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加缪局外人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张华，1973年生人，两年前入主唐山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唐山商行”)。赴任唐山前的身份是国内另一家城商行——北京银行的一位中层干部。当时来到唐山商行的任务是，输出北京银行的经验，复制北京银行的文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挽救濒临破产边缘的唐山商行。
第一篇：加缪局外人论文范文
论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
摘要：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目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以及操作上的混乱。其实，只有判决效力扩张所及的第三人，才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因此，从判决的效力出发，可以找到问题的破解之道。由于不同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有异，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也应有不同的界定：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原则上无案外人适格，仅特定情形下的第三人除外;人事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部分第三人具有案外人适格，而公司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则完全不可能成为适格案外人;反射效力所及的第三人通常也无案外人适格，但当事人诈害诉讼的情形除外。
关键词：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适格;判决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创设了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为合法权益受生效裁判侵害的案外人提供了必要的救济途径。然而，《解释》关于该制度的规定比较简单，遗留了诸多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如何界定适格案外人的范围，即是其中的焦点问题。在当前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为该制度的立法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一、现状与困境：案外人适格的规则解读与实务评判
《解释》第5条第1款规定：“案外人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可以在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或者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利益被损害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据此，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必须符合两个实质条件：第一，须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定的执行标的物主张权利;第二，须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这两个条件看似明晰，实则模糊，导致理解上的分歧、操作上的混乱。
首先，何谓“执行标的物”?严格来讲，只有执行程序中才存在“执行标的物”。若如此理解，《解释》第5条第1款规定的此类案外人申请再审与该条第2款规定的执行程序中的案外人申请再审将无本质区别，有违立法的本意。故通常认为应对执行标的物作宽泛理解，不限于“执行程序中”。纵然如此，最终具有“执行标的物”的裁判，必然是具有给付内容的给付判决。故《解释》“实际上排除了案外人在执行程序外直接对确认判决、形成判决申请再审的权利”。事实上，对案外人造成损害的确认判决和形成判决是客观存在的。再者，执行标的物与执行标的不同，是否严格解释，只有在生效裁判直接确定某项财产为特定的执行标的物的情况下，方允许案外人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案外人申请再审案件时，认为调解书没有将某项财产直接确定为执行标的物，案外人不得申请再审。但在实践中出现的大量虚假诉讼中，当事人间仅属一般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合谋导致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债务人的责任财产不当减少，直接影响案外人债权的实现。此时，诉讼中没有特定的执行标的物，故案外人不得申请再审。然而，根据《合同法》第74条，对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无偿转让财产等不当减少责任财产危及债权实现的行为，债权人可以提起撤销之诉。通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也是债务人不当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与债务人在诉讼外的逃债行为无实质上的差异。对债务人诉讼外的行为可以允许债权人起诉撤销，而对债务人通过诉讼逃债的行为不允许债权人(案外人)申请再审予以撤销，其合理性值得怀疑。实践中，不少法院事实上也允许此类债权人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即使有的法院严格依据《解释》不允许债权人申请再审，但债权人通过申诉、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或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此类案件依然得以进人再审程序。既然如此操作，直接赋予此类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似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案外人可以对执行标的物主张“何种权利”?《解释》第5条第1款对案外人主张的“权利”性质及范围没有明确的限定。理论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狭义权利说，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主张的权利事由，主要指物权;二是广义权利说，认为只要案外人权利(无论是否为物权)受到侵害，即可申请再审。实践中，有的法院采狭义权利说，有的法院采广义权利说。
最后，关于“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的问题。以“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为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之一，与再审制度的性质非常契合，因为再审属于非常规的救济机制，奉行谦抑、克制原则，在有其他更为便宜的救济手段时，不宜发动再审程序;如果案外人可以通过“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再审即非恰当和明智的选择。然而，什么情形构成“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决争议”?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为例，理论界一致认为，对原审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的案外人。可以申请再审。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选择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还是“以原告身份向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既然可以“另行起诉”，此类第三人似乎不属于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实践中法院间的认识有显著差异。如在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审当事人双方争议的地下室已经由原审被告出售给申请再审人，法院认为此种情形符合民事诉讼法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规定，故裁定再审。而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件中，案外人对原审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房屋主张所有权，法院认为可另诉解决，故驳回申请。在这两个案件中，申请再审人本来均可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未能参加诉讼而主张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能否以案外人身份启动再审，不同的法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二、破解之道：案外人适格问题的分析框架
在立法模糊不清的现实下，究竟应当赋予哪些案外人申请再审权，理论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方面，若严格限制申请再审的案外人，则可能使有权利保护必要的案外人无法获得救济的机会，损害案外人的利益，不合法律的正义要求;另一方面，若不当放宽申请再审的案外人的范围，则可能冲击生效裁判的效力，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利益，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违背法的安定性要求。如何合理界定适格的案外人，必须有明确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从判决的效力出发，或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点。因为，可能申请再审的案外人，必是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
判决效力原则上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只有在例外情形下始及于第三人，此即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民事诉讼因采处分权主义与辩论主义，视判决效力相对性为当然之事。在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下，第三人不受确定判决效力的约束，完全可以基于其固有地位另行诉讼，在后诉中对前诉确定判决的内容加以争执或否认，因而自无对他人间确定判决申请再审的必要。然而，基于一次性解决纠纷、维护实体法律秩序的统一或者确保判决的时效性等因素，法律在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之外，例外地使判决的效力扩张及于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第三人没有参加诉讼，没有获得充分的诉讼权利及相应的程序保障，要求其必须承受判决的效力，显然有违程序保障的原理。尤其在当事人
滥用诉讼制度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下，使第三人承受判决的效力，更失正义。因此，对于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应当赋予其一定的救济方式，以摆脱侵害其利益的确定判决的约束。
何谓“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是否与判决效力有关的所有第三人均属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从而应赋予有关的救济机会?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极为重视审问请求权保障的德国，学者也一致认为，并非与判决有关的所有第三人均应受法院的审问。应当如何限定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学者间见解不一。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受他人间判决的影响，存在不同类型：有事实上的影响，有法律上的影响，有道德上的影响，有情感上的影响，有名誉上的影响，也有财产上或身份上的影响等。所谓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必须是法律上受判决效力影响的第三人。仅事实上、道德上、感情上或者名誉上受判决影响的第三人，不应赋予其摆脱判决效力约束的机会。
何谓判决的“效力”?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判决效力的具体内涵。大陆法系理论一般认为，判决的效力有多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原有效力，包括拘束力、形式确定力、既判力、执行力和形成力;二是附随效力，包括参加效力、反射效力、争点效力、法律要件效力。其中，拘束力是判决对法院的约束力，形式确定力是判决对当事人的效力，参加效力发生在辅助参加人与被辅助的当事人之间，法律要件效力是对后诉同一当事人间就另案诉讼标的所发生的效力，这四种效力不涉及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因而可排除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外。
争点效力原则上也仅适用于前诉当事人，个别情况下及于第三人。不过，争点效力及于第三人时，该效力强度很弱，且具有极高的可推翻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对于已为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后诉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此即争点效力。但该条随后规定：“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进一步指出：“凡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具有免除后诉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在后诉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后诉法院可以运行对有关事实进行确认，而不必等待前诉判决经过再审程序变更后再行认定。”因此，即使第三人为争点效力所及，也没有必要赋予此类第三人再审救济权。
判决的既判力和执行力原则上也限于当事人之间，但特定情形下会扩张及于第三人。此时，需要考虑应否赋予该第三人申请再审权以排除该效力的问题。尽管既判力与执行力是性质各异的两种效力，二者的功能与作用也有不同，既判力扩张的范围与执行力扩张的范围有各自考虑的必要，但事实上，既判力扩张的范围与执行力扩张的范围大体相同。因此，后文仅选择既判力扩张的情形研究第三人是否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不再另行讨论执行力扩张的情形。
关于判决的形成力，只有形成判决才有形成力。形成判决可分为两类：一是无广泛效力的形成之诉的形成判决，其形成力仅存在于当事人双方之间，不会影响第三人的利益，故不存在可能申请再审的案外人。二是具有广泛效力的形成之诉的形成判决，其形成力不仅及于当事人双方，而且还及于其他第三人。此时，有探讨此类第三人应否获得再审救济的必要。
判决的反射效力，是指第三人虽非判决既判力所及，但因与当事人间有一定的特殊关系，致使当事人因受既判力拘束，而反射地对该第三人发生利或不利的影响。在反射效力下，判决对第三人产生了影响，可能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故此时也有探讨应否赋予第三人再审救济权的必要。
综上，判决效力及于第三人，从而使该第三人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情形，可以从判决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以及反射效力所及的第三人等三方面展开研究。
三、范围界定：判决不同效力扩张下的适格案外人
判决效力所及的第三人，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但是，判决的效力不同，对第三人的影响也不同，从而可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也应有所差异。
(一)判决既判力所及的适格案外人
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判决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范围。大陆法系国家立法和理论一般认为，判决既判力约束的第三人，包括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诉讼担当下的被担当人以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判决效力所及之人等。从理论讲，这些第三人与当事人利害一体，必须承受当事人实施诉讼的结果，必须受判决既判力所及。根据既判力的效力规则，既判的案件禁止当事人再为争执，禁止法院作出相异的判决。这些第三人既为既判力所及，原则上也不得主张遭受不利判决而申请再审。
然而，第三人毕竟不同于当事人，尽管理论上利害一体，但“实质利害不同，以致当事人以受败诉判决之方式，达到诈害第三人之目的(所谓诈害诉讼)之情形，非绝不发生。或者，第三人虽继受当事人之权利，但仍得基于其自己固有之攻击或防御方法时，当事人与第三人实质利害既有不同，或第三人有其应维护之固有利益，则无要求第三人必须完全承受判决结果之正当基础。此时，赋予第三人依再审之诉或第三人撤销之诉救济，即有必要”。是否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在其利益遭受侵害时即可享有再审救济权?笔者认为，这不可一概而论，而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1.关于诉讼系属后当事人的继受人。根据继受的原因不同，当事人的继受人可分为两种：一是一般继受人，指因自然人死亡或者法人资格消灭而继受其权利义务的人。二是特定继受人，指诉讼系属后因实体权利义务主体的转让行为而继受相应权利或义务的人。一般继受人因概括地受让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义务，与当事人处于同一法律地位，若其认为确定判决有误，可以基于当事人地位提出再审申请。对此，《解释》第41条作了明确规定。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继受人申请再审的权利是基于当事人地位所享有的，因而并非这里所论的案外人。
关于特定继受人，问题较为复杂。根据特定继受发生在既判力基准时点之前还是之后，应为不同的对待。就基准时点之前的特定继受人而言，根据诉讼是实行承继主义还是实行当事人恒定主义也有所区别。在诉讼承继主义下，特定继受人成为诉讼中的当事人，续行原当事人已经开始的诉讼，继受诉讼的结果。此时其可基于当事人地位申请再审，不必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在当事人恒定主义下，特定继受人没有参加诉讼，但原则上受既判力所及。此时，存在赋予特定继受人再审救济的必要，因为让与人是否尽心尽力维护特定继受人的利益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例如，甲对乙提起给付某物的诉讼，诉讼中甲将所涉债权转让给丙，丙不知该诉讼系属的事实。嗣后甲与乙通谋，甲故意为不利行为，使乙获胜诉判决。此时如何救济案外人丙?从法理上分析，有两种可能的救济途径：其一，丙须忍受甲乙间判决既判力的扩张，不得向乙诉请给付该物，仅可基于债务不履行向甲请求损害赔偿。其二，丙通过再审程序主张其不受甲乙间判决既判力的约束。根据再审程序的谦抑、克制原则，如果第一种途径足够救济丙，则不得适用第二种途径。毫无疑问，丙可以寻求第一种救济途径。但这对丙是否足够?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运用《解释》所规定的“无法提起新的诉讼解
决争议”的问题。仅从字面意义来看，似可认为只要可以提起新的诉讼即不得申请再审，那么，丙不得寻求第二种救济途径。然而，根据民法，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原则上债权人有选择请求强制债务人给付特定物或损害赔偿的自由，而债务人没有选择权，故丙可诉请甲损害赔偿并不足以作为丙必须忍受甲乙问判决既判力扩张的正当理由。再者，如果仅允许丙诉请甲损害赔偿，若甲乙之间的诉讼标的物为甲的唯一责任财产，在不许丙争执甲乙间诉讼结果的前提下，丙即使嗣后对甲获得损害赔偿的胜诉判决，则该判决也因无法实现而欠缺实益。况且，在甲乙恶意串通的情况下，不许丙诉请乙给付标的物，保护恶意的乙而不保护善意的丙，情理上也有失公平。可见，第一种救济途径不能充分救济丙，赋予丙再审救济权，即为必要。此外，还存在特定继受人有固有的攻击或防御方法的情形。例如，A诉请B返回某物。诉讼中B恐受不利判决，将该物出卖给C并交付，C不知该物不属B所有且无过失，也不知该诉讼系属的事实。根据民法，C受让该物构成善意取得。此时，若一味坚持C必须受A与B之间判决的既判力所及，不得争执该判决结果，而只能对B诉请损害赔偿，也存在对C保护不周且有违实体法的问题。因此，应赋予C申请再审的权利。实际上，法国《民事诉讼法》第583条第2款就允许特定继受人在此种情形下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
对于基准时点之前的特定继受，是采诉讼承继主义还是采当事人恒定主义，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诉讼承继采认可态度，至于其他情形下的特定继受问题，则无相应的司法解释。有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金融不良债权的处置……有其特殊的价值衡量和选择，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对其规定应作限缩解释。”那么，在采当事人恒定主义的场合，应赋予特定继受人在当事人诈害诉讼或者具有固有攻击或防御方法时申请再审的权利。
至于既判力基准时点之后的特定继受人，应否赋予其申请再审权或类似的救济，各国理论与实务有不同观点。日本通说认为此类继受人有再审之诉的原告适格，而德国实务界则倾向于采否定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中明确：“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将判决确认的债权转让，债权受让人对该判决不服提出再审申请的，因其不具有申请再审人主体资格，人民法院应依法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及维护诉讼顺利进行的立场出发，应当不允许这种情形下的继受人有申请再审人主体资格。”笔者认为，既判力基准时点之后的特定继受人(不仅限于《批复》所指的债权受让人)受让的是已为判决确定的权利或义务，这充分表明其接受确定判决的效力，并且此时也不存在当事人双方诈害诉讼或者继受人有固有抗辩理由的可能，故无予以再审救济的必要。如果原审对方当事人申请再审致判决确定的债权债务被变更，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同不能履行，应由让与人和受让人依据债务不履行的处理方式另行解决。
2.关于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人。请求标的物的占有人不具有固有的占有利益，其被视同为当事人，故既判力扩张及于该占有人。我国有学者主张案外人可基于占有权申请再审，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根据是否享有固有的占有利益，占有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当事人或其继受人”占有请求标的物的占有人，如保管人等。另一类是“为自己利益”而占有请求标的物的占有人，如质权人等。第一类占有人因自己对请求标的物没有实质上的占有利益，不存在基于占有受到判决侵害的可能，故此类占有人应受判决既判力的“绝对”约束，不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第二类占有人也不应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因为既判力并不及于此类占有人。此类占有人不受既判力约束，自可另行起诉解决争议，无须申请再审以摆脱判决既判力的约束。况且，对此类占有人利益的影响，事实表现为在执行程序中占有人被请求交付标的物。此时，此类占有人可通过执行救济制度来保护自己的占有利益，也无须启动本文所探讨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程序。
3.关于诉讼担当下的被担当人。诉讼担当，是指本来不是民事权利或者法律关系主体的第三人，对他人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以当事人的地位，就该法律关系所产生的纠纷行使诉讼实施权的情形。在诉讼担当下，担当人(如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财产代管人、代位债权人等)是形式意义上的当事人，被担当人是隐藏着的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故判决既判力及于被担当人。被担当人既为“实质意义上的当事人”，非“案外人”，故不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若确实存在担当人未尽心维护或损害被担当人利益的情形，被担当人只能另行请求担当人损害赔偿。
4.关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效力所及之人。数人就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不必一同起诉或一同被诉，而有选择单独诉讼或共同诉讼的自由。若数人中一人选择单独诉讼，该一人所受判决的既判力及于未诉讼的其他人，若数人共同诉讼，则其法律关系对于共同诉讼人全体，必须合一确定，法院不得为歧异判决，此即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在成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场合，单独诉讼判决的既判力及于未诉讼的第三人，该第三人通常不得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但是，确实存在当事人诈害诉讼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例如，在甲为全体共有人(甲、乙、丙三人)的利益而诉请丁返还共有物的诉讼中，甲与丁通谋，甲故意作不利的自认，致丁获胜诉判决。乙和丙受该判决既判力所及，不能诉请丁返还该物，这对乙和丙显然不公。此时，应允许乙和丙申请再审，以资救济。实际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所主张的遗漏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可申请再审，即属此种情形。
(二)判决形成力所及的适格案外人
具有广泛效力的形成之诉，集中于有关身份关系的人事诉讼和社团关系的公司诉讼。下面以这两类诉讼中的形成判决为例，讨论判决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是否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
1.关于人事诉讼中的形成判决。为了维持身份关系的划一性与安定性，法律赋予此类判决具有绝对对世效力，其形成力不仅及于当事人的血亲、姻亲，而且及于与当事人无亲属关系的一般第三人。另一方面，“基于程序保障之要求，也应当设置第三人否定该判决效扩张的途径，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使这两者维持着某种平衡。”但是，“这种方式会对身份关系与判决的‘安定性’形成某种侵害，因为，如果允许(第三人)在事后推翻判决，那么就会导致这种‘后诉判决推翻前诉判决’事情的频繁发生。”因此，人事诉讼中不宜允许受形成判决效力所及的所有第三人均可申请再审。其实，即使在广泛承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法国，对于此类诉讼也有限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第三人可申请再审?笔者认为，这应视第三人的利益受形成判决影响的性质和强度而定。首先，第三人必须与形成判决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方可作为适格的案外人申请再审。仅在事实上或者情感上等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不得申请再审。其次，这里的法律上有利害关系，仅限于因诉讼系争身份关系具有直接的、密切的利害关系。据此标准，基于承认私生子父子关系的判决而使未来
继承权可能遭到侵害的妻子、婚生子女，不得对该判决申请再审;仅主张财产权受到身份判决侵害的第三人，也不得申请再审，除非前诉当事人存在诉讼欺诈的情形。
2.关于公司诉讼中的形成判决。因牵涉到多数人的利害关系，需特别注重法律关系的划一性.故公司诉讼判决大多具有对世效力，及于第三人。第三人是否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以常见的股东会决议撤销之诉为例，此类诉讼中原告败诉的判决属确认判决，无对世效力，故不存在对第三人再审救济的必要。原告胜诉的判决属形成判决，具有对世效力，此时需要考虑保护第三人权益的问题。在这里，第三人可区分为非股东第三人和股东第三人。因此类诉讼属于公司内部纠纷，为维护公司内部的安定性，非股东第三人与诉讼结果没有直接的法律上利害关系，故不得申请再审。至于股东第三人，可分两种情形探讨：其一，股东第三人与起诉股东意见一致。在起诉股东获胜诉判决的情况下，不存在其利益受到侵害需要保护的问题。其二，股东第三人与起诉股东意见不一致。换言之，其意见与作为被告的公司一致，可为公司所代表，实践中此类股东大多会参加到公司一方，因而其利益也不会受到实质性侵害，也无需为其提供再审救济。总之，“在公司法上的诉讼中，诸如承认撤销决议请求等判决，……不会产生第三人保障的问题。”
(三)判决反射效力所及的适格案外人
判决对第三人发生反射效力的情形，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射效力有利地及于第三人的情形，如债权人与主债务人间判决对保证人的反射效力。此时不存在第三人利益受到判决侵害的问题，故无对第三人再审救济的必要。另一类是反射效力不利地及于第三人的情形，包括合名公司承受判决的效力及于公司股东的情形、合伙组织承受判决的效力及于各合伙人的情形，以及债务人获得的判决效力及于其一般债权人的情形。应否为此类第三人提供再审救济呢?
合名公司与股东在法律上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对外债务时，由股东负连带清偿之责。股东责任具有高度从属性与补充性，其权利义务在法律上完全从属于合名公司，合名公司对外所发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包括实施诉讼所获结果，股东必须全部承受。合伙组织与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同。因此，股东对合名公司、合伙人对合伙组织所获判决不具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除非存在当事人诈害诉讼损害股东、合伙人利益的情形。
关于债务人所获判决的反射效力及于其一般债权人的情形，为了尊重债务人的私权自治，一般债权人除享有民法上规定的代位权、撤销权之外，仅具有自债务人责任财产受偿的法律地位，不得干预债务人的交易活动。对于债务人与他人之间的诉讼，一般债权人没有参加权，也不得对诉讼结果提出异议(包括申请再审)。然而，债务人与他人虚假诉讼诈害一般债权人、致一般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形却极为常见。例如，甲欠乙100万元货款，为逃避债务，甲与丙串通，由丙起诉甲返还借款200万元。诉讼中甲自认欠债事实，致丙获胜诉判决。甲遂将自己名下唯一财产(房产)过户给丙抵债。如此，乙对甲享有的100万元债权面临无法获得清偿的困境。
‘有学者认为，一般债权人仅具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非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债务人败诉的结果仅使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非债权受到侵害，因而无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余地。并且，债务人所受判决的既判力不及于一般债权人，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及对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请求确认判决所认定债权不存在的诉讼，以排除原判决对债权人的效力。此观点值得商榷。首先，此观点论据之一，即一般债权人仅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而非债权受到侵害。以上述案例为例：甲丙间的判决并未否定乙对甲的债权，乙可单独对甲提起支付货款的诉讼，此谓“非债权受到侵害”。然而，正是甲丙间的判决导致乙的债权无法实现，这不属“侵害债权”吗?其次，此观点论据之二，即一般债权人可以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为共同被告，起诉请求确认判决所认定的债权不存在。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一般债权人提起该诉讼的实体依据何在?这不属于债权人可行使代位权或者撤销权的情形。并且，确认之诉的提起必须具有法律上的确认利益，对于债务人与他人间债权债务是否存在的问题，一般债权人并不具有确认利益。第二，即使承认一般债权人可提起该诉讼，该诉讼与允许一般债权人对债务人与他人间的判决申请再审以撤销该判决的诉讼相比，有实质性差异吗?况且，在我国实践广泛承认判决效力的现实下，若前诉判决未被撤销，法院将绝对排除“矛盾”的主张和判断，如此，即使承认一般债权人可提起该诉讼，一般债权人也难获胜诉判决。假设法官恪守既判力相对性原理，不受前诉约束，有可能作出一般债权人胜诉的判决，则会出现两个判决相矛盾的情形，恐难为公众所接受。因此，为有效救济一般债权人，在债务人与他人间判决不当危及一般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应承认一般债权人有申请再审的案外人适格。
[责任编辑：蔡永明]
作者：卢正敏
第二篇：张华:引领唐山商行速变的“局外人”
张华，1973年生人，两年前入主唐山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唐山商行”)。赴任唐山前的身份是国内另一家城商行——北京银行的一位中层干部。当时来到唐山商行的任务是，输出北京银行的经验，复制北京银行的文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挽救濒临破产边缘的唐山商行。两年过去了，这位国内银行业最年轻的董事长可以说是不辱使命，将唐山商行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10年底，唐山商行荣膺中国社科院和金融时报联合授予的“年度最具成长性中小银行”。唐山商行的“速变”，引发了本刊的兴趣，近日，适逢张华在京之际，本刊记者对其进行专访，以下撷取部分内容，期待能对业内同仁有所借鉴。
《》：两年前您带着拯救唐山商行于水火的使命走马上任，那么您上任前的唐山商行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症结在哪里?
张华：到任前的唐山商行的确是一个烂摊子。历史包袱沉重，濒临破产、举步维艰。突出表现为：一是操作风险管理薄弱，案件频发。唐山商行成立以来，始终没有控制住案件，12年累计发生14起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一起。特别是在我就任前的几年，连续发生震惊国务院、银监会的全国特大案件，涉案金额累计高达几亿元，一个小小的城商行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二是信用风险巨大，不良资产居高不下。按照普华永道审计结果，2009表内外的不良贷款近20亿元，不良贷款率达4.22%。三是流动性风险很高，抗风险能力很差。由于规模小、声誉差、资产结构不合理、资产负债管理不科学，加之案件与不良率的两个问题，唐山商行随时面临着挤兑风险。
2008年，唐山商行的监管评级为六级，排名在全国城商行倒数行列，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将要面临摘牌处理的危险。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您是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起死回生的再造的?最漂亮的几招是什么?
张华：作为规模小而又濒临危局的城商行，我们认为首先确保的是能活下来，也就是不出大的风险，其次才能谈到上发展。因此，第一要务就是尽快查堵风险漏洞并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讲，唐山商行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法人治理不完善。高管层的权力之争成为唐山商行的一个常态化现象，这必然会导致一家银行内部不团结、内耗、决策失误、风险案件频发、经营无法持续。因此，要想实现唐山商行的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还要对法人治理进行重构与再造，搭建唐山商行可持续发展平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我这两年工作的一个重点。
具体来讲，这两年里比较出彩也见到实效的工作主要有五方面。一是案件防控，二是不良清转工作，三是事业部制改革，四是会计流程前中后分离，五是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我重点介绍一下前三方面的情况。
案件防控针对的是唐山商行长期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自1998年成立以来，唐山商行平均一年一起案件，其中不乏涉案上千万的金融大案。我到了唐山商行后着手推进风险由分散管理向垂直、集中、专业化管理转变。具体分这样几项工作：一是实施“十大集中”工程，统一监控和管理一些重要的风险源。“十大集中”即“账务處理集中”、“财务管理集中”、“对账管理集中”、“现金收付集中”、“视频监控集中”、“法人类授信客户的贷后管理集中”、“行政印章管理集中”、“档案管理集中”、“同城票据交换集中”、“重要空白凭证配送集中”。二是实行营业室主任总行委派制和在支行设立行长助理，以有效地监督管理支行业务的合规性。三是开展案件大排查工作。在银监部门领导支持参与下，唐山商行开展案件大排查活动，历时10个月，涉及30家支行和总行业务部室，发现问题2400余项，现已整改2300余项，可以说是基本上全面查堵了既有的风险隐患。四是引入专业保险公司，对现金险、雇主责任险、财产一切险等七类险进行投保，覆盖资产约155亿元，有效转移或有风险损失，提高了风险防范能力。
伴随着风险管控方式的改变，不良资产清收工作也从分散经营转变为专业化、集约化和精细化的集中清收。在有效化解存量不良资产的同时，更有效地控制了新增不良贷款的发生。近两年唐山商行不良资产比率逐年下降，资产质量不断提高。截至2010年末，表内不良已经压降至1023万元，置换贷款已成功收回2.59亿元，不良率由年初的1.24%下降为0.14%，这个水平已经达到良好银行标准。
事业部的改革目的一方面是突出营销的专注性，另一方面是将信用社沿革来的支行长与业务操作分离，防范案件。一些城商行也做过类似尝试，但成功的案例少，关键是没有把握好节奏及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为了使改革能让大数人认同，我们先从唐山市发展潜力巨大的曹妃甸工业区试点起步。当时，在没有支行网点的情况下，通过流动办公场所，营销到了多家极具潜力的大客户，通过与北京银行开展银团贷款，使得唐山商行过去由于贷款集中度限制，服务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大客户也愿意与我们合作，为全行业务的发展贡献了极大的力量，也打破了依靠支行进行营销的传统的理念。这一新的突破，为在全行推行事业部制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此后，我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客户类型，将全行对公业务划分为四个管理部。管理部下设办公室和19个事业部，各事业部总经理及副总经理由原支行行长竞聘产生，给了他们相应的荣誉与待遇，使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营销工作中来，利用他们营销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客户资源，带出一批优秀的客户经理，增强全行的营销能力。目前已新选聘30名支行行长，支行由行长、行长助理及营业室主任组成新的领导层，彻底打破了支行既有的利益格局，使得原有老支行行长不仅能够充分发挥营销能力，而且极大地降低了违规操作的可能性，实现了风险分离。这样，唐山商行已经基本形成了事业部制的架构，总行作为支撑平台，事业部作为公司业务营销平台，而支行主要作为结算平台和零售业务营销主体。
《》：那么您就任以来，唐山商行发生了哪些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张华：这两年，唐山商行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最直观的是财务面貌的巨大改观。如通过有效查堵案件，查处了不少历史陈案，挽回近亿元的损失，受到国务院领导与银监会领导的批示肯定;再如两年累计清收、化解、核销不良资产近20亿元(其中置换贷款6亿元)，不良贷款率由4.22%下降到0.14%，达到良好银行标准;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两年累计实现利润6亿多元，其中中间业务收入超过1亿元。这些财务面貌的改观也使得唐山商行在监管机构面前挺直了腰板，到2010年底，唐山商行资本充足率16.12%，核心资本充足率15%;贷款损失准备率130%，拨备覆盖率839.54%，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13.78%，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9.19%，流动性比率70.35%，流动性缺口率26.8%，核心负债依存度69.12%，监管评级定量指标达到银监会等级行评定二级行的标准。这样的成绩单也使得唐山商行面临的“摘牌”阴云自然消散。
当然，唐山商行最重要的变化还是管理理念、员工们精神风貌和工作状态的变化。两年来，我是亲眼目睹、经历和感受了员工们从里到外的“静悄悄”的变化。我很欣慰!也很荣幸!大家轻松快乐、认真负责的工作是唐山商行的立行之本，也是目标所在。
《》：两年前您只身一人来到唐山商行，这对任何人来讲无疑都是一项挑战，那么在您看来，改造唐山商行的有利条件是什么?障碍又表现在哪里?
张华：闫冰竹董事长是我崇拜的银行家，也是我在唐山面临巨大风险与挑战时的精神后盾，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作为一名银行家应该具备的优秀品质、职业操守、管理水平、人格魅力。我是在北京银行优秀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亲身经历了北京银行与风险做斗争的血泪史，参与了北京银行化解风险，获得巨大成功的整个过程。亲眼目睹了北京银行的领导班子在发展中所付出的代价与承担的生命安全的巨大风险。我在北京银行的这些经历是推动唐山商行改革发展的有利因素，而北京银行是我的后盾，是唐山商行这两年迅速摆脱困境的重要条件。
唐山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2009年，唐山市副市长辛志纯同志兼任我行党委书记一职，组织领导我行的各项工作，大力推进我行各方面的改革，让商行经营管理层能够专注于日常工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核心领导作用。
改革是一种权、责、利的重新分配，事关全行人的前途、命运，因此在改革过程中，难免遇到巨大的阻力，乃至生命危险。以前唐山商行虽然没有发展起来，但人事关系交错纵横，很多的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护原有的格局，想尽一切办法阻挠改革的进行。这些人采用恐吓、威胁等非常规手段，扎我车胎，砸车玻璃，打威胁电话发恐吓短信，上访闹事诸如此类，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成为每天都上演的故事。第另外一些阻力也是来自人的因素。差别在于来人大多是沾亲带故的朋友、战友或者是曾经的同事、上级，还有现管着你的机构或部门，这些人不是找你闹事，而是温情脉脉地要贷款。说白了就是一些温柔杀手。
《》：让我们换换角度，交流一些一般性的话题。这两年，城商行间相互持股的案例越来越多，那么对于城商行间相互持股的现状、问题及前景，您个人是怎么看的?
张华：国内城商行战略投资地方城商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其作为跨区域经营的一种模式，希望借此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加快网点、业务扩张，提升市场和品牌影响力。二是开展全面合作，探索合作中的市场机会，为未来城商行市场可能孕育的商机做准备。三是通过管理经验、技术的输入，提高被投资城商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从而分享被投资行资本增值带来的收益。一旦被投资方上市，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也是作为投资方的城商行的目的之一。
对于被投资城商行来说，来自优质大中型城商行乃至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对其自身发展也是有着较强的推动作用的。一是入股后的股权比入股前相对集中，前几大股东持股占比上升，同时，股东之间相互制衡作用增强，这将有利于被投资城商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二是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更名”、“上市”实现跨越式发展。投资方一般都是管理完善、产品丰富、渠道通畅的银行，通过引进这些银行的管理、人员、科技、产品等，实现自身快速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城商行战略入股后，被投资城商行原有大股东并没有放弃自身地位，投资一方的城商行持股比例最低为10%，最高为20%，大部分为18%～20%之间，没有达到控制的效果，投资方银行入股后对被投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有限。因此，在参股投资实践中，要着重关注投资对象的股权结构。一般而言，参股前财政持股比例较大并具有较强控制意愿的城商行，在引入战略投资者后，财政股东仍然会对被投资城商行施加重大影响，不愿意降低股权比例;而股权结构较分散的城商行则相对有利于战略投资者发挥影响力。
另外一点就是实施投资的商业银行基于股权关系，在被投资银行公司治理方面进行安排，对被投资银行的管理层及经营活动产生影响，是实现战略投资目的的主要途径。从国内的几个案例来看，尽管战略入股后有些商业银行获得了第一大或者并列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但是股权董事选派仅为1～2名，大部分为1名，与其持股比例并不完全对应。同时，各商业银行基本没有向被投资城商行选派高级管理人员。由此可见，虽然属于战略入股，但从短期看，商业银行对被投资银行的影响有限，被投资城商行原有股东并不愿意将股东地位、权利让渡出来，战略入股与控制被投资城商行还有较大的差距。投资方需要在深入强化双方战略合作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力。此外，投资方选派董事也应该有特殊考虑，应该与双方的主要合作领域相关。
最后一点就是战略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不断的推进。国内银行的几次战略合作，其深度、广度不同，形式多样。尽管投资双方都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将在公司治理、经营管理、银行业务、人员培训以及公开上市等方面开展合作，但由于参股投资时间进程不同，入股前的合作程度不同，投资后双方合作的形式、进程也不同。因此双方之间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还是需要两家银行在经营管理的合作、互补上做深入的研究探讨。
《》：从您这两年的经历中，我们还发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在唐山商行您集董事长与行长于一身，这在国内银行业中是很鲜见的。这样的身份最大的好处是有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合作，但不利方面一是不利于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约，二是易于陷入内部人控制的风险。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张华：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也不太赞同这种安排，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则是情有可原的。唐山商行以前做不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董事会和管理层不团结，董事长和行长过于看重权力控制，相互不服气，内耗严重。唐山市委市政府基于实际情况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同时也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谅解和认可。从现实效果上来看，应该说是不错的，有一种说法，合适的是最好的，目前唐山商行最合适的需要可能是董事长和行长集于一身的安排吧。在履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双重职责时，我掌握一个目标、两条原则，即任何时候都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董事会，我希望自己是召集人，对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我更多的将几个专门委员会推到前台，有效发挥他们的作用。在管理层，我将决策权下放给几个分管的副行长，只保留否决权。我觉得这两条原则可以尽可能发挥董事长和行长一人兼的利处，避免其害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唐山商行，您既非股东代表，也非当地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干部，实际上是一个“局外人”，但您又握有董事长和行长两大重权，主持着唐山商行的“局内之事”。这也是国内银行业中的一个罕见事例，您认为您的这段经历对国内银行业的意义是什么?
张华：客观地讲，我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入主唐山商行，并有幸能够帮助该行摆脱了困境，这或多或少有些偶然性的成分。但从这两年的实践中，我觉得，一个“局外人”做局内事，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只以企业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没有局内人的那些方方面面的考虑和缠绕，可以一身轻地做应做之事。比如，一个局内人能到我现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少不了方方面面的人的关照和支持，那么你在履职中，能不考虑这些方方面面的人士的需要吗?更直白地講，一位过去的老领导打电话提出贷款或人事之类的要求，你怎么办?据我所知，国内不少城商行的一把手或二把手或其他高管都陷于这样的两难困境。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没有这些历史包袱和顾虑，就很容易选择，有利于银行发展的，我做;不利于银行发展的，我就不做。当然，实际操作起来也非如此简单，需要你有协调的智慧。事实上，这两年下来，我也婉拒了不少有来头人的要求，但也没发生什么难料的后果。由此，我就想啊，这些有来头的人的要求其实不一定非得让你办成不可，对不该办、不能办的事，你灵活坚持原则，没办，恐怕他或她不一定非得要拿你的乌纱帽。当然，局内人如果真碰上一位“较真”的“老领导”怎么办?这种情况下，还得看这位董事长和行长的选择：银行的发展重要还是自己的乌纱帽重要。从“老领导”的角度讲，同样是看他的选择：银行的发展重要还是他“老领导”的权力和利益重要。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两难困境，国内城商行高管在经营管理中往往会很为难。优秀高管或者得益于开明的老领导，或者得益于自己卓越的经营管理才能和超人的协调智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我希望，唐山商行的高管处于这类队伍中。
这两年“局外人”主持局内之事的经历还让我萌生这样一种念头。从某种角度讲，我可以类比为一位职业经理人，被聘为唐山商行的CEO。由此，国内其他一些经营一般的城商行是不是可以尝试聘请“局外人”做CEO，换言之，国内城商行的发展是不是可以引入并借助职业经理人市场?我觉得，我这两年“局外人”做局内事的经历对于国内城商行的最大意义或许就在此!当然，我此奇想能否成真，关键的一个“解释变量”是，当地政府领导是将权力控制放在第一位，还是将银行发展放在第一位。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当时的唐山市委赵勇书记很有远见，正是他提到“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才使我能代表北京银行到唐山商行主持工作。这是一种兄弟行之间的援助，正如闫冰竹董事长对我提出的要求：城商行是一家，金融稳定事关大局，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让城商行这个群体的任何一员出风险、掉队。
作者：鲁开源
第三篇：信访制度改革棋在局外
2010年5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信访条例》届满五年。第一部信访条例在1995年制订，十年之后的2005年，在信访高峰期国务院重新修订了《信访条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基层信访工作者坦言，《信访条例》中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那些不合时宜的条例正在困扰着信访官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遷市信访局局长申湘琴已经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建言“信访立法”，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信访局局长魏旋君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但是得到的回复却不容乐观。一部有着法律效力的《信访条例》为什么在实施不到五年之后，就让执行者们异口同声地呼吁“修法”呢?关于《信访条例》要否修改，或者信访要否立法的问题，正在成为基层信访部门和专家学者们争议的焦点。之前中央党校与国家信访局举办的一次学术交流会上，就出现了对于信访制度是否应该取消的尖锐争论，而信访制度该往何处走的问题也让与会专家争论不休。信访不信法，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正是因为不信法才衍生出信访制度，而涉法涉诉问题正是信访立法中最难以逾越的难题。
赵树凯：解决信访问题的核心在于基层政府改革，在于基层民主建设
赵树凯自认是国内做信访研究最早的一个。他目前的职务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2009年8月10日，赵树凯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指出，上访群体只是作为现象存在，而解决信访问题的核心在于基层政府改革，在于基层民主建设。他认为，信访改革必须跳出来看。
1、信访问题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政府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
基层政法部门普遍反映，自2005年以来，基层维稳压力很大，任务很重，而基层权威却日益减弱。在这一过程中，信访制度对基层工作的影响颇为明显。赵树凯称，信访问题的被动局面，根源在于政府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从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力格局来看，上级集权过度。现在，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上级政府不信任他们。基层出了问题，上级就忙于收权，就搞垂直管理。层层照此办理，结果是，越是基层越没有权力，而且责任越大，政治风险越高。其实，权力集中在上级手里，事情未必办得好，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上级政府人员的既得利益，可能造成腐败。在党委与政府之间，也有同样的问题。
从领导体系的权力结构来看，重要的特点是个人集权。调研发现，许多上访的人根本不找信访局，而是直接去了县委，找县委书记，有的甚至就在县委办公室住下来。老百姓不是傻子，他知道谁说了算，所以他直接找县委书记。他也知道谁才能管得了县委书记，所以，如果县委书记解决不了，他就一级一级往上找，一直找到北京。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本来可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本来可以分散到不同部门解决的，结果都弄到地方主要领导身上来;本来在地方可以解决的，被集中到中央，被集中化了。
2、让人大代表和信访结合起来
“花钱买稳定”的现象如今日益普遍，所谓“信访油子”反制信访干部，对现有的信访工作机制提出了挑战，而在这种背景下，增强信访力量的声音愈来愈烈，但也有许多专家对此表示忧虑，认为应该废除信访制度。对此，赵树凯认为，在现有政府体制基础上，信访不能撤销，而且也应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信访体系的建设应该寻找新的着力点。在目前的政府体制框架下，信访的“棋”只能这样走，就是坚持甚至扩大“大接访”，增加信访部门的机构和人力，强化信访考核，搞一票否决等。在这样的“局”内，绝不可以轻言撤销信访局，否则，社会冲突也许会集中爆发并泛化。相反，如果实现了政府体制的“变局”，社会有了有效的多种利益冲突的排解渠道，则信访部门将自然变得无足轻重，不撤而亡。
1999年，赵树凯在系统调研之后，在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曾经提出，信访工作应该引入人大代表的力量，也可以此推动人大改革。现在，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目前的信访体系，虽然从外部看是群众监督，但从内部机制看还是权力机关的自身监督。可以考虑的思路也许是，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比较完备强大的信访机构，将信访监督和人大常委会对于政府及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结合起来，将上访事件的处理和人大代表、人大机关经常性的执法检查结合起来。特别重要的是，在信访体系调整中，有必要建立人民代表和农民上访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农民有诉求可以首先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也应当积极主动地到上访农民中做工作。现在的基层人大代表，主要是乡镇和县区的人大代表，都是有选区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大代表都有范围明确的选民。可以说，基层的上访及种种利益诉求，都是发生在这些选民身上。无论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制设计，还是从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现实可能上，这些基层人大代表，可以成为沟通基层民众和政府的直接渠道。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选区内发生了民众利益表达的冲突，而这些基层人大代表居然可以置身事外，甚至熟视无睹，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民意代表的作用有问题。
专家建议制定信访法终结非正常上访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众所周知的国情是：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地矛盾纠纷问题和冲突日益突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例证，而各地频频出现的信访新闻更是充斥舆论。针对这个现象，某些地方甚至出台了违法规定，比如2009年11月深圳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包括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非正常信访行为。对于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通知》规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将予以进行劳动教养。所谓非正常上访，事实上国务院《信访条例》已有规定，是指信访人到非信访接待场所和机关上访的行为。一般而言，对于那些忙着工作忙着生活的群众来说，没有问题和冤屈他们是不会给政府找麻烦的，纯粹无理取闹的人终究是极少数。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日在2010年4月19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撰文指出，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当然要引导上访人走正常途径，但关键在于查清事实、解决问题，同时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对此，建议：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1、完善法院系统对错案的自查自纠机制
根据法官法规定的法官考核要“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的原则，错案纠正工作要与法官考核挂钩，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法官奖惩、培训、免职、辞退以及调整等级和工资的依据。以理性的态度对待错案，防止挫伤法官纠错的积极性，使法官办案诚惶诚恐。一方面要建立错案纠正的奖励制度，对各级法院主动纠正错案的情况要记录在案，及时奖励。同时，完善错案追究制度，对各级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徇私枉法、滥施审判权导致错案的情况，建立“违法违纪审判责任追究制”，强调对法官行为责任的追
究。而且，为防止“错案追究追不了，国家赔偿赔不了”的情况，除存在违法违纪审判情况外，对法院系统通过改判纠正错误的，不应追究错案责任，以促使法官及时纠错、秉公办案。另一方面，畅通法院受理申请再審案件的途径。一些法院为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往往以节约司法资源为由，严格限制申诉复查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致使相关当事人不断向党委、人大、检察院、信访部门申诉，绕开复查程序直接进入再审。这种做法使当事人在法院系统内寻求纠错的渠道被堵塞，便只能通过外部渠道使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加之一些典型案件受到一些媒体的夸大渲染，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度会受到影响，法院的公正性也会遭到社会的质疑。当事人通过百般努力使案件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后，纠纷最终还是要回到法院来解决，法院的司法资源并未得到有效节约，社会总成本反而加大了。因此，法院应畅通受理申请再审案件的途径，对在程序上或实体上有严重错误的生效案件，申诉再审立案实行“宽进”方针，解决申诉难;再审改判标准实行“严出”方针，依法纠错。二者并重，既维护裁判稳定性和既判力、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提高法院裁判公正性的最好结合点。
2、强化人大司法监督职能
人大对司法进行监督的目的，是控制司法独立的任意扩张，防止司法专横或司法专制主义的出现。根据宪法，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不仅要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还应当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监督。依法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实施监督，各级人大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因此，建议建立重大错案听证制度，在各级人大设立错案听证委员会，专门监督错案的平反工作。为保证平反错案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昕证委员会由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法律专家等组成。参加听证会议的人员还应有申请听证的单位(如人大、政协所属部门，信访等)或个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案件当事人)，案件当事人，律师，新闻记者，普通群众等。在案件选择上，范围宜遵循以下标准：第一，当事人对申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仍不服的。第二，属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第三，案件存在瑕疵，这种瑕疵已经达到法律规定的和维护社会公正所要求的再审案件。例如，作为裁判依据的主要证据系伪造、变造或虚假的;主要证据违法取得并影响公正裁判结果的，等等。此外，听证委员会组织法律专家对申请听证的案件进行初步审查，提出是否听证的意见，然后报分管昕证委员会的人大领导，批准听证。
3、“三审一听”息访制
到政府信访部门上访的，“三级审理”程序走完后，上访人仍不服的;因涉诉案件到法院、检察院上访的，对法院一、二审判决不服，对申诉案件处理结果仍不服的(三次审理)，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人大听证会参加的部门、人员、专家全面，程序科学，在“三审”的基础上彻底搞清一个上访案件是可以办到的。听证结果明确的，视为应该息访。对确有冤情的，本着实事求是和有错必纠的原则，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并做好安抚善后等工作。对无理上访的，将昕证结论书面通知申请听证的单位或个人以及有关部门，并上网公布。做好明理释法、思想疏导工作，劝其停访息诉。如上访人以同一事项和理由继续上访的，有关机关不再受理、交办;非正常上访并有违法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理。
4、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法”
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及检察机关抗诉分别做出了规定，但三大诉讼法都没有对当事人申诉和申请再审作出次数和审级的限制。而中央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办法》和××省委政法委《××省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终结暂行规定》系党委文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国务院《信访条例》系行政法规，但其法律效力低于三大诉讼法。二者中有的规定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目前关于“非正常上访”尚无明确法律界定，所以在实践中非正常上访终结常遭遇尴尬，法官不理直气壮，有的上访人不接受终结结果，有的机关也不认可。因此，建议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法”(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从立法上确立非正常上访终结制度，界定非正常上访的含义，使非正常上访案件终结有法可依。同时要使上访人知道怎样通过合法程序反映诉求，也要明白非正常上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确保信访活动正常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