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国的反腐倡廉

第一篇：我看中国的反腐倡廉

从移民潮看中国的发展

转眼之间，中国换领导了，城管开始打人了，地沟油开始横行无忌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开始提高了，无耻的两桶油又开始压榨老百姓了，食品安全问题开始加剧了，领导贪污腐败的力度开始隐形加强了，广电总局开始改名了，铁老大终于被撤销了，教育力度基本没看着，西部山区的孩子照样吃不起饭，上不起学，贫困山区的人依旧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咱城里的公仆们依然为了中国的发展喝着几千块钱一瓶的茅台酒，每顿饭依旧成千上万，三公消费只增不减，假冒套牌军车越来越多，拼爹的拼房的开始屡见不鲜。儿子错了爹来灭火，干爹开始做老公的活了，秘书更多时候是在做两个人的活了，政府开始变本加厉的欺负欺骗老百姓了。领导送孩子出国留学的越来越多了，肚子变大了，名表名包开始会藏着掖着了。撒谎骗人及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了。

习老大上台了，不知道能给中国的百姓带来多少实质性的效益，我们还有很多同胞吃不上饭，买不起几万块钱一平米的房子，房价越来越高了，人民负担更重了。我们总是在憧憬着我们未来的美好生活，娶个漂亮贤惠的妻子，抑或嫁个帅气善解人意的老公，有着和善心灵好的公公婆婆，然后生个乖乖地，白白的，胖胖的，健健康康的小宝宝，然后两个人一起照顾他，亲眼看着他慢慢长大成人。等到我们老了，膝下子孙环绕，伴着自己的他，漫步在夕阳下，看着余晖，牵着手，靠着肩，和她一起慢慢变老，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生啊!

在我们的一辈子，一定会有很多人经过并留下足迹，回忆有好也有坏。这都将是值得我们永远去珍藏的人生电影。

很久很久以前，中国的老师还在想着教书育人，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为中国走向世界贡献力量，所以很多优秀学子出国留学，漂洋过海，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技力量，充实自己的大脑，随时准备学成回国，报效国家，所以有了后来的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我们祖国科技界的先行者都有出国留洋的经历，我们曾经在世界上成为东方雄狮，屹立几十年而不倒。那时的老师，应该很少有收红包的，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武装自己的学生，弟子扬眉吐气了，对于师傅来说则是莫大的荣誉。开发学生思维，鼓励自主创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学生同舟共济，那时候的考试真才实学，每个人都有一种报效国家的心愿和为祖国赴汤蹈火的雄心壮志!当年的天安门事变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到现在，中国如果发生了内讧，咱们京师的学子还会那么义愤填膺，组织起来到广场为国请愿呢?我想应该不会。当年中国人的那股正义劲都去哪了啊?

最近看了不少国外老师上课的视频，着实感觉中美教育的差异化在加大，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朋友，你可以反对我的学说，我要尊重你的意见和见解，大家是在不同的地平线上共同成长，大家可以开玩笑，意见相悖求同存异，开发学生大脑思维，常常为了一个想法而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礼让，但是下课后，大家依然是朋友，是好哥们。咱们中国的老师说一就是一，学生就是学习的机器，机械化的消化老师教给的东西，不反驳，没有自己的思想，老师灌多少学生就喝多少，然后死记硬背，考试的时候再原装不动的搬到试卷上，用来获得比较高的分数，然后考个大学，毕业之后找个好点的机关单位，过着喝茶看报吃饭下班的日子，就这样了却余生，有的却也进不了机关，做个小小的业务员，整天风餐露宿的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卑贱生活，有时候挨了老板的批，回家之后再数落一下老板的祖宗十八代，甚至连无辜的后代也一起鄙视一遍，放放自己的努力，以此平衡，过年过年勒紧腰包给领导送钱送礼，现在送钱的少了，而是改送高档烟酒和古玩，再加上各种restaurant的购物卡，有钱的送个爱马仕，或者LV，82年的拉菲基本绝迹。送礼以博得老板青睐，以此上位，再慢慢往上爬，有钱有关系却没实力的靠着溜须拍马的上去了，从社会底层的穷苦老百姓，空有真才实学，却因各种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得不到公共资源的平均分配，这是当代社会的悲哀。当上层社会在花天酒地的时候，底层的小屁民在为了生计而奔波，有时甚至为了几块钱的差距而与人动手，在生存迫在眉睫的时候，尊严也就值不了几个钱了，最后被逼到卖肾卖器官来还债，他们不是不想过得好，他们需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就是，活着!!去他妈的民主，我要活着!生活在底层的人，在被中国的城管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开始想着出国捞金，均等的事业发展机会，和谐的竞争环境，凭真才实学的竞争从而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这是人人都想要的。举个例子，当大部分的中国人刚刚想着往外走的时候，一部分的温州人已经在国外大放异彩，(看过《温州一家人》的肯定有感觉)事业蓬勃发展，世界上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发现机会的人，第一批搞个体户的，第一批搞房地产的，第一批搞网商的，第一批搞直销的，全发家了。中国人需要竞争来使自己变得更强，但是我们无法接受无耻的恶意竞争。就像钓鱼岛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绝不容许小日本的侵占掠夺，大国的尊严比生存更重要!(话题好像扯远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向国际舞台，有钱的人开始到国外定居，把儿子送到国外留学，学习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正能量。独立的思想，和谐的社会环境，公平的事业机会，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人民整体素质水平有待提高，污言秽语层出不穷，难道中国人的素质真要让国际社会耻笑吗?那些随口就骂，就打的中国人，本事是不会感到丢人的。为什么现在碰瓷的那么多，肇事逃逸，那些车轮下曾经碾压过自己同胞的司机，你们还有点人性吗?当周喜军驾车逃跑发现车内有一二月小童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良知去哪了，抑或说是被狗吃了，那个孩子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还没有体验过爸爸妈妈的爱，还没有好好的呼吸过空气，你他妈下得去手!!随之而来的，一切的惩罚都是苍白无力的，毕竟孩子最后还是走了，中国的良知啊，去哪了?

中国的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活力，智慧和潜力，中国走向世界需要更多人参与到这个环境，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领导们都配有特供，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在忍受苦难，切实解决这些困难是任务，也是责任和使命。科技发展再快，中国的国际地位再高，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解决不了，同样证明不了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们需要自强，自立，自控。

中国的发展，中国人在关注，世界也在关注，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家，有句话说得好，中国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决定了这个民族的良心，未来在哪里，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篇：透过历史看中国的面子文化

2013年04月25日17:39 来源：中国网

曾有这样一位党员干部，当他得知上级领导要来视察，便将当地老百姓贫苦度日的情景拍了录像片让上级领导偷偷看。上级领导问为什么?这位干部叹了口气说：“我搞了这盘录像，大家议论纷纷，说我给共产党抹黑。”上级领导很生气，说这是哪儿的话。这位干部拍摄真实反映当地老百姓贫困状况的录像，按说与他的“面子”也很不光彩。你这干部怎么当的呀!一些热衷于搞什么“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的人碰到这种情况，莫说会千方百计掩盖真实情况，说不定还会制造出假象来欺下瞒上。然而，这位干部却勇于把真实情况告诉上级领导，并没有考虑对自己“面子”的影响。应该说，这位干部处理“面子”问题的做法，值得肯定。

毋庸讳言，国人是很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 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并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所以，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想告诉别人我是能干的,我是慷慨的,我是知礼的,我是善良的,我是忠实的,我是有价值的,我是懂品位的，期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同。此乃人之常情。人通过珍惜这样的“面子”，修身养性、矫正品行、建功立业，对社会、自身都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尤其当“面子”与尊严、骨气、人格系在一起的时候，这“面子”还非讲不可，就像当年朱自清宁可贫病而死，也决不领取美援的面粉一样。

但有些事可以讲“面子”，有些事就不能讲。平时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你追我赶、拼搏创优，落后了觉得没“面子”，此乃有上进心的表现。但在评功评奖时，就要发扬一点风格，不能为了讲“面子”而争功闹奖。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都有亲朋好友，当亲朋好友遇到困难时，关心照顾一下，“给点面子”帮些忙，无可厚非。但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给“面子”而强以为之。现如今有些人认为，穿名牌才有“面子”，喝洋酒才有“面子”，开靓车才有“面子”，抽高级烟才有“面子”;坐奔驰、坐奥迪比坐桑塔纳有“面子”;住山水别墅比住都市楼房有“面子”，住都市楼房比住大杂院有“面子”;不动用工资袋比动用工资袋有“面子”;打高尔夫球比在餐馆打工有“面子”;公款消费比自掏腰包有“面子”;没有工作没“面子”;工作不好没“面子”;挣钱不多没“面子”;婚礼冷清没“面子”;孩子不争气没“面子”;不当官没“面子”;官当不大没“面子”。

这些看法就很不正确。正是在这些错误观念下，国人为怕丢“面子”活受罪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吞下苦果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强词夺理的有之，为怕丢“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有之，为怕丢“面子”弄虚作假、瞒天过海的有之。有的人办不到的事也信誓旦旦、大包大揽，“脸不变色心不跳”，宁肯巧取豪夺也绝不“跌份”。有的为了表现自己“能耐”，竟贪污公款给同事、朋友“廉价购物”。太爱“面子”，凡事都讲“面子”，不分青红皂白，不讲原则是非，这样爱“面子”，就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了。

不过很可惜，千百年来，国人是该爱的爱，不该爱的也爱，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所以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他在《说“面子”》一文中，把国人太爱“面子”的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他说：“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没给他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 输了银子，却赢了面子，对中国人来说，也并不算坏。”还说：“说面子是中国人的命根子，似乎并不为过。对女人来说，因为男人摸了自己的手，而砍掉之;因为男人动了自己的身子，而消灭之，在古时候，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对男人来说，为了活得体面些，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真正‘命根子’的人，也大有人在。” 人太爱“面子”，便虚荣起来，亦爱掩饰了。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般。他用猪皮抹抹嘴唇，油光光的，装富有以掩贫寒;好说先前的阔，以祖宗的荣光，掩饰现在的卑贱。人太爱“面子”，通常会像小说《变色龙》里的人物那样去“变色”，这实不足取

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官袍，以保住“面子”。农民起义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地讲起“面子”，一次竟因为穷乡亲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面子”，居然把人杀掉。朱元璋当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斩了。乾隆时山东巡抚国泰贪纵大案，如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谕，假惺惺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顾虑的是“朕之颜面”，要“面子”不顾吏治，乾隆一朝结果腐败愈演愈烈。慈禧过寿为“面子”好看大讲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以致削弱了抵御外侮的力量。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

时至今日，一些为官者仍旧为“面子”所累。他们中，有者行必坐高级轿车，住必居气派豪宅，穿必名牌服装，吃必高档饭馆，办公室必豪华装修，把个官场的“面子”做到了极致。有者下基层前呼后拥，外出送往迎来，否则就不气派。有者为上司增加“面子”, 吹捧、附和 、取悦，乃至请客送礼，以求上司对他的回报，在别人面前抬高他的“面子”。有者对屡犯错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味迁就“面子”，批评不疼不痒，不触及实质，表面上给留“面子”，实际上在害人。不是有许多领导干部就因为缺少这种批评，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吗?有者挨了批评，丢了“面子”，不知“羞”而后勇，通过努力，纠正错误，挽回“面子”，反而耿耿于怀，寻机报复，甚至雇凶杀人，以泄私愤，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有者讲亲情、友情“面子”，为一些老同学、老战友、老上级或亲朋好友提干、入党、立功等打电话、递条子，甚至做出“出格”之事，这种“面子”给多了，自己最终丢尽了“面子”。有者好大喜功，沽名钓誉，弄些应景之作、虚假政绩给自己充“面子”，他自己获得了所谓“面子”，却给党抹了黑丢了脸。有者为了面子，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行径也干得出来。

记得老革命家陈云同志树立家风，以普通劳动者自居，以普通机关干部要求自己，居旧屋、穿旧衣、用旧物，不搞特殊化，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租住小户型居室，开破旧私家车算不算有失体面;伟人恩格斯敢当着别人说，“我主要是靠了马克思才获得荣誉”，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李立三给部队官兵作报告，直言自己奉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曾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知道这算不算有失体面。其实，为官者真正的“面子”、最大的“面子”、最光彩的“面子”不在物质条件，不在官阶大小，不在自我评价，而在于百姓是否认可、信服、尊重、拥护。为了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淡泊名利、勤奋工作、无私奉献、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人，在人们心中才最有“面子”，才真有“面子”，有好看的“面子”。那些当官图享受、到处摆谱，甚至利欲熏心谋取不义之财者，那些视个人面子唯大、不惜有损党和政府“面子”、大搞虚假者，虽生活优裕，威风八面，家藏万贯，仕途顺畅，看似风光体面，但遭受人们唾骂、发指，恰恰最没“面子”，最丢“面子”，“面子”最难看。党员干部应该擎起这样一面旗帜，那就是：自尊心健康，“面子”观正确，是非分明，为官而不被面子累，不死讲面子、滥要面子、乱给面子，戒掩饰、去虚荣，讲真话实话，做真事实事。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真正、最大、最光荣的“面子”。这个道理，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能懂得。

(周永杉 吴衡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

第三篇：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各阶级、民族、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形成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趋向的总和。”[1] “和平崛起”是“特指从1978年底中共11届3中全会开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通过改革开放，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中，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及其他所坚持的发展道路。”[2]

近代国际关系历史表明：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转换，利益重新分配，以至于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引发与原有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甚至引发大战。大英帝国的建立和维护依靠其数百年的殖民征战和掠夺，德日的崛起曾引发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被视为高度文明的美国的崛起，同样挥舞着“大棒”，离不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外交作风，在海外频繁采取政治和军事干涉，更为世人指责。正是依据历史经验，国外一些人士担心中国崛起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也是“中国威胁论”之所以甚嚣尘上的客观原因。中国政府适时提出“和平发展”新理念，旨在告诉世人，中国崛起的本质之处，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在与其他国家实现互利和共赢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全面增长和发展。

从政治文化视角来探讨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崛起战略之所以非常必要，是因为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视野，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或者更深入的层次上来理解把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主要目的，然而，当今国际语境下某些言论如“中国威胁论”却混淆视听。众所周知，判断国家利益以及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深受一国决策者及其国民观念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这些观念因素中，源于该国该民族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政治文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各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比较稳定的政治文化价值体系，并以这些价值体系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和平崛起这一战略的提出，反映了我国的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我国爱好和平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反对霸道、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中国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崇尚和平，追求大同世界既是传统中国外交思想的深层结构，也是传统中国外交实践行动的指南。“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文化。”[4]“和为贵”、“天下大同”的传统政治文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传统思想渊源，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是中国外交战略的直接思想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作为价值体系，它影响到人们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以及怎样看待本国与他国的关系。“仁、义”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深深影响着中国对自己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政治在理解国与国关系时更强调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责任，大国保天下，小国保家园，两者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将大国利益与小国利益视为一体的天下整体观。譬如，历史上的中国曾处于东亚朝贡体制的中心，一度是万国朝拜的对象。然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更多地是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大小国家平等的道义原则。对来中国的朝贡者，中国往往回馈以更多的赠礼，从未因其比自己弱小而心生鄙视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最近它之所以特别引人关注，是因为中国提出了 “和平崛起”的新道路。中国坚持和平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良好的国际反响。“为了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有必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全面、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与现有国际秩序和大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改善与邻国的双边关系，在保证地区安全方面“有所作为”，为中国崛起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还要尽最大的努力争取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5]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的国际语境下提出的。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冲突论》中，讲了三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之间不可避免将要到来的摩擦与冲突，甚至有意设计了让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相互发生碰撞的形态，以此作为对西方决策者控制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要决策之一。由此可见，政治文化的差异是引起国家间对立和冲突的深层文化根源。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我们如何克服这一不利因素，从文化的视角上，对我国外交上倡导的多极化需要详细的阐释，与此相关的我国实行多边外交，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渗透于其中的文化因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中国人倡导的多极化，并不是一味以反对现存秩序为目标，而是要在认清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对现有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以渐进的改革。”[6]这在实现中，由于文化的差异，也许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诸如“中国威胁论”。如果我们想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倡导多极化，就不应该简单将“多极”解释为一种力量的对峙状态，而应当将它视为“一种崭新的追求，一种有别于强权政治时代的追求，一种谋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非世界列强之间权力的再分配。”[7]“多极化”战略的提出，体现了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中国人所具备的政治智慧，反映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前瞻远嘱。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和成为其他国家的威胁，反而会增强世界的和平力量，令周边地区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繁荣与稳定。这在我国外交成果中，屡次得到证明，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连续出台几个对华长期战略，表现出了新崛起的东方巨人的看重„„东盟近些年来一直渴望与中国就南海行为规范达成共识甚至协议，因为这个以东南亚中小国家为主体的区域性组织非常明白，没有中国的人可及参与，任何涉及南海的安全措施和集体协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的变革与壮大，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变化。这也是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这个国家书写人类历史、贡献国际发展的基础。

美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教授：“所谓多边主义，指的是多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内部，通过某些制度安排，协调各国政策的一种实践。二战之后，多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逐渐变得重要，它不仅表现为日益增多的多边会议和议题，也体现在多边性的国际组织之数量的扩展上。”中国是一个在全球安全领域负有重要责任的大国，它对于本身所处地区的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有着日趋重要的意义。比如，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和唯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不支持美国反导系统的合法化，对朝核问题的解决，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运用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各种形式，或中介斡旋，或间接协调，或直接干预，与周边邻国和世界主要大国进行了沟通合作，消除安全隐患及缓和不利形势，增强我国在各种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保持谦虚谨慎的外交风格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在实施中国“和平崛起”战略中，中国的经济外交十分活跃，在亚洲多边合作中表现得抢眼。一方面，中国积极为东亚地区更紧密的区域合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中国采取切实步骤，强化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给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首先起到了稳定大局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正是东亚合作近几年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近几年的东亚领导人的有关会议上，中国提出了20多项关于加强东亚合作的建议。正是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在朝建立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中国与东盟的自贸区协议加强落实，温家宝总理2003年11月初在中国与东盟峰会上说，中国计划在2005年把中国和东盟的全年双边贸易额，从目前的7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2003年10月初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发表《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就今后三国的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中国实施的“振兴东北”战略为三国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日韩三国的携手，预示着东北亚合作进程即将启动，将对促进该地区共同发展与共同繁荣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8]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是一种有大国风范的外交表现。在王逸舟先生的《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对大国风范有如下的定义：首先，“有大国风范的外交，并不简单等同于现实里的强权政治。” [9]观之美国的外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反面教材，它毫无疑问是一个超级大国，但是它的单边霸权行为充满了强权政治的气息，受到广泛的批评，在伊拉克问题上表现尤为严重。其次，“真正的大国风范是一种内在的规定性，是一种建立在充分的自信心之上的气度，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机制、综合而超群的国家实力与外部享有广泛声望等要素之间互动形成的风格。”[10] 中国与非洲国家共建集体对话机制,减免了 31个非洲国家对华债务 105 亿元人民币， 展现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有责任、有道义的外交风范。[11]对待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同样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譬如中国免除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斯里兰卡全部到期的政府债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映出一种大同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产生，是一种真正求同存异的哲学。

中国的和平崛起实际上指的是中国崛起的过程将是和平地进行的，或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的。从政治文化视角分析中，可以发现文化的巨大作用，在中国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要素不仅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整体维护，还直接作用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家利益的海外拓展，关系着崛起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从政治文化视角上对外交战略进行分析很有必要。

[1] 詹玲

《构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政治文化》

[2] 郑必坚

2004年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和平崛起与经济全球化”圆桌会上的发言，“中国和平崛起与亚太地区的机遇”

[3] 亢升

《政治文化与外交之相关性探析》 [4] 彭春艳

《政治文化差异与中日外交》 [5][8] 源于网上文摘

[6] [7] [9] [10] 王逸舟

《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1] 黄泽全

中非合作论坛 后续行动成果显著

人民日报,2003-11-19

第四篇：从春节习俗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鸦鸿桥镇河西小学 臧艳丽

进入腊月，年味渐浓，吃过腊八粥，家家开始忙年，做新衣、办年货。二十三，过小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买东西;二十八，把猪杀;二十九，打黄酒;三十，吃扁食……人们有意无意的，都在盼着新年的到来。

现代，我国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源是不同的，古代庆祝年和春节的习俗方式也是不同的。“年”起源于中国古代的历法。我国在四千多年以前，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开始使用“农历”。夏代历法把一年称为“一岁”或“一载”，商代则称“一祀”(因商代重视每年一次的祭祀天地活动)，年的称谓是周代开始的。《尔雅》中有“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的注解。“年”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禾，下面是扛负的人，意思是收割禾谷的时候。由于中原地区谷禾都是一年一熟，周代的人们便把谷物成熟的一个周期称为“一年”，所以“年”便被引申为岁了。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传统历法多把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把正月的第一天称为“正日”、“元旦”，在这一天开展庆祝活动，并被国家确定为节日。但最早把正月初一叫做“年”的，是西周。秦朝历法一年的开始被确定在十月，汉高祖刘邦十月攻破秦都后，

1 没有更改历法。汉武帝时，司马迁创造的《太初历》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为新年。中国人自古便重视“开始”，作为一年之始，正月初一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人们不免要采取各种方式庆祝、纪念一番，此后，庆祝农历年的习俗就不断累加、一直流传了下来。

“春节”又另有一番来历。虽然民间对春节的来历有很多传说，但实际上，从夏商时代到南北朝，民间虽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的“新年”并不叫“春节”。当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对于一个具有深厚农耕传统的国家来说，春天的风调雨顺自然是极为重要和喜庆的事情，因此，每逢开春时节，国家和百姓都要进行一系列祭祀和庆祝活动，以祈好年景、好收成，立春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节日。真正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的，是辛亥革命后的国民革命政府。为“行夏历，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总统府召集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使用公历(格利高里历)，这样就把格里历(公历)新年称为“元旦”，而把传统的元旦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了。从那以后，国人把古代过年的各种习俗和过春节的各种习俗揉合在了一起，祭祀天地先祖、除夕守岁、吃饺子、穿新衣、贴春联、闹花灯、赛龙舟、扭秧歌……节日喜庆气氛要持续整整一个月，形成了现代丰富多彩的春节“过年”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中国人的一些传统文化在过春节的各种节日习俗中也有体

2 现。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根本的文明古国，几乎所有的民间习俗和传统节日都体现了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从远古时的过年祭拜神灵以祈丰收，到后来的庆年、祭祖、祈福、拜年等几百上千种传统习俗，都深刻蕴含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就拿新年习俗来讲，春节到，家家扫房舍，装点居室(如：贴窗花、贴对联、贴福字等)、张灯结彩(如：挂红灯笼等)，鸣放鞭炮，盼的是协调阴阳、去旧布新、驱邪祛病;户户焚香供奉，祈天祀地，拜神祭祖，求的是大吉大利、天神佑护、风调雨顺、家族兴旺;人人穿红披彩，互相拜访，赠物达礼，口口相贺，祝亲友健康富贵、吉祥如意、开心快乐。虽然物换星移，时代变迁，我国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几千年的世代承袭，这些民风民俗已经沉淀到我们中国各民族的血液中去了，每到节日来临，我们还会感应祖先的文化基因，不自觉地为那些传统习俗而奔忙、而团聚、而快乐。春节是亲人团聚的节日，离家远游的儿女不远千里也要回到父母家里。过年的前夜叫团圆夜，家人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就是“合”，饺与“交”谐音，取的是相聚之意，象征合家团聚。我们中国人是最重家庭观念的，把家人团圆欢聚看成是最重要、最欢乐的事情。

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中形成的春节习俗中，上坟烧纸、祭神吓鬼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已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逐渐淘汰;一些富有积极意义的节日文化传统，如写春联、猜灯谜、

3 赛龙舟等至今仍在民间盛行;而像开春节晚会、听新年音乐会、看贺岁电影、开节日“派对”、节日读书会等一些新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节日庆贺方式，已经在悄然流行。这些民间习俗的影响，被官方开展的春节团拜会、电视晚会、元首致辞，以及一系列大型节日文化体育活动加以放大，成为促进社会文化进步、民族融合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和民众的欢迎。中国的春节，以其巨大的文化魅力，感染了世界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使得中国的春节习俗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流传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共同的民间或官方节日，并且引起了缺乏民族文化凝聚力的西方国家的浓厚兴趣。如今的春节，已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节日，也不仅仅是全世界华人的节日，并且，正在成为全世界的节日。

第五篇：从当前的高校体制改革看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

电气1503 常方宇 15121392 引言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从“十三五”时期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对教育工作做出了重大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明确提出“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和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高校体制改革的高度重视，为“十三五”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坚定了高校转型发展的改革信心。

同时，《“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能源技术创新，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这又对中国电力行业的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电力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目标和成果

2002年2月，国务院发布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其中电改的目标是：实施厂网分开，重组发电和电网企业;实行竞价上网，建立电力市场运行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初步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实行新的电价机制;制定发电排放的环保折价标准，形成激励清洁电源发展的新机制;开展发电企业向大用户直接供电的试点工作，改变电网企业独家购买电力的格局;继续推进农村电力管理体制的改革。

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电价改革方案的通知》进一步强调要逐步实现“发电、售电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输电、配电价格由政府制定”的电价改革目标，以及“加快电力市场建设、实施输配分开试点、全面推进电价改革”的电力体制改革总体目标。2007年初下发的《“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实施意见》中指出，电力体制改革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与加紧处理厂网分开的遗留问题一起被明确列在“十一五”前两年的改革日程中。

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明确提出，2011年要完成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出台输配电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意见，显示输配电价核定有望成为电价改革突破口。2011年9月，随着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务院正式批复在北京挂牌成立，这两家以项目总承包、工程管理、设计、施工、修造业务为主的综合性电力建设集团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历时多年、备受社会关注的电网主辅分离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2013年，新一轮电改再次提上日程，该轮电改的主要目标是以直购电试点先行，逐步进行电价市场化改革，实现电力调度、交易、结算的独立运行。2015年，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以及对节能环保的要求，电力改革将迎来新的方向，主要表现在能源替代和电网理念变革两个方面。

可以看到，近十几年来，国家十分注重电力行业的体制改革，多次发布改革方案指导电力改革方向，然而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时至今日，发电和售电仍未实行分离，输配环节还是在几大电网手中，只实现了厂网分开的目标，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从市场标准看高校体制改革与电力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

高校体制改革将揭开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新篇章。以北京高校为例，北京众多

[2]高校将试点取消编制管理，以期能够更加合理地配置高等教育人力资源，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利于形成更加灵活的高校管理机制，打破垄断壁垒，促进高校人才流动。有利于打破高校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高校、研究院所、企业之间人才的合理流动，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越来越明显的未来，很多国际一流人才也可以到我国的高校任教。拿北京交通大学新成立的汉能新能源学院来说，在新的改革政策下，学校可以更加合理地分配教学资源，引进海外高层次外国专家团队，打造国际化示范学院，探索教学、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总的来说，高校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取消编制管理等措施，实现对高校的“简政放权”，使高校能够更加合理地配置教育人力资源，给予高校更多的预算自主权和用人自主权，使财政资金在资源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对于推动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独有偶，以市场标准来说，我国电力体制的改革也是从放开国家对电力定价的角度出发，电网只保留输配权，实现电价的市场化，使电能真正体现出其商品的特性。目前，中国电力改革大体方向就是建立多买多卖的电力市场，用电企业和发电企业绕过电网自主交易，并拥有自主选择权。核心是电价的市场化，其最终目的都是打破电网公司在电力交易中对发电公司的单一买家地位和对电力用户的单一卖家地位，实现电力交易市场化，逐步形成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配电价由政府制定的价格机制。

一旦国家放开售电价格交易，电网只保留输配权，发电方和用电方直接交易的话，那意味着电价完全市场化，将会改变多年来的电力由国家定价的局面，解决目前我国电力面临的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在电力完全市场化交易后，发电企业只要成本能够覆盖，那么电价下调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未来购电价格将会有下调空间。

总结

中国的电力行业经过了漫长的改革过程，然而在市场化的道路上，电力体制改革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直到2011年才基本实现了主辅分离改革，其他措施仍迟迟没有推进。时至今日，新一轮改革开始启动，在国家即将放开电力定价的大背景下，电价能否实现完全市场化，打破电网公司买电售电的垄断地位，形成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配电价由政府制定的价格机制，我们将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2]《北京高校将试点取消编制管理:迎“人权与财权”》，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