居住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今天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人民主要是18世纪70年代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万里迢迢东返回来的土尔扈特部的后代，还有明清以来一直居住在新疆的准噶尔部后代，清代乾隆年间由内蒙古迁来的察哈尔部的后代。

生产方式：新疆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现在部分蒙古族人开始从事农业。

饮食：以牛羊肉、乳制品和面食为主，并喜欢用牛羊乳制作奶酒。

文化：《江格尔》是卫拉特蒙古的长篇史诗，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史诗之一，在民间广为流传。乐器以马头琴最为著名，新疆还有两根弦的弹拨乐器“托布术尔”。

节日：最大的节日是春节。每年开展一次“那达慕”活动。“那达慕”起源于祭敖包。

宗教：蒙古族最初信仰萨满教，16世纪以后逐渐改信藏传佛教格鲁派，但萨满教仍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留下深刻印迹。

服饰：传统服装是蒙古袍。

婚俗：蒙古族实行一夫一妻制, 严禁氏族内部通婚。婚姻要经过提亲、订亲、送聘礼、婚礼等程序，婚后第三天还要举行揭围帐仪式，仪式后的第二天新娘回门。每种仪式都要敬酒、唱歌，十分热烈。

房屋建筑：牧区蒙古族主要住蒙古包。

第二篇：世博对上海的贡献

今年，世博会，这一全球性的盛会，在经历了精彩的5个月后顺利闭幕了。从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我们不难发现，世博会改变了我们很多。

世博会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讲坛，它鼓励人类发挥创造性和主动参与性，它更鼓励人类把科学性和情感结合起来，将种种有助于人类发展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技术奉献在世人面前。2010年中国上海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它所包含的五个分主题：城市与经济发展关系、城市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城乡互动关系、城市与高科技发展关系、城市与多元文化发展关系。

世博会给上海，乃至中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在经济方面，世博会对上海的推动主要不是对GDP的拉动，而是加快了上海的经贸合作。世博会的运营资金估计达106亿人民币，其来源主要是世博会的直接收入，包括门票、中外企业的赞助，世博会的特许商品销售商业运营。门票收入达到60亿，而赞助商的赞助资金也达到了60亿。然而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收益，上海世博会是一个加强交流，展示国家经济、文化、历史的良好平台，半年的会期期间，将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轮番登场进行展示，这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次世界性的盛会，为国际经贸的深度合作提供难得的机会。例如，新西兰清洁技术公司Lanza Tech与宝钢在上海世博会新西兰馆内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宝钢、中国科学院生物局及Lanza Tech之间签署了三方联合开发协议书，将Lanza Tech公司"利用钢厂尾气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商业化。新西兰贸易部长蒂姆 22格罗泽表示，新西兰对本国企业参加上海世博会非常重视，这一盛会为新西兰企业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市场深化合作的绝佳平台。国内企业借助世博会平台进行宣传与合作，成为世博会上络绎不绝的新闻。这些经贸合作的达成，无疑是上海建设国际经融中心的巨大助力。

在社会方面，上海世博会凝聚下来的东西，给上海青少年，给全国的老百姓睁开眼睛看世界起到很大的作用，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世博会时，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参观者，而各国的优秀场馆和精彩展出，都使老百姓们能用自己的眼自己的耳来近距离体验各国的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巨大的贡献。进一步提升了上海的自主创新能力。其次，促进上海市民先进理念的养成，提高了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综合素质。与此同时，世博会培养出高水平、高境界的志愿服务队伍。我们的志愿者们无疑是世博会上最平凡又是最闪亮的明星。志愿者们的无私奉献使世博会得以完美举办，世博会也给了我们提升自己的舞台。世博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我认为，一是为国争光的爱国精神，二是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三是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四是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五是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将对上海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如今，世博会已经结束，而“世博财富”无疑会继续为上海和中国做出贡献。

062108108 孟骏

第三篇：陈云对《历史决议》的贡献

作者：林蕴晖

来源：《学习时报》289期

来源日期：2005-6-21

本站发布时间：2005-6-21 1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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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继续执政的合理性及执政能力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所作的交代。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文件。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他直接领导新中国走过了27个年头。这期间，国家和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无一不与毛泽东有着直接的关连。因此，决议中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决议成功与否的关键内容。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陈云起了重要作用。

要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和毛泽东的威信受到了巨大伤害。在拨乱反正的同时，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历史，正确评价革命领袖的历史功过，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是一项必须面对又十分严肃的任务。因为，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亟待平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左”的错误有待纠正;另一方面，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也出现了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倾向。陈云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此十分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陈云对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分析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有过多次讲话，指出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得失。他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就曾强调指出：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取得了伟大胜利。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概括得很清楚，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我们党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民主革命胜利后，恢复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有缺点、错误。要求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是不可能的，是空想。

1979年3月6日，在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陈云专门谈到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特别指出，要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中国和世界问题的高度来加以认识。陈云说：

“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我们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气和，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对如何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曾经与胡乔木谈过以下几点意见。他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

他意见不同的人。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

(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的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

(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

陈云上述关于正确对待历史、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以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多次谈话，实际上就为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提出了应该遵循的指导思想的基本点。

决议起草的指导方针和实际工作的难处

由胡乔木牵头的决议起草小组，成立于1979年12月。当时，胡乔木向小组同志提出，要考虑写历史决议与写历史的不同。决议不可能把很多重要问题和重要人物都写进去。起草工作，对一些问题的是非功过作出判断比较容易，但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和理论评论，很不容易。他希望大家对决议应涉及的问题进行讨论，提出意见。1980年3月15日，胡乔木与起草小组成员谈稿子中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这表明，在起草工作的初期，大家还处在摸索阶段，还没有能拿出一个明确的意见。

3月19日，邓小平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明确提出了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第一条。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邓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邓小平明确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邓小平的这一席话，使决议的起草工作有了一个主心骨和最基本的底线。

此后，邓小平在4月1日的一次谈话中，又以商讨的口气提出：“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总的精神，仍然是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但是，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要把它体现到具体的文字中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月27日，邓小平谈了对初稿的意见，明确表示：“不行，要重新来。”邓小平说：“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提出，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7月3日，在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决议起草工作时，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要求发言说：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决议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为了说明文革发生，要对它加以历史分析，对毛泽东晚年左倾思想的发展过程加以说明。胡乔木提出解决难题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评判。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乔木提出的原则。

然而，即使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就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言，仍显得不那么无可争议。

讨论中的不同意见和陈云的主张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把《历史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前后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讨论中达成的共识是 ：大家都拥护中央做这个决议，以统一对建国以来历史的认识;认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总其一生仍然功大于过;认为讨论稿关于文革的分析写得好;认为粉碎“四人帮”四年来的历史要详细总结，不能回避。等等。但也存在许多重大的分歧和争论。如：

关于毛泽东的功过评价。胡耀邦7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过：决议要以对毛主席的评价为轴心，对毛主席的功劳要讲够，错误也要讲够。许多人赞同胡耀邦“两个讲够”的意见，但认为现在的决议稿，功劳是讲够了，但错误没有讲透。有的认为，毛主席自建党来55年功大于过，建国后27年是过大于功。另一些人则坚决不赞成对毛泽东批评过激。强调毛主席的旗帜不能丢掉，不能上外国人说我们“非毛化”的当。一定要谨慎，考虑全面。

关于毛泽东思想。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提毛泽东思想?一种意见不提了，另一种意见还是要提。主张提的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简明、概括地提，只提正确部分，突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种意见是把毛主席本人的思想，正确部分和错误部分都要提到。无论提不提毛泽东思想，有一个认识是共同的：“马列主义的

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基本的指导思想必须坚持。

上述不同意见的核心，还是如何写好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就在起草小组仍然处于为难的过程，1981年3月24日，邓小平到中南海看望陈云。陈云在同邓小平谈话中，对《历史决议》稿提出两点意见：

(一)要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延安时，毛泽东亲自对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我把毛泽东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要选编一些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邓小平对陈云的建议非常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向邓力群转告了陈云的意见。邓说：“这些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并报告胡耀邦。”

在此期间，陈云就决议起草工作还同邓力群作了四次谈话。

第一次谈话，陈云在谈到如何评价建国以后三十二年中间的错误时，明确要求：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他表示同意邓小平确定的起草决议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求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他讲决议要确定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写法上要使大家能够从这个决议上看得清楚，就需要写一下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主席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所以他建议增加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把毛主席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第三次谈话，具体讲到了建国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

第四次谈话，他建议决议要写上国际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起了好作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苏联还是给了我们援助，通过这些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建议，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领导下，经过努力和反复斟酌，最终拿出了

一个使得各方面都满意的稿子。

在原来的稿子里，解放前的历史，写得比较简单。现在的稿子将解放前的内容从几百字增加到3000多字。概述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历经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由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到最后胜利的28年的艰辛斗争，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把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给牢牢地确立了起来。

6月22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他在讲话中谈到决议稿时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陈云也称赞：“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四篇：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情况下，科技进步更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制约因素。

1.科技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

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一是科技进步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物质基础。科技进步推动了人类生产和生存能力的极大提高，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在相同资源拥有量的前提下创造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淘汰那些陈旧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并开辟新技术新产业;二是科技进步可以突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各种阻力和困难。

2.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源。

没有科技进步，企业的生产经营只能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追加投入来维持低效率的产出，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科技的进步推动了经济的巨大发展。科技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表现如下：一是科技进步可以促使经济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推动经济发展。二是科技进步可以更好地使经济活动主体实现规模经济，把企业引上集约化经营轨道。三是科技进步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率，减少生产成本，实现集约增长。一方面科技进步使生产技术不断更新，提高生产自动化，专业化程度，从而提高投入要素的利用率，降低产品成木，并增加产品总量，提高产品性能，企业因此实现集约化经营。另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管理技术亦随之提高，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扩大投入-产出比率。

3.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导。

粗放经营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低水平技术的重复生产，而集约经营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投入要素综合利用率的提高使产出趋向于最大化。只有科技进步才有可能实现从依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投入进行低水平重复生产的粗放经营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产出率的集约经营的转变。从历史来看，科技作为人类器官的延长，它不但提高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推动人类对资源的加工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小投入换取高产出，实现人类的经济原则，很显然，只有现代化生产技术装备和生物工程技术的产生，才会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优质高效、低耗的农业集约化经营出现;只有在几次技术革命发生之后，现代工业的机械化、专业化、自动化、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化发展才成为现实。

4.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乘数作用。

由于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存在交互使用，科技成果被应用后实现经济的扩散，这种扩散带来的是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将反过来影响科技的研究和开发，这样科技进步便在科技与经济的互动过程得以扩张，对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带来数倍的影响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类似于其它投入要素的乘数效应。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科技发展过程自身具有自我繁殖性和加速性，使得科技进步呈几何级数发展。

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技术进步更起着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中之重。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2013年5月吴翠翠

第五篇：佛教对茶文化的贡献

2015-10-6 08:23 来源：第一茶叶网

摘要：自古高僧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 ...

自古高僧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同时，在古代也只有寺庙最有条件研究并发展制茶技术和茶文化。我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唐代《国史补》记载，福州“方山露芽”，剑南“蒙顶石花”，岳州“悒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等名茶均出产于寺庙。僧人对茶的需要从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提供了物质基础，佛教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

佛教对茶道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

高僧们写茶诗、吟茶词、作茶画，或于文人唱和茶事，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佛教为茶道提供了“梵我一如”的哲学思想及“戒、定、慧”三学的修习理念，深化了茶道的思想内涵，使茶道更有神韵。特别是“梵我一如”的世界观于道教的“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茶道美学对“物我玄会”境界的追求。

佛门的茶是活动为茶道的发展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参考。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写得很妙：“从来名士能萍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院持续不断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规范茗饮礼仪等都广有帮助。在南宋宗开禧年间，经常举行上千人大型茶宴，并把四秒钟的饮茶规范纳入了《百丈清规》，近代有的学者认为《百丈清规》是佛教茶仪与儒家茶道相结合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