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局外人的论文

2022-05-12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局外人的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民族音乐学的从业者就像是一群在热闹的讨论中前行的人，他们善待彼此间的新奇理论及实践，在这样热闹而不吵闹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彼此的默契，他们的宽容甚至可以容纳得下最为新奇甚至离奇的想法。带着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好奇的目光，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群体。

第一篇：关于局外人的论文

从“局外人”到“局中人”：心理学研究理念的演变

摘要：自20世纪中叶开始，心理学研究理念开始由“局外人”到“局中人”演变，这一演变是心理学发展的需要，其主要原因有：科学哲学思想的演变，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转变，后现代思潮的作用和复杂性研究的影响。认真分析这种转变，有助于把握心理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确立正确的心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论，找到心理学发展的科学路径和相应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局外人;局中人;研究理念;方法论

作者简介：李炳全，博士。肇庆学院教育系副教授526061

自科学心理学诞生至今，心理学研究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实现了由“局外人”到“局外人”与“局中人”并存的变革。心理学研究理念的变革，既是心理学自身发展和新的心理学取向兴起的需要，也是自然科学、哲学、文化学等学科影响的结果。这种转化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对心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为更好地开展心理学研究，有必要对其加以分析与探讨。

一、“局外人”与“局中人”的含义及其作用

(一)局外人

“局外人”，又可称为“旁观者”或“外人”，原意指与某事无关而置身事外在一旁观看的人，在科学研究中指站在研究对象之外，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的研究主体。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科学研究借用该概念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使研究主体能更为清晰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或规律，获得真理性知识。该理念一直是自然科学所坚持的立场或思想，后被科学心理学所采纳并更为强烈的坚持。它要求研究主体置身客体之外，保持价值中立，不带任何自己的主观因素的进行研究和理论建构。心理学研究中的客位研究策略、实验法等是该理念的具体体现。

心理学之所以更要求坚持这一立场，是因其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更容易发生研究双方的相互影响，把研究者的观念、假设、情感、价值等渗入到研究对象中，导致研究过程及其结果的不客观、不真实。而坚持“局外人”理念，可使研究者保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描述、说明和解释研究对象，避免研究主体的偏见与盲点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鱼在水中不知水”现象以及“自我中心与自我认同”。一般而言，研究者把自己与研究对象置于同一参照系中，从自己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研究，难免甚至更易受到自己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在思维定势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作用下，注意不到研究对象的某些方面，对一些东西难以觉察，致使认识不全面，形成研究偏差。而“局外人”则由于“事不关己”，会比较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从而避免这些问题。

(二)局中人

“局中人”又被称为“局内人”或“参与者”，原指参与下棋的人，泛指事情的参与者，在科学研究中指深入到研究对象中，与研究对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的研究主体。人们常说，“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当事人最了解情况”等，科学研究借用该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问题给予合理解释，并为我所用。“局中人”研究理念是20世纪中后期引入到科学研究中的理念，后被心理学家采用，用以消除心理学危机，解决主流的科学心理学存在的问题。它要求研究主体与客体融为一体，以自己为参照系进行观察、研究和理论建构。主位研究策略、主体解释学方法、参与观察法等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心理学之所以坚持该理念，是因为在心理学研究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排除主体的作用，只有通过研究双方的相互作用，才能对心理活动有更为深刻地认识或理解。该理念能增强心理学研究的契合性，避免强加式客位研究策略或假性客位研究策略，避免参照系差异所造成的研究偏差。

(三)两种理念的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这两种理念恰好相反，似乎不能相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它们各有利弊，单从一个方面都很难对心理有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因此有必要把它们结合起来。这就好像对一个人的认识和理解一样，既要站在他之外去客观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认识或了解他，同时又要从这个人的立场、角度出发去分析，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他，能够做到我们平时所说的“通情”即“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由此可见，二者呈互补关系，一方的劣势恰好正是另一方的优势。比如，“局外人”理念虽能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做到旁观者清，以超然、客观的态度，认识到局中人不易觉察的现象，但契合性差，并可能因参照系或背景差异产生认识偏差。而“局中人”理念虽不太容易客观公正地理解、解释和评价所研究的现象，但契合性较高，研究者更能与研究对象形成共鸣，深刻体认研究对象。因此，二者整合起来，可相互取长补短，提高研究的效度、信度和研究结果的价值。

二、心理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历史

在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其研究理念经历了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局中人”研究理念的生成。

自科学心理学产生之日起，心理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自然科学情结”，力图按自然科学模式来构建心理学。由此，用自然科学的研究理念来指导心理学研究。科学心理学的建立者冯特，为了使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开始用自然科学的理念与模式来研究心理现象和构建心理学体系。为此，他坚持自然科学的“局外人”立场，他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就是按照自然科学模式来建构的，代表了心理学的科学主义方向，成为其后心理学发展的主流。

与冯特同时代的哲学家狄尔泰建立的“解释心理学”，从其生命哲学出发构建的心理学体系。这种心理学虽认为生命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是人的心理要素的内在经验，其精神本体贯穿于人类全部历史和每个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活动，由此强调解释学方法，但该方法明显受自然科学影响，坚持“局外人”理念。他指出，解释者要解读一个历史文本，就应放弃已有的观念或偏见，以便进入作品，了解作者原意，即把握文本的“客观精神”。这表明他并未跳出施莱尔马赫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窠臼，力图保持解释学与自然科学在客观理想上的一致。

冯特的学生铁钦纳，为了把心理学构建成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更加坚决地坚持“局外人”立场，以经验论尤其是实证论为指导。他坚决反对非量化、非实证性的方法，排除不能进行数量化研究尤其是实验研究的内容。这样，就使得他在“局外人”的立场上比冯特走得更远、更极端。但是，冯特与铁钦纳的研究理念与方法都具有内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他们都强调实验内省法，而内省是研究对象对自己的心理活动的自我观察，本质上是“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因而他们所设想的完全从“局外人”的角度客观、公正、中立地观察是不可能的。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条途径是坚持“局中人”理念;另一条途径是寻找更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由于前者背离了自

然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和价值中立原则，不利于心理学的科学性增强，因而被主流心理学所摈弃。而后者则成为当时心理学家们的奋斗目标。

20世纪初，世界心理学中心从德国转到美国后，主流心理学家们更是坚持“局外人”理念。那时，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界日益表现出对意识心理学的不满，心理学家日益认识到内省研究及其结果不符合客观性原则。机能主义的诞生，似乎使心理学家们看到了心理学向科学发展的曙光。机能主义以心理的机能即心理“做什么”为研究对象，注重心理的功能和效用。由于心理的功能和效用可以通过有机体的适应性行为及其结果或有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因而研究者就可以以“局外人”身份对之加以相对客观的观察。在研究方法上，机能主义虽不反对内省法，但它发展出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测量法、统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这些方法都更可能使研究者成为局外人，使“局外人”研究理念在心理学研究中得以贯彻成为可能。由机能主义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把“局外人”理念推向极致。该流派把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行为，究其原因，是因为行为具有可观察性、可证实性，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被研究者之外客观、公正、不带任何偏见地对它进行观察研究。

伴随着行为主义危机而兴起的认知心理学，继承和发展了行为主义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奉行实在论，认为心理是一种独立的实在;坚持二元论，要求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便能客观地观察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客观性原则，要求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从心理活动所依存的客观条件及其表现和作用来解释心理的发生与发展规律;坚持还原论，把心理(认知)活动还原为物理符号操作系统或类似神经系统的活动，力图通过计算机模拟来研究人的认知或智能。所有这些，都表明认知心理学站在“局外人”立场上开展研究。但是，由于认知心理学以认知为研究对象，而认知是人的内部心理活动，很难对之直接观察或客观反映，这就导致，(1)研究者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事不关己”地客观公正地研究，但似乎又不能完全置身事外，在一定意义上作为心理活动的执行者或实施者，形成了既是“局外人”又是“局中人”两种身份;(2)完全作为“局外人”似乎并不可能，强行这样做的结果是，其研究必然面临一定的内在难以克服的困境或局限性，使自己陷入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与危机之中。正因为如此，为消除困境或危机，认知心理学向多个方向发展，除在自然科学模式下发展出联结主义、活动主义的认知心理学外，还逐渐衍生出认知建构论、文化心理学、解释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等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新取向。这些取向改变了原有的“局外人”理念，开始转向“局中人”理念。它们都坚持“心理即建构”的研究纲领，强调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对象)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与相互作用，由此要求心理学研究应深入到研究对象之中，以“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身份进行研究。

上述新取向虽与信息加工论一样都以符号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但更关心符号的意义。它们认为，意义是文本的内涵，构成了人把自己安置于其中的现实，这一现实左右了人的行为或活动。而意义是在人的活动中建构的，体现出主体与客体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既不是被理解的客体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理解者的构成部分……”，而是在二者的关系中生成。正因为如此，它们把本体论解释学作为方法论。本体论解释学认为，解释不能以理解作者原意为目标，文本的意义只能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实现，而这一过程是视域融合过程，其间，文本经验到一种存在意义的增长，同时解释者的视域也在不断的扩大并修正。它将事情本身和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过程联系起来，无所谓逻辑和判断意义上的循环，有的只是“此在”与世界的相互缘起。在这个根本时间化了的本体域中，传统形而上学所偏执的主客二元对立不复存在，认识中的彼此之分被打破。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心理学研究理念正在经历着由“局外人”向“局中人”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心理学发展的结果与表现，同时又引发并加剧了心理学更全面、更深刻地变革。

三、心理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原因

心理学研究理念之所以发生上述演变，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由于过分坚持“局外人”理念所引发的心理学发展问题或困境。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从其他领域汲取营养。引导心理学研究理念向“局中人”转变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哲学的发展与演变

自1950年代以来，作为行为主义和(狭义)认知心理学指导思想的实证主义受到愈来愈多的非难，其主导地位开始动摇，科学研究理念开始由“局外人”向“局中人”转变。波普尔首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进行责难，提出了可证伪性原则，并把之作为判定科学的标准。其后，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托斯、夏佩尔和费耶阿本德等人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要求把历史与科学哲学结合起来，以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所收集的关于科学生活的观察资料为基础阐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汉森对客观性、可证实性和价值中立原则加以责难，提出“观察负载理论”思想。库恩提出“范式论”，其后期(20世纪90年代)理论更是认为，解释学方法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的共同的方法论基础，科学研究只不过是科学家参与其中的实践活动。由此来看，科学哲学一步步实现着科学研究理念由“局外人”向“局中人”的转变。后来发展起来的反经验论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局中人”思想，其代表人物劳斯把科学理解为我们都参与其中的实践，乃至理解为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自己正参与其中的“语言游戏”。他指出：由于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和“物质性”，它必定也带有“区域(local)性”。反经验论与经验论的根本差异和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实践是事实显现自身于语境中的途径;承认实际存在的东西随科学实践的改变而改变;认为理论并非是单纯的描述和说明现象，而是用以操作和控制现象的模型;否认有可用于评价我们自称为知识的主张的超然的理论。

由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研究中的主体因素日益受到重视，主体的参与性愈益被凸现出来，由此研究者的身份完全由“局外人”变为“局中人”。由于心理学深受科学哲学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心理学是以科学哲学为指导思想，因此，科学哲学的这种思想或理论的变化必然导致心理学研究理念的变化。特别是劳斯的科学实践观和新解释学思想，更易使心理学家从新的视角去审视原有的价值中立思想和主体的作用。

(二)自然科学研究理念转变的影响

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无可辩驳的展现出：科学理论都是主体作用的结果，主体不可能置身于理论建构之外;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和主体认识的深入，理论必然会不断的发展，甚至彻底更新。由此引发了科学研究思想或理念的巨大震动：(1)这场革命导致对科学研究中主体因素的肯定和重视，凸现了“人”在科学研究中的主导地

位和辩证作用：(2)人们认识到人类所认识的宇宙是其认识主体所允许存在的宇宙，所建构的理论是其认识水平所允许建立的理论。主体正是通过自己有意识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来理解、认识和改造自然。由此，科学家和思想家们终于意识到并不断地告诫世人，主体不可能置身于研究之外。

自然科学研究理念这种转变，可以说肇始于上述那场自然科学革命的旗帜性人物爱因斯坦。其狭义相对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引入了“观察者”概念，使“无人的物理学”变为“有人的物理学”，即具有主体性质，使研究者具有了部分“局中人”特性。在其相对论中，“观察者”不是外部无关的东西，而是内在的根据，由此，主体在自然科学理论之外开始进入科学理论之内。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指出：“我们曾把科学家比作首先收集必要的情况，然后用纯粹的思维去寻找正确答案的侦探家。至少在一个论点上，这个比喻是很不恰当的，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侦探小说里面，必定先知道有人犯罪，然后侦探才去检查信件、指纹、子弹、枪支等，他至少是知道发生了一件暗杀案子。科学家就不是这样……科学家却多少要自己犯罪，还要自己来侦查它。”这段话已明确表露出科学家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思想。真正实现由“观察者”到“局中人”根本性转变的人是玻尔和普里高津。波尔指出：“‘同时性’包含着一个主观因素，因为对一个静止的观察者是同时发生的两件事，对一个运动着的观察者就不一定同时发生了。”普里高津指出：“我们和自然的对话仅当它来自自然之内时才会成功。”这两段话表明两人都认为观察对实在本身也有影响。

上述分析表明，自然科学中研究者的地位经历了由“局外人”到“观察者”再到“局中人”的演变历程。由于科学心理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自然科学为模板，因而，自然科学研究理念的变化必然会对心理学产生影响。

(三)后现代思潮的作用

1960年代伊始，西方兴起了一场后现代思潮，形成了建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实用主义等诸多具有后现代特征理论思想。这些思想反对人为地将主体与客体、精神和物质、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等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强调它们的统一性。认为科学研究和理论都是文化负载的，都渗透着人的主观假设与价值选择，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等的影响。“在物质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完全依赖于概念、分类和描述等的产物……而概念、分类和描述是在我们在不同的情境——诸如科学和日常的情景中活动的过程中碰巧‘发明’和‘创造’关于现实和事情的东西。由此，这些东西并不独立于如此的情景、分类和描述而存在，而只是依靠我们对它们的描述和我们创造的关于它们的概念。”换言之，人对物质世界的观念和描述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他对它的经验和认知，不存在独立的被认知和被描述的东西。这表明，后现代思潮坚持的是“局中人”理念。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一些心理学工作者运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观点、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对主流经验心理学加以批判、否定、解构，力图建构后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由此形成了多个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新心理学取向。它们秉承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坚持“局中人”研究理念，为心理学研究理念的转变推波助澜。

(四)复杂性研究的影响

复杂性研究有时被称为复杂性科学、复杂性哲学。它来自于自然科学研究，是由自然科学家在对传统自然科学研究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思想或理念。这种研究思想或理念逐渐上升为包括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一种哲学指导思想，对心理学研究产生独特影响。

复杂性是相对于简单性而言的。它反对简单性的普遍性或普适性、还原论和操作与分离主义，转而强调意义多样性、不确定性、非周期性、非线性和可区分性。该思潮兴起于1980年代，主要研究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揭示复杂系统的有关特性。它坚持整体论，着力揭示部分和要素如何构成整体，怎样在变化的、不确定的条件下达成目标、发挥功能和促进发展，以及认识整体对认识部分、要素所具有的意义。它要求摒弃二元的精致思维，运用动态、开放与非线性思维，提出了涌现理论和隐喻方法、全息方法、背景化和返回事件等方法。

埃德加·莫兰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复杂性思想，他反对还原论，坚持“多样性统一”;批判机械决定论，坚持有序性和无序性统一的思想;要求把认识对象加以背景化，用整体和部分共同决定系统来修正传统系统论的单纯整体性原则——“系统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之和”。“复杂性科学”这一概念最早由耗散结构论的创立者普里高津提出。他从复杂性立场出发，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处于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他们在特定的时间“遭遇”并相互作用。他指出：“经典的科学观……试图把物质世界描述成一个我们不属于其中的分析对象。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成了一个好像是被从世界之外看到的对象。而事实上，我们是置身于世界之中看世界的。复杂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盖尔曼提出了“混沌的边缘”原理，认为复杂适应系统是一些多元或多主体的系统，“在有序与无序之间的一个中间状态运作得最好。”由此他强调“多主体建模”和“非中心化思维”的研究思路。

由复杂性研究的基本思想来看，它坚持的是“局中人”研究理念。它认为，科学研究具有情境性，是研究者(主体)或研究对象(客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遭遇”。情境不同，遭遇的方式不同，研究的效果或结果也不相同。情境性和“遭遇”说明了科学研究的非连续性、多向性、非计划性、偶然性和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研究者不可能站在遭遇的情境之外进行研究。这一思想用来说明心理现象和行为十分适宜。因为心理和行为具有情境性，是“遭遇”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一些心理学家把复杂性研究引入心理学，依据其思想改造心理学研究理念与方法，开始采用“局中人”研究理念。

四、总结与思考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其研究理念从哲学心理学时期的“局中人”到科学心理学创立之后的“局外人”，再到20世纪末期出现的二者并存的局面，表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历程。其中每一阶段都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使心理学研究更为科学。鉴于心理学当前状况分析和对将来其发展的展望，可以说，这两种研究理念将会长期并存，并有可能相互取长补短、趋向融合。由此，在以后的研究中要做到：(1)对不同的理念与方法持宽容态度。尽管现代心理学发展中新理念、新方法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它们的出现克服了原有理念与方法的局限性，但后来者并不能完全否定或取代先前者，而是与先前者一起共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思想路径，并在发展中相互促进。其中每一理念都是对其他理念一种鞭策，促使其不断更新与发展，且这种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过程与局面不会停止。因此，“如果心理学打算开拓新的领域，以便获得更多和更完善的答案，那么就必须对不同的思想学派采取开放的态度。”(2)以已有理念为契机，不断探索新的

研究路径与方法，拓展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技术和手段。心理学研究都是建基于一定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论基础上，不同取向存在的问题与其理念和方法论不无关系，因此，我们不应偏执于某一或某些理念和方法论，而应不断地做理念与方法论探索。不过，这种演变并不完全是心理学的自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学家的自觉、积极主动探索，这些探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应不断进行理念更新，并依据理念探索新的方法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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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永华)

作者：李炳全

第二篇：局外人的亲历

民族音乐学的从业者就像是一群在热闹的讨论中前行的人，他们善待彼此间的新奇理论及实践，在这样热闹而不吵闹的过程中达成一种彼此的默契，他们的宽容甚至可以容纳得下最为新奇甚至离奇的想法。带着对这个“特殊”人群的好奇的目光，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一群体。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吸引我的关注，无非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方法论上不断反思、相互理解;他们关注如何将音乐的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相关联;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学好“四大件”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点甚至都不得不止步于其门外(这并不意味着民族音乐学学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他们对于田野工作的热衷也让我倍感敬重，而“田野”对于民族音乐学学者们又是如此的广阔——上至国家政策，下至城市和农村的百姓生活，只要和音乐有关的，都是他们的田野。

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确立晚，但是发展快，在理论和实践(包括融合了很多前人关于传统音乐的研究成果和思路)方面不断反思。仅就笔者而言，许多包含着睿智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经常能为自身的研究提供给养。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甚至有很多颠覆性的思路，则需要引起整个音乐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民族音乐学学者们的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在2012年6月27—29日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上海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和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共同承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理事会暨“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上进一步得到了彰显。这次会议不仅是为明年即将由上海音乐学院上述部门承办的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42届世界大会做前期准备和事务性问题的协商，而且还有一项重要的议题便是“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这一国际论坛。14位国内外学者在论坛中所阐述的问题——无论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还是这些案例背后所引发的对于诸多音乐问题的思考——对笔者来说不啻是一次个人音乐观念上的冲击。

6月29日，论坛召开的这一天，正值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典礼，与校园内师生同唱毕业歌的热烈气氛相比，北楼606教室的国际论坛显得有些冷清;无论中外学者一律用英文宣读论文的方式也“吓”跑了不少学生。但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ICTM的理事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或许这种方式他们师辈的学者们便已习惯——就在这一个不大的教室中，每个人都很认真的倾听着学者的发言，那个“Ethno Musicology”的时代早已是往日黄花，因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已经抵达了音乐可以为人类做什么、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音乐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深刻的命题之中。

相对于18、19世纪西方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来说，由其传承而来的20世纪音乐创作已经走进了学院派的象牙塔，再也难以和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像前几个世纪的那种亲密关系;就在所谓的“主流”音乐文化开始远离社会生活的历史时期，民族音乐学的兴起并以其强有力的发展势头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了音乐;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表述——尽管加州大学的著名学者Timothy Rice教授在此次论坛上表达了“民族音乐学家们与他们在人类学领域的同行相比，总是无法快速地触及到全世界的人们所面临的各种严峻的问题，被考虑音乐如何可以用来改善或加剧这些问题”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民族音乐学学者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及其丰硕成果。这表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已经完全从早期的“传统音乐”的]奏研究中升华了出来，他们更加关注音乐与其存在环境的关系以及音乐在这个环境中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虽然ICTM的现任主席Adrienne L.Kaeppler女士在总结发言中强调了这次论坛议题的多样化，但是音乐如何积极面对社会及政治这一具有明确理论导向性的观点几乎渗透到了每一篇讲稿之中。

论坛开始之后先后登场的两位女民族音乐学家的议题便是从国家层面、甚至政治层面上来探讨音乐的意义。来自克罗地亚的Naila 博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音乐成果：以缔约国克罗地亚和中国为成功案例》一文中以两国的案例阐释了音乐对于政府政策的作用以及国与国之间经验的相互借鉴，并跟踪研究了这些非遗音乐成果“登上名录后对整个社会(特别考虑到这些文化遗产为旅游业所带来的利益)的影响”。而来自于里斯本的Salwa EL-Shawan Castelo-Branco教授的研究则更加具有政治倾向，她所研究的是在1933—1974年间，葡萄牙在独裁统治之下，音乐是如何“卷入到民族国家、民族归属、表征政治和权力关系的表达中”，并且认同了“文化实践对于灌输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权统治，以及对于最总推翻统治的抵抗运动的有效性具有中心地位”这一观点。

音乐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及其之于民众生活的意义，这一具有民族音乐学“招牌式”的研究思路在本次论坛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比如美国乔治亚大学Jean Ngoya Kidula的发言《新民歌风格的先声和身份的重构：牛与卢雅人的婚礼歌》和剑桥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Razia Sultanova的发言《阿富汗大众文化：从战争圣歌到摇篮曲和苏菲圣歌》。特别是后者，由于是对全球视野下的一个动荡国家的研究，因此尤显突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女民族音乐学家都将其研究牢牢地立足于音乐分析的基础之上——如Kidula对于三首婚礼歌的歌词、情感和风格的分析，以及Sultanova对于歌曲体裁的分析和研究。

而Timothy Rice教授的发言《动荡年代的民族音乐学》则更是高屋建瓴般地从方法论角度使这一观点具有了合法性。上文所引Rice的文字与其被看做是一种自我批评还不如说是一个面向整个音乐学界的宣言，这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当下历史时期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标杆——音乐的研究如何从被动地依附于社会、文化、历史转向主动地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目标。Rice以往的理论，如他在《音乐体验和民族志中的时间、空间和隐喻》(2003年)一文中所为我们展现出的那样，音乐的九种空间(1.个体的;2.亚文化群体的;3.地方的;4.地域的;5.国家的;6.区域的;7.移民的;8.世界的;9.虚幻空间的)和四种隐喻(1.作为艺术的隐喻;2.作为社会行为的隐喻;3.作为象征体系的隐喻;4.作为商品的隐喻)，是将音乐置于社会之中进行的研究，音乐相对于社会而言是处于被动的、依附的地位;时隔近十年之后，Rice一如既往地以其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的方式从四个方面(1.音乐与流行病;2.音乐、战争和冲突;3.音乐与全球变暖;4.音乐与城市暴力)明确提出并实证了民族音乐学家们如何关注音乐在解决或加剧当下社会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观点——音乐如何动态地或是能动地影响甚至改变其存在环境。尽管这个观点有10—15年的酝酿期，并已有了不少的个案积累，但Rice旗帜鲜明的主张肯定了民族音乐学界这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并为今后一段时期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作是Rice理论的实践篇。

既然音乐可以实现对其存在环境的动态影响，那音乐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更为广大的音乐学学科层面上来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或许巴西的民族音乐学家Samuel Araújo教授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实的案例可以用于说明音乐家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与行动。他的发言《巴西的冷战政治和民族音乐学：重评古埃拉·佩克塞的东北方传统音乐实证研究》向我们介绍了一位曾经获得BBC奖的巴西作曲家在陷入了“审美导向危机”的困境之后通过反思实现了自身到民族音乐学家的转型，并由此实现了音乐参与到更广泛社会生活之中的意义。

无疑，Timothy Rice教授的发言形成了本次论坛的一个高潮，而另一个高潮是在会议结束之前由ICTM主席Adrienne L. Kaeppler女士所主持的讨论之中。Kaeppler发言的开始便尖锐地直指整个一天会议的焦点问题，她承接了Rice所说的“为什么我们研究民族音乐学”，进而提出了“为谁(to whom)而研究民族音乐学”的问题，仅仅是为学院、为某些团体吗?当Kaeppler女士将话锋转到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大学、为什么要进入音乐学院的时候，作为一位局外的亲历者，我立即被震撼——就在这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日上，在这已近黄昏的时刻，校园里的毕业生已经散去，但是当这些即将走向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接受了中国最优秀的音乐教育之后，他们是否理解了自己为什么要进入音乐学院?他们是否真的懂得了他们是为谁而学的技能和知识?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是否会凭借着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来对其所生活的环境做出某些改变?想到此处，我突然也茫然起来——而我本人又是否真正仔细考虑过这些问题呢?就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几乎变成了拜伦笔下的曼弗雷德。Kaeppler女士的总结发言一直让我保持着激动之情：“从博物馆中，我们可以恢复那些已经消失的声音，但是我们该这样帮助人民?帮助那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民?”面对这样的询问，或许没有答案，或许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案例可以作为答案，或许我们仍需努力……而更有可能的是，Kaeppler女士是有意要将问题遗留下来，至少遗留到明年ICTM的世界大会。

Sultanova教授的简短发言更具有现实意义，她特别强调了如何帮助中国的年轻学者参与到ICTM的研究之中，让他们更快地领略到这个专业的奇妙之所在。Svanibor H. Pettan教授则从ICTM的创建理念，即用我们的知识、技能和理解来获得更为安定的世界这一角度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学者们的观点，并以此来鼓舞中国的年轻学者尽快融入到这一真正能够将世界各地民族音乐学家聚合在一起的组织中来。

诚然，在这次论坛中，无论是已经非常成熟的中国年轻学者齐琨、吴凡、黄婉和穆谦，还是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吴艳和张延莉(此次论坛专门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师生设置了“上海城市音乐研究”的单元)，都表现出了扎实的功底和严谨的学风;而如何真正做到从音乐背后文化意义的探寻升华到更广阔的社会意义的追问乃至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层面上进行探讨则是年轻学者们努力的方向，这或许也是Kaeppler女士和Rice教授等前辈学者所提出的更高要求。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音乐家并不是政治家，音乐家的优势还是在音乐本身，音乐家绝对不能“包打天下”。

这次论坛使我引发的思考还有很多，主要是在音乐学整体的学科层面之上的。比如，在我国，表面上看与西方学术界最为接近的西方音乐研究(包括与西方音乐有关的历史音乐学和体系音乐学的各个子学科)反而成为了与国际学术界联系最少的学科，我们为什么没有像民族音乐学界这样国际间频繁的、大规模的国际交流?从ICTM的理事会以及即将召开的世界大会中，西方音乐研究的学者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为什么西方音乐的研究仍然处于西文文献的译介层面，而我国的民族音乐学届会很快地跨过了这一步，进行到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在同一个平台进行交流的阶段?或许，我们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解释这些疑问，但是上述事实，必须承认。

因此，我们不得不对整个音乐学学科进行反思;而民族音乐学和作为大学科的音乐学在研究方法上所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是我们不能回避的——相较于西方音乐研究的“拿来”，或者说西方音乐研究成果的单向输入、国人对于西乐研究成果的单向引进，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双向的，是一种对话和分享。我特别喜欢“对话”与“分享”这两个词，因为在[下，对于西方音乐的研究，这还是一个奢望。那么面对这个差异，西方音乐研究的学者们该如何行动呢?

“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按照一般的理解方式，这是属于民族音乐学或是传统音乐的研究范畴;但是，几百年流传至今的西乐之于我们来说不也是一种传统吗?我们是否能够像ICTM这样有更多包容不同学术思想的胸襟?我国音乐学的各个子学科也是否能像民族音乐学那样融入到国际间的对话与分享之中?

“传统是一条河”，当它流经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留下印记。

附：“当代社会中的传统音乐”发言题目

1.Nail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音乐成果：以缔约国克罗地亚和中国为成功案例》(Production of heritage within UNESCO： Comparing Croatia and China as successful state parties)

2.Salwa EL-Shawan Castelo-Branco《二十世纪葡萄牙的音乐和国家建设》(Music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n twentieth century Portugal)

3.Samuel Araújo《巴西的冷战政治和民族音乐学：重评古埃拉·佩克塞的东北方传统音乐实证研究》(Cold war and ethnomusicology in Brazil： Reappraising Composer Guerra-Peix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northeastern traditional music)

4.Jean Ngoya Kidula《新民歌风格的先声和身份的重构：牛与卢雅人的婚礼歌》(Heralding new folk styles，reconfiguring identity： The cow and the Luyia wedding song)

5.齐琨《论传统音乐的两种时态——以徽州礼俗仪式音乐研究为例》(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of traditional music： A case study of the ceremonial music in Huizhou)

6.J. Lawrence Witzleben《香港中乐]奏家的根基与途径》(Roots and routes of chinese instrumental performers in Hong Kong)

7.吴凡《在音乐中对话——赣南卫东宣传队四十年变迁研究》(Dialogue in music： The research of Weidong Propaganda Team in Jiangxi Province of China)

8.Razia Sultanova：《阿富汗大众文化：从战争圣歌到摇篮曲和苏菲圣歌》(Popular culture in Afghanistan： From militant anthems to lullabies and Sufi chanting)

9.穆谦《中国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的借用》(The Borrowing of Traditional Music in Chinese Pop Music)

10.Timothy Rice《动荡年代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

11.Kati Szego《修复传统：20世纪后期加拿大学校中的尤克里里琴与性别》(Tinkering with tradition： Ukulele and Gender in Late-20th-century Canadian schools)

12.黄婉《凝聚族群的传统音乐生活——以上海的韩国离散群体为个案》(Traditional music as a method of integrating ethnicity - A case study on the Shanghai South Korean diasporas' music life)

13.吴艳《从“门图”到“搭班”：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From “Mentu” to “Daban”： The change of folk music tradition in shanghai)

14.张延莉《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The history of Pingtan school in shanghai city)

[上海音乐学院“国家重点学科——音乐学特色专业”项目资助(项目代码：050402)]

邹彦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萌)

作者：邹彦

第三篇：中国案外人异议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案外人异议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的执行救济制度，其目的是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保障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的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中，却存在很多适用上的不便和争议，降低了司法机关执行效率，损害了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前我国的案外人异议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有待改善之处。本文以促进案外人异议制度的完善，维护司法公正为目的，针对制度的不足提出改革建议和完善措施。

【关键词】执行救济;案外人异议;制度缺失与完善

一、中国案外人异议制度概述

(一)中国民事程序案外人异议制度内容

1.制度概述

中国的民事程序案外人异议制度是指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案外人就执行标的物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请求法院判决宣告不准执行此标的物的制度。根据2012年8月31日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过具体总结，笔者认为在具体适用该法条时应注意如下要点：(1)“Who”，即谁有权提出异议以及向谁提出异议。除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外，提出对执行标的物异议的主体只能是与被执行人财产有利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同时，该案外第三人一般只能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2)“What”，即异议的内容是什么。案外人针对执行标的物所主张的权利应该是实体权利，包括所有权(包括与他人共有)债权、他物权等;(3)“When”，即何时提出异议。根据法律规定，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时间只能是在执行程序结束之前。在执行开始前，不存在有损案外人权利的问题，而执行过程结束后，即使执行程序中存在此类问题并被案外人提出，那也不再属于执行异议的范畴，是新的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2.制度目标

案外人异议制度目的是保护案件当事人、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并在它们遭受侵害时给予当事人和案外人救济的途径。同时，该制度还应肩负防止案外人恶意异议的目的。案外人恶意异议现象的存在降低了执行效率，给当事人造成了时间和财产上的浪费和损失。

3.制度运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案外人异议程序是通过对本案执行标的物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通过向法院提交异议审查申请而启动的，并严格规定了审查期限。对裁定不服的案外人可根据不服内容与原判决、裁定有关与否提起审判监督程序或另行起诉。

二、中国案外人异议制度缺失及分析

(一)立法缺陷和制度缺陷

案外人异议制度确立初衷是实现司法的公正，但执行过程也应兼顾执行的效率。笔者认为，案外人异议制度在设计之初，除了要考虑如何保障善意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还要肩负起预防和惩罚案外人恶意异议行为的重任。但是目前案外人异议制度全部规定在民事诉讼法执行一章中的一般规定内，在立法层面太过粗糙，漏洞百出，造成执行行为过于随意、主观，司法公正难以实现不说，效率大大降低。

1.没有具体的异议审查程序

根据法律规定，案外人依法提出异议之后，审查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但在民事诉讼法典和《执行规定》相关章节条目中，却查找不到这个“法定程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笔者认为这是案外人异议制度中最大的缺陷或者说是缺失。具体审查程序的“失踪”大大降低了该制度的可适用性。

(1)在“執行过程中”，提出异议的具体时间未确定。前文谈到，法律规定案外人只可在执行过程中提出异议，此规定看似详细，但在实务执行过程中，执行行为的起始与终结，到底是以对案外人主张权利的特定标的物的执行过程为准，还是以包括案外人主张权利的特定标的物在内的整个执行过程为准呢?法律没有进一步规定。若仅允许在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过程中提出异议，案外人的准备时间势必将会缩短，给案外人维护权利带来的负面影响。

(2)案外人提出异议审查的方式。通常案外人异议应以书面方式提出，但执行现场情况复杂多变，笔者认为在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确有困难或紧急情况下以口头方式提出的异议审查机关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接受，对于案外人救济自己的受损权益确有不利，因为该执行标的物的状态和权属有可能在案外人准备书面材料时发生改变。但笔者也不赞成在任何情况下完全认可口头或其他非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的效力。毕竟，案外人异议是民事执行法律中一项重要制度，需要法定形式和一系列严谨的程序去维护其权威，保障程序的透明和高效。

(3)异议审查期间中止该执行标的物执行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案外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提起诉讼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即使案外人通过申请再审或者另行提起诉讼也无法得到执行标的物，只能获得相应价款作为赔偿，这就可能会给对执行标的物确有权利的案外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不过，审查期间不中止执行对杜绝案外人恶意异议侵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起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申请中止，不是完全不行，但需要案外人提供一定的抵押。

(4)举证责任的承担。对于一项决定物权归属的审查活动来说，单凭口头或书面的申请材料做决定显然是不够的。物权的归属需要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予以支持，这就涉及到举证责任承担的问题。目前可行的几种方式无外乎由法院审查机构主动取证，由案外人自行提供证据，或由债权人，即申请执行人提供执行标的物归属于被执行人的证据，当然，被执行人也可提供证据证明标的物为自己所有。笔者认为，案外人自行提供证据更为稳妥，符合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5)异议程序当事人因执行或异议而遭受的损失的赔偿。异议审查之后，倘若案外人对执行标的物确实拥有权属，案外人行为实属恶意诉讼，那么债权人或债务人就审查期间延误而导致的标的物的毁损、灭失应得到赔偿，但我们的法律均没有具体操作规程，建立债权人赔偿机制势在必行。

(6)对案外人恶意诉讼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案外人恶意诉讼严重影响了司法秩序，延缓执行过程。立法应该对此行为扼制，构建惩罚机制，追究恶意案外人的法律责任。如果债务人存在于恶意案外人串通行为，也要对债务人进行惩罚。法律责任主要以民事责任为主，但对于恶意诉讼中存在的伪造证据等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要坚决追究行为人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二)程序运行机制不合法理

跳出程序规定本身，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案外人异议程序，观察它的运行，还可发现如下一些有违法理的地方：

1.案外人异议程序与再审程序相混淆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也就是说，在此处，案外人异议程序与再审程序存在着交集，或者说是混淆。看似再审程序为案外人提供了另一条救济途径，但问题的实质是，案外人异议程序和再审程序的目的、性质、作用各不相同，从法理角度讲，两者不应该存在交集。案外人之所以寻求救济是因为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执行问题而产生的对案外人权益的侵害;提起再审程序是因为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制定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即执行依据存在错误需要纠正。倘若，案外人的权益是被执行依据而非执行行为所侵害，那么案外人可以另行起诉或直接提起再审程序请求救济或纠正，无需通过异议制度“迂回”维权。

2.执行权侵犯审判权

由执行机关对案外人异议进行审查违背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立的原则。首先，执行人员对异议进行审查，可能导致司法预断，不利于程序公正，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异议当事人双方就实体权利与对方展开言词辩论与平等对话的权利，此处有违诉权之基本理论。执行人员具有执行权，并非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它的职能是根据生效判决，通过各种执行措施，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实现债权人债权。执行过程是依靠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两个部门行使各自的职权完成的。再者，法律规定只有审判机关才能对当事人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审判。执行人员以裁定解决实体权利问题，理论上无法说通。案外人异议的内容涉及到案外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被执行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该争议需要专门的程序，亦即审判程序才能保证异议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以救济。

三、对策与建议

(一)修改、细化现行案外人异议规定

1.异议提出主体的确定

案外人异议提出主体是指主张对执行标的物享有权益的案外人。根据所主张权利的内容不同，能够把提出异议的主体可分为两大类，即物权人和债权人，拿物权人举例可进一步分为所有权人、共有人(共有物未分割前的按份共有人和共同共有人)、质权人、抵押权人(对抵押物拍卖价款优先受偿)、留置权人。占有人是否享有异议提出权学界一直没有统一意见。笔者认为，占用不是一项权利，仅是一种事实状态，赋予占有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对执行的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何况在实践中，占有人往往与债务人相互认识，串通提起恶意异议的可能性也是较大的。

2.案外人异议提出時间的法律规定

案外人应在执行程序开始后结束前提起异议，这是因为，提出异议的目的是排除对标的物的执行。若在程序开始之前提出，其性质为确认之诉，若在程序结束之后提出，届时执行活动业已结束，再提已无实质意义，但案外人可以以已占有标的物的债权人为被告，提起确权之诉。上述规定即为通说，在实务中，一些简单的执行行为可能耗时非常短暂，将标的物交付给申请执行人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给案外人维权带来难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可以允许案外人在执行程序前提起执行异议，不过为防止恶意异议，法院可要求案外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3.具体程序设计

学界有人提出，将执行裁判权从执行部门完全脱离出执行部门，划归到审判部门，即组建真正的专门的执行裁判庭处理包括案外人异议在内一系列的执行问题。　该观点从分权制衡、保障公正角度来看，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真正要求每个案外人的异议都必须通过诉讼程序解决，未免过于拖沓，反而更加延缓执行效率。尤其对于债权人来说，刚刚打赢一场官司，现在又要被迫面对另一场官司，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精力上都难以接受。因此，笔者认为，在案外人异议的处理上法律规定中应揉入更多的意思自治元素。如赋予各方当事人自己决定先由执行机关裁定还是直接起诉的权利，以及相应的复议或上诉的权利。

(二)补充现行案外人异议法律规定

1.完善债权人赔偿规定

无论审查机关是否决定在案外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中止执行，债权人的利益都随着异议提出导致的执行停摆而遭受或多或少的损失。倘若提供担保的案外人系恶意拖延执行程序，那么执行中止给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可能是巨大的，因而完善包括担保制度在内的债权人赔偿规定是极有必要。在恶意案外人出现的情况下，它起到补救债权人，维护公正的作用。

2.建立对恶意异议的追责制度

笔者认为，建立针对恶意异议的惩罚机制出了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外，还可以与个人诚信监督机制联系，为此就要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征信制度，对恶意行为人进行惩戒或使其承担不利后果。令人欣喜的是，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了一条：“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无疑是立法上在民事执行追责制度的一项进步。虽然法条中没有指明“异议”这种方式，但从法条也未对方式作穷尽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条文中所指的方式应当包括“恶意提出异议”。

四、结语

全文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即制度概述、问题分析、提出建议，相对应“阐述概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写作思路。针对民事执行实务中出现的案外人异议制度的概念与不足所进行的探讨，并尝试通过细化、修改、补充程序的方式完善整个案外人异议制度，并以此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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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者不详.对案外人执行异议提应制裁[N/OL].法制日报，http：//news.sina.com.cn/o/2007-06-04/081011953234s.shtml，2007-06-04.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S].法释〔2008〕13号，2008.11.03：20条.

[6]葛松松.案外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7]童兆红主编.民事执行调查与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