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说明

第一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说明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摘要：本文是关于河南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的个案调查。通过调查分析河南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地域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笔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归纳为四种模式并选取各个模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即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中牟县国富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浚县富贵养鸡合作社和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进行了模式的比较分析，通过对各个个案优缺点的对比分析，最终在河南省原有四种模式的基础上，从组织的宣传发动方式、组织成立后的政府角色定位、组织资金不足的解决方案、组织产品的销售网络搭建和组织的结构设计五个方面进行了新的模式建构，以使合作社的发展更具优势和潜力。

关键词：个案、模式对比、组织创新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现状及个案分析

河南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但自2005年起合作社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合作社涉及农、林、牧、渔等领域，而且也出现了合作基础上的联合社，同时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河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超过了9000家，参加会员183万多户。就全省而言，合作社会员规模差距十分明显，在18个地市中，平均规模最大的是周口市，为790多户，最小的是三门峡市，为16户。合作社的成员分布大多局限于一乡的范围内，跨乡、跨县的合作社较少。尽管在不同的地方，合作社的发展道路各具特色，但是也具备一些共同特征：一是合作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二是合作社具有自发组织性，它带有明显的民间组织性质。新农村建设要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合作社的发展也要尊重农民的选择;三是合作社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连，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合作社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四是合作社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否则难以健康发展。结合调查结果，笔者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起成立过程、会员之间的权责关系、合作内容以及运行绩效为标准对合作社进行了不同的类型划分，依据调查中涉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选取了河南地域内四种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合作社作为个案进行详细介绍：即兰考的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中牟县国富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浚县富贵养鸡合作社。

(一)兰考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

1.基本情况介绍

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离兰考县城3公里，共有350户，1486口人，2860亩耕地，主要是水田，常年种植小麦、水稻的耕地有2600亩，稻、麦轮作。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兰考挂职任副县长期间联系当地农民精英发起成立的。

2004年7月，村支书张砚斌经何慧丽介绍，前往河北省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接受有关合作社的培训;2004年8月底，他又同周孟奇、付玉平等4位农民精英参加了由何慧丽借用刘湘波等乡村建设资源力量组织的贺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的培训班。通过培训，他们接

1 受了合作的理念，看到了合作起来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他们于2004年9月16日成立了南马庄经济发展合作社。合作社通过为社员统一赊购麦种、购进猪仔等事项，使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合作的好处，许多村民陆续自愿入社。

南马庄合作社的特色是以文艺促合作。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文艺队。目前，南马庄已有了秧歌队和腰鼓队。文艺队不但减少了合作社在养殖、种植项目的宣传、发动和组织方面的困难，也扭转了村风村貌，营造了良好的合作氛围，促进了农民的团结。

2.权责关系

合作社在内部设有全体会员大会——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合作社日常业务及管理的主要组织机构(其内部有理事长1名，理事5名)，监事会——合作社的监督机构，保证合作经济的正常进行。此外还有一些职能部门，如种植协会、养殖协会、资金互助会、无公害大米协会，附属组织如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主要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

合作社一方面进行经济建设，如资金互助项目、统购活动;一方面开展文化建设，用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文化统领整个合作社的发展。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坚持每星期四下午到合作社学习，学文化、技术、政策。

3.合作社运行成果

现已有230户参加合作社。无公害大米种植在2004年被选定为“农业部示范项目”，“鑫合”牌商标已由河南省知识产权局代理注册。在“卖大米”事件之后，合作社进行了购米包地的制度创新，实现了城乡的良性互动。现在村内的无公害大米基地已有近1000亩土地的产品被订购。

在南马庄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促进了它的发展。这五种力量分别是：1.县、乡、村各级干部;2.知识分子，主要是指致力于促进农村发展的专家、学者，他们是先进文化的领路人，农村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他们;3.大学生，主要是涉农学生社团，他们无私、热情、充满朝气和活力，是推动农村换空气的最好催化剂;4.村子中的村民，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5.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如濮阳油田退休工程师衡老师，无偿为文艺队当教练，活跃了农村气氛。

(二)中牟县国富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1.基本情况介绍

中牟县郭庄位于中牟县城南3里处，临近陇海铁路和301国道。2005年4月9日，郑州市农业局组织全市农业系统干部和龙头企业代表共计200 余人参加了河南省农业厅举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班。通过培训，培养了一批辅导员，建立了市、县两级的辅导员队伍。

2 辅导员们经过调查发现，郭庄村的条件比较优越，便会同村支书郭国富发起成立了中牟县国富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简称郭庄合作社。合作社于2005年10月17日，在中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

2.权责关系

与兰考一样，合作社在内部设有全体会员大会——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合作社日常业务及管理的主要组织机构(其内部有理事长1名，理事5名)，监事会——合作社的监督制衡机构，保证合作经济的正常运行。但不同的是因社员分布分散，为加强管理和便于开展工作，合作社将社员依乡镇分为四个区。合作社社员的联系加强是通过共同体内的学习进行的，这样一种过程既培养了社员的民主与积极参与意识，也是社员通过互动加强对合作理念的认同，对组织的长远发展有利。

图2

3.合作社运行成果

该合作社现已有社员105户，分布于韩寺、姚家、刘集和郑庵四个乡镇、八个行政村。

2005年9月份，合作社为社员及其他群众(非社员享受优惠，是为了增强合作社的吸引力)赊购农药400瓶，平均每瓶比市场价低0.1元，赊购化肥20吨，每吨比市场低150元～200元;卖出大蒜50吨，价格比同期市场价高200元/吨。

2005年7月至2006年3月，合作社邀请大蒜种植方面有关技术人员作技术培训6次，对农民科技水平的增长具有很大意义。合作社在农资统购统销、技术推广和市场开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合作社已注册“国富”牌商标。

郑州市农业局和中牟县农业局不但向郭庄村派驻辅导员，指导其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建立定点联系制度，扶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

(三)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合作社

1.基本情况介绍

合作社发起者许文盛出身农村，曾在濮阳市农业银行工作多年，所以他对农村的资金供求状况非常了解。他发现农村不是缺少致富门路，而是缺少打开门路的资金，于是便产生了创办农民贷款互助合作社的想法。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简称濮阳互助社)于2006年7月6日被批准成立，这是一家非营利性贷款机构，属于社团组织。活动地域为濮阳县，业务主管单位是市供销合作社，经营范围涉及引资助农，组织培训农民进行贷款、购销、文化、生产合作活动等，注册资金60万元。

2.权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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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6日注册以来，互助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市、县、乡政府、市供销社等单位的关怀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下，先后完成了：“总社+分社+互助中心”的组织架构。

图3

图3说明，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审议、制定和修改章程，决定本社的解散或与其他组织的合并、联合等重大事项，可以选举、增补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审议通过本社理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等。顾问组对理事会工作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保证互助社的方向，积极建议，出谋划策，不干涉理事会对具体事务的决策。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并且对社员代表大会负责。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实行一人一票制，理事长为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理事会下辖的各个小组相对独立，分工负责合作社各个方面的发展。

3.合作社运行成果

(1)2006年在许家屯进行了四次团购，给社员带来直接收益45050元，总体收益55600元。

(2)至2007年3月，合作社已吸收社员自主入股67500元，累计发放贷款51万元，累计还贷14万元。

(3)合作社设计了文化建设与科技培训平台，建立了学习制度，开展科技培训活动，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推动农民增收。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捐赠科技图书近7600余本，涉及种植、养殖、加工、造林、沼气等多方面。

(4)合作社设计了妇女生产互助组平台，试图把分散的农村家庭组织起来，通过妇女生产互助组解决农村劳动力问题，让男劳力常年安心在外地打工。

目前，该合作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小额信贷试验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乡村建设中心合作推动单位，已建成28个分社，项目区分布在9个乡镇的28个行政村。

(四)浚县富贵养鸡合作社

1.基本情况介绍

1996年靳玉贵、靳福叶夫妇建设了4座鸡舍，取得了良好的效益。该年便有约18户农民向他们学习养殖技术。1997年达到80多户，1998 年增至200多户。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淇县)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希望他们成立一个组织，而靳氏夫妇便是最好的选择;靳氏夫妇为了维护养殖户的利益，也希望成立一个组织。于是在2000年4月5日，成立了浚县养鸡协会。2006年3月15日更名为浚县钜桥镇富贵养鸡合作社。

4 2.权责关系

社员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审议、制定和修改章程，决定本社的解散或与其他组织的合并、联合等重大事项，可以选举、增补或罢免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审议通过本社理事会、监事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决算报告等。理事会——合作社日常业务及管理的主要组织机构，监事会——合作社的监督制衡机构，保证合作经济的正常进行。技术服务队负责对社员进行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并做好生产环节的技术服务;积极开发、引进试验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新成果，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饲料运输队要求将饲料及时准确地运送到社员家中。防疫队负责做好各阶段的防疫工作。抓鸡队负责抓鸡，并积极向社员宣传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抓鸡要求，做到最低程度地减少损失。

图4

3.公司、合作社和社员之间的关系

图5

公司不直接与农户发生关系，而是通过合作社与农户建立各种联系(合作社与公司、社员分别签有合同)。农户只需将鸡苗款交与合作社即可，押金、药费由合作社垫付。合作社办公室存有社员接鸡苗的时间和数量，他们按照生长期和采食量派运输队给社员运送饲料。在出现重大疫情时，由合作社组织统一防疫并治疗。成鸡出栏时，农户通知合作社、公司饲养鸡调度处和抓鸡队。社员和合作社负责人随运输车前往大用公司屠宰场。公司按照合同的相关规定制定收购价。整个过程不发生现金交易，只需填写提货单。

结算由两个系统组成，合作社与大用的结算系统和合作社与社员的结算系统。一般情况下，以成鸡出栏之日算起，一个月后，合作社与社员将所有帐款结清。如果，农户出现紧急情况，急需用款，可提前结清。若有违约状况，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由淇县人民法院裁定。

4.合作社运行成果

合作社现已成为上联龙头企业，下联农户，集生产、供应、销售于一体的农民专业经济组织。拥有固定资产300万元，流动资产500万元，会员 520户，其中年出栏30万只的标准化肉鸡场32个，年出栏1万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419户。2005年为龙头企业提供标准商品用鸡1500万只，实现销售收入2.57亿元，利润2000万元。合作社被确定为2005年农业部示范项目示范单位。

二、基于个案的对比分析

(一)从组建过程中的主导力量分析

1.郭庄合作社体现了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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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作社的发展首先依赖于郑州市相关部门在发展合作社问题上的相对一致的看法。该类型下政府是一种积极的服务者角色，通过对合作社成立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以政府为主导推进合作社建设的过程具有速度快、覆盖面广、推进力量强大、资源整合能力强等特点，这是该类型的优势;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迫于外部的权威压力，村民会表现出“假意认同”，使合作意识难以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传播，进一步会成为合作社以后发展的障碍。关于这一点郭庄合作社的理事长郭国富说“有的村民就是凑热闹，看别人加入了，自己也就加入了。他们很快就退出了，政府的宣传对他们影响很大”。

2.南马庄合作社体现了学者驱动

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乡村建设学者的指导，他们倡导以文艺合作为突破口，首先要使合作的思想得到村民的认同。其次，优良的组织结构设计与系统完整的组织制度是其优势所在。但因发展初期难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合作社对社员的吸引力较弱，缺少激励手段。

3.濮阳互助社体现了农民自发

合作社的发展带有更强的“草根性”，农民精英对合作社发展的推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合作社生发于村庄内部，而且有同村的人倡导，村民对合作社有较高的关注度。对村内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挖掘是该合作社的一大特色，这不仅是新农村、新农民的客观要求，也是以村子自有人才实现农村发展的必要途径。

4.浚县富贵养鸡合作社体现了企业主导

组织的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内精英与企业组织的结合，企业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验使其在合作社的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合同式的利益约束机制使社员与企业在各自领域都追求最优，并明确了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从合作内容分析

在这里我们将四个合作社归为两类，即单一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性合作社。郭庄合作社和富贵合作社属于前者，而南马庄经济合作社和濮阳贷款互助社属于后者。通过现实材料可以发现一种倾向：在接近城市消费市场或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村内存在更多的是单一性专业合作社即合作社围绕一种或几种农(畜)产品的生产、经营、服务等方面开展活动。这类合作社的目标是为市场提供农产品，因而在地理位置上它们都接近城市或消费市场。此外市场的需求也使得专业化生产要有较多的智力和物力投入，而这些在经济基础好的地区才能实现。而相反，一些农村因经济基础差、地理位置欠佳而选择发展综合性合作社。综合性合作社虽不具备明显的经济优势，但在维护村庄稳定、提供部分村内公共物品、活跃乡村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如文艺队的存在改变了农村的传统的休闲方式、传递了健康的乡村风气;老年人协会不仅充当了村内矛盾、纠纷的调解者，也通过集体活动实现了老有所乐与老有所学。从社会需求和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综合性合作社应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合作社最终要在经济、服务、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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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权责关系分析

通过四个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设计，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共同的一些结构即全体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职能部门。全体社员大会因其规模和组织成本只能是重大事件的决策机构，如修改章程、决定合作社的解散或变更、合作社重大庆典等活动。理事会是合作社的日常工作负责机构，理事长由理事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理事会既是管理者又具有服务者的角色。监事会是用来监督和督促理事会工作的，但事实上因与理事会组织内地位的差异和信息的不对称，监督并不容易实现。合作社作为一种民间性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主要依据习惯、自我约束等方式来进行。同样对组织结构来说，合作社的设计必须具备可行和简洁的特点，以保证组织功能和效率的实现。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设计多为二级或是三级的扁平式结构，层级较少，有利于信息的传递反馈和社员之间的交流，对合作社的效率和灵活性极有帮助。

(四)从合作社建设与政府职能分析

政府的支持是合作社健康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从郭庄合作社的发展可知，以农业局为主导的农业行政部门积极作为，不但依法实现了对合作社的管理，还变以往的指令性工作方式为大力扶持、引导合作社发展，派驻辅导员，发挥服务职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过程是合作社与政府互动的过程，合作社的发展与壮大一方面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是也促使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合作社的培育和发展是政府农村经济管理、公共技术服务、优良农作物引入和推广等职能转变的过程。相反，在濮阳市贷款互助合作社初期未得到政府支持时发展缓慢，而在得到政府支持后就呈现了迅速发展的态势。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作为转变政府职能路径探索之一的农民合作组织也显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关于模式创新的思考

(一)四点认识与四方面结论

通过对河南省7市当中9县(区)的1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个案的实地调查，笔者得到以下认识：(1)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多种发展类型，发展规模差异较大;(2)大部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刚起步，带动能力弱，经济效益低，对社员的吸引力不够;(3)合作社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思想认识、资金、人才和内部管理等几个问题，但是只要政策到位、措施得当加上各方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4)不同的地方，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不同的路径选择，且各具特色和现实价值，因此相关部门在指导合作社的过程中要遵循把握规律、个别指导的原则。基于本文以上的对四种合作社模式的对比分析和思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方面的结论：

首先，合作社的发展过程可以有不同的主导力量，在材料中我们主要体现了政府、学者、企业、农民四种主导力量。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合作社发展迅速，相关的配套措施较为齐全，制度建设较为完备，但是也存在会强化社员对政府的依赖思想，对合作社的认同度低等不足;学者主导的情况下，开展文化建设，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同度较高，在组织设计上具备更多的

7 科学性，对社员的宣传效果较好，但是它的不足在于由于缺乏外部经济力量有力的支持，合作社经济效益较低，对社员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农民自发的情况下，由于合作社产生在村内，乡土社会的熟人性质决定了合作社内的社员必然是相互熟知的，这利于合作社的领导选拔和组织管理，有力于监督的进行，但由于农民在技术、文化知识、管理等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因而合作社仅仅依靠农民是很难获得成功的，但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变更的;企业主导的情况下，合作社可以通过企业直接进入市场，节省市场交易费用，可以学习企业较为成熟的经济理念和管理方法，从而服务于自身的发展，但是由于合作社在初期并不能成为与企业平等的市场主体，合作社要注意保护社员的利益，要维护组织的利益，要避免企业对合作社的变相压榨。

其次，合作社开展的主要工作或是合作社的发展起点主要由合作社所在地的经济地理位置和村子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正如我们在案例中看到的兰考、濮阳的农民上实际上选择了综合发展的路径，除经济建设外还有文化建设、社区关怀等内容，而郑州、鹤壁两地的合作社多是专业生产性合作社，因为他们靠近大的消费市场而且村内经济发展较好，为专业化生产提供了许多条件。因此，合作社的发展不能一概而论，要结合经济和地理位置等多个因素来考虑，政府对合作社的指导要结合地方特色和村庄实际。

再次，合作社的组织结构要尽量简化，制度设计要体现人性化特征。合作社内部的权责关系是组织结构设计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合作社性质的体现。作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性组织，合作社的结构设计不能过于复杂，在制度设计方面要充分考虑当地的传统和习惯，以可行性为标准。合作社要能够有力地协调社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要在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下完成调解和利益达成。

最后，合作社的发展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要在资金、注册、税收和知识培训方面提供服务，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尽量减少行政性干预。合作社的发展要发挥政府宣传者、推进者、资源协调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同时合作社也为政府职能服务提供了载体，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创新

基于本文中对河南省原有四种合作社模式的对比分析，笔者拟丛四个方面对合作社进行模式创新。

1、在合作社的发起成立阶段，要采用兰考的文艺队方式进行宣传，这样既有成本低的优势，又使社员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合作社并接受合作的思想。

2、在合作社成立之后，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的进一步指导，政府角色的扮演要采用郑州模式。要建立辅导组与合作社的长期联系制度，要定期到合作社了解情况并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政府要做到指导而不领导，参与而不干预，扮演好服务的角色。

3、在合作社资金面临困难时，要采用濮阳模式。将农民的资金互助与国家的小额信贷结合起来，将政府扶持资金与民间闲余资金结合起来。

4、在合作社产品的市场营销手段方面，要采用鹤壁浚县模式，建立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友好关系，或是采用定单农业模式，要保证合作社的产品有安全的销售市场，降低社员的风险成本。

5、在合作社的结构设计上，要采用三级扁平式组织结构即全体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职能部门(如种植组、养殖组等)，社员要定期学习，理 8 事会要定期向社员汇报工作。监事会要做好监督和促进工作，要与社员一起为组织发展提供监督制度保障。

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了规模集成、信息整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维护了农民的各项权益，推进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政府正确认识、客观判断、科学决策、依法推动的基础上，在社会多方力量的共同关注和参与下，通过农民发挥主体作用，一定会迎来发展的明媚春天。

第二篇：珙县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索

珙县课题组

珙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以来，紧紧结合专合社性质和特点，充分发挥供销社市场流通、组织管理、融资渠道和发展模式“四优”作用，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有效破解了制约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资金不足、经营管理落后、市场竞争力弱、规模发展不够的瓶颈，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强劲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至目前，珙县共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85个，总注册资本5340万元，合作社成员19360人，带动农户28580户，实现产值9770万元，户均增收2011元，连续3年被评为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工作先进单位。

一、发挥供销社市场“两网”优势，突破专合社市场“弱小”瓶颈

(一)利用供销体系网，接入网点专合发展渠道畅通。联合是供销社的优势，在经过30多年改革的风风雨雨后，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农民群众服务的关系已经理顺，全国性供销系统网络健全，供销社已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县供销社充分利用供销系统上到全国，下至基层村社的商业网点的庞大网络体系，积极帮助农民专合社接入供销系统网络，促进专合社产品入网销售，带动专合社发展壮大。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机制运行以来，县供销社共累计帮助75个专合社接入供销系统网络，确保了专合社发展渠道畅通。

(二)整合系统资源网，农超对接专合产品产销两旺。一是依托"千社千品"富农工程，促进产品流通网络对接。紧密结合供销系统从2006年起开始实施的“千社千品”富农工程，积极扶持了20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塑造了10余个特色农产品牌，纳入“千社千品”富农工程5个农产品品牌，拥有标准化生产基地的合作社6个，已注册商标的合作社达10余个，2010年实现产值9770万元，专合户均增收2011元。二是推动“农超”“农企”连锁对接，开辟新网工程绿

色通道。结合专业合作社发展实际需要，县供销社大力推动专业合作社与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工企业连锁超市对接，开辟专业合作社产品进入新网工程的绿色通道，对专业社合作社产品进入供销社系统的批发市场和超市的实行减免入场费和管理费，促使6家专合社产品进入县内超市，红月亮公司、红土花生等5家专业合作社与企业实现了农企对接，进一步促进了专合社的发展。三是用好展销、洽谈、博览会平台，争取外地份额抢拼市场。充分利用供销系统和非供销系统组织开展的展销会、洽谈会、博览会议平台，积极组织和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走出去参加各种博览会，引进来产品销售订单，以销促产。仅2010年，就分别引导珙县专合社参加了杭州“第三届中国农业投融资洽谈会”、上海“第三届四川省优质特色农产品上海展示展销会”和河北省唐山“2010年中国特色农产品博览会”，分别签订了辣椒、甜苦笋、磕粉等产品的销售协议5400万元，招商引资初步意向协议1000万元，商品试销协议14230万元。黑花生、黄金梨、金鼎核桃意向性订单协议，“玉龙黄金梨干”、“红欢堂蔬菜磕粉”、“金鼎核桃”等特色产品被“2010年中国特色农产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博览会“金奖”，大大提高了珙县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开拓境外营销市场，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健康发展。

二、发挥供销社管理“两大”优势，消除专合社管理落后矛盾

(一)突出“三专”效果，专合社管理规范有序。一是专家培训提高素质。充分利用供销系统专家资源广和管理层次高的优势，通过举办专合社管理人、发起人、经纪人管理培训班的形式，分期分批办班学习，全面为专合社培养和储备人才，为专合社规范管理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自《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全县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00余期，共培训5000余人次，仅2010年，县供销社就为全县17个乡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农产品经纪人共180人，促进了参训人员的技能和素质提升，提高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运作管理水平，促进了农民专业合

作社健康发展。二是专业管理规范建设。有效发挥供销系统管理人才多，管理经验足的优势，积极指派经验丰富管理人员到基层，为建社短、规模小、运作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对口支援，帮助专合社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管理机制，规范内部管理，促进专合社规范、良性运作。自专合社建社以来，全县供销系统累计指派690人次，为70余个专合社提供了对口管理，进一步促进了专合社规范有序发展。三是专门考核促进发展。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目标考核办法，明确了各乡镇、各部门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工作任务，要求各乡镇要以新农村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列入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与农业、农村工作同计划、同安排、同检查。县级涉农部门积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信息、技术、项目资金等保障，项目资金安排倾斜专业合作社，把专业合作社作为实施项目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促进了专合社的迅速发展。

(二)发挥“两范”作用，专合社管理规范有序。一是率先垂范，引领发展。早在2004年，县供销社就结合供销系统体制改革实际，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因势利导，及时作出了由县供销社牵头组织，推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政策，拓展了供销社和农村经济双向发展的新路子。当年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3个，带动农户35户，实现产值10万元，为农民专合社的发展开好了头，带好了路，并引导农村群众先后建立了专业大户创办型、村干部发起型、企业带动型等多种形式的农民专合组织，促进了农民专合社的蓬勃发展。二是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在农民专合社发展过程中，全县供销系统坚持注重培育和扶持典型，充分发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积极作用，试点示范型专业合作社16个，起到了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良好效果。重点培育的珙县玉龙黄金梨专业合作社内部管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吸收成员332户，带动农户1677户，有黄金梨产业基地9000亩，其中已投产2000亩，

遍布17个乡镇， 2010年人均增收2500元。重点指导的珙县红欢堂粮油专业合作社内部管理结构不断强化，吸收入社社员100多户，带动农户5000多户，户均增收2450元。

三、发挥供销社融资“两动”优势，破解专合社资金不足难题

(一)部门推动，协调配合抓融资。充分发挥渠道广、途径多的优势，加强与县金融管理部门联系，争取县人民银行联系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支持的意见》，规定了金融机构加强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融资支持的具体措施，为保障农民专业合作社有效融资、扩大规模、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积极协调融资公司为专合社融资，为专合组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仅2010年，县供销社就协调宜宾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珙县红盛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珙县玉龙黄金梨专业合作社、珙县红欢堂粮油专业合作社、珙县金鼎核桃专业合作社等四个专业合作社在珙县农村信用联社贷款340万元提供担保，基本解决了专合社发展的资金瓶颈。

(二)项目促动，穿针引线抓投入。积极搭桥引线，帮助专合社争取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协助专业合作社做好项目的申报和服务工作，促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政府农业开发项目，夯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础。如珙县红欢堂粮油专业合作社获得市财政资金20万元、县科技经费3万元，珙县玉龙黄金梨专业合作社获得市财政资金15万元，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加大投入力度，扩大推广种植面积。项目资金的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产业的做强做大，为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发挥供销社发展“两向”优势，解决专合社发展不够问题

(一)移植成熟模式，横向联合发展壮大。合理移植供销系统横向联合发展壮大成熟模式，指导全县各专业合作社之间切实加强横向联合与合作，把全县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创设了珙县农村合作经济联合会，积极主动地为农

民专业合作社开展科技咨询培训服务，帮助签订购销协议，推销农副产品等工作，并在同类专业合作社横向联合与合作上做了一些探索。联合会成立以来，得到了各专合社和农民的认同，会员单位逐年增加，现已发展80个会员单位。同时充分发挥各个专业合作社的特长，使专业合作社形成强大合力，进一步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提升了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能力，把“农民做不到、政府做不好、企业不好做”的事做到了，促进了农业标准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专合社的发展壮大。

(二)坚持传帮带小，纵向对接领跑增效。坚持供销社联合社主抓专合社的工作理念，充分发挥供销社和大专合组织的市场和资源优势，带动专合社拓展经营市场、开辟市场空间，实现专合组织共同发展，增效增收。仅2010年，县供销社和各专合组织就带领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市场50余次，参加各类展销、洽谈会10余场次，其中：金鼎黑桃、蔬菜磕粉、黄金梨干等分别获全国金奖：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有效的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农村繁荣。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起到较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第三篇：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征收期刊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给予了明确定位，一方面为理论界长期以来在合作社法律地位问题上的争论暂时划上了句号，同时也为合作社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法人组织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对合作社地位的描述，要么立足所有制，认为合作社(合作经济)是集体所有制经济;要么只仅仅认为合作社为“经济组织”，到底享不享有法人地位始终不明确。1949年《共同纲领》第29条规定，“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第13条规定，“合作社的财产是劳动人民集体所有的财产。”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1993年宪法、1999年宪法都将合作社(合作经济)规定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从所有制的角度给合作社以法律定位，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从本质上讲，合作社是一种经营方式而不是一种所有制形态，因此，合作社与集体所有制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的范畴。”立法对合作社的法律地位还有一种认识，那就是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组织”或“经济组织”。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第2条规定，“合作社是劳动人民自愿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并且是“具有独立组织系统的人民团体之一。”各地所制定的合作社地方性法规也大都持这一认识。

要不要赋予合作社以独立的法人资格，立法的态度必须是明确的。主张赋予合作社以独立的法人资格的人认为，合作社不具有法人资格使得交易安全无法保障，以合作社为交易相对人的合同可能会因为主体不适格而不生效。因此，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民法通则》现有的机关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分类中找寻最接近的予以登记就可以①。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合作社法人具有其特性，即使从营利性、非营利性角度都难以归其类，因此建议在民法典中新设“合作社法人”新的法人类型。②但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没有创设“合作社法人”这一类型，梁慧星就指出，非营利法人的规定为“合作社法人预留了适当的位置”，“非营利法人，包括传统分类的公益法人，以及介于营利法人与公益法人之间的中间状态的法人。作为自助性经济组织并对社员实行非盈利原则的各种合作社，正是这样的中间状态的法人。”但是有的学者却认为应当将合作社界定为“商法人”，赋予其商主体人格。这些争议正好反映了合作社性质的特殊性，看来单独确定一个“合作社法人”是必要的。当然如果依照马俊驹教授的开放型民事主体立法理念，这个问题看来也不会是个问题。③

反对的观点认为，“将合作社的主体地位一概定位于法人有失偏颇，也难以完全符合社员的意愿。合作社既为自治组织，参与合作社的成员应有权选择采取何种组织形式更有利于合作社的经营，更有利于实现合作社的宗旨。”有人认为，由于合作社经济在我国起步较晚，合作社的治理水平较低，一时难以完全达到法人的严格条件，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一定是法人。因为法人必须具备较严格的条件，考虑到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要采取先促进、后规范的立法取向，将其分为两大类：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确定其为合作社法人;不符合法人条件的确定其为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立法中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应不出现‘法人’字样为好。”这种调和的观点被指责为“过于笨拙”，“未见有民事或者商事组织法中就同一类组织，使用同一名称的主体在法律地位方面做出区别对待的例子”。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合作社立法都明确赋予了合作社以法人资格。1983年《联邦德国营利合作社与经济合作社法》第17条规定，“注册合作社作为法人独立拥有其权利和义务。”《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法》第5条规定，“农业协同组合和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具有法人资格。”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第2条合作社之法律性质中明确规定，“合作社为法人。”将合作社的法律地位界定为法人，有利于其作为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市场主体从事市场交易活动，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社员的利益。

从我国立法的现状来看，较早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办法》都赋予了信用合作社以法人资格。一些地方的合作社条例也将法人资格格赋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④《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4条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

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法人资格。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的概括是想说明合作社是否具有营利性的问题。“营利性”是合作社法律地位争论的焦点之一。

王保树认为，“合作社既然是企业就很难不涉及到营利性，因此，合作社具有营利性。”周林彬认为，应当“从商主体角度研究合作社”。范健指出，“从商法角度应当认定合作社为营利性组织”。马跃进认为，“是否具有营利性主要看盈余分配给出资者是否以出资额为标准”，“因此，合作社是一种非营利性企业。” 金锦萍认为，“合作社中有部分是商事主体，具有营利性，有部分不属于商事主体。”⑤

梁慧星认为，“合作社是‘非营利性法人’”，李长健、冯果认为，“立法中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可以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⑥非营利性主要是基于参加合作社的部分动因以及合作社社员内部的关系而言的。其实立足合作社的市场经济属性及对外交易行为，合作社具有营利性的理论依据同样是充分的。“农民其实也很清楚，参加合作社不是为了纯粹的公平，而是为了纯粹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合作社能给自身带来什么利益以及相关的本利核算，换言之，他们追求帕累托改进，而非帕累托最优，„„。”由此，“成员的营利性决定了组织的营利性，因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营利性是可以认定的。”

关于营利性的争论不会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而平息。原因在于，从本质上讲，合作社兼具了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双重特性，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合作社是否应当彻底抛弃营利性或者非营利性，而在于，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者之间，以谁为主的问题。如果过分的强调非营利性，会漠视社员参加合作社的营利需求，影响民主参与的积极性，最终损害到合作社制度的本身。过分的强调营利性，会冲击合作社的互助特性，对民主控制机制构成威胁，合作社作为一种市场主体的比较优势将会丧失，最终会完全沦落为纯粹的商事组织。

从立法的技术角度来讲，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总得有一个态度，但这种态度不应成为我们漠视任何一种属性的终极真理。

有关合作社的立法对合作社的营利性是认可的。1972年法国合作社法规定，“农业合作社及其合作社联盟是不同于民事企业和贸易企业的一类特殊企业。”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第1条规定，“本法所称合作社，谓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之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社员经济之利益与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之团体。”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第13条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通过与民法通则的立法对照，农民应该是企业法人组织。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营利性企业法人。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互助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条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的互助性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特征。

互助首先必须建立在互助者相互自愿的基础上。自愿的前提是互助者地位的平等与独立。法律人格独立的重要条件就是财产的独立。“合作经济是以社员的个人产权主体地位为基础的。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条件之一是农民具有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是合作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在合作社中，合作者的平等实际上是指经济地位的同质性，否则互助很难实现。互助合作的需求必须是真实自愿的，合作自愿是合作社的生命力所在，是合作社制度的基本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合作化运动，不能说是自愿。今天，重提合作，不能穿新鞋走老路。

合作者参加合作社是为了联合应对市场经营的风险，合作者相互之间不存在控制的问题，“合作是人们或组织，为实现同一目标，相互帮助、共同行动的一种方式。”合作社不是以股金作为权利义务的基础，股金只是“社员资格取得的一个前提，社员的权利义务基于社员身份而不是资本。”因此在合作社的内部控制上实行“一人一票”的表决权制度，分配上实行惠顾返还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反映互助性特征的内容很多。“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等等，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

作为互助性经济组织，合作社的民主自治是其基本的制度价值。合作社是一种民间组织，它能够承载人们对于善治的强烈需求。日益发展的民间组织成为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是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的中介，是培养民主精神与民主技能的重要载体。“民间组织的出现是中国农村推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它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从总体上推进了农村的民主和善治。”以农村为主要生长空间的合作社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能够实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的治理与善治，是对民主法治的重要的贡献

第四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涉税问题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成立的经济组织，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中，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80%。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并以上述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上述法律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合法的经济组织。但是，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日常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存在哪些涉税问题?应当如何规避涉税风险?在这里我们作一个简要探讨。

一、建立符合要求的经营组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础上颁布的，因此，组建一个符合要求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

什么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特定的原则、共同利益机制和具体的成员队伍。简单地讲，就是“民办、民管、民受益”，而那些利益归公司，只把社员当顾客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农民中的能人在某一个产业带领农民创办合作社;二是乡干部利用手中资源领办合作社;三是乡镇基层机关创办合作社;四是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通过发展产业链领办合作社。这四种类型又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别人当老板，农民跟着走，比较典型的就是“公司+农户”，其本质并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另一类是农民自己当老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跟着走的占多数。但是，在现在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存在部分虚假注册现象，一些人瞄准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允许占20%的外部投资人进行投资的规定进行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在部分地区，有的合作社将社员分为“投资股”和“名义股”，少数“投资股”社员拥有合作社的大部分股金，控制着合作社的决策等几乎所有事务，参与盈余分配。其他“名义股”社员每人只需交50元或100元股金，只有参加培训的权利，不能参与合作社管理，也不能参与盈余分配。有的合作社由大款或龙头企业领办，包括税收在内的优惠就成了这些人的囊中之物，而真正的弱者联合组织发育困难，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不能体现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当地主管部门的注意。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优惠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是依据2007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依法注册登记的法人单位。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属于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范围。

1、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流转税优惠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6月24日颁发《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81号)，明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设立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自2008年7月1日起享受如下有关税收优惠：一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本社成员生产的农业产品，视同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二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业产品，可按13%的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三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向本社成员销售的农膜、种子、种苗、化肥、农药、农机，免征增值税;四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

2、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合作社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一是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二是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三是中药材的种植;四是林木的培育和种植;五是牲畜、家禽的饲养;六是林产品的采集;七是灌溉、农产品初加工、兽医、农技推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业项目;八是远洋捕捞。

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一是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二是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虽然涉农项目如农作物种植、农产品初加工、农机维修等属于免税项目，但以上提到的运输、贮藏、技术信息等服务，并不在免税之列，其收入应当按章缴纳所得税。当然，如果专业合作社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可以减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3、盈余分配的个人所得税问题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按照章程规定或者成员大会决议从当年盈余中提取公积金。公积金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盈余，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分配盈余。可分配盈余按照下列规定返还或者分配给成员，具体分配办法按照章程规定或者经成员大会决议确定：

(一)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

(二)按前项规定返还后的剩余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份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而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税后利润及盈余分配给个人的，包括盈余公积金转增个人份额的，视为股息红利所得，应按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税法对个人或个体户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且经营项目属于农业税(包括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征税范围的，其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三、加入农民合作社应注意四个问题

从目前的政策规定来看，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得到实惠。如果能够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式运作好“公司+农户”模式，则对企业、对农民都有利。但是，农民如果准备加入专业合作社，则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

一、尊重农民的意愿。目前部分地区将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政府官员考核的指标，还有些地方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强拉农民组织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如果通过村委会，用行政手段召集农民“入社”是不可取的。有关企业应把工作重点放在产品宣传上。让农民了解种植某一作物的收益前景，使其树立合作信心。

其

二、企业社员应当自律。根据现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监事会成员，都由成员大会选举产生。有关企业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出资多，交易额大，就能在社内享有特权。尽管企业可以通过增大出资额或与本社交易额获得附加表决权，但附加表决权总票数被限制在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20%以内。而且本社章程可以限制附加表决权行使的范围(比如在选举理事长时不行使附加表决权)。由于法律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因而在社内事务管理中，实际上占主导优势的是农民而不是企业。

其

三、正确认识优惠政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但是，社内企业成员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不能把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混为一谈。因此，国家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税收优惠政策，社内企业成员不能套用。比如，社内成员企业甲购进农产品，又转卖给其他企业乙，这只是甲、乙企业间的交易，就不能适用上述第2条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甲企业不是农业生产者，应当缴纳增值税;乙企业也不能向甲企业开具农产品收购凭证，而要凭甲企业开具的销售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额。

其

四、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税收优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业务和税种都优惠，比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了运输服务，则要按交通运输业缴纳营业税，税率为3%;如果提供了贮藏服务，则要按服务业的仓储业缴纳营业税，税率为5%;提供了技术信息等服务，则要按服务业的其他服务业缴纳营业税，税率也为5%。不管服务对象是社内农民还是社外农民，都要缴纳营业税。而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购销合同免征印花税，但若将社内成员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再卖给社外企业，则与社外企业签订的合同就得按章纳税。根据《印花税暂行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购销双方都应按购销金额万分之三贴花。

其

五、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享受国家规定的对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和其他涉农经济活动相应的税收优惠，且国务院将制定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税务部门将会积极贯彻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新生事物，其经营机制比较复杂，应当在完善管理上下功夫。《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的交易、与利用其提供服务的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因此，社内交易与社外交易要分别核算。对于既从事免税项目，又从事应税项目的纳税人就更需要注意对有关项目分别核算。所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如果享受有关税收优惠，就要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强化内部管理，如建账建制等。

第五篇：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公司的区别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 同时在第四条规定， “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照本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由此，从法律上将合作社制度与股份公司制度区分开来。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合作社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究竟有哪些本质的区别与内在的相互联系？

一、产生的直接动因

公司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它首先是与海上贸易、分散风险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股份公司，是16世纪新航线、新大陆发现后，资本主义出于殖民扩张、对外贸易、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而创新出的一种现代公司制度。因此，股份公司制度的出现，本质上是商业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追求财富增长而实施资本扩张的一个结果。

而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则出现在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转型期。当时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家庭手工作坊，资本排挤劳动，劳动力异化为商品，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对抗，并引发了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动，大批无产者和处于破产边缘的小生产者阶层孤立无援。这些经济弱势群体为了避免大资本、中间商的盘剥、维护自身的生存地位，创立了以服务为目的的自助组织。他们联合起来，试图以团体的力量解决个人无力解决、或解决不好、或个人解决不合算的问题，改善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因此，简单地讲，合作社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源于经济弱势群体“保住阵地”的一种自卫行为，这与社会中的经济强势集团成立股份公司“扩大领地”的进攻性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此外，合作社制度的产生，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改良主义等各种合作思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合作社制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很强的社会变革主张，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物而出现。而股份公司的创新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内在需要。

二、组织目标

与产生动因相联系，股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股东的资本增值服务，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而合作社则是为小生产者为主体的成员的营利服务，为成员服务是合作社的目标，在组织内部，合作社不赚取其交易对象、服务对象——成员的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 第二款规定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以服务成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具体举例，农户联合起来组建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后，合作社的目标就是通过联合销售成员各自生产的农产品，降低成员各自经营的市场风险和成本，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尽可能地为成员卖出高价，合作社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赚取的利润将全部返还给农产品的提供者成员手中；而股东投资者建立农产品销售公司后，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股东的投资获得最大回报率，因此它的经营目标一方面要尽量压低向农产品生产者购买原料的收购价、以降低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抬高向消费者销售农产品的出售价、以获得高的盈利水平，公司最终实现的利润并没有流到农产品生产者手中，而是流向了农产品生产者、农产品消费者以外的第三方——投资者手中。

三、成员制度

与组织目标相对应，在成员制度安排上，股东加入股份公司、成员加入合作社，都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但是，只有要利用合作社服务的人才能够加入到合作社中来，正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成员为合作社的主要服务对象。如果没有和合作社发生业务往来，仅仅是为了取得高的投资回报率，则不能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只能成为一名股东。因此，在合作社制度下，所有者与使用者具有同一性，而股份公司制度下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是分离的。具体地，以农业供给合作社为例，成员一定是农业投入品的购买者；而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股东则不一定必须购买农业投入品，前者入社的目标是为了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而后者加入公司的目标是为了获取投资回报率。同样地，农民加入农产品销售合作社是为了销售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农产品销售公司的股东则不需要自我生产农产品；农民加入农机利用合作社是为了获得农机服务，农机公司的股东并没有农机服务的需求。

并且，当成员不再与合作社发生业务往来，不再利用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时，他（她）可以自愿退出合作社，并抽走入社时缴纳的股金或入社费。但是股东一旦将股份投入公司，则不可再抽回，离开公司时只能转让他人。

四、所有权安排

与公司相比较，合作社的所有权安排具有特殊性。如前提到的，由于合作社股本的来源与成员的惠顾（patronage）联系在一起，成员的股本认购有着严格的限定，以每个成员拥有相同的股权为典型形式。最根本的，所有权在经典型的合作社 中本质上并不能带来相对应的收益，相反，合作社成员的收益权主要体现在与合作社的惠顾中（详见下），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合作社融资困难，成员缺乏足够的激励向合作社投资。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此作了一定的修正，针对中国生产要素供给的现实情况，较大程度上承认了资本的作用，如扩大合作社按股分红的比例，可分配盈余中非交易额分配的比例最高可以达到40% 等。又如为进一步明晰合作社集体产权，第五章第三十五条规定，合作社“每年提取的公积金按照章程规定量化为每个成员的份额”，第三十六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为每个成员设立成员账户”，成员退社时合作社应“退还记载在该成员账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第三章第二十一条），从而降低了合作社产权制度模糊产生的搭便车问题。

五、治理结构

合作社和股份公司内部治理的机构安排并没有任何差异，都是全体成员（股东）（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理（董）事会为决策机构，而日常的经营管理实行理（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

但是在决策原则上，合作社与股份公司有着本质的不同。合作社是实行经济民主制的组织，合作社内部人人平等，成员每人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即实行一人一票制，普通成员的权利得到充分保证，增强了成员参与合作社事务 的积极性、有效地保护了普通成员的基本利益，防止了个别人控制合作社。而股份公司则实行一股一票制，拥有股份多的股东决策的话语权就大，甚至可以实现独裁——如果控股的话。

近些年来，随着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增强，合作社在平等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在坚持民主管理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加大对合作社发展贡献较大的成员的投票权，努力使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本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实行一人一票制，成员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第二款又规定，“出资额或者与本社交易量（额）较大的成员按照章程规定，可以享有附加表决权。本社的附加表决权总票数，不得超过本社成员基本表决权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

并且，在决策过程的制度安排上，合作社更强调民主的广泛参与性，限制成员代表大会的权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超过一百五十人的，可以按照章程规定设立成员代表大会。成员代表大会按照章程规定可以行使成员大会的部分或者全部职权。”另外在理事长、理事、执行监事、监事的资格上，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由成员大会从本社成员中选举产生”，也即非成员不可担任合作社的理事、监事。这与股份公司广泛聘请外部独立董事制度不同。因为合作社认为非成员理事不能代表成员的利益。

六、分配制度

股份公司实行按股分红的分配制度，红利水平取决于企业的盈利水平。而合作社严格地讲不存在利润 ，因为合作社是为成员服务的、按照成本对成员提供各种服务。如果财政出现了可分配盈余，那是源于合作社在与成员的交易中收取了成员过多的费用（如为成员提供购买服务）或者少付了成员应得到的收益（如为成员提供销售服务），既然如此，合作社最终应当按照“物归原主”的原则，按照成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额（量）将多收或少付成员的部分再退还给成员，因此合作社的分配制度是基于成员对合作社的使用或利用，它保护了大多数普通成员获得基本的经济利益。

然而，在买方市场初步形成、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合作社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决定日益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购买力，而这些又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从合作社对此的影响力看，它与合作社的发展战略、经营效率、营销策略、投资决策、企业家贡献等等多种因素有关。如合作社投资建设有机食品基地，成员产品价格可以实现翻番 ，又如较高的广告投入水平、实施品牌战略将会改善合作社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 。在这里，合作社产品（或服务）价格的形成不再是简单的与成员交易中“多收”或“少付”、合作社规模经济的变化问题，而是还凝结了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十七条中的盈余分配原则在重点强调了按照成员与本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分配不得低于60%的基本原则下，将其余的部分以成员账户中记载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以及本社接受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和他人捐赠形成的财产平均量化到成员的数额，按比例分配给本社成员。这意味着合作社的分配承认了资本要素等的贡献。

七、经营战略

股份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资本回报率、实施以市场为导向、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经营战略。公司的生产经营范围具有广泛的选择性和灵活的弹性，哪种产品或服务的盈利空间大就经营哪种产品或服务。公司可以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 采购产品或转移生产基地，因此，公司经营的产品或服务因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然而，合作社的目标是为成员服务、为成员的产品提供一个“家” 和围绕成员产品提供服务的组织目标是与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营销哲学理念相冲突。合作社的经营产品范围被锁定在成员所提供的产品上，合作社以市场为导向可能会被它有限的产品范围所破坏。从合作社的实际运作情况看，绝大多数合作社通常只是一种商品的销售者，并且不愿意增加新的商品。成员对于非惠顾产品的投资十分谨慎。这种行为减低了合作社通过扩展它的产品范围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并强化了原有产品的市场计划，易导致合作社经营的封闭性、甚至是僵化性。

此外，合作社为成员提供服务的组织目标，通常要求合作社限制与非成员的交易。《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成员、非成员的交易应当分别核算。但是从经营效率的角度看，它事实上是不利于合作社低成本地实现企业规模经济。

可见，合作社经营战略与股份公司相比，具有天然的制度安排缺陷。

八、社会责任不同

合作社以人为本，为社会弱势群体服务。合作社制度强调人的平等、人的尊严。合作社的服务对象、经营范围具有很强的地缘性，基本锁定在农村社区生产同一产品的特殊成员群体，合作社的基本构成元素是那些依赖于自己的土地、生活在本地社区的“人”——成员，而不是股份公司可以满天飞、哪里有利润就投向哪里的“钱”——投资者。土地的不可迁移性决定了合作社深深扎根在农村社区中，合作社的发展与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国际合作运动的经验看，合作社已经成为当地社区服务的重要提供者。有鉴于此，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通过的最新修订的国际合作社七项原则中，增添了“关心社区原则”，要求“合作社根据成员批准的政策来促进其所在社区的持续发展”，它意味着合作社有一种责任要保证促进所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保护社区环境。2002年国际合作社日的宣传主题就是 “社会与合作社：关注社区”，特别突出了合作社作为一种以人为本的特殊组织对于推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社对于为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尊重人类的价值做出的贡献。合作社不仅提高了成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丰富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促进了合作社所接触到的所有人——社区的发展。

相比之下，股份公司作为金钱利益的产物，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股东个人财富的增长。尽管客观上股份公司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技术进步、解决就业等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股份公司在遵守商业道德、合法经营下，并不需要额外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例如关心弱势群体就业。近些年来，在消费者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下，西方社会在企业与社会关系处理上，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新概念，倡导公司基于自愿原则对社会和环境的关心整合到公司的运营中，整合到与国民的交往中，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让企业家不仅因为盈利，而且因为能为满足某些社会需求做出公平的贡献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并没有成为公司的一种法定义务，成为指导公司行为的普适规则，这与合作社自身内在所具有的穷人自助性组织的制度安排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讲，合作社制度天然就承担着一种社会责任在其中，而股份公司开始承担社会责任则是外在制度环境压力的一个选择结果。

综上所述，股份公司与合作社制度从产生的社会基础，到组织的目标、再到组织的运行规则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的裁决者是消费者，作为市场经营主体，无论是股份公司还是合作社，要想生存与发展，都需要接受消费者的最终检验。因此，经过160多年来的发展，股份公司制度与合作社制度为了自生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不断地创新、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一些股份公司引入职工参与计划、从管理、决策参与直到股份参与，并且分配制度向人力资本倾斜，缓和劳资矛盾，提高公司的凝聚力；而一些合作社则面向社会募集股本、并且实施股本不可退还制度，并出现了比例投资型合作社，等等，以减缓合作社产权制度缺陷所带给合作社投资不足、缺乏后劲等问题。合作社制度与股份公司制度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甚至在强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围绕一些产品的生产，股份公司和合作社合作发展战略联盟、股权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联手共同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最终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