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保留

死刑保留（精选6篇）

篇1：死刑保留

死刑问题研讨会在湖南召开 我国是否应废除死刑

------------------

2003年01月09日13:02 南方周末

中美三位学者谈是否应废除死刑

背景资料：死刑废止的历史溯源

2002年12月9日至10日，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湖南湘潭召开。也许是巧合，湘潭恰好是一贯主张“少杀”、“慎杀”的毛泽东的故乡，而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逐步地达到完全

废除死刑”主张的刘少奇，其故乡离湘潭也不远。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丹麦人权研究中心、湘潭大学联合主办，30余位中外法学者与会。据了解，这是国内第一个以死刑为中心的大型国际研讨会。

尽管废除死刑之说在我国才刚刚开始，不过，从200多年前贝卡里亚提出废除死刑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死刑保留论者如是说

历览古往今来支持死刑的论证，以下“经典”论据是常常被提及的：

第一，对可能犯罪的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

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威吓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人的生命更可怖。所谓“杀一儆百”，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对罪犯本人，死刑可以从根本上制止其再犯罪。

如果没有死刑，即使罪犯被判终身监禁，他还是有可能在监狱中犯罪，例如杀人、越狱、殴伤其他囚犯等。只有将其处死，才可以防止他继续犯罪。

第三，死刑是重罪犯人应得的报应，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

死刑可以满足人们的报应观念，满足人们本能的报复心。对那些用残忍手段杀害无辜者的犯罪人，理应受到相同的或相称的处罚，而死刑就是最公平的惩罚，否则，就意味着被害人生命不如犯罪人生命重要。对严重的犯罪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国从古流传至今的谚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就一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在中国民众看来，“罪大恶极”，便“死有余辜”。

第四，死刑比长期监禁那些最危险的犯罪人更省钱。

处决一名死囚，只需要花费一枪、一针的代价，长期监禁则需要支出大量的财政费用，而保留了生命的犯罪人，在长期监禁中对社会的经济贡献很小。

与会学者力主限制乃至废除死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年教授、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胡云腾教授等认为，在中国，无论是保留死刑还是废除死刑，都是为了保障人权；不能把死刑的存废绝对化；但是，削减、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符合人权保障的大趋势。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再次延续了200余年来的死刑存废之争，但争论的焦点已不再是死刑到底存还是废，而是争辩谁的论据更有助于驳倒死刑保留论。可以说，限制并最终废除死刑，已成为与会者的主流观点。

归纳学者们的意见，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受到如下挑战：

第一，死刑并不比终身监禁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迄今为止，尚无任何证据表明重罪的发案率与死刑的存废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有学者引用了1988年联合国关于死刑与杀人率之间联系的研究报告，其结论为：不能证明死刑具有比终身监禁更大的遏制效果。在实证研究了1983年以来中国故意杀人罪案件数量和罪犯人数的变动情况后，胡云腾教授认为，重刑的威慑效果难以持久，而且威慑效果的巩固期有缩短的趋势。来自立陶宛的塔玛拉·波前经娜教授说，立陶宛1999年废除死刑后，犯罪率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即使人们同意刑罚的目的在于阻吓将来犯罪的发生，也不一定要坚持惟有死刑才可达到最大的威慑作用。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民教授认为，事实已经证明，存在死刑的国家，与废除死刑而以无期徒刑为最高刑的国家，死刑与无期徒刑对于犯罪的威慑力是相等的。

第二，死刑断绝了犯罪人悔过自新的道路。

有资料显示，谋杀犯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被释放后，都极不可能再犯他罪。湘潭大学法学院邱兴隆教授说，由于不能区分哪些杀人犯会再犯罪，那么，将所有的杀人犯都处死就是不正当的。长期监禁一样可以阻止现有的死刑犯再犯罪，达到其与社会隔离的防范目的。

中国刑法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赵秉法教授还认为，死刑以消灭肉体的方式来消除人内心的恶，这无疑是将生命作为刑罚目的实现的手段，而改造犯罪人的观念却被悬置起来。

第三，死刑是远古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遗留。

有学者认为，报应论的公平原则虽然是合理的，但有些情况下，执法者不可能也不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对罪犯施以惩罚。例如，没理由判处强奸犯受害者反过来强奸，也没道理判决杀人全家的凶手要由受害者杀掉其全家。因此，不能说只有将杀人者判死刑才算是公平的。如果人们同意终身监禁是最高的刑罚，罪大恶极者被判处此刑也并不违反公平原则。

“杀人偿命”，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原始的同态复仇观念如出一辙。古人以残酷的肉刑、肢体刑对付伤害罪，以五花八门的死刑对付杀人罪。但是，既然现代文明社会已经废除了肉刑和腰斩、凌迟等残忍的死刑，那对杀人犯便同样可以废除普通的死刑。

第四，死刑涉及到对生命权的保护，社会应该为犯罪行为承担必要的代价。

从经济的或者功利的观点看，一般来说，处决罪犯的确比长期关押罪犯更省钱。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来自台湾的徐文宗律师赞同这样的观点：犯罪人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世间的，对于犯罪人的谴责，除了犯罪人本身以外，还应包括孕育犯罪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例如，不良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残缺的社会福利制度导致的贫穷等。因此，社会必须承担对犯罪人再教育的责任，而处决他，就是让他一人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除以上四点外，死刑错用的不可挽回性，也多为学者诟病。据统计，美国在近20年间，有102名无辜者被判死刑。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拉德莱特教授甚至说，在美国被判死刑的人，不是因为犯了最重的罪行，而是因为请了最差的律师。胡云腾教授所著的《死刑通论》一书中提到，各高级人民法院某年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约有百分之十几的改判率。而由于普通刑事案件的部分死刑核准权，直接下放给了高级人民法院，无需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想见，被错用死刑的案件也可能存在的。

中国何时废死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齐文远教授、西南政法大学陈忠林教授等认为，中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处于加入该公约的准备阶段，理应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步缩短国内法与该公约限制死刑态度之间的差距。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中国实现废除死刑的理想，应从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开始，逐步过渡到全废除死刑，并认为这是中国通往废除死刑的现实之路。

在时间上，此前胡云腾教授曾提出过废除死刑的“百年梦想”。本次研讨会上，湘潭大学马长生教授又提出了一个分阶段削减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设想，认为我国应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废除死刑。

在主张“先限制，再废除”的学者看来，废除死刑的最大障碍，在于民众中存在着的强烈的报应观念，以及对死刑威慑力的迷信思想。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夏勇教授说：“民众支持死刑最为重要的理由是报应。用流行语讲就是‘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坏人杀了好人，为什么就不能让好人杀坏人？’从针对报应观念的角度，逐步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应该着眼于人类文明法则的改善。死刑旨在剥夺生命，惟有新的伦理和制度，方能剥夺死刑的生命。”

马克昌、赵秉志等人还倡议，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就死刑的不合理性进行国民教育，这是理论界一项重要的启蒙和善导工作。人们对死刑了解越多，就越不会支持死刑。76岁高龄的武汉大学法学院马克昌教授在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赠言：“死刑尚未废除，同志仍须努力！”

但也有学者主张，废除死刑的条件成熟与否不是绝对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陈泽究教授认为，很多国家废除死刑前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大多数国民不支持废除，但政治家还是毅然废除了，而且事后很少有民众抗议，立陶宛、法国就是很好的例子。邱兴隆教授也认为，各国废除死刑的道路有两种，一种是慢性死亡法，即先严格限制，再弃而不用，最后全面废除；另一种是突然死亡法，即政治家通过修法，立即全面废除死刑。中国也完全可以采用突然死亡法。如果只提限制而不提废除，那39岁的他到了马老的76岁高龄时，可能还在呼吁废除死刑。

这样，由于存在全面废除死刑时间节点上的分野，一定意义上，主张立即废除的，就成了坚定的废除死刑论者而主张逐步废除的，反而在现阶段变成了保留死刑论。北京大学法学院王世洲教授就称自己既是一个死刑废除论者，又是一个死刑保留论者。

看来，保留还是废除死刑，仍然是一个问题。

篇2：死刑保留

2005年12月22日，由省法院提议，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在广东省法官学院召开了配合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联席会议。会议由省法院陈华杰副院长主持，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的分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省委政法委、省人大也应邀派员出席了会议。会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7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的有关精神，就今年上半年做好我省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相关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会议主要内容纪要如下：

一、关于2006年上半年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范围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06年1月1日起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通知的要求，并考虑到我省当前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受各方面条件制约，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过程。会议讨论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对二审正在办理的被告人被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死刑案件，具有如下情况的，应开庭审理：一是被告人上诉否认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作无罪辩护的;二是被告人上诉提出新的检举揭发或者新的事实和证据，需要查证认定的;三是被告人上诉证明判处死刑的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存在矛盾的;四是被告人上诉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的;五是二审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开庭审理的。

二、关于公诉人、辩护人阅卷问题。根据刑诉法以及两高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死刑二审案件，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之日起三日内通知检察院以及辩护律师到法院查阅案卷，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考虑初始阶段开庭量大，受人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制约，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变通执行。

三、关于开庭时间确定问题。会议认为，对于法院决定开庭审理的案件，检察院自接到阅卷通知之日起七天内，阅卷完毕可以开庭审理的，法院按照正常程序确定开庭时间，并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前通知检察院、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检察院在七天内尚未阅卷完毕而申请延长阅卷时间的，应当书面告知法院，法院通知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以及有关羁押部门，并说明原因。检察院阅卷完毕后，法院应及时确定开庭时间，并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对阅卷期间作出必要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作适当回应。

四、关于二审庭审程序问题。考虑二审庭审与一审庭审不同，应有所区别和侧重点，为了充分发挥二审庭审功能，提高诉讼效率，会议决定，二审庭审在参照一审庭审有关程序，全面核查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同时，应突出重点。对于控辩双方没有异议的证据，二审不再一一详细举证、质证、认证，只作必要的说明即可。法庭调查的重点应当针对上诉或抗诉理由，尤其是有异议的重要事实和证据，确保查清事实。会议还认为，各职能部门应当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继续加强调查研究，在充分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就二审庭审程序问题以及相关工作作出明确的规定，以规范二审庭审工作，提高庭审效率和质量，确保案件质量。

五、关于检举揭发等有关事实、证据的查证问题。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告人在二审期间提出检举揭发、身份年龄、立功自首等事实和证据问题，而这些事实和证据问题的查证工作不但直接影响到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会议决定，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案件二审期间提出的检举揭发、身份年龄以及新的事实证据等问题，检察机关或者侦查机关应当在开庭前进行查证，以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被告人在庭审期间提出的新的事实、证据问题，需要补侦补查的，法院应当休庭并决定延期审理，待检察机关或侦查机关查证后，再另行确定开庭时间。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要对查证期间作出相应的说明，并在裁判文书上有适当回应。

六、关于指定辩护问题。辩护权是刑事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必须依法予以保障。尤其是被告人被一审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二审案件，法院必须依法为其指定辩护人。会议决定，对于一审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在确定开庭后三日内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判决书副本送交省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指定辩护通知后三日内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并函告法院。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指定辩护律师应当在指定辩护之日起十日内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法院在宣告判决后，应当及时将裁判文书送达检察院、被告人及其指定辩护律师等诉讼参与人。

七、关于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问题。证人、鉴定人以及必要时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是查清案件事实的重要保证。会议初步确定了“谁取证，谁落实”的原则。控辩双方对于需要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应当于开庭五日前将有关证人、鉴定人的身份、住址、通讯处等情况提供给法院，法院在开庭三日前将出庭通知书送达有关证人、鉴定人，并告知控辩双方，原则上由控辩双方分别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事宜。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由法院直接通知出庭，必要时可请控辩双方或证人、鉴定人所在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协助落实有关证人、鉴定人出庭。需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有关侦查人员应当出庭作证。

八、关于庭审所涉及的押解、安全警戒问题。鉴于我省实行分押制度，相当一部分死刑案件需要在关押地开庭审理，为了确保庭审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二审开庭可以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押解被告人以及协助做好庭审安全警戒事宜，确保庭审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会议认为，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是严格执行刑诉法、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政法各家务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

协调配合，共同努力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及时研究解决二审开庭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确保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死刑案件质量。

参加会议人员：

省政法委：林仕权

省人大内司委：褚国祥、陈增荣

省法院：陈华杰、刘春龙、赵小莉、霍敏、陈超、罗少雄、王在魁、时磊、李忠铭、陈小飞、陈学勇、刘旭烜

省检察院：徐新励、董兆玲、杨志刚、彭章波、沈丙友、吴铭来、陈思聪、王霞

省公安厅：杨江华、黄培富、林秀明、黄雯钊

省司法厅：马军港、杨锡武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篇3：死刑保留的意义探讨

1.1 死刑的内涵

死刑是一种国家管理的一种手段。作为手段, 废除与否都是可以采用的, “在实行死刑的国家和废除死刑的国家之间, 或实行死刑的州和废除死刑的州之间就凶杀案发率新兴横向比较以及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州之内对废除死刑或恢复死刑前后的凶杀案发率进行纵向比较, 得出结论, 死刑也从未对犯罪产生过有效的遏制力”。

死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被废除, 这并不意味这废除死刑就是必然的, 只能证明废除死刑是可以的。但废除死刑所带来的效果是否比保留死刑并适用的效果好, 这还是需要进行探讨, 就算在某一地区废除死刑确实利大于弊, 也不能证明在所有其他地区同样产生这种效果。由于对于死的观念的不同, 东方人对死亡有忌讳, 甚至死了都不说“死”, 墓地只有特定中国传统节日才会祭奠先人。但是, 西方人没有这种忌讳, 他们在一般时候也会去墓地。

死刑是国家的主权, 对待死刑存废的权利属于国家, 而并非个人, 任何外国或者组织都无权干涉他国内政, 包括对待死刑的问题上。

1.2 中国死刑现状

中国的确是一个多死刑的国家, 这是事实。世界死刑研究权威罗吉尔·胡德说, 世界上70%-80%的死刑执行在中国。就不完全统计, 1996年的严打, 被执行死刑人数高达4000人, 2001年4月的严打, 被执行死刑的至少有2468例, 占特赫国际所知道的被执行死刑人数 (3048) 的81%。2001年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比其他国家在过去的半年里执行死刑的人数还要多。2004年3月, 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说, 中国每年差不多有1万人被执行死刑。

事实就是事实, 但事实未必就是真相。事实的内涵是人去解读的, 认识上的偏差是必然的, 据此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人权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人权是存在标准的, 不同的标准结论迥然。

1.3 对中国死刑范围的评述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 中国没有人权的一个理由是, 中国的死刑扩大了应当适用死刑的范围, 尤其是中国不公布死刑的数字。中国死刑范围主要在严重人身损害案件、个别经济类犯罪案件以及危害国家安全达到法定程度的案件。

死刑范围的现状, 并不能影响到死刑本身的社会评价。死刑就是死刑, 不会因为其结构变化就改变了死刑的性质。死刑的范围和死刑的方式一样, 是在死刑这种刑罚存在为前提。而本文仅讨论, 死刑的存废的现实意义以及死刑保留的中国意义。总之, 死刑的范围不是死刑存废的理由。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 死刑数字作为政府信息的一部分也是必须要公开的, 但是必须逐步进行,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2 死刑废除理由及评析

自1764年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除死刑论之后, 学术界并未达成实质性的统一, 我国大部分学者倾向于废除死刑, 他们的理由依然是贝的理由。时代变迁, 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这些理由。

2.1 不能达到最佳效果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的延续性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 而非强烈性。但是, 从人的心理角度讲, 终身苦役虽然会给人带来痛苦, 但在人的心中会随时间流逝而产生麻木。死刑是否达到最佳效果, 不仅仅取决于死刑犯的感受, 还包括受害者和社会感受。

2.2 树立残酷的榜样

刑法的本质是暴力, 但暴力不等同于残酷, 而是给人该来的是恐惧。同暴力一样, 恐惧是人道的。中国是礼仪之邦, 礼仪是人们交往的行为准则, 而礼的来源就是恐惧。人们的感觉是多样的, 这导致对死刑片面理解, 这是正常的。因此, 政府的教化作用是必须的。

榜样的目的不在于树立了残酷, 而是在于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

2.3 使人对死刑犯产生怜悯

死刑的最佳效果会导致人们对于死刑犯的怜悯。死刑结果及于犯罪者本身, 但并不是惩罚犯罪者本身, 而是犯罪行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 是其拥有理性。理性, 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人必须为其犯罪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法律的公平在于, 犯罪行为带来的他人损害, 必须要用对惩罚犯罪者来使犯罪者感受这种等同的痛苦, 了解自己行为的非法性。

2.4 死刑的错误是不可挽回的

死刑是不可逆的或不可复制的一种刑罚。

死刑是有许多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从审理到复核, 从行为到结果, 从定性到量刑, 需要十分繁琐的程序。适用死刑的范围是有严格且有限的规定的, 都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犯罪, 不适用死刑不足以达到惩戒作用的情况下才适用。即便被判处了死刑, 还有死刑复核、减刑、假释、立功等等程序或制度。

尽管如此, 由于法院的操作终归是人来实行的, 同时鉴于社会发展的局限性, 技术上未达到一定水平, 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 冤案是不可避免的。死刑冤案是可以控制的, 不可以用个案不公正为由废除死刑, 带来社会不公正。

2.5 违反社会契约论

根据社会契约论, 公民将权利交付国家的时候, 就授予了国家根据契约目的和公民意愿, 就公民的特定法定行为剥夺其生命的权利。康德认为, 社会生活与死刑密不可分, 除非社会生活是不存在的, 否则不能废除死刑。黑格尔认为, 在社会契约论下, 公民的违背社会契约, 达到判处死刑的程度时, 就意味着其已经授权给国家剥夺其生命。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人具有社会属性, 人是社会的人, 社会是人的社会。人不能脱离社会, 否则面对他的就是死亡。因此, 社会契约应当包括对于严重违反社会, 达到成员无法原谅的程度, 即法律程度时, 适用死刑的制度。社会成员之所以签订死刑约定, 是从对社会利益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的, 当其违反死刑约定时, 就意味着成员自身放弃了生命权。

综上所述, 贝卡利亚所提出的背景和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具有积极的意义, 对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时代变迁, 当初废除死刑的理念不再适合现实社会。因此, 废除死刑的理由并不充分。

3 未来死刑的发展趋势

死刑理念从死刑崇拜、死刑质疑、死刑否定, 发展到了现在的死刑限制。但在死刑理念的进化过程中, 死刑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抛弃过, 即死刑作为一种刑罚, 至今依然存在。

在中国死刑存废上, 有学者指出死刑应当废除, 但必须逐渐进行, 必须先限制, 然后慢慢减少, 直至废除。目前, 我国死刑制度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理念与生产力错位发展造成的, 法律永远不可能超越生产力超前制定。因此, 死刑需要动态的调整, 但在特定时期内应当保持稳定, 这段时期大致可以规定在一百年。目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死刑是不会被废除的, 即死刑在相当长的阶段内会被保留。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罗伯斯庇尔, 赵涵舆译.革命法制与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

[3]胡云腾.死刑导论[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4]李云龙, 沈德咏.死刑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5]张正新.中国死缓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6]团藤重光, 林晨新译.死刑废止论[M].台湾: (台湾) 商鼎文化出版社, 1997.

[7]何秉松.刑法教科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3.

[8]邱兴隆.刑罚理性导论[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9]宁汉林, 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

[10]陈华杰.论死刑适用的标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篇4：论死刑的限制保留

关键词 死刑 限制 保留 废除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制定了“保留死刑，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这充分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立法精神。但是从具体的死刑罪名来看，我国现行刑法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多达55种（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也相当多。死刑政策对死刑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只有正确合理的死刑政策，才有利于限制死刑适用的发展方向，从而限制死刑的努力才会有效。

一、死刑的立法限制

我国既要顺应世界潮流，充分响应国际保护人权运动，又要在我国保留死刑，最好的方法是从立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刑法条文中规定了55个死刑罪名，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国际潮流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减少死刑罪名。

首先，对于某些经济与财产性犯罪、贪利性犯罪，如盗窃罪、大部分走私类犯罪、伪造金融票据与金融诈骗罪等情节严重的应该继续扩大死刑废除的范围，因为这些犯罪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结果，也没有危及到国家政权。

其次，我国有12个罪名是关于军事犯罪的，其中包括战时军事犯罪和平时军事犯罪，有些只能在战时适用，有些在平时适用。而国际社会及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战时军事犯罪的罪名是有备无用的。现阶段完全具备条件废除这些战时犯罪的死刑。万一有需要，可参照平时军事犯罪的特备严重情况处理。

最后，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规范明确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条件。刑法第48条第4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这条法律的规定给我们司法实践带来了许多问题，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个范围没有明确的限制，使得原则性的法律缺乏了可操作性，不利于法官们准确适用死刑。

二、死刑的司法限制

在司法过程中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死刑的裁量在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

首先，在司法活动中从严解释死刑的适用范围。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当按照从严解释的原则进行解释，特别是当遇到对判处死刑的条款进行解释时，只能从严、限制解释，不得随意扩大解释，这也是符合司法解释基本原则的。

其次，在审判实践中进一步提高审判人员的法律素养，从严把握死刑的适用。审判人员应当本着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和理念，严格规范自己的审判行为。正确理解法律中对死刑罪名的规定，对于是否判处死刑的，合议庭争议又比较大的，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一判了之。最后，严格执行死刑制度，为控制死刑适用提供程序上的保证。死刑复核制度是鉴于死刑判决的特殊性设立的特别程序。所以死刑案件除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从客观上限制了死刑使用的数量。应该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刑事立法精神和刑事政策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在审查核准死刑案件时，对死刑的适用也较为严格。

三、死刑执行方式的限制

死刑的执行方法是死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酷刑时代为了对犯罪人进行严厉的惩罚，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是非常残酷的，以求达到威慑作用。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权观的逐步确立，死刑的执行方法也从残酷走向文明。我国在1997年1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1997年3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执行死刑方法上坚持尊重人权，文明执法的精神。但由于各种因素，注射死刑这种方式适用的还相当有限，只是在高官、富豪等少数犯罪人群中适用，而对于大多数死刑犯还是用枪决执行的。这种现状是对法律平等性原则的漠视。

笔者认为，从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注射执行死刑是完全可行的。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应该贯彻平等原则大力推行注射执行死刑的方式，使死刑执行更加人性化，而不应该区别对待。

四、逐步淡化人们的报应观念

“杀人偿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报应观念是我国死刑得以存在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报应观念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的，根深蒂固，目前在我国要立即废除死刑很难被民众所接受。那么既要尊重人权，保护人权，减少死刑的适用又要被民众心理所接受，最好的方法就是逐步淡化人们的报应观念，使人们认识到“以暴制暴”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应该提倡的。

首先，对人民群众进行人权教育，让人们真正正确的领悟到刑罚的目的，即刑法保护人民利益不受到非法侵害，这其中的“人民”不仅包括受害人还应该包括犯罪人，所以法律不能通过侵害犯罪人的利益来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对刑罚目的的正确、全面理解是淡化人们死刑观念的有效途径。

其次，通过公布死刑执行的数据及其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使人民认识到大量的执行死刑并没有起到预防犯罪的良好效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以命偿命”的方式并不能真正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慰藉，只不过是满足受害人及家属一时的大快人心而已，其并未真正得到好处。

最后，让群众了解我国在死刑问题上与其他世界各国的差异以及死刑错判的情况，使群众对死刑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

总之，我国目前不能立即废除死刑，也不能完全保留死刑并将其扩大，保留限制死刑才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的理性选择。我国应该在保留死刑的基础上，从立法、司法、执行方式等方面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淡化人们的报应观念，从而真正发挥死刑对犯罪的威慑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瑞祥.论死刑存废的应然趋势与实然选择[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12，（02）

[2]刘叶.续存、限制、渐废：再论中国刑罚之死刑命运[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12，（03）

篇5：死刑演讲稿

老师好，同学们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死刑与人权保障》，以下是我的演讲内容：

一.概说

死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刑罚，也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惩罚手段，至今已存续了数千年。从它的产生、发展并盛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其存在是有生命力的——它以最强的威慑效果在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中独树一帜。

关于死刑的产生，我国学者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死刑在原始社会末期既已存在，如蔡枢衡在其《中国刑法世中》认为死刑产生于五帝时期，宁汉林在其《中国刑法通史》中认为死刑产生于虞舜时期。另一种观点认为，死刑产生于奴隶社会，如高铭暄主编在《刑法学原理》中持此观点。当然后一种是我国学界的通说。

布鲁诺 奈德尔在《死刑的文化史》中对死刑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分析后说：“直至今日，死刑的最深刻的本质是活人祭祀这一点没有改变——无论怎样试图将其纳入理性体系，都是徒劳无益的。”

二.死刑存废之探讨

（一）死刑存废之论证

关于死刑存废观点，本文先将文献针对死刑存废之正反不同的意见整理如下，大致上可以分为人道主义的观点、刑罚目的、刑事司法及犯罪被害人的立场： 1．死刑存置论

综观死刑存置的论点，可以大致整理以下四点：

（1）人道主义的观点。罪大恶极之人释放出狱继续危害社会，对于其它人亦是相当不人道。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亦不人道

（2）刑罚目的之观点。支持死刑存置论主要在于，死刑基本上就是一种应报刑。（3）刑事司法的观点。在责任刑法的原则之下，刑事诉讼程序以及证据制度的改革将可避免死刑之滥用。此外，误判可以透过程序救济来解决，产生误判与死刑并无直接关联，不论任何刑罚，都有可能产生误判，且对于重大犯罪，只要精确的实践追诉审判程序，谨守无罪推定与罪疑唯轻原则，经过多层的反复审查，应可将误判降至最低[。

（4）从犯罪被害人的立场。被害人情感而言，受害者的亲属，面对加害人因为尊重生命的人权呼吁而受到法律保障，情何以堪。不论被害人或是被害家属的正义情感被如何解读，死刑所具有的应报功能与被害家属情感之满足，均为重要社会感受关键。2．死刑废除论

针对死刑废除论，文献中有以下的看法：

（1）人道主义之观点。死刑为野蛮、残酷之刑罚，基于人性尊严与生命的绝对价值，国家并不具有赋予生命的权能，若允许国家执行死刑，将会助长轻视生命的风潮。

（2）刑罚目的之观点。就刑罚目的之观点，死刑并没有达到一般预防的功能。从刑罚的特别预防功能来看，死刑存在并无意义。

（3）刑事司法之观点。死刑宣告欠缺客观标准，裁量未能尽合公平。死刑执行后，生命权即无法回复，如因误判，将造成无辜者无救济机会。酷刑与死刑应加以严格区分，况且，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亦相当不人道。死刑犯的处遇可以透过改革监狱制度或是矫治制度的方式来进行。

（4）从犯罪被害人的立场。死刑的存在或可满足被害人报复心理，然而，对于被害人的赔偿并无实益。若能改为长期的监禁，将加害人于监狱中之劳务收益赔偿被害人，反对被害人家属更有利。

三.死刑与国际人权保障

从20 世纪后半叶起，特别是近30 年来，废除死刑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 2011 年 5 月中旬，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这些最新的数字变化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即废止死刑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和趋势。在全球废止死刑的进程中，国际组织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世界人权宣言》———国际组织签署的第一个全球性国际人权文件

《宣言》第 3 条规定了基本生命权: “人人有生命、自由和个人安全的权利。”尽管对生命权的规定并不完整，但《宣言》应被视为支持生命权的基本宣言。《宣言》的法律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后来据此制定的一些国际公约权利规则逐渐演变成国际习惯法，成为有约束力的合法的国际规则，可以说《宣言》是当代人权的基石。

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限制死刑适用、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

1966 年《权利公约》获联合国大会通过。至此，联合国才真正为人权保护提供了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人权公约》对生命权作了界定，对死刑的适用作了限制。《权利公约》第 6条再一次重申《宣言》规定的基本内涵———生命权，保护生命权免受任意剥夺，寻求限制继续使用死刑的国家对死刑的适用，并鼓励最终废止死刑。《权利公约》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

3．《旨在废除死刑的 ＜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一个号召世界范围全面废除死刑的国际公约

1989 年 12月，希望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最后成功地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旨在废除死刑的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二议定书》是联合国采取坚定立场建立国际标准，号召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结晶。联合国安理会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刑事法庭决定刑罚时，其审判自然受到《第二议定书》的影响，对被告排除了死刑的适用。

4．联合国废止死刑运动的最新发展

1984 年 12 月，根据《人权公约》，联合国通过了《关于保障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措施》，规定对适用死刑的限制以及对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尽管当时联合国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行动，但是《保障措施》向保留死刑的国家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国际组织承认，死刑是对人权的侵犯，需要予以规范和监控。

1997 年 4 月 3 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关于死刑的决议》。为了全面废除死刑，该决议号召，所有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考虑延缓死刑的执行，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应进一步控制可适用死刑的犯罪数量，保留死刑的国家应及时公开死刑执行情况。

2010年11 月 11 日，人权委员会第三次通过号召在世界范围内中止死刑的决议，107个国家赞成、38个国家反对，36个国家弃权。这是继 2007 年之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三次表决中止世界范围的死刑决议，与 2008 年的决议相比，该决议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确认了终止死刑适用的世界趋势。

四.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现状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就有着关于死刑的废除趋势。1977年，16个国家废除死刑。19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运动使废除死刑国家的数量大幅提高。东欧剧变后，大量中欧和东欧国家为了进入欧盟而纷纷废除死刑（欧盟要求其成员国废除死刑）。在这些国家中，对死刑的公共支持虽各有诉求，但逐渐减少[35]现时欧洲就只有白俄罗斯一国保留死刑。另一方面，许多亚洲国家的死刑仍然有强烈的社会及民众支持，死刑事务也很少引起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支持死刑的比例一直很高。现今有95国明确废除死刑，9国规定只在特殊环境下执行死刑（比如战争），有35国虽然规定死刑但近10年内并无死刑执行案例。剩下58国仍然保留死刑[36]。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在废除死刑问题上有反复期。譬如美国曾经在1967年废除死刑，但在1977年恢复。菲律宾，在1987年废除死刑后，于1993年重新规定，但2006年再次废除

五.中国死刑制度的现状和趋势

1.毛泽东对死刑立法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主要包括：(1).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2).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

(3).判处死刑一般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4).提出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2.邓小平关于死刑问题的基本观点（1）.死刑保留论。（2）死刑功能论。（3）.死刑正当论。

（4）.强化死刑与慎用死刑相结合 3.1979年刑法的死刑立法

“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

该法共分8章，总则和分则中都对死刑做出了规定。总则中，将死刑的适用条件限定在“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同时又规定“犯罪时未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并将死刑核准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定了死缓制度，以期减少实际执行死刑的数目。分则共用15个条文在反革命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四类罪中规定了28个死刑罪名。

一是保留死刑。1979年刑法的起草过程中，30多个刑法草案中始终有死刑的规定；

二是严格限制死刑。

二、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刑法制定之前的死刑立法

（一）适用死刑的罪名大幅度增强，造成死刑的适用范围急剧扩张。

（二）死刑复核程序等期限被简化、缩短，导致死刑适用的程序性限制弱化。

（三）绝对适用死刑罪名的出现。4.1997年刑法生效之后的死刑立法

一是修改了死刑适用条件的基本规定，将1979年刑法的“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

二是缩小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删除了1979年刑法“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将不满18周岁的犯罪人完全排除在死刑适用范围之外；

三是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严格了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的“确有悔改或者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降低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查证属实”修改为“故意犯罪”。5.目前中国立法对死刑的限制

一、死刑作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而存在在1997年刑法中，没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严格限制死刑案件的审判主体及其复核程序

三、规定了严格的死刑适用条件 其一，1997年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其二，1997年刑法删除了1979年刑法关于对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可适用死缓的规定。其三，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即使属于罪行严重的犯罪分子，也不能适用死刑，四、放宽了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条件

1979年刑法第46条将死缓减刑条件规定为确有悔改或者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

五、死刑不适用于具有某些情节的罪犯

依照刑法规定，凡具有总则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便应当或者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而不判处死刑。这可以分为应该不判处死刑的情节和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情节。这类应当从轻的情节包括: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犯罪中止以及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与胁从犯。

六.总结

第一，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赞成废止死刑和保留死刑都是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反映保护人权的要求；

篇6：对中国死刑制度的思考

一、历史的回顾作为一种最古老的刑罚方法，死刑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人类的法律史一样久远。中国历史上死刑名目之多、执行方法之残、死刑范围之广、受刑人数之众，则为世界各国所罕见。从古至今，死刑之名和死刑之法有：诛、族、戮、夷、焚、烹、炮烙、腰斩、生埋、定杀、沉渊、枭首、弃市、凌迟、具五刑、绞、枪杀等三十余种。历代统治者虽然无不标榜儒家的“仁义道德”，高唱“德主刑辅”的赞歌，而实行的却是血淋淋的暴政。在推行暴政、践踏人权、窒息真理、扼杀民主的专制主义统治中，死刑的作用被一再强化，以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部中国死刑的发展史，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部难以忘却又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画卷。这一画卷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一种刑罚制度和刑罚死刑的历史轨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由愚昧走向文明、由专制趋向民主的艰难历程。

二、新中国的死刑立法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三、《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毒品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毒品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