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不再相信媒体?——试析新闻业的“后真相”危机

2022-09-11

公众和新闻媒体曾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的大众媒体深得公众的信任, 被视为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社交媒体时代, 这种默契的信任无疑被打破了。新闻业不再成为人们尊敬的对象。究其原因, 后真相的语境不可忽视, 本文将从后真相的时代特征出发, 探寻当前新闻业面临的受众信任危机。

一、从真相到后真相:媒体公信力的解构

新闻公信力, 即“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 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1]可以说, 新闻媒体的公信力集中反映了公众对于该媒体的信任感, 主要表现在公众对于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的信任程度。

传统媒体时代, 作为相对单一的公共信息来源, 大众传媒垄断了传播权和影响力。这种垄断的合法性、合理性正是建立在大众传媒提供给公众真实、客观的真相为依凭之上。权力和义务的要求对大众传媒业形成了责任约束, 大众传媒也通过这种约束获得自身的独特行业地位。这种潜在的对于真相需求的默契认同构建了公众和媒体之间契约平衡, 也是新闻媒体公信力最重要的来源。但在社交媒体时代, 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在许多突发性事件的传播过程中, 无论新闻媒体提供了怎样的信息, 有依据或没依据, 都会被怀疑是否为真, 是否利益勾结, 是否客观公正。在失去了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后产生的真空地带, 谣言理所当然的趁虚而入。而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就在这种后真相的狂欢中被逐步瓦解了。

二、共识困境:新闻业的后真相危机

从根源上讲, 目前媒体所遇到的公信力危机, 是真相危机, 是后真相语境下的结果。对于真相重要性认同的错位和倒塌直接表现就是媒体的新闻产品缺乏真实性, 为了利益歪曲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真相危机的直接表现, 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媒体, 媒体的公信力下降。

后真相时代, 是一个情感让位于理性的时代, 是一个真相被后置的时代, 也是一个媒体权威被消解的时代。

(一) 真相的证明越来越困难

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发展并没有使证明真相本身更容易。尽管我们已经知道新闻不可能再现全部的事实, 加之后现代主义的对人们认识论的瓦解之下, 这部分被呈现出来的事实也普遍遭受了怀疑, 真相不再不证自明。

从真相的本体上讲, 我们赖以证明事件真实性的手段在后真相语境中被瓦解了。在以信仰为主的时代, 我们的真相认知落在全知全能的上帝身上, 尽管人类无法知晓全部的事实, 但上帝知道所有的真相。但是在现代哲学诞生以后, 真相的宗教确保被祛魅, 那么最终真相的证明落在了人的理性上, “理性推理……只要我们能够预设一个前提或者假设, 运用理性逻辑的力量就可以推理演绎出整个事实体系, 从而还原出整个真相, ”[2]但是这种演绎存在一个潜在的缺陷:即我们在推理整个事件的真相之前, 必须有一个最初的原点 (可能是某个新闻事实) 作为下一步推理的基础。但显然, 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个假设就一定为真。

(二) 真相认同越来越困难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也是如此。然而这种视角的分化使我们越来越难以就某一新闻事件达致真相的共识。视角主义的提出者尼采认为:“独立于视角的所谓的客观事实, 不过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具有相同视角, 得出了一致的阐释, 才造成了客观性的感知。”[3], 这种解释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即, 我们不能知晓所有的事实和真相。即使所有人都认同一致的事实真相, 那也只是基于相同的视角而造成的“合理幻觉”。

但同时, 视角主义带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虽然新闻真实永远无法彻底还原事件的真相, 但真相依赖于“共同视角”。这意味我们仍然可能获得我们所想要的事实真相, 就某一新闻事实达成共识, 并以此进行下一步的演绎推理和价值判断, 从而做出行为选择。

(三) 真相辨别越来越困难

人们发现, 在辟谣过程中, 即使真实的消息已经发布, 但是假消息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却难以消除。有学者认为, 确认偏误的心理有着重要影响。“确认偏误从能够确认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设的角度搜索、解读、回忆信息, 但对其他可能性缺乏考虑的倾向。”[4]这种认知和评价上的路径依赖, 使人们一旦在信息的海洋中误听人言, 即使最后获得纠正, 也难以消除假消息的深刻影响。新闻的真实性的作用大打折扣。在真相难以自证正当, 认同难以达致的情况下, 假消息代替真相大行其道, 加重了人们对于媒体提供的信息的不信任。

除此之外, 社交网络作为新闻的信息源也加重了确认偏误的倾向。在社交媒体时代, 公众发言几乎不需要任何门槛。传媒机构和专家对事实的垄断地位岌岌可危, 假消息第一时间占据人们视线的可能性增加。

三、为什么人们不再相信新闻真相?

信任是社会重要的润滑剂, 它的存在直接影响社会活动的能否有序运行。“作为一种无形的势力, 信任有利于当事方以开放的心态面向事实, 协调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 ……促成和维持平稳顺当的合作互动。”[5]同时信任也是媒体和公众互动, 媒介秩序得以运行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 人们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人们一方面认为新闻媒介构筑了一个巨大的拟态环境, 新闻无法彻底的达致真相, 另一个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于媒介手段的帮助来认识世界。但后真相时代人们怀疑的不单单是新闻媒体是否提供了正确的事实, 而且怀疑新闻媒体是否有能力反映真相。技术手段令人们能够有更多的手段达致真相, 证明真相, 媒体的唯一权威悄无声息的被瓦解。

四、后真相时代如何重塑新闻业公信力?

在后真相时代, 难道我们不再需要真相了吗?显然不是, 个人欲求和社会良好运行总是存在一定的冲突, 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解释人类行为的动机:“一是人类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 ……也就是所谓意志;一是人类在取舍之间有所根据, 这根据就是欲望。”但若我们仍然强调民主、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 那显然不能完全按照市场逻辑去迎合所有的受众, 降低或放弃为受众提供他们情感上或许没那么喜欢却对他们真正有用的新闻真相。

(一) 事实查验, 重视新闻的真实性

必须看到的是, 对于新闻真实性的要求, 不再仅仅是新闻六要素是真实就可以了, 更要求事实反映真相。不仅如此, 还要求媒体所提供的新闻事实和真相可以禁得住公众的推敲和检验。也就是说, 新闻媒体不仅要拿得出事实, 更要拿得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新闻是真实的。

在对新闻的真实性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 “事实查验表现了职业力量一如既往地制约和监督权力、维护民主政治体制、关照公共利益。在以新技术为场景的新传播形态下, 事实查验是新闻从业者继续维护特定社会系统运转的试验。”[6]

(二) 价值中立, 保证自身的客观性

价值中立, 又称价值无涉。但这也是新闻学领域中客观性原则的理论来源之一。通过对事实不偏不倚的客观报道, 新闻媒体由此达致价值中立。刨除它是否可以完全彻底实现先不讨论, 在容易被情感煽动的“幻影”公众面前, 我们不得不承认, 作为狂热的冷却剂, 新闻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 而价值中立和客观性正是这种媒体角色的内在要求。

同时, 价值中立还是新闻真相的要求。“正如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写的那样:我们越是知道更多的眼睛, 不同的眼睛是如何打量同一个问题的, 那么对此问题我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客观性就越是会完整的多。”[7]媒体只有秉承客观公正之心, 报道更多的视角和观点, 才能实现对真相的尽可能的接近。

(三) 功能转型, 从信息的提供者到真相的探求者

当前, 新闻传媒业面临着转型的危机。当新闻机构不再是信息获得的唯一来源, 当传统媒体在速度、权威等各个新闻要素上不及其他机构或者个人, 那么新闻媒体的自身定位又在何方?

许多学者提出了媒体功能转型的见解。美国传播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认为:当前全球新闻伦理应当重新理解探求真相这一媒介伦理。他认为真相需要充分解释, 而“新闻报道者的目的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因此应致力于充分的说明, 用克利福德·格尔茨的话说, 就是深度地描述。充分的描述形成丰富的认识, 进而取代仅仅由技术、外表和精确数据形成的粗浅印象。”[11]童兵教授认为, 由于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不再是一种稀缺资源, 再固守信息发布者的角色, 只会令媒体被观众淘汰, 在后真相时代, 情感泛滥, 真相成为稀缺者, 媒体只有立足于探求真相, 解决问题, 才能在媒介市场中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

综上, 在真相后置、被假消息淹没的后真相时代中, 真相恰恰成为人们需要却又十分稀缺的东西。严格说, 后真相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幻象, 它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再看重真相,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人们重视真相, 才要不断通过质疑来尽可能达致真正的真相, 而假如当前环境并不能为人们提供真相, 那也只会令公众转而诉诸感情, 最后造成“后真相”假象。而作为新闻媒体要做的, 无疑是帮助公众重塑真相概念, 拿出充分的态度和证据来重建人们对媒体的信任, 构建良性而健康的媒介环境, 而非唱衰真相, 自降职业要求。

摘要：为什么我们不再相信媒体提供的新闻真相?其根源在于公众和媒体之间权力和义务失衡, 双方关于真相的默契认同被打破。这使得人们达致真相变得越来越困难, 媒体的权威和公信力也越难建立。这种信任危机背后, 其实是人们在新媒体、新技术时代对于真相和自身所安身立命的需求的迷茫的体现。

关键词：新闻业,后真相,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