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通用6篇）

篇1：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

规定

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和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现就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具体问题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充分保障辩护律师法履行辩护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辩护工作的指导，积极争取政府财政部门落实并逐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律师办理死刑案件应当恪尽职守，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准许并记录在案。

三、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三日以内，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

四、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辩护人的律师，不得将案件转由律师助理办理；有正当理由不能接受指派的，经法律援助机构同意，由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其他律师办理。

五、人民法院受理死刑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案卷，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律师查阅、复制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

人民法院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复制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并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的复制费用，应当免收或者按照复制材料所必须的工本费减收。

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法院阅卷；对于查阅的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证人身份等情况的，应当保守秘密。

六、律师应当在开庭前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询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和意见。

七、律师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或者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并附卷。

八、第二审开庭前，人民检察院提交新证据、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律师查阅。

九、律师出庭辩护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量刑、诉讼程序等，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切实保证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十、律师接到人民法院开庭通知后，应当保证准时出庭。人民法院应当按时开庭。法庭因故不能按期开庭，或者律师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另行安排开庭时间，并于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律师和人民检察院。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判场所的安全保卫，保障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确保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十二、法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律师发言的完整性。对于律师发言过于冗长、明显重复或者与案件无

关，或者在公开开庭审理中发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官应当提醒或者制止。

十三、法庭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如实、详细地记录律师意见。法庭审理结束后，律师应当在闭庭三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十四、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对赔偿事项进行调解时，律师应当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法提出有利于案件处理、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促进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解决。

十五、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姓名及其所在的执业机构。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裁判文书送达律师。

十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法官请求的，合议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安排会见、听取意见。会见活动，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律师签名后附卷。

十七、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的律师提出当面反映意见要求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并制作笔录附卷。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十八、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律师的业务指导和培训，以及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不断提高律师办理死刑案件的质量，并建立对律师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考核机制。

篇2：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质量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法发〔2008〕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局），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

现将《关于充分保障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确保死刑案件办理质量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请分别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二○○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为确保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和律师辩护、法律援助工作的实际，现就人民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的具体问题规定如下:

一、人民法院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保障其辩护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并充分保障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辩护工作的指导，积极争取政府财政部门落实并逐步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经费。律师办理死刑案件应当恪尽职守，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定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被告人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被告人无正当理由再次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准许并记录在案。

三、法律援助机构在收到指定辩护通知书三日以内，指派具有刑事案件出庭辩护经验的律师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

四、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辩护人的律师，不得将案件转由律师助理办理；有正当理由不能接受指派的，经法律援助机构同意，由法律援助机构另行指派其他律师办理。

五、人民法院受理死刑案件后，应当及时通知辩护律师查阅案卷，并积极创造条件，为律师查阅、复制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提供方便。人民法院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复制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并直接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材料的复制费用，应当免收或者按照复制材料所必须的工本费减收。

律师接受委托或者被指定担任死刑案件的辩护人后，应当及时到人民法院阅卷；对于查阅的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证人身份等情况的，应当保守秘密。

六、律师应当在开庭前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征询是否同意为其辩护，并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和意见。

七、律师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或者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予以书面答复并附卷。

八、第二审开庭前，人民检察院提交新证据、进行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律师查阅。

九、律师出庭辩护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围绕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量刑、诉讼程序等，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切实保证辩护质量，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十、律师接到人民法院开庭通知后，应当保证准时出庭。人民法院应当按时开庭。法庭因故不能按期开庭，或者律师确有正当理由不能按期出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不影响案件审理期限的情况下，另行安排开庭时间，并于开庭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律师和人民检察院。

十一、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审判场所的安全保卫，保障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确保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十二、法官应当严格按照法定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活动，尊重律师的诉讼权利，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保障律师发言的完整性。对于律师发言过于冗长、明显重复或者与案件无关，或者在公开开庭审理中发言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进行人身攻击的，法官应当提醒或者制止。

十三、法庭审理中，人民法院应当如实、详细地记录律师意见。法庭审理结束后，律师应当在闭庭三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十四、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对赔偿事项进行调解时，律师应当在其职责权限范围内，根据案件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依法提出有利于案件处理、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意见，促进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解决。

十五、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写明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姓名及其所在的执业机构。对于律师的辩护意见，合议庭、审判委员会在讨论案件时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采纳与否的理由。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裁判文书送达律师。

十六、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律师提出会见法官请求的，合议庭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安排会见、听取意见。会见活动，由书记员制作笔录，律师签名后附卷。

十七、死刑案件复核期间，被告人的律师提出当面反映意见要求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人民法院有关合议庭应当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接待，并制作笔录附卷。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应当附卷。

篇3：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一、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现状

在实践中, 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死刑案件时一直坚持适用“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 应当作出有罪判决”。新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然而刑事诉讼法没有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单独规定, 因而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也是“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二、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 未体现死刑案件的特殊性

与其他普遍案件相比, 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体现在可能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命, 受到最严厉的刑罚, 因而, 适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也应该是最高的标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死刑案件的定罪与量刑适用的证明标准并没有单独特别加以规定说明, 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适用其他普通案件的证明标准。虽然在立法上规定了死刑案件复核程序, 然而死刑案件在一审、二审中的庭审程序与普通刑事案件相同。

(二) 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问题

在死刑案件中, 法官拥有犯罪事实认定权, 准确适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来确定案件事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国有些地方的法官由于文化水平低下、职业经验以及生活阅历不足导致法官对死刑案件的事实认定出现错误。

(三) 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 公检法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相互制约监督机制。一是监督制约机制受影响。各机关相互配合多, 相互监督少。虽然公检法属于不同的司法体系, 地方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地方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检察院负责, 然而公安机关属于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 只对政府负责。公安机关负责人多担任同级党委常委, 同级党委常委与同级的检察机关和法院负责人形成上下级领导的关系, 而不是相互监督的关系, 因而, 会导致法院审判权受到干涉, 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受到制约。二是在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司法工作人员对证明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及适用。最高人民法院表述为“基本事实清楚, 基本证据确凿”, 但是对此如何界定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是“根本的事实清楚, 根本的证据确凿”, 还是“主要的事实清楚, 主要的证据确凿”, 并不明确具体。公安机关认为证据越多越能确定案件事实;检察机关则会注重证据的合理与非合理因素。

三、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的完善

(一) 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与其他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的指控相比, 死刑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面临的指控更为严厉严重。作为最严厉的刑罚, 关乎人的生命权剥夺与否, 设置最高的证明标准以及赋予最高的救济权利也是无可厚非的。由于证明对象不同, 案件的性质不同, 采用的证明标准也应该是不一样的。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平正当性。

(二) 增强法官综合素质

应当加强对死刑案件法官专业培训和职业道德修养培训, 同时对死刑案件的法官作相应的要求。在死刑案件中, 法官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判决决定了被告人的生命。我们应当建立心证公开的配套制度, 心证公开即是法官对于认定犯罪事实的心理过程进行详细说明, 包括证据取舍以及根据证据得出认定犯罪事实的理由。这样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整个过程全面公开, 才能防止法官的主观裁判的任意性。只有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建立心证公开的配套制度, 才能正确适用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裁判死刑案件。

(三) 加强沟通协调

司法实践中, 对于诉讼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的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刑事证明标准, 各司法机关之间常常存在不同的理解, 因而极易产生分歧。因此, 公检法机关应当加强沟通协调, 确保司法公平公正。公检法应共同制定规范性文件, 对于有异议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进行共同探讨, 形成一致的意见。同时, 对于可能引发分歧的案件, 司法机关应当派出各自的人员参与该案件调查监督, 发表彼此意见、解决争议。此外, 信息应当公开化透明化, 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让各司法人员及时了解对方办案信息, 有利于各司法机关相互制约。

摘要：由于近几年出现了影响较大的死刑错案, 表明我国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问题, 为完善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提出建议。

关键词：死刑,证明标准

参考文献

[1]郭志远.定罪与量刑分离—论我国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2013 (1) .

篇4：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权保障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保障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部分被告人在死刑复核期间没有获得律师辩护。第二，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没有被认可。第三，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行使辩护权存在诸多障碍。

导致当前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保障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传统封闭的死刑复核程序遗留下来的司法惯性。第二，有关部门对死刑数量过分敏感的神秘主义观。第三，司法资源配置相对不足。第四，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属性尚未得到全面的认可。

公安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守《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保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职责。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29日颁布的《听取意见办法》的基础上，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利保障的若干意见”的规范性文件。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建立死刑复核程序指定辩护机制。第二，明确规定辩护律师享有的具体权利，建立死刑复核案件承办法官查询机制，明确辩护律师对死刑复核裁判文书享有的相关权利，明确辩护律师在死刑复核期间享有阅卷、会见和调查取证权。第三，强化检察机关在死刑复核监督中对律师发表辩护意见的程序保障。赋予辩护律师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核准死刑的法律监督意见的抗辩权，强化辩护律师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的程序保障。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三审程序，完全按照审判程序的规律和要求赋予辩护律师相应的权利，应当成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加强辩护权保障的理想之路。

（摘自《法商研究》，2015年第2期，第44-54页。）

篇5：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一、明确案管部门的定位与功能

首先明确把案件管理部门定位为检察机关的业务管理部门, 使其在检察机关构建完备的内部监督机制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紧紧围绕“统管”、“督权”“服务”三项职能, 实行案件程序、流程、质量监督, 规范案件线索的流程管理, 加强案件质量控制;在“服务”方面, 对外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实现信息公开, 检务公开, 方便百姓查询案件;统一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接待, 提供交流对话平台。此外, 案件管理部门要认识到自身承担的责任, 体现在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方面, 就是要求其在充分考虑到律师诉讼权利的重要性的基础上, 严格依照案件集中管理的方式与规定, 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便利、申请会见权以及与承办人交流意见等等方面的切实保障。

二、与相关部门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首先, 在电子卷宗问题上, 根据目前案件集中管理工作关于电子卷宗管理的办法, 明确电子卷宗在公检法三机关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制作出可在三部门互相流转的电子卷宗, 尽快建立电子卷宗共享机制, 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公检法机关的办事效率, 也有利于保障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对于与公安机关、法院其他有争议的问题, 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在考虑现实的基础上, 与相关部门多做沟通。

其次, 针对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律师到羁押场所会见难的问题, 侦查机关 (包括看守所) 相互推诿, 导致律师无法正常会见案件当事人, 对此可以与本院监所部门签订《关于在羁押场所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工作协议》, 做好工作的衔接, 对律师反映的情况及时向监所部门通报, 监所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 对经查证属实的, 向公安机关提出监督意见, 从而保障律师会见案件当事人的执业权利。

最后, 对于涉及律师合法权益的问题, 案管部门可以和律师协会之间在保障法律正确实施的共同目标下加强协调合作, 建立定期联系和通报工作制度, 定期召开一次联席会, 通报工作情况, 总结交流经验。同时, 积极建立检察官和律师的信息共享机制, 双方的业务资料、刊物、信息等除依规定需要保密外, 应通过适当途径交流、共享。此外, 通过互聘讲师授课、培训等方式, 促进业务交流。例如, 某县检察院还建立了疑难案件研讨制度, 不定期召开座谈会, 研讨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海市检察机关与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签定了《关于信息化合作事项协议》, 实现市检察机关预约平台与市律师协会律师执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信息共享, 有效解决律师身份认证的真实性和安全问题, 使得更加简便和安全, 也为律师执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三、畅通律师意见反馈途径

除了与上述部门、机构之间加强协调配合外, 为了更好地做好律师接待工作, 案管部门还应积极健全律师意见反馈机制, 加强与律师的沟通, 增进相互的理解和支持, 提升化解社会矛盾能力。具体来说, 案管部门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畅通律师意见反馈途径。其一, 可以通过制定《辩护人问卷调查表》, 采取定项选择和开放式问答题目相结合的方式, 征询辩护人对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二, 可以不定期与律师代表举行座谈或者少数当面约谈的方式, 听取律师代表意见。其三, 律师除了可以通过自身对案件管理部门的有关工作提出意见之外, 还可以通过人大代表会议、报刊杂志等多种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四、完善司法救济机制

(一) 赋予案管部门启动救济程序的权力

针对辩护律师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等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的问题, 从案件集中管理模式的角度来看, 笔者建议, 在未来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 可以赋予案件管理部门启动相应救济程序的权力。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构建:其一, 针对申请事项的处理结果, 赋予辩护律师向案件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的权利。当辩护律师对于其申请会见被追诉人、申请调查取证、申请变更强制等等事项没有得到承办部门或者承办人员的许可时, 如果此时辩护律师对不予许可的处理决定仍有很大异议, 希望通过相应救济途径, 再次提出同样的申请, 此种情况下, 辩护律师可以直接向该院案件管理部门提出上述申请。其二, 针对辩护律师的异议申请, 赋予案件管理部门启动相应救济处理程序的权力。当案件管理部门收到辩护律师对某些事项处理结果的异议申请后, 可以先对其申请进行初步的审查。经过初步审查程序, 如果认为该辩护律师的申请应得到相关办案部门的许可, 此时案件管理部门可以启动对辩护律师申请事项的再次处理程序。

(二) 科学规制投诉处理程序

完善的程序规制是案件管理部门处理一切事项的前提和保障。针对律师投诉权难以实现的现状, 案管部门应当为律师投诉权的顺利行使制定具体的操作程序。

首先, 明确案管部门的告知义务。为了保证辩护律师对处理情况的知情权, 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律师投诉后较短时间如24小时内将分流处置情况答复投诉人。

其次, 制定相关部门的处理程序。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应当在收到案管部门移送的律师投诉的材料之日起例如5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因情况复杂, 需要延长调查时间的, 经报检察长批准, 调查时间可延长至较长工作日。全市各级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经调查核实律师投诉情况后, 应当依照相关制度、法律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形成书面报告, 报检察长决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检察长签署律师投诉处理决定之日起较短工作日内将调查处理情况的书面材料移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以上通过完善健全的处理机制, 在每一个环节严格限制时间、权限、程序等, 以期切实做到对律师投诉的快速有效处理, 从而保障律师的权利。

最后, 创建律师对处理结果的异议程序。律师对检察机关答复有异议的, 可以向案件管理中心提出书面意见, 案件管理中心应当认真审查, 属于一般性程序问题的, 协调有关承办部门负责向投诉人做好解释工作。认为有必要重新调查的, 应当报检察长决定。在律师对投诉结果产生异议时, 通过设立律师对处理结果的异议权, 由案管部门进一步审查并加以处理, 以此保障律师的救济权利。此外, 在处理律师投诉的整个过程中, 案件管理部门应当跟踪律师投诉相关调查处理工作的进展情况, 充分掌握相关信息, 也可以此作为对办案部门或者办案人员进行考评和责任追究的依据。

此外, 针对案件管理部门技术设备落后以及信息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需要有关机构充分认识到大力依托技术进步和技术手段是提高案件管理工作效能的有效方法和途径, 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案管部门的硬件经费投入, 以更加完善、先进的管理软件不断推进案件管理部门的功能提升, 以更加便捷的网络方式延伸其为辩护律师提供服务的范围, 适应检察工作改革需要, 加大检务公开的力度。而且, 我们甚至可以做更长远的打算, 基于案件管理部门的地位与条件, 可以赋予其更广泛的职权与职责, 让其在更广的道路上为律师相关诉讼权利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保障。

摘要：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通过承担对外提供信息查询服务, 接待律师查询、会见、阅卷申请等工作职责, 采取多种措施, 切实维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 这是检察机关自愿引入一种私权利监督的创新性成果, 同时也是一种诉讼关照义务的表现。但是目前在案管承担起此项新职责的同时, 由于管理机制、传统封闭思想观念等种种原因导致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本文作者在简要分析案件管理部门对律师辩护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如何更好地使案件管理部门在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方面真正发挥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律师,辩护权

参考文献

篇6：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

[关键词]审判中心主义；死刑复核；律师权利

一国对于死刑的态度在笔者看来体现在两处：其一在于一国刑法对于死刑适用之规定，其二在于一国刑事诉讼法对于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在其讼权利与诉讼程序上之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的制度设计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是否承担起了保护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生命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值得我们思考。

一、我国死刑复核中律师的生存空间

（一）我国死刑复核中律师生存空间的发展进程

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法不断革新，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出台展现了我国在刑事诉讼程序上不断反省与改革之勇气，然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方向时刻提醒着我国在该议题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反思空间。我们当然不能将死刑冤案的发生全盘交由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来承担，因为死刑复核仅仅是死刑案件审判的环节之一。然而我国独具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运行，并承担起了保护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生命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因此，我们应当用最为谨慎细致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死刑复核是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最终环节，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程序的运行系司法权行使的体现。然而学者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死刑复核程序在实然层面的运行现状，即“两造对立”格局在该程序中的“勉强”体现———现实司法实践并未将该程序作为与刑事一、二审同等地位的最终审判程序来对待，取而代之的在缺乏两造对立的基础上对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进行“审判”。该程序意味着其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死刑复核程序事关刑事被告的生命能否存续，却缺乏了诉讼中最基本的两造对立格局，辩护律师生存空间更是尤为狭窄，上述缺失似乎让我们发现了缓解死刑冤案时有发生这一难题可能存在的突破口，故笔者将视角放在了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的现状。

我国1979年及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均将律师行使辩护权排除在了死刑复核程序之外。规定层面的缺失不免引发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律师介入采排斥态度的结果。1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将死刑复核权收回，此后颁布的一些规范性文件涉及律师介入，但由于其法律位阶低、缺乏具体实施细则，导致集中行使死刑复核权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程序的态度始终不得而知。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其中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律师的意见。”我国首次以人大立法的形式为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开辟了生存空间，在制度层面着实发生了变化，那么自新法颁布施行至今现实司法实践中律师在该程序中的生存空间又有何改善值得我们探究。

（二）我国死刑复核中律师生存空间现状

其一，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为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提供了指定辩护的制度保护。基于死刑复核系审判程序的最终环节，那么逻辑推理的结果应当是死刑复核程序中指定辩护同样适用。然而司法实践现状表明，法院拒绝在该程序中适用指定辩护，理由有二：一是主张无法从相关立法中明显、准确地得出应当适用的结论，二是主张身处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刑事被告在适用指定辩护时主体不适格，因为刑事诉讼法将主体范围限定在“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刑事被告与一、二审中可能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有明显区别。

其二，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辩护权的行使应当以刑事诉讼法赋予其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基本权利为基础，然而上述基本权利是否给予死刑复核环节？实践中存在人民法院以我国刑诉法并未就律师基本权利是否适用于死刑复核环节作出规定为由，否定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行使其基本权利，从而致使律师没有真正介入死刑复核程序。

其三，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向最高人民法院就死刑复核提出意见，且法律為其构建了互相沟通机制，却仅赋予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权利。此处存在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方面我们肯定立法赋予辩护律师提出意见的权利，但是是否应当进一步就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开启死刑复核程序时应当通知辩护律师作出规定？对于通知的内容是否应当同样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保障律师能够明确自身权利的具体内容？否则实践中普遍存在律师通过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方可得知其委托人究竟是否进入死刑复核程序的问题无法得到缓解。2另一方面，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是否存在沟通机制，即律师是否可以在法院听取律师意见作出决定之后采取进一步的辩护措施，确保死刑核准决定系充分论证的产物？纵观眼下的司法实践，该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死刑复核中律师要素缺乏之原因

（一）对生命权及公正优先的忽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两权公约》）将公民的生命权表达为“人人生而固有”，其中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即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也不能以牺牲公民生命权为代价，凸显了各国对于生命权之重视的一致态度。这种对于生命权的重视在刑事领域主要体现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两方面。刑事诉讼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书，它的目的在于发挥其“宪法测振仪”的作用。可以说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就是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不断得到提升的历史。3反观我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及审判实践现状，一方面新《刑事诉讼法》在对生命权的保护上存在进步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该法中存在的不足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在事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命权剥夺的死刑复核程序上，并非将保护生命权作为完全的出发点，仅赋予律师提出意见的权利，却并未赋予律师由“提出意见的权利”所必然逻辑推导出的会见权等基本权利，以及应当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启动死刑复核程序时的通知的权利，当然还应当包括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这一问题上建立沟通机制的权利。

（二）刑诉法细化规定与两造对立格局之缺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成为了刑事被告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寻求律师帮助以及律师行使自身权利的主要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随后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听取律师意见时应当做笔录以及笔录应当附卷，然而该规定并未在实质上改善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狭窄的生存空间。

立法为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上建立了良性沟通机制，然反观法院与律师之间的沟通机制———律师在提出意见后最高人民法院究竟会对其意见采何态度，律师是否可以通过再次反馈的形式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对其之前意见的评判属不可预测。从实然的层面出发，或许我们无法直接对死刑复核程序提出一步到位的要求，目前看来只能停留在实践中由控辩双方向法院提出意见，具备最低程度两造对立样态的阶段。但是，既然立法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沟通机制，由此导致了两造与居中裁判者之间的距离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律师请求与法院建立沟通机制即为合理主张，实现律师对其当事人生命权的保护，为今后实现死刑复核程序中完备的两造对立格局做出铺垫。

三、在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发挥律师要素作用之途径

（一）延伸指定辩护、律师基本权利适用范围至死刑复核

纵然司法机关往往以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刑事被告明显区别于刑事一、二审被告故而拒绝为其提供指定辩护，然而正如陈光中教授所言，指定辩护是否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虽仍为各方争辩，其在应然层面的正当性却是毋庸置疑的”4又如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五条规定，“必须用尽保障司法公正的各项程序，至少相当于《两权公约》第十四条。任何涉嫌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有权在刑事诉讼全程中诉诸法律援助，而后方可为司法机关判处死刑”。死刑复核意味着两种可能性，死刑核准仅为其中一种指向，因而法院以死刑复核程序中的刑事被告系已经被判处死刑为由拒绝为其提供指定辩护明显缺乏正当性。因而今后的改革方向应当以将指定辩护的范围延伸至死刑复核程序为必须，充分防止刑事被告的生命权被轻易剥夺。

与此同时，刑诉法仅赋予律师提出意见的权利，却并未赋予律师由“提出意见的权利”所必然应当具备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等基本权利，因而在未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在刑诉法总则辩护制度中列明辩护制度同样适用于死刑复核程序，使其与律师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所拥有的“提出意见的权利”能够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当然，未来的改革还应当对最高人民法院即将开启死刑复核程序时应当通知辩护律师为前提作出规定，包括对于通知的内容作出较为细致的规定保障律师能够明确自身权利的具体内容，规避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辩护律师通过动用各种社会资源试图得知时间、地点、法官等现象。

（二）建立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间沟通机制

如前文所述，从实然的层面出发，或许我们无法直接对死刑复核程序提出一步到位的要求，即实现刑事一、二审程序中控辩双方两造对立，法官居中裁判的格局，目前看来只能停留在实践中由控辩双方向法院提出意见，具备最低程度两造对立样态的阶段。但是，既然赋予了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之间的沟通机制导致两造与居中裁判者之间的距离不一致的情况，那么在律师与法院间同样建立沟通机制就当然具备正当性。因而未来可以以强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以书面意见的形式对律师提出的要求作出包含论证说理的具体回应，实现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在死刑复核这一必须采谨慎态度的问题上实现良性互动。

四、结语

在经历了1979、1996两部《刑事诉讼法》后，我国于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展现了我国对于刑事诉讼程序不断反省与改革之勇气。然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方向时刻提醒着我国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较大反思的空间———在死刑复核制度上存在着指定辩护制度不适用、律师提出意见权与其基本权利缺乏逻辑连贯、最高人民法院就死刑复核事宜缺乏通知程序以及未與律师建立沟通机制等诸多问题。我国独具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在收归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运行后就当然承担起了保护涉嫌判处死刑的刑事被告生命权的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因此我们应当用最为谨慎细致的态度来审视这一制度中存在的缺失。笔者建议通过延伸指定辩护、律师基本权利适用范围至死刑复核，以及建立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间沟通机制的方式实现刑事诉讼法作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权利保障书的功能，实现对于公民生命权最大程度的保障。

注释

1张云玲：《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之管见》，《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3期，第164页。

2张云玲：《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之管见》，《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3期，第165页。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4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2]张云玲.律师介入死刑复核程序之管见[J].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3期.

[3]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

[4]穆远征.死刑复核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改革[J].法学论坛，2014年7月第4期.

[5]罗海敏.论无律师帮助被追诉人之弱势处境及改善[J].政法论坛，第32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