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根ngo筹资的abc

第一篇：中国草根ngo筹资的abc

浅析中国草根NGO发展现状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班级：2007社工1班学号：200740103119姓名：陈五扬

摘要：草根NGO是民间自发组织而成立的民间组织，它有力的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在许多领域，政府已离不开民间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和国家的联系桥梁。本文分析当今草根NGO发展的现状，并对草根NGO如何走出发展困境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草根NGO民间组织公民社会

草根NGO的概念

NGO 是英文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世界银行《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原则》中将其定义为：“在特定的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一部分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性公司或其他法人，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有利润赚取，也不可以将此利润分配。”NGO 也叫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等。把NGO 称为第三部门，是相对于作为第一部门的国家体系和第二部门的市场体系而言的。我国NGO按照建立的途径不同，可分为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前者一般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组织建立，经过登记注册，享有合法地位和相应优惠条件，但官办色彩浓厚，后者则由民间人士自下而上发起，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注册，直接从事公益服务或者组织社区行动，这种组织即为草根NGO。

草根NGO的社会功能NGO 组织动员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弥补政府社会职能的不足，协助各级政府在救灾、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发展公益事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NGO组织的出现是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必然要求，也是逐渐增强的公民社会意识的体现。NGO 在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在社会变革迅速的国家，增加的速度更快。我国的NGO 起步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根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5 年底，全国各类民间组织已发展到32 万多个，其中社会团体近17.1 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4.8万个，各类基金会975 个。草根NGO具有一般NGO的作用外，还有自上而下，隶属于政府的NGO所不具有的优势和价值理念。

(一) 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 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 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民间组织指的是有着共同利益追求的公民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团。”[1]作为由民间发起的纯志愿性的组织, 当代中国的草根NGO 是这类组织的最典型代表。作为相对与政治社会独立的部分, 宏观上, 公民社会要求公民必须具有在相当程度上的自主的能力, 具有“宽容性、责任性、权利性、妥协性”; [2]在微观上, 组成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必须具有公共的精神, 以社会价值作为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在理论意义上, 它们不仅在实体上投入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过程, 而且他们在价值诉求上起到了对个体公民的教育意义, 其行为也推进了对中国政府的社会制约模式的形成。而最有意义的在于, 作为“纯公益人”的中国草根NGO 志愿性强,为实现社会价值而基本放弃了物质利益, 体现了公民社会互助的公共精神。

(二) 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率

草根NGO 区别与政府类NGO( 简称GONGO) 和以营利为目的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的核心在于其“纯公益性人”性质。他们一般规模小, 组织制度灵活, 在实施政策时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面向个体, 这是GONGO 和营利组织的弱项; 组织成员在公益行为中并不索要报酬或只拿到非常低的生活费用; 同时, 作为提供公益产品的社会组织, 由于这一类的NGO 是自

下而上的发起, 以社会价值的实现作为信念支撑, 并且组织结构并非以正式的方式出现, 所以这类组织会把会费、募捐、专项救助等所得基本用于实现组织目标之中; 而且法律上对此类组织在税收上的减免也促进了其成本的减少, 所以草根NGO 只将很少的部分用于支持组织内部运行。相对于正式的制度化NGO 和社会经济组织, 这样的低成本的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方式是草根NGO 自身的效率优势。

中国草根NGO发展现状

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在救灾资金的募集、救灾物资的输送、灾后重建及灾区人民情绪安抚等方面其作用不可忽视。非政府组织在此次灾难中的行动极大的减轻了政府的压力，而且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中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而且拨款25 万瑞士法郎， 并从总会备灾库借调总价值95.89 万元物资运往灾区。南京爱德基金会， 拨款100 万元， 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李连杰壹基金，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很快组织近千万的物资发往灾区。组织筹集民间款物主要是靠非政府组织， 社会慈善损赠具有自愿性、自发性， 各种非政府组织目标及其所连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使其更适合筹集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次地震募捐常见的方式有通过各种媒体(报纸、电视、网络) 发布救灾呼吁、电话募捐、在公众场合放置捐款箱等。四川汶川县地震发生当天， 壹基金联合众多网络向家人发出“早一点到达， 多一分希望” 的捐助呼吁， 截至14 日15：30， 壹基金募集捐款已超过1860 万元人民币。非政府组织可以举办抗震赈灾活动， 激发人们的捐赠热情， 募得善款。此后， 全国各地非政府组织掀起组织捐款捐物、义演义卖的活动热潮。截止7 月8日， 全国共计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567.80 亿元， 已向灾区拨付捐赠款物合计204.54亿元。非政府慈善组织动员社会捐

[3]赠财力物力， 用之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 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我国的NGO组织起步于改革开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NGO组织发展的越来越快，也显示了其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巨大潜力和作用。在2008年的冰灾和汶川大地震中，NGO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时机，同时也说明了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作用。但是，NGO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尤其是自下而上建立起来的草根NGO。可以说中国的NGO是处于先天不足，发育不良的现状中。

1.身份危机。国对民间社团管理采取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和登记挂靠的制度, 作为法人的NGO 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和行政主管单位的双重审核。这样的制度造成了中国草根NGO 独立性差, 甚至部分草根NGO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找到挂靠单位, 即使成立也是非法组织( 或称非正式组织) , 使得中国的草根NGO 无法得到法律的直接保障。

2.资金缺乏。中国草根NGO 由于双重管理体制和登记挂靠的管理, 使得几乎丧失了自主制订政策的能力, 其中包括募捐政策。募捐所得是草根NGO 的一个收入大项, 如环保组织 “自然之友”, 国内国外捐款约占其总收入92%。而非正式草根NGO 的资金来源就更加窘迫, 由于自身能力有限, 没有法律地位, 它们几乎无法得到国内外捐款。

3.社会信任不足所导致的困境。在前公民社会中, 人们处于个体生存和交换生存的状态, 而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和对社会事件的思考纳入公共性思维中而进入社会生存的状态中。社会大众对志愿的公共组织仍抱有不信任的态度, 这也与草根NGO的自身宣传不力有关。在这样的困境下, 草根NGO 社会基础不足, 人员组织较为困难, 组织行为缺少连贯性。

4.自我能力不足。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环境不同于西方非政府组织的，西方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发展有较好的社会政治、文化、法制环境，与政府是一种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政府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热心参与志愿活动。作为非政府组织，能够独立行使自己的管理权限，有精力也有能力致力于组织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这也正是西方非政府组织运行良好的原因所在。在中国，由于公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大量草根NGO先天发育不良。对组织的管理简单的模仿西方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难以实现本土化;组织内部难以对其目

标和价值认同，缺乏战略管理规划;组织成员缺乏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专业能力极低;组织内，具有官僚气氛，缺乏会理的管理机制。由于经费紧张，缺乏有效吸引人才的条件，草根NGO难以招募和留住优秀的有能力的专业人才，致使人才匮乏。

对策及建议

草根NGO虽然在公民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发展中面临了严峻的形势，这困境有来自政府和法律的等在环境，也有来自自身的内部管理和价值理念的等盾，以下是针对当前草根NGO发展现状的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对草根NGO来讲，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这可从两个方面来做，一是丰富筹集方式。草根NGO 不应该使用摆摊，找企业领导、社会名流“化缘”等老思路、老方法。应灵活运用多种筹资方式，如利用义卖、义演、广告劝募，传媒报道劝募，电视劝募，开会劝募，写信劝募，还有专业筹资，分成筹资等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此外，还可以进行联合筹资，协同筹资。联合筹资是指单个NGO 势单力薄，社会影响力有限，为了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几个NGO 一起合作向社会筹集资金的办法。。如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联合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充分扩大社会影响力，短时间内筹集了大量资金。二是扩大自创收入。草根NGO 虽不以营利为目标，但并不等于不能营利，它可以进行营利性经营并获取利润，只是其利润属于组织本身而不能分配给组织内的个人，应成为组织筹措的资金的一部分，为完成组织的目标和使命而使用。

(二)不断完善NGO 内部治理结构，加强自身建设。完善NGO 内部管理体制，主要是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让NGO各项活动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组织内部财务会计制度，做到账目清楚、公开透明，从而保证NGO 的廉洁性。与此同时，还要逐步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NGO 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服务意识和职业素质。

(三)加大力度宣传NGO 作用，培育公众NGO 信任度，从而改变NGO 生存的社会环境。由于社会上缺乏独立自主的组织文化，并且社会公众对NGO 缺乏认同感，从而使NGO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作用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强民主文化建设，推进民主进程，使NGO 真正成为代表民意，促进民主政治进程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还要加强社会文化建设，发扬公共精神，强化民众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提高民众对NGO认可参与程度。

(四)对政府来讲，改革管理体制，采用登记管理模式，加快NGO 在我国的发展速度。由于双重管理体制中存在着NGO 面临“挂靠难”的问题，而游离在制度保护之外。因此，改革现行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单一登记制。政府部门可以设置独立的“NGO 管理处”等机构负责对NGO 审查、登记、监督，并实行统一管理，尽量简化NGO 登记注册程序，使大量具备存在合理性的NGO 取得合法性地位。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 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J].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2006,( 1) : 110.

[2] 伍俊斌.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 (1): 56.

[3]周雨.论中国草根NGO的异化困境及对策[J].传承，2007年第5期.

[4]纪丕霞，赵永厚.我国草根NGO发展的难题分析[J].科技信息，2006年第1期

[5]刘思白等.NGO：一种公共产品供给的新范式[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8年11月号下(总第357期)

[6]吕侠.NGO在中国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黑龙江史志，2008.22

湖南农业大学课程论文

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班级：07社会工作01班 姓名：陈五扬学号：200740103119 课程论文题目：浅析中国草根NGO发展现状

课程名称：管理学原理

评阅成绩：

评阅意见：

成绩评定教师签名：

日期：年月日

第二篇：一个草根的中国梦

一个草根的中国梦——用青工文化推动中国的公益模式

第十届深圳关爱行动“青工大课堂”系列活动之(6)

《一个草根的中国梦——用青工文化推动中国的公益模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以及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企业所承载的社会责任逐渐增多，中国企业的公益意识不断加强与深化，特别是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印度洋海啸、5·12汶川大地震以及北京奥运会等重大事件之后，许多企业希望通过赞助公益事业，在国民心目中树立起“认真、积极、负责”的“企业公民”形象，以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

多年前，有这么一位草根，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企业公益文化”，让企业承载起一种社会责任。七年前，当他在传播他的这种理念时，除了非议还是争议，然而当时间推到了七年后，一个草根的梦想，也成为了中国梦——随着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第一家社会组织的诞生，他的中国梦，也将变成了一种可能，他的中国梦，就是用他的青工文化推动中国的公益模式。

他，就是中国第一义工作家、深圳市时代青工文化服务中心的总干事袁子弹，让我们一起在他的中国梦中去体会生活的价值。

中国梦——只要我们有了梦想，一切皆有可能。

一、活动主题：《一个草根的中国梦》

二、活动时间：2013年4月13日14：00——16：00

三、活动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量能科技有限公司操场(参与人数400人)

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深圳市关爱行动组委会办公室

承办单位：深圳市时代青工文化服务中心、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沐恩义工服务协会、深圳市量能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善享网

五、活动议程

(一)主持人介绍活动背景;

(二)袁子弹主题演讲《一个草根的中国梦》

(三)互动环节

第三篇：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抗击“非典”，中国NGO成长的挑战与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段文北京报道

中国NGO的苦恼

“你有什么渠道能买到温度计吗?”5月18日下午，李涛见到记者第一面便毫不客气地请求帮忙。

李涛是北京一个草根阶层NGO的负责人，该组织叫“协作者”，由7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却都有长时间NGO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核心成员，在今年3月才新组建而成。“团结协作，助人自助”，李涛向记者介绍了“协作者”名字的含义，该组织主要致力于为农村社区建设和城市外来农民工权益保护提供志愿服务。

“协作者”成立不到一个月，“非典”已对中国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威胁，而北京作为疫情最严重地区之一，300万外来农民工的脆弱处境令人担忧，外来工大量返乡的问题也引人关注。

在这个背景下，“协作者”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紧急启动了“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从5月开始，主动到流动儿童学校、廉价出租屋区、非城建制小型工地、零散集贸市场等区域向最弱势打工人群免费发放“协作者”自己编写印制的《外来工预防非典健康手册》，以及一些卫生防护用具，这包括口罩、消毒液等。

“但我们一直买不到温度计”，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联系了很多渠道，要么没有货源，要么属于统一调配，不考虑向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提供，甚至还怀疑我们是囤积居奇的不法**商。”

不过，据记者了解，“协作者”之所以被怀疑，除了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形成对NGO的充分认识以外，同“协作者”自身身份的尴尬也不无关系：“协作者”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定义划分，他们的确是“商人”。

这个问题同样困扰很多的中国NGO。在中国，绝大多数NGO几乎都不可能合法地以“非营利”身份出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成立非营利组织首先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而且根据分级管理原则，一个全国性组织的挂靠单位得是部委一级;此外，如果同一行政领域已经有相同或类似组织则不予注册，但几乎每一个行政领域，都已经有一个官办NGO。所以，像“协作者”这样的真正来自民间，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的NGO，只能像现在这样借道工商部门。

“我们跑到门头沟工商局去登记注册的”，李涛一脸尴尬地告诉记者，“因为那里有税收优惠政策。”

李涛拿出厚厚一摞“物资发放登记表”给记者看，“我们每一本健康手册，每一个口罩，每一瓶消毒液都有发放登记，清楚记录每一个接受人的情况，这不仅仅是为了便于自己统计，也是向为我们提供资助的合作方、捐赠人作个交待。”李涛告诉记者：“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留着，等到工商、税务部门来查的时候让他们好好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营利的。”

中国的NGO哪去了

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博士个人为“协作者”捐赠了1000元钱。邓博士汇出钱的日子是4月26日，而此前一天，他正撰文呼吁：“中国的民间力量哪去了?”他指出，“遇到紧急灾害时，民间组织往往非常活跃，并表现出及时、高效、灵活、创新的优势。例如，日本阪神大地震中，最先赶到现场并发挥作用的就是民间组织;韩国金融风暴后，在民间组织的动员下，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捐赠高潮;我国台湾地区921地震时，民间组织在整个震中援助和灾后重建中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在美国，民间组织不仅消除了肆虐美国的黄热病、而且研究出了小儿麻痹症疫苗。而今天，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安危的抗„非典‟战役中，我们却很难找到中国民间组织活跃的身影。”

所以，当得知“协作者”开展“抗非”工作的情况后，邓博士十分欣慰，并在第一时间寄出了汇款单。“我觉得像„协作者‟这样的草根NGO值得关注。”邓博士告诉记者：“总的说来，在抗„非典‟的前期，我们的NGO几乎没有发挥什么力量，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开展了一些行动。我寄希望于抗„非典‟的后期，NGO能够发挥作用。因为前期主要依靠政府的全民动员，统一指挥取得了目前的成绩，但这成本也是巨大的，从长久来说很难持续，而且社会发展也不能长期处于高度集中，全面动员的状态下;而NGO灵活多样，行动成本小，在后一阶段充分发挥其作用有利于社会发展。”

杨团告诉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个NGO的志愿者，该NGO的性质就应该是在危机时刻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救助活动的，但面对“非典”，很多事反倒要她这个志愿者去催促提醒。“NGO按理来说应该具有更强的危机承受能力，因为它出于公心。但这次看来却不是，至少中国的不少NGO并不比普通老百姓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以前也出现过像洪水之类的危机，但因为那时候有前方和后方之分，有一些人能够站在安全的岸上旁观，所以作秀也好，真心也罢，还能摇旗呐喊，真真假假搞得好像挺像回事。这次„非典‟不同了，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大家实际上都处在一线，所以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是考验。”

中国NGO能做些什么

“对„非典‟时期NGO的作用需要作一个客观评价。”清华大学政府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现实中的NGO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和成长的。每一个NGO，它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法律政策环境，其次才是社会公益心、互信度、慈善和利他精神等内在社会资源，而最重要的是，作为整个非政府公共部门来说，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和一个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进程相协调。“中国的NGO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新生儿阶段，所以寄希望于它发挥强大的作用肯定是不现实的。”

“不过，这次„非典‟其实给了NGO一个很好的契机，把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多层次组织形态的问题充分反映出来了。

过去我们只有政府这一张网，一旦这张网展开迟了或者托不住，社会就陷入混乱，而在国外，民间力量其实是更大一张网，而且更细密，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它就能走到前台发挥作用。„非典‟其实将给中国的NGO提供一个广阔的活动空间，所以，现在NGO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认真考虑能做些什么。”

“我对下一阶段的志愿工作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北京惠泽瀛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翟雁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惠泽瀛”是今年4月15日才刚刚在海淀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一个NGO，翟雁等三名发起人都有多年NGO工作经验，主要从事社会心理辅导和志愿者能力建设培训，像翟雁本人拥有心理咨询师证书。“惠泽瀛”成立之际便值北京的“非典”高峰，他们便紧急策划推出“黄丝带行动”，发动全社会力量祈福和支持医护人员和“非典”患者平安回家。同时，他们于5月8日开通了“天使家园热线”，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免费心理辅导。近期，他们发动万人以上社会各界人士在黄丝带上写下各种祈福话语和签名的活动将结束，万人祈福的黄丝带将送往北京小汤山“非典”防治医院，为那里的医护人员和患者捎去一份心灵安慰。

“我觉得后„非典‟时期我们能作的事很多。”翟雁告诉记者，“非典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危机过去，人们还是需要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所有的危机都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帮助人们调整心态，恢复正常生活，正好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很大的。另外，通过反思这场危机，我们也正在开展„关爱他人，理解生命‟的生命教育活动。”

目前，国内的NGO都纷纷开展、筹划一些活动。国内最具影响力NGO之一的“自然之友”的新闻联络人李君晖告诉记者，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6月5日是国际环境日。此期间，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国内环保NGO将团结携手组织一系列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推动中国政府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

李君晖告诉记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而控制和管理生物技术改性活生物体(LMOs)越境转移、过境、装卸和使用的国际法律文件。至2003年1月底，已有103个国家签署了《议定书》;至2003年5月初，48个国家已批准加入《议定书》，日本有望近期成为第49国，而《议定书》正式生效需要50个国家批准加入。由此，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争取尽快批准加入《生物安全议定书》，使其自动生效，意义将不同寻常。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也能直接对抗击“非典”产生积极影响。毕竟，“非典的肆虐，与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不加节制的环境行为息息相关。对人类生存环境与生态环境投入更多关注和行动，才能谋求长期持续的解决方案。”

中国NGO首先要自我提高

“抗非”时期，很多国际的NGO加强了同内地NGO的合作。香港乐施会同“协作者”合作，资助“北京外来工预防非典型肺炎暨减灾能力建设”项目36万人民币;另外还出资16万元与其它一些NGO合作，在海淀和石景山地区展开关于防范“非典”的健康教育项目。并计划到今年八月，与一些国内NGO合作组织“流动人口服务中心”。

“这是一个不得已的现实。”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告诉记者，由于国内社会公众对NGO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加上政策法律环境的限制，国内很多NGO，特别是来自草根阶层的NGO不得不依托于国际的NGO来发展。“因为他们(国内草根阶层NGO)几乎就不可能从国内获得很好的资源。”所以，“如何真正实现我们的NGO能自我发展，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也指出，中国NGO的发展，今后一方面是进一步通过国家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把那些官办NGO变成真正的NGO;另一方面，NGO组织自身要自我规范、自我完善。

“我们很愿意为内地同行提供经验。”香港乐施会中国项目经理王佐芳告诉记者，香港乐施会从1970年代的志愿者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独立发展与救援机构，经历了一个确定使命、建立诚信和获得公众认可和支持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NGO的发展首先要清楚自己的使命和机构发展的策略重点，如何定位自己和分析问题，而不是流于提供服务。提供服务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必须与使命联系起来，评估效果。集中做一两个问题，成为这一两个问题领域的专家，不断的反思和改良。要真正做好这一两个问题已经很不容易了。做太多的事就无法集中精力，做出杰出工作。

与王佐芳的观点不谋而合，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MarieStopes)驻京首席代表刘丽青也指出，作为NGO，一定要有清楚的定位，不能因为“公益”，就什么事都去做，要有做事的理念和定位。她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自身为例，这次抗击“非典”，也有一些热心人士愿意出资让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项目办公室做一些工作，但考虑到自身的专长，他们谢绝了，把资源介绍给了更适合做这项工作的其它组织。“抗„非典‟的工作的确很重要，但其它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关键是你要明白自己能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刘丽青告诉记者：“NGO要发展，关键在于去做那些政府无暇顾及的，或者政府直接去做难度很大、成本很高的事。现在抗„非典‟已经通过政府全社会动员起来了，反倒是那些„非典‟之外的边缘人群值得NGO关注。”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最早成立于1921年，由英国一个名叫“玛丽·斯特普”的女医生创立，关注生殖健康、性观念教育等。目前在全球38个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直接为一些农村落后地区提供计划生育医疗帮助，进入中国后主要针对青少年进行性健康教育。“NGO做事肯定会面临很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刘丽青告诉记者，“比如我们，在很多国家由于宗教等原因，节育是不允许的，我们的工作也很难，但必须坚持，最重要的是要做事，做出成绩，环境自然就会逐渐得到改善。少说，多做，这是我们的原则。”

第四篇：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对我国NGO发展的影响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王松55000

3【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NGO在我国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也越来越关注NGO的发展，不少学者对NGO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但是，NGO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发展相当缓慢。这其中包括了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等原因，本文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入手，剖析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体系NGO问题原因

【正文】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英文缩写NGO)是最近几年才在我国开始兴起的，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与社会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NGO的发展现阶段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目标错位、政社不分、法制化程度低、公民基础薄弱、内部管理混乱等[1]。关于NGO存在的问题现已有很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出发，试图找出我国NGO发展不尽如人意的深层次原因。

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NGO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除了政府部门以外提供公共或准公共物品的重要组织。在美国，NGO每年的支出大约占GDP的7%，支薪职员占非农就业人口的7.8%，占服务业就业的16.5%，占政府公共部门就业的46.7%。在英国，截至2002年底，有近20万家民间公益组织，其中在英国慈善委员会登记注册的慈善组织共18.6万家，它们的总资产额约达700亿英镑;专职人员的总就业规模达150万人，占全英就业人口总量的约

6.5%[2]。而在我国，根据国家民政部的资料，截至2005年3月，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28万余家，其中社会团体14.9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2万家，基金会不足千家[3]。虽然从数字上我们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区别，[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

5甚至在绝对数量上我们仿佛还比其他国家要多，但是请大家注意，我国NGO的数量是建立在我国13亿人口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人均数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我国大多数NGO都有名无实，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几乎不能承担相应的职能，与发达国家的NGO相比，我国NGO无论从规模实力、活跃程度、社会影响、独立程度都远逊于发达国家。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包括经济、政治、人文、社会结构等。如果我们研究中国传统伦理体系和西方伦理体系的差异，我们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结社的热情和接受程度远低于西方人，这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我国NGO现阶段的种种困境。

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在儒家文化里，“仁” 和“礼”是文化的核心。所谓“仁”，即一个人必须要有仁爱之心，有他应该遵行的义务和应该做的事情。所谓“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在儒家文化里，“仁”、“礼”是结合起来的，“礼”是道德规范，“仁”是必须遵守道德规范。那么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呢?儒家提出了“义”、提出了“知命”。宋代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也就是说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人是有等级的，一个人的命运天生就已经注定了，你是农民的儿子，那么你一辈子就是个农民;而你是皇帝的儿子，那么你生下来就是皇帝(当然皇帝不止一个儿子，所以中国历史上太子之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什么独尊儒术，就是因为儒家文化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权威性，把中国人变成了逆来顺受的顺民。从“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文化对中国人思想里不断灌输的社会等级观念。在这样的等级观念里，皇帝作为“天子”，权力具有天然合法性，经由种种与天或者神的关联，“天子”获得天赋君权的最终合法性来源，这是所有社会规则建立的前提。君成为“国”和“天下”的象征，它和其他所有治理者的关系都是君臣关系，这是第一位重要的伦理等级，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官代表国家的治理者，它与社会构成了官民关系。官的合法性来自于君的授权，从而是天然合法性的延伸，官民之间作为国家与社会(或者民众)的关系，

便构成了第二位的伦理等级。这样，中国传统的“公共”治理，就在伦理格局上从属于“官”治，继而从属于“君”。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公”、“官”、“国”、“君”等词汇在范畴上没有明确的边界。

在这样的伦理道德体系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被禁锢，从小接受的教育使得人们学会了逆来顺受，生活只要有一点点希望，老百姓是不愿意加以改变的。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大力宣扬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以外，还严防禁止群众聚党结社。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我国的“社会”一词。中国“社会”一词的发生起源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早在殷商，已经形成有计划的人为规度的居住聚集点，即“邑聚”，在采邑制的居住单位之上普遍立有“社”，商王在立邑的时候便有“祭社”之举，每年定期祭祀社神的日子，人们聚会、庆典，逐渐固定为“社会”。唐以后在社祭活动发展的同时，逐渐演化出其他多种内容的“会”、“社”，前者以联通共同兴趣为主，如秋千会、茶山会、斗鸡会;后者是一些旨趣相投的聚徒结会的团体，如文社、诗社，以及行业性团体等。

可见，中国传统的“社会”，是在理论是至高无上、没有权界的“王权”之下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体现了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点。这种“社会”空间的最大特点是权利主要不是通过正式制度得以界定和保障，而是在与国家的互动中获得的，有较大弹性。开明的封建统治者对群众结社还能容忍，而大部分统治者对群众结社都持打压态度，最大限度地限制群众的结社活动。

中国古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什么对群众结社如此压制?在我看来，仍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公民作为个体是没有力量与统治者进行对抗的，而作为群体就能够更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促使统治阶级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在封建社会，老百姓作为个体，就算对社会现状产生不满，他的能量也是有限的，最多发发牢骚而已;而如果一个群体对社会产生不满，那么很可能就会采取统治者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进行反抗，对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历史上的黄巾起义、红巾军起义均是由民间团体逐渐坐大后对统治阶级进行了反抗，而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更是对封建儒家的等级观念提出了最有力的宣战。在“结社就会造反”的认识前提下，封建的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地阻止群众性结社，就算要结社也必须在政府官员的监督管理下进行，时刻注意着群众团体的一举一动，稍有越界，立刻进

行打击，绝不手软。

在封建儒家伦理体系的思想束缚下，在统治阶级对群众结社的严防死守下，中国的老百姓接受了不得随意结社的社会禁令。在西方文明里最常见的三种群众结社方式中，政治性结社在中国是属于高层建筑，如太子党、文官党、阉党等，民间政治性结社是被严令禁止的，被视为造反的组织;文化学术性结社在中国较为普遍，但是基本是限制在文人之间对科举文化的交流，是有固定模式的，思想局限性很大;而第三种经济互助性结社，如商会行业协会等，这应该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但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封建文化的影响，使得我国封建社会对商人是相当鄙视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商人之间的结社非常少，就算有，社会影响力也很小。

综上所诉，由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的影响，我国民众对民间结社的热情是相当低的，人们普遍形成了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道德体系，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理很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辆车坏在路上引发严重交通堵塞，所有司机都坐在车上不停按喇叭，但最终却一定要交警甚至拖车来到现场才能解决问题。而在美国，遇到这种情况，司机们一定自发地马上形成一个团体，或推或抬把坏掉的车辆移到路边，保证大家都能尽快通过。这不能说是国民素质问题，我认为是不同的道德观念造成的差异。在这样的道德体系下，以“志愿、无私、奉献”为宗旨的NGO组织在中国，至少在现阶段是缺乏群众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NGO发展较为缓慢的根源所在。

【参考文献】

1、何云峰，马凯.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4)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贾西津.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刘培峰.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几个问题[J].学海，2005(5)

第五篇：中国公益事业及其ngo发展战略的思考

徐永光：关于中国公益事业及其ngo发展战略的思考

一，中国公益事业的战略危机

--中国的公益事业的背景和国情与西方的不同--中国公益事业的战略方向

有的事物，一出生，似乎就要“死掉”。因为它的发展战略(竞争战略)是错的。

西方的公益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现代西方有发达的社会慈善机制，比如很多慈善团体都有相对固定的筹款模式和捐赠群体，企业和公民在慈善捐赠方面形成共识和习惯。而中国的慈善则存在断层。中国自古也有慈善，从春秋战国到民国一直都有慈善。但是解放以后，消除了私有制，也自然没有慈善了。虽然没有了慈善组织，但是慈善的行为已经转变为国家行为，政府行为，各地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当然还有居委会，工会等都成了“慈善机关”。“慈善”(扶危济困)在中国并没有因为解放而消失，只不过从个体行为，团体行为演变为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新模式。

中国消除了慈善组织，但是慈善事业并没有消失。人人都是慈善人士，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也是过去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引以为骄傲的。

但是自从改革开放，实行多种经济体制，中国社会开始转型，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慈善能力严重下降，这种下降更确切地说是腐败的迅速蔓延的必然结果。于是慈善力量加大的削弱。而另一方方面，由于社会转型，贫富加剧，出现了很多需要救助的穷人(90年代跳楼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富人的出现，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使得个体慈善，团体慈善有了可能。于是中国开始出现西方式的慈善。由于慈善事业是从空白起步，所以部门不得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及其经验，于是出现了csr，出现了基金会等西方模式。

中国从没有慈善到出现慈善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当中国没有慈善的时候，我们有雷锋，人人学雷锋，相当于人人都是慈善家。而今天，雷锋已经名存实亡了。西方社会的慈善机制是在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雷锋的国情下经过几百年逐步形成的。而我们经历了，保持了社会主义，出现了雷锋，我们有自己的如此良好的基础却不认真使用，完全照搬西方模式，是否是一种浪费?!!

中国出现了慈善，说明中国社会需要慈善，它是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造成的，确切地说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的缺失，更确切地说是90年代以来良好的社会文化不断丧失造成的。部分政府部门的不作为，民众心态的变化(雷锋精神消失了)。社会文化的变化，是中国出现慈善，需要慈善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做慈善而做慈善，我们不注重社会文化的培育，那么我们的战略方向就做错了。慈善，其实只是我们塑造良好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慈善不是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说中国的慈善事业一出生似乎就要“死掉”，就是因为目前的公益慈善组织太注重具体项目的实施，忽略社会文化的培育。这样无论我们怎样去努力，我们还是难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二，公益与社会变化(向恶)之间的博弈

中国社会在迅速变化，丑恶现象极具膨胀，雷锋精神极快的速度消失，这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向“向恶”方面的发展速度极快。公益组织的作用是将中国社会向“向善”的方向转变。这是一场博弈，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今天的公益组织能否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打赢这场战争?

1，一场实力悬殊，看起来要输的比赛，要输的战争。

制约公益组织发展的第一个瓶颈就是经费，可是至今也没有成功模式解决这一瓶颈。太多的ngo都盯着少数几个国际国内基金会，公益创投的钱袋子，呜呼，就他们那点钱都“拯救”中国社会文化的吗?福特基金会即使在金融危机前每年用在中国的经费也只有几千万人民币(8000万?)，联想创投每年只有300万人民币，而且还要分给好几个项目。很多公益组织一年争取到的资金不过几万，几十万而已。

国际上很多公益组织都很壮大，公益基金会也很富有，因为它们的社会有上百年形成的公益机制。而在中国一切都刚刚开始，中国的公益组织和企业们还没有密切的匹配在一起，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出成熟的公益机制。所以至少几年，甚至10几年内。中国ngo筹款仍是他们发展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难题。中国的ngo很难做大，(即使他们不死掉的话)。

另一方面，中国向恶的势力却相当庞大，前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不是个巨贪吗?在南京老人摔到都没有人敢去扶，这就是真实的社会文化!

当然，中国社会迟早要形成了类似西方那样的成熟的公益机制，但是你能等得起吗?

你是在赛跑，在与中国腐朽速度，中国腐败的速度，中国向恶的速度赛跑，中国向恶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而我们的那些公益组织对社会文化的改变又有多少?!!!

现在看起来，这是一场看起来要输的比赛，这是一场看起来要输的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太悬殊了。

2，中国的ngo先天不足

中国的ngo过于注重实体项目(其实在华的国际ngo也是如此)。做实事不是不对，而是通过你做实事，究竟能带动多少民众做实事。中国的ngo普遍规模很小，社会影响力很低，他们缺乏资金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你做的那点小事对于中国而言微不足道。有人会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是在社会文化没有改变，在腐败严重，腐朽严重，公民思想境界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绝大部分ngo甚至没有自己的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来源(中国的现实如此)的情况下，它们永远是星星之火，难以燎原。

星星之火本可以燎原，不过是有条件的，平原必须是干燥的，遇火就着。但是今天中国的社会却一点也不“干燥”，“潮湿”得很，到处是腐败，腐朽，民众的思想境界还不高，在南京，老人摔到，大家都不敢去扶呀!这种情况，星星之火如何燎原?你不把平原“烘干”，你不改变社会文化，弄不好星星之火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的。

可惜的是很多ngo还在洋洋自得得展示他们的年报，展示他们做了多少实事，展示他们那点星星之火。其实他们已经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ngo必须找到稳定，充足的资金来源，ngo必须学会用传播来改变社会文化。但是有谁做到了?有谁意识到了?

三，社会文化的塑造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1，社会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心态 ,创新，传播，机制--文化

我们还是用过去尽人皆知的案例作分析

有一个著名故事《为了61个阶级弟兄》。平陆的民工中毒了，需要特效药，于是医院，各个地区的医药企业，空军，船工，司机等为了61个阶级弟兄的生命和时间赛跑，最终挽救了61个生命。

这里首先是各色人等(县委书记，医生，司机等)的心态，大家都急于救人，甚至不顾自身安危，比如黄河渡口的艄公和寻找特效药的医药人员冒着危险深夜度过黄河。正是因为大家的心态，所以才能最终救人。

其次是创新，深夜渡黄河，空军夜投等，这些都没有预案，都是为了救人而创新的举措。有了创新，才有救人成功的可能。

第三，是传播，机制--文化。这件事只是个案。但是经过广泛的多渠道的传播，就会形成机制。首先报纸报道，而且是多家报纸不断转载，然后写进中学课本，教育后人，还拍摄了电影，正是这种多模式，多渠道的广泛传播，使得这一件创新的个案成为一个标准的模型，人们以后在处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有了参考，这样社会各界再遇到类似的特殊事情的时候，就容易再次作出正确的抉择。这就形成了机制。也就是成为整个社会(民众，企业，机关等)的共识与准则。 机制，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为不成文的法律。

法律，规定永远是滞后的。

机制可以解决法律，规定的滞后性。机制也可以演变为新的法律，规定。 心态，创新，传播，机制，这些就是文化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有了，社会文化也就形成了。

我们在对比今天的案例。

几年前海南航空曾经拒载一个需要转院异地的急救病人，造成病人失去了最佳手术时间，最后截肢了。如果只是从法律层次，海航没有过错，民航法规对于运输有严格的规定，按照规定，海航可以拒载。但是海航失去了民心，社会舆论基本一边倒。

这里 首先海航的心态有问题，他只想着躲避困难，所以拿着民航条文局做挡箭牌。如果海航心态摆正的话，完全可以通过创新来解决问题。

海航没有正确的心态，也没有创新，当然就没有正面地传播，这样在民航系统就不会形成特事特办的机制，良好的社会文化也就没有形成。

如果社会各界都有正确的心态的话，那么遇到特殊的事情就可以通过创新解决问题，在经过广泛的传播，就会形成机制，继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 3，对比今天的慈善公益--如何让整个社会“多背一公斤”

我认为今天中国慈善，公益机构更注重具体的项目的实施，而忽略了传播，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塑造。

很多国际，国内的ngo都在埋头苦干，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你问问北京街头的路人，他们知道，听说过多少公益，慈善的事情。你看看北京西单，王府井这样的繁华地区的顾客们关注的是什么?

ngo们有心态(正确的)，但是民众们是否有心态(正确的)?如果民众没有正确的心态，ngo们又能发挥多少作用。

也许ngo们在实施项目的时候有创新，但是在传播方面缺乏创新，这样他们做的事情，就很难大范围的传播，这样就无法形成社会机制，就无法成为民众，企业的行为准则。就形不成良好的社会文化。

各类基金会在资助条件中都要求项目具有广泛的复制性，但是那些受资助的项目是否被广泛的复制了?

很多项目表面看来是可以广泛复制的，比如多背一公斤等。但是实际上这些项目并没有在全国广泛复制?为什么?因为传播，因为社会的文化(机制没有形成)，因为民众的心态。

多背一公斤，相当于一个创新的案例，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有效的传播，民众的心态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就形不成机制，就很难在全国广泛的复制。即使在首都北京(如此政治性强的地区)有多少游客多背了一公斤了?

严格的讲，中国社会最缺乏的不是“多背一公斤”这样的实体项目，而是民众的心态，是良好的社会文化。更确切的说是如何将多背一公斤的“一公斤”转变为全民族全社会背上的“一公斤”。

我们必须大力加强传播，尤其是创新的传播模式，提升民众的心态，形成有效的机制，塑造良好的社会文化。

传播需要创新，所以笔者提出了通过服饰行业这个特殊的传播渠道做公益宣传(另有专文)。

在华的国际ngo也好，本土ngo也好，都忽略了通过创新来传播。都忽略了社会文化的塑造。

中国的环保问题也好，扶贫问题也好，还是其它的问题，其实都是良好的社会文化的缺失带来的问题。如果仅从环保的角度解决环保问题，仅从扶贫的角度解决扶贫问题，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

我们需要从心态，创新，传播，机制这些环节来塑造中国当代的优良社会文化，文化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四，做公益，还是做文化

1，太多的ngo注定长不大。

我们用联想公益创投分析一下，首期16个项目中虽然有一些项目有传播，但是都是局部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自己似乎都没有盈利能力，都需要外界的捐助他们都是嗷嗷待哺的婴儿，问题是联想公益创投一年的经费才300万，每个婴儿能获得多少“食物”?这些婴儿，一出生就注定长不大。(两行泪涌出，嚎啕中......)

不要忘记你是和谁在赛跑，和谁在作战!(向恶的社会文化)。

2，做公益不能只作公益，必须做文化，做整个社会的文化。

做公益不能只作公益，必须作文化，做整个社会的文化。如果这社会老人倒了没有人扶，那么环保肯定解决不好，扶贫也解决不好。整个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会说环保方面非常出色，而扶贫方面糟糕透顶的。

要做整个社会的文化，创新，传播是关键。

我们还是用多背一公斤做案例。

多背一公斤是一次创新，但是却没有很好的传播机制和途径。太多的ngo都是依赖媒体传播，但是媒体传播只是一时的公益新闻，时间短，民众记忆差。尤其是现在媒体多如牛毛，媒体上的信息更是海量，豆腐块大的一段文章很难对顾客有多深的印象。

所以我们必须开发更多的传播渠道和机制，才能让公益创新成为民众关注的对象，从而成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模板，成为民众的共识，这样才能形成公益机制，才能彻底的改变社会文化。

多背一公斤通过服饰渠道传播了吗?写进课本了吗?拍摄了电视剧了吗? 3，只有文化革命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做文化，必须整体的塑造文化，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我们不能只做环保，只作扶贫，那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太多的ngo只是盯着眼前的环保，扶贫等公益领域，你们关心文学了吗?关心影视了吗?

我们看到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个时代的人民什么弱点都有，愚昧，偏见，自私等封建思想的残余远没有肃清，洋奴思想又兴起了。于是中国有了鲁迅，巴金，老舍，郭沫若，闻一多......还有了赵丹，聂耳，他们用文学，影视，音乐歌曲等手段战斗，唤起民众的良知和民族气概。我们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文化领域的革命，再加上共产主义的传播，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革命都会带来社会变革，而社会变革又会促进文化革命。

胡服骑射，表面上是一次服饰革命，实则是思想领域的革命。从看不起胡人，到向胡人学习，这是中原人民的一次文化革命，从而带来社会的变革--国富民强。 当社会变革了，又会促进文化革命的诞生。南宋偏安思想严重，天天歌舞升平，却很快国破家亡。于是有了岳飞，文天祥......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

今天的环保问题实际上不是环保领域的问题，今天的扶贫问题实际上不是扶贫领域的问题，是社会变革了，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社会变革了，需要社会文化作变革，也就是文化革命。所以只作环保，只作扶贫，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根本解决环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

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需要整体解决，需要多种手段塑造社会文化。 请问今天的ngo们，你们有文学吗?有影视吗?有歌曲吗?(还有服饰等手段)，如果没有，那么你靠什么塑造社会文化，进行文化革命呢?!!!!!! 4，做公益，做文化，我们需要借助商业力量，需要弘扬我们自己的优良民族文化

鼎鼎大名的联想集团的每年的公益创投只不过区区300万而已。依靠现有的资金来源，中国的ngo不可能长大，为此ngo们需要更多的和商业结合，尽量通过创新将商业活动转变为公益活动。这是当前公益事业发展的战略，更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最紧迫的问题。

我们中国有社会主义的基础，有几千年积累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巨大的财富)，可是我们用了吗?我们的ngo们更多的是模仿，照搬西方的模式。忘掉了自己的优良文化。

那些获得资助的公益项目有多少紧密地和商业结合?有多少整合了公益新闻，服饰，文学，影视，音乐等传播渠道?有多少联系上我们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它们都快在民众的脑海深处烂掉了!)

5，做公益，我们更需要制造社会的流行

看看今天流行什么就知道今天民众的心态。南宋就是因为歌舞升平而灭亡的。歌舞升平什么对，但是

一个国家必须有忧患意识，必须有远见，否则就有危机。过去我们流行雷锋，那是一个人时代的标志。过去的学生经常那个学雷锋，而今天的学生们谁学过雷锋?

我们的ngo们，今天的公益项目们，谁制造了社会的流行?

多背一公斤?还是红丹丹?

看看今天都流行什么?

芙蓉姐姐，只不过是一个丑女的“东施学步”而已，只不过带给民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兔斯基，只不过是网络表情人物而已。

这些都不能代表民族精神，如果太多的这样的流行占据中国民众的大脑，那么我们的公益事业能进行的好吗?

今天有多少公益事物流行呢?

难道这不是ngo们的使命吗?哪个ngo研究了?

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甚矣，汝之麻木!

6，没有龙头，没有协调的的中国公益事业是一般散沙。

表面上看中国公益事业发展喜人，但是实际上是一般输棋。首先是没有社会的公益机制，社会的筹款机制，谁能告诉我目前中国全国共有多少资金用来支持ngo?其实，统计出来也没用，杯水车薪而已。

其次目前虽然各个方面的ngo都有了，还有基金会，培训，信息提供等支持机构，但是都是各干各的，处以一盘散沙状态。问题是我们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文化，如此严峻的现状，必须全国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比如多年来全国展开过多种领域的严打，每一次都是全国各个部门统一协调，公检法，工商，税务，纪检，海关等单位协调作战，才能收到成效。

鉴于目前每个ngo是如此的小，就更需要有龙头协调全国ngo及其他资源共同作战。但是今天的ngo机没有龙头，更没有谁有这方面的意识。

很多单位都在给别人培训，可是谁给你培训呢?

本来就是敌强我弱，在这样一盘散沙，有限的资源被无序的分散使用，阿弥多佛，反正大家都在花别人的钱，崽卖爷田心不疼!

比如你搞个全国大学生公益竞赛，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影响到全国的高校，对大学生是一次公益教育。但是大学生根本无法深刻了解社会，他们的方案基本都是在身边的小活动，

这对于改变社会文化无异于隔靴搔痒。你在把有限的资金分给各个高校的获奖项目。每个项目几千，几万的分下去，阿米多佛，这点钱能办多少事。他们的项目能持续下去吗?而且每个高校的团队都是自行其是，他们之间没有形成联系，无法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中国的公益事业越是“金融危机”，越是浪费严重。大学校园内的公益浪潮是热火朝天，而校外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些满怀热情的大学生一旦走出校门踏入社会，它们是被社会所同化还是他们能同化社会?问问那些工作几年内的毕业生们，他们是否改变了社会? 中国公益事业缺乏协调的机制，缺乏龙头。大海航行靠舵手，而今天谁能担当此重任?

各位ngo往镜子里看看，镜子里有舵手吗?

反正中国人好满足，做点好事就欢喜得不得了。反正中国流行形式主义，每个ngo都能在门前挂几朵“小红花”，资助方满意，ngo也有面子。皆大欢喜! 如果中国的公益事业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话，他还是一场输掉的战争，输掉的比赛。

创新，都挂在ngo们的口头上，超越自我都写在ngo们的脑门上，然而在他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