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入员额条件

第一篇：检察官入员额条件

检察院公诉处员额检察官先进事迹材料

陈丽霞，女，1977年2月出生，汉族，法学硕士研究生，现任市检察院公诉处员额检察官。2017年6月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2018年4月获得嘉奖一次。

一、认真学习，提升素养，牢固树立执法为民

理念 注重运用外网平台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法治内涵，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增强公平公正意识，切实践行群众路线，充分利用三尺公诉席，以法律方式捍卫人民的权益，努力使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与正义，真正做到公正执法、文明办案、热情服务的有机统一。

二、忠诚履职，务实重干，保持较高执法办案水平

近十年的公诉工作经历，一本本案卷的翻阅、一份份材料的撰写、一次次庭审的历练，逐步积累了办案经验，日益成长为一名公诉业务骨干。一是认认真真办案。自实行员额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以来，自身办案任务剧增，在助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共办理各类案件46件88人，办案数量接近全处近三分之一，虽然长期埋头在案卷堆里、奔走在看守所间、坚守在公诉席上，但并没有放松案件质量、降低办案效率，而是通过加强学习、刻苦钻研，保持了较高的办案水平，所办案件均做出有罪判决，无一起涉检信访案件。先后办理了员灯红抢劫灭门案、全市近年来贩毒数量最大的曾从攀等人贩卖毒品案、陈远平等3人故意杀案等一系列重死刑案件，其中员灯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已被执行死刑。二是踏踏实实工作。2017年以来，先后起草或修改了2007年至2017年死刑案件公诉工作调研、处室工作总结、领导讲话等材料，先后制定了《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市院公诉员额检察官分片督导制度》、《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公诉案件请示、汇报、备案审查工作暂行规定》，参与听取基层院案件讨论72次，同步审查灵宝市院、卢氏县院"三书备案"36起，对分片督导区域内10起案件是否抗诉、如何定性、是否追诉、监察委移送案件程序操作等方面进行指导，修改基层院抗诉书5份，对8起追诉漏犯案件进行核查等，通过文字材料撰写和对下业务指导历练，进一步提高了文字驾驭能力和综合执法能力。

三、延伸职能，温情关爱，注重体现司法人文关怀

用足用好司法救助政策，在案件办理中做好有效衔接，通过开展调查了解、沟通协调、救助帮扶等工作措施，为急需救助和生活保障的被害人申请司法救助，体现了司法人文关怀，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法律人。2018年以来，先后办理了两起儿子杀死父亲的惨案，面对当事人家属的焦虑、煎熬及倾诉，细致分析，耐心解答，同时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涉案家庭遭受的双重打击，积极联系控申部门，对两个家庭开展司法求助，让他们感受到检察机关司法的温情和温度，切实把服务民生、保障民生落实到司法办案之中，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第二篇：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

检察机关的侦查终结，是指检察机关对于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不需要继续侦查时，决定结束侦查，对案件提出处理意见或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活动。

一、侦查终结的条件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的处理有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和撤销案件三种情形，并有不同的终结条件：

1.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和情节清楚;(2)证据确实、充分;(3)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4)各种法律手续完备。

2.移送审查不起诉的条件是：(1)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3.撤销案件的条件是：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在侦查过程中，发现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应当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侦查终结，撤销案件：

第一、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包括(1)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4)依照刑法规定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5)犯罪嫌疑人死亡的;(6)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

第三、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三种 “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应当撤案;而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检察机关起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发现具有以上第

二、第三两种情况——即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事实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两种情况时，将案卷退回本院侦查部门建议作出撤案处理(对第一种情况，即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检察机关起诉部门作“绝对不起诉”处理)。

二、侦查终结的程序

1.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检察机关经过侦查，对案件的事实和收集、调取的证据材料予以核实。经审查认为符合侦查终结的全部要件和要求的，提出侦查终结的意见。

2.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人员侦查终结时，应当制作侦查终结报告。侦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1)案由，案件来源以及立案时间;(2)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3)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及羁押场所;(4)查明的案件事实、证据及犯罪嫌疑人态度和表现等;(5)结论和处理意见。

3.作出侦查终结决定。侦查人员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后，还应根据处理意见制作起诉意见书、不起诉意见书或撤销案件意见书，经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提出起诉或不起诉意见的，报检察长批准;提出撤销案件意见的，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其中，对于不起诉、撤销案件的，需要按照高检院《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作撤销案件、不起诉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办理。

4.释放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处理扣押物品。侦查终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的，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押，应当制作《决定释放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依法释放。对于扣押的物品，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管理规定》的规定，作出相应处理。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

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镜、通缉等。 侦查工作中可采取哪些非人身强制措施?非人身强制措施是指在侦查活动中，没有直接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强制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对人身没有直接的限制和强制作用，而是为进一步采取人身强制措施服务的，包括跟踪、守候、控制审查、传唤、阻止出境、通缉等。

跟踪是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防止其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获取必要的犯罪证据，而对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进行跟踪。

守候，也称蹲坑。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获取证据，在指定的地点，守候观察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守候一般是预计犯罪嫌疑人逃跑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在必经之地进行守候。当守候目的达到时，应根据情况，采取人身强制措施。

控制审查。侦查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可以当场盘问、检查也可以带到侦查机关，经批准对其继续盘问。经盘问不存在犯罪嫌疑的，应立即放行。如果有事实证明有犯罪嫌疑的，应采取相应强制措施。

传唤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为了解案情、获取证据而采取的一项非人身强制措施。侦查人员应当持相应的传唤证件，每次传唤应有时间的限制，即每次传唤不应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传唤人应按指定的时间、地点到场接受讯问。传唤应在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

阻止出境。侦查人员为阻止犯罪嫌疑人逃出境外，采取扣留其出入境有效证件或者通过边防、海关等部门阻止犯罪嫌疑人出境。

通缉。侦查人员为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一种追查措施。检察机关通缉犯罪嫌疑人，应当作出决定，通过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一旦发现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应协同公安机关将其缉捕归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应及时通知公安机关撤销通缉令。

第三篇： 2018年如何申请入深户 需要哪些条件

2018年深圳户口政策已悄无声息地公布了2018深户政策悄无声息公布了，很多人却不知道，迁户的主要二种渠道需要在这里先“科普”一下!

一是人才引进迁户

主要积分指标有：学历，社保(五险一年7分)，职称，紧缺工，年龄，单位推荐，纳税，专利，荣誉证书。

此项政策中，房产不积分，五险的社保一年7分。

详细可阅读什么是核准入户，什么又是积分入户?一文搞定

二是社保居住迁户

主要积分指标有：社保5年以上、房产5年以上或租赁合同5年以上;

为什么这里要注明5年以上呢，如果社保不满5年，达不到基本条件，谈积分没有意义。房产或租赁合同一样。

此项政策中，不需要学历

二种政策都不需要核查计生信息，如果有超生，自觉缴纳就可以了，深圳不核查。迁户宝：迁户深圳不再查计生证明;产假统一178天;难产假30天给不生孩子的人吧

迁户工作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

先说第一种：深圳人才引进迁户，1月25日开始。

而社保居住迁户政策，自2017年第一年新政策公布后三年有效，即2018年和2019年政策不变，迁户宝认为2018年会比去年开始的更早!

2017年社保居住迁户的名额10000个，2018年将会有多少，请大家继续关注迁户宝，及时推送。

2017年社保居住迁户上线分数为307分

2018年社保居住迁户名额，迁户宝认为可能翻一番，基本可以解决在深圳房产和社保满8年能迁入深圳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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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法官员额制探讨

修正后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符合我国司法工作实际和国际惯例，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意义

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是在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官职业准入制度、在职法官继续教育制度、法官职业保障制度以及监督制约制度等各个方面。而首当其冲的是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确定法官员额比例不仅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应有内容，也是进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前提条件。

首先，法官的职业化意味着法官在职业上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技能、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意味着法官的资格有严格的标准，即并非人人都能当法官。法官职业化的命题实际上隐含着法官精英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法官精英化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法官的素质要提高;二是法官的数量要精。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官的职业定位始终处于模糊状态，法官的职业特性被忽略，使得一些不具备法律专门知识和职业道德的人进入到法官行列，导致目前法官队伍是多质弱。因此，只有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法官条件的审判人员确定为法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法官素质不高的问题。

其次，只有确定了法官员额比例，才能为法官的职业保障创造条件。法官的职业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身份方面的保障，一个是经济方面的保障。就身份保障而言，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后，法官一经任用，除非正常工作调动外，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就经济保障而言，法官作为社会纠纷的终局裁决者，是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理应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获得充分的物质保障，但由于经济条件制约和法官职位模糊不清，在目前情况下，全面提高法官的物质待遇不太现实。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适当减少法官数量，提高法官素质，才能使社会提高对法官职业重要性和崇高感的认同，使逐步提高法官待遇成为可能，真正实行“以俸养廉”，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献身审判事业。

再次，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可以明确法官职位，与建立法官助理制度、实行书记官单独序列等改革措施相配套。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对法官员额作出限制，导致法官职位泛滥，有很多人被任命为法官却不从事审判工作，实际上是行法官之名而无法官之实，法官资格实际上成了法院内部平衡利益、安抚老弱的一种待遇。通过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明确法官职位，根据各地审判量，确定法官员额，对于符合法官条件的，可以任命为法官，不能胜任审判工作的，改做法官助理或者其他工作。

纵观世界各国的司法制度，法官的员额都有一定的限制。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发展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制度，逐步实现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精英化。而适当精简法官数量，着重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二、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分析

要确定法官员额比例，首先应弄清我国现有法官比例状况。现时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法官人数太多，因而素质不高且效率低下。有人做过一些比较：如在中国，8328人中便有1名法官，而英国11万人口中只有1名全职法官，日本每万人中也只有0.23名法官。从结果看，中国的法官按占人口比例计算是英国的十几倍，是日本的5倍多。有人据此还做进一步的统计：中国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仅为21件?一说33件?，比美国联邦法官的人均年办案数少15倍。而对如此庞大的法官人群和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不少人认为应当压缩中国的法官人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然而，中国法官人数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中国实际有多少法官﹖应该有多少法官﹖许多人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一些统计数据和用以作为参照系的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还值得进一步推敲。下面就我国法官人数问题作进一步分析。

从法官的概念看，依据法官法规定，法官是指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根据这一规定，法官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官就其身份特征而言必须是审判人员，二是法官就其职责而言，还必须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从立法对法官概念的界定来看，并不包括那些为解决某种职级待遇但并不行使审判权的人员。由于我国法院干部目前仍按行政干部序列管理，法官职级套用行政干部的职级，但法官的级别相对同级行政机关非领导岗位的公务员级别要高一些。因此，为解决法院内部一些非审判人员的级别待遇问题，几乎每个法院都将一部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而这些法官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审理过案件?据最高院统计，目前全国法院共有在编干警30余万人，其中法官21万，而在这21万审判人员中真正意义上的法官人数不足15万人。

从法官岗位分布情况看，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的规定，我国法院的法官按其岗位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员主要包括各级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多为院、庭长兼任?。这类人员大约占各级法院在审判岗位工作的法官人数的20%左右。这部分法官除了担负部分审判职责外，主要承担各级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和行政管理职责，如分案，审批案件等，这些人办案极少甚至基本不办案件。随着近年来我国各级法院的审判改革，一些法院正在逐步取消院、庭长分案和审批案件的制度，但院、庭长还没有完全从管理职能中解脱出来。有人曾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九个省市十个中级法院的院、庭长从1998到2000年三年审理案件的情况做过调查，发现只有二个法院有准确的统计，其中一个法院的院庭长三年审结的案件占全院审结案件比例平均为4%;另一个法院的情况更糟，平均不足2%?而其余的法院对院庭长办案人情况甚至无法统计。虽然上述二个法院的情况可能并不代表全国法院一般情况?实际情况是低等级法院的院、庭长亲审案件比高等级法院的院、庭长多?，但院、庭长审理的案件比一般审判人员要少得多毕竟也是事实。第二类人员即执行员，按照《法官法》的规定，我国的执行员参照法官序列管理的。这与前面提到的英国、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英国，执行官是行政官员而非司法官;而日本的执行官虽由法院任命，但执行官和法官也并非同一序列管理，执行官人数是不包括在法官人数中的。而从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各级法院的执行员必须由具有法官资格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提任。但执行员所负责的工作主要是生效裁判的执行，与审判工作基本无关。从上述十个法院的情况来看，执行人员占审判人员?不包括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审判人员数?的比例平均为19.8%。按这个比例折算，我国目前的15万法官中至少有2.97万人在从事执行工作，实际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只有12.03万人。第三类人员才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官，这类人员主要包括分布在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庭以及立案庭、审判监督庭的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他们的职责相对单纯，即负责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的审判;这类人员只占法官总数的60%左右，约9万余人?但他们却承担了几乎绝大部分案件的审理工作。

从法官审理案件情况看，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各级法院2001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590万余件，执结当事人依法申请执行的案件254万余件。这两项合计844万余件。而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按15万计算，人均年结案数为56.27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再审案件以及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加上这些，全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结案数应当超过60件。如果再考虑占审判人员20%的院、庭长基本不承担具体案件审理工作的情况，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年人均办案数将超过70件。

下面我们不妨再同有关国家的情况作一些比较。如1990年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受理的案件总数为266，783件，其中民事案件217，879件、刑事案件48，904件。而当年美国联邦地方的法官人数为575名，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为464件。这个数字为中国法官年人均办案数的7.7倍?以中国法官年人均受理案件数60件计算?。然而，由于中美间的诉讼程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两组数字之间并无直接的可比性。美国民事诉讼的庭前程序中的一些制度对于庭前解决纠纷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证据开示、动议申请等。实际上，在美国州法院或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中，90%以上的案件在庭前即被以撤回、驳回、不予受理或和解的方式了结，只有不超过10%的案件进入庭审。在刑事诉讼中，也有90%以上的案件是通过诉辩交易程序了结的。在刑事被告通过诉辩交易认罪的基础上定罪的案件并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庭审进行审理，真正需要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也不会超过10%。如果以实际审理的案件占受理案件总数的10%计算，美国联邦地方法官1990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只有46件。而中国法院在不包括执行人员和不考虑执行案件的情况下，2000年中国法官人均审理的一审案件数47件。由此来看，中国法官和美国法官的年人均实际审理的案件数是比较接近的。日本的情况相对特殊，日本作为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其诉讼程序与英美大相径庭，而与我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即法院受理的绝大部分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据统计，日本1999年的法官人数为2，949人，而1998年日本地方裁判所受理的一审民、刑案件共22.7万件，年人均审理案件数为77件。这个数字高出我国法官年人均审理一审案件数的63%。如果考虑到我国占法官人数大约20%的院庭长极少审理案件这个因素，中日两国法官个人审理案件的绝对数应该差距不大。况且，日本法官不堪重负的情况也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案件审理期限过长，诉讼效率低下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法院，也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不满。据日本最高裁判所统计，1998年，全日本地方裁判所审理的一审民事案件平均期限为9.3个月，刑事案件的平均期限为3.1个月。分别超过我国同类案件的法定审限3.3个月和1.6个月。自1999年7月日本开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试图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正是法官人数太少所导致的诉讼效率低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其一，中国的法官按其占人口比例计算，人数并不算多。中国法官人数与每一万人口之比为1.1.如果不包括占法官人数近20%的执行人员，中国每万人中才有0.88名法官。而根据1997年的统计数，美国为1.16，德国是2.56，法国是0.84.而英国如果加上治安法院庞大的治安法官队伍?约2.5万人?，按占人口比例计算，应该是2，000多人中就有一名法官;至于日本的情况，如果加上日本法院的执行官，调查官的人口，应该也超过每万人中0.23个法官这个比例。况且，日本目前正在试图改变这种法官人数太少状况。其二，中国法官人均审理和执行案件量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较，虽不能算是饱和，但也并非人浮于事。同西方国家法官审理案件的情况相比，我国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还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无休止的请示汇报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调查取证等等，考虑到这因素，我国法官每年人均审理或执结60件案件也实在不能算是效率低下了。

三、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

(一)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应考虑的几个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官人数是法官整体素质的一种量化的、外在的表现形式。一般说来，法官人数太多，通常反映出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推论：法官素质不高必然产生效率低下导致案件积压，故而要么牺牲质量求数量，要么增加法官人数，即所谓“质不够，量来凑”。从逻辑上说，这种推论不无道理。同时，由于人数过多而产生的人浮于事和不负责任也往往使得本来就不高的法官素质更加趋于恶化。当然，这也并不是说法官人数愈少整体素质就愈高。在法官人数少于一个合理的数量时，法官受理案件的量会超出正常的负荷，形成疲于应付，无暇顾及其他局面。这样不仅案件质量不保，而且使得法官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学习和研究来提高甚至维持自身的业务水准。因此，法官人数太少同样也可能产生整体素质下降的后果。可见，法官人数和法官素质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科学、合理地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必须根据我国现有法官状况，综合考虑下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法官岗位分布是确定法官员额首先应考虑的一个问题。前面已谈到，目前我国法官的人数不是太多，而主要问题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不合理。有人曾做过调查，目前我国法院具有审判职称而在非审判岗位工作的人员约占法官总数的15%。再加上执行工作人员?我国法院执行人员必须要具有审判职称?的数量，这个比例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目前真正在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实际只占法官总数的70%。而在国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执行官是不包含在法官序列之内的。因此，确定法官员额，必须明确法官概念，严格限定法官岗位分布，即所谓法官，必须是分布在各审判业务庭并从事审判工作的人员，这是确定法官员额的一个前提条件。2?在我国，所有案件的审理几乎是由职业法官来完成，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很好地推行，有些地方已名存实亡。而在国外，是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来共同完成案件的审理。如英国一直保留非职业化的治安官制度。据统计，英国在2000年共有30400名兼职外行治安官或太平绅士，有96名全职有薪俸的治安官和146名兼职有薪俸的市区外治安官。治安官的数量大大多于职业法官的数量。在德国，由职业法官与非职业法官组成混合庭审理案件。在美国，有相当多的案件并非由职业法官而是由一般公民参与宣判。3?当前，我国法院受理的案件绝大部分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程序，诉讼法设置的简易程序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庭前撤诉和不予受理的案件数量更是微乎其微，这与英美国家的诉讼程序大相径庭。4?法院现有审判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审判辅助系统?笔者曾主张将法院工作群体设置为六个序列，即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法官助理序列、书记官序列、公务员序列、法警序列。除法官序列、执行官序列外，其他四个序列辅助前两个序列。?没有建立。法院后勤行政工作人员过多，法官审理一个案件从庭前准备程序到裁判文书的送达等全过程仍要包揽一切，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5?我国的司法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法官尤其是院、庭长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常常忙于一些行政性事务，以及案件的请示、汇报和法官审理案件来自外界非正常因素的干扰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法官的办案效率。6?由于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和审级制度的制约，各地法院和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并不均等，案件的难易程度也不平衡，这是确定法官员额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7?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新的民事、经济矛盾和利益冲突大量出现，司法作为纠纷的最终救济手段逐渐为社会所认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类案件尤其是新类型案件大幅度上升，处理难度也增大。从全国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看，1978年审结50多万件，到1998年就审结了539万余件，是1978年的10倍。从案件的结构来看，1978年受理的刑事案件占32%，民事案件占68%;到1998年，受理案件的结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刑事案件只占10%，民事案件占61%，经济纠纷案件占27%，行政案件占2%。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在种类上趋于多样化、复杂化。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大量新类型案件如证券、期货、融资、租赁、破产以及各种类型的涉外案件，无论在审理的难度还是案件的复杂程度上都远远超过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所受理的案件。

(二)合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

合理确定我国法官员额比例，除了要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外，还必须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的标准。确定法官员额比例，归纳起来无外乎二个标准：一是法官与人口比例：二是审理案件数量。从法官占人口的比例看，笔者认为，每一万人中确定一名法官比较合理，那么，按中国现有13亿人口计算，约需13万法官。实际上，根据案件数量确定法官员额似乎更合理。以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理的案件数为例，近三年全国法院平均每年审结各类案件约为5930707件，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中约有70%在基层法院，因此每年全国基层法院审结案件数约为5930707*70%=4151494件，按每个基层法院法官人均结案70件计算，那么，基层法院需法官员额约为6万人;中级以上法院法官按年人均结案40件计算，则约需法官4万人。两项相加，需法官员额为10万人。综上，无论从法官占我国人口的比例，还是根据审理案件数量计算，我国需法官的数量都应在10万人左右?并不是象有人所说“中国法官人数有3万人足矣”?。这个数量实际是现有法官数量去掉非审判岗位上的法官和执行官的数量，即现有在审判岗位上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的数量。所以说，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法官人数太多而主要是法官岗位分布和职责划分的不合理。

第五篇：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研究

2014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也就是我们所简称的四五改革纲要。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介绍了人民法院深化司法改革的推进情况，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八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其中在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方面，正式提出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

建立法官员额制度在前几年已经成为全国法院改革的内容之一，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2001修订的《法官法》第五十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各级人民法字的法官在人员编制员额的办法。”这一规定为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法官管理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编制限额的合理制定

具体实践中，编制限额在一些试点地区已经确定了具体数字。按照最近公布的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方案，上海法院拟设臵3至5年的过渡期，逐步将法官、审判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员额比例控制到33%、52%和15%。上海作为试 1 点，是改革的“排头兵”，上海的一举一动，起着很强的示范作用。对于上海所提出的33%这一数字，是根据三级法院的审级职能，以及不同区域法院的案件变化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所得出的数字。3至5年的过渡期，足以在人员不断层、工作不脱节的情况下完成这一调整。

为了因地制宜，“四五改革纲要”中提出要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臵、办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其中确定法官员额的三个关键定位点分别为辖区案件数量、法官工作量与审判辅助人员配臵状况。

在具体操作上，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区经济状况以及人口数量都有很大的差距，加之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不同的辖区案件的数量有着很大的区别。不同的辖区案件数量、类型可以根据既往收案情况估算，但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臵状况却较难计算。一方面，配备多少审判辅助人员，会直接影响到法官工作量的测算。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形成以办案法官为中心的法院人员配臵模式，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是多名法官或多个合议庭共用一个书记员，牵扯了法官的大量精力。因此，对于法官工作量、审判人员的配臵状况的确定还是要着眼于未来。

从这三个关键定位点来确定一个地区的法官员额：首先

2 明确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比例关系，建立审判辅助人员正常增补机制，其次根据明确的比例关系，科学测算法官的工作量，再结合本辖区的案件数量，最终确定该地区合理的法官员额。

二、法官员额管理

员额管理是指为加强员额管理队伍建设，科学调配人力资源，实行员额制考核管理，即：该院对各业务量和工作量进行汇总分析，确定每个业务需要的人数，对现有的进行考评，把最优秀和最称职的人员充实到一线。

对法官实行员额管理，考核按照不同的审判部类、不同的工作指标、不同的岗位职责进行，主要以一线的工作业绩来确定考核结果，并辅之以必要的定性考核。考核中坚持以数量、质量、效率和效果考核为主，同时对德、能、勤、进行综合评价。考核标准公开，考核过程公开，考核结果向被考核对象反馈。考核采取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首先，进行基础考核。由各业务部自行组织本部门的内部考核，采取个人述职、内部测评、个别谈话、组织认定的程序进行。对内部的考核，主要采取个人述职、自我评价、内部测评、领导谈话、组织认定的方式进行。其次，进行全面考核。质量评、结合基础考核，通过有效的考核方法，有重点、分方向地对一线进行全面考核，逐人填写考核登记表，分别确定考核等次和提出考评意见。最后，确定综合评定结果。根据基础考核和全面考核的结果，由考核领导小组最终确定考核对象的

3 等次，提出调配意见。综合评定结果确定后，由考核领导小组将结果向一线进行反馈，由所在考核对象本人通报。

三、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意义

此次“四五改革纲要”中推进法官员额制度意义重大，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使审判工作更趋专业化。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审判活动都是一项专业技术要求相当高的工作，因此法官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很大。而我国法制建设时间较短，加上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审判活动没有按其应有的规律去进行，许多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也可以当法官。因此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可以通过严格法官遴选，缩减法官数量，使少数具备丰富法律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提高审判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提高审判活动的公信度，使审判活动更加趋向于专业化。

第二、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更好的促进司法公正。首先，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以后，行使审判权的法官均是经过严格选拔脱颖而出的，其自身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其二，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以后，分工更为精细，大量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处理，使法官更能集中精力和时间放在审判决策上，有利于作出正确决策;其三，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后，庭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由法官助理来做，开庭时法官助理则不会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更有利于法官中

4 立地行使审判权，更好地促进司法公正。

第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推行法官员额制度之后，分工更加精细，审判资源配臵更加合理，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之间职责清晰，这使得审判流程更加科学、更加规范，审判运作更加有序，更加有效地利用审判资源，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

第四、有利于促进法官素质的提高。法官的严格选拔会迫使法官不断去钻研业务，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同时，法官助理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被选任为法官，这就使得法官助理也能够不断地钻研业务，力争达到法官的条件。这就有利于在法院内部形成良性循环，推动法院系统整体素质的提高。

四、我国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进

“四五改革纲要”中推进法官员额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推进法官员额制度必须深化法院改革，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改进法官的遴选程序。2001年修正后的《法官法》对法官人选做出了硬性规定，提高了法官担任的门槛。将学历由法律大专改为法律本科，并且确立了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这在法律方面为法官的遴选提供了保障，也为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及法官员额制度的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源泉。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臵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确保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

5 线。

第二、逐步推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作为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协助法官进行审判工作，虽然不具有审判权，不能参与审判案件，但是也是司法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工作人员。实践证明，给法官配备法官助理，更有利于使法官集中精力专司审判，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第三、深化法院人事改革，创造有利于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的法院环境。推行法官员额制度是此次“四五改革纲要”中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的一项措施，与其他几项措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及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等改革措施也很重要，只有深化法院其他各项人事改革，才能为法官员额制度提供保障。

总之，建立法官员额制应当立足我国各地法院人员的结构现状，并且要依托科学、严谨、准确、充分的数据分析，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一制度的建立所需要的过渡期，保证法院的正常工作不脱节。虽然法官员额制度实施起来有难度、有阻力，并且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但其更有利于优化法院人员结构、更有利于稳定一线办案法官，也为人民法院未来的科学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注入了更为新鲜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