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荆公词

2022-10-11

对于王安石,研究者们集中关注他的变法、文和诗。他流传下来29首词,一直处于较为冷漠的状态,研究的视角集中在艺术探讨和题材分类,缺少思想内容的探究。笔者认为,王安石的词其实蕴含着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通过分析儒释道三家合一的荆公词,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王安石,尤其是罢相之后的心境。

先看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荆公的29首词中,浸染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共八首。荆公词已非唱和怡情的诗余,他一改花间词旖旎媚俗的风格,或咏古叹今,寓家国之思,或咏物励志,富身世之感,寄托着一个传统文人士大夫的责任、忧思和节操。

《桂枝香》是王安石1067年知江宁府时作的咏史词。仅此一首,已足千古,笔力遒劲,气势雄浑,意境开阔。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政府,王安石真是百感交集、心力交瘁。这也是后来王安石欲发达国民之经济,整理国家之财政的变法的先声。《浪淘沙令》这是王安石拜相初期的咏史之作。表面是咏伊尹、吕尚两位贤臣,实际表达人生的成功与机遇和才干的关系问题。身为仁人志士的王安石期待圣明之君,宋仁宗阴柔怯懦,宋神宗力求改善国政,“学勾践卧薪尝胆之精神,行赵武胡服骑射之英断”[1]。知荆公者唯神宗,知神宗者唯荆公,荆公之事业便是神宗之事业。

《南乡子》上片回顾金陵历史虽隆盛却短命沧桑,下片写作者玩水登城。古人登高必抒发怀古之思,王安石却留给后人一句“槛外长江空自流”。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王安石身上,始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感。这使得他更加关注历史和人生,词的表面是在抒发历史沧桑感,背后体现的却是一个倔强文人的风骨和气韵。《西江月.红梅》和《甘露歌》三首均是王安石罢相之后的咏梅之作,或赞其洁白的色泽,或咏其清幽的气味,或叹其严寒压不倒的气概。梅作为伦理道德的象征,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努力看齐的价值标杆。王安石将情藏在词中,严寒也压不倒梅的色,暗示自己不惧险阻的气节和倔强的风骨。

《浣溪沙》这首词是王安石罢相后独居钟山时所作的集句词。彭灵静评价这首词:“其时旧党执政,人人对王安石唯恐避之不及。而隐居之时,虽不至如此,但神宗对新法的坚持已经动摇,再加上王安石词中触目可及的闲字,也可想见隐居之后王安石的门可罗雀的冷清生活。“[2]这将王安石的人格贬低了。王安石始终不忘其母吴氏夫人的训话“毋交不如已者”,因此,他择友极严,能使王安石折节下交者,寥寥可数。晚年山居之际,更是非故旧不交。王安石落寞的不是门庭冷清的生活,而是一种理想破灭、无人理解的孤独之感。

再看无为恬退的道家思想。荆公的闲适词中蕴含着恬退无为的道家思想心态,这是他晚年功成身退的自然过渡,也是恬淡的性情所致。荆公可以出仕便出仕,应该停止就停止,一进一退,都忠于自己的原则。但值得提出的是无为的王安石有时也是矛盾的,荆公的闲适词中部分郁集着因他变法艰难、心蒙尘埃而寄情山水、消解心中的块垒的成分。29首词中,共九首大体上寄托了王安石无为恬退的思想.

《千秋岁引》词的上片写景,下片即景抒情,道出感秋原因: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风流之事被抛却在一边。名人杨慎说:“荆公此词,大有感概,大有见道语。”表明王安石的确存在着与热衷政治相反的另一面。《菩萨蛮》共两首。这两首均是王安石罢相后所作。表明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身份。对于政治地位的变化,王安石采取安然自适的态度,反映了王安石在恬淡的生活情景中寄托着自己政治家的襟怀心志,在闲雅流丽的风格中彰显改革家的才性骨力。

《渔家傲》三阙词均作于王安石罢相期间。作者游山,心闲意静,恬然自适,精神风貌一望可知,绚烂归于平淡后恬静美,退出政治舞台后的生活情趣,对大自然的向往在词中体香得淋漓尽致。梦入桃花源更是作者厌倦世俗,借梦抒发自己幽怀的篇目。文人通常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梦便是现实,现实便是梦,意境朦胧,物我一体。《清平乐》两阙词也是写在罢相之后,记录自己闲居时的隐逸生活。第一首上片写幽居景物。下片写幽居者的生活观念与情趣。尽管幽居,也是堂堂正正的大丈夫,遇事从容自得。

《生查子》这首词是晚年闲居时送别好友之作,尤其别致婉转。上片写花落,下片写送别。似伤春又不似伤春,似伤情又不是伤情,杜甫诗句中有”落花时节又逢君“之句,盛衰之感,聚散之情在王安石的笔下不言而喻。一生致力于变法,两为宰相,十载闲居,沧桑之感幻化为看清后的淡然。

最后看慧性禅心的佛家思想。王安石的禅趣词共有11首,前人对这11首禅趣词的具体内容已经有相当丰富的论述,如王建根的《王安石的禅趣论》,所以,笔者在此不多费功夫再三阐释其具体内容和意蕴。然而,他们对王安石写禅趣词的原因都归结为“当心灵受外界变化的冲击和内在欲望的搔动时,不得躲进与世隔绝的深溪幽谷、田园荒村,用才大自然的陶醉来抵御内心的病苦,或求助于念佛诵经等表面的东西求得内心的平衡。“。[3]笔者通过王安石传记发现他写禅趣词的原因并不在此。一方面,他们误会了王安石罢相的真相,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了解王安石的真性情。所以,笔者将从他的性情为王安石写禅趣词作一个辩护。

王安石性情本喜佛,并非晚年退相抑郁才钻研佛学,写禅趣诗词。十七八时,王安石跟随父亲出任江宁通判,既已和僧人慧礼结交。为鄞州县令时,又与广利寺大觉禅师、虚白长老、常坦长老等结识。四十岁前后,王安石结交的僧侣朋友已经有30人左右。王安石于僧道交往,不拘小节,超然脱俗,互以觉性相知。除却和僧人交往,他还喜钻研佛经。他认为禅理高妙,禅机玄妙,于是钻研求知,无关皈依,不为所乱。王安石父亲去世后,二十岁的王安石失却了沉浸诗书闲适的生活,肩上扛着全家的重担,高中后又为国鞠躬尽瘁,及至垂老,方才重得自由之身。无关名利、脱离世俗的佛家经典自然成为他的选择,研究有感之余,写下几首禅趣词自然正常。

总而观之,王安石是儒者、道者、空者的混合体。然而,在29首荆公词中,有11首属于禅趣词,9首蕴含着恬淡无为的道家思想,可见晚年的王安石更倾向于以隐士的身份、佛家的态度安享晚年,偶然的咏史之作是微笑着感概和回忆过往,无执着,无贪恋,无不平。曾经坚韧执著的改革家、心怀苍生的官员在功成后毅然名退为一位淡泊名利的隐士和是一位静心修行的佛学者,最后凝结而成的是超然卓绝的伟岸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