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被调查范文

2022-05-21

第一篇：苏荣被调查范文

苏荣被调查导火索：来自烟盒的举报信

几十张烟盒上的锡箔纸，拼成了一封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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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66岁的苏荣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位被宣布被调查的副国级高官。“打老虎”上升至副国级，彰显中央反腐决心。

然而，少为人知的是，早在苏荣被调查三年前，江西当地便已有人实名举报苏荣。此后，该举报人涉贪腐入狱。在狱中，他用一张张烟盒中的锡纸，陆续完成了一封特殊的举报信。

这封举报信中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而副国级官员的被调查又是否与之有关?

1.烟盒上的举报信

2013年2月的一天晚上，60岁的姚敏建回家时，在家中的院子内，发现了一张锡箔纸。锡箔纸是从烟盒里撕下来的，上面写满了字。

姚敏建事后回忆，锡箔纸的位置并不醒目，可能已经扔到她院子里很多天，但她此前一直没发现。

很快，她认出纸上的字迹属于她的前夫周建华。此时，周建华因涉嫌贪腐已经被关押、调查一年以上，儿子周德昊和周家的多个亲戚、朋友也曾因不同的原因被关押和调查，多人长达半年以上。

锡箔纸上，周建华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道，他正被关在江西省德安睦守所里，并称自已入狱与前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有关。

从那天起，姚敏建便陆续收到小纸条，有的写在锡箔纸上，有的写在香烟盒上——姚敏建推测，周建华可能因某些原因不便与外界交流，在用特殊的方式向外传递信息。

几十封写在锡箔纸和烟盒上的消息合在一起，拼成了一封完整的举报信。举报的对象，正是苏荣夫妇。

在这封举报信中，周建华回忆，2011年，他曾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苏荣妻子在新余当地一起土地转让中涉嫌暗箱操作和严重腐败，导致国家蒙受近10亿元的损失等问题。

周建华称，他于2012年1月4日被双规，并认为他被调查是因举报苏荣遭遇“报复”。

收到“烟盒举报信”后，姚敏建心情矛盾。此时，苏荣还在江西省担任省委书记一职，为了把前夫举报的情况反映上去，姚敏建决定进京。

2013年两会时，姚敏建来到北京，将打印好的举报信邮寄给中纪委、两高两院等方方面面的中央领导。“只要我知道联系方式和地址的，都寄了„„在江西，这东西是寄不出去的。”

2013年4月，苏荣离开江西，进京任职，姚敏建再次把这些材料打印出来，给了江西省常务以上的所有领导和省里省政法委和省检察院有关领导每人寄了一份。

2013年3月，周建华获得了见律师的机会。此时，外界才获知，在看守所中，周建华不被允许与外界交流，只能向狱友索要烟盒纸、锡箔纸，再偷下看守所中用来登记用的圆珠笔的笔芯，偷偷写信，再由特殊途径传到前妻姚敏建手里。

2013年7月9日，江西省宜春市中级法院对周建华一案进行公开审理。

一审中，院方称，经法院审理查明，周建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9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人民币1023万余元等财物。

周建华在法庭当场翻供，称自己拿到手只有五六十万，并自称之所以此前认罪是在双规期间遭到了“刑讯逼供”，而为了保全家人，他一直没敢推翻自己在双规期间的说法。

庭审中，代理律师翟建认为，通过会见周建华、查阅卷宗以及整整两天的法庭审理，他认为，起诉书指控周建华受贿1410余万元中有多达1350余万元的受贿，存在严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错误。

然而，一审最终，周建华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多位出席庭审现场的工作人员和证人证实：庭审如同走过场，20多分钟就审完了。

期间，周建华始终被工作人员按在座位上，自始至终高唱国际歌。

2.与苏荣正面“交锋”

在新余市委市政府多位同事眼中，59岁的周建华是一个“有点傲、有点狂，对认定的事情不吐不快”的官场另类。

多位同事回忆，在新余市市政府的会议上，周建华曾多次当众与市领导顶撞，指出土地转让价格偏低等问题，并直言“其中可能有猫腻”。有一次，因新政府大楼搬迁问题，周建华与新余市政府领导发生争吵。

“周建华当时对领导说：‘新大楼要是真这么弄，我就去省里告你。’”周建华的同事回忆。

在同事们看来，这些都为他日后得罪高官埋下祸种。

最激烈的冲突源自于烟盒举报信里提到的那起“土地转让”。那是新余市市内高专老校拍卖的300多亩土地。周建华称，一位商人看上了这块地，在苏荣妻子干预下，新余市领导擅自中止了土地拍卖程序，以每亩70万元的廉价，将300多亩土地贱卖。

而在此后，不如该地地段的新余党校土地都公开卖出了每亩325万的价格。周建华据此算了一笔账，“以这样的价格差计算，高专老校笔土地转让，会使国家损失近10亿元的国有资产。”

新余当地知情人士透露，这块土地被卖给了新余泰耐克置业有限公司，公司所有人的名字是陈建男。

6月18日，在高专老校现场，记者看到，一个角落里建了新余国际广场，其它的土地都荒着，甚至能看到当地居民种的菜。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国际广场之外的土地已被转手给另一位开发商。

在新余市举报无门后，2011年，周建华便开始了向江西省政府的实名举报。然而，他没预料到的是，自己很快也成了被举报的对象。

江西省政界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周建华向江西省纪委实名举报土地转让黑幕后，江西省纪委又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对周建华未婚同居、在人大私设小金库、私自占用两辆公车、工作作风不好等内容进行了举报。

周建华自己的举报信石沉大海，但针对他的这份举报却迅速获得重视。该知情人士称，当时，江西省省政府高层在匿名举报信上签了字，针对周建华的立案调查很快开始了。

周建华并未因此沉默。他依然多次前往省政府举报苏荣家属。期间，他还曾与苏荣有过一次正面“交锋”。

周建华称，当时他偶遇苏荣，苏荣正准备上车离开，他上前拦住车，自我介绍后，周建华对苏荣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请您给我几分钟时间。”

苏荣反应很冷淡：“我要回家吃饭，你有什么事，简单说。”周建华说：“省纪委调查组正在新余调查我，市委书记告诉我，是您作了批示。”

苏荣听完后很不高兴，对周建华说：“你这级干部立案调查是要经省委研究的，你去告诉他，我苏荣没签字。”

说完，苏荣转身上车。在周建华的叫喊声中，苏荣的车绝尘远去。

此后，针对周建华的调查节奏再次加快。2011年12月7日，新余市金玉满堂酒店投资人、周建华的朋友杨鹏被带走调查。

杨鹏回忆，被带走后，他被送入当地一家看守所。杨鹏自称，为了恢复自由，他“被迫认供”，承认金玉满堂酒店给了周建华的儿子30%的股份作为贿金。

然而，认供后，杨鹏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转送至当地上高县看守所。

蹊跷的是，在看守所内，杨鹏被要求起一个化名。

杨鹏回忆称，工作人员看了看册子上“杨鹏”这个名字，嘟囔道：“杨鹏„„杨过„„郭靖„„你就叫郭靖吧。”

看守所中，杨鹏一直被人称作郭靖。大约半年之后，恢复自由的那天。杨鹏已经习惯了郭靖这个名字，别人叫他真名，他反而不适应了。

杨鹏的“认供”成为查办周建华的有力证据。

2012年1月4日，江西省省纪委对周建华进行了双规。此后，周建华的儿子、妻子以及多位朋友都被控制和调查。

他们中多人接受采访时均称，案件背后有黑手控制，黑手的主人正是苏荣。

3.双面苏荣

被调查之前，苏荣，这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副国级官员，曾努力树立其“反腐斗士”的形象。江西媒体刊发的《看苏荣反腐那股子狠劲》、《省委书记苏荣做的“第一等好事”》等褒扬苏荣反腐精神的文章，至今仍可在网络上搜索到。

2013年赴京前，苏荣曾还在中央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要“大力加强纪律、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营造‘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政治环境。”

当年，对反腐工作进行指示和部署时，苏荣曾多次放出狠话，要求在各类投资项目建设中，切实做到制度约束先行，管理监督同步，检查审计跟上，以防“项目上马、干部下马”。

2014年6月14日，苏荣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人们才发现，不但项目上了马，干部也下了马，而“投资项目建设”恰恰成为苏荣被调查的重要原因。

在江西省，除了“反腐斗士”外，苏荣最大的标签是“种树”——他曾在江西大力推广“一大四小”，大搞植树造林。

2008年5月8日，在一个论坛会议上，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苏荣提出了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建设。这是一个预算达225亿元的绿化工程。

在官方定义上，“一大”指的是“确保到2010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指的是县市政府所在地的绿化、乡镇政府所在地的绿化、农村自然村的绿化和是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等绿化。

但与官方“工程进展快、质量好，超出预想”定调形成鲜明反差，无论在江西民间还是官场，“一大四小”都颇有争议，甚至指其为“面子工程”。这项工程，从开始实施就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强烈质疑，但仍然实施至今，江西每年用于一大四小的财政支出为50亿元。

多名江西省官员表示，“一大四小”属于苏荣照搬主政西北时的那一套。“然而，江西是一个山区众多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已经很高。在公路旁种树，会浪费很多良田”。

疯狂种树也曾引发媒体质疑。

2010年，《新京报》曾就“一大四小”进行调查，报道中指出，工程因占用通道两旁的农田栽树和砍掉原来树种等做法引发质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大树都被砍掉了，然后种上小树，实在可惜。当地村民甚至把“一大四小”工程理解成：砍一颗大树种四棵小树，“劳民伤财”。

然而，在苏荣被调查之前，江西官方从未对“一大四小”进行反思。据《江西日报》报道，2010年的一次视察中，苏荣充分肯定了南昌市造林绿化取得的显著成绩，并要求“各级领导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亲自实践，着力推动造林绿化‘一大四小’工程。”

4.地震与烟花

2013年4月，已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苏荣正式卸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一个月后，中央巡视组第八组进驻江西。

据当时递交材料的民众回忆，巡视组的接待日人山人海，驻地旁边往往有数百人在排队递交材料，其中也包括周建华的前妻姚敏建以及曾被化名“郭靖”的杨鹏。

5月29号，姚敏建到巡视组驻地递交申诉信。看到很多工作人员在门口，姚敏建没敢往里走，选择在驻地门口的邮局邮寄材料。

同一天，手提申诉材料、站在驻地前的杨鹏还没问清到哪排队，便享受了“特殊待遇”。这天，陪杨鹏一起来递交材料的，还有杨鹏的加拿大籍继父。看到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前来告状，巡视组工作人员觉得很奇怪，便过来问：“你好，你们有什么情况?”

因杨鹏是华侨身份，工作人员便带他们去了省侨办。第二天，在中央巡视组的安排下，省信访局的一个副局长接待了杨鹏。

中央第八巡视组的介入，改变了事件的走向。在江西实地考察后，巡视组对苏荣力推的“一大四小”绿化工程进行了通报批评，指出这是一项“脱离实际”的工程。

在巡视组通报之后，江西省委针对“搞‘一大四小’绿化工程脱离实际”做出了整改工作。声明中指出：“一大四小”工程中存在“好大喜功”和“租田种树”问题，并承认工程中存在经济问题：“一些项目未按规定履行政府采购、招投标;挤占挪用造林绿化财政专项资金;个别地方存在套取专项资金行为。”

中央第八巡视组向江西省馈巡视情况时，组长王鸿举指出：“巡视中，干部群众也反映了一些问题”。

王鸿举所列出“问题”的第一项，就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建设项目、谋取私利、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等问题”。

此后，江西官场震荡不休。2013年8月至2014年2月，在江西萍乡，常务副市长孙家群、市委秘书长张学民、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安众(曾任萍乡市委书记)等官员纷纷被调查。2014年3月，江西副省长姚木根被调查;2014年6月3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赵智勇同志因涉嫌违纪，近日中央已免去其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6月10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江西省委近日决定，免去赵智勇的省委秘书长。

公开资料显示，苏荣任江西省委书记时，被免职的赵智勇曾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职，被视为是苏荣身边的“大秘”;被免职的陈安众，也与曾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苏荣有着3年以上的工作交集;2014年4月被查的姚木根，在苏荣江西任职期间，历任省发改委主任、江西省副省长。

就在纪委宣布免去赵智勇的省委秘书长职务4天之后，6月14日，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三人曾经的老上司、原江西省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也将中央的反腐推至副国级。

当天晚上，苏荣被调查的消息广泛传播，在江西，杨鹏提着一挂鞭炮走上南昌街头。点燃鞭炮时，一束烟花绽放在空中——不远处，大量南昌市民燃放烟花庆贺。

第二篇：媒体：苏荣案调查通报措辞比周永康案更严厉

2015-02-17 06:42:00 来源：新京报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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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荣男，汉族，1948年10月生，吉林洮南人，1974年1月参加工作，1970年1月加入共产党。曾任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新京报讯继徐才厚、周永康之后，昨日，中纪委官网发布了十八大以来第三位副国级官员的立案审查结果：决定给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初步统计，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共计调查了61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其中，副国级及以上官员4人：徐才厚、周永康、苏荣、令计划。令计划案正在调查中;徐才厚案、周永康案，已于去年6月30日、12月5日分别公布了调查结果。

对比徐才厚、周永康的调查结果通报，以及其余省部级落马高官的调查结果官方通报，苏荣案的措辞更为严厉，并首次采用了“个人擅自改变组织决定”、“对江西省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卖官鬻爵”、“擅权干政”等表述。焦点

调查8个月苏荣涉嫌“几宗罪”?

苏荣曾先后主政青海、甘肃、江西三省。从去年6月14日宣布调查，到昨日公布调查结果，对苏荣的调查持续了8个月。苏荣具体涉及哪些问题? 人事纪律

擅改组织决定无视政治规矩

“苏荣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个人擅自改变组织决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中纪委的调查结果通报，首先提到的就是苏荣违反了组织、人事纪律。

调查通报还指出苏荣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具体表现：苏荣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视党的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大肆卖官鬻爵，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

通报中，“个人擅自改变组织决定”、“无视党的政治规矩”、“大肆卖官鬻爵”等表述，均系中纪委首次采用的“新词汇”，此前从未出现在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官方通报中。

此前，对周永康的调查通报也提到了违反纪律问题，但采用的表述是“经查，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

对于徐才厚的违反组织人事纪律行为，官方通报采用的表述则为“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据新京报记者了解，去年9月被调查的江西萍乡市委书记陈卫民，就被曝涉嫌向苏荣“买官”。领导责任

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

苏荣除了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通报还指出他存在两大问题，分别为“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未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对江西省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通报中，“对xxx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也是首次出现在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官方通报中。

自今年1月1日以来，中纪委已多次释放“领导责任问责风暴”信号。如今年1月召开的中纪委五次全会，其中就提出，今年将强化问责(对未履行或履责不到位的党委、纪委问责)。家人干政

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

此前，对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调查结果官方通报中，都会提及其自身腐败问题，如周永康“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徐才厚“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

但从未出现过“擅权干政”表述。这一词汇首次出现在苏荣案的官方通报中。

中纪委通报称，“(苏荣)自身严重腐败，并支持、纵容亲属利用其特殊身份擅权干政，谋取巨额非法利益，严重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活，损害了当地政治生态，性质极其严重，影响十分恶劣”。自苏荣去年6月被调查以来，其涉嫌贪腐方面的问题不断曝光。如有知情人士向新京报记者透露，民生银行内设有“夫人俱乐部”，令计划妻子、苏荣妻子等多位高官夫人只领工资不上班。

第三篇：被征地农民生活现状调查报告

长沙分校本部2010年春季“一村一大”农村行政管理专业李炳坤

指导教师胡党生

我镇压位于岳麓科技产业园前沿地段，随着大河西先导区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片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人数逐年增加，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逐步失去，农民的生活方式将进行彻底改变，征拆农民失去土地这一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就业转移和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现实生活中急需解决的大事。通过几年的拆迁，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到底如何，为此，就失地农民生活和就业问题做了专题调研：

一、征拆前基本情况

征拆前的我镇属望城县管辖，地理位置位于望城县的最南边，有10个行政村和2个社区居委会，农业人口45000人，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大镇，年人平均收入不足4500元，1000村民中私人购置小车的不足十辆。

二、征拆后基本情况

2003年成立含浦科技产业园，开始引资进行开发建设，首先在学士、白鹤、联丰三个村的部分村民组进行征地拆迁，先后引进了湖南工业学院、湖南省中医药大学、南方大学、计算高科等五所高等院校，以及凯达财信、汀湘十里、米兰春天等十家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总计征地拆迁面积12060亩，被拆迁农民4852人，拆迁房屋1458栋，有22个村民组被全部征收，占被征收人口的60%，有40%的被征地农民还余有少量土地可供耕种。

三、被征地农民安置补偿及社会保障情况

我镇因原属望城县管辖，从2003年至2008年所征用的土地都是按照长沙市60号令标准的70%进行征拆补偿安置的：耕地土地费及安置补偿费合计18088元/亩，房屋征收价为每平方米232元，征拆面积10980亩，征拆人口4320人，土地加房屋征收人平补偿金额为85000余元，被征地农民住房采用集中安置，由科技产业园统一完善地基，交失地农民自己建房，一般二代三口之家分配地基120平方米，三代五口之家分配地基180平方米，建筑楼层为四至五层。按当时物价计算成本，一般失地村民建设好安置房后资金略有结余，少数农民因建房还负有一定的债务。

2008年6月份我镇根据长沙市的区划调整划归岳麓区管辖，按长沙市103号征地拆迁补偿办法进行征收的1080亩，征拆人口380人，采用货币安置，人均总计征收款为350000余元，征收价格大大提高。

2008年以前的失地农民，政府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障待遇(除全国性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外)，且按60号令应留给失地农民8%的生产安置用地到目前为止还未落实到位。2009年以后103号令征收的失地农民，都统一购买社会养老保险，失地农民满60岁至少可领取800元以上的养老金，使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

四、失地农民人员安置和就业情况

我镇按长沙市60号征拆令进行征拆的农民有4320人，截止2009年底征拆农民住房基本建成，用上了自来水，看上了有线电视，过上了城市生活。从失地农民年龄结构和就业情

况调查发现：年龄在18岁以下的有 785人，占18.2%，18-40岁的1675人，占38.8%，40-60岁的1230人，占28.5%，60岁以上的老人630人，占14.5%。18-60岁的劳动力人员中，已在企业或其他单位务工的有768人，占劳动人口的26.4%，从事个体经营、自谋职业的656人，占22.6%，无正式工作单位、季节性打临工的585人，占20.2%。从房屋利用情况来看，有35%的失地农民不同程度有房屋租赁收入，位置较好租赁收入较高，有10%的失地农民靠租赁收入就已收回了建房成本。但由于受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还有大部分房屋无人租赁。

五、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从根本上改变了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失去土地后再就业是农民面临的一道难题，社会保障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目前来看，被征地农民及乡村普遍存在下面一些问题：

(一)劳动力就业观念、素质与实际工作岗位难以对接：被征拆的农村劳动力一方面普遍存在着文化素质低，就业技能差，40岁以上人员表现最为突出。调查显示中老年农民原本是当地农业劳动的主力军，失去土地后，要通过市场化就业和自主择业来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往往非常困难。不论是厂矿企业还是宾馆饭店都不会招聘四五十岁以上的失地农民。政府一方面安置下岗职工就已经十分困难，对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也存在很多困难，所以几乎没有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岗位。其次，青壮年失地农民就业也不容乐观。在被调查的失地青壮年农民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占70.5%，由于文化程度低、素质差、劳动技能单一，在招工用工市场化的情况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即使就业，大多只能从事于加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强体力岗位。收入少，职业不稳定。而且一些制度限制了失地农民，让他们很难流动和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就业要求过高，小钱看不上,过分强调工作强度，路途远近，工资待遇等条件，造成高不行低不就，据镇劳动保障站统计，拆迁地与非拆迁地农民就业相比，拆迁农民就业率比非拆迁地农民就业要低15%，如落户安置小区旁边的湖南明旺实业有限公司，今年提供就业岗位120个，且优先拆迁农民，但实际拆迁农民去应聘就业的不到30人只占25%。在相当一部分人群中受年龄影响，他们学习务工技术，掌握技能的能力差，直接影响就业和劳动报酬，而外出务工的大多数从事文化较低，劳动强度大的粗工、力气工，干活累、时间长、工资低，还不如在家。因此每月1000-1500元工资的工作岗位他们根本看不上;年龄较大一点的，劳动强度大的干不下，技术要求高的干不了，再就业就更加困难。

(二)农民的观念落后,思想丞待转变

受传统小农经济观念的影响，有着在着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宁愿在家守着宅基地过日子，也不愿出去闯一闯，缺乏长远打算，加之拆迁后很多农民一夜变富，成为拆迁富翁，但他们缺乏心理准备，对未来的城市生活缺少理性安排和考虑，以为征收后口袋充实了，生活过得去，何必上班人辛苦，再说上班不自由，不如打打麻将，日子过得蛮滋润，正是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使得不少被征地农民没有就业愿望。

消费观念也有较大的区别,有一部分拆迁群众已经意识到今后的日常生活成本将大大提

高，米、菜、水等原来不需买的现在全部要购买,对生活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但还有少部分拆迁人员盲目消费，攀比消费，比如购小车、高消费旅游、红白喜丧乔迁寿宴大搞排场。15.9%的被调查者购买轿车不为实际需要，只是出于从众心理。

生活习惯一时难以改变，很多拆迁群众都保留着农村生活习惯，公共意识比较淡薄，不适应城市生活方式。小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白色垃圾乱丢乱倒现象严重。如小区个别居民还在沿用煤炉生火过冬，圈养鸡鸭、占用公共场地操办丧事等不文明行为。与商品房小区相比，安置小区环境卫生普遍存在脏乱差现象。

(三)拆迁安置后续工作及社会保障不到位

由于2008年以前征收都是按长沙市60号令的70%进行的，征收价格较低，部分拆迁的村民组还有土地，又分到一点征收款，相对而言生活较征收前还有一定的改善，而全部征收的失地农民，因征收单价较低，部分原条件差、房子少的农民，把土地、房屋等全部征收款都用于了安置房建设，已没有了资金结余，,还有少部分的家庭还有负债，又因受年龄、身体、劳动能力条件的限制造成就业困难，这部分人群面临着生活困难，而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薄弱，且我镇原征收时属望城县管辖，按望城县的标准执行的。现区划调整划为岳麓区，由于体制的变化，8%生产安置用地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造成农民多次上访，引发矛盾纠纷和社会稳定。

社会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到目前为止，所有按原长沙市60号令的70%进行征收的失地农民，都没有统一办理养老保险(2010年7月1日起执行的60元/月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除外)失地农民老有所养难以得到保障。

六、解决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要合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问题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既要有利于推进大河西开发与建设，又要从保障农民的生活需要出发;从政策上解决征地费用偏低，就业困难等实际问题。还要从保障农民长远利益着想，各级政府应探索制定更加完善、更加优惠、更加实切可行的社会保障体系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和出路。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

(一)加强教育引导，转变观念、提升素质

发挥舆论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大力宣扬先进典型，加强对拆迁农民的市民化教育，引导更新生活理念，培养文明生活习惯，树立科学理财观念，促进拆迁农民尽快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共享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积极倡导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为拆迁农民提供高品质、高水平的文化服务和精神食粮，强化拆迁农民的责任意识和公众意识。

(二)加强技能培训，增强被征地农民就业创业能力

被征地农民文化程度低、缺乏技能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文化程度低一时难以改变，但技能是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和岗位培训得到提高的。应对被征地农民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工作，对他们实施技能援助，一是劳动保障部门要组织职业教育资源，建立专门的农村劳动力培训基地，可采取职业技能培训、定向培训、岗位培训、创业培训、转岗培训等多种培训形式，以定向培训、订单式培训、就地就近培训为主提高培训质量。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培

训指导，转变拆迁劳动力就业观念，增强上岗技能，提升综合素质，实现劳动力安置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有效对接。二是要加强对拆迁劳动力就业跟踪服务，建立就业台账，强化就业指导，随时掌握就业状况，最大限度地促进就业。三是加大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安置小区服务产业。服务产业主要以商贸、物流、交通等第三产业，以小城镇的核心区域、居民集中居住的拆迁安置区为中心，发展商贸流通业，利用地理位置和门面的优势，规划建设小区商业网点，搞好各种专业市场和集贸市场建设，鼓励县外商贸流通企业来发展连锁超市、物流配送、餐饮旅馆、农副产品批发等经营活动;发展各种社会服务业、搞好能促进农产品流通的市场中介组织，通过壮大中介组织，促进农副产品流通，开拓农产品市场增强小区对生产要素的凝聚力。加大自主业的扶持力度，向自主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积极支持、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好的解决劳动力就业。

(三)积极探索建立长效保障机制，维护农民长远利益

一是加快落实原按长沙市60号令征拆农民8%的生产安置用地工作;二是加快推进拆迁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公司管理、集中理财、购置资产等运作形式，积极创新集体发展的新模式、新途径，使股份分红成为拆迁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保证农民的长远收益。三是加快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对接，有关部门对拆迁农民社会保障问题要专题研究，尽快实现农村保障体系向城镇保障体系的转移对接，确保拆迁农民实现城镇社会保障全覆盖。四是加强指导，规范房屋出租管理，针对拆迁农民大量出租房屋的实际，要超前研究制定相关的指导性意见或办法，确保拆迁农民稳定的出租收入。

(四)加强综合管理，争创文明城市。安置小区管理主要抓好建筑管理、绿化管理、环卫管理、环境管理、交通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管理队伍，落实各项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运用各种宣传方式，向居民进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环境保护、城镇公共管理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拆迁农民的环境意识、公德意识和管理意识，开拓创新，齐抓共管，不断提高交通道路、社会治安、计生及流动人口等到方面的管理水平，引导农民积极支持，参与管理，形成人人争当文明居民，个个参与城市管理的良好风尚，共同推进文明城市建设。

总之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要更加关注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搞好城乡统筹就业，在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上必须全盘考虑，做到有机结合，双管其下，全方位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促使经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