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精选8篇）

篇1：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从1950年起至今，我国婚姻法已经过二次修改，其中“借婚姻索取财物”一直是禁止性规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现象并没有彻底消除，特别是近年来在农村又出现死灰复燃的趋势，由此引发的财产纠纷也常有发生。从201月1日起，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正式实施，截止11月底止，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共计26件，其中年为6件，为10件，今年1至11月也已审理了10件。另外，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的婚约财产纠纷更多。仅坎山、瓜沥、衙前、党山、益农五镇的调查反映，三年来该五个镇级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的婚约财产纠纷共计92起，其中衙前镇所属24个村级调解组织调处的此类纠纷就达159起。以下主要根据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分析。

一、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类型和特点

1、案件以彩礼纠纷为主，并涉及婚约缔结后的债务问题。在这类纠纷中，不仅包括交付聘礼、见面礼、酒水钱、太婆盘和贵重物品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债务等纠纷。在以上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纯属彩礼的为23件，其余3件还涉及欠款、装修款等债务纠纷，分别占此类案件总数的88.46%和11.54%。

2、案件当事人以缔结婚约的男女为主，并涉及父母。在以上案件中，原、被告为婚约缔结者的有20件，占案件总数的76.92%;涉及父母的6件，其中5件为女方的父亲或母亲，1件当事人双方为男、女双方的父亲。

3、案件当事人以农村为主。以上案件当事人，其中50人分布在我区17个街道、镇的39个居委会和村委会，5人为绍兴、滨江和城区户口。在上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为农村户口的23件，占案件总数的88.46%;一方为农村户口的3件，占案件总数的11.54%，其中女方为农村户口的2件，城镇户口的1件。

4、纠纷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从统计数据来看，以上55位当事人中，有34人(占案件总人数的61.82%)来自我区东片地区10个镇28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其中一个镇就涉及到7个村。这些镇的经济实力在我区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而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片地区仅涉及2个镇2个村。

5、案件标的额相对较大。据统计，以上案件的总标的额为838392元，平均每案为32245.86元，是我区农民人均收入的4.4倍(以207336元为标准)。如果按三口之家的标准来计算，一家人必须不吃不喝一年多才能攒够这笔钱。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风俗和子女参加工作不久，彩礼大多要靠父母举债来承担。例如原告吕某与被告单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所涉及的10万元彩礼一部分是原告父母借债来承担的。

6、结案方式以撤诉、调解为主。26件案件中，撤诉为11件，调解为10件，合计21件，占案件总数的80.77%。其中双方当事人大多居住在我区各街道、镇的，占撤诉、调解案件总数的90.48%。由于许多案件能够自行和解或调解结案，因此76.92%的案件都能自动履行。而其余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能在1个月内执行完毕。

二、引起婚约财产纠纷的原因

常言道“金榜题名大登科，洞房花烛小登科”，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对结婚历来十分重视。虽然现在的结婚不象过去那么烦琐，但是产生于西周的“六礼”(即纳采、问吉、纳吉〈卜得吉兆后订婚〉、纳征、请期、亲迎)中的“纳吉”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农村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结婚登记，说到订婚就必然要谈起彩礼。下面分析婚约财产纠纷原因：

1、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许多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们，总把儿子能不能讨到媳妇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如果办不到，不仅脸上无光，而且愧对祖先和子女。而当前步入适婚年龄的男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不能白养、白送”的想法也逐步被许多人接受，作为男方家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付给女方彩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许多男方父母宁可举债也要承担。

2、商品意识的加深。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婚约视作契约的一种，男、女双方一旦订立婚约就要履行义务，否则将会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最流行的就是男方“违约”，其支付的彩礼将作为违约金;女方提出的，收受的彩礼将退还。因此，在案件中，女方为了避免返还彩礼，往往多次拒绝登记结婚，迫使男方提出解除婚约。随着商品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不仅这一习俗沿袭至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凡与婚约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货币或商品。如在东片一些城镇的文具店、礼品店中，只要花上5元钱就可以买到两本制作精美且为烫金文字的订婚书。同时还出现了以媒人为职业的群体，一旦婚姻成功，他们可以收取500左右的“好处费”。这与过去流行的请媒人吃“十八顿半”相比可谓“进步”不少。

3、媒妁之言与现实的差距。虽然父母之命已远离婚姻的形成，但媒妁之言不仅是双方确定恋爱关系的关键，也是订婚成功的基础。尽管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在农村，青年男女的相识一定程度上还须媒人的介绍，因为这种方式对广大农民来说比较牢靠。由于考虑到今后的生活质量，男方的经济条件始终是女方选择对象的首选，因此作为媒人，为了迎合女方的心理以提高成功率，就会将男方的经济条件有所夸大。一旦女方发现言过其实，就会拖延或拒绝登记结婚逼迫对方提出解除婚约。这种情况又以双方或女方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居多。如我院审理的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双方均有企业、公司开办，但经过交往后，女方觉得还是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强于对方，由此拒绝登记结婚，导致男方为彩礼将女方告上法庭。

4、非法同居多。有的青年男女追求感官享受，订婚后不久就同居，有的甚至怀孕、流产，一旦发生纠纷，矛盾就更加突出。这也是目前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撤诉、调解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因为男方考虑到与女方曾经同居过，在彩礼返还中予以一定让步。

5、一方患病或遭遇其他意外伤害。青年男女订婚后，在恋爱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患有乙肝、肺结核等慢性疾病，或对方因车祸、工伤等意外事故造成身体伤残的，解除婚约的可能性较大。如今年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男方经婚检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女方遂拒绝登记结婚，男方只得提出解除婚约并为彩礼提起诉讼。

三、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的困难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会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以下是对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几种观点。

1、将支付彩礼认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这种观点问题在于将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等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赠与行为。我国目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2、将支付彩礼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与人的财产损失，但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另外，此种附义务赠与，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3、将支付彩礼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因为目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赠与人在目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对此，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

4、对返还彩礼请求权的法律界定。承上，如果对支付彩礼归入目的赠与，那么权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是属于物上请求权，还是债权性请求权，也有争议。笔者认为，该请求权应确定为债权性请求权，并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为将婚约财产纠纷按照不当得利处理，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我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有效的平争息讼。理由有三：一是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二是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虽为平等主体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三是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订婚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一定的根据，而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四、建议和对策

婚约财物纠纷案件的发生，反映出一些社会不健康因素。它影响了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间矛盾，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1、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早在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就规定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四五普法”的今天，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频发，不能不令我们引起重视。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婚姻法》的宣传力度，使人们明白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让人们由被动地接受法律约束变为主动地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2、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婚事简办。运用社会舆论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案例及时予以曝光，宣传、表扬好的典型和事迹，从而让广大青年人自省、自励、自警、自强。

3、加强社会干预力量。基层组织、调解委员会、妇联、民政、司法等部门要联手合作，提倡优良的婚姻道德风尚，健全民间调解网络，将矛盾和纠纷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4、人民法院要把好案件审理关。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依法处理，不枉不纵。一方面要明确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如果属自愿赠与，法院可以斟酌具体情况决定返还或部分返还。

5、立法上应进一步完善。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对于婚约财产纠纷如何处理尚无明确规定，仅有的只是《婚姻法》第三条中的原则性规定。因此就给法院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有关立法部门加紧制定可操作的相关规定。譬如，如何界定赠与和索取的区别，哪些财物应当返还，哪些财物可以不返还，等等。

篇2：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媒人介绍相识确立恋爱关系。2012年10月，双方举办订婚家宴，李某给付王某之女1.1万元订婚钱，给付王某家参加订婚仪式的亲戚1000元红包。结婚仪式之前，李某按照风俗到王某家，给付了彩礼2万元，还为王某之女购买了2468元戒指一枚。2013年1月31日李某与王某之女举行了结婚仪式，李某的父母给付王某之女1000元红包。婚礼后二人同居生活，2013年6月，王某之女回娘家居住不返，双方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李某为追要彩礼诉至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与被告王某之女经人介绍相识，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订婚、举行婚礼的过程中，李某共计支付彩礼钱3.1万元。考虑到在举行婚礼后，双方实际共同生活了半年之久，且未能办理结婚登记并非王某之女之初衷，故酌定由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2万元。李某及其家人给付被告王某之女及其亲戚的红包、戒指属于赠与，不予返还。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王某返还原告李某彩礼2万元。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分歧】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且裁判不一的现象亦相当常见，本案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诉讼主体、对于未登记结婚但同居的彩礼如何返还存在不同观点。

关于诉讼主体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故适格被告应当是王某之女，而不是王某；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为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基于王某之女和王某系家庭共同成员，王某作为家庭的“户主”，是该家的“代表人”，所以，王某作为被告并无不当；第三种观点认为，缔结婚约的当事人是李某和王某之女，王某之女是当然的被告。但是，考虑到王某之女可能另嫁他人，考虑到生效判决的顺利执行，应当将王某列为共同被告。

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对因彩礼发生的纠纷应当如何处理，婚姻法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

（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

（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审判实践中对此类纠纷处理不一。在本案中表现为不同观点是：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彩礼应当全部返还；第二种观点认为，虽然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李某和王某之女已经共同生活一段时间，故彩礼不予返还；第三种观点认为，根据李某和王某之女生活时间及彩礼数额，酌情返还。

【评析】

未办理结婚登记亦应区别同居与未同居情形决定彩礼的返还

1、关于彩礼的给付、接受主体应当作宽泛解释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或定婚。婚约成立后，订婚的当事人双方互称为未婚夫或未婚妻。现代民法认为婚约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国婚姻法亦不例外，因此，婚约在性质上不是民事法律行为，而只是民事事实行为。在结婚前，男女双方为保证婚姻的缔结，可以事先达成一个协议。协议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双方承诺接受将来的婚姻。婚约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将来必须结婚。由于婚约具有身份上的意义，故它与民法中的财产契约不同，法律不能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

实践中，给付彩礼问题，并不单纯是男女双方之间的事情，更多时候涉及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往来。对于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都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准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本人。就给付方而言，既可以是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所为的给付，也可以是其亲属所为的给付，如其父母兄姐等。同样，就收受彩礼方而言，既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接受的情形，也包括其亲属接受给付的情形。现实生活中，彩礼往往是给付女方的娘家了，真正用于结婚置办嫁妆的不多。许多时候彩礼都是男方全家用共同财产给付，甚至是全家共同举债所为，考虑到这些具体情况，如果将给付人的主体和收受人的主体都作限制性解释的话，则不利于这类纠纷的妥善解决。

就本案而言，给付彩礼时，女方是被告的家庭成员，接受彩礼是被告的家庭行为。被告是家庭的“户主”，是“代表人”，起诉女方的父亲应无不当。一般而言，请求返还彩礼的原告是男方本人，当无疑问。就被告而言，列女方本人或女方的“家长”均可。尤其是女方已经另嫁他人的时候，尽量不要将女方列为被告，不要让女方的生活被打乱，仅仅将女方“家长”列为被告即可。因此，所争议的被告的诉讼主体的三种观点，均无不妥，只不过在个案中尊重原告的意愿即可。

2、“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彩礼应当返还的正确理解

《婚姻法解释

（二）》第十条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

对《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区别两种情形：

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亦未共同生活，这种情形下彩礼应当全部返还。此属司法解释制定的初衷。最高人民法院会议纪要指出，本项指的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也未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情形。

另一种是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对此，《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办【2011】442号）明确：“《婚姻法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并非针对双方已共同生活的情形；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方请求返还彩礼，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

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具体返还的数额。值得注意的是，该会议纪要虽不属于司法解释，但属于司法政策，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必须参照执行。因此说，就本案而言，已经形成共识，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已共同生活的，适用酌定返还原则。

3、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应当注意的其他问题

（1）结婚前给付彩礼的，必须以离婚为前提，人民法院才能考虑支持给付人的返还请求。如果给付彩礼之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给付人反悔，提出要求返还彩礼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给付彩礼后，虽然办理了结婚登记，但双方并未真正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对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进行保护。双方登记结婚后，在法律上已经形成合法的夫妻关系。不过，如果一直没有共同生活的话，也就没有夫妻之间相互扶助、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对双方当事人而言，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关系虽已成立，但实质意义上真正的共同生活并没有开始，故只要在离婚情况下可以请求返还彩礼。

（3）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没有特殊规定的话，已经结婚的，彩礼将不用返还。而司法解释中因给付导致给付人一家生活困难的，就属于特殊情形，虽然已经结婚，也应当返还。对于这一点的掌握应该尽量从严。在审判实践中把握生活“绝对困难”的标准，并非是当事人举出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的一纸证明，而是要深入到当事人生活之中，体察民情，用公正之心确信该证明的效力。当事人常年吃低保或救济，可以直接认定属于生活“绝对困难”。

（4）要区别彩礼给付与赠与行为。彩礼可以返还，但若属于一般赠与行为，要求返还赠与物的法院通常不予支持。

篇3：如何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

婚约财产纠纷历来不是民法研究的重点, 很少见有理论总结。由于司法标准不统一, 对情形相似的案件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 大致确定了返还财产的比例, 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深入具体的理论分析, 这些意见适用于个案时往往造成明显的不合理, 因此, 我们不得不对如何公平合理地解决此类纠纷给予必要的关注。在此, 结合自己在调节实践中的经验中作如下探讨。

其一彩礼与婚约的关系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立婚约的行为称为订婚。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六礼”中, 婚约是缔结婚姻关系的必经程序, 婚约一经订立, 便具有法律效力, 无故违约要受刑事法律制裁。发展到现代的婚约, 已不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 解除婚约时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为违约人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我国《婚姻法》对婚约问题均未作规定, 只体现的是婚姻自由, 双方自愿原则, “男女双方结婚应当以爱情为基础, 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彩礼为条件。”在我国, 婚约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因此婚约的解除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 但由于婚约的解除, 往往引起给付财物一方与收受财物一方彩礼方面的纠纷, 彩礼属于财产的范畴, 订立婚约的男女双方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是我国民法调整的对象, 因此, 人民法院对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进行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婚约财产即彩礼性质的定性

对于婚约财产的定性, 存在着以下分歧:一是认为在此情况下, 应通过细致考察具体情节来确定到底是“索取”还是“赠与”, 如果是权利方主动赠送一定财物, 对方没有异议, 则可认为是“赠与”, 如果义务方首先开出条件, 权利方被动接受, 则可认定为“索取”, 两种认定分别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赠与的规定和《婚姻法》关于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 应以“赠与”论, 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 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 则可推定为“赠与”, 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 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 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128条的规定, 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求。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 应以“索取”论, 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 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 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 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 作出这样的推断, 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

笔者认为, 婚约财产纠纷是基于特定人身关系变动引起的财产争议。婚约, 在我国婚姻法中虽然没有任何法律地位, 但它是一种事实性的人身关系, 在当事人之间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虽无法律强制性, 但它通过当事人的自律性和社会评价来实现, 所以, 婚约关系的变动必然对当事人的人格利益产生影响, 引起相应的财产关系的变动, 它既不是“赠与”也不是“索取”, 而是一种独立的财产关系, 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 实际上是为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 这种财产关系, 目前还无成文法加以调整, 作为纠纷的最终解决者, 司法不应当因立法空白就不加分析地将某一社会现象硬性归于某一既有法律制度调整, 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 相反地, 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处理这类纠纷时总是在“赠与”还是“索取”的定性上举棋不定, 最终不自信地选择其一, 这正是我们的误区。

对这种财产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法律尚无规定。这种纠纷既然因习惯而产生, 那么习惯中必然有一个解决机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习惯中找出可借鉴的解决方案, 再以司法的面目使其获得强制力。婚约财产按其性质应分为两类不同性质的财产。一类是当事人基于订立婚约而由一方赠与另一方或由双方相互赠与的财产, 包括食品、烟酒、化妆品、价值不大的衣物、礼尚往来的小额礼金等。另一类是当事人依据当地的风俗习惯, 而由当事人出于非内心自愿的意思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民事行为, 另一方当事人因该民事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是一种事实上的占有行为, 它并不发生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它在物权法上表现为用益物权, 也被称为“他主占有”即非所有人占有, 这种占有权依据所有人的意思可以消灭, 占有权消灭之后, 所有人依据返还占有物请求权可要求占有人返还不当利益, 财产占有人负有返还不当利益之义务, 因此, 收受彩礼的一方当事人取得占有的财产应属于“因不当得利所取得的财产”。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据传统民法, 不当得利人应返还的利益不仅指返还原物或原物价额, 还应包括原物所生利息。但由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收受财物一方当事人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而取得的财产占有, 其并无主观恶意索要。因此, 人民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 对于除赠与物外的彩礼除适用不当得利的法律规定外, 同时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 适当考虑适用“公平原则”酌情减轻应返还不当利益一方当事人的返还责任, 即并非由不当得利人返还全部利益。

实际上, 我们在调解此类案件时, 都是通过将法律和传统习俗有效对接, 最终使当事人双方达成了利益上的平衡。

篇4：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关键词]婚约；财产；诉讼主体

婚约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古老制度，最早渊源于古代社会的包办、买卖婚姻，但随着民主、平等、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源于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的婚约制度逐渐被各国所废止。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对婚约问题也未给予具体的规定，只是在《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由此可见，我国法律虽未禁止婚约行为，但却是不提倡。然而，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也无论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婚约仍是我国社会生活中较为普遍的现象。每年，我国因婚约财产而产生的纠纷更是大量存在，但由于法律的缺失，法院在处理婚约财产案件中就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为困难，也争议最大就是诉讼主体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该问题更是没有统一的认识。目前，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案件的法律依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

为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中的诉讼主体情况，笔者从中国法院网上的“裁判文书”栏输入“婚约财产”一词进行检索发现，全国法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该网上传的裁判文书共有2410件。

一、婚約财产纠纷的性质

就目前而言，产生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主体认识不统一，主要是缺乏法律的规定，导致无法可依。其次，是国内专家学者对该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笔者通过上网检索发现，没有找到一篇著名专家学者发表过此类问题的文章，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发表的简短的论述或案例分析，但都非常简单，论据不足，很难令人信服。为此，笔者认为，要搞清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就必须先厘清婚约财产案件的性质。

婚约财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为结婚所作的事先约定，俗称订婚，涉及身份关系；二是财产，就是钱和物，涉及财产关系，那么，婚约财产纠纷的性质是身份纠纷还是财产纠纷？笔者认为，婚约财产纠纷应是财产纠纷。首先，婚约关系不为法律所保护，如婚约男女一方单独就解除婚约关系向法院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婚约关系男女双方可自行解除；其次，当事人的诉请是返还财产，而不是解除或确认婚约；最后，法院也主要是对财产进行裁判，而不对婚约关系进行裁判。因此，婚约财产纠纷就是婚约中的财产纠纷，与买卖中的财产纠纷、合伙中的财产纠纷等无本质的差别，本质上，都是财产怎么处理的问题。既然确定了婚约财产纠纷是财产纠纷而不是身份纠纷，那我们如何来确定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呢？

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原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原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就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而言，套用该条之规定原告就是指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那么哪些人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呢？首先，关于缔约者本人，是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大家都无异议，因为婚约财产就是以他名义进行给付的，自然与该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关于缔约者的父母，是否为本案的原告，大家争议较大。笔者认为，父母也可以是本案的原告。因为在婚约财产案件中，父母往往是婚约财产的实际所有者，也是婚约财产的实际给付者或履行者。很多时候，父母在婚约财产的洽谈及给付过程中，往往比缔约者本人还要更清楚财产给付的过程及数额。因此，无论是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还是从给付财产义务履行人角度，父母都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故父母可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当然，如果该婚约财产是缔约者本人的财产，父母也不是婚约财产的实际义务履行人，那父母就与该婚约财产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也就无权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

三、婚约财产案件的适格被告

被告一般是指被原告诉称侵犯其民事权的人。至于被告是否合适、正确，只有通过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认定才能确认。就婚约财产案件，法院应如何认定的适格被告呢？笔者认为，应以其是否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为衡量标准。首先，缔约者本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大家都无异议，因为缔约者本人是婚约财产的名义接受者，无论其是否实际得到了该财产，其都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名义上其都有返还婚约财产的义务。其次，看缔约者的父母是否有缔约、接收、占有、控制或处分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如果有，父母就可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且无论父母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缔约者，还是缔约者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其父母，父母有返还财产的义务，可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如果父母没有上述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该财产完全是由缔约者本人进行缔约、接收、占有、控制、和处分的，那父母就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四、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主体的自主选择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婚约财产案件的原、被告，可以是缔约者双方本人，也可以是缔约者双方的父母，总之，原、被告都可以是数人之诉。但如果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只有缔约者1人起诉或原告只起诉另一方缔约者本人1人，法院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首先，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共同原告与共同被告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次，本案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都系各自的直系近亲属，基本上也都在一起同住或常有联系，任一人起诉或被起诉，其它人都应知道。因此，无论原告方是1人还是几人，对任何一方都无影响，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对于被告的选择，如果缔约者本人及其父母都符合适格的被告，首先，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自主的选择权，其次，如果原告只起诉1名被告的，且该被告可能无履行能力或有转移财产行为，法院可以善意提醒原告是否要追加被告，这样更能保证判决以后的顺利执行。

五、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又可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当事人也同意合并审理的诉讼。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而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2.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一个诉讼请求，而普通共同诉讼有数个诉讼请求；3.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而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可见，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更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因此，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时，应按照必要共同诉讼程序来进行审理。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杨怀青与兰秀丽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2011.

[2]湖南省耒阳县人民法院.原告陶文斌与被告贺海霞、贺小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2013.

[3]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原告董雷雷、董新成诉告黄艳、黄金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2009.

篇5：婚约财产纠纷起诉状

原告：徐某某(系原告徐某之父)，男，1xxx年7月生，汉族，住郯城县胜利镇徐蒲坦村，居民。

被告：刘某某，女，xxx年12月生，汉族，住苍山县层山镇小池头村，居民。

被告：徐某某(系被告刘某某之母)，女，1xxx年8月生，住址、职业同上，居民。

诉 讼 请 求

一、请求贵院依法判令两被告返还原告彩礼1元及手机一部。

二、本案一切费用由二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

xxxx年腊份原告徐某与被告刘某某经媒人介绍认识，认识不久即于次年二月初四按农村风俗经媒人朱某手给被告家见面钱12012元及手机一部，连带着农村传“启”给被告花钱买衣物、戒指及其他用品折款10000多元。后因徐某与被告已达结婚年龄，即向女方提出结婚的请求，没想被告刘某一直躲而不见。无奈，后虽经原告家及媒人多次去做工作，被告家不予答复并迟迟不退还原告的彩礼及贵重物品。可见，被告家是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给原告家经济上造很大损失，生活上造成很大困难，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依法受理并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苍山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

篇6：彩礼与婚约财产纠纷裁判案例精选

2015-12-07 何文骏 承凤家事 承凤家事

2015年11月25日，《人民法院报》刊载文章“为婚外情人买车买房，分手后能要回来吗？——法院判决：有违公序良俗，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审理认为，两起案件中，双方之间的财物往来均系基于双方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有违社会公德，为社会主义法治下的公序良俗观念所不允许。王飞、杰克作为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不应享有相应的追偿或要求返还权利。此文一经发布，又一次引发了关于彩礼、婚约财产纠纷等问题的讨论，本文就此相关问题，检索部分案例予以分享。

宣某与祝某甲、祝某乙等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民申字第1484号

本院认为：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法院应当支持。宣某与祝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所给付的彩礼应当予以返还。由于双方已按当地习俗举行婚礼，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宣某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系因女方过错致其解除婚约，结合宣某医疗就诊情况以及农村风俗习惯等情节，原审酌情确定祝某甲等返还彩礼75000元，并无不当。现宣某提交诊断证明一份作为新证据，以证明其无性功能障碍，原审认定事实有误，应全额返还彩礼。因该诊断证明不能否认宣某曾因性功能障碍接受治疗的事实，且身体病症只是原审考虑彩礼返还金额的众因素之一，原审是在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对彩礼返还金额作出认定。故该诊断证明不属于再审新的证据，宣某的该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汪永存与代延生婚约财产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青民申字第266号

本院认为，2013年9月，代延生与汪永存通过婚姻介绍所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后，代延生分两次给付汪永存彩礼款共计57000元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代延生与汪永存虽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未领取结婚证，属非法同居，不受法律保护，汪永存所收受彩礼依法应予退回。二审法院将汪永存的陪嫁物品酌情认定价值2000元，从汪永存应退还的57000元彩礼中予以扣减，并无不当。汪永存关于其父收取彩礼46000元，但未参与诉讼活动，遗漏了案件当事人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本案系婚约财产纠纷，不属于离婚案件，汪永存关于代延生未参加诉讼活动，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一审法院认为代延生与汪永存在恋爱期间，代延生为汪永存购买衣物、汪永存为代延生购买手机属赠与行为，相互不再返还正确。

黄某甲、黄某乙、陈某甲与邓某甲婚约财产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达中民终字第269号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邓某甲与被告黄某甲虽已同居生活，但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同居生活时间较短，原告方给付的彩礼金额较大，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之规定，被告方应当返还原告彩礼。原告给付的彩礼虽由被告黄某甲、陈某甲各收取了部分，但被告黄某乙与被告陈某甲系夫妻关系，与被告黄某甲系父女关系，应视为被告方家庭的共同行为，应当承担共同返还责任，故原告要求三被告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鉴于原被告已经同居生活，可酌情返还30000元。给付彩礼前提是基于缔结婚约关系而形成，返还彩礼则是解除或未缔结婚姻关系，原告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其主体资格适格；同时，介绍人杨某某仅是见证人而已，因此被告辩称原告邓某甲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二审院认为，被上诉人邓某甲为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上诉人彩礼，后邓某甲与黄某甲虽然举办了婚礼、同居但未登记结婚，黄某甲也已于2013年与他人结婚，邓某甲因未能与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请求返还为缔结婚姻关系给付的彩礼，其纠纷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的特征，因此原审人民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正确。邓某甲的父亲邓某乙给付上诉人彩礼的行为，是一种代理行为，邓某甲作为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请求返还彩礼，主体适格。上诉人称原审案由确定错误、被诉人主体不适格的理由不成立。

上诉人认为《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针对的是双方并未共同生活的情形，但是在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当事人请求返还以结婚为条件而给付的彩礼，如果未婚男女双方确已共同生活但最终未登记结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彩礼数额并结合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等因素，确定是否返还及返还数额。原审法院没有将本案中礼尚往来赠予性质的财物确定为彩礼，确定为44000元的彩礼又酌定返还30000元已经充分考虑了本案的各种因素。因此，上诉人上诉称邓某甲同居前给付黄某甲的婚约彩礼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因而不应返还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汪某甲、汪某乙与林某婚约财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榕民终字第1834号

本院认为，根据民间风俗习惯，在订立婚约时男方会给付女方一定的彩礼，通常情况下接受彩礼的是女方父母，彩礼由女方父母保管，用于女方办置嫁妆的费用以及结婚时的其他开销等等。因此，婚约财产纠纷与女方及其父母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将女方汪某甲之父汪某乙共同列为本案当事人符合案件实际情况和民间婚俗习惯。现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将汪某乙列为本案一审被告是错误的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周某与汪某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民终字第2530号

一审认为，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双方同居或恋爱期间，一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另一方较大数额财物，分手后请求另一方返还赠与财物的，应视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给付方可请求返还该财物。本案中，原告转款行为发生在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恋爱期间，且原告在银行转款时已经明确该款项为订婚彩礼，故原告庞某向被告汪某的付款行为应视为附条件的赠与。被告虽抗辩称原告转给被告的80万元并不是结婚彩礼，但被告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原告在该笔款项的转账备注列明为：庞某订婚彩礼。被告的抗辩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原告庞某与被告周某分手后，该80万元赠与所附条件已经消失，原告作为给付方要求收受人返还该款项，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支付80万元彩礼的利息，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连民初字第139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认为，婚约财产纠纷中的彩礼是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按照民间风俗习惯，婚前由男方给付给女方的数额较大的金钱和物品。给付财礼是一种附条件 的赠与行为，既不为法律所提倡，也不为法律所禁止。当婚约双方未能缔结婚姻关系或者解除婚姻关系，符合法定条件时，彩礼可予酌情返还。本案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均系原告为达到与被告黄某甲缔结婚姻关系的目的而给付的，且数额较大，均应认定属彩礼范畴，被告辩解首饰不属彩礼无据，本院不予采纳。本案双方对原告给付被告聘金53000元及首饰三件的事实没有争议，双方争议的焦点系被告是否应当返还彩礼。对此，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黄某甲经人介绍订立婚约，并于2014年3月14日登记结婚，婚后共同前往南安市水头镇同居生活数月有余，而且被告黄某甲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确有受孕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原告主张全额返还已支付的聘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原告与被告黄某甲共同生活时间尚短，双方尚未建立持续稳定的夫妻关系，未能达到原告希望通过订立婚约、给付彩礼缔结美好婚姻的意愿，原告支付的彩礼可予酌情返还。因本案双方均未能提供确实证据证实双方对解除婚姻关系的过错程度，且原告也未能提供首饰的具体品牌、型号、重量大小等价值因素，本院结合原告系农村居民及农村订婚等习俗附带的见面礼、亲属红包等支出情况，并考虑首饰的现金价值和避免执行争议，酌情确定被告方应返还原告彩礼人民币8000元。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于程浩给付彩礼款55000元，及收取返还的彩礼款250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一、二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具备证据证明。对于返还25000元的性质是否为双方对返还彩礼问题的合意，属于适用法律范畴，并非认定事实错误。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主张程浩接收部分彩礼是同意其处理彩礼的意见，对此并未提供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合意的证据，返还部分彩礼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不足以代表对方意愿。对彩礼的处理方案，应由双方共同协商，由单方作出后强加给对方明显与法律规定相悖。程浩在婚约解除，彩礼自然应当返还的情况下，接收对方返还的部分彩礼，符合日常经验法则，不能将此随意扩大理解为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而要求程浩拒绝接收才能代表不同意部分返还，也有悖常理。况且，程浩及时提起返还之诉，也证明其不同意对方的彩礼处理方案。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川民申字第123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种某某是否应当将杨某某主张的“彩礼”予以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杨某某主张双方在婚后并未共同生活，进而要求种某某返还彩礼，则应当举证证明其支付了种某某彩礼以及请求种某某返还彩礼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 定的情形。杨某某主张支付种某某礼金共计11余万元，但种某某除认可收到杨某某购买的相机及电脑以外，对其他款项均不予认可。杨某某提交的短信记录、取款凭证等证据不能够证明杨某某已将相应的款项以彩礼的形式支付给种某某。同时，即便按照杨某某的主张，其婚前为种某某购买了相机、电脑，将自己的银行卡交与种某某，种某某取款60000余元，给付种某某5000元用于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婚后给付种某某母亲40000元，但支付、使用以上钱款及物品也并不符合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性质。综上，杨某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向种某某支付彩礼，也不能证实其返还彩礼的请求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予返还的情形。杨某某要求种某某赔偿其工资及奖金损失38000元，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能支持。

张增彬、顾秀兰、冯睿睿婚约财产纠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申字第1086号

张增彬与冯睿睿于2004年9月30日在新加坡相识，后双方产生感情，于2006年1月26日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登记结婚。张增彬于2005年4月11日给付冯睿睿50,000新币（合294,570.44元人民币），2005年6月22日给付冯睿睿33,000美元（合273,124.50元人民币），2005年12月给付冯睿睿183,000美元、2006年4月19日给付冯睿睿125,000澳元、2006年5月25日给付冯睿睿50,000澳元、2006年6月5日给付冯睿睿75,000澳元（合2,949,050.66元人民币）。张增彬提出冯睿睿婚后以各种借口不与其共同生活，自2007年7月10日双方发生矛盾后就未在一起共同生活过。张增彬以顾秀兰与冯睿睿（系母女关系）为共同被告，以借婚姻索取财物为由，要求二被告返还前述款项。

篇7：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法院调研发现，近年来，该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不断增多。

此类案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案件主体身份混乱。案件的原、被告身份不统一，有以男方本人为原告的，也有以男方父母双方或其中一人为原告的，还有以男方本人及父母为共同原告的。被告的身份同样呈现出如此混乱的状态；二是涉案标的额较大。订婚时男方给付女方的礼金及金器等财务数额从几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远远高于同期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且呈逐年增长趋势，许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负担；三是案件事实难以查清。男女双方在谈婚论嫁、给付彩礼时，不论是男方给付礼金还是女方还礼，一般是双方父母或媒人在场，而没有字据等书面证据，对于所给付的礼金数额或者金器的数量、品质等仅依靠媒人证言，而媒人又多为一方亲戚，证人证言采信度不高，很难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案件事实难以查清；四是双方“助阵”人数较多。此类案件不仅是原、被告双方的纠纷，更是双方家庭乃至两个宗族的矛盾，调解或者开庭时旁听席常常座无虚席，双方情绪激动，严重影响诉讼进程，并且容易引发群体性、突发性事件。

针对案件特点，有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法制宣传，倡导健康的婚恋观，源头治理纠纷形成。加大婚姻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1

篇8：婚约财产纠纷现状调查报告

为了解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中的诉讼主体情况, 笔者从中国法院网上的“裁判文书”栏输入“婚约财产”一词进行检索发现, 全国法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该网上传的裁判文书共有2410件。

一、婚约财产纠纷的性质

就目前而言, 产生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的诉讼主体认识不统一, 主要是缺乏法律的规定, 导致无法可依。其次, 是国内专家学者对该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实践缺乏理论上的指导。笔者通过上网检索发现, 没有找到一篇著名专家学者发表过此类问题的文章, 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发表的简短的论述或案例分析, 但都非常简单, 论据不足, 很难令人信服。为此, 笔者认为, 要搞清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主体, 就必须先厘清婚约财产案件的性质。

婚约财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婚约, 是指男女双方为结婚所作的事先约定, 俗称订婚, 涉及身份关系;二是财产, 就是钱和物, 涉及财产关系, 那么, 婚约财产纠纷的性质是身份纠纷还是财产纠纷?笔者认为, 婚约财产纠纷应是财产纠纷。首先, 婚约关系不为法律所保护, 如婚约男女一方单独就解除婚约关系向法院起诉, 法院是不会受理, 婚约关系男女双方可自行解除;其次, 当事人的诉请是返还财产, 而不是解除或确认婚约;最后, 法院也主要是对财产进行裁判, 而不对婚约关系进行裁判。因此, 婚约财产纠纷就是婚约中的财产纠纷, 与买卖中的财产纠纷、合伙中的财产纠纷等无本质的差别, 本质上, 都是财产怎么处理的问题。既然确定了婚约财产纠纷是财产纠纷而不是身份纠纷, 那我们如何来确定婚约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呢?

二、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适格原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的规定, 原告是指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就婚约财产纠纷案件而言, 套用该条之规定原告就是指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那么哪些人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呢?首先, 关于缔约者本人, 是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 大家都无异议, 因为婚约财产就是以他名义进行给付的, 自然与该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次, 关于缔约者的父母, 是否为本案的原告, 大家争议较大。笔者认为, 父母也可以是本案的原告。因为在婚约财产案件中, 父母往往是婚约财产的实际所有者, 也是婚约财产的实际给付者或履行者。很多时候, 父母在婚约财产的洽谈及给付过程中, 往往比缔约者本人还要更清楚财产给付的过程及数额。因此, 无论是从财产所有权角度还是从给付财产义务履行人角度, 父母都与婚约财产有直接利害关系, 故父母可以是本案的适格原告。当然, 如果该婚约财产是缔约者本人的财产, 父母也不是婚约财产的实际义务履行人, 那父母就与该婚约财产不存在直接利害关系, 其也就无权成为本案的适格原告。但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极少出现。

三、婚约财产案件的适格被告

被告一般是指被原告诉称侵犯其民事权的人。至于被告是否合适、正确, 只有通过法院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认定才能确认。就婚约财产案件, 法院应如何认定的适格被告呢?笔者认为, 应以其是否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为衡量标准。首先, 缔约者本人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大家都无异议, 因为缔约者本人是婚约财产的名义接受者, 无论其是否实际得到了该财产, 其都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名义上其都有返还婚约财产的义务。其次, 看缔约者的父母是否有缔约、接收、占有、控制或处分等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 如果有, 父母就可作为本案的适格原告, 且无论父母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缔约者, 还是缔约者先接收了财产后交给了其父母, 父母有返还财产的义务, 可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如果父母没有上述侵害婚约财产的行为, 该财产完全是由缔约者本人进行缔约、接收、占有、控制、和处分的, 那父母就不应成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四、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主体的自主选择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 婚约财产案件的原、被告, 可以是缔约者双方本人, 也可以是缔约者双方的父母, 总之, 原、被告都可以是数人之诉。但如果婚约财产案件的原告只有缔约者1人起诉或原告只起诉另一方缔约者本人1人, 法院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共同原告与共同被告不是《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的“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其次, 本案的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 都系各自的直系近亲属, 基本上也都在一起同住或常有联系, 任一人起诉或被起诉, 其它人都应知道。因此, 无论原告方是1人还是几人, 对任何一方都无影响, 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而对于被告的选择, 如果缔约者本人及其父母都符合适格的被告, 首先, 法院也应尊重当事人自主的选择权, 其次, 如果原告只起诉1名被告的, 且该被告可能无履行能力或有转移财产行为, 法院可以善意提醒原告是否要追加被告, 这样更能保证判决以后的顺利执行。

五、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是必要共同诉讼还是普通共同诉讼

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之规定, 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 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 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共同诉讼又可分必要共同诉讼和普通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 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 诉讼标的是共同的, 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在裁判中对诉讼标的合一确定的诉讼。普通共同诉讼, 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 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 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 当事人也同意合并审理的诉讼。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必要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的, 而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的;2.必要共同诉讼只有一个诉讼请求, 而普通共同诉讼有数个诉讼请求;3.必要共同诉讼是不可分之诉, 而普通共同诉讼是可分之诉。可见, 婚约财产案件的共同诉讼更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因此, 法院在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时, 应按照必要共同诉讼程序来进行审理。

参考文献

[1]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杨怀青与兰秀丽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1.

[2]湖南省耒阳县人民法院.原告陶文斌与被告贺海霞、贺小平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