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精选4篇）

篇1：“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据人民网报道，中央巡视组在向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各省区市、单位反馈意见中，批评一些地方少数党员信仰宗教、参与宗教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它表明，少数党员背离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转而投向宗教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方面重视，并纳入纪律工作的视野。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本来是我们党从建立之初起就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近年这一原则屡屡遭到质疑和否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些“学者”在故意搅浑水。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

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说共产党不能信仰宗教，是将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是对信仰认识的专制与僵化。事实上，世界各国政党在政治主张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情况十分复杂，并无普遍适用之规。有的政党只对其成员的政治主张有所规定而不要求世界观一致；有的政党完全建立在相同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甚至明确打着宗教旗号；也有的政党只着眼一时选票，既没有长远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完整的组织系统，当然更没有党内世界观的认同。

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党的全部理论、思想和行动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依靠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一步一步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和实现初步富裕，而不是引领人民把希望寄托于神灵和祈祷，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才能通过亿万人民的实践不断探索和深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不是乞灵于神灵的启示和主观主义的臆想；也才能从世界观上为党保持统一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奠定坚固的基础，而不是把党搞成党员各信各的神灵，为眼前一时利益而聚散的松散团体。

政治纲领和世界观高度一致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实现全党团结的组织优势。没有这一世界观基础，党的全部思想、理论、组织大厦就要坍塌，我们就不叫“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如果有人把这也叫做“专制和僵化”，那么他离开这个党就是了，而不应一边挖党的墙角，一边又声称这是为了党好。

他国政党的政策不能作为改变中共政策的依据

还有一个常听到的论点是，现在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允许党员信教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学习他们。事实上，以上几个党所处社会的宗教问题的历史和现状都非常复杂，党的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与我们党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差别。经历“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后，人们早都认识到各国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制定自己的各项政策，没有哪一个党的政策天然可以成为其他党必须共同遵循的模式。

时至今日，还有人企图把他国政党的政策拿来作为改变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依据，使人仿佛看到历史的倒退。我们不否定以上政党依据本国国情制定自己宗教政策的探索，也不排斥借鉴他们的有益经验，但客观地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发展并不比他们差，中国执政党宗教政策的整体效果也不比他们差，还需要抛弃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去照搬别人那一套吗？更何况别人那里宗教领域混乱、头痛的事并不比我们少。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越共、古共、俄共等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而唯独在“党员可以信教”这一点上，鼓吹、推介不遗余力，这种怪象不应当引起思索吗？

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谬说

还有一种影响较广的认识误区是：宗教信仰缺失导致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有那么多的党员、干部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倒下，就是因为缺少宗教道德约束。其实，把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归咎于无神论，是一种相当古老的谬说。

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可以分为世俗道德和宗教道德两类。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精神作用，世俗道德一直是中国人道德建设的主要支撑，比如中国传统的“忠孝节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乃至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属于世俗道德，我们民族历史上仁人志士，大多数是在世俗道德熏陶下长成的。宗教道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而其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活起到一定积极作用，是因为其有益内容同样是从世俗生活中产生并与世俗道德相契合，只不过加上了神灵的光环。因此，说信教人数不够多导致中国人道德缺失是完全不成立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引领宗教界在社会道德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是帮助他们把社会更多的人乃至共产党员变成宗教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总体道德水平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有待专门分析。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看到的是，有些人所谓“世风日下”，与这些年社会信教人数不正常增长、宗教活动过热同时发生；世界范围内宗教团体(如梵蒂冈)道德危机频繁出现，并不比世俗社会少；世界上大量暴力、流血冲突甚至战争发生在相同或不同宗教背景的国家、人群之间，与无神论并无关系。就我们党内产生的腐败分子来说，固然其中有不信仰宗教者，但是也不乏丛福奎、韩桂芝、刘志军、李春城等诸多宗教狂热分子。

一个社会道德的提升是多种因素起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宗教在一定条件下的道德约束作用，但如果认为宗教越强大，社会道德水平就越高，那么中世纪梵蒂冈影响下的欧洲应当是人类道德的黄金时代了，而文艺复兴则是多余的了；**统治下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应当是理想中的“香巴拉”了，而民主改革则是多余的了。

有人想向中国共产党“传教”

顺便指出，现在有的极力宣传“党员可以信教”的“学者”，实际上早已皈依基督教，这种宣传已带有向共产党“传教”的性质。笔者希望这样的人有勇气以虔诚基督徒身份同笔者讨论问题，而不要刻意装扮出纯客观、无立场的模样。

今年9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再次指出，党员要坚决执行不信仰宗教、不参加宗教活动的规定，在思想上同宗教信仰划清界限，同时尊重和适当随顺民族风俗习惯，以利于更好联系信教群众，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这再次表明，“党员不能信教”原则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有关论述中是一以贯之的。我们党政治上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只能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不可能有其他选项。

篇2：“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共产党员不能信教是政治纪律（热点辨析）

王福生 马 进

《 人民日报 》（2016年12月27日

07 版）

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这是我们党的政治纪律，是我们党区别于大多数政党的一大特点。但是，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隐性信教，背离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信仰宗教，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在不信教问题上绝无折扣可打、绝无变通可言。

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由党的理想信念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党员如果信仰宗教、传播宗教思想，就意味着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有些党员认为，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所以自己也能信教。我国宪法的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党员对此必须正确理解。共产党员是比一般公民具有更高政治觉悟、更高政治信仰、更强组织纪律性的“特殊公民”，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还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决定了共产党员在世界观、政治立场、理论品格和社会理想等方面都与信教群众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共产党员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了认识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马克思 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是与时俱进，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促进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些都与宗教对信教群众的要求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共产党员应始终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不能到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

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但应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体现了共产党员对待宗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共产党员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才能正确认识、理解和对待宗教。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人类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求共产党员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看待和说明宗教的本质，看待宗教的存在，正确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宗教很快就会消亡的想法，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就能消灭宗教的想法，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背道而驰的。

共产党员不准信仰宗教，但应关心党的宗教工作、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好宗教工作，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尊重信教群众的信仰，把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能不能坚定执行党的宗教政策是检验共产党员党性是否坚强、人民立场是否牢固、与人民的联系是否密切的重要标准。共产党员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善于与宗教界人士交朋友，注意倾听宗教界人 2 士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对信教群众的吸引力、凝聚力。

篇3：“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宗教赖以存在的各种根源依然存在, 因此宗教的长期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 许多农民文化程度低, 空闲时间多, 遇到难理解和难处理的事情多, 而农村的思想教育、心理引导相对缺乏, 一部分人就会在宗教中寻找答案、寄托和温暖。部分农村靠“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活跃地方经济, 有些干部对建寺庙充满热情, 这无形中推动了本地宗教的发展[1]。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党组织的建设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原有的优势和作用难以发挥, 影响了在群众中的威信, 同时基层干部缺乏对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的学习, 或片面理解国家的宗教政策[2], 当遇到一些宗教问题时, 不是置之不理, 就是一棒子打晕, 没有妥善处理的能力。

宗教在农村的存在也将是长期的, 这是不容改变也不容忽视的现实, 因此党的基层组织在工作中不能忽视这个现实。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员在和信教群众相处时, 一方面要尊重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 另一方面又要使自己不要受影响, 坚持共产党员的世界观, 坚持无神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共产党员都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各种现象和事物的总的看法, 包括社会观、自然观以及伦理观、审美观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是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的, 是科学的世界观。它坚持唯物的辩证法, 强调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的观点, 反对一切唯心的、迷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是我们反对一切歪理邪说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人们观察社会进程、观察历史发展的正确方法。我们只有坚持这样的世界观, 才能在观察和认识复杂问题时, 透过多变的表面现象抓住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从而增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世界观决定了共产党员必须坚持无神论、宣传无神论, 意味着共产党员不仅不能信仰宗教和参加宗教活动, 还必须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 (包括无神论) 的教育。因此, 共产党员要履行学习马列主义的义务, 不仅自己要学习无神论, 学科学、懂科学, 还要向群众宣传, 帮助群众认识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和人的生老病死, 辩证看待吉凶祸福。

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是党对党员的一项基本要求, 也是党员应尽的基本义务。我国历届政府都把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作为共产党员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来抓, 各届领导人在不同的文件和场合都做过重要指示和论断。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3]。这表明, 共产党员和宗教信仰着应给和谐相处, 尊重他们的信仰选择, 但自己在信仰上必须坚持无神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中发<1982>19号文件) 也专门强调了共产党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不能信仰宗教, 不得参加宗教活动, 要坚持对人民群众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在2001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 江泽民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 不信仰宗教[4]。2006年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 不信仰宗教。”这表明我国政府从来不歧视宗教, 但是也向来不允许共产党员将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

针对基层共产党员的实际情况, 加强基层党员世界观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无神论教育。把抓好无神论教育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是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教育、宣传取得好的成效的重要途径, 它关系到党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 关系到共产党人确立什么样的精神支柱的大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怕鬼, 不信邪, 坚持真理, 维护党的原则, 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指出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 而且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 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培养真正具有无神论思想的共产党员, 通过他们的示范作用, 组织和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科学的思想信仰, 崇尚科学、破除迷信。

在处理宗教问题时, 共产党员要承认宗教的客观存在, 但是不能信教, 必须遵循宗教的发展规律做好宗教工作, 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帮助或限制宗教的发展, 即不可以违反宗教的内在规律进行外部的干预, 采取任何行政的、命令的方式对任何涉及宗教的复杂问题的简单处置, 既无效, 又有害。

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和人民群众打交道, 能否提高做好农村宗教工作的能力直接关系到农村的安定和繁荣, 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做好信教农民的工作是基层党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量大、面广、政策性强, 因此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的客观规律和共产党员不能信教的意义重大, 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朱晓明.宗教若干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2]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篇4：“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

为此，就当前中国宗教热点问题，6月1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新任的全国政协民族宗教专委会主任朱维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1998年，朱维群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后任常务副部长），在此任上就职长达15年，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和西藏、新疆工作。从2002年开始，朱维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与和达赖私人代表的接触商谈。

今年3月，朱维群从中央统战部转到全国政协任职。

中国新闻周刊：迄今中国的宗教信众数量还没有一个全面统计。据你了解，目前中国五大宗教信众人数有多少？

朱维群：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多数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总数大约有2300万人。天主教比较容易统计，因为入教的仪式比较规范，大约是650万人。基督教历史上是从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据有关部门科学抽查大约是2300万人，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略高。中国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数很多，恰恰又最难统计，因为成为佛教和道教信徒的手续、程序比较开放。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信教群众有1亿多，这个说法依然适用。

曾经有人建议在国家人口普查时加上“宗教信仰”一项，我们没有同意。因为宗教信仰对国家来说是公民的私事。其次，不少人宗教信仰会发生变化。此外，把我们的公民分别冠上由国家认定的“宗教”身份，政治上也不利。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多，宗教影响力越来越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维群：目前我国宗教无论在信众数量上、社会影响力上都呈现上升态势。我们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肯定信教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力量，自然也就为宗教提供了比过去宽松得多的环境。再加上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影响，这种上升总体上可视为是自然的，正常的。

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简单地加以压制，而是承认当前宗教现象有其内在规律，将其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实现规范化、有序化的管理。

但是，当前普遍出现的宗教不正常发展和活动混乱的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些现象背后固然有经济社会变化一般因素起作用，但也有一些人为因素在推动。

在境外，主要是一些外国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进行渗透，非法传教，甚至企图把基督教变成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分裂中国的政治力量。

在境内，主要是佛教，由利益驱动导致过热，不正常活动增多。特别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干部把宗教视为获取经济利益和提高本地知名度的工具，视为“业绩”，滥建大佛像，滥建寺庙，人为扩大宗教的影响；“承包”宗教活动的场所；利用职权同寺庙争夺“圣物”。

这些行为实际上是把宗教变成商品，违背了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违背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宗教界的合法权利，也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而相形之下，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对宗教团体的教育引导却很薄弱，甚至根本不上心，使得中央的三令五申和有关法规形同虚设，导致混乱现象蔓延。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朱维群：我们实行和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因为这一政策符合宗教现象发展规律，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不是说我们可以赞成唯心主义，可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持中立态度，可以放弃在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间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放弃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引导责任。

至于该如何治理这些问题，且不说那些更复杂的事情，我们当前可以很快做起来的事至少包括：不允许任何人用行政力量推行、助长某种宗教；不允许宗教干预属于政府的各项职权；团结爱国宗教团体，把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种种渗透坚决顶回去；对宗教事务实行有效管理，促进、帮助宗教团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在媒体和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宗教院校除外）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措施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完全不矛盾，而且恰恰是保证宗教事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所必须的。

如果任由一些人以宗教为名谋取金钱利益，形成、扩大势力，以至尾大不掉，越往后会越难收拾。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中共党员是否可以信教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不少议论，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朱维群：2011年我写的《共产党员不能信教》一文，发表于《求是》杂志，就是针对我在工作中发现一些党员同志不信科学信宗教、甚至变成宗教徒而发的。文章引起较强社会反响。据我所知，党内公开反对的声音并不多，但不少人内心是不高兴的。

我坚持认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员不能信教的原则。道理很简单：第一，从世界观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党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外国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党的政治纲领与世界观是高度一致的。

正是由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用自己的奋斗现实地推动中国社会的革命、进步和发展，而不是去追求虚幻的天国和来世。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有神论。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两种世界观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

第二，从组织上说，如果我们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皈依于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如果在藏区，就等于允许党员接受达赖的“宗教”思想影响，承认达赖的“根本上师”地位。五大宗教乃至更多宗教在党内并存，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四分五裂。恰恰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反分裂斗争极为尖锐的地方，自治区党委都旗帜鲜明地坚持党员不能信教，这不是偶然的。

第三，党员信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就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不可能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去抵御境外渗透，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塌台。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党的先进性丧失。我认为，保持党的纯洁性，除了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洁性，还应有基本的一条，就是世界观上的纯洁性。

有人指责，强调党员不能信教违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毫无道理的。当一个人自愿加入我们党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根据宗教信仰自由原则选择了不信仰宗教；根据同一原则，他还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只是他需要退出我们这个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共同世界观的政党而已。

当然，在一些多数人口信教的少数民族中，可以允许党员对一些从宗教礼仪转化来的民族习俗灵活对待，以避免脱离群众，但思想上的要求不能降低。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样看待达赖喇嘛的宗教地位？怎样看待接触商谈的前景？

朱维群：当我们称丹增嘉措先生为“达赖喇嘛”时，本身就表明我们还没有否定他的宗教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他同时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身份，即他在政治上是一个以分裂祖国为目标的政治流亡者。

近些年，达赖喇嘛作为政治流亡者的身份越来越抢眼，而越来越不像个佛教徒。比如，众所周知，珍爱生命，反对杀生，包括反对自杀，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但达赖喇嘛不仅不制止他的手下煽动境内少数人自焚的罪恶行径，反而以各种方式予以支持，反复表示他不会对自焚行为叫停。

又比如，众所周知，活佛转世自古以来有一套必须遵守的历史定制与宗教仪轨，包括金瓶掣签和向中国中央政府报批的制度，但达赖喇嘛不仅反对这项制度，声称“转世”只能由他个人决定，还到处宣称要转世为外国人，转世为女人，转世为蜜蜂……

再比如，藏传佛教中，杰千修丹护法神为前任历世达赖所尊崇，而十四世达赖喇嘛无端强迫信教群众放弃杰千修丹信仰，一手挑起信教群众纷争。这哪里还有一点儿宗教上的虔诚，以及对历世前任达赖喇嘛的尊重？

关于接触商谈，我一直把这个事情看得比较淡，因为历史充分表明，这个集团分裂主义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如果说有变化的话，就是这个集团越来越穷途末路，其行为越来越不计后果。而西藏的前途自1951年和平解放和1959年民主改革后就由西藏人民自己做主了，达赖改变不了这个历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