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的单据定性及法律关系判定

2011年初, 方岩公司 (下称“方岩”) 作为卖方与荷兰Rofra公司签订了FOB价格的买卖协议, 货物由欧信物流公司 (下称“欧信”) 代办理出口货运。欧信签发了三份单证。在审判中, 欧信三次改口, 将以上三份单据分别作为“提单”、“副提单”与“分运单”。2011年4月和5月时, 方岩向欧信分别支付费用480元和800元。欧信将以上款项作为运费的一部分证明其与方岩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成立, 现货物已运达, 要求方岩支付剩余运费。方岩辩称其中800元为报关费, 其支付1280元“运费”的事实不成立, 与欧信间不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一、货运代理的身份认定

众所周知, 货代企业可以无船承运人和货运代理人两种身份进行经营活动。最高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称“货代司法解释”) 中提出结合合同约定、报酬、发票、交易习惯等方面判断货代企业的身份。 (1) 其中, 就收取报酬的名义和方式而言, 有观点认为, 以赚取运费差价牟利的货代企业实际就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 应被视为承运人。 (2) 对此, 上海市高院《关于审理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一) 》指出, 收取差价符合商业效率的需要, 是货代合同的特殊性。另外, 《货代司法解释》中第四条还明确将货代企业有无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等运输单证作为是否承担承运人责任的标准。从欧信提交的几份证据看, 包括航空公司主运单等, 欧信并未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运输单证, 也未曾矫饰承运人的身份。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欧信在此案中是作为货运代理, 由此验证相关单证的性质和与方岩之间是否存在货代合同关系。

二、单证定性

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 缮制单证属货代企业合法业务范围, 但相关定性并不明确。在此案中, 欧信虽然在运输代理业务开具三张单证, 但其本身定性混乱。对其提出的三组概念, 本文先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 “货代提单”

House B/L与Forwarder B/L二词意同, 互联网上多见将其翻译为“货代提单”;实际上, 二词的正式涵义为“分提单”。《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对分提 (运) 单所给出的释义是, “在总提 (运) 单项下, 由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货运代理人……等企业所签发的提 (运) 单。”但其后, 海关总署又单独对分提单给出了更为具体的限定———在总提单项下, 由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签发的提单。 (3) 根据此定义, 欧信在此案中却并不作为无船承运业务经营人出现, 其在一审中将三份单据称为“提单”本身不符合货代业务的规范要求和交易习惯。

在空运领域, “货代提单”经常被作为另外几种单据FI-ATA-FBL、FIATA-FCR等的简单代称。 (4) 但FIATA-FBL (Multimodal Transport Bill of Lading) 是多式联运提单, 实乃运输单据而非货代单据;而FIATA-FCR (Forwarders Certificate of Receipt) 才是正式意义上的货代单据。 (5) 本案中未明确欧信所出具的是FIATA单证, 故不作过多引申。

(二) 副本提单

欧信在一审庭审中提及的“副提单”是实务中所称的副本提单。其一般是正本提单的复制件, 无背面条款和相关人员的签字盖章, 供各方安排联系工作使用, 无物权效力; (6) 但与正本核对无误可具备证明效力。由于无法与正本提单进行比对, 欧信难以证明其所持三份单证的真实性。

(三) 分运单

上文中提到的《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的释义细化到国际航空运输领域, 相对于航空运输企业与货代企业间的主运单而言, 分运单是货代集中托运货物前、从各处收取货物时开立给真正托运人表明货物已经交接的凭证, (7) 此类分运单在术语定义和结构模型等方面有统一的规范, (8) 且其上所记载的托运人应与运输公司出具的主运单上的托运人一致。 (9) 而欧信所出具的“分运单”与主运单上的托运人明显不一致, 其单据真实性仍旧无法验证。

三、原被告间是否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在一审中, 原被告都没有提交书面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对于同样的情形, (2013) 厦海法商初字第411号海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中结合原被告的委托、单据交换和金钱来往, 据《货代司法解释》第三条, 双方已经形成事实上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

在本案中, 两审法院均认为, 欧信提供的证据均仅为单方记述, 不足以证明方岩系该货运代理合同的委托方。由于方岩与其客户Rofra之间签订的是FOB价的买卖合同。此类合同一般由买方付费订立货运协议, 故不能排除由Rofra委托原告代理运输的可能性。

四、诉讼策略分析

欧信需要补充具体的委托证明, 对比承运人提单的记载查明真正托运人, 结合提单等证明货代合同的证据选择被告。 (10) 若以方岩作为被告, 可以考虑《货代司法解释》第八条关于实际托运人的规定, 参照 (2013) 浙海终字第52号海上货代合同纠纷的证明思路, 以方岩在订舱出运环节的参与度、结合运输单证种类和持有方式, 尝试证明方岩是实际托运人。11但必须承认, 第8条的适用多见于买卖双方同时主张提单权的情况, 12对于实际托运人的身份和设置义务尚需结合其他法律规范和大量交易习惯的总结进行判断。若以Rofra作为被告, 后续执行成本可能较高。先查明该公司在我国境内有无可执行的关联公司;若无, 因中国与荷兰没有签订司法协助条约, 即使基于互惠友好原则, 该国法院对于我国法院生效判决执行的程序审查, 包括方便法院的管辖、被告人程序权利的实现和不侵害荷兰的公共秩序等, 13预计至少将耗时一年, 14考虑到本案的标的额, 申请域外执行的路径可能事倍功半。若提起仲裁, 因中荷均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会员国, 生效的仲裁裁决可以直接凭该公约在荷兰获得承认及执行。

摘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由于缺少明确的书面协议, 且单证定性不明和证明内容模糊, 最终导致原告方败诉。本文根据各项法律规定、实务中的单证缮制和交易习惯, 对原告货代企业在本案中的身份、其所出具单证的性质和效力进行明确, 以析疑义。

关键词：货运代理,货代提单,分运单,域外执行

注释

11 俞建林, 邱烨.“‘身份推定’模式建构初探”[J].中国海商法研究, 2012 (2) :27.

22 王彦君, 傅晓强.“<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J].人民司法, 2012 (11) :34.

33 海关总署.关于进出境船舶所载货物、物品舱单传输的有关事项的公告 (2008年第97号) .

44 陈子强.“论FIATA货代提单 (FBL) 的法律意义——从中小企业出口收汇安全视角出发”[J].知识经济, 2011 (20) :12.

55 曲建忠.“我国货代签发提单的行为及出口企业规避相关风险的措施”[J].对外经贸实务, 2010 (8) :52.

66 李勤昌.“提单的若干概念及其法律问题”[J].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 2010 (1) :90.

77 崔剑平.“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纠纷的审理及法律适用”[J].法律适用, 2003 (3) :51.

88 商务部.电子航空货运分运单格式规范[M].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3:20.

99 沈志韬.“论国际航空货运代理人法律地位”[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1 (2) :32.

101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课题组.“航空货运代理纠纷中的疑难问题及审理对策”[J].人民司法, 2012 (9) :44.

1111杨婵.“FOB运输合同中实际托运人的认定”[J].人民司法 (案例) , 2013 (4) :42.

1212郭萍, 吕方园.“FOB条件下卖方优先获得提单权问题研究”[J].中国海商法研究, 2014 (3) :50.

1313Antonius I.M.van Mierlo, Kasper J.Krzemiński and Mattheus W.F.Bosters, The Netherlands-Enforcement of Money Judgments, Nauta Dutilh (2011) at 5-6.

1414De Rooij,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Netherlands, Lond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5) at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