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人类采取保留自然火为火种, 以此引火。摩擦生火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的一大发现, 我国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首的燧人氏是华夏人工取火的发明者, 他在今河南商丘一带钻木取火, 教人熟食, 结束了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历史, 开创了华夏文明。燧人氏的神话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 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这一方法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记载, 我国古籍《庄子·外物篇》则有“木与木相摩则然 (燃) ”, 《韩非子·五蠹》说:“民食果瓜、蚌蛤、腥臊恶臭, 伤腹胃, 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 而民悦之”。钻木取火在埃及、古巴比伦、印度也沿用了很长时间。后来又有用火石、用透镜聚光以火媒纸、薄木片来发火的。直到近代发明了火柴 (当时称“自来火”) , 才使引火成为举手之劳。
1669年德国医生布朗特发现反应活性很高, 在空气中能自燃的磷, 欧洲化学家对磷进行深入研究, 想利用磷的自燃现象来发火。1830~1840年间, 英、法、瑞典等国家制成黄磷火柴。制火柴需要磷, 促进了黄磷的工业生产。1868年最初在英国用高炉法生产黄磷, 到19世纪80年代宙曼的电炉法问世, 使磷的生产得到迅猛增长, 又推动了火柴工业的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各国商人纷至沓来。火柴随着各种商品一起涌进中国, 但最早的输入记录则见于l865年的天津海关报告, 其后也散见各地海关报告, 1867年始见有全国进口总数的汇报。最初进口火柴源自欧洲, 其中以瑞典货为主要, 瑞典火柴为黄磷制品, 一擦即着, 俗称五彩火柴。最初每年进口仅两三千箱, 由于火柴的方便廉价很快为民众认可, 市场推进甚速。1881年进口火柴达34000余箱, 1891年则近10万箱, 使中国成为国际主要火柴市场之一。
日本火柴工业肇始于1876年, 发展迅速。日本火柴输入中国早在甲午战争 (1894) 之前, 1894年由日本输入中国的火柴达13万箱, 占进口总额的87%, 甲午战争之后, 日商挟战胜余威, 复以地利之优, 尽量推销, 此时欧洲火柴几近绝迹, 自1895至1902年, 日本火柴每年均占中国进口火柴90%以上, 其中1901年、1902两年超过99%。
我国早期的火柴工业
火柴物美价廉, 中国地广人众, 所以市场有很大的容量, 外国商人在输入火柴一项中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国人鉴于利权外溢, 奋起创设火柴工厂以塞漏卮, 另一方面火柴工业原料廉、技术易、投资省, 加上中国劳动力便宜, 市场看好等多种因素, 引起我国民族资本的浓厚兴趣, 早在1889年已有卢干臣等创设重庆森昌泰公司, 资本5万元, 1893年有森昌正公司继起, 四川木材丰富, 为发展火柴工业提供了良好原料, 且因交通不便, 使外货入川增加不少困难。地方政府又竭力提倡, 给了25年专利, 种种有利条件促使这两个公司营业发达, 产品不仅销售本省, 且可行销邻省, 每年营业额约达25万两。
到清朝末年国内已有华人开设的大小火柴厂30余个。其中北京的丹风、天津的北洋、华昌及杭州的光华、上海的荧昌数十年来虽或经改组, 或合并, 但工厂一直存在着, 实为我国火柴工业中历史悠久的老厂。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日本取得在中国设厂的权利。开始在我国设置火柴厂, 并且各厂均规模宏大, 资金雄厚。日商火柴厂为争夺市场, 压迫中国的火柴工业, 1914至1924年日商火柴每箱售价由金票14元降至5元左右, 华商新兴火柴工业势单力薄, 难与匹敌, 遂与日商妥协, 以保维持。
民国以来我国火柴工业虽有发展, 但迫于日货倾销, 增长缓慢, 进步较快的时期在民国四年 (1915) 至民国十七年 (1928) 。1918年天津出现拥资百万元的丹华公司, 该公司是北京的丹凤和天津的华昌合并而成, 并在1920年设立安东 (今丹东) 分厂, 采用东北白杨自制梗片, 并一度自制硫化磷, 企图原料自立, 该厂产品在北方销路最广。天津的北洋火柴公司于1914年增设分厂, 后又增资33万元。江浙一带1920年刘鸿生在苏州设鸿生火柴厂, 镇江设荧昌火柴厂 (总厂在上海) , 南汇设中华火柴厂, 通州张謇设通燧火柴厂, 凤阳有淮上, 宁波有正大, 丽水有燧昌等厂, 这些厂资金多在10万元上下, 设备也比一般小厂先进, 有的已开始使用机器制造。
20世纪初, 爆发五·四运动后, 抵制日货的声浪日高, 奋发之心益增。日商势力日见消退, 火柴进口锐减, 我国火柴工业乘机得到长足进步, 国人经营的火柴工业如雨后春笋, 蓬勃而生。当时火柴应用已普及于广大民众, 需要日增, 火柴工厂无不获利倍增, 仅天津北洋火柴公司1917年、1918两年每年获利均在10万元以上。1923年国内火柴厂达99家, 这是我国火柴工业发展的一个兴旺时期。
一波三折的火柴工业
1923年我国火柴厂发展到99家, 按当时供需情况已可大致平衡, 但资本家看到火柴工业投资省、技术易、利润丰的一面, 都趋利以从。l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于上海, 反对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 日本猴牌火柴在市场销声匿迹, 瑞典凤凰牌火柴的销路也日益缩小, 市场形势有利于发展国货火柴, 加之政府对这项工业放任自流, 缺乏指导性意见, 于是火柴工厂越开越多, 到1928年全国火柴工厂已达180家之多, 5年间厂数增加几近一倍, 即使无外货竞争, 亦以自身供过于求的现实, 给我国火柴工业的衰落留下隐患。
当时欧洲火柴大王瑞典的克鲁格在收购欧洲各火柴厂后, 赴美研究火柴工业, 把瑞典火柴公司和美国金刚钻火柴公司组成国际火柴公司, 挟其雄厚资本, 1924年以250万元收购三井系统的日本火柴公司。乘战胜日本火柴业的余威, 转向进攻我国的火柴市场, 一面收购日本在华工厂, 加工赶制凤凰牌产品, 在市场削价倾销;一面在香港、上海等重要港口囤积大量瑞典火柴, 倾销华中、华南, 以图将我国火柴工厂悉数摧毁。加之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 银价惨跌, 进口原料又随金价升而涨价。1931年长江水灾,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不可胜计, 百业凋敝, 市场萧条;“九·一八”事变后, 东北市场全面丢失。当时火柴工业的形势真是天灾人祸, 内外夹攻, 陷入深沉的危机之中。中小火柴厂经受不起这巨大风浪的袭击, 自1928年以来火柴工厂倒闭之声日有所闻, 1929年下半年东北华商各厂大半倒闭, 广东厂家亦倒闭过半, 苏浙皖各厂虽根基较厚, 停业者也及小半, 于是请求政府救济者日必数起, 华北开始有火柴官卖机构的设置, 江苏资质信誉卓著的荧昌、鸿生、中华三厂在刘鸿生的创导下, 为在危机中力争自救, 增强竞争能力, 合并组成大中华火柴公司。1930年12月底国民政府将火柴进口税率由7.5%提高到40%, 以资对国产火柴的保护, 使外资进口倾销的气焰稍有收敛, 计有1930年进口176661箱跌至1931年50521箱, 1932年7351箱, l933年1461箱, 1934年2196箱。尤其是1932年瑞典火柴大王克鲁格破产自杀, 使国际火柴托拉斯一蹶不振, 我国火柴工业得苟安于一时。
1933年12月15日政府突然改变税率使火柴工业的统税骤增一倍以上, 每箱达5元左右。重税之下, 诱发偷漏税之风盛行, 水货贬价冲击市场。由于市场的不景气, 使正规厂家想转移税收重负给广大消费者也无可能, 致使我国火柴工业又一次陷入低谷。自1928年到1935年火柴工厂逐年减少, 至1935年统计已不及百家, 就这近百家中也有半数属于勉力维持, 不少工厂在赔损中从事。
我国火柴工业在前清时建有30个厂左右, 民国元年 (1912) 到民国十七年 (1928) 新建170个厂, 总计有200个厂左右。到1935年仅剩99家, 其中华商工厂92家, 仍在生产者65家, 未知停闭与否的27家;外商工厂7家, 全数开工。
综见我国火柴工业衰落的原因, 除中国市场不景气和火柴工业本身无健全组织外, 还有三个重要因素: (1) 外货倾销, 20世纪初期中国火柴市场几全为日本货占领, 1931年政府为保护华商火柴工业提高进口税, 使国外火柴输入受到打击, 随即各国改商品输入为资本输入, 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纷纷在华设厂, 这些工厂资本雄厚、机械精良, 华人工厂无可匹敌。 (2) 捐税繁重, 如东庆火柴厂在统税加重后, 每箱火柴负担捐税4.8元 (原料税1元, 统税3.8元) 连同原料、工资和杂项总成本达8元有余, 而外洋火柴在港澳的价格仅港银2元 (约合粤币2.8元) 。另外国内市场的不统一, 形成地方保护, 也是阻碍火柴工业发展的因素。 (3) 火柴工业原料严重依赖国外, 加强了外国资本对我国火柴工业的控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确是发展我国火柴工业的当务之急。
火柴工业的原料和设备
1925年以前我国的火柴不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大多是黄磷火柴。由于黄磷有毒, 因吞食火柴头中毒致死的案件逐年增多。国际劳工大会为保障工人和用户安全, 曾决议取缔黄磷火柴, 我国政府1925年加入这一公约, 1925年1月1日起明令禁止生产黄磷火柴, 7月1日起禁止销售。1927年国民政府又重申此项禁令。由于北方人民习惯于使用摩擦火柴和技术上改造的困难。除南方各厂大多改为安全火柴外, 北方相当一部分火柴厂改用硫化磷代替黄磷, 免遭磷毒。
我国火柴工业不论是安全火柴还是硫化磷火柴, 成本含量中以原料和税款为大宗, 这两部分各占总成本40%左右。
火柴原料可分物料和原料两种。物料又分木材和纸张两种, 用来制造梗片和糊盒包装之用。制梗木材以白杨为最佳, 次为榀木、椴木、槿木、美杨等种。我国火柴工业初始梗片全部由日本进厂。白杨产于寒带, 东北三省、陕西北部、甘肃中部、四川及河南等地均产。梗片自制始于北京丹风火柴厂。在安东 (现丹东) 设厂自制匣料、轴木和箱板, 木材加工的全部机器自德国进口。后烟台的胶东、中蚨两厂也在安东设梗片厂。民国四年 (1915) 上海荧昌、邵尔康即设华昌火柴梗片厂, 梗片用吉林白杨, 盒木用浙产松杉。此后江浙各处梗片厂纷纷设立, 如杭州兴华, 金华同和, 诸暨华利、瑞昌, 宁波正大, 丽水燧昌, 义乌新华, 富阳协隆, 扬州耀扬, 通州通燧, 上海久恒德、新民、厚生、瑞和及山东各大火柴厂均自制梗片。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广西等省都采用当地木材自制梗片, 全国梗片工厂约有二三十个。1935年统计我国火柴工业所需木材约值700万元, 其中国产占30%, 其余木材来自苏联、日本、加拿大。
20世纪30年代火柴工业用纸年均50万令, 值150万元。基本依赖进口。
火柴药料:安全火柴以氯酸钾、赤磷、白蜡、牛胶、红矾等项为主料;硫化磷火柴则以硫化磷、氯酸钾、牛胶、白蜡等项为主, 这些原料除牛胶在四川、上海、山东有产品能自给, 少量副料如白蜡、硬脂酸、硫化锑均能自制外, 其余均需由国外供给。我国火柴药料每年所费约值500万元。其中国产者不及10%。余则由英、德、意、日、美等国输入。
我国一般火柴厂的轴木 (火柴梗) 和火柴盒, 都在厂外加工, 轴木由梗片厂供应, 火柴盒由厂方供给半成品原料, 由当地居民领回糊成火柴盒 (按件计酬) 。
其余则分整梗、排版、调药、烘干、刷边、涂沙、装盒、打包等工序在厂内进行。其中重要的工序是把火柴梗 (轴木) 夹起来, 使许多火柴梗可以同时蘸油、蘸药和干燥, 以省人工。我国初创火柴工业时, 技术全来自日本。不少工厂直接聘用日本技术人员, 采用大量手工操作, 工艺十分落后。1905年的北京丹凤成立前, 我国火柴前辈张新吾, 曾到日本神户、大阪进行详细考察。那时日本人还是采用手工排轴, 十分笨拙。丹凤在建厂时就对日本制造火柴的工艺作了改良: (1) 调药采用手工; (2) 排轴采用德式机器; (3) 蘸油、蘸药采用手工 (后来也改用机器) ; (4) 干燥用烘房 (日本在露天进行自然干燥) 和铁车; (5) 卸轴用德国机器; (6) 包装用手工; (7) 动力用煤气机。这一程序介乎机器和手工之间, 在当时是很新式的, 先进程度在日本之上 (当时连续火柴生产机尚未创制) , 此后国内开设的新厂大多采用这一程序。1920年刘鸿生创办火柴公司前也前往日本磷寸株式会社的工厂参观, 并以高价购进全套生产设备, 其技术水平仅与1905年北京丹凤厂相当。
20世纪30年代, 我国火柴厂通用的机器大致如下。 (1) 整梗机, 火柴梗拆包后, 其中间有折断弯曲, 长短不齐的, 利用整梗机剔去, 后将火柴梗依次排列在方形木盘里, 备排版用。 (2) 排版机, 机有无数小孔, 利用机身震动的力量, 使木梗穿孔而过, 排立于方形夹立板中, 再将夹立板移于列木台, 送至上药部。排版机为火柴厂必不可少的设备。 (3) 上药台, 将夹立板上木梗的一端先蘸上蜡油 (以利燃烧) , 再将蘸油之端送到调好的药盘内蘸药, 然后使轧板轧住, 使药头大小均匀。仍将原夹立板置列板台上, 送到烘房。 (4) 调药机, 各种药品经粉碎后, 须碾成细末, 然后加水、胶均匀和合, 置于调药锅内, 调和均匀方可应用。 (5) 烘房, 火柴梗上药后即送入烘房。每房有烘炉一个, 用普通的火炉即可, 烘房温度调节在华氏80度~100度。 (6) 卸梗机, 火柴经烘干后, 即送往卸梗部。将夹立板上的火柴卸下, 送入方形木盘的长格内, 使之有条不紊, 以备装盒。 (7) 其他机器。碾药机、磨磷机、刷边机、贴招机等均在大厂使用, 小厂则全用手工。
当时制造火柴的最新式机器为连续式自排版、上药、烘干, 以至折板, 各项手段完全由机器自动承担, 不需丝毫手工, 这种机器全国仅美商美光公司独家使用, 共有火柴制造机6架, 日产50箱, 生产能力超过华商大厂数倍。
抗日战争时期的火柴工业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挑起“七·七”事变, 向我国全面进犯, 接着“八·三”凇沪战事爆发, 日寇向上海疯狂进攻, 上海爱国商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踊跃内迁, 在化学工厂中刘鸿生所属的大中华火柴和炽昌新制胶厂在内迁之列。1938年6月, 刘鸿生离沪到香港准备在香港、重庆等地筹设火柴厂。
火柴虽小, 但它牵连着千家万户, 是与人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商品。抗战以来, 大后方人口急骤增长, 火柴市场也较战前有很大发展, 其中有一部是内地原有火柴厂, 一部分是沿海内迁工厂, 大部分是在1939~1941年间新建的工厂。
按1941年12月统计, 在川、康、滇、黔、陕、甘、粤、桂、湘、赣、闽、浙等12省, 共有110个厂, 其中四川最多有44个, 广东次之 (沦陷区的火柴厂不计在内) 有19个, 贵州14个, 其他9个省共33个。四川火柴厂虽多, 但规模都很小, 以手工作业为主, 技术落后, 使用动力的工厂不足1/10。产品种类除陕、甘两省均产硫化磷火柴外, 其余各省以安全火柴为主, 硫化磷火柴次之。
大后方火柴原料供应
我国生产火柴的原料, 如磷、氯酸钾等一向源自国外,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火柴原料即告绝迹, 对大后方的火柴生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193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1926) 的化学博士潘履洁在上海开始进行电炉法制黄磷的研究, 同年冬完成制磷设备的设计工作。由上海电器制造厂和机械制造厂加工制造并安装, 选用江苏锦屏山的磷矿石, 浙江海宁的海沙和开滦公司的焦炭, 试制黄磷成功。不料仅开炉试制三次, 抗日战争爆发, 战火逼近生产现场, 潘履洁亲自驾车拉设备内迁昆明, 因昆明不具备试验条件 (缺少磷矿石) , 潘履洁被派出国考察化学工业, 把在云南的试验工作交给王学海等继续进行, 就在出国前听说在昆阳县发现火泥, 经取样分析所谓“火泥”竟是含P2O535%的磷矿石。他们立即用这种磷矿石, 用电炉继续试验。成功制得黄磷。1940年由刘鸿生创办的中国火柴原料厂 (四川长寿) 聘请潘履洁担任厂长兼总工程师, 着手设计筹建生产黄磷和氯酸钾的装置, 1941年我国第一批工业型电炉黄磷制成, 使大后方的火柴工业得以继续生存。
1941年陕西省工业公司由肖之仪负责, 开始用电炉将砂子、磷莎石 (磷酸钙) 和碳来研制黄磷, 没有获得成功, 后用硫酸代替砂子 (二氧化硅) , 土法研制黄磷, 经三个月的努力获得成功。后这一方法在陕西的中南火柴厂制磷部得到应用, 生产的黄磷除能满足该厂制造火柴所用外, 剩余尚可支援他厂,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陕西宝鸡秦昌火柴公司也急需黄磷, 和肖之仪商妥在西安设立秦昌制磷厂, 规模和中南火柴厂制磷部相当, 生产的黄磷基本上满足了西安中南, 宝鸡秦昌、虢镇协和新三家火柴厂的需要, 秦昌制磷厂的产品还多次发售给私人运往陕北根据地。
中国火柴原料厂的产品计有黄磷、赤磷、硫化磷、氯酸钾、胶蜡诸种。其他的火柴副料如玻璃粉、硫化锑、二氧化锰、氧化锌、松香、硫磺、氧化铁、氧化铅、碳酸钙以及梗子盒片在后方均可自给。
敌占区的火柴工业
日寇侵占我国沿海各地, 对工矿企业肆意侵占, 沦陷区内的火柴工业自难幸免。自“七·七”事变后, 中华火柴产销联营总社陷于停顿。敌伪遂增设伪“火柴联营社”, 作为统治沦陷区火柴工业的机关。1939年2月设总社于天津, 并在天津、青岛、上海设分社, 划分区域。设有华北区 (属天津分社) ;鲁豫区 (属青岛分社) ;华中区 (属上海分社) 。凡陷于伪“临时”与“维新”两组织之下的火柴厂均须参加入社。统计有华商厂家55家, 日商8家, 华日合办1家。据1940年统计, 火柴生产量华商占75%, 日商占25%, 年产量大致为80余万箱。
华南各省凡属沦陷区华商 (广州、汕头、佛山) 20余家火柴厂悉被日寇劫持或统治。日寇在广州也有“火柴联营社”之组织, 与天津的“火柴联营社”遥遥相对。其任务则是对华南华商火柴厂在原料、运销上进行严密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