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影响消费

2022-07-05

第一篇：居民收入影响消费

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因素

1.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表层因素

(1)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增收困难。这里的农业结构不仅包括农业的生产结构，也包括农业市场结构。具体表现在：①种植业结构趋同,品质不高;②农业产业体系发育不完全,特色不明显;③农产品市场体系不健全,流通不畅;④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低,增产不增收。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竞争力不强,这种格局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要通过农业产业收入增加来大幅提高农民收入还很困难。

(2)农村中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非农产业是指农村中乡镇企业和农户的非农产业经营。虽然部分农民收入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逐步转为依靠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为主,但是,近几年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却表明农村中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容乐观：①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增长放慢。这是农民现阶段获取非农收入的两条主要渠道,也是农民纯收入的两个重要来源。根据统计资料，1997年农民这两项收入之和是414元,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448元和491元,三年年均增长10.9%,增长速度比1990～1996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10.6个百分点。②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对农民收入的贡献率下降。由于乡镇企业机械化作业程度不断提高,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1998年在当地转移的劳动力中,只有10.8%在乡镇企业就业,比1995年下降了19.2个百分点。仅1997年和1998年两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就比1996年减少900多万人,1999和2000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继续减少。由于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靠乡镇企业增长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在市场经济机制不断完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加上国家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污染大、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这种环境下,很多乡镇企业破产倒闭,导致大量的农村工人失业,使得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下降。③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比不上城镇个体经济的发展。家庭经营非农产业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几年,国家为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出台了多项政策,农村应瞄准这一时机加快其发展。

(3)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现,大量轻壮劳力就业无门,造成农民收入低下且增长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显然在城市和城镇,但是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要求。①城市化水平低。城镇化水平低决定了大量从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将被滞留在农村;②小城镇建设滞后、总体水平低,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小城镇可以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第一产业人口下降,

二、三产业人口增长。但是,按国际标准统计,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人口比重目前只有37.8%,比通常标准低7.2个百分点,就是说,少吸纳了3235万人。如果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能够达到45%,现有小城镇能够上规模上档次,未来小城镇发展可以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力量。

(4)农民负担较重,农民的货币性收入增长跟不上实际负担的增长。近年来,国家对农民负担问题非常重视,出台了多项政策和规定,但一些地方的农民负担仍然很重。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各地进行了试点,并初见成效。农民负担在过去的一年里的确有了大幅度下降,但由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别,农民负担没有在根本上得到减轻。此外，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可要交的税却远高于城市居民,如农业特产收入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等等。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因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深层因素是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等级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身份制度因素。目前有大约1亿以上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谋求劳动机会,城市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由他们承担。可是他们所得到的劳动报酬和其他相关待遇却很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国家干部”或“国家职工”的编制。这些没有编制的就业者实际上得不到国家制度的认可,他们的权益当然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他们被社会称为“临时工”或者“民工”。在城市里,他们饱受歧视,被认为是社会的最底层。与城市就业者相比,“民工”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仅仅是他们所应该得到的极小的一部分。城市职工大致可以被看做“国家的人”,他们享有近代以来在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流行的一些劳动保障和福利保障,干部更是在一般城市职工之上享有种种特殊权利和利益。而农村人口几乎是被隔离于制度之外的人口,他们没有国家保障的工资，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教育服务和体育娱乐服务。身份制度的存在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力束缚在土地上，形成隐性失业，导致生产率低下，若能将一部分多余劳力挤出，农村生产率将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也会上升。

(2)户籍制度因素。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二元户籍制度正式确立。条例规定,没有城市公安部门的批准,农民不得将户口从农村迁往城市。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方针,国家对城市人口的增长实行政策加指标的双重控制方法。这种户籍制度一方面将城市和农村割裂开来,限制了人口、劳动力的合理流动，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了经济投入的产出和效益，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农业经营规模难以扩大,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制约。另一方面,即便有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经商,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几乎不可能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及社会地位。工作预期不稳定,消费行为难以“城市化”,缺乏归属感甚至基本的人身安全感,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也遏制了他们投身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城乡隔离体制的制度性约束使得那些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无法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条件和报酬收入。因此,即使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人也只是在温饱线上徘徊,收入很低。

(3)财政二元分割体制因素。由于二元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不允许作为国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农民和市民共同占有国有生产资料,所以造成了城市居民独占国家资源和全民财产的事实(因为这些资源和财产都集中在城市)。在这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前提下,城市和农村各自独立发展,其结果可想而知。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但是,目前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注重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随着改革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可政府却没能负担起应负的责任，资金投入往往不够，广大农村居民实际上是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的(国家每年对贫困人口有一定的扶贫资金除外)，这也是农村许多人收入严重不稳定的一个原因。

(4)教育体制因素。“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村和城市的投入是有差别的。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由于政府没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以致许多农村居民无法享有这一权利或履行这一义务。1986年9月,《关于实施〈义务教育〉若干问题的意见》公布。其中规定:“城镇,凡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新建、扩建、改建校舍所需的投资,按学校隶属关系,列入主管部门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并予以照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投资,以乡、村自筹为主。”也就是说,城镇中小学属于国家举办的学校,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农村中小学则是农民自己的学校,由农民自筹资

金兴办。不仅建学校如此,教育经费的分配也是如此。农村基础教育大体上是“民办义务教育”,即除了公办教师的工资是由国家和当地政府财政支付的以外,基本上都是农民自己掏钱而举办的教育。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公平造成了城乡居民在教育上的不平等，如不加以改善势必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

(5)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因素。二元的社会结构必然带来二元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当等级制度和身分制度明确地把农民排斥于城市就业的大门之外以后,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就直接与城市户口联系起来了。有了一纸城市户口,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而那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则只能望洋兴叹。公共事业负担城乡有别的二元体制决定着中国农民只能自己出钱办福利。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对此,城市居民不必从自己所得中掏一分钱。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办医疗、文化事业、道路、水电以及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民办的公共事业不但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也使得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无法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设施和公共便利条件。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必要条件。

第二篇：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数据

三、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快速上涨

1、在消费品价格上涨过程中，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尤为突出，食品类价格居高不下。

由于国家对部分粮食主产区采取“托市收购”政策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加上国际市场粮食供应趋紧，推动全市近年食品类价格大幅上涨。至2007年上半年，食品类价格与2005年相比全线上涨，粮食、油脂、肉禽及其制品、蛋、菜、干鲜瓜果、其他食品价格涨幅分别为8.3%、12.5%、19.9%、17.1%、6.8%、14.5%和8.5%。其中，植物油制品、猪肉、鸡、鲜蛋价格的涨幅高达20.3%、24.3%、21.1%、19.7%。

2、公共产品及服务价格全线上调。

自来水、居民用电、液化石油气、成品油、教育、交通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以驿城区为例，2005年至2006年底，由于水资源费和污水处理费标准上调，居民生活用水分4次上调，每吨由1.30元逐步上调到2.20元;房屋贷款利率自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分5次上调，1-3年贷款利率由4.95%上调至6.07%,3-5年贷款利率由5.31%上调至6.23%;2006年12月平信邮寄由0.80元上调至1.20元，包裹邮寄由3.80元/千克上调至4.80元/千克。截止2007年上半年，全市水、电、液化石油气、信件邮寄、家庭服务、义务教育杂费、托幼费、房屋贷款利率分别较2005年上涨了33.9%、3.4%、12.0%、30.4%、61.8%、22.1%、45.1%、18.3%,汽油、柴油价格上涨了18.4%、21.3%。成品油价格的上涨，引发了长途汽车、出租汽车价格分别上涨38.7%和7.7%，这些项目价格的上调，是影响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5年以来，由于食品类、居住类、教育类部分商品涨幅较大，这些商品大多是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基本生活必需品在低收入群体消费中所占比重较大，这类商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最大。

第三篇：陕西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2014年11月26日来源：陕西省统计局

三大因素遏制陕西居民消费意愿

-----陕西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调查报告

近几年来，中央及地方一直致力于推进扩大和升级消费，促进经济转型，这是新形势下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坚强保障。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部署推进消费扩大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会议提出一是要增加收入，让群众“能”消费;二要健全社保体系，让群众“敢”消费;三要改善消费环境，让群众“愿”消费。这三点要求将是进一步扩大居民消费，制定多措并举政策的关键。为真实反映陕西消费市场情况，了解影响当前全省居民消费意愿的因素，为省委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省局开展了陕西城乡居民消费问卷调查。

一、调查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由省局统一组织，省局各社会经济调查队负责实施调查。各调查队调查样本数为50个，其中，城镇和乡村分别调查25个样本，城镇可选取2-3个街道调查，乡村选取2-3个乡镇调查。调查样本县(市、区)分布为关中6个、陕北2个、陕南3个，分别是户县、耀州区、陇县、临渭区、华阴市、蒲城县、宝塔区、略阳县、西乡县、绥德县、洛南县。此次调查样本的选取多为中小县区，经济发达程度中等，较为真实的反映了陕西占比较大的中小城镇及乡村的消费水平。问卷调查共发放了551份，全部收回并均为有效问卷。

(一)调查对象的结构分布

通过对551名调查对象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呈现以下特点：

从调查对象性别来看，男性居民略多于女性居民，其中男性292人，占53%，女性259人，占47%;

从调查对象年龄看，中青年居多，其中30岁(不含30岁)以下的占14%，30岁至40岁(不含40岁)之间的占20.1%，40岁至50岁(不含50岁)之间的占31.8%，50岁至60岁(不含60岁)之间的占26.5%，60岁以上的占7.6%。

从调查对象职业看，从事农业生产的占比最大，受访的551人中，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占12.5%，企业人员占15.4%，务农人员占34.1%，个体人员占12.5%，务工人员占18%，退休人员占6.5%，待业人员1.0%。

从调查对象收入来源看，多一半居民为工资性收入，其中选择工资性收入的受访者占53.7%，选择种(养殖)植收入的受访者占27.2%，选择其他的受访者26.3%。

(二)调查结果的城乡差异

1. 收入水平反映出乡村居民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调查显示，城镇受访者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5.8%，1000-3000元之间占45.3%，3000元及以上占48.9%;乡村受访者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41.5%，1000-3000元之间占44.7%，3000元及以上占13.8%。

2. 乡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收入升少降多。在增收调查中，城镇受访者收入比上年减少占16.7%，比上年增加占22.8%，与上年基本持平占60.5%;乡村受访者收入比上年减少占38.9%，比上年增加占24.7%，与上年基本持平占36.4%。

3. 城乡居民一致认为物价水平比较高。对物价的感受方面，58.3%的城镇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2.3%认为物价水平很高，29.3%认为物价水平一般;55.3%的乡村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4.9%选择物价水平很高，29.8%认为物价水平一般。

4. 网购率明显较低。从城镇受访者看，68.1%没有网购或者偶尔网购，27.2%经常网购，4.7%主要在网上购物;从乡村受访者看，92.7%没有网购或者偶尔网购，6.2%经常网购，1.1%主要在网上购物。城镇受访者网购明显多于乡村。综合起来，80.4%的受访者没有网购或者偶尔网购。本次调查对象多是县区级城镇及乡村，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对于新兴的商业网购业态，陕西的县乡级网购率明显较低。

5.中央八项规定对调查对象外出就餐带来影响。从城镇受访者看，37.0%外出就餐次数减少，6.9%外出就餐次数增加，56.1%外出就餐次数没变化;从乡村受访者看，28.4%外出就餐次数减少，10.2%外出就餐次数增加，61.4%外出就餐次数没变化。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减少外出就餐，对城镇和乡村受访者的影响区别不大。

6.乡村受访者日常购物方便度低于城镇。对生活用品购买便利程度调查显示，城镇受访者89.1%认为方便，2.2%认为不方便，9.1%认为一般;从乡村受访者看，65.5%认为方便，12.7%认为不方便，21.5%认为一般，乡村受访者感到购物不方便度高于城镇。

7、商业网络的触角还需延伸。调查显示，对家具和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74.8%的受访者选择在县城购物，20.3%的受访者选择在地级市购物，只有1.1%的受访者选择省会城市购物，另有1.6%的受访者选择乡镇购物。由此可见，随着“家电下乡”、“建材下乡”等消费政策的实施，家具及家电的销售网络在小城镇及乡村正在逐步建立，给城乡居民购物带来了便利，对居民的消费意愿影响减少。同时，调查还表明，有83.3%乡村居民选择在县城购买家具及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乡镇的商业网点还相对较少，发展明显不足，亟需加快对乡镇商业网络的建设。

二、影响当前全省居民消费意愿的三大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价格、收入、商品质量成为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的三大因素，55.7%受访者选择收入因素，76.2%受访者选择价格因素，59.2%受访者选择商品质量因素，只有8.5%受访者选择购物环境因素，另有3.8%受访者选择其他因素(主要是注重品牌、根据需要消费)。

影响受访者消费的主要因素情况

(一)收入水平是影响消费的根本因素。根据调查结果，月收入1000元以下占22.5%，1000-3000元之间占45.4%，3000元及以上占31.4%，收入总体较低。受访的551人中，收入比上年减少占27.8%，比上年增加占23.8%，与上年基本持平占48.5%。在受访者中55.8%选择收入是影响自己消费的主要因素。在高物价的情况下，而收入总体水平不高，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造成居民的购买力受到限制且难以提高。

调查对象月平均收入占比情况

(二)物价水平成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56.8%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较高，13.6%的受访者选择物价水平很高，29.6%的受访者认为物价水平一般，说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物价水平的感受都是较高。同时，受访者中76.2%的人选择价格是影响自己消费的主要因素。

物价水平选择情况

(三)质量因素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59.2%的受访者选择商品质量是影响自己消费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毒奶粉”、“地沟油”等假冒伪劣商品事件时有发生，消费环境、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参差不齐，消费者因为担心买到不合格的产品，而减少了正常的消费，极大的影响了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信心，影响了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对策建议

(一)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大众消费能力。要解决“能消费”的问题，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那么首先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从整体面上促进增收。其次要促进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包括促进农民增收，使得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增长水平至少和经济发展水平同步，随后快于经济增长。高收入阶层的基本消费已经饱和，增加的收入更多会用来投资。中低收入阶层人员收入增长以后，更多地会将收入用于消费。因此，要高度重视中低收入阶层人员的收入增长，这样才能有效的提振消费。

(二)进一步加强社会化保障体系建设。要解决“敢消费”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如果收入增加了，但是人们还不愿意进行消费，都用来储蓄或者投资，那么提振消费的目标依然无从实现。其中敢不敢消费就涉及到社会保障，很多人为什么不敢消费，是因为有后顾之忧，看病怕医保不够、养老怕养老金太低、房价太高还要通过储蓄足够的钱来购买，所以只有社会保障体系从各个方面得到完善，覆盖面更广、更宽，才能让人们“敢”消费。

(三)科学建设、严格管理各类消费市场。要解决“愿消费”的问题，除了提高收入，消除后顾之忧外，还要解决产品、服务、环境的质量。很多人往往消费之后，买不到好产品，得不到好服务，受到诚信方面的影响，消费体验差，就会不愿意再去消费。要改善消费环境，让大家吃的放心，用的放心，消费倾向才会提升。

(四)加强商业网点建设，线上线下齐头发展。一方面，提档升级现有商品市场体系，加快乡镇商业网点建设，延伸乡村消费;另一方面，推进乡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乡镇网络使用费用。同时，拓展快递业乡镇业务，解决快递最后1公里问题，最终形成城市乡村、线上线下齐头发展，方便全省百姓消费，繁荣陕西消费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