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师德论坛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本报讯记者徐恒报道：近日，信息通信与法治论坛首届高层论坛于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张峰首先从国家角度和行业角度阐述了加强信息通信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党中央、国务院对信息通信行业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行业层面，信息通信行业的法治建设需求已经极为迫切。
第一篇：师德论坛论文范文
2019上海管理科学论坛：面向未来的管理分论坛纪要（上）
摘 要： 2019上海管理科学论坛以“面向未来的管理”为主题，于12月15日在上海科学会堂隆重举行。论坛由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和上海地区的21家商学院（包括管理学院、经管学院）联合主办，由协进教育集团和《上海管理科学》杂志承办。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教授、复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陈方若教授、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等同台飚“戏”，演绎“面向未来的管理”的思考、研究和实践。量子管理学奠基人、被称为融合东西方智慧的当代思想家丹娜·左哈尔女士专程从美国来沪分享传统组织如何去适应“动态”的量子世界觀。
上午的主题论坛后，下午平行展开了15个分论坛。这些分论坛由上海的各大商学院根据自身研究和教学擅长自主召集，内容涵盖“中国案例研究和撰写”“邮轮产业发展”“东方管理智慧”“敏捷共创与行动学习”“神经科学与管理”“文化产业发展”“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金融科技与管理”“行业发展与管理”“智能时代的创新创业”“人工智能与管理”“工程管理创新”“时尚运营”“区块链理论与技术”“量子管理学”等精彩纷呈。这也标志着“最前沿、最包容、最务实、最开放”的具有上海海纳百川之特色的管理实践、研究、教育、推广的风格逐渐形成。本刊分论坛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纪要，未经发言者审核，以飨读者。
关键词： 未来;管理;分论坛;纪要
1 对话丹娜·左哈尔——当量子管理遇到中国智慧
企业家如何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在未知的时代，传统组织如何去适应“动态”的量子世界观？管理和管理学的未来在哪里？2019年12月15日下午，上海管理科学论坛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GDA）分论坛特别邀请了著名管理思想家、量子管理学奠基人丹娜·左哈尔在上海科学会堂与GDA校友现场面对面，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年度GDA Talk，共话管理之未来。
首先，此分论坛由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GDA）秘书长李斌博士主持，全博智库专家唐文纲、吴翀等进行了演讲和与左哈尔的对话。在致辞中，李斌博士介绍了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的发展历程和愿景，他表示，“很多博士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萌发了新的思想，但不能够系统地表述出来，所以他们举办了像GDA Talk这样的活动，邀请博士校友成为演讲嘉宾，把观点和研究成果分享出来，锻炼表达能力，逐步成为企业思想家，也将在未来把中国企业家的思想传播向世界传播。”
为了凝聚博士校友的智慧与力量，挖掘更多产业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博士校友服务范围且提升服务质量，GDA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成立了二级机构——全博智库。目前，第一批全博智库专家已招募完毕，今后，全博智库将为校友及会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赋能。
1.1 唐文纲博士：《量子时代管理与知识分享经济》
首先发表演讲的是上海唐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GDA）全博智库专家唐文纲博士，他分享的主题是《量子时代管理与知识分享经济》。唐博士首先讲述了管理学的演化史，论述了工业革命与管理学理论革新间的关系。他认为量子力学的突破奠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而量子物理又启迪了管理学的新篇章。接下来，唐文纲博士从量子技术、政治环境、公司愿景和组织、市场和销售渠道、产业和融资5个方面论述了时代的变迁，总结了时代变迁下量子管理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唐文纲博士提出，在管理核心要素变迁的背景下——由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转变为观察（observe）、沟通与分享（storytelling / sharing）、助推与涌现（nudge / emerge）、迭代（iteration），我们要从对内管理和对外营销两个角度构建知识分享的经济体系，去应对企业前端与后台之间间知识体系的对接等问题。
1.2 吴翀博士：《不确定中的“定”：〈周易〉的“决疑三势” ——一种基于量子态的时空观》
杭州协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全球工商管理博士联合会（GDA）全博智库专家、清华大学产业孵化器“启迪之星”创业导师吴翀博士为大家带来他的分享主题：《不确定中的“定”：〈周易〉的“决疑三势” ——一种基于量子态的时空观》。吴翀博士在海内外院校求学过程中不断思索，将东西方文化相融合，使用管理学理论对易经重新进行解构，将中国古老智慧传达给西方学界。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基于牛顿力学科学主义非此即彼、精准控制的“硬”思维曾为世界物质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与之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片面思维、割裂联系，思维缺乏弹性、战略灵活性不够，扼杀了灵感和想象力等。
吴翀博士通过阐述太极图的含义，解释了东方“软”思维所特有的整体性、多元性、包容性等特质。《易经》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最后，吴翀博士总结了重新解构周易的主要价值：构建兼具现代化潮流和本土特征的策略;周易文化精髓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得到扬弃;在进行企业咨询时有效整合碎片化知识。
1.3 丹娜·左哈尔的量子管理精要分享
受到牛顿思维的影响，过去工业时代的管理思想主要是通过规则和定律来固化企业的一切行为，消除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但事实上，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万千，市场也是难以预测的。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且快速变化与发展的时代，量子管理能帮助企业走出管理的困局吗？著名管理学家、量子管理奠基人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与唐文纲、吴翀、段徽庆等GDA对话嘉宾进行了一对一的思想交流，探讨不确定时代量子管理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将中国企业的实践成果与量子管理的智慧相结合，可谓是一场淋漓尽致的思想风暴。
首先，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进行了关于量子管理的独家精华分享，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管是对于学术界人士还是在座的来宾，量子管理都是非常新颖的概念，未来的研究之路还很长，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就像她之前一直说的，她的理论研究对象主要在美国，所以特别希望今天大家能够加入进来，提供中国的新思想，让量子管理理论更具普适性，欢迎更多学者在这一领域添砖加瓦。
其次，我们目前生存的生态系统很复杂，像植物和细菌一样，人类、公司也要去适应复杂的生态系统。由此，可持续概念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愈加重要，尤其在当下千变万化的形势之下。然而生存不是唯一目的，公司更要主动去改变，自成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技能不再是唯一价值，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每个元素都有自己的运行方式。在传统的管理思维中，领导总是利用和管理员工，而在量子管理中，公司与员工之间需要产生共鸣与协作。
再者，在领导力领域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智商、情商和魂商。智商决定了我们的工作能力;情商可以维护员工、上下级、客户间的人际关系;魂商則要求企业和个人都要有目标，关注现有的模式是否满足了消费者和公司自身发展的需求。在量子物理中，如果不同的个体在量子组织中成为整体、形成聚合状态，就会产生全新的、更大的力量。就像今天上午她在演讲中说到的量子公司的例子一样，量子公司是一个多功能、多样化的组织，组织内部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情商高、有的人魂商高，聚合在一起就能形成最大化的力量。在中国语境下来讲，这样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和谐团体。
最后，左哈尔希望以后多到中国，经常讨论量子管理背后的细节和科学。因为现在西方社会的能量已经逐渐枯竭，而中国的能量非常强劲和新奇，中国学生的好奇心和对知识的渴求也非常强烈。中国很古老，中国的能量却很年轻。西方社会不是量子社会，但中国不一样，它自然就是一个量子国家，她说自己很认同中国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也很想研究中国政府是如何对十几亿人进行管理的。现在全球都需要全新的政治领导体系，她希望在未来，中国能成为全球的思想工厂和能量工厂，成为一个更加智慧、更加强大、更加开放的国家。
1.4 问答环节内容概要
问答环节里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用量子理论管理不确定性？”对此，丹娜·左哈尔认为不确定性是不能被管理的，就像老子所说无为而治，如果你总想去控制，就会失去创造力。我们不应去管理和干预，而是顺势而为，随着不确定性不断前进。
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者需要定力去研究复杂理论，但是现在研究者的注意力被碎片化的新兴概念分散了，例如区块链、物联网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去进行专注研究？”
对此，丹娜·左哈尔的回答是：之所以大家会感到这些新兴概念是碎片化的、会分散注意力，是因为它们的确是碎片化的，就像是没有被拼起来的拼图，不管是在管理学领域还是IT领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搭建框架，让不同领域的人在框架里进行协作，将碎片化的概念整合运用，这时，它们就不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秩序来源于混沌，新事物在不断挑战着旧思维。我们处于数据、信息爆炸的年代，给每个人都带来很大的疲劳感，她建议大家每天工作结束后找时间一个人静一静，整合当天接收到的信息，使之系统化，因为我们的大脑需要独处和安静，也希望大家每天能抽时间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治疗。
第三个问题是“面对不确定时代，寻找合适的理论对自己的企业进行组织再造，现在接触到了量子管理，请问企业管理者如何利用量子理论改变组织结构？能给一些建议么？”对此丹娜·左哈尔回答说：事实上，她目前正筹划在中国建立公司，目的就是为提问者这样的企业提供量子管理指南。这其中有两点很重要的概念，即企业的创新性和对整个时代的适应能力。她建议提问者也可以借鉴海尔公司的经验和路径，其核心性原则她的公司会近期整理出来。
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拥有怎样的角色与地位，能在何种程度下与西方文化进行融合？”丹娜·左哈尔回答说：某种程度上，量子理论就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中国在古代就有了量子系统的思想，现在西方社会已经在用东方文化去填补真空领域，比如太极与冥想。就像她之前所说，大家可以每天找时间练太极或冥想，达到人与自然、与道、与宇宙能量的和谐交融。不管是道家思想还是其他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具有深度，这是西方所缺乏的。中国文化要想被世界听到看到，首先自己要认同，其次要找到合适的、西方能听懂的对话方式。
第五个问题是“您过去在指导诸多企业从牛顿组织往量子组织转变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对此丹娜·左哈尔回答说：很多西方领导者对抗性很高，缺乏兼容性，不愿意放权。但比起把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有一种更加强大的能力，那就是人类的本质——这是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一些西方领导把人看作经过训练的机器，这是不对的，量子力学强调相信个体进行能量汇集，所以她说她对中国的气功和功夫都很感兴趣，因为这也是一种能量的汇集。
第六个问题是“自媒体正是诠释量子管理的案例，价值创造者不再是平台本身而是内容上传者，这形成了去中心化的架构，颠覆了原有媒体的运行机制，从中产生了无边界理论等新理论，与量子理论有不少共通之处，这些理论是否对量子理论落地进行了支持？”丹娜·左哈尔说，量子管理是一个整体性框架，其他的理论碎片可以在量子管理理论框架中进行由小到大的整合，形成力量的最大化。
2 面向未来的东方管理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院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的分论坛主题为“面向未来的东方管理”，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所长范徵、“蚂蚁计划”发起人于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东方管理研究副主任孟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分享了东方管理的智慧。
作为本分论坛的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苏宗伟教授肯定了我们以往的东方管理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面的成绩，但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东方管理在科研、教学或者是在实践当中怎么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希望能在今天的分论坛当中进行一些思维的碰撞。
2.1 苏勇：《探索东方管理的真谛》
第一位发言者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先生，题目是《探索东方管理的真谛》。他的论题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当西方遇见东方”。他提到管理学理论到现在有109年的历史，起源于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这一本书。这本书标志着管理学理论的诞生，所以管理学科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管理学的合法性和价值在哪里呢？它是一门始于实践、运用的结合的学科，其主要目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提高管理效率、节约成本，从而使我们的企业或组织获得快速的发展。众多的学者都从美国企业、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中领略到西方管理学理论，所以这期间也主要是美国的管理学界来界定管理学的价值和作用。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建立主体性和连续性。如果总是跟在别人后面的话，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而且也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因此，苏教授认为就东方管理来讲，怎么样系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的疑问，怎么样深入研究东方企业的管理模式，就成为我们大家所关注的热点，尽管也有人在质疑东方管理的合法性。
作为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的院长，苏教授不止在一个场合接受提问，让他讲东方管理到底是什么？它和西方管理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的管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话，东方管理的合法性究竟在哪里？因为不能就数学和物理等科学分东西方，如果在管理学方面分东西方，就会有人做如下质疑：第一，缺乏成功的完全是基于东方管理的一些案例、或者说不太多，而且我们的研究路径还比较模糊。第二，研究内容还没有跳出西方管理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模式，方法论没能有很多突破。第三，从思想基础来看，西方的哲学足以支持管理学，所以没必要对东方的哲学从管理学角度来进行研究。
苏教授认为，东方的管理很多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的。有学者认为作为东方思想核心的传统文化，尽管学派众多、著作汗牛充栋，但都是巩固封建统治的安邦之策，不太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还有的学者认为东方管理比较讲究平衡、讲究和谐，这是违反管理学追求效率的原则的。学术期刊上关注的基本都是用东方数据来验证西方管理理论的研究，世界顶级期刊中，讨论到例如像“关系”这样具有东方色彩的理论构建的文章也寥寥无几。
苏教授谈论了东方管理的渊源及其内涵。他说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日本式管理的诀窍很多是起源于中国古典思想的。1978年，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教授发表了文章《〈红楼梦〉的经济环境》，从《红楼梦》里面来看经济管理思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1986年苏东水教授又发表了文章《现代管理学中的应用》，强调怎样从古代的管理思想当中探索中国的管理智慧。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勇教授协助苏老师组建了《中国管理公鉴》，从人物、著作、名言、技巧四个方面来系统梳理整个中国管理的智慧，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苏教授把东方管理理论研究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可以总称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合体验;第二个阶段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可以总结为理论创新、走向世界;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可以总结为发展创新、扩大影响。
他解释道，苏东水老师提出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三维理论，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相对于西方管理来讲，东方管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那么以德为先就更加重视道德品质、商业伦理这些问题;人为为人则更加强调我们管理者首先要注重自己的修养，注重自己的道德修炼，然后以天下为己任来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
东方管理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苏教授认为管理是一种文化，东方管理理论始终应该坚持从传统文化出发，去发掘中国的传统管理智慧、建立一个体系。研究东方管理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研究传统文化，而是要研究东方情境下的管理问题，基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结合我们东方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最后归纳成我们的理论。
苏教授说到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时候，归纳为如下几个阶段：第一，早期大部分是通过人文研究的方法，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等整合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随着研究发展的深入和全球化趋势，我们开始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渐开始使用统计学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性的解读，之后加入一些西方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东西方的差异等。虽然我们的管理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也有很多问题，这需要更多深入的探讨并从实践当中去挖掘与归纳。
2.2 范徵：《世界管理中的东方管理》
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管理研究所所长范徵教授就《世界管理中的东方管理》进行了演讲，主要探讨了创新背后的文化因素。他认为创新的背后是思维，大学主要学的就是思维，管理学教授讲的就是管理大师背后的思维。同时，产业革命发展的逻辑就是为了人类生活更美好，其背后的动力就是创新。范教授找到了两个维度来看待创新，一个是世界经济中心的创建，另一个是产业革命的发展，他认为这与管理有着明晰的关系。
1500年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中国，那时候政治经济的思潮是中央集权，我们的管理大师是老子、孔子、孙子、管子等，《孙子兵法》被评为世界管理学的第一本书。后来出现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出现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他虽然不是管理学出身，但是他的理论对管理学影响很深，其专业分工理论使得管理学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第二次产业革命伴随着美国的崛起，出现了泰勒等知名管理学大师。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中心在亚太区域，第四次产业革命就发生在当代，其中心就在中国，这也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在这里的原因。
范教授指出，日本有四位知名的管理学家来解释日本的企业管理，但截至现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位大师可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认为现代管理学的源头虽然在美国，但世界管理的源头在中国，因为曾经的中国是世界的经济中心。
接着范教授想要梳理出产业革命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即产业革命的背后是技术，技术的背后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问题马克斯·韦伯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面已经做出了解释，其实产业革命的背后涉及深刻的文化根基问题。接着，范教授以《文明冲突论》中的七大文明圈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世界现存十个文明圈这一观点。为什么要对文明进行区分，就是因为文明是产业革命的原因，产业革命是经济中心的原因，经济的中心就是管理。
把這一相关逻辑梳理清楚之后，范教授把全球分成以大概十种文明为基础的十种管理模式，并用一张图展示了这十种文明的分界线与交叉点。他用“冰盒模型”对每一种文明进行了解析，呈现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即他把文明分成三层——积雪层、冰冻层与河水层，并用这个模型例举解释了关注关系、追求和谐的中国文明、基于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印度文明，以及基于东正教的俄罗斯文明各自的特征及领导人的人格。有关根植于不同文明的管理与领导力特征的详细解读汇集在他的《全球四大管理模式》这本书中。
2.3 于杰： 《平台合伙时代，知识青年新机遇》
于杰是复旦大学东方管理专业的博士生，他首先对在场的老师表达了感谢，之后从微观的角度给大家汇报了自己的学习感受和创业经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奋斗精神与投身教育事业的理想早以根植于心。因为本科专业是金融学，所以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边学习硕士课程边打工完成了学业，其中80%的时间都投入到社会实践中，通过做英语家教，不仅挣到了生活费还练好了英语，才有了后来在哈佛大学和联合国讲述梦想的机会。
2006年他在考上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同时，因为改变教育的同一个梦想，与硕士同级校友合办了沪江网。13年间，本着做一个互联网的学习平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分享知识的机会这一目标，沪江网从一只小蚂蚁成长为所谓的独角兽。但于总却发现，想靠一己之力为国家的教育发展做贡献是不可能的。
因此，五年前于总被市委组织部派往延安干部学院，在那里他找到了新的征程——蚂蚁计划，从一名创业者正式转型为一名创业服务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同来干教育事业。五年时间里，他们在上海做了九个蚂蚁创作空间、一个教育小镇，投资合伙了100多家的教育企业，服务了上千的创客，解决了上万青年的就业问题，还培育出了50支行业的隐形冠军和小企业。
从2019年开始，于杰又寻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那就是响应国家乡村振兴的战略，积极投身农创事业。他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现代农业，灵魂是农创人才，而基础是农业教育，培养一大批热爱农业、愿意扎根农村的青年将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基于此，他们成立了长三角乡村振兴学院，为国内外农业院校来此实习实训建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农创大学。
作为东方管理专业的学生，于杰向大家汇报了三个学习感受和工作体验：第一个，是现代社会迈入了平台合伙经济的新时代，所有行业都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到，100年前我们的商业业态是工厂，是把人、财、物都当成生产资料来做;近100年的商业叫公司，尽管解放了对人的束缚，但依旧是雇佣关系;而近来我们的商业变成了平台加合伙的关系，特别是在知识经济领域，不管是从事会计、律师还是教师行业，全都进行了合伙制的变革。同时，这个时代也是女性崛起的时代，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知识经济领域，女性的从业者远远超过了男性，于总认为这正是苏教授刚才介绍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本质在经济现状上的体现。
第二个他分享的体会，叫作高铁经济产业生态孵化的新时代。近年来高铁的开通，使得北、上、广、深和每个省会城市的房价高涨，除此之外的城市房价不仅不涨还在跌，这就是经济的一个现象——虹吸效应在起作用，即大城市通过高铁的开通把周边城市的人、财、物更多地吸引进来，导致周边城市的人口流出以及产业的萎缩。虽然按照这个道理讲，上海应该把杭州、南京、苏州的经济都吸走，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例如上海不仅没把杭州的互联网人才吸走，反而杭州把上海的互联网和科技人才吸走了。这说明什么呢？于总强调，在这个高铁经济时代，每个城市乡镇都要聚焦自己的产业优势和人才优势，打造自己的产业生态。唯有产业生态迈入新时代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资源，反之，这个城市是没有未来和机会的。
最后一个学习的体会，于总讲到了新时期的双创精神。对于近五年国务院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号召，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于总对此的理解是廣义的，他认为出去开公司是创业，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主动工作和学习，把自己擅长的事儿干成极致，也是在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核心是唤醒这个时代每一个有梦想的人为自己梦想而奋斗的那种精气神。上至国家，下至城市和企业，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每个人为自己梦想而奋斗的精气神。于总的创业经历和演讲状态正像主持人对他的评价那样——充满了激情，他从农村来又到农村去创业，正应了习总书记的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4 孟勇：《中国传统文化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出现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孟勇教授在创业者于总发言之后，十分应景地探讨了一个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会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出现吗？为什么用一个问号呢，他的解释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对现有的产业和创新是否起到了帮助的作用。
他的演讲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第二是为什么需要企业家精神？第三个是东西方文化对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有作用？也就说为什么要分化，也解释刚才范老师提出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是中国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的结合意味着什么？最后一点就是来分享一下未来的趋势是什么。
首先，来看一下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在《经济发展理论》里面这是一个经典的东西，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其本意是要体现什么东西？企业家主要是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其实，企业家要做的就是新的结合，即结合市场、技术、组织、产品和新材料，这是企业家精神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体现。有了这个功能之后，企业家需要做的不是创造能力，而是发现新的企业发展机会，孟教授认为于总刚才的发言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进而，孟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实现新的企业发展机会的意志。那么，产生企业家精神的源泉是什么呢？他认为对外就是需求，对内就是企业家个人的个性梦想。围绕这个源泉，世界顶级经济学家是如何罗列这些概念的呢？孟教授第一个例举了凯恩斯，他在货币理论当中提到的企业家精神来自自发的一种冲动和气概，用了狼性这个概念;后来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彭罗斯，他在《企业发展的理论》一书中提到了“企业家的野心”这一概念;后面一个是德鲁克，他认为可以通过经营管理的手法使得资源大幅提升效率。其实这三位管理学家的三个概念共同提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企业家精神。
孟教授认为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式创新，另一种是革命性的创新，企业家精神的形式不仅是革命性的变化，更多的是渐进性的变化。他认为苏老师访谈的39位企业家所做的工作，有些可能是点状的，而更多的都是持续性的，借助一种技术的发明创造之后而进行的变化，企业家精神支持这两种创新的发生。
围绕这个问题，孟教授分析了所谓渐进式创新与破坏性创新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首先，前者是一种动态变化的前提，技术与市场这两个变化则是推动整个社会变化的外部环境。我们看到有一些点状的非持续性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后回归到常规，这就是创造性破坏出现之后又回归到一个渐进性创新，且一直循环出现的现象。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理解的创新为什么可能更多是渐进性的。
以此为基点，孟教授整理了一个基本逻辑来说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到底起了什么作用。第一，文化会影响个人的信仰;第二，个人信仰进而影响他的个人行为。当然这个个人行为之后会改变企业行动，企业行动改变之后则会改变社会。正如范教授刚才所言，西方文明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以基督教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它最大的优点是释放了人性。具体来说，就是自由主义精神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相反，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思想更多是讲中庸之道。
那么西方文化是如何对企业家精神起作用的呢？简单来说，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个特征就是资本决定一切，这个特征需要营造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当个人主义精神与资本相符之后，就可以相应建立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机制，例如股票市场等。这些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以及人文层面的机制都出现之后，资本主义才得以蓬勃的发展，其结果就是推动了产业进步、新兴产业出现、文明发展以及社会进程。但是，这个过程也损害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当然，这个损害不是贬义的，它更多是一种变化的意思。
作为基督教的基础信仰，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需要通过企业家升华自我灵魂，对自己进行反思与自我批评而得到宽恕。换句话说，过度追求资本统治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中，企业家精神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破坏，结果就是要去做慈善，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进行心理平衡的建设。这种内心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的配合形成了良好的循环，结果就是西方文化帮助企业解决了它在竞争当中的一种技术性问题，也就是“术”的问题。然而，西方文化却无法解决企业向内的道德缺陷。
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企业家精神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虽然缺乏把“术”跟技术层面进行结合的传统，但是我们有道德层面的需求。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所谓创造性破坏的容忍度较低，但却是支持渐进式创新的。为此，他例举了马云和任正非的创业故事印证这一点，同时也对比了“马斯克火星移民计划”来说明东西方文化背景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孟教授提到未来会有两点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与反思。一个是技术的变化，他引用《未来简史》一书中提到的“算法决定一切”的论述。他提出一个相应的问题，即当机器可以替代人类工作、技术与企业家精神结合之后，一个企业家对社会的破坏、对伦理的损害等一系列的问题将会由谁来解决？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另外一个特征，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不是要重新回归到核心呢？第二，人作为一个企业家是不是要自觉自律？对此，孟教授强调，需要一个效率和效益的中庸之道，极端的效率和效益追求，终将打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果会非常悲惨。正像主持人总结的那样，对于中国企业家与管理学者来说，如何进行“道”与“术”的结合是未来研究与发展的方向。
2.5 问答环节
接下來是一个圆桌论坛，包括创业者和教授在内的四位嘉宾就东方管理在科研、教学、实践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各自的分享。
第一个问题是提给苏教授的，提问者想了解在他采访的众多企业家当中，最能够体现东方管理哲学的企业家是哪一位，有哪些管理思想令他印象刻。对此，苏教授在他访谈过的39位企业家当中选择了海尔电器的总裁张瑞敏先生和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先生。苏教授认为这两位都是有着东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企业家，前者的管理中充满了道家的哲学思想，而后者则是把儒家的思想贯彻在现代企业管理当中。
第二个问题的提问者认为，中国缺少契约精神这一点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同时向教授们请教如何才能把各国先进的管理理念融合在一起为中国人所用。
对此，范教授首先承认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是有很大差异的，但他认为如果说契约精神是西方文化的长处，那么中庸之道就是东方文化的优势。四大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留下来的原因就在于它的中庸与包容，这在21世纪是很重要的优势，因为在一个跨文化、跨文明的时代，东西方的融合与沟通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他还指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虽然经过实证研究发展到了量化研究阶段，但完全的量化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指导量化研究的思辨和思维才是人能够战胜机器和算法的不可取代的优势。孟教授接过这个话题，直接否认了中国或者东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一论点，理由是西方的契约是用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东方的契约可能是信任和口头约定，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遵守约定，但并不等于东方文化里面是没有契约精神的。
第三个问题是提给于杰先生的，希望他能从实践的层面来讲一下东方管理思想在企业当中的运用。
于总说，经常听到有人说“线上教育消灭了线下教育，新媒体消灭了传统媒体”之类的言论，但他认为没有过时的行业，只有过时的模式;没有新、旧媒体之分，没有线上、线下教育之分，只有新思想与旧思想之别，一切都是时代的产物。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教育融合了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迈入了互联网教育的新时代，其本身就包含了线下教育、线上教育以及O2O项目，是利用互联网技术的新模式而诞生的。
于总认为，“互联网+”时代是东方管理绽放的时代。阿里巴巴、腾讯等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新物种，都是以人为本的，且都要讲信用机制;有了互联网之后，每个人的信息都是透明的，这就形成了制约机制，也就是以德为先;人为为人讲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像他自己做的事业一样：想要成功，其前提是自己服务的创业者必须先成功，这就是所谓的“互联网+”时代是东方管理绽放的又一个新时代的现实所在。
2.6 结论
如果在20年前讨论“东方管理”，一定会被人质疑，但是到了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二位，中国企业在世界500强当中占129位，我们不仅有BAT，还有一系列像海尔这样伟大的企业。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节点上来讨论东方管理可谓是恰逢时机、很有必要，而且我们完全有底气来探讨。东方管理既是理论也是实践，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要用国际化的规范来研究东方的管理模式，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一起构建。
3 神经科学与管理
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主办的神经科学与管理分论坛在科学会堂901顺利召开，分论坛由副院长杨晓兰教授主持。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的主题为“神经科学与管理”，来自其学院的潘煜院长、饶恒毅教授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陈发动教授，分别作了报告《认知神经科学推动智能系统用户行为研究发展》《神经科学推动的管理科学研究趋势》以及《基于认知加工视角的经济决策研究》。鉴于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对管理学的重大影响，本主题展现了上海管理科学论坛最前沿的特征。
1.分論坛首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应用校重点实验室常务主任饶恒毅教授作《神经科学推动的管理科学研究趋势》的主题报告，从认知神经科学技术的发展、当前研究、未来发展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认知神经科学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上外团队当前的研究成果与进展，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几点建议。
饶恒毅教授认为，脑科学其实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为止，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国家和组织都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来扶持脑科学的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是从生命进化来的，这种进化导致复杂的大脑出现，人的大脑平均质量只有750克左右，大概占了人体质量的2%～2.5%，但是在任何时候大脑消耗的能量都是人体的20%。而大脑里面有上千亿个神经元，有上万亿个神经胶质细胞，进化而来的人脑的复杂性远远大于超计算机。
饶教授介绍，人类对脑科学研究的历史也经过了几百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开幕仪式，找了一个台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一个从美国回到巴西的科学家给他做了一套机械支撑器，通过支撑系统把他支撑起来。然后给他头上戴了一个电帽，让这个人通过他的脑电帽来控制这套肢体的支持系统。这有点类似于科幻，可以通过这个人的大脑去控制外界的这种机械系统，来支撑残疾的肢体来做出各种运动。但是这个东西本身也还在实验中，就是说它还没有到实际应用的阶段，但是这也代表了一个方向，神经活动脑机接口可以帮助瘫痪病人至少能部分恢复运动。
饶教授指出，脑科学现在能做什么？关键是能把大脑的活动测量到精确的程度。目前的技术本身虽然提供了很多信息，但还有不少的局限性。像这个脑电技术，要戴一个这种脑电帽子，然后这个帽子可以进入头皮的电位，可以记录信号，反映的是一种状态性的东西。对于我们做功能研究的，是给这个人一个特定的刺激或者特定的事件的时候，这个人的大脑会有不同的波形，有不同的潜伏期、不同的成分，这些东西都有各自生理的意义。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功能系统，可以看到大脑的激活图，也可以看到血流分布图和大脑各种各样功能连接的模式。
饶教授接着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10年前一个教授做的一个“信任”“不信任”的实验。按常规来说的话，认为“信任”和“不信任”其实是一个东西的两个维度，但是事实上在他的研究中就发现 “信任”与“不信任”分别激活了两个不同的大脑区域，反映了分离的神经处理过程。这一发现揭示“信任”与“不信任”是两个不同的构念，挑战了传统管理领域对于“信任”问题的认知。
饶教授指出，在脑科学领域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是关于脑功能网络的概念，大脑各种各样区域之间的活动，不是完全杂乱无章而独立的，很多时候是高度协调合作的。如果把运动网络和看东西的视觉网络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它们的活动模式就截然不同。视觉网络是一个整体的活动，而这个运动网络是另外一个东西。现已发现人的大脑有几十个网络，比较重要的就包括默认网络、视觉网络、印度网络、侵权网络、助力网络，还有凸显网和执行控制的。人脑是一个高时空分辨率的，大脑活动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脑电信号在头皮的记录，可以把这个活动的过程给描述出来。
除融合性的技术以外，目前还有一个叫调控技术。这种神经调控就是说我们除了可以去观察人的大脑活动，还可以在控制比较安全的范围，通过电磁数据去改变人的思维和决策模式。另外，我们可以在大脑的皮层表面加入很弱的大概100毫安的电流，这个电流也可以透过大脑去改变人的行为，去改变人的决策行为。
饶教授认为，我们现在想做的是把神经科学和管理学融合在一起。我们做传统管理学通常都是基于现象，去测量分析各种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的，想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神经科学能推动管理学的一个思路，我们可以在这种传统的研究思路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发现这些现象底下的机制，去解释这些现象变化关联的原因和内在机制，打开这个角色的黑箱。传统管理学主要是通过主观报告或者是通过体验的量表这种内容数据，但我们如果把神经科学融合进来的话，当然并不是要完全放弃传统管理学的方法，而是把我们的脑电磁共振生理记录，把这些技术方法加起来，能够在行为观测的基础上，同时测量他们的神经和身体活动。就是既收集他的主观报告数据，又收集他的客观行为，也收集他的神经生理，所以我们是加了一个维度，我们并不是否定传统管理的因素。
传统管理学通常用的是实证研究，案例研究以前更关注的是现实场景下的一些管理问题。我们更多的是想在把管理学问题抽象到实验里面，然后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可以去模拟现实中的投影，并且通过一些认知神经科学的指标测量来验证这种观念概念，就是我们希望在实验室里面能够验证管理学的概念，来解决管理学研究的问题和办法，然后又返回到现实的管理中去解决问题。当然这种范式还在设想和验证的阶段，并没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其实是一个理论的假设。
饶教授继续举了几个例子予以说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可乐悖论例子。如果把两杯可乐给人喝的话，不告诉他哪个好喝，通常70%的人是说百事公司的。但是如果贴上牌子，70%的人会判断说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为什么贴一个牌子这个人的判断就会变不一样？美国一个科学家用功能核磁共振技术分别做了可乐盲品实验和明品实验，当受测者喝一杯标为可口可乐的饮料时，大脑的其他区域被激活，尤其是储存部分记忆的海马脑回，这说明可口可乐这一品牌激活了大量的记忆。因为可口可乐在美国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个品牌经过这100多年的历史，已经变成人类记忆的一部分。对这个东西的判断，就明显不再是一个口味，就不是大脑单纯评价的东西，而是把自己的认知都带进去，其实就是证明品牌的价值，其在大脑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说明我们能够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样的管理研究。
如果决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人就会有非常强的反馈，会调整决策模式。但人一旦疲劳或者睡眠被剥夺之后，对输钱的反应会完全彻底消失，这不仅是我们实验的结果，别的实验也做出了同样结果。也就是说人在特别疲劳时做的决策，实际上是不在乎结果的。在正常的时候，人的决策行为跟大脑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可以通过测量人的大脑去预测行为，但是人一旦很疲劳，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会完全消失。
饶教授最后指出，神经科学要推动管理学的发展，我们现在做的都是一个非常粗浅的初步阶段，那么真正往前走的话，第一个实际产品要接上。我们现在往实际场景结合走，但还没有真正做到这一步。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神经科学要推进管理学往什么样的方向走？虽然我们在做一些尝试，但事实上神经科学与管理学的融合面临的困难挑战非常多。
2.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潘煜教授作了《神经科学推动智能系统用户行为研究》主题报告，从推动行为研究发展、行为研究变革、我们的研究、发展与困难四个方面重点介绍了神经科学在系统用户行为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指出智能信息系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可以使信息环境与用户更好地交互，是一个更加“懂”用户偏好和需求的系统，认为未来的研究领域要与管理场景结合、与互联网结合、与大数据结合、与人工智能结合。
潘教授介紹，现在计算机发展到以用户为中心，实际上是以数据为中心变成了智能的使用，让用户对使用信息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它实际上突出的特点是信息系统环境跟用户可以更好地交互，是一个更加懂用户的需求和偏好的系统。
潘教授指出，认知神经科学的数据，可以围绕人的研究，提出更全面、更客观、更深入、更科学的研究，实际上是让管理学科往科学的方向前进。现在认识神经科学跟管理学结合的研究，在全球都发展得比较快。在国内也做了很多，最早提出的是浙江大学的马庆国教授，我们刚刚正式启动。而美国主流的商学院都做了这一块实验探索。我们上外的管理学科就往科学化的方向走，花大量资金购置了各种各样的认知神经科学的先进设备。
潘教授指出，认知神经科学往更加科学的方向走，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思考一个问题，管理学毕竟是在场景下的特殊学科，具有其科学性，这几年我们实际上是用客观数据来发现研究问题的。我觉得认知神经科学和管理学的交叉结合，实际上对管理学最大的推动作用是让管理学变成向科学化方向走。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开了创新论坛，然后2018年开始在工程院做了认知神经科学推动管理学发展报告，我们当时拿到了一个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叫多模态神经数据行为的智能信息系统用户感知决策与系统规划设计方法，当时我们做的就是一个共同的方法，就把两个神经工具结合在一起进行探索。
潘教授强调指出，总的来讲，各位老师或者各位同学，如果想用认知神经科学进行管理的探索，你们比任何人做研究都更容易。把管理学科往科学化方向走，用综合的科学化来推动管理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大型的企业都在搞，移动、联通、电信等这一些做人工智能的，都在把认知神经科学跟人工智能进行结合。我们各位老师和博士生做的是探索。什么是探索？如果你知道结果是什么，那就不是探索。什么样的是最高质量的研究？大家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才是最高质量的研究。
3.浙大工商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陈发动教授作了《基于认知加工视角的经济决策研究》的主题报告，详细介绍了所在团队在该领域的具体研究问题、方法与成果。
陈教授说，不管是在管理学领域做管理角色，还是在经济学领域做经济决策，或者市场营销领域做消费者决策，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的偏好，所有的理论基础都是经济学里面的显示性偏好理论。想知道一个人的偏好，必须知道他选择了什么样的结果，只有根据结果才能做出他的偏好的推断。但是很多经济学领域或者管理学领域的学者，都只是关注由选项到结果的这样一个推断，忽视了中间的黑箱。其实决策过程对于我们理解一个人的偏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决策背后的过程。
陈教授认为，演示的轨迹对于描述或者解释一个人的偏好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在网上做决策的时候，你鼠标点击的位置和你鼠标移动的轨迹，其实都可以用来解释你的行为，都可以来预测你的行为，或者是描述你的偏好。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大数据时代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在网上，比如说一个消费者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他搜索的数据、历史记录，还有他在做决策的时候花了多长时间，鼠标点击什么样的位置，他鼠标是从哪移动到哪，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消费者的偏好或者行为都非常有帮助。
我们这样的研究主要是更关注底层的解释，更关注人行为背后的机制。但是这样的研究，如果你想让经理觉得能接受，或者你想让社会科学的人接受，因为经济学家是在社会科学里面最保守的一群人，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跨学科的研究，他们就说你这个研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想让它有意义的话，你必须证明这个模型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能更好地预测人的行为。
陈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致力于以机器为载体实现人类智能;脑科学则旨在探索脑认知、意识及智能的本质和自然规律。脑科学借助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能够探索大脑新功能、新结构，人工智能借助脑的新模型、新机制，能够实现机器智能及其应用，两者的发展正呈现交叉汇聚的趋势。
本分论坛紧密贴合管理学与信息科学结合、管理学与生命科学结合的当前发展趋势，探索学科交叉合作产生的新理念与新发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和重大的启迪。
4 人工智能与管理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主办了主题为“人工智能与管理”的分论坛，来自该院的王延峰教授、壁仞科技创始人张文董事长、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的高奇琦院长，分别就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人工智能的芯片发展以及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创新进行了分享。
4.1 王延锋：《拥抱智能时代——AI+生态：赋能百业之路》
作为此次分论坛的主办方，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王延锋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AI人工智能的时代背景，启发大家思考AI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对待AI。
首先，王教授向大家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其中着重讲了自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标志着AI的诞生以来，AI的发展经历了几次沉浮。1957年神经网络感知器的发明使得AI迎来第一个高峰期，1970年计算机能力突破没能使机器完成大规模数据训练和复杂任务，是AI发展的第一个低谷，1986年BP算法使大规模神经网络训练成为可能，AI迎来第二个高峰，但是到1990年，人工智能计算机DARPA没能实现，政府投入缩减，AI进入第二个低谷。而现在，随着2016年AlphaGo战胜人类冠军，人类进入智能时代，AI迎来第三个高峰。
那AI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王教授介绍说，AI，是以机器为载体的智能，是相对于人类智能和动物智能而言的。而且，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迸发，大数据的形成、理论算法的革新、计算能力的提升，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与之伴生的是机器智能（Machine Intelligence，即MI）的概念。机器智能是新一代自动化的延伸，用来辅助人类，改变工作的性质，让工作变得更加高效。 机器智能的基础是计算，核心是会学习的机器，它将人类带入智能化社会。
回顾工业时代，产业变革的驱动力是解放体力，相应地，蒸汽动力机械、电机和电能、IT和自动化技术相继被应用于生产以提高效率。彼时經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资本积累与投入、资源整合能力提升。而全世界范围内温饱问题解决后，开始追求多样化、个性化，这为AI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基础设施的发展带来了算力的进步，大量的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以及各种先进的算法作为生产工具，都是人工智能本轮兴起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 “互联网+”也为智能时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传统“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最终可实现万物互联，包括人与人互联、物与物互联，以及人与物互联。互联网实现信息的“流通”，而人工智能则完成信息的“耕耘”。
王教授认为，AI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产业的变革，其对人类社会需求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工业时代带来体力解放，AI能够带来脑力的解放，因此智能时代的人的行为和需求会发生变化，所以人会重新思考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注意力会从生存转移到其他方面。他引用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马斯洛认为，人类具有一些先天需求，越是低级的需求就越基本，越与动物相似;越是高级的需求就越为人类所特有。同时这些需求都是按照先后顺序出现的，一个人满足了较低的需求之后，才能出现较高级的需求，即需求层次。另外，各种基本需要的出现一般是按照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顺序，但并不一定全部都按照这个顺序出现。人工智能的演化正在由“弱”到“强”，从计算能力到感知能力的发展可以解放人类的脑力。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会从计算能力，可以智能、智商、计算和专才转变为对智慧、情商、计算和通才的需求。王教授强调，脑力解放以后，社会整体逐步从温饱走向小康，在此过程中，人们的需求也逐渐变化，未来的社会发展应该适应这种变化，重视这种变化。
人工智能已成为新一轮大国竞争的焦点。据此，我国也相应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科技引领、系统布局、市场主导、开源开放为基本原则，实现2020年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2025年部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和2030年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发展目标。王教授还进一步分析我国AI的发展优势，包括海量的数据资源、战略引领，比如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市场环境，人力资源包括高端人才和劳动力，以及海量应用场景。相应地，王教授列举了两个可以通过AI来改进的应用场景。首先是医疗行业。“AI+医疗”，可以进一步拓展生命的长度与质感。当前医疗行业的痛点主要包括：1）需求与资源不匹配，比如医疗资源分布及其不均衡、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实现分层分级诊治;2）管理效率有待提升，比如医院管理数字化程度不够、业务流程被IT供应商割裂;3）科研与产业化创新周期有待提高，比如医疗数据“大金矿”未被有效开采，新方法、新药品研发周期漫长。而AI技术可以和场景相互促进，比如“超级医生助手”这一AI工具，针对不同功能开发针对性模块，实现医院管理、疾病治疗诊断、病患追踪、科学研发一体化。
另一个例子是AI在教育行业的应用。AI可以拓展见识的广度与深度。当前教育行业的“痛点” 包括：1）优质教育资源不足，比如东部与中西部差距巨大、优质公办教育资源稀缺;2）尚未实现“因材施教”，比如教学以教材和大纲为中心、不注重学生水平/性格/特点;3）偏知识、轻能力，比如以考试为导向的知识型教育，缺乏人格教育和能力培养。而利用AI如何改善目前的现状？如何充分利用人和机器各自的优势呢？王教授认为，未来的“AI+教育”应该是人机协作，机器负责作业批改、辅助教学、测试评估，而人类则负责教学设计、情感激励、团队管理。再者，就是实现个性化学习，包括智能测评、模型建立和因材施教。最后，实现终生学习，包括建立学习型组织和人机互相学习。
最后，王教授总结了自己的演讲，工业时代机械与动力的革命，实现了人类体力解放，大量生产资料投资带来了规模经济。而在智能时代，互联网促进信息“流通”，人工智能实现信息“耕耘”。技术创新使得人类进入脑力解放时代，信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变革产业以及企业竞争格局。因此，利用AI赋能各个行业是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包括用技术解决行业痛点，在行业中磨练技术，以及从弱人工智能走向强人工智能。
借用狄更斯《双城记》开篇语，王教授启发大家：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4.2 高奇琦：《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创新》
来自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的高奇琦院长为大家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另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政府治理的创新和改善。政府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这两种基本元素综合而成的，是双向的。因此，在此过程中，政府既是主体也是客体。
首先，政府作为主体，AI如何协助实现智能治理和治理现代化？高院长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1.模块化、程序化与政府效率革命。包括电子政务的应用，比如上海高院携手科大讯飞推进数字法院的建设;图形化智能产品的应用，比如博科Yigo ERP对SAP ERP的国产替代;可以做到随时编辑，而不是滞后于用户需求，再编程;免去客户经理;用户设计优化等。
2.信息化、数据中心与行政成本。这些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在数据存储和运行方面。另外，大数据的边界在哪里？存多久？有多大？这些都是要思考的问题。
3.对话系统与政府回应性。可以做到即时回应，可以做到24×7全年无休，并且保证良好的服务态度，比如通过社交软件聊天。但是，也会让服务有距离。另外，这些措施可以解放公务员、警察。
4.政府透明与算法黑箱的悖谬。可以实现可记录、可追溯，打造互相监督、即时记录的社会，使得公务员在明处。短视频的流量至上，利于传播，数据公开。但是要思考算法黑箱的问题，可解释？如何完善和使用司法？
其次，作为客体的政府，如何利用AI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权力平衡？高院长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1.智能时代的政府权力边界。包括数据权力，数据是否是越多越好？比如，一网通办的便民措施，数据打通后的问题。如何保证数据安全，避免过度理性。
2.避免政府治理异化：如何定义好政府？法律，定分止争。政府，是公共物品，而不是悬法。
3.数据权力与数据饥渴：部门间的数据竞争，包括公共数据的查询权限（镜像）;政治斗争;各部门的责任就是盯分属数据。打通会很难，也不应该完全打通。
4.数据存储的权力图谱：分布还是集中？这其中各有优劣。分布，删除时限，长期还是短期？法律的追溯时限、人类社会的自我消耗、机器的刚性智能、人类的弹性智能，遗忘是社会团结和进步的重要功能，这些都是让人纠结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5.公民隐私与政府数据的限度。要正确理解隐私，比如福柯的过度使用，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对隐私的理解和借鉴。比如，基督教、民主相互监督。合理处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防止大平台的可能滥用，要注意物极必反，政府要限制自己的数据权力，防止国外敌对力量使用或部分公职人员滥用，避免打通，避免长期保存。
4.3 结论
人工智能已成为目前各行各业甚至社会各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通过本次论坛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不仅可以对AI的特征和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领会到，AI正在成为甚至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AI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换代，更是管理模式的变革，如何拥抱智能时代、利用AI打造新的行业生态是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
5 智能时代创新创业管理
本分论坛由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主办，围绕《智能时代创新创业管理》这一主题进行的分享。来自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于晓宇教授、赵红丹教授、贾迎亚老师、复旦大学的魏田教授以及主持人厉杰教授分别从五个专题进行了论述。第一位演讲的嘉宾是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赵红丹教授，他就近来的热门话题人工智能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演讲。
5.1 赵红丹：《人工智能与创新创业教育：颠覆还是融合？》
赵教授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是关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面的，他希望谈谈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即是颠覆还是融合？那么如果是融合的话，我们要用怎样的方式来进行融合？
首先他解释到，在人工智能时代之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是处于一个二元空间的，即我们处于人的社会之中，且和物理空间进行交互。在这个二元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的秩序是人作为主导和制定的;但是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这个秩序发生了变化，即我们进入了一个人工智能交互的三维空间，这个三元时代不仅带来了秩序方面的变化，同时也需要我们对人才培养做出相应的调整。
全国人工智能行业的一个白皮书显示，就渗透率和规模来看，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应用最多的是零售和教育等行业，特别是教育行业，尤其注重人工智能对其产生的影响。我国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教育”的规划或者政策。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也出现了一系列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创业新贵，比如说我们的AI四小龙、商汤科技都是这其中的佼佼者。由此可以看到，这个过程中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被我们称为人工智能AI的创业者。这个群体，对现在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句话说，关于创业者的教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关注普通群体，而是需要更多关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创业者，关注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知识和思维方式。
另外，从现实的或者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产业革命都离不开创业者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人工智能”新时代当然也需要符合时代需要的创业者，对其的培养也至关重要。仅仅依靠人工智能本身的教育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因为只能从知识和技术层面去提升，而更重要的能力培养和思维提升，都需要人工智能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
对于如何推动人工智能贯穿教育这一问题，赵教授认为它有两个引擎，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教育，第二个是创新创业教育。从赵教授展示的一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我们的高校发展很迅速。借助于AI技术，人工智能教育已经通过教育内容、教育工具、教育平台渗透到了传统教育理念的教、学、评、测、练等一系列过程中，但是对于创新创业教育这一个部分，我们还有相當长的路要走。
赵教授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是融合和交互的，对于怎样去融合和融合的方式，赵教授通过融合的驱动力、融合的路径以及路径的保障这三部分来分享他对此的思考。首先从融合的驱动力来看，它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政策角度讲，国家的相关政策都是在推进的。另外，人工智能发展和既有的教育创新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共同推进过程，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都离不开教育将它进行抽象化，并进入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体系之中。
再者，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一系列变革，这个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创业和创新机会，只有适合的创业者才能抓住这些机会，并将技术进步往前推进。最后，人工智能教育只能提升技术本身，但对于创新能力和思维的培养还需要创新创业教育来做支撑。接着，他罗列了北京、上海、深圳几个主要城市里人工智能应用比较好的企业，借此来强调，大城市里人工智能的创新发展需要依靠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来进行提升和实现。
对于融合的路径，赵教授认为涉及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以及在实践运营过程中通过AI加速创业升级的战略过程。通过创新创业教育来和AI实践结合，让创业者更好地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创业思维的提升，这也是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和目的所在。赵教授介绍了现在他们主要做的几个工作，其中之一就是联合人工智能企业来合作建立一些联合实验室或者说联合研究中心。例如，2019年6月，深蓝科技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成立了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2019年12月，上海大学和一家人工智能校友企业一同建立了联合研究中心等。
赵教授认为融合路径，就是实践与实践的匹配，更聚焦于第二课堂，即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由实践的交叉催生一些新业态，现在的主要形式是建立一些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对于理论和创业实践的结合，就是能够用整个创业实践来催生落地的项目，让现在的AI新技术能有落地的平台。它们目前的落地平台主要有两块，一个是依托上海大学科技园或者创业基地来进行创新项目的培育;另一块是依托各种大赛来进行培养。
最后赵教授概述了融合路径的保障。他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模式，都离不开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任何一个平台或者路径实现，都需要双创导师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双创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这个老师要有人工智能专业方面的知识，同时还要具备创业经验或者创业思维。赵教授总结到，人工智能必将开启创新创业教育的新模式，创新创业管理的过程不仅需要人工智能的助推，更需要我们将社会创业与商业业结合起来。
5.2 魏田：《关于如何构建减贫生态系统的研究》
接下来，复旦大学的魏田教授就“如何构建减贫生态系统”进行了分享。她的理论挂靠是“社会创业”，研究的关键词是“电商”。首先，她认为本次分论坛所讨论的人工智能AI以及电商，都是我们当前所处的互联网时代的特色，因此她要分享的主题与当前的时代以及我们的国家政策都是紧密相关的。
魏教授从她想关注的现象是什么，以及所使用的理论视角、方法和结论这几个方面给大家依次展开分享。她之所以关注贫困这一问题，是因为目前中国依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且国家有很多政策支持也都是为了让农民摆脱目前的贫困状态。她主要关注的方面是农村电商。她把农村电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产品的上行，另外一部分叫做工产品的下行，也就是工业品下乡的意思。我国在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一定要做好农村电商，因此很多企业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比如说京东、苏宁以及阿里巴巴，都把自己的电商项目从城市消费者拓展到了农村消费者。
但是在面对农村消费者时，这些大企业在很多时候深感乏力。由于欺诈问题在农村非常盛行而导致村民普遍比较难以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所以京东、阿里和苏宁想把自己的产品销售过去也是一度困难重重。比如说，京东靠3C起家，重点是做数码电脑之类的产品，这类产品的价格比较高，到了农村之后很难被大家接受，获得大家的信任。京东的应对策略是，找到在当地群众中比较有威信的能人，让这些中间人帮助开设叫“京东帮”的电子消费品商店。如果有消费者想要买京东的东西，可以通过这些中间人下单，由中间人替消费者先支付，等到京东的货品到了之后，购买者再把物款支付给这些中间人。当然京东会给“京东帮”中间人一定的佣金，他们彼此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一定的信任。这就是农村电商与城市电商的巨大差别，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熟悉的事情，但在农村却进行得非常困难。
这里魏教授提到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就是农村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对信息科技并不熟悉。我们会用手机下载各种APP来方便自己的生活，但对于农村人来说，他们用手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发微信和听歌，个别男性会用来玩简单的游戏，智能手机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这样一来，大家就非常好理解为什么拼多多能一夜之间爆火了，因为拼多多是通过微信来拼团的，只要你把我的链接发过去拼够以后马上就能下单，农村消费者一直使用微信，对这样一种熟人介绍式的消费模式很有安全感，由此一来便造成了拼多多的病毒式传播。
第二， 就是农村社会属于关系型社会，新的商业合作更多来自其内部的关系网络。这和刚才解释的农村不愿意相信外界这一点是相辅相成的。其实，相信自己的内部关系网络，这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之前的农业社会是很普遍的现象，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我们才慢慢建立了对一个企业品牌、一个名人的信任。魏教授又例举了中国邮政在农村做电商的例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同样，农村消费者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使得去当地做调研的老师遇到问卷调查难以获取的困难，因为当地人不相信你让他们做问卷换取礼物是真诚的，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个骗局，由此可见农村消费者的局限性，他们对新事物心怀抵触。
那么，为什么要把农村电商定位在企业社会创业这个领域呢？魏教授解释说，从表面上看，农村电商是一个已有商业模式拓展到农村的过程，但究其本质，以上提到的农村与城市差异性导致这个行业要解决的是包括不平等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所谓不平等，不仅包括正品在城市可以买到，但在农村却很难获取，也包括贫困及其解決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称这些大企业在农村的电商拓展叫做“企业社会创业”呢？因为这些企业本身的业务不是在这个领域，它要拓展和解决农村电商的需求问题，就必须要依赖当地的个体中介——能人。按照魏教授的体会和总结，具有一定社会的或者经济资本的人都叫能人，村民们会天然相信这些人。因此，一旦一个企业攻克了当地能人的话，它们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刚才介绍的京东通过“京东帮”和当地能人搭建关系，通过能人的人际网络进行运作而成功进驻农村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魏教授也提到这和刘强东本人对农村的现实情况更了解有密切关联，而马云和张近东没那么了解农村，所以他们在进行农村电商业务拓展时屡屡受挫。
根据以上论述，魏教授认为农村电商的减贫生态系统应该包括大型电商企业、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普通农民、还有当地小型的电商企业这几个方面，她例举了浙江丽水遂昌县的赶街网来进行说明。这个赶街网通过承接政府物流任务，完成了从大企业到农户中间的物流对接。因为大企业的物流一般只到县级单位，所以企业产品要卖到农户那边，或是农产品往上收，都只能到县一级单位的配送点，县以下单位是不配送的。那么，赶街网这样的小型电商企业在这里就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能，即一方面它们和阿里巴巴、京东以及苏宁取得连接，另外一方面和当地的能人取得联系，把物流从县一级拓展到村一级。
最后，魏教授介绍说，自己是通过社会资本和制度理论两个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工作的。首先，对于社会资本，她认为农村当地人只相信熟人而不相信企业，所以人就是他社会资本的一部分;人际关系以及每一个人能够带来的社会资源就是他的社会资本。所谓制度理论的运用，是因为电商最后的落脚点还是商业，但这个商业不被当地人所接受，如果想让他们接受，就必须要因此而建立新的制度。随后，她简介了自己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一个减贫生态区的调研，这个示范县包含了魏教授之前介绍的减贫生态系统的所有要素。正如她所说，分享这个调研的主要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人投入到我国减贫生态系统的研究中来，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发展机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创业领域。
5.3 厉杰：《网红企业与顾客价值共创路径研究》
接下来是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厉杰教授为大家分享的《网红企业与顾客价值共创路径研究》。首先，厉教授指出，网红以及网红经济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那么网红经济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厉教授解释到，随着数字化经济、社会化媒介以及新媒体的发展，数字经济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催生出大量的新业态、新经济。网红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新经济中出现的一个新业态。
厉教授就网红与网红经济以及它如何变现、网红电商如何与客户进行价值共创等几个方面跟大家进行了分享。首先，他认为网红与网红经济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它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活跃起来的一种新型互联网业态。它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模式，不管是美女，还是有社会资本的人，亦或是说网络意见领袖，这些人通过一个推荐引流的方式在电商实现卖货，也就是通过收割粉丝的方式来实现销售业绩的增长。
至于网红经济蓬勃发展的原因，厉教授认为首先它是由互联网的社会化媒体发展而造成的。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现在很多研究成果、新闻大事件都是首先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方式传播出去的。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迅速传遍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状态。第二，泛娱乐化的消费方式也是网红经济发展有力的推手。第三，就是消费者购买力的提升，包括消费升级带来的商业化可能性。
网红经济是如何变现的呢？厉教授总结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网红通过与粉丝之间情感的互动，使粉丝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从而通过推荐引流的方式在电商平台将粉丝收割而变现。从变现能力上看，服装领域是比较高的，母婴领域、数码、教育、医疗等都在2018年实现了超过500%的销售增幅。说白了，网红电商就是网红加电商的模式，由行业达人或意见领袖等通过社交平台进行推荐引流，最终通过电子商务来实现变现的商业模式。因此，与传统电商通过广告投放相比，其流量来源更多是通过优质网红或者内容来实现的，消费者在观看或者阅读的场景当中不仅实现了消费，同时也能够参与到价值共创的过程中。
厉教授介绍说，关于价值共创的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二元关系，研究企业与顾客之间如何互动，以及如何在购买关系当中实现价值共创的模式。这是一种垂直的互动模式，虽说它以实现顾客价值为核心，但在传统的价值共创模式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企业。然而，随着新经济以及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多消费者并不满足于被动接受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他们更希望能够主動参与并且定制自己想要的产品或服务。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顾客独创理论就应运而生。价值共创是指发生在企业和顾客之间的直接互动当中，而顾客独创是可以发生在间接互动过程当中的，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接下来厉教授给大家解释了这个复杂的过程，它会涉及网红、电商平台以及消费者这三方的互动。首先是网红电商是如何实现价值创造的这一问题。厉教授先展示了一个传统电商的价值创造流程图，图中可以看到平台、商家，包括零售商和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这三方是实现两两互动的。其中，平台为商家和消费者提供制度以及交易的社区平台，其中包括虚拟用户社区、交易的信用保障等;电商平台通过大数据的方式收集消费者的浏览、购买习惯，并将这些大数据反馈给商家;商家则根据平台所反馈的数据，再对自己的产品、服务以及广告投放等进行再度订制。在此过程当中，所有的两两互动就实现了一个价值共创的过程，这就是传统电商的模式。
而网红电商的互动模式则不同。网红电商是由网红，也就是人（当然他们自身也是消费者）作为核心角色来进行的。网红自身的特点，包括态度以及观点等，都能够影响用户对于网红和客户间互动内容的感知与评价。并且，网红能够针对消费者的心理、还有他们的需求来设计相应的推荐引流内容。在这样的过程中，网红对于终端客户就实现了一个情感上的互动，或者说网红可以增强用户的情感体验价值。凭借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传播度，以及网红对产品的敏感度和对市场的把握，他们能够在互动过程中，使得与企业的生产合作与营销模式合作也发挥作用，可以说，网红就是这个价值共创当中的主体。
当传统电商引入网红进行直播合作的时候，电商的价值共创就实现了一个C2C模式下的消费者间互动模式。正像刚才提到的，在传统电商的顾客价值共创过程当中更多的是B2C的模式，即平台或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但是，在网红电商的顾客价值共创过程当中，更多的是网红自身与其他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因此在这样一个C2C（消费者）之间情感与体验的互动当中，网红通过将产品或服务消费人格化，把或是夸张或是带有表演性质的内容传播给顾客，使消费者获得情感上的共鸣，确认其体验价值，以此来实现价值共创。所以说，网红作为消费者本身，与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就成了价值共创流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接着，厉教授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网红电商价值共创过程当中有哪些重要的因素。首先是电商平台，比如说淘宝直播就是目前在网红电商方面非常专业的平台，这个平台的软件性能、包括用户界面以及支付机制、消费者信任与否都决定着这个网红电商能否长时间存在。第二是直播环节，包括直播平台的连接速度、沟通对话、支付便利性等，这些平台的价值因素都对直播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第三是网红自身，包括他们的外表、亲民性、目的性以及功能性等都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里所谓的“目的性”是指网红能否针对他的粉丝群体进行精准营销的属性，而“互动性”则决定粉丝是否会选择购买网红所推荐引流的产品。
5.4 贾迎亚：《智能时代的创业者认知重塑与行为修炼》
接下来，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贾迎亚教授为大家分享了关于智能时代企业家的认知与颠覆方面的研究。贾老师分为两个部分来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是用微软从2007年到2019年的变革和重生历程，分析它是如何在智能时代逃出死亡之谷的，第二部分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个认知模型，启发企业家们从认知与思维方面改变，带领企业重生。
首先，众所周知，微软是PC时代的巨无霸，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代掌舵者比尔·盖茨具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品质，带领微软一直冲到市值排行榜的第一名。而它的第一次危机则起源于2007年，那时的比尔·盖茨已经专注于慈善事业，CEO鲍尔默又始终沉浸在PC霸主的美梦里，只专注于市场营销方面的努力。与此同时，微软开始呈现出大公司病，即它的内部结构一直处于互相争斗、权力斗争的状态，缺乏组织之间的良性配合与亲和力。当时的社会对微软的评价也十分负面，说它是一家专门给电脑打补丁的夕阳企业。直到第二代掌门人鲍尔默以低迷的市场状态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微软才迎来了转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按照乔布斯对鲍尔默的评价来说，“做销售的人经营公司，做产品的人就不再那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失去了创造的激情”。乔布斯的意思是想说鲍尔默的经营中带着太深的销售烙印，忽视了创造力和对于产品的更新迭代能力。
不仅如此，著名投资人埃文·德柳金的评价也类似，他说：“微软失去了技术上的优势，也没有成功摆脱对传统PC的依赖，这就是由于鲍尔默的思维定式导致的。”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第三代掌门人，也就是印度人纳德拉接任CEO之后，微软又迎来曙光。纳德拉任期的微软有一个主题叫做refresh——刷新。纳德拉说，微软应该重新注入活力、重新激发生命，重新组织并重新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刷新的背后有一个逻辑思维，在纳德拉的《刷新》这本书里，他强调为了迎接智能时代的挑战，微软自我刷新的关键是要建立成长型思维。
那么什么是成长型思维呢？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在他的著作《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一书中对成长型思维与固定型思维做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所谓成长型思维，就是具有好奇心，对这个世界持有包容的态度，始终处于一个探索的状态，而不像固定思维那样盲目自信，甚至自大，只相信自己是最聪明的，关闭了对外部的信息接收。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喜欢挑战，甚至可以拥抱失败所带来的一些困境，而具有固定思维模式的人，在应对挑战的时候呈现退缩的状态。第三点，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喜欢在不确定性中胜出，而具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会放弃可能导致失败或不确定性带来的机遇。这就是纳德拉所推行的成长型思维模式，正是在这个思维模式的驱动下，纳德拉带领微软从三个方面开始刷新其战略、使命以及行为，使微软从2014年开始逐步迎来了重生。
首先是使命方面的刷新。微软三代掌门人有各自不同的使命和愿景，纳德拉时代的使命是为他人赋能，“予力全球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成就不凡”，它是为全球提供生产力和平台的事业，要做无障碍的平台服務，而不再仅限于做软件和设备这样一些可见品。第二在战略方面，自纳德拉上台以后微软进行了三次转型，首先是从设备转向服务，紧接着向创造生产力和平台转型，最后开始向云服务转型，在云计算和AI方面进行全面布局。第三在行为方面，纳德拉一上任就开始实施了一项新决议，即把组织结构中互相夺权、互相争斗的现象彻底革除掉，为此他取消了考核评级制度，鼓励员工间相互合作。市场对微软转型的反应也是一片乐观。
就这样，微软经历了最初盖茨时代的指数性上涨、鲍尔默时代的平缓下跌之后，在纳德拉时代又呈现出新一轮的指数性成长，并且超越了苹果公司重新回到市值的第一位。如果我们对微软在这个智能时代的重生做一下归纳，那就是微软刷新了思维模式，用成长型思维来引导它的使命、战略和行为，最终实现了企业命运的刷新。而刷新的逻辑正体现了纳德拉的高阶认知能力，一种不断反思的能力。
随后贾教授提到，中国有几位华人学者对中国知名的13位企业家做过一个系统访谈，并把这个访谈成果汇集在一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模型叫“中国私营企业家领导力的同心圆模型”。这个模型的中间标识为红色地带，即反思型思维这一概念，这一思维进一步驱动了位于中间部位的四个企业家特质，即双元聚焦、意志坚定、自律、自我超越的信仰，外圈则是八个相应的企业管理一般性原则。这个反思型思维是指企业家对所发生的事物和所学习到的事项不断进行思考和重生的过程，是企业家领导力的核心，它可以成功驱动外围因素。由此可见，这一概念和微软重生的关键要素不谋而合，都是思维要素。
接下来，贾教授就企业家应该如何做才能打破认知边界、超越有限理性这一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研究结果。首先，这个概念是根据心理学基础以及其在管理学中的应用，被界定为一种行为导向的、更高阶的认知能力。其次，是企业CEO致力于观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再者，是多元化的思维，即不仅获取某个具体方面的信息，而是对于自身专业与行业界限之外的信息也能够获取的过程。这些对信息进行先收集、后分析、再整合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反思能力，且这三个过程相辅相成。
5.5 于晓宇：《颠覆性创新：理论与案例》
最后，由上海大学管理学院于晓宇教授对“颠覆性创新”的最新研究与案例进行了分享。他认为智能时代的创新创业只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怎样从一种混合业态转化成为另一种新的混合业态的问题。
他简单例举了网吧时代的变迁后重点阐述了技术和商业迭代的重要性。他认为，无论是从几何学、生物学还是物理生物学的角度讲，迭代都是当前智能时代创新的一个重要思路。例如美团、腾讯、阿里和华为这些企业都是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另外一个领域，完成了完美迭代创新的企业。
由于时间关系，于教授直接就如何实现持续创新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给出了四个答案。首先就是企业家的认知，和刚才贾老师所谈到的类似，企业家需要向死而生;其次，战略里面会有一些适当的拼凑;再者，企业还要有自己独特的组织构架和文化;最后，企业需要有一些平台和抓手。以上这些都可以从现有的学术著作和实例当中进行了解，例如华为的“备胎”、海尔的“生态”等都是体现中国企业特殊组织结构的设计。
在论述了企业自身的变革和创新重要性之后，于教授也不忘呼吁当前的市场政策环境需要对企业创新更加包容和鼓励。如果不能容忍企业关注边缘市场、不能容忍成熟企业突破行业边界、不能容忍新型企业获得持续发展，那么创新就会变得举步维艰。遗憾的是，就目前我们的政策来看，尤其是资源获取和利用方面的政策来看，限制还是非常多的。
5.6 问答环节
第一位提问者的问题是提给赵丹红教授的，她的问题是“目前创新创业教育的转化成果怎么样？以前的创业者都是野生状态，现在的创业者经过专业的培训后是否创造出了更好的成果呢？”
对此赵教授的回答是，目前的创新创业教育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和能力，而不是帮助他去建立一个公司。因为调查发现真正创业成功的年纪一般在40岁左右，都是在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源或者经验积累基础之上的创业。他强调，就算不开公司，如果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带着创业的心态来进行工作的话，也达到了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了。当然，对于有创办公司意愿和能力的学生，学校也是会给予相应的孵化和支持的。
第二个问题是提给魏田教授的，从她研究农村电商的两个视角——社会资本和制度理论，可以看出信任是多么重要，那么，关于信任机制方面是否有什么建议或者研究成果吗？
魏教授认为，首先是企业要先公关能人，在得到信任之后再由他们去公关其他的人。如果是面对网络诈骗这样的事情，需要做的就是企业要对能人进行培训，让他们学会如何运用网络做电商和防止被骗，再由他们把这些技术告诉当地的人们。换句话说，和企业培训中介机构是一个道理。
第三个问题是提给厉杰教授的，即每种产品或服务都有其生命周期，那么，网红的生命周期或是保鲜期有多长呢？网红如何能持续保持价值呢？
厉教授认为网红是中国一个独特的现象，也就是2015年之后才大规模出现的，和企业的生长周期一样，也存在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以及最后的衰落期。且网红经济的模式想要持续下去，首先网红自己要有一个很好的产品体验，需要把自己真实的产品体验传达给消费者，在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建立和使用体验的互动过程中，实现持续的价值共创。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于晓宇教授的研究的，既然创新可以和技术无关，可以是多快好省的快速迭代，那么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确定自己到了瓶颈或市场已经饱和了呢？
对此于教授解释说，创新未必一定需要和技术相关，但不见得说创新一定不需要技术，只是它不一定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因为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用低成本方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就是其中的一种创新。正像魏教授谈到“京东帮”的例子，京东要对农村市场深入了解，但它未必需要有多少技术含量。第二，于教授认为从创新的角度来讲，目前中国企业的很多商业模式是比较容易被模仿的，所以他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企业铸就高壁垒，有一点打硬仗的本事。就华为这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竟然占到全中国企业研发的将近10%来看，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资金做很多研發，壁垒问题自然是很难解决。
5.7 总结
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理论了，它已经慢慢深入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们的影响日新月异。正像以上几位教授所研究和分享的，人工智能时代不仅变革着包含教育和消费在内的传统行业、孕育出了新的创业领域与商业模式，它更加敦促着我们去刷新和颠覆认知，带着包容与进取之心去拥抱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与机遇。
第二篇：信息通信与法治论坛首届高层论坛召开
本报讯 记者徐恒报道：近日，信息通信与法治论坛首届高层论坛于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张峰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
张峰首先从国家角度和行业角度阐述了加强信息通信法治工作的重要性。在国家层面，党中央、国务院对信息通信行业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行业层面，信息通信行业的法治建设需求已经极为迫切。工业和信息化部近年来高度重视信息通信立法和相关立法工作，逐步完善法制体系，持续推动信息通信行政执法的规范化，定期组织通信行政执法培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与执法水平。
对于下一步推进信息通信法治建设工作，张峰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加强信息通信业核心立法的推动力度;二是根据国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放管服”等重大改革和决策部署;三是加强主管部门、研究机构、企业和协会的互动。
信息通信与法治论坛首届高层论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等多个单位150多名代表参加。
第三篇：教育论坛教育论坛 试述职业高中计算机学科的分层教学
【摘要】 在职业中学中计算机课程成为各学校开设的必修课程。针对我国职业中学的计算机教学状况和职业中学学生的现状，总结了有关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职业中学计算机分层教学的一些设想，对计算机学科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测评实施了分层处理，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自己的原有水平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关键词】 教学目标分层;教学内容分层;教学过程分层;教学测评分层
一、当今职业中学的学生主要存在的状况
一是学生两极分化现象严重，教学的切入点难找。由于就业形势的加剧，不少寒门学子放弃读大学的梦想，进入职业高中，希望学得一技之长早日就业。可职业中学的生源相当部分是普高招生的“老弱病残”部分。文化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
二是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教学的着眼点难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变革期，用人单位出现了用人误区，一味追求高学历，忽视了一线技术人员的培养和使用，用人标准的盲目高移，
而当今大学毕业生大量冲击着就业市场，造成了职高生的心理压力，他们对于自己人生的定位不明确，使得学习目的不明确，更无从谈起端正学习态度了。你“要他学”，他才学。而“我要学”意识不强，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
二、职业中学计算机学科的分层教学的实施过程
在我们学校所在的地区经济发达，但贫富悬殊，不少学生家庭都拥有多台先进的电脑，加上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他们电脑运用能力极强。而另一些学生由于各原因，对于电脑知识了解甚微，无形中造成了学生学习起点差别大。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巧妙培养优秀生，扶持后进生，使全体学生达到职业中学计算机教学大纲的各项基本要求，同时能使各层次的学生都在各自的起点上前进一步，实现大面积整体提高计算机教学质量。需要我们教师在计算机教学中实施分层推进，分类指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制订教学目标要体现层次性的要求
设计教学目标，提出学习任务要从各层次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使各层次学生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学力状况和发展需要。目标过高或过低，任务过大或过小，都不切实际、不利于学生学习发展的。课堂教学只有在明确、具体、适度的目标指引下，教学活动才不会迷失方向，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才有可能“一课一得”，才能让他们“跳一跳，摘果子”。比如在办公软件的教学中，我们制定教学目标分三个档次，基础目标、扩展目标、提高要求。对于基础目标要求会熟悉进行文字录入与编辑、查找、保存、打印等基本操作部分，此部分课程是做到全部演示与讲解;扩展目标则录制成视频，放在学校的网站上，让相应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后自行观看，模仿学习，必要时老师选讲部分内容;提高要求只提供相应的书箱和资料，配备适当的素材，利于需要提升的学生完全独立学习以满足他们强烈的求知欲。以上的教学目标，充分考虑各层学生的实际状况。体现了目标分层的特点。
(二)承认自学能力的差异，实行分层教学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对教学工作有一定影响。一些学生善于独立学习，而另一些学生则适宜在高度结构化的教学情景中学习。有的学生需要更具体操作、模仿，详细地说明解释，有的学生需要通过更多的例子才能理解一些概念，有的学生则需要更多的激励与强化，而有的学生则可能一听就懂。为了培养学生各自能力，在预习时进行分层次预习，让学生尽可能地根据自己能力与水平来探讨预习内容涵盖的深浅，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在准备预习的过程首先发挥他们自我处理问题的能力形成差异化。自由度大的分层预习促使学生发散思维，达到分层推进教学要求的目的，学生定位好，自然学得轻松、愉快。经过我们一个学期的实验，成效十分显著，学生每次准备的材料和预习的知识点都十分丰富与参差，在课堂上借助老师的组织，提示基本，让部分学生很快完成了点的掌握，让他们独立进入更深入的知识结构的学习，老师也空出更多的时间去指导一些低层次的学生，帮助他们迈向高一层次。所以，教师的课堂教授的主导性体现在是否在“导学、导思、导引”上，综合考虑学生各自现有的实际情况，有效地驾驭整个教学过程，控制好教学时间与空间，使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能“巧入快出”、省时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三)在教学环节中落实分层推进，分类指导
目标制订好之后，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实施分层教学是关键。信息论告诉我们，只有老师讲，学生答的教学，最好的效果也只能获取15%左右的信息量。如果只是单一的全班教学，课堂上提问就会成为老师与少数优生的对话，多数学生只是学习的陪客。长此以往，大多数学学生就会越来越怯于或懒于思考与表达，没有兴趣学习。没有全体学生共鸣的全员教学形式，一定属低效率的教学。因此，我们必须把分层教学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突破口，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教学质量才有希望提高。
1、认知前提的测评要求要有层次性。前提测评的题目要分层，适合各个层次学生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如五笔字型成字字根的学习。成字字根的编码规则教学中，可出示前提测评的题目：A、会背成字字根的编码规则。B、能判别成字字根和非成字字根。将A点作为中下生的要求提问，因为A是单一要求，能独立成为一个知识点，没有涉及其它的知识点，中下层面的学生过关即表示全体学生都可以过关了。如果不过关，就要做补救工作，否则给日后教学工作带来更多遗漏问题。B点则提问中等以上的同学。因为B是两个知识点的结合运用，除了要理解成字字根和非成字字根两个概念外，还要运用比较法来进行对比学习，让中等以上的学生先回答，可以带动中下层的学生。其实这也是一个补救的做法。这样做，使各层面的学生同时得到发展，为学习新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
2、认定目标的制定要有层次性。教师要根据学生学习是动态的、可变的这一规律，采用鼓励性语言，激励学生不断上进。因此在认定目标时(尤其是高年级的学生，)可认定基础目标和提高目标，让学生有方向，在他们的心里，除了完成基础目标以外，争取完成提高目标。总之，要设法让全班几个层次的学生都进入积极的思维探索过程。对于进入高一层次的学生在进入高一层次初期时多加关照，细心地为其“量体裁衣”制定必要的方法和措施来适应新层次的发展需要，保证其不断向上进步，千万不出现“回流”的迹象，以免损伤其积极性和自信心。
3、导学达标要体现分层教学、因材导达。导学达标是课堂教学的中心环节，也是决定目标教学成败的关键。教师在教學中千方百计创设情景，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研究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学习能力等特点，提供学习的条件和机会，实施分层教学，使各层次的学生都能主动、积极、创造性地进行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才能落实计算机素质教育的要求。
(1)设定分层任务。任务式教学法是当前计算机教学过程中的十分流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在目标教学中实行任务设定分层，就能在群体教学中渗透个别化的教学因素，尽可能针对性地帮助不同能力层次的学生，真正是为全体学生提供学习的条件和机会。所谓任务设定分层，就是在教学设计中依据学生的实际，考虑到学生接受能力和知识结构的差异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既要照顾部分差生一面，注意他们的起点低，设计一些层次较低、任务简单的问题或要求;又要为基础较好的学生设计一些层次较高、任务复杂的问题或要求。这样，就能把教学的针对性、层次性协调起来，形成面向全体每一位学生，促成学生智能、技能和心理素质等方面在不同层次水平上得到应有的必要的发展的局面。
(2)设定提问分层。问题的设计既然已经分了层，老师在提问时就要注意分层实施，让各个层面的学生在课堂上受到感触，行动起来。如上面设计A题就是提问中下层面的学生。B题提问中上等生。这样做，就解决差生吃得消，学习自信心增强，自豪感存在，优生吃得饱，不会有陪学的思想存在等各种问题，让各个层次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3)提供足够时间让中下生考虑问题，体现了教学过程中耐心要求。分层教学的目的就是要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当前，尤其要花力气提高中下层学生。在上课时，由于设问分层和提问分层，中下生就可以用别人思考两个题的时间去思考一个题，这样给他们的时间和机会明显增多，同时不同层次的问题存在，也在促进其产生一种去争取向高一层次迈进的思想动力，希望能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能留出时间去接触一下高一个层次的问题。积极调动其思维能力，长此以往，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思维能力得到全面和充分的培养和调动。另外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根据高层次问题的解决状况，清楚判断优秀学生学习的时间和思维敏锐的程度，为“培优”方面的准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照顾尽可能多的学生，真正做到面向全体，因材施教，使各个层面的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4、设定达标测评应有层次性。布鲁纳认为：“教育目标既要追求优异成绩，也要培养参差不齐的才能，要帮助每一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为此，要探求的是计划一套向优秀学生挑战的材料，而又不破坏那些不很幸运的学生的信心和学习意志。”。鉴于这个指导思想和达标反馈的原则，教师要采用“多途径的反馈，及时补救”的教学策略，设计不同层次的达标测评题目。其间应注意：
(1)同一个知识点，要体现不同层次的要求。同一个知识点的达标测评的题目，既要有基础的基本要求题，即是所有学生应掌握也能够掌握的问题;又要考虑优秀生的需求，设计一些他们能力可以解决的但又需要让他们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题目。如在Word教学中图片插入的操作部分时，就分两步走：一般学生只要求能插入计算机自带的剪贴画中的图片，尖子学生则要求除了会将剪贴画中的图片插入到文档中，同时来要求他们利用Internet网络去查找有关主题性的图片，如：上网查找有关飞碟的图片。课堂上的这种做法既能满足大部分学生需求，又能满足优秀生需求。而且这过程中各层次之间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层次的达标测试题，中下生也可以鼓励他们去尝试，争取完成更多一点，使他们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尽可能赶上全班的总体发展水平。
(2)不同类型的知识点，也可以进行不同层面的组织训练。一节课不单单是要求掌握一个知识点，往往要求掌握多个知识点。那么，在设计达标检测题时，可以参照上面同一个类型知识，在多个层面展开训练的原则上来设计，从而体现知识的迁移性训练的要求。
(四)改革评价标准，评价也要体现分层的要求
1、评价观应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学评价观的改革就是要求老师不能像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样一刀切，或者一定将评价放在教学过程之后面，而要运用成功的理论，对多个层面的学生及时进行客观评价，将评价贯穿在整个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比方：对于每堂课的教学中，教师都应分层次地对学生进行评价，上课前进行堂前小测验，每次出两～三个有层次的测试题目，让学生来完成，并将这作为学生学习总成绩评定的重要依据。这种做法一来可以让学生在未接触正课前尽快地感受到学习的成功与否。即使失败，由于分段细化，改正起来十分容易，不会给学生的自信心造成太大的压力，学生也不会因一时的失误造成轻微的损伤而痛苦万分，失去上进的动力。二来教师可以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整体情况，不会凭借学生偶然的一两次的成绩而错误地对学生进行评判。所以讲，这种贯穿整个过程的教学评价，对学生和教师都科学且合理的做法。经过一个学期的实践，师生间的矛盾明显减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明显的改观。
2、评价观应与教学艺术相结合，灵活运用。上课时由于采用了分层推进，分类指导，老师必然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去回答不同的问题，完成不同的作业，并给予评价。在评价中，要注意语言的艺术，中下生应以鼓励为主，还可适当降低评价标准，让他们感到成功的喜悦。对优秀的学生则要求稍高，比如动画效果设置操作时，中下生只要按要求插入了任何一种动画形式，就可以得到表扬和肯定。对于中上生则十分具体地规定插入动画的位置、时间、动画形式等，例如位置错误或形式不规范等都不能算做达到要求，同时还尽可能地启发他们去尝试自己没有涉及的地方。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成功的欢乐是一种巨大的情绪力量。”作为教师应该及时抓住这股力量，激发各类型的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进取精神，才能推动各类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争取教育教学大面积丰收。
总之，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总结出不少分层教学的好方法、好策略，为我的教学工作带了不少的帮助和优势。今后的教學过程中我仍将努力运用分层教学法的长处，更好地提高我的计算机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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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时见.教育论文写作.广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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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仇万元.http://gaosan.533.net/ - 磁盘整理高手 Vopt 99计算机教学要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盐南职中.
作者：章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