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汪曾祺全集范文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 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2] 人物关系
纠错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新中国成立前当过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后在北京做编辑工作;写过剧本，参与过《沙家浜》的修改和定稿;在短篇小说和散文创作上颇有成就。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文笔中有许多“暗功夫”更多
西南联大学制四年，他却读了五年，因为体育和英语不及格，留了一年。汪曾祺不用功，喜欢到处逛，泡茶馆，可不爱上课。他是个夜猫子，晚上在图书馆或茶馆读书，白天睡觉。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开始写作。这是他人生方向的开始，注定了这一生将成为一个作家。 那些不能忘的昆明记忆更多
1997年3月，汪先生去世前两个月，又写了散文《猫》;小说、绘画和散文，三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但只有一个指向：昆明的记忆。不同的年岁，不同心境。 内容整理 微信红包头条
中文名 汪曾祺 国
籍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中国、江苏省高邮市
出生日期 1920年(庚申年)3月5日 逝世日期 1997年5月16日 职
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主要成就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
《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代表作品 《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黄油烙饼》《葡萄月令》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求学经历 ▪ 解放前夕 ▪ 解放时期 ▪ 晚年岁月 2 主要作品 3 文学特点 ▪ 散文写作 ▪ 小说写作 4 家世成员 5 人物评价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锅炉板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汪曾祺 汪曾祺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4] 解放时期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4]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4]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4]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4]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5]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6]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7]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8]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9]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资料来源：[10-11]
文学特点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12]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2]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16mn无缝管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3]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4] 家世成员 祖父 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人物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5]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6]
第二篇：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现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中国西南联大中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名家学习写作。他是跨越几个时代的作家，也是在小说、散文、戏剧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都有建树的作家。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诗和散文。1948年出版第一个作品集《邂逅集》，1963年出版第二个作品集《羊舍的夜晚》，1978年发表小说《骑兵列传》，1980年发表小说《受戒》，受到普遍赞誉，随后一发不可收。现已出版《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汪曾祺自选集》以及多卷本《汪曾祺文集》等十几个作品集。他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其中《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他还写散文、评论和剧本。与他人合作改编、加工的《沙家浜》深受观众的喜爱。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1946年起在《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和《文艺春秋》上发表《戴车匠》、《复仇》、《绿猫》、《鸡鸭名家》等短篇小说，引起文坛注目。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短篇《受戒》和《大淖记事》是他的获奖小说。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1]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2]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3]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作品集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13]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14]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15]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贾平凹评)[16]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中国作家网评)[17]
第三篇：汪曾祺语言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2、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3、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
4、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5、人生没有对错，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
6、除在某一方面确有特别杰出、超常的天赋者外，少年时期偏科是不大适宜的，未来的创造和发展需要思想开阔，过早偏科则会限制自己的思路，这也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7、不论你是站着还是跪着，命运都会不加改变地到来。以为跪着就矮了一截，命运的风暴就会刮不到，这只能是一种天真。
8、贝多芬说，他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如果我们没有贝多芬扼住命运咽喉的那份勇气，能给命运使个绊儿也是好的。
9、原来，人们诅咒命运，只是在自己没有受到命运宠幸的时候，如此说来，命运并非像许多人感觉的那么不公平。人们所以常常感觉命运不公，有时是因为我们太不念命运的好，而太记命运的不好。
10、生活之中，适当地改变自己的个性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自我的完善，恰恰在这一点上，有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
11、一个人没有个性，便失去了自己。生活中一味的模仿之所以不可为，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抹杀了个性。
12、一般来说，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合于“潮流”，却合于生活。为了追赶“潮流”而改变自己的个性，那不过是做了一篇虚情假意的“文章”。
13、同为名山：华山险;泰山雄;黄山奇;峨嵋秀。“险”、雄”。“奇”、“秀”，就是不同的个性。山如此，人亦然。
14、少年不要怕失败，没有多少人会讥笑一个少年的幼稚和失败。当你长大了，失败的滋味会比少年时代难受得多。
15、没有个性，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仅有个性，也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16、少年，既是长知识也是长身体的时期，学习和娱乐不可偏废。在我看来，首先是身体好，其次才是学习好。俗话说身体是本钱，一个人连本钱都没有了，还能干成什么事呢?
17、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是一种美德，而雨果先生生平的一大愿望是要把巴黎改为自己的名字也并非缺德。
18、少年时期虽应以学习为主，却也应逐渐养成分析和判断的习惯。有许多时候能够提出新的问题比解决问题还重要。
19、保持自身的个性和尊重别人的个性同样重要。
20、画家的个性挥洒在作品的线条里;诗人的个性倾注在作品的感情里;音乐家的个性融汇在作品的旋律里。不过，有为大多数人欣赏的个性，却没有为所有人欣赏的个性。
21、少年时代学东西，容易着急，容易改变兴趣，若能在长辈的指导并在一些伙伴之间展开竞赛，将有助于改变这种情况。
22、少年时代，人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够在这个时期多背诵一些文学中的精华，不仅对当时有益，对未来也是很有益处的。
23、成大事业者有大胸怀。这样的人不会成日计较于鸡毛蒜皮，整天着眼于蝇头小利，枉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24、一个人有了宽广的胸怀，他在生活中便多了理解，多了宽容，多了温和，多了宠辱不惊的气度。那些经常表现出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人，面对别人的成就不是赞赏而是低毁。
25、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凡事一旦养成了习惯是很难改的。少年时期，在很多事上正是养成习惯的时期。与其后来吃力地改变一种坏的习惯，不如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一种好的习惯。
26、少年成才，固然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却并不特别值得骄傲。当时南朝齐梁之际的才子江淹，六岁便能写诗，成名也很早。遗憾的是晚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梁书，江淹传》中说他：“晚年才思微退，时人皆谓之才尽。”江郎才尽的故事是发人深省的。
27、狭隘的人总是想扼杀别人的个性;软弱的人随意改变自己的个性;坚强的人自然坦露真实的个性。
28、不能保持自身的个性是一种“懦弱”，不能尊重别人的个性是一种“霸道”。
29、我喜欢出发，只为到达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清，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留恋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30、心胸宽广者如海，心胸平常者似河，心胸狭小者像沟渠。
31、人生，机会总是有的，不过稍纵即逝，就看你能否把握住。
32、命运的折磨和命运的恩赐，有时是难说清的，亚柯卡的自传《反败为胜》很多地方都说明了这点……
33、有胸怀者能荐贤，如春秋时齐国鲍叔牙力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如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让位于迪乌夫，自己乐于隐退。这样的胸怀，对国家的繁荣发展和长治久安都是十分有益的。
34、“潮流’’总是不断地改变，你的“文章”难道也要不断地重写?
35、当我们备受命运折磨的时候，我们会嗟叹命运的不公平。当有一天命运对我们倍加青睐的时候，我们却会安然享受，不再去想命运是否公平。
36、心胸狭小的人多烦恼，别人不能公正地对待他，会使其烦恼;自己的机遇不如人，也会使其烦恼。在生活中遇到些许不顺的事情，便会叫苦连天，仿若安徒生童话中那个豌豆上的公主。
37、我真羡慕少年，学什么都来得及，不像我们，总是感觉在被时间的鞭子抽打着走。
第四篇：汪曾祺传记
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基本信息 个人成就
主要成就：《大淖记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 个人概况
本名：汪曾祺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江苏省高邮市出生时间：1920年3月5日去世时间：1997年5月16日 主要作品
主要作品：《受戒》《沙家浜》《大淖记事》 等 其他信息
职业：散文家、戏剧家 、小说家 目录
1人物生平 2历史评价 3亲属成员 4主要作品 5文学特点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汪曾祺 汪曾祺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解放前夕
汪曾祺 汪曾祺
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解放时期
汪曾祺 汪曾祺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晚年岁月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汪曾祺 汪曾祺
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汪曾祺 汪曾祺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1]
历史评价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汪曾祺 汪曾祺
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3](中国作家网评)
亲属成员
祖父 汪嘉勋 字铭甫，曾中过拔贡 父亲 汪菊生 字淡如，多才多艺 生母 姓杨 在汪曾祺三岁的时候因肺病去世 继母 姓张 后也死于肺病 第二个继母 姓任 伴随汪曾祺的父亲度过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 主要作品
作品类型 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异秉》《羊舍一夕》 小说集 《邂逅集》《晚饭花集》《茱萸集》《初访福建》 散文集 《逝水》《蒲桥集》《孤蒲深处》《人间草木》《旅食小品》《矮纸集》《汪曾祺小品》 艺术小品集
《汪曾祺:文与画》 文学评论集 《晚翠文谈》 剧本京剧 《沙家浜》(主要编者之一) 京剧
《范进中举》 文集
《汪曾祺自选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 折叠编辑本段文学特点
折叠散文写作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作品集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小说写作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
第五篇：再读汪曾祺
汪曾祺式的趣味
苏抱琴
浏览当代文学，汪曾祺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小说、散文均有影响，不管专业领域还是民间读者，多年来一直拥趸无数。直至今天，一些文学讲座仍把他的几个小说奉为圭臬;前不久出版家梁由之在博客提及汪曾祺，依然崇慕有加，乃多年来一以贯之，对梁这样一个傲骨轩然的人来说，这还真是稀罕。汪曾祺作品的魅力似乎抗拒了时间。
多年前，看到业内外各种溢美，我忍不住去找汪的作品来看。第一本是《草木春秋》——一本散文随笔集，是汪过世后其后人编选的代表作合集——看了却只觉得失望，印象是典型的文人趣味，花草树木的品赏，吃喝玩乐的雅趣，一路秉承古文人的遗风而来，一直聊而一直无聊，且写得满，实，不清气，甚至几个结尾如《昆明的雨》，最后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自成一段结束，《咸菜茨菰汤》最后一句‚我想念家乡的雪‛，也是自成一段结束，很像小学生作文，与其大名实在难符。
曾有人将文人与作家分类，后者指更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担当的写作者，而前者更多耽于趣味性。举鲁迅兄弟为例，鲁迅是作家，周作人则更适合称文人，尽管早期也曾参与时代的各种话题。汪曾祺作品亦然，沈从文晚年汪曾赠诗于他，中有‚玩物从来非丧志‛之句，志趣可见一斑。文人趣味是个人选择，但我不解的是何以博得如此大名?厚厚一本《草木春秋》，只有一篇《泰山片石》份量相若，文中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承认伟大的人物……是人里头的强者，这是毫无办法的事……‛这里有一个写作者对于天地和自我的确认，其诚挚恳切令人动容，有境界也有厚度。另几篇忆人散文有资料价值，此外别无可读。
《泰山片石》中他还说，‚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这也是汪曾祺贯彻一生的写作意旨，大名之‚大‛是外人的施与，他自己其实只认可‚小‛。汪曾祺‚老来红‛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源自几个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在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乃至稍后的先锋文学竞相峥嵘时，他独辟蹊径，以十分平和的视角，从描写小人物、小事情入手，摹写市井俚俗而颇有妙章。在‚宏大叙事‛还占着主流、意识形态氛围依然浓郁的当时，这些短篇小说的出现，为文坛和万千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从抛开时代的‚大‛中择出一些有意思的‚小‛来，这成就了汪曾祺独有的文风。
最近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的确有一种在当时难得的人本意识，如《大淖记事》里对‚东头‛生活的描写，老锡匠告诫侄子不要和‚东头‛的人来往，‚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原因是‚婚嫁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但故事最后人们还是为‚风气不好‛的‚东头‛人所折服。这里有对人类生于天地之间那种原生态生活的肯定和悦纳。又如《受戒》中写到民间小庙的出家人，‚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跟在家人不同的……是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也有对宗教世俗化之后民间真实生活的默认，都体现出一点：唯有人，才是人世间唯一的主角。这大概也是汪曾祺当时获得人们特殊喜爱的主要原因，作品中渗透了一种在当时颇为难得的人本意识。 从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不难看出其师沈从文的影响：跳出时代的主流而坚持自己的路线，写出不局限于具体时代的人物和生活。文学毕竟是人学之一种，它不应服务于任何现实的机构乃至思想潮流，而应有自己独立于时代的价值追求，从而具备超越性的特征：立足于追求永久的艺术和永久的人性的立场。这是汪曾祺小说的另一种‚政治正确‛。然而并不因为这个，以及局部技巧上的熟极而流——诸如他小说后半部分结构的精巧，方言的熟练运用——便足够。
从小说的艺术性来讲，《大淖记事》《受戒》《岁寒三友》《异秉》等作品独出心裁，有其巧妙灵动和手艺匠心，但说到底不过小巧而已，因仍停留在他那‚玩味‛一路。一个人的趣味性，不加节制地施之于小说细节难免成为弊病，如果玩味无妨于散文，却未必适于小说。汪曾祺的趣味性却几乎贯彻在每一个代表性的作品中，如上面提到的几个，小说前半部分多是不厌其烦的铺陈，完全趣味化的铺陈——称之‚铺陈‛，是因为大量对于俚俗常态的描写，基本停留在对现实的平面摹写上，如《异秉》里对王二熏烤摊子以及保全堂药店‚后柜‛的描写，极尽罗列之能事，在一篇统共六七千字的小说里，这两次罗列各自用去近千字篇幅，且这些描写很多与主题关系并不大，纯粹作者私人趣味的投向。
散文罗列，或可称意趣，小说罗列，尤其在篇幅小巧的短篇中，实在无益且浪费。直至后来这成为他小说的格式化特征，即前半部分基本没有故事的推进，只作大量铺垫，东家一笔，西家一块，这些平面的罗列如绣像如剪影，是过了中间部分人物和故事才慢慢变得立体，有‚活起来‛了的感觉——即便他最好的作品也是如此，一种技术上的雷同性。
汪曾祺跟沈从文的不同也是明显的，沈从文仍然是‚诗歌的‛，他的文学审美，对于故乡人物的摹写带一层轻雾似的光——有人说《金瓶梅》是彻底的现实，而红楼梦则是现实之上还有诗歌——沈从文也是，如《边城》，《边城》的美有一种现实上浮裹的光晕，一种诗化的生命的忧伤。汪曾祺则是彻底的俚俗(不是作品俚俗，而是作者在作品里把玩俚俗)，在俚俗中得趣味。汪曾祺是踏实的，安定的，自足于生活现实(撇开了政治现实却完全踏入世俗现实之中)的，至少从作品来说如此。这是一个特点，很难说是优点还是缺点。然而一个彻底相信世俗现世的人，‚现世‛就容易成为‚信仰‛，成为‚宗教‛……也是至此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在那些短篇中不厌其烦的‚铺陈‛下去。自足于现世可触摸的世界，就不会蹈向写作者常常陷入的终极虚空，但也丧失了超越与升华的任何可能性。这一点在《受戒》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对宗教世俗化的认可以及谐谑，不乏对精神性信仰的颠覆——当然那也是宗教世俗化后的现实。我注意到，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汪曾祺文字里终于透出一个‚现世‛者对于人生终点的忧惧，这与他前期闲适、笃定的文人趣味背道而驰，而实则与他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因为陷在‚现世‛里了，失去了任何其他的出路和可能。
我承认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其精巧、微妙处，如古玩玉器，一种雕琢后的精致，但那是用以把玩的，因缺少一种内在的虔诚所提供的震撼。耽于铺陈，耽于现世，耽于俚俗，所以这些作品的缺陷是明显的——这样说未免挑剔，但冲着名家，平常人总似乎有挑剔的权利，尤其发现这盛名下的实际并不十分相符时。当然写作跟评论是两码事，恰如张爱玲在反驳傅雷时说的，评论是后生于作品的，评论者并不是拿着马鞭驱使的人。我承认写作者才是艺术世界的创造者，上帝站在创作者那边。评论者只是饶舌者，我的饶舌就此打住。
稿件说明：原为‚双簧‛栏约的一稿，现无此栏，看适否合适单篇发表?个人觉得此稿也反映了真实的文学评论态度，不失为一种率真之声。
作者李升连，笔名苏抱琴 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商务小区2号165室
邮编：26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