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ngo与npo范文
NGO/NPO微博营销案例——中国扶贫基金会
在海外，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组织(NGO、NPO)是最早开始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营销的法人团体，实际上，他们甚至比多数盈利组织更早进入twitter和facebook。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三个，一是与传统媒体的单向说服不同，社会化媒体具有更适合机构发展成员的双向的、开放的沟通方式，而且，社会化媒体还具有无与伦比的口碑传播效率;二是对公益团体而言，社会化媒体族群常常汇聚社会精英及公众人物，而他们正是机构的目标族群、潜在捐赠者及有力传播者;第三，在社会化媒体上，可以进行即经济又实惠的整合营销传播，这尤其符合公益团体的机构属性(公益组织大搞铺张浪费的宣传多为公众所诟病)。 在国内，中国扶贫基金会是最早进入新浪微博的公益团体之一，其进入新浪微博的时间为09年9月，远远早于很多知名企业。这即说明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善于把握并紧跟全球公益事业发展的趋势，也说明社会化媒体的确对公益组织有巨大的吸引力。下面，我们将就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新浪微博营销状况进行一次简要分析。
一.现状
入驻新浪微博时间：09年9月14日 帐号数量：一个
名称、签名和网址：名称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签名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相关承诺，网址为基金会的新浪博客网址。
头像：为中国扶贫基金会中英文标志。 认证：通过新浪V认证。
博客资料：只有中国扶贫基金会名称，未填写其他资料。 标签：涵盖基金会功能、项目、目标等，比较全面。 几个基础数据 关注数：879 粉丝数：21052 微博数：1757 二.对几条典型微博的案例分析
鉴于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公益性质，本案例分析将不对具体营销数据进行解读，而重点分析一下几条较典型的微博的内容、互动性及传播等方面的情况或存在的问题。 案例一
中国扶贫基金会所发或转发的两条微博：
1. 一位围脖昨天晚上给我们发个一封“措辞严厉”的私信：你们(中国扶贫基金会)居然有自己的放贷公司?向贫困农民放贷?还以实现盈利为荣?
2. @戏说人生百态：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扶贫基金会”，是扶贫谁呢?是扶贫“专家组”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也是偶从一个朋友处听到，他是一个村官，申请了80万的扶贫项目。“上面”派了个专家组，又吃又喝还带拿。临了扔下一句话，专家组拿20万，同意不?同意就符合条件!!!!!!同意呗，不同意赔大了!
第一个案例，就选了这两条看似有些负面的微博，并非是要对“中国扶贫基金会”进行褒贬，而是想说明社会化媒体的一大特色，即开放性，不了解这个特色，就没办法把公益组织的营
销做好。公益组织选择社会化媒体时，往往较多考虑其优势的一面，而较少考虑可能“劣势”的一面。既然社会化媒体是一个开放平台，那么，在进入社会化媒体之前，公益组织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公益事业本身虽然是大好事，但在具有开放性特色的社会化媒体上，仍然会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负面评价，如何面对某些公众的负面评价，是公益组织进入微博营销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差错，那可能所有其他的努力都会化为乌有。在微博上，试图对一些用户提出的问题进行百般辩解，有时是徒劳的，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真诚面对，然后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进行客观的讨论，尽最大努力还原事实真相。这时，公益组织要充分相信公众的判断能力，要相信误解最终可以消除，要相信，即使真的出了什么差错，只要承认错误并改正之，就会得到公众的谅解。有些时候，真诚面对错误更能赢得公众的支持，而百般辩解只能使事情越搞越糟。
本案例的这两条微博，都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自己曝光的(一条是私信，一条是转发用户的微博)，无论如何，这让公众感觉到了基金会的真诚态度。这说明，他们对微博及其社会化属性有较深刻的认识，而并非只把微博当成一个单向的媒体宣传工具。从这两条微博的几十条评论来看，面对面的讨论，有一定效果，也逐渐使讨论趋于理性，这可能使公众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到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标签里宣称的透明的原则，这对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口碑传播，明显具有积极意义。 案例二
@张杰 刚才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情系玉树”抗震救灾行动捐款10万元 谢谢张杰http://sinaurl.cn/hEV4f我们心系玉树，我们共同行动(转发：2068 评论：1259)。另：此类微博还有与韩庚和周笔畅等明星相关的几条，均有很高的转发与评论次数。
选这条微博的目的，是想说一下对于公益组织通过微博进行品牌传播的问题。无疑，发布明星参与公益的微博，其转发效率可能是最高的。从传播“引爆点”的角度，“个别人物法则”(参见《引爆点》一书)是导致病毒式传播的三个必要条件，因此，找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但对公益组织来说，对于能够引爆转发的“个别人物”并非影响力大即可，还需要考虑几个问题：一.这个能够引爆转发传播的“明星”的影响力范围，是否与你要发展的目标族群相对应，毕竟转发次数不是目的，你的目的是影响你的目标族群;二.基于第一点，你还要适当考虑转发后的实际转换率，除非你只是想要名，而不要真正的捐助;三.虽然明星的影响力很大，但你也要考虑选择其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比如IT牛人、媒体记者、企业家等。这些人可能带来转发的次数没有明星高，但效率可能更高。总之，公益组织在考虑微博传播时，既要考虑转发数量，也要考虑转发质量，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案例三
1. 请@微博小秘书 协助转发：第一个“中国扶贫基金会-加多宝公益吸氧站”已经在玉树结古镇玉树州委门口对面建立起来并投入使用，提供免费吸氧服务(30%浓度氧气，对轻度和中毒高原反应者有作用)，欢迎在玉树的志愿者、医生、救援人员、记者前往使用http://sinaurl.cn/hEV4f我们心系玉树!我们共同行动!(转发：627 评论：181)
2. 她，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甘霖行动#捐款，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采购了10385箱农夫山泉饮用水(1.5升/瓶，12瓶/箱)捐增给云南禄劝县翠华乡、中屏乡小学生，每人每天两瓶，自己喝一瓶，带回家一瓶。转发超过500次，公布更详细信息，期待您的参与和支持!邀您支持#甘霖行动#http://sinaurl.cn/hYybM(转发：437 评论：151)
3. #云南干旱灾区所见所闻#(1)：我会紧急救援项目部3位工作人员前往到达云南文山，刚刚发回的一条短信是：”以前满眼是绿色 现在在飞机上看到就都是黄色 裸露的土地“。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了甘霖行动，捐款200元即可资助一个贫困家庭购买2个月的饮用水。请关注、请捐款http://sinaurl.cn/hYybM(转发：2285 评论：562)
这三个小例子并不是一类微博，我把这三个放在一起，是想分析一下公益组织的微博内容该如何策划。
第一个例子，“公益吸氧站”这个点找的很好，它内容很感人。公益事业，背负的光荣伟大太多，说多了反而使人熟视无睹，而这样一些细致入微的小作为，更能使人体会到温暖。所以，公益组织策划微博的内容时，不要只求大，要注意在细微处打动人，这对传播更有效。 第二个例子，“甘霖行动”，这个微博的内容，策划得也比较有意思，主语只用了一个“她”，而没有说明她是谁，留有一定的悬念，能较好地引发人们去点击微博里带的网址。毋庸置疑，公益组织的微博，也需要适当策划，只要不策划过头，适当并合理的使用营销技巧，就能取得超出预期的传播效果。
第三个例子，“云南干旱灾区所见所闻”，充分体现了微博的新闻性和实时性。公益组织，能在灾难发生时，出现在发生地，这本身，就是以身作则，这非常重要。只说服别人奉献，自己总躲在后面，肯定不受欢迎。这样的微博，受到欢迎，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这类亲身参与的微博，是公益组织进行微博营销的一个法宝。 最后说几点给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建议：
1. 从现在看，基金会的微博，和其官方主站、官方论坛、以及新浪博客、开心网帐号等的整合、同步还不太够。把这几个资源整合起来，力量会更大。 2. 让更多志愿者、捐赠者参与到微博、博客的内容的建设上来，这里还需要加强。有时候，志愿者或捐赠者说话，效果比官方说话更有效果，而志愿者、捐赠者的故事，也更有说服力，应鼓励他们进行投稿(可以投志愿者的博客链接)，真正使微博和博客社会化。这样互动性会大大加强，人气也会有大幅度上升。 3. 可以在适当时机，开通其他微博帐号，帐号的开通以利于用户管理和业务管理为原则，以便于后期的营销数据挖掘为前提，但是，不宜开设过多帐号而造成用户分散。 4. 关于图片或视频。我们知道微博的媒体属性，因此，图片和视频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多发一些图片和视频，能使传播有更好的效果。 注：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公益组织，文中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谅解。
第二篇：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我国NGO的变化与发展趋势 --邓国胜博士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本讲演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出现的新变化。指出这一变化具体表现在：中国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NGO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所增加。随后，依据中国NGO变化的原因，提出了中国自上而下NGO发展的供需理论和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推拉理论。最后，预测了我国未来NGO发展的趋势。讲演指出，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自上而下的NGO将会有选择性地发展，如行业协会、公益性组织等，自上而下的NGO仍将占据主流模式。
1949年以后，中国NGO(非政府公共部门，下同-编者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出于政治吸纳的需要，建立了青联、妇联、工商联、科协等大型的人民团体和大量学术性、文艺类社会团体。第二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8年的停滞期。这一阶段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已成立的社团几乎停止了活动，也没有成立新的社团;第三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5年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社会团体大量涌现，特别是行业协会、基金会发展非常迅速;第四阶段从1995年至今。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NGO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NGO在社会经济乃至政治发展中扮演了新的角色。
NGO的自主性有所增强
1、1995年之后自下而上的NGO大量涌现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开始渐趋活跃，数量也日益增多。早期这类自下而上的NGO主要集中在北京、云南等地，活动领域集中在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而近年来，这类组织开始扩散到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河北、陕西、四川等许多省份的城市，甚至部分农村地区，活动领域也由传统的妇女、环保、扶贫等领域扩展到流动人口、艾滋病、法律援助、残障儿童、孤儿与罪犯子女的教养、民间智库等。中国NGO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一批自下而上的自主性NGO的兴起。那么，这种自下而上NGO的兴起的原因在哪里?
从需求的角度看，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不堪重负，无力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民间的力量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从供给的角度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民间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多，民间自由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大;1995年之后，除联合国体系增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力度外，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机构(ODA)和国际金融组织也开始关注中国自下而上NGO在援助项目中的作用，并为NGO提供了资金方面的支持;而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则为自下而上的NGO提供了人才资源。
然而，虽然从相对数来看，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很快，但是从绝对量来看，自下而上NGO的数量和规模还非常有限。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有关资料的估算，目前中国稍微有点知名度的民间自发公益类NGO仅有300家左右，其中主要集中在环保、热线、扶贫和残障儿童教养领域。显然，这与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有很大关系。 另外一个限制来源于缺乏信息沟通的渠道。很多自下而上的NGO不清楚可以从哪里获得资源、如何获得。其结果是少数知名的NGO拥有的资源过多，而一些真正需要资助的自下而上NGO又因为信息渠道不畅通而无法获取资源。
2、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有所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发生了一些变革。其中，变革幅度相对较大的是那些原本为了争取境外资助或便于与境外开展合作而由政府建立的NGO。这些组织的领导人最初大多是政府的官员，领导人的职务也是经由政府任命的。成立伊始，这些机构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对外是NGO的身份，对内则是政府机构的身份。然而，在与境外组织合作的过程中，组织的领导人获得了很多对外交流与培训的机会，接触到许多国外的资助机构，并看到一些自下而上NGO成功运作的范例，特别是组织在运作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因此，当“小政府、大社会”政策逐渐明晰化和政府机构不断裁员以后，这些领导人便开始对组织进行变革。由于这些机构在成立之时为了合作需要，大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且组织的资金来源不是政府拨款，因此很容易赢得组织独立的人事任免权、财权和决策权。再加上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并且政府要依靠他们为地方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援助，因此组织的NGO身份逐步由虚变实，而官方的身份便逐步由实到虚。
基金会是所有政府办NGO中最具有独立基础和独立需求的组织。中国的基金会与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它们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的筹款机构，其资金来源较为广泛，既有政府间接的政策扶持，也有直接来源于公众、企业和境外的资金支持。同时，它们也利用募集的资金直接运作项目。由于资金方面的优势，基金会在财政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较小，因此在组织的项目活动和日常事务的决策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性。然而，同样由于资金方面的原因，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对基金会的控制相对也更严格一些。大多数基金会并没有人事自主权，组织的理事长、秘书长通常由业务主管部门委派，而组织的重大活动一般也需征得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1995年之后，中国的基金会也有一定程度的变革，一些运作较好、资金较为充裕的基金会开始通过媒体的报道和扩大组织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来谋求组织更大的自主性。
行业协会是近来变革呼声较高的一类NGO。例如，2002年初，上海市提出了“要把推进政会分开作为发展、改革行业协会的重要切入点”、“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在机构、人事等方面与行业协会分开，行业协会办事机构不得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机构合署。行业协会的领导经选举产生，一般由企业经营者担任。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的领导职务”。而其他一些省市自治区也在积极探索行业协会的变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实行政会分开，促进行业协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1995年之后，还有一类特殊的“NGO”也在开始探讨组织的民间性、自主性问题，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人民团体。人民团体是指那些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科协等。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人民团体不必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有意思的是，1995年为了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妇联主动提出要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而科协系统也在开始讨论如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与会员的联系和为会员服务等问题。
可见，1995年之后，中国自上而下的NGO也在酝酿变革。那么这类NGO变革的原因与动力是什么呢?首先，变革的推力来自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办NGO的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相当一部分政府办NGO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任何实际的功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同时也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了“政社分开”、“1985年以后新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均实行„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的方针。虽然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但改革的方向已经较为明确，在此推动下，一些政府办NGO开始探寻新的发展模式;其次，实行市场经济和加入WTO也是政府办NGO变革的又一推力。特别是入世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推动了政府办NGO自主性的增强。
而变革的拉力首先来自于政府职能的部分转移，组织职能变迁的结果是国家让渡了部分公共空间，这是政府办NGO得以自主行动的基础;其次，实行市场经济以后，NGO从社会、市场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这也吸引了部分有能力募集资金或通过服务收费的政府办NGO的变革;最后，境外NGO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丰富的资源也是吸引政府办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然而，在政府办NGO变革的过程中，政府既希望通过改革减轻财政负担，通过分权激活NGO的活力;又希望这一改革不会导致失序的局面，不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一些业务主管部门出于利益方面的原因也不愿意放弃对NGO的控制权。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政策的推行非常缓慢，NGO变革的推力不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捐赠环境和志愿文化，再加上NGO的整体公信度不高，因此在政府削减财政支持后，NGO并不容易从国内企业和公众那里筹集资金、招聘志愿人员。再加上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尚没有完成，所以，政府办NGO改革的拉力也不大。
NGO的能力和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NGO实力不断增强
1995年之后，中国NGO的整体实力有了明显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单级到多元。1995年之前，中国NGO中运作得较为成功、有些实力与影响的组织可谓凤毛麟角。比较而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自然之友”算得上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NGO中的佼佼者。然而，1995年之后，中国NGO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自上而下的NGO中，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组织迅速崛起，一些组织的年筹款额度已经由1995年前的不到一千万迅速增长到五千万以上;而自下而上的NGO中，“地球村”、“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农家女百事通”等一大批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媒体的宣传和国内外成功NGO的示范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二，由单独发展到策略联盟。1995年之前，中国NGO之间的联系与合作相对较少，而1995年之后NGO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迅速增多。当前，NGO之间沟通的形式主要有：会议的形式。例如“地球村”每年举办一些会议邀请全国各地的环保NGO参加;妇女类NGO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性别与发展年会;另外学术研究机构也举办一些有关NGO的会议邀请各类NGO参加。沙龙的形式。例如，“绿色家园志愿者”每月举办一次环保方面的沙龙;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每月举办一次性别与发展沙龙;一些在NGO工作的年轻人发起的NGO沙龙等。网络的形式。例如，“绿网”通过网络的形式将全国各地的环保志愿者有机联系起来;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网络和清华大学的公益信息网为NGO提供了一个沟通与信息交流的平台等。
NGO之间合作的形式主要有：一是同行之间的合作。例如，“自然之友”与天津“绿色之友”合作开展美境行动项目。二是跨领域NGO之间的合作。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民促会等几家单位联合召开国际会议。三是自上而下NGO与自下而上NGO开展合作。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自然之友”合作的绿色学校项目等。
第三，由组织的无序和活动的琐碎到组织能力的全面提升。1995年之后中国少数发展起来的NGO，其组织能力的提高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前的盲目无序、活动琐碎到加强项目管理。第二阶段大约从2000年开始，NGO由注重项目管理到注重组织的能力建设。近年来，中国针对NGO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日益增多。既有长期的学位教育，也有短期的培训;既有大学举办的培训，也有一些中介机构举办的培训。这些新的动向意味着中国NGO能力的提升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NGO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境外机构的推动有关，近年来一些INGO(国际非政府公共部门)和世界银行都非常关注中国NGO的能力建设，并给予了大力资助。而中国NGO之间的竞争，中国NGO与某些境外NGO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一些NGO不得不尽快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
第四，NGO的领导人由年老化到年轻化。1995年之前，中国自下而上的NGO中，领导人年龄普遍偏大，有的甚至在70岁左右，而30岁以下的领导人几乎没有。然而，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一批非常年轻的NGO领导人，他们大多大学毕业不久，年龄普遍在3O岁以下，对NGO事业充满热清，富有创新与活力。这些新生代领导人有的以往在学生社团工作过，并或多或少参与过一些知名NGO的活动。掌握较多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有的甚至有社会工作专业的背景。
中国NGO新生代的崛起与近年来中国学生社团的活跃是分不开的。这些学生社团不仅在校内开展活动，也参加一些知名NGO开展的活动。例如，自然之友的16家团体会员中就有14家是学生环保组织。这些学生通过参加NGO的活动得到了锻炼、受到了熏陶，这为他们日后在NGO从事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而中国这几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也是一些年轻人选择NGO事业的原因之一。
2、NGO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1995年以前，中国人对NGO的概念是非常陌生的，甚至有人认为NGO就是妇女组织。可以说，那时NGO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其有限，甚至学术界也鲜有人去研究它。然而，1995年之后这一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
首先，NGO频频举办各类国际、国内会议，从宏观上营造NGO发展的新环境。1999年7月清华大学首次举办“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国际会议后，中国每年举办的有关NGO的大型国际会议不下两次，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NGO举办的中小型国际会议或国内会议则不胜枚举。
第二，通过各种渠道影响政府政策。近年来，NGO对政府政策的影响有所增强。一些自上而下的NGO往往依靠其与业务主管部门的关系，直接向有关政府部门提出建议，而一些自下而上的NGO则往往通过媒体影响政府的政策。例如，1998年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川西森林砍伐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最终使四川省紧急做出了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定。另外，自下而上NGO影响政府决策的另一个途径是依靠组织领导人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在每年的“两会”期间提出议案，或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提出政策建议。一些政府部门现在也开始委托NGO讨论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三，通过媒体扩大NGO的社会影响。在1995年之前，中国媒体对NGO，特别是自下而上的NGO报道较少，而1995年之后，媒体对NGO的报道频率急剧增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很大、很有影响的媒体频频报道NGO及其开展的活动，《人民日报》甚至在头版头条对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了报道。媒体对NGO的报道对NGO的帮助极大。一方面一些自下而上的NGO通过媒体的频频报道而获得了社会合法性，获得了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志愿者资源、物资资源和其他资源;另一方面，媒体的报道为NGO知识的普及和NGO在中国的迅速扩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四，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开始重视NGO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1995年之前，中国学术界对NGO的研究相对较少，也没有专门研究NGO的机构和专门研究NGO的学者。1995年之后，不仅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的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NGO也由冷门学科逐渐变成了热门学科，有关NGO研究的书籍和论文也越来越丰富。而一些政府部门特别是在环保、扶贫、行业管理、社区建设等领域也开始重视NGO的作用。
中国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中国NGO的变化可以看出，当前中国NGO正沿着两种不同的路径在发展。第一种路径是自下而上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国家没有给予资金支持，而NGO通过在非政治性公益领域的活动和媒体的报道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国家的默许。从以往的情况看，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自下而上NGO的自主性较强，能够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但其局限在于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较少扎根于基层社区。
第二种路径是自上而下NGO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政府办NGO“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定”来推动NGO自主性的增强;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转移政府职能、赋予NGO在某一领域内的垄断地位来获取NGO的支持与配合。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一模式有利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广泛联盟、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大多数自上而下的NGO离不开国家的扶持，只能依靠国家的权威动员社会资源，其自主性不够。
总的来看，虽然近年来中国自下而上的NGO发展较快，影响也在不断增强，但是其数量与规模、作用与影响还非常有限。无论是第一种发展模式，还是第二种发展模式目前都还处于起步阶段。
1、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1995年以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情况看，影响中国自下而上NGO发展的因素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政策法规环境、民间结社的需求和资源的供给等三个方面。因此，通过对这三个自变量的预测，可以大致推测中国未来自下而上NGO的发展趋势。 从需求的角度看，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社会转型将持续较长的时间。未来若干年内，中国老的社会问题，如农村扶贫、环保、妇女权益、失学儿童教育、少数民族等问题仍将存在，而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流动人口、下岗、艾滋病等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弱势群体，都需要自下而上的NGO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供给的角度看，中国加入WTO之后，将更加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在这一背景下，境外NGO在中国登记注册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目前，政府正在加紧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海外开发援助(ODA)、国际金融组织、联合国体系在未来几年内也会不断加大对自下而上NGO的资助与合作。而从近年来青年一代NGO领导人的成长和就业形势的严峻中也可以看出，未来自下而上NGO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也初步具备。
从政府的政策法规看，在近期内完全取消双重管理体制是不太可能和不太现实的。但是，面对需求和供给的膨胀，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予以回应。从近年来一些沿海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改革举措来看，一个可能的方式是在政策层面“松小口、堵大口”。即在双重管理体制的原则下，在某些特殊的领域优先放松管制。例如放松对某些自下而上的地域性行业协会、社区服务类NGO、特定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限制。可以预计，未来这些领域内的自下而上NGO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未来自上而下NGO发展的趋势
我国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提出了“政社分设”的思路和社团的“三自方针”，但从近年来自上而下NGO的变革效果看，这种推力并不大。然而，1998年中国开始了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与前六次改革相比，这次改革的力度明显加大，改革的效果也较为明显。在2001年政府机构改革深入到市县乡之后，中国又于2002年开始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可以预计，再下一步的改革就是对政府办NGO的改革。因此，未来若干年之后，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推力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和加入WTO以后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会进一步推动自上而下NGO的改革。
从拉力方面看，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将初步完成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在解决了医疗、保险、失业和住房等后顾之忧后，人才的流动性将会大大增强，这可能将是自上而下NGO改革的最大拉力;另外一个拉力可能来源于正在推行的政府采购制度，包括政府逐渐向企业、NGO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政策的推行将为独立之后的政府办NGO提供一个经费来源的制度化渠道;最后，与国际交流的机会可能也是未来吸引自上而下NGO变革的拉力之一。
可以预计，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作用下，未来中国自上而下的NGO自主性将逐步增强。正如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办NGO未来的发展将会是这样一种模式：一方面政府通过赋予NGO某一社会部门的垄断地位来换取NGO的合作，另一方面NGO又享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这可能就是未来较长时期内中国NGO发展的主流模式。
讲演者小传 邓国胜
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法学学士(1990)、硕士(1996)和博士学位(1999)，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学。现为清华大学讲师，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发表的论文、论著包括：《非营利组织评估》(专著)、《计划生育协会评估手册》(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副主编)、《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2001)》(副主编)、《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等。
第三篇：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段文北京报道
中国NGO的苦恼
“你有什么渠道能买到温度计吗?”5月18日下午，李涛见到记者第一面便毫不客气地请求帮忙。
李涛是北京一个草根阶层NGO的负责人，该组织叫“协作者”，由7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都有长时间NGO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核心成员，在今年3月才新组建而成。“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李涛向记者介绍了“协作者”名字的含义，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为农村社区建设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志愿服务。
“协作者”成立不到一个月，“非典”已对中国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而北京作为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300万外来农民工的脆弱处境令人担忧，外来工大量返乡的问题也引人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紧急启动了“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从5月开始，主动到流动儿童学校、廉价出租屋区、非城建制小型工地、零散集贸市场等区域向最弱势打工人群免费发放“协作者”自己编写印制的《外来工预防非典健康手册》，以及一些卫生防护用具，这包括口罩、消毒液等。
“但我们一直买不到温度计”，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联系了很多渠道，要么没有货源，要么属于统一调配，不考虑向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甚至还怀疑我们是囤积居奇的不法**商。”
不过，据记者了解，“协作者”之所以被怀疑，除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对NGO的充分认识以外，同“协作者”自身身份的尴尬也不无关系：“协作者”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定义划分，他们的确是“商人”。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很多的中国NGO。在中国，绝大多数NGO几乎都不可能合法地以“非营利”身份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而且根据分级管理原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挂靠单位得是部委一级;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一个官办NGO。所以，像“协作者”这样的真正来自民间，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的NGO，只能像现在这样借道工商部门。
“我们跑到门头沟工商局去登记注册的”，李涛一脸尴尬地告诉记者，“因为那里有税收优惠政策。”
李涛拿出厚厚一摞“物资发放登记表”给记者看，“我们每一本健康手册，每一个口罩，每一瓶消毒液都有发放登记，清楚记录每一个接受人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为了便于自己统计，也是向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合作方、捐赠人作个交待。”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工商、税务部门来查的时候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营利的。”
中国的NGO哪去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个人为“协作者”捐赠了1000元钱。邓博士汇出钱的日子是4月26日，而此前一天，他正撰文呼吁：“中国的民间力量哪去了?”他指出，“遇到紧急灾害时，民间组织往往非常活跃，并表现出及时、高效、灵活、创新的优势。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民间组织;韩国金融风暴后，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我国台湾地区921地震时，民间组织在整个震中援助和灾后重建中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在美国，民间组织不仅消除了肆虐美国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今天，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安危的抗„非典‟战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中国民间组织活跃的身影。”
所以，当得知“协作者”开展“抗非”工作的情况后，邓博士十分欣慰，并在第一时间寄出了汇款单。“我觉得像„协作者‟这样的草根NGO值得关注。”邓博士告诉记者：“总的说来，在抗„非典‟的前期，我们的NGO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力量，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开展了一些行动。我寄希望于抗„非典‟的后期，NGO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前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全民动员，统一指挥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这成本也是巨大的，从长久来说很难持续，而且社会发展也不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全面动员的状态下;而NGO灵活多样，行动成本小，在后一阶段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利于社会发展。”
杨团告诉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个NGO的志愿者，该NGO的性质就应该是在危机时刻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救助活动的，但面对“非典”，很多事反倒要她这个志愿者去催促提醒。“NGO按理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危机承受能力，因为它出于公心。但这次看来却不是，至少中国的不少NGO并不比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以前也出现过像洪水之类的危机，但因为那时候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一些人能够站在安全的岸上旁观，所以作秀也好，真心也罢，还能摇旗呐喊，真真假假搞得好像挺像回事。这次„非典‟不同了，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大家实际上都处在一线，所以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是考验。”
中国NGO能做些什么
“对„非典‟时期NGO的作用需要作一个客观评价。”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现实中的NGO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每一个NGO，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政策环境，其次才是社会公益心、互信度、慈善和利他精神等内在社会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整个非政府公共部门来说，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和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进程相协调。“中国的NGO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新生儿阶段，所以寄希望于它发挥强大的作用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次„非典‟其实给了NGO一个很好的契机，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层次组织形态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了。
过去我们只有政府这一张网，一旦这张网展开迟了或者托不住，社会就陷入混乱，而在国外，民间力量其实是更大一张网，而且更细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就能走到前台发挥作用。„非典‟其实将给中国的NGO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现在NGO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考虑能做些什么。”
“我对下一阶段的志愿工作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北京惠泽瀛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翟雁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惠泽瀛”是今年4月15日才刚刚在海淀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一个NGO，翟雁等三名发起人都有多年NGO工作经验，主要从事社会心理辅导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像翟雁本人拥有心理咨询师证书。“惠泽瀛”成立之际便值北京的“非典”高峰，他们便紧急策划推出“黄丝带行动”，发动全社会力量祈福和支持医护人员和“非典”患者平安回家。同时，他们于5月8日开通了“天使家园热线”，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免费心理辅导。近期，他们发动万人以上社会各界人士在黄丝带上写下各种祈福话语和签名的活动将结束，万人祈福的黄丝带将送往北京小汤山“非典”防治医院，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捎去一份心灵安慰。
“我觉得后„非典‟时期我们能作的事很多。”翟雁告诉记者，“非典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危机过去，人们还是需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所有的危机都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帮助人们调整心态，恢复正常生活，正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另外，通过反思这场危机，我们也正在开展„关爱他人，理解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动。”
目前，国内的NGO都纷纷开展、筹划一些活动。国内最具影响力NGO之一的“自然之友”的新闻联络人李君晖告诉记者，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是国际环境日。此期间，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国内环保NGO将团结携手组织一系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推动中国政府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
李君晖告诉记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术改性活生物体(LMOs)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的国际法律文件。至2003年1月底，已有103个国家签署了《议定书》;至2003年5月初，48个国家已批准加入《议定书》，日本有望近期成为第49国，而《议定书》正式生效需要50个国家批准加入。由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争取尽快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使其自动生效，意义将不同寻常。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能直接对抗击“非典”产生积极影响。毕竟，“非典的肆虐，与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不加节制的环境行为息息相关。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投入更多关注和行动，才能谋求长期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国NGO首先要自我提高
“抗非”时期，很多国际的NGO加强了同内地NGO的合作。香港乐施会同“协作者”合作，资助“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36万人民币;另外还出资16万元与其它一些NGO合作，在海淀和石景山地区展开关于防范“非典”的健康教育项目。并计划到今年八月，与一些国内NGO合作组织“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现实。”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国内社会公众对NGO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加上政策法律环境的限制，国内很多NGO，特别是来自草根阶层的NGO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的NGO来发展。“因为他们(国内草根阶层NGO)几乎就不可能从国内获得很好的资源。”所以，“如何真正实现我们的NGO能自我发展，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也指出，中国NGO的发展，今后一方面是进一步通过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把那些官办NGO变成真正的NGO;另一方面，NGO组织自身要自我规范、自我完善。
“我们很愿意为内地同行提供经验。”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经理王佐芳告诉记者，香港乐施会从1970年代的志愿者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独立发展与救援机构，经历了一个确定使命、建立诚信和获得公众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NGO的发展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机构发展的策略重点，如何定位自己和分析问题，而不是流于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与使命联系起来，评估效果。集中做一两个问题，成为这一两个问题领域的专家，不断的反思和改良。要真正做好这一两个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太多的事就无法集中精力，做出杰出工作。
与王佐芳的观点不谋而合，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Stopes)驻京首席代表刘丽青也指出，作为NGO，一定要有清楚的定位，不能因为“公益”，就什么事都去做，要有做事的理念和定位。她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自身为例，这次抗击“非典”，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愿意出资让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做一些工作，但考虑到自身的专长，他们谢绝了，把资源介绍给了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其它组织。“抗„非典‟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但其它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刘丽青告诉记者：“NGO要发展，关键在于去做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或者政府直接去做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事。现在抗„非典‟已经通过政府全社会动员起来了，反倒是那些„非典‟之外的边缘人群值得NGO关注。”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最早成立于1921年，由英国一个名叫“玛丽·斯特普”的女医生创立，关注生殖健康、性观念教育等。目前在全球38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直接为一些农村落后地区提供计划生育医疗帮助，进入中国后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性健康教育。“NGO做事肯定会面临很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刘丽青告诉记者，“比如我们，在很多国家由于宗教等原因，节育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工作也很难，但必须坚持，最重要的是要做事，做出成绩，环境自然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少说，多做，这是我们的原则。”
第四篇：NPO赴日留学就业项目学生代表讲话演讲稿
各位领导、老师你们好!
金色的十月迎来了收获的季节!与此同时，我们也满怀期待地迎来了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赴日留学就业项目的开展。这次我院与日本NPO集团合作的护理专业赴日留学就业项目为我们广大护理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次很有创新意义的平台。作为学生的我们带着梦想和抱负积极踊跃参加本次赴日留学就业项目之中。护理系在我院是一个颇为优秀的专业。我们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为每位护理专业的学生都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机会。我院护理专业的教学有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雄厚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在巩固我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还会结合相关实践课来加强我们实际操作能力，我院还特为护理专业学生建造护理实验综合楼，使得同学在日常教学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我们成为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日本NPO集团赴日留学就业项目旨在充分利用和整合学校及社会的广泛资源，打造一个集综合性与专业性为一体的服务平台。据资料调查显示，日本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一，那里的医学也非常发达。日本的人口仅仅有1.2776亿，日本要求护理工作人员的人数高于医生的比例，这种人文结构使得日本紧缺护理专业方面的人才。也正因此，护士在日本是备受尊敬的职业并且可以获取高薪。鉴于以上原因，我们了解到日本护理专业的毕
业生工作前景相当好，即使其他专业受经济影响就业较难之时，护理专业的就业形势依旧保持平稳，一般不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
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历史，谱写了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樱花、和服、俳句与武士、清酒等构成了一幅迷人的美图。在中国同样拥有着巍峨的高山，奔腾的大河及广阔的海域，地大物博、风光秀美更是孕育了瑰丽的五千年文化。作为身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希望能够了解日本的文化并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带给日本的朋友，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沟通。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赴日本进一步学习护理专业课程。也许刚到日本的我们日语水平尚不熟练而产生少许语言上的障碍;也许我们来到异国他乡会忍不住地想家，偷偷地掉眼泪。也许繁琐的日常护理工作会让刚刚走进社会的我们疲惫不堪。但是我们有决心，我们每一个人必将以身作则，不怕吃苦，勇于挑战，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将我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加以弘扬，学习日本的文化传统，互相学习共勉。为促进中日友好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第五篇：NGO注册流程
首先你得了解什么是NGO，简单地说NGO就是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叫民间公益组织。 其次就是你想注册什么样的NGO?比如环保，援教助学?扶贫，助残等，就是锁定好自己的业务领域。
第三，找一个和业务领域相关的政府部门作为主管单位，比如想做环保类的，可以请当地的环保局作为主管指导单位。
第四，根据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你就可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申请注册了。
当然，你可能需要准备很多相关的材料。 但国内的NGO一般有这两种形式注册：
1、民非注册
2、工商注册
当然选择哪一种要根据你机构注册的难易程度来决定
中国非营利组织登记注册攻略
近十几年来，登记注册一直是困扰我国非营利组织(NPO)的难题。在法律意义上，我国只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才是被承认的非营利组织，目前有约40余万个。但据统计，我国至少有300万个NPO，有人估算为800万个。其原因在于，受双重管理体制的限制，造成多数NPO不能顺利登记，而是以工商登记、挂靠机构和草根团队等形式存在。在性质和功能上，它们同样服务于公共利益、利润不被分配，也被公认为是我国NPO的重要组织形式。
面对各种注册形式，NPO创始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注册时可以采取什么策略?民政注册有哪几个具体步骤?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创始人应该了解的基本问题。
一、NPO各种注册形式的利弊比较
1、民政注册：管制严格，外界支持多
民政注册的NPO是指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非和基金会，本文中的NPO主要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1)民政注册的优势
民政注册NPO的优点是有利于获得政府购买服务支持。近几年，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地政府推进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都要求服务供应方是民政注册社会组织，并要求评估和年检等级达到一定标准。例如，北京对项目申报单位的要求是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连续两年年检达到合格及以上等级的社会组织。
更容易向基金会申请项目资助。多数公募基金会对机构的资质要求严格，要求必须是民政注册机构。有一些非公募基金会(如南都公益基金会5.12灾后重建项目)和境外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好邻居”项目)不严格要求是民政注册，但强调宗旨上的公益性，需要NPO来证明自身的非营利性。
有利于建立社会合法性。民政注册机构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正式形式，确立这一资格有利于社会认同其非营利身份，从而建立社会合法性和便于活动的开展。
有机会享受税收和公共产品价格优惠。民政注册的公益组织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税收优惠，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2009年出台的《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的通知》和《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收入、财政拨款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收入和会费等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当前我国各地已经开始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工作，很多NPO已经获得免税资格。在营业税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医院、诊所和学校等的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由于政策落实问题，很多NPO(尤其是民非)还没有享受到优惠，在税收上与企业并没有区别。但从长远来看，落实税收优惠只是时间问题，需要耐心等待。此外，水、电等实施价格双轨制的产品，对民政注册NPO按照民用价格标准执行。
有利于接受社会捐赠。民政注册机构可以向财税部门申领捐赠票据和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样可以有效地维护捐赠方的利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全国性社会团体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初审暂行办法》的规定，公益性社会团体(也包括民非)和基金会可以向政府申请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个人、企业对其的捐赠支出可以在所得税税前扣除。各地每年都会认定一批机构，目前已经认定的公益机构多数是公募基金会和社会团体，民非还比较少。
有利于吸引志愿者加入。组织的公益属性更有利于吸引志愿者的全身心投入，公益性社会团体是法定的以非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与志愿者的志愿性、无偿性和公益性是一致的，双方在共同宗旨下有更多合作可能。
(2)民政注册的劣势
但是，由于政府的防范态度，现有政策严格限制某些领域的组织成立，导致NPO不容易民政登记。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已为申请民非身份奋斗了12年，2011年申请了58次都没有成功。加上登记程序繁琐，使很多公益机构望而却步。与工商注册的比较，民政注册NPO(尤其是资金来源于社会捐赠和政府购买服务的)日常管理及活动开展被主管机关监管，组织人事和重大活动时常会被干预，还要开展党建和参与政府活动。甚至有的政府部门将NPO当成附属机构，NPO被指派额外工作，这种情况十分牵扯精力，加重了组织负担。
民政注册对创业者的经济条件要求较高，如在北京市一级登记的民非须50万元注册资金，多数公益创业者很难筹集这么多资金。注册资金相当于捐赠，机构注销时不能收回注册资金及固定资产。有的NPO创始人不清楚这一规定，在机构成立后才得知投入相当于捐赠。由于非营利属性，法律要求非营利组织的所有者不能分配利润，这会限制创业者的经济所得。这些都要求创业者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
(3)民政注册的几种类型
社会团体和民非是两种主要注册类型，有些创始人不清楚在二者之间应如何选择。比较而言，二者有不同的性质，社会团体是人的集合，是公民之间的自由结社，实行会员制，组织结构比较松散。民非是向社会提供某种服务，组织结构具有实体性;在登记审批方面，社会团体的成立审批更加严格繁琐，严格遵循同一区域内业务领域相同或相似的组织不予批准、“一业一会”，并且比民非多了申请筹备环节，程序更复杂，民非(如培训学校和民办医院)的登记要容易一些;在经费来源方面，社会团体可以发展会员、收取会费、开会费收据，民非不能收取会费，只能以捐赠形式;在机构设立方面，社会团体可以举办民非，民非不能举办社会团体，社会团体可以设立分支机构，民非不能设立分支机构。
在民非中，按承担民事责任不同，其登记形式分为法人、合伙和个体三种形式。有的地方如北京只允许注册为法人一种形式，有些领域则要求必须注册为法人。比较而言，注册为法人后，将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有利于开展对外经济活动，承担有限责任，而个体和合伙形式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注册资金方面，一般是个体性质的民非注册资金比合伙、法人性质的要少;在治理结构方面，法人形式的是理事会有决策权，合伙和个体是出资人决策;在财税方面，个体和合伙不能领购和开具税务发票，进行经济往来时比较麻烦。在实际的登记数量上，登记为法人的有大约一半，比较多的部分原因是某些民非(如民办学校)只能登记为法人，登记为个体的将近一半，登记为合伙的非常少。综合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民非最好登记为法人。
2、工商注册：优惠较少，双重身份问题
为数众多的NPO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而在理论上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是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独特现象。很多知名NPO都是工商注册的，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务机构。
(1)工商注册的优势
工商注册不须业务主管单位，只要满足资金、场地等基本要求就能登记。可通过中介公司代理，注册快捷。便于开展经营性活动和投资，有利于资产保值增值，扩大组织规模，一些自称为“社会企业”。与民政注册相比，受政府干预和约束小，独立性和自主性强。
(2)工商注册的劣势
由于不是法定的公益组织，工商注册NPO不能享受税收和公共产品价格优惠。在企业身份下，捐赠要按规定申报纳税，按一定比例缴纳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教育附加税和城建税等。因此，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与普通企业税费标准相同，如操作不当则容易造成纳税违规。在2009年“公盟”事件中，“公盟”来自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另外一家公司110余万资助款没有按规定申报纳税，没有交纳5%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费和教育费附加，同时也没有缴纳企业所得税。在对公盟的处罚中，罚款总额达到142万元。
在多数情况下，工商注册NPO存在双重身份和双面体制问题。它们在法律身份上是企业，实质上是非营利组织。有的机构在企业章程中突出非营利性，同时向工商部门提交一份章程补充协议，明确规定限制利润分配、解散后资产归属等要求。但是，经常的情况是，有些机构有企业章程，还有一套内部适用的非营利组织章程。例如，农家女有两套章程，一个是注册时使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章程，另一个是按NPO发展模式制定的，是实际执行的章程。前者虽然是名义上的，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在实际运作中并不受法律保护。在双面体制下，它们在组织结构、决策体制和财务管理上，实行不同于企业的管理制度，企业会计制度与非营利会计制度并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管理混乱。由于非营利章程并不受法律保护，存在注册资金、固定资产的所有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在两种情况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一是机构同时有工商和民政两块牌子，在场地、人员和业务上都是一体的;二是机构原为工商注册，在向民政注册转制过程中，资产归属没有明确规则。
因为没有法定的非营利身份和公益属性，很难申请到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例如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身份是有限责任公司，因为没有身份，尽管具有做项目的能力，但根本申请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支持。为了获得资金，一些NPO开始接受境外基金会资助，政府对这些机构不放心，不可能给予注册身份和购买服务。并且，2010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繁琐公证程序使工商注册NPO面临着境外捐赠资金断裂的危险。考虑到我国实际，现在部分资助方不完全排除工商注册机构的申请，但要求它们提供能证明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材料。将来，随着民政注册的逐步放开，基金会的资助对象可能只针对民政注册NPO。
由于无法向政府申领捐赠发票和申请公益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不利于募捐和资金筹集;企业身份影响公众认同它们的公益目的，影响组织公信力，不利于志愿者招募。
(3)工商注册的几种类型
工商注册的具体形式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包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普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些类型都能被NPO采用，它们之间有一些区别。在法人资格方面，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单位，有限责任公司为法人单位。前三者的创办人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后者的发起人(股东)对公司债务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个体工商户没有公章及财务章，不能在银行开立公司账户;成立有限公司的成本高一些，个体、合伙企业在申请时没有注册资本的要求，有限公司要求最低3万元注册资本。个体工商户比较适合于服务型NPO，可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小，如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在1998年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适合于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服务类NPO;在税收方面，个体工商户是个人性商户，须缴纳营业税(一般为定额税)和个人所得税，虽缴税较少，但不够正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为企业用户，税是查账征收。有限责任公司须缴纳营业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25%);在资产方面，个体、合伙企业的发起人财产和组织财产无须严格区分，可以混同，有限责任公司要严格区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
综合来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治相对完善，运营比较规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优势比较明显。在资金充足的条件下，为了规避风险和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NPO选择有限责任公司更合适。
3、挂靠机构：获得合法性，缺乏独立性
采取挂靠机构形式的NPO，是指以基金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和内部团体形式存在的NPO，如“自然之友”在2010年前是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的绿色文化分院，“壹基金”在2011年前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的李连杰壹基金计划。
(1)挂靠机构的优势
与民政注册相比，寻求可以挂靠的机构要容易一些。我国对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的审批一直没有放开，为获得公募资格，很多机构选择作为二级基金挂靠在公募基金会，这样也可以获得公募资格。作为二级机构，由于与一级单位的关系，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在税收、公共产品价格、捐赠税前扣除和政府购买等方面，可享受与一级单位相同的待遇。
(2)挂靠机构的劣势
但是，挂靠机构无法人资格，活动领域须在一级单位章程的范围内。并且缺乏独立性，与一级单位形成隶属关系，在人事和财务等方面接受其监管，尤其是资金拨付及使用需要上级审核，在程序上更加繁琐，降低机构运行效率。以壹基金为例，每进行一个项目，都要经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严格审批，层层限制，壹基金的基础性项目“每人每月一元钱”计划一直未能顺利展开。由于募集来的钱必须交由红会统一管理，2008年汶川地震后壹基金募集到的4000多万元全部交由红十字会支配，其中仅200万元由壹基金自己操作。
作为二级机构，不是独立法人，不能独立接受社会捐款，不能以机构名义开具票据，没有独立公章给具体项目实施带来麻烦。挂靠机构要向一级单位缴纳一定比例的财务管理费，例如崔永元公益基金要按照使用支出额向红基会缴纳10%的管理成本费。
除了有隶属关系的挂靠，还存在临时性的挂靠。有的工商注册或未注册NPO在申请政府购买或基金会项目资助时，为回避申请资质问题，作为一个子项目挂靠在有申请资质的NPO下，以它的名义去申请项目。这有些类似于市场招投标活动中的“挂靠”、“分包”和“转包”，如果管理不善，会被一些机构利用，将市场经济中存在的腐败问题带到公益领域中来，影响竞争的公平性。在这种关系中，一级单位要对挂靠项目负责，对财务进行监管。
4、草根团队：形式灵活，存在合法性问题
以草根团队形式存在的NPO，是指没有依法注册、以团队形式从事公益事业的NPO，绝大多数NPO是以这种形式存在。由于正式登记注册需要一定的注册资金、办公场地和专职人员，不是所有创始团队都能满足这一条件，长期维持草根团队形式成为必然选择。现实中，任何正式登记的NPO都要从草根团队开始一点点慢慢积累和扩大规模，不可能一步就能达到登记注册要求，它们都要经历从非正式组织到正式组织的过程。因此，这一组织形式可能是所有NPO都要经历的。
(1)草根团队的优势
这类NPO的优势是运作灵活，它们在决策、人员管理和组织架构等方面有较强的灵活性，效率比较高。组织解散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可进可退。此外，还有成本低的优点，团队负责人一般是兼职，没有专职人工作员，所有人员全部是志愿者，不用负担人员工资。没有办公场地，通过互联网进行联络，运营成本很低。
(2)草根团队的劣势
但是，草根团队形式的NPO存在合法性问题。《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规定，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者民非名义进行活动的，应予以取缔。这意味着以组织名义活动的NPO存在被取缔的风险。在没有法人资格的情况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和签订合同。风险发生后，负责人可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难以申请政府和基金会资助。在最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修改草案中，条例修改将规定“基金会不得资助未经法定程序批准成立的组织，不得与其合作开展活动，不得吸收会员。”这意味着草根团队面临基金会“供血”中断。
由于不能在银行建立机构账户，通过个人账户管理资金，国内基金会很少能把资金打到个人账户。与商业注册机构一样，无法申领捐赠票据和获得税前扣除资格，不利于接收社会捐款。最近，湖南、广州等地相继出台了募捐条例，都明确规定只有红十字会、慈善会、经许可的民政注册机构、非营利事业单位才有资格开展募捐，自然人和草根团队不得单独开展募捐活动。
这些组织不把自己看成是“用人单位”，而是松散的团体聚合，工作人员的身份十分模糊，说不清楚是志愿者还是专职人员，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当组织规模扩大招募专职人员后，由于没有身份，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不利于招募人才和提高待遇。在长期没有正式合法身份的情况下，不利于提升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政注册、工商注册、挂靠机构和草根团队这四种形式中，每一个都有利有弊。NPO应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外部资源、发展战略和客观环境等方面的因素，选择合适的注册形式。
二、基金会具体形式的利弊比较
如果有雄厚的资金实力，也可以选择登记注册为基金会，包括公墓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种类型。如果没有条件成立独立的实体机构，也可以作为基金会的二级基金。
1、公募基金会：有公募权，民间发起难
公募基金会是可以向公众募集资金，基金来源于不特定的社会捐赠者。公募资格对于保证基金会的资金供给可持续十分重要，而不必过分依赖于创始人(企业)。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资金要求是800万，要低于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要求。《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这也意味着可以留存近30%的收入。
但是，民间申请成为公募基金会非常困难，成立公募基金会必须具有官方背景，民间发起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只有2009年成立的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联劝)和李连杰发起的壹基金。壹基金在2011年成功注册为公募基金会，过程十分坎坷，而且还是在深圳登记的。由于公募基金会几乎都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其在人事任免、财务管理、理事会和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还要受制于业务主管单位，难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2、非公募基金会：鼓励成立，资金门槛高
近几年，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公募基金会，主要有企业基金会、名人基金会和高校基金会。以个人或企业名义都可以申请成立非公募基金会，为民间社会从事公益慈善打开了一扇窗口。相对于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要相对容易，如果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可以承担业务主管单位职能。
但是，非公募基金会不能向公众募集资金，其基金来源于特定的个人或组织的捐赠，资金来源有一定的局限。非公募基金会如果要在民政部登记注册，要求最低有2000万原始资金，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但是据称实际的门槛最低要2亿。由于非公募基金会是由个人或企业出资人创办，相当多的非公募基金会没有形成独立的治理结构，与企业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出资人有严重的依赖性。
《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两条标准要求非公募基金会的创始人要一直持续注资，或具备较强的筹资能力。如果筹资和基金增值不理想，会造成达不到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行政办公经费比例超标，这是不能通过民政部年检的。
3、二级基金：成立容易，缺乏独立性
由于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几乎不可能，而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又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成为二级基金成为一种选择。为了拥有公募资格，一些慈善团体、慈善家或知名人士依托公募基金会成立了二级基金。当前，大型公募基金会如青基会、扶贫基金会等都有很多这样的二级基金挂靠。公募基金会的二级基金的成立门槛较低，一般只要200万就可以成立，也可以具备公募资格。
但是，二级基金作为挂靠机构，缺乏独立性。在资金使用、财务管理和重大活动等方面要受制于基金会，报批程序繁琐影响了机构的运转效率。 另外，还有一类是境外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的代表机构。我国只允许境外基金会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目前民政部只批准了不到20家，它们也需要寻找业务主管单位，这是十分艰难的。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不能在境内开展募捐，只能从境外拨款。除此之外，一部分采取工商注册的形式，例如巴迪基金会;还有一部分不经过任何注册，依靠境内的合法登记注册NPO来开展合法活动，例如美新路基金。
三、争取民政注册的策略
由于信息闭塞和经验缺乏等原因，很多NPO从业人员不清楚民政注册的路径，笔者提出以下四个策略来争取民政注册。
1、关注登记政策动态
近年来，针对社会组织登记难的问题，深圳、合肥、广东、成都、北京、宁波和云南等地政府相继出台文件或表态，规定除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必须先取得许可证的以外，允许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等领域的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由民政部门同时担任业务主管单位。2002年以来，青岛、吉林、苏州、南京、济南和武汉等地降低社区社会组织登记门槛，实施备案制，现在已经推广到全国大多数地区。
从近两年民政部和各地政策变化情况看，结合三大条例的修改动态，社会组织实施直接登记、降低登记门槛是必然的，未来将废除饱受诟病的双重管理体制。在即将出台利好政策的前夕，草根组织应更加关注政策动态。如果符合优惠政策，可主动到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2、寻找容易登记的地方
区域和层级不同，登记难度也不一样，NPO可以寻找容易登记的地方提交申请。
在区域方面，不同的地区松紧幅度有所不同。有的地方控制严格，有的地方比较宽松、主动推动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例如，民政部与深圳市签署“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后，授权深圳开展基金会直接登记试点，使深圳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特区。一直苦于无法登记为公募基金会的壹基金正是了解了这一点，才能顺利在深圳登记。北京、广东和成都等地已出台直接登记的政策，西部一些省份为支持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登记政策比较宽松。2011年初宁夏提出要建设“黄河善谷”，出台优惠措施吸引公益慈善组织和项目落户宁夏，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因此，NPO如果在某地难以登记，可以尝试去相对容易的地方提交申请，再通过设立代表机构或分支机构的办法开展活动，这被称为“曲线救国”。
在层级方面，如果NPO在市或区一级不能注册，可尝试在街道登记为社区社会组织。在登记条件上，社区社会组织的注册资金、场地和人员等的门槛比较低，是目前政策支持的组织类型，更容易注册。为使活动范围不局限于一个社区，NPO可在多个街道申请登记，扩大区域范围。如果依然达不到注册条件，也可以申请备案，同样能合法开展活动。
3、得到政府认可与信任
在申请登记的时候，得到政府尤其是业务主管单位的认可与信任十分重要。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监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方向、财务、人事和重大活动等，尤其在政治方面对其负责。NPO要争取政府部门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就要打消政府顾虑、取得信任。 有效开展活动。NPO要让政府知道，自己的团队是脚踏实地做工作的，做几个拿得出手的项目，让政府了解自己的工作成效。通过提供服务、扶贫济困和调查研究等方式，向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能弥补政府服务的不足，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在新型政社合作关系中，NPO与政府之间要相互理解和支持，可主动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替政府分忧解难，在促进社会整合、满足社会需求方面发挥互补作用。应与政府保持沟通关系，定期主动向政府报告团队工作情况，使政府放心。
积极宣传自己。NPO可以建立宣传网络，借助媒体渠道扩大影响，利用名人效应，邀请名人担任理事、题词和合影等，提高机构的社会合法性，有利于得到政府认可。
用感情打动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并不是铁石心肠，而是有感情的人。公益组织多是从事针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活动，其中有些活动如“希望工程”、“免费午餐”的“眼泪指数”是很高的。NPO可以对救助对象的紧迫需求进行描述，对政府官员发动感情攻势，使其意识到成立机构的必要性。
当然，也存在一种情况，由于机构有比较优秀的项目和社会影响，政府部门会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做业务主管单位，这样的注册过程会比较通畅。
4、通过支持型组织发挥桥梁作用
支持型组织是第三部门内部专门为NPO提供能力建设、场地、信息和咨询等服务的组织，宗旨是促进NPO的发展。NPO大多缺乏与政府沟通的渠道，支持型组织能解决这个问题。NPO孵化器是支持型组织的一个重要类型，不仅为NPO提供办公条件、财务管理和能力建设等基本支持，还作为政府与NPO之间的桥梁发挥协调作用。我国的NPO孵化器都是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与政府关系密切。注册咨询是孵化器的服务项目之一，通过搭建NPO与政府之间交流平台，增加双方的互信，使NPO能够成功注册。例如，恩派(NPI)孵化出壳的NPO很多都能够成功注册，其它由政府直接运营的孵化器则有更便利的注册条件。
此外，一些枢纽型组织和联合性组织(如志愿者联合会)能为团体会员提供支持服务，增加与政府接触的机会，北京市志愿者联合会目前已经有几百家团体会员;一些咨询、研究机构能为NPO注册提供实用信息、协调与政府关系。因此，为成功注册，NPO可以申请进入孵化器或寻求支持型组织的协助。
四、申请民政注册的步骤
以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例，在业务主管单位并非民政部门的情况下，NPO的登记注册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取得业务主管单位的批文
根据要登记的层级和机构业务所属行业领域，与主管的政府相关科室直接沟通，向其口头介绍拟成立机构的基本情况，询问是否有作为自己业务主管单位的可能性。在没有被直接拒绝的情况下，业务主管单位会让你撰写和提交一份详细的可行性报告，并填写业务主管单位申请报告和一些相关表格。
这份可行性报告十分重要，此后民政部门也要根据报告内容来核准注册。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机构成立背景、意义、必要性及可行性、宗旨和目的、业务范围、举办者、理事会和拟任法定代表人情况等基本信息，还有开办资金、办公住所、内设机构及职责、可持续发展能力、政府支持项目、成立后开展的公益活动、专职工作人员及工资情况、工作思路及工作规划等内容。
可行性报告涵盖了机构发展的基本框架，写好报告就要求你对机构的主要事项十分明确，做好人员、资金和项目等方面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买的或租的都可以。要有充足的资金，例如北京市一级的民非法人登记须50万以上的开办资金，区一级的最低3万，有的行业门槛更高。在有些专业领域，要求机构有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资格的工作人员，然后提交相关的资格证书。
把这些材料表格都填写完成后，交给业务主管单位进行逐一审核。如果审核通过，业务主管单位就会下同意批文。
第二步：接受民政部门的审查
将经审核的可行性报告和业务主管单位批文提交给民政部门，然后进行名称核准。在获得同意申请注册的批文后，到民政部门的网站上填报《登记汇报表》(与可行性报告内容相同)、《理事会组成人员基本情况表》、《民非法人登记申请表》、《民非章程核准表》、《民非负责人备案表》等表格，接受民政部门的预审查。其中，法人登记申请表需经当地派出所或人事部门盖章，然后将纸质原件提交给民政部门。还需要提交场所使用权证明、拟任负责人基本情况和身份证明、法人代表简历等材料。如果填写内容不全或无效，民政部门会通知你拿回去重新补正。
在你准备材料的同时，民政部门的主管领导还可能会找你面谈，了解机构的基本情况。然后，民政部门要对你的机构进行现场考察，以便核实办公场地的真实性。
第三步：领取登记证书
如果机构通过了民政部门的以上各项审查，在10天之内，就能顺利拿到民政部门的批文。之后要去做验资，验资款须打入会计师事务所指定的验资账户，通常1天就能验资结束。然后，拿着所有最终定稿的纸质材料交到民政部门登记大厅，在15个工作日内就可以领取登记证书。
第四步：办理机构必备的各种手续
需要携带登记证书，到公安机关刻制印章，到技术监督局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后，再到各区的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证，3天内去管辖税务所报道，税务专管员要现场核查地址，批准之后就可预约安装税控器和购买税务发票。然后去原验资银行开设机构账户，再回到民政部门把这些机构信息备案。
然后，带着相关手续到会计师事务所把验资款转入新设立机构的账户下。还需要购买票据，到财政部门领取捐赠票据，部分领域的民非要到业务主管单位领取专用票据。之后再去社会保障部门办理员工社会保险开户，如果员工人数少也可以选择人事代理。如果机构有收费项目，还要到物价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
这些手续都办好后，机构就可以正式开始运转了。
王世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