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智慧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西方哲学智慧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结晶之一，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内在条件以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促成的。毛泽东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或解释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着眼于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第一篇：西方哲学智慧论文

东方的智慧　西方的技能

编者按：2005年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可谓风云四起——央视经济频道十年打造的“年度经济人物”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让人们触碰到这个时代的经济脉搏;CCTV“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从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的眼光出发，展现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南方周末》评选的“年度传媒人物”，则以另一种角度碰撞着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本专栏中的人物，有的是名牌企业的打造者，有的是以一种精神感动了社会的个体劳动者，有的是在政府机构履行职能的公务员……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以自己的行为或业绩影响着中国某一方面的建设进程，同时，作为行走在东西方交汇点上的人物，也都有自己的沉淀和思考。敬请大家对此栏目给予关注并推荐稿件。

王兟被业界称为“中国地区最有经验的直接投资者之一”，在就任CEO的近六年里，他不仅让一个原本只有一个“TOM.COM”的门户网站扭亏为盈，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将TOM集团打造成为一辆拥有“五个引擎”的高速前进的汽车。由于他的杰出成绩，王兟当选史坦国际组织的“2005中国传媒年会”所选出的十大传媒年度人物之一。从他的身上，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中国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传媒人对于全球化传媒发展方向独特的驾驭能力和追求。

中国在近几年来经历了从新闻业到传媒产业的一次次跨越，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其中的变化，跨媒体的传媒产业界到底做什么，它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又带来了什么呢?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与王兟的对话拉近外宣工作者与新兴传媒产业的距离。

《对外大传播》：我们了解到你14岁上了大学，而且读的是化学，后来又去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当你行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时，你对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有哪些思考?

王兟：我们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但很少有媒体能站在你们这样的高度提问题。我是198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两年后到的英国，到目前为止，我人生多一半的时间在国外度过。谈到在东西方文化结合点上的思考，我总结了三点体会：

第一，中国是个重思想的国家，在历史上记载下来又为人们称道的是那些卓越的思想家。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把诗词歌赋的思想产品看得比冶炼和建筑的成果还要重要。

从中国的历史看，它的思想传承其实很伟大，从开始就讲天人合一，讲“五行”的辩证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强调具体的方法，我们经常去打历史牌，感情牌，但作为西方的企业家，他们是要解决问题。西方的工业社会历史比较长，他们看到的是“术”，也可以理解成是解决问题的技术。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归纳，即使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县长，也都可以站在那里，从秦始皇一路讲到现在;这些县长对他管辖区域内的风土人情等等也会了如指掌。但如果西方人在现场，就会问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哪里?西方人经过了15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和17世纪西方的思想启蒙运动，于是特别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中国人可以坐在沙发上讲故事，而西方人则会拿出20多页纸放在你面前，给你讲他的观点，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很多小问题去解决。

但这两种文化各有千秋。东西方虽然在方法论上有差异，但我们要对自己充满信心。事实也证明我们中国人的路越走越宽阔。如果能把西方人的技能和东方人的智慧结合到一起，那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第二，1984年，我从云南昆明这样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到了英国这个世界工业贸易大国去读书，在此之前，我心目中特别向往并追求世界一流的东西。到了那里才发现无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没有一个人吹嘘自己的国家哪里哪里是一流的，都是说自己国家税费很高啊，交通多么成问题啊。

什么是一流的?在我的哲学方法中，我解决不了这个困惑，我找不到心目中的“一流”。

直到有一天，在伦敦的一个花园中，我注视一片草地又听到了一段对话时，才一下子有了醒悟。那片草地的确很漂亮，旁边的一个美国人跟那个英国园丁说：“这是世界上一流的草地。”世界一流，为什么?原来在这些外国人眼中，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他在本地区是最好的，那它就是“世界一流”的。这个“世界一流”不需要到哪里去寻找。美国的最好与中国的最好也没有可比性。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说，我想说的是，“一流”的核心内涵是自己国家最珍爱的东西。

第三，东西方文化的结合要考虑国际表达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你谈到的三个总结很中肯。最近有学者建议说，要注重构建中国文化大品牌战略。那么，这个战略的灵魂是什么?比如“天人合一”，比如“和谐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又如何不让这种文化束之高阁?

王兟：近百年来，中国在版图上是有某种程度的割裂的，香港、澳门回归后，中国才逐渐在圆我们的团圆梦，但是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断层。我们要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的文化，首要考虑的是，中国是个强调理想、注重权威的国家。中国文化很伟大，但也有个缺陷，比如说我们不是一个很幽默的民族。中国有近四亿手机用户，大量年轻人的使用形成了蓬勃发展的“拇指”文化，这一现象仍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当然现在手机文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中国人原有的性格。就在刚刚不久前，我还给别人写了个新年祝辞，我说：“希望你们狗年快乐。”同时我又提醒朋友：“对狗，我们不仅要记住他的忠诚，最重要的还是要记住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对生活快乐的感知，幽默是它的源泉。

有人说我们公司是五个引擎的汽车，投资影视是引擎之一。华谊兄弟公司是我们控股的影视制作公司，他们制作的国产电影《手机》为何受到市场的欢迎?原因之—就是它把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用娱乐的形式、以嬉笑怒骂皆文章的生活心态潇潇洒洒地表现出来。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你乐他也会乐，你表现的痛苦对方也会感受到。对普通大众来说，最能揭示人们心灵的是所谓生活中的小事。我们要传播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告诉世界，使他们理解，使他们感受到震撼。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保持中国人的智慧和自信。

在与世界文化沟通时，我们既要保持自信，又要会用幽默把与现代生活接轨的部分充分表达出来。我们小时候用的电池是“白象”牌，而在英文中这个词是“骗局”的意思，你让别人如何敢买你的产品呢?我的意思是在国际表达中要找到共同点。

我们国家每年要有四百多万大学应届毕业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意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这些大学生是否可以试做文化产业的创造者?都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对环境是有一定程度损害的，可不可以为大学生找到文化创业的机会?这个潜在的

就业机会是多么的大啊!这个机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是多么的重要啊!文化产业有高附加值，比如好莱坞一部大片就有十亿美金的收入，这是多少工人的汗水才能换回的外汇啊!我们为何要用几千万工人的劳动换回高昂的文化消费品呢?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可以出口的文化产品呢?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关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想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

《对外大传播》：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带到新的原野上，然而一路高速发展的GDP浸润着我们太多的汗水和压力，大家好像越忙越不快乐。为此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斯亮女士说，探讨中国的节庆文化，要探讨一下节庆文化如何能让它带给百姓快乐的问题。甘肃临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节”就传播着一种快乐。那几天，一眼望去，大街上到处都是人群围成的半个“句号”，那是人们在街头小商店前围着电视看节庆活动直播的景象，老百姓为这一天倾城出动，节庆文化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更主要的是给百姓带来了快乐，带来了阳光。文化产业化是个大的战略，你认为文化产品应怎样打造才能成为生活的润滑剂?你在这个方面想做些什么?你如何打造快乐的文化产业?

王兟：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愉快不愉快，大到皇家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文化是一种感觉，茫茫人海，大千世界，如果人在其中迷失了自己就会感到不快乐。你从文化的源头就可以找到“我是谁”的答案。

古代有特权阶层，也有平民百姓，但他们都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永恒目标。都说“普天之下皆王土”，但皇亲国戚也不敢无法无天，他们怕天灭之。追求亘古不变是古人的理念。

现代生活反过来了，恨不得有今天没明天了，也不管明天的代价有多大，追求GDP增长的步子一步紧跟一步。和谐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是快乐。实际上人们都在寻求快乐的方式，所以我认为今天国家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特别伟大的。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快乐的方式，我们反映自己快乐的方式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关注，只要你表达的方式正确。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出的文化也一定是能够被别国的人民所接受的。

《对外大传播》：国际上有许多大的传媒集团，像维亚康姆和时代华纳集团，在他们旗下，囊括了很多报纸、电台、网站。TOM集团现在的规模也今非昔比，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兟：我最近不时接到这样的信息：“你是不是要做中国的默多克?”一开始我认为这个问题挺难回答。后来我也在想，无论是默多克还是什么产业集团，它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那个时代思考的结晶，是那个时代思潮的代表。我们国家出现这样的传媒集团不容易。中国因为历史久远所以底蕴深厚，因为国家地广人多，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也都大。任何一个集团对中国的传媒产业都很难全盘操控。同时我认为中国出不出国际传媒大亨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能不能产生一些优秀的做文化产业的人，这些人要既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理念又能尊重国际规则。

都说新型传媒产业方兴未艾，也有的人说这不是空手套狼吗?我想说的是，刚开始那些做互联网的与传统媒体相比，没有一家是能盈利的，现在却基本反过来了。这就要看谁有战略眼光，谁能坚持到最后。TOM集团成立于1999年， TOM门户网站的出现是在新浪和搜狐之后，我是2000年才进入TOM集团的，但我们避免了单点支撑的局面，五架马车一起启动(互联网、户外传媒、出版、体育、娱乐及电视)。我们做得比较大。

《对外大传播》：说到这儿，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有人说出版集团做大了，并不意味着强，因为“弱”、“弱”集团相结合的结果还是一个“弱”字。但我们也看到像上海的文心出版集团能在做大伊始就站在一个很高的信息平台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兟：我坦率地和你交流一下。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对。一大堆粗糙的东西堆在一起是不会强的，但做“大”有很强的正面意义。我们很多人都是从地方出来的，在地方工作期间，我看到从省一级到县城都在办一些媒体，甚至建一些剧团，这些单位的开支是很大的，并连年亏损。进行集团化改造，毕竟使这些单位从政府转向了市场运作，而且这不仅仅是概念的转换，这些单位进了大的集团，也要有政绩考核。你改造的不好要关停并转，先要“大”再要“精”，有了这个过程才有再往“精”的过程走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也有小而精做得好的，但小集团抗风险能力可能会弱一些。从另一个方面说，大集团的老总，他要考虑内部哪些业务可以做“精”，就好像我们集团，我要考虑哪些产业的盈利是排在前三位的，比如，我们的互联网业务起步较晚，但现在手机业务做到了国内前三位，我该如何对这些部门给予支持?对不景气的产业是否考虑把它卖掉?作为集团负责人要不断地在市场运作中寻求答案。

我们对做“大”要有积极心态，只有先做“大”才能做“精”，做大之后才能把那些“弱”的、“小”的关、停、并、转。这样有助于大集团老总组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006年1月“第八届北大光华青年论坛——中国IT业的自主创新”，王兟在演讲时，一曲《两只蝴蝶》的彩铃悠扬地响起，这是TOM.COM门户网站工作人员将传统电视与新兴产业——手机彩铃互动模式生动的演示。

《对外大传播》：我们刚才谈了许多文化理念上的问题，下面请你介绍一下集团的具体业务情况。

王兟：我们的华语卫视在深圳做到第五位，这是不容易的。但我想讲述一下我们是如何将华语卫视与新兴产业手机业务结合在一起的。

很多人做电视栏目都要卖广告时段，但并不是百分之百都能把广告卖出去的。我们利用这个时段做我们新的手机业务，如把《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手机原创的音乐推销给手机消费者。

一百年前，新闻核心竞争力主要是内容。但新闻的内容是可以改变的。过去从大西洋寄回的信件到达收件人手里时是有新闻价值的，现在伦敦发生地铁爆炸案，现场就有人用手机把图片传到电视台，他们的经历过程就变成了新闻。这种真实的经历与新兴产业的功能相结合，从而产生了新的消费。再加上现在社会中知识和娱乐的不易区分性，媒体由一成不变到在发生着改变。我预计在今后十年之内，由于不断有技术的创新，将来互联网上会有消费者的信息，打开网页，输入检索，就会知道客户想要什么东西。

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购买了时代华纳的股权，入主了华娱卫视，收入达到了8000万。我认为从正面意义上讲，任何—个大国文化都视自己的本土文化为珍宝。的确，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核心、最能打动我们的文化还是他的本土文化。开放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外开放，二是对内开放。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古代故事都被今天的人们改编过了重拍过了。但每个人都喜欢看千年前的故事吗?我们还是要抓住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中的生活变化做事业。现在拍片的成本和投入越来越高，只有把片子拍得很大才可以向国际发展。如果我们长期的对外开放不足，对内也不活跃，对这部分的投资就会减少。然而世界毕竟是五光十色的，多彩的东西总还是吸引人的。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出很棒的东西，就占据不了这块市场。

《对外大传播》：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你们扛得住吗?

王兟：我认为扛得住!因为今后五年是我国人均年收入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阶段，也是人们对文化产品渴求的阶段。我们应打造出符合大众需求的产品。我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20年前我们如何能想像今天的央视一年收入会有八九十个亿?我们国家在发展，大河在涨小河一定会满!

庄子曰：子非鱼，焉知鱼之非乐!这句话常被这样表述“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快乐不快乐呢?”王兟的父亲是中国一所大学教古汉语的教授，刚刚写了一本书《庄子明辨》，王兟说他全部通读了。当中国人所具有的东方智慧与西方人所具有的先进技能完美结合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王兟相遇，也因为他的热诚相邀，《对外大传播》很快对他进行了面对面的访问，并从中挖掘到了一些亮点。但当我们正准备将“新闻媒体与文化产业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打造快乐文化?”等问题继续引向纵深时，却遇到了诸多不便。使得本文作为“年度人物巡礼”栏目的开篇之作，不免有些遗憾。但我们相信，随着读者关注度的提高，也随着我们对资源的充分选择和调动，这个栏目一定会一期比一期精彩。

责编：速水　许俊

作者：张洪涛　雪　石

第二篇：从实践智慧到实践哲学

摘　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要的结晶之一，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是由特定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内在条件以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促成的。毛泽东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或解释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着眼于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关键词：毛泽东实践哲学：实践智慧;历史背景;内在条件;思想理论来源

文献标识码：A

毛泽东实践哲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重要的结晶之一，但其形成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从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过程。如果说“实践智慧是一种有关实践或行为的明智考虑的理性能力”，那么毛泽东的实践智慧就集中体现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道路、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模式等重大实践问题上的理性判断与选择上。毛泽东实践智慧显然凝结着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经验，而毛泽东实践哲学则是在实践智慧基础上的总结、反思、提炼和升华所作出的哲学表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实践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阐述或解释理论概念而建构的哲学体系，而是始终着眼于对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而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的转化和实践哲学最终形成于上世纪30年代的延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深刻的历史背景、个人的内在条件以及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充分准备等多种条件促成的。

一、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既体现在理论创新上，又体现在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上，而且后者为前者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对错误路线的坚决斗争，不彻底清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就不可能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目的，因而也就不可能进行理论创新。集中表达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同时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过度依赖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因而在革命过程中连续出现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导致两次革命的失败。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于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简单套用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中国社会状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从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则在于提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所谓主要敌人这一自相矛盾的观点，甚至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界限。这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结果。在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的情况下，教条主义的“左”右倾错误路线越显出其脱离中国革命的历史主题，背离中国革命的现实，如果不对这些错误路线进行彻底清算，就会对中国革命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因此，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首先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开展了清算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工作。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出发，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同时也向全党提醒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的危险。在报告中，毛泽东从中国当前形势的特点出发，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更是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促使中国共产党从苏维埃革命向民族民主革命转变的一篇关键性政治文献。它为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也是后来毛泽东提出实践哲学的基础之一。“两论”正是在哲学上对这些思想的论证和总结。1936年12月，毛泽东又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彻底批判了脱离战争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是构成“两论”的先导性重要文献。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无论从时间上来说(“两论”是八个月后完成的)还是从内容上来看，这篇文献都与“两论”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

然而必须看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充满哲学思想的文献，它们本身还不是“两论”这样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哲学著作，它们只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前导。从这些著作到“两论”，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一种哲学的升华。这种飞跃和升华也是毛泽东从其高超的政治军事智慧上升为实践哲学的过程。

毛泽东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因为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而“左”右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最直接表现在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以其深层的错误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在毛泽东看来，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共同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他认为，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军事路线)和党的建设(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说，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两论”的写作和发表，正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的成功跃升。

二、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内在条件

如果说对错误路线的清算构成了毛泽东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转化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毛泽东自身具备的深厚哲学素养和一生对哲学保持的浓厚兴趣，特别是毛泽东一开始选择哲学理论就表现出的强烈的实践倾向则构成了毛泽东实践哲学产生的内在条件。

“事实上，一个对哲学毫无兴趣或毫无哲学素养的人，即使现实的斗争如何需要某种哲学理论，也是很难写出有价值的哲学著作的。”的确如此!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倾心于探讨大本大源的哲学研究，并立志要在理论上有建树。这同他就学于杨昌济门下，深受其影响很有关系。杨昌济先生一贯倡导圣贤精神，而圣贤超越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而达到“闻道”的境界。杨昌济先生认为，“人不闻道，是为虚生”。

而“闻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研究哲学，因此，在杨昌济先生看来，“人不可无哲学思想”。杨昌济先生的这种思想给求学时期的毛泽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中曾明确地表示过“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并认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入，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为研究哲学，毛泽东还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即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也不再满足于从精神方面来探讨宇宙的“大本大原”，而是把注意力开始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1920年6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1921年初，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介绍个人计划时称自己除了补足数学、物理、化学外，尤“喜研究哲学”。

而毛泽东哲学中鲜明的实践取向又同他早年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受学校湘学经世务实的文化熏陶分不开，特别是杨昌济先生在哲学、伦理学讲授中阐发的湘学传统中经世致用、注重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精髓对青年毛泽东文化性格的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投身革命，走南闯北、戎马倥偬，使他不可能做书斋里的理论家，也不允许他安静地在书斋里或在课堂上从容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且革命的实践和改造旧中国的使命感也决定了毛泽东不会再满足于做纯粹理论形态的哲学思考，但他却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逐步领会和运用了通过十月革命传人我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当年在延安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嘲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什么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哲学家。

沐浴过浓郁湘学经世致用文化传统的毛泽东，其哲学思想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实践性烙印。毛泽东在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前，也进行过多种理论的比较与选择，但最终以“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为由否定了其他种种主张而独取马克思主义一家。这意味着，“对他来说，‘事实上做不到’的理论，无论它本身是否说得通，无论它说得怎样动听，终究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以能否做得到，能否服务于实践来评判理论的价值的实践性性格，在毛泽东日后的思想理论中得到了更为透彻的阐述”。可以说，作为革命领袖的哲学家，毛泽东一生奉行的哲学都是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得到”为其价值标准，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的哲学一定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

对这一特征，王南浞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了阐述：不同于书斋中的研究者，毛泽东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希腊人所推崇的纯粹理智上的愉悦。而对于一个革命实践者来说，什么样的哲学是最适当的，惟有一种基于实践的哲学才是最适当的。而且对于实践哲学来说，活生生的实践体验，实践中的种种困惑，都是促成思想发展的动力。因此，对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发展而言，他所从事的革命实践也内在地促使他探求一种实践哲学。这样，对中国革命实践的切身体验，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吸收、融合在一起，最终造就了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思想。

三、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思想资源

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资源的直接继承和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同时也是广泛吸取古今中外思想资源的综合创新。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毛泽东实践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早在1920年就读了《共产党宣言》，并明确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尽管当时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十分有限，但是，毛泽东还是反复精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的十年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包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资本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等等。在研读这些经典著作时，毛泽东写了数万字之多的心得、笔记和批注。有学者曾精确统计过，在《实践论》中一共引用了马列著作中的lO条引文。其中直接引自马列著作的有9条，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引用1条，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引用3条，《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引用3条，还从列宁的《怎么办?》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各引1条。毛泽东在论述中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发。《矛盾论》一共有25条引文，而直接引自马列经典著作的有16条。这些引文“主要是吸取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的辩证法思想”。美国学者弗兰西斯·苏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经典著作的渊源关系有过客观的评论，他指出：“就术语本身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与其说是‘中国式’的，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其内容而言，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既是中国式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两论”中对马列著作的引用都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对这些引文的复述上，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和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两论”成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典范。

同时，毛泽东实践哲学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和科学总结的结晶。这与毛泽东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就读了诸子百家、《史记》、《汉书》、《唐书》等。而毛泽东一生都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历史、哲学和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他的书房中大量的书籍是中国传统典籍。生长在湖湘文化的环境中，更为其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经世致用的思想打下了基础。《实践论》就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科学的总结和独到的发挥。从先秦到近代孙中山，我们历代哲学家在知行问题上虽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合理思想，但是，都没有抓住“行”的本质，都没有对“行”作出过科学的规定。他们或者把“行”归结为主观的活动，而否认“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否认“行”是“知”的来源;或者把“行”看作是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化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和“伟人杰士”的冒险、探索和实验活动，都没有正确地理

解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中国哲学中的传统知行观在批判地继承、总结和革命地改造基础上，将其有机地融合到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中，从而大大超越了中国传统知行观，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重新发表时，亲自加上了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直接点明了《实践论》就是解决2000多年来中国传统哲学未解决的知行关系问题的。正如冯友兰在《<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一文中所道明的，《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的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关于矛盾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哲学家已经提出了矛盾范畴，而且一直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则在批判地吸取我国传统哲学中有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互关系的合理思想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理，提出了矛盾问题的精髓的著名命题，创立了矛盾特殊性的原理，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理论。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但这种继承是一种推陈出新的创造和发展，而不是简单地解读古人的学说或者套用传统哲学范畴来解释现代革命实践活动。

四、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的中介环节

可以说，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哲学著作的集中研读是导致毛泽东由实践智慧向实践哲学升华的重要的学术动因。1937年初，到延安后，毛泽东挤出时间，“发愤读书”，不分昼夜地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主要是三十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其中主要是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和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在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上所写的批注约1.2万字，在米丁主编的《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所写的批注有2600字。

汪澍白先生在对《毛泽东哲学著作批注集》和西洛可夫《教程》(以下简称西氏本)和米丁的教科书(以下简称米氏本)进行认真的对勘研究后认为，毛泽东对《教程》和“教科书”的批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是内容提要，第二是联系中国实际加以发挥，第三是摘录警句或引用成语典故来加深对哲学原理的理解，第四是总结概括，第五是对不同理论观点的批判。但无论采用了哪种方式，从整个哲学批注中，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毛泽东在阅读这些哲学著作时，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把教科书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也就是说他始终是带着问题来研读这些书的，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科书的，我们从以下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

第一，结合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来解读教科书阐述的辩证唯物论原理和矛盾关系。在读到西氏本中有关“列宁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这段话时，毛泽东批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从这些批语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读苏联教科书时，会很自觉地同对当时党内的错误路线的批判相联系，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升华自己的哲学思考。第二，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的研读。在读到西氏本关于列宁同孟什维克(西氏本当时译为少数派)的斗争中，批判少数派不结合具体现实、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并且不能提出关于斗争的正确口号时，毛泽东批注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接着又写了这样的批语：“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第三，批注的理论焦点集中于对实践问题的阐发上，特别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问题。在读到西氏本绪论中提到列宁关于“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的统一”旁边，毛泽东批注道：“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对西氏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这句话，毛泽东显然是多次反复阅读过，因为在这段话的下边先后用不同的5道线标示，并且批了提要和复述性的文字。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深入关注和思考。第四，特别重视对矛盾问题的论述。据统计，在“西氏本”12000余字的批注中，涉及矛盾问题的即有6000余字;在“米丁本“2600多字的批语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批注文字也多达一半以上。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阅读这些著作时的思考焦点所在。在毛泽东关于矛盾的批语中，关于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又成为提要、概述和发挥的重中之重。把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所作的批语与原著对照，可以看出这些批语比原著的内容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有的则发挥得更透彻。

通过《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我们不难发现，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毛泽东，他的实践哲学主要是来源于对实践活动的总结和实践性的思维方式。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目的性和针对性很强，毛泽东对苏联教科书始终是带着问题边阅读边思考的，他的阅读兴奋点大多集中在与实践相关的问题上。这一点也可以从批注中的着重线看出来，每当读到西氏本中有关实践问题的段落时，下画线总是不止一道，显然这些段落是引起毛泽东格外关注而反复阅读的地方。毛泽东对实践问题的关注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在对西氏本的批语中，“实践”这个词出现了多达28次，语言学分析知识告诉我们，一个词在一篇文献中出现的频率能够反映出这篇文献的关注点，批注中“实践”这个词的高频率出现也体现了毛泽东阅读西氏本时的思维兴奋点所在。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批读《教程》等哲学著作时，的确从苏联三十年代的哲学研究成果中撷趣了丰富的观点和材料。客观地说，西氏本和米氏本是“两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两部哲学教程的深入研究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它们反映了毛泽东从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脱毛”过程，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著作到哲学著作的升华的一个中介。然而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决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经过仔细咀嚼和消化，准确地掌握其思想精华，并用它作为武器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也是他日后撰写的“两论”为什么具有鲜明的实践哲学特征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毛泽东通向哲学的道路有着其特殊的路径。正如李佑新教授总结的：“毛泽东不是从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不是从对思维科学、文学艺术的探讨，甚至也不是从对一般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研究而通向哲学的。他是经由政治与战争实践，特别是军事思想的研究这样一条特殊的道路而达到一般哲学的。这就规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与两论的特点。也使他区别于其他的哲学家，甚至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通向哲学的道路。更区别于那些通过概念思辨而构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历程。”正是这种通达哲学的特殊之路决定了毛泽东的哲学必然是一种彻底的实践哲学。

梳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形成线索，我们可以大致描绘出这样一条思想轨迹：从一师时期受杨昌济思想影响，追求大本大原的哲学兴趣以及立功立言的雄心壮志，到立志改造社会，再到亲自投身社会实践，是一个从书斋走向实践的实践思想磨炼阶段;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运动，到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再到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返回到实践的实践思维发展阶段;从领导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到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斗争，再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是实践智慧成熟的阶段;从清算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到集中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再到“两论”的完成是实践哲学的形成阶段。这条思想轨迹实际上揭示了毛泽东实践哲学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并行的路径，一个是实践反思的路径，一个是理论概括的路径。毛泽东是一个善于实践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所以他才有“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样的说法。总结经验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上对实践活动进行反思和升华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思想发展轨迹，我们便能深刻地理解，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和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是如何在实践哲学上统一起来的了。

参考文献：

[1]李佑新.毛泽东实践哲学论要[J].哲学研究，2007，(12)：12-17.

[2]李佑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杨昌济.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5]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6]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李佑新.陈　龙.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与湘学的经世务实传统[J].湘潭大学学报，2008，(1)：1-4.

[8]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双重渊源[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

[9]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何显明.超越与回归——毛泽东的心路历程[M].南京：学林出版社，2002.

[11]王南浞.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矛盾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141-146.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金　羽.石仲泉.杨　耕.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新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4]弗兰西斯·苏.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15]毛泽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6]黄允升.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作者：刘景钊

第三篇：向《自然辩证法》求哲学智慧

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作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严谨深邃的思想家和当之无愧的创始人，恩格斯一生和马克思携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除了同马克思合撰著作之外，恩格斯自己还单独写作了一系列论著。其中，《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在1873—1882年间倾注了大量精力所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初创之际，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只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前提，逻辑地蕴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我们可以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看到他对辩证法的充分运用、验证以及由此牢固确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地讨论辩证法问题，更没有系统地阐明辩证法。然而，要真正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和历史观，就必须对此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彻底的审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关系进行厘清，也就是说，必须从辩证法角度去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些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来完成的。
《自然辩证法》写作计划的诞生与流产

19世纪，自然科学在欧洲发展迅猛，在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成就，为新的自然观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大大推进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试图根据大量的自然科学事实，系统阐释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揭示辩证的自然观，论述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完成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构建，以捍卫自己与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科学社会主義。本来，彼时的恩格斯已经脱离了商业活动，重新全身心地投入到理论和政治活动之中。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与写作计划。但是，当时的德国哲学领域出现了“杜林热”。柏林大学的讲师杜林构建了一个鱼龙混杂的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衅，对德国工人运动产生了恶劣影响。恩格斯不得已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转而写作《反杜林论》，以批驳杜林的错误思想。此后，恩格斯再次回到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与研究之中。然而，1883年，就在恩格斯准备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全书写作之际，马克思逝世了。于是，恩格斯又一次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计划，耗费了大量精力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最终，待到1895年恩格斯去世，原来的《自然辩证法》计划实际上是流产了。恩格斯只留下了10篇完成的文章，其余都是大量的笔记、札记、草稿和提纲。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作为一部尚未完成的遗作的《自然辩证法》。20世纪20年代，《自然辩证法》被译介至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智慧源泉。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基础，论述了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进一步，恩格斯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本身最一般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恩格斯分析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特点与错误，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从黑格尔哲学中剥离了出来。由此，恩格斯在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一系列著作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要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起初，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和唯物历史观是最引人注意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触及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在《社会科学概论》这部讲义中最先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为了让革命继续深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加紧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其中就包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28年，上海春潮出版社发布了由陆一远翻译的《马克思主义人种由来说》，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这是中国首次正式刊出《自然辩证法》的单篇论文。此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论文陆续被翻译出版，直至1932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由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全译本。该书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印行8次，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影响。1938年，郭沫若在重庆发起组建了“学术研究会”，其下设立了一个自然科学小组。1939年，中共在国统区所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推动成立了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学术组织，集合了一些自然科学家，一方面坚持抗战，一方面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积极研讨、译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可以说，上述对《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了解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契机，也成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除此之外，《自然辩证法》及其相关思想的传播也为提高中共早期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创造性吸收与借鉴的基础上，《自然辩证法》所阐释的辩证法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智慧源泉。这些作用首要地体现在延安时期。

在延安，为了批判教条主义错误思想、提高中共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从而更好地开展中国的革命实践，1937年七八月，毛泽东亲自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为此撰写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包含了《物质论》《时空论》《意识论》《反映论》《真理论》等章节。这些章节虽颇为简要，但包含了许多关于自然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认识辩证法的内容。后来，毛泽东对提纲中第二章第11节和第三章第1节进行了整理，形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完整论著。毛泽东的这一讲授提纲被作为当时解放区干部哲学教育的重要教材而广泛翻印，甚至流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分析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突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并将之化为中国共产党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由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简称“两论”）的写作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与总结，所以，“两论”被公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哲学思维的先河。

毛泽东之所以在延安时期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间他集中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相关书籍。从出版时间上推断，即便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1925年才以德、俄文对照形式出版，但該书所论述的辩证法思想也在恩格斯其他早已出版的论著（如《反杜林论》）中有过表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毛泽东所重点阅读的这些上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源头。此外，毛泽东也直接探讨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38年，延安成立了以艾思奇为会长的新哲学研究会，毛泽东等党中央许多领导都是该研究会的会员。一时间，延安形成了浓厚的学习与研究哲学的氛围，党中央许多机关还组建了各类哲学读书小组。《自然辩证法》就是当年这些读书小组的必读书目之一。毛泽东就曾经同高士其等人讨论过古典自然哲学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大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工农兵群众也借由学习《自然辩证法》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开始用崭新的世界观武装头脑。在我国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对《自然辩证法》相关思想的研究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比如，在 1978 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国内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学者们以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投入到了实践标准讨论中，清理了过往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的和被歪曲的理论，成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人唯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才能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这正是恩格斯当年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除了揭示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恩格斯虽然明确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地通过改变自然、支配自然界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他也强调：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为此，恩格斯批判截至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一切生产方式，只重视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而忽视人类行为较远的后果和影响。这段话曾被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告诫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那么，应当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联通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一定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正是恩格斯关于“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着近14亿人口的中国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非以环境为代价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

要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按照恩格斯的理解，“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我们看到，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在涉及绿色发展内容时，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显然，这样的表述和恩格斯当年的理解是一致的。真正实现绿色发展，绝不简单是头脑中的变革，而需要整个社会制度的全面变革。又一次，我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的传承。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科技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作者：胡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