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范文

婚约范文（精选7篇）

篇1：婚约范文

婚约承诺书

我与***自愿签立婚约，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 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

婚约签立人:2012年11月30日

婚约承诺书

我与***自愿签立婚约，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履行婚约，信守承诺： 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

婚约签立人:

2012年11月30日

篇2：婚约范文

原

告

张○女

被

告

赖男

右（上）当事人间请求损害赔偿事件，本院判决如左（下）： 主

文（（判决内容）

1、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1548755元）及自民国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

2、原告其余请求驳回。

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十分之三，余由原告负担。

4、本判决第一项于原告以新台币伍拾壹万陆仟元为被告供担保后，得假（强制）执行。但被告如于假执行程序实施前，以新台币壹佰伍拾肆万捌仟柒佰伍拾伍元为原告预供担保，得免为假执行。

5、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驳回。

事

实 甲、原告方面：

一、声明（诉求）：被告应给付原告新台币（下同）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被告之翌日即民国（下同）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并愿供担保请准宣告假执行。

二、陈述（事实和理由）：

缘原告原任职于婚纱摄影公司，因被告热烈追求后，两造情投意合，乃双方家长同意下，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先行送喜饼及摆喜宴订立婚约，并约定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忽于八十九年五月初留书离家，并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被告仍拒不于约定之结婚日期︵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履行婚约。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及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无故违反婚约，拒不于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与原告结婚，依前揭规定自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原告爰请求被告赔偿之项目及金额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

原告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之喜宴二十二万八千元、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印制及寄发喜帖六千一百十元、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以上共计支出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391044元）。（证据附后）非财产上损害：

原告本系花样年华少女，于八十九年一月初结识被告时，因被告热烈追求，原告见其退伍后仍能积极考上大学夜间部进修，颇有上进心，故而同意交往，并因情投意合而互许终身。嗣原告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后，因被告要求原告辞去工作，专心准备结婚及生产，原告为顾及小孩健康及出生后能亲自照顾使其有一完善美满之家庭，遂应被告之要求，先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在双方父母见证及亲朋好友祝福下欢欢喜喜举行文定喜宴，当日贺宾云集，席开十九桌。不但当场告知诸亲友，并于喜饼上贴通知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随后并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同沾喜气。讵知，被告忽然悔婚不欲履行婚约，原告遭此打击，实无法承受。原告一面努力申请调解试图挽回婚姻，一面尚须含泪通知所有亲友取消婚期，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绝非笔墨所能形容。（社会观感所致精神损害）

尤其，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由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鉴定无法施行流产手术，致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而原告目前已失去工作，将来小孩出生后，更须靠原告工作赚钱独立扶养长大，原告所受之创伤实一辈子亦无法平复。其精神上之煎熬及痛苦，殊难弥补。故此原告仅请求被告赔偿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5000000元），聊资慰藉。（受孕、辞职、抚养所致精神负担）

以上共计五百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5391044元）。

（原告根据被告之答辩所作回应）

（1）被告就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约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事实，业已自认属实。

（2）唯被告诿称原告订婚后即因细故与其争吵及多次强迫其至神坛膜拜云云，则非事实。而且被告并非三岁稚童，原告如何强迫其前往？被告片面卸责之诿词显荒诞无稽，且违背常理，殊不足采。故被告主张其可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规定之重大事由解除婚姻，自亦不足采。

（3）又因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其婚约因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而解除时，当事人之一方固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唯若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事由时，其单方之解除婚约既不合法，自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其法理至明。

（4）本件如前所述，被告既无权解除婚约，则其请求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自均无理由。况且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其任何财物，而被证一至四均属私文书原告亦否认其真正或与原告有何关连。尤其订婚喜饼、红包等更显非原告赠与被告之物，自无从主张抵销。复查男女双方为准备结婚而先行订婚、购买手饰项链、购臵新衣、新鞋、拍摄婚纱照片，并于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乃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被告空口诿称其中有多项非必要之用云云，自不足采。

（5）而且原告原本深信被告会信守婚约而结婚，才愿为其怀孕生子，其因此于筹备婚礼中已怀孕而购臵之孕妇装，自亦属必要支出。

（6）再者，被告否认之原证

七、原证

九、原证十一，业据证人张简素娥、林庆祥、叶秀兰分别于九十年七月十一日及八月二十一日到庭证称该内容及金额属实，并由原告之母即证人

张简素娥代原告先行垫支部分费用无误。被告否认之原证十亦分据证人林美伶、张秋明于九十年九月十三日到庭证述确实，自堪采信。

（7）又本件被告为家中独子，其父亲赖清山于内湖及○○市○○区○○○地拥有房地等不动产，并且其位于○○市○○路一二七号之一楼出租他人经营上亿服装行，光此月租收入即有十余万元。前此装潢松山路一二七号三楼即花费一百多万元，可见其家中经济状况甚佳，甚至被告本身光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即达三万元左右，绝非被告伪称之无任何资力。

（8）而原告原先之工作，业因被告之要求而辞却，经济状况已至为困窘，原告目前又已产下被告之女，必须身兼母职，谋职更为不易，再衡量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清纯少女，竟遭被告恶意遗弃，并诬指所生之子非其所有，其身心所受之重创，实难言喻。原告日后仍须一人独力扶养稚子，并终生忍受亲戚朋友异样目光，其身心所受之煎熬及痛苦，实难以弥补。故原告仅请求被告五百万元之精神慰藉金，自无过高。

三、证据：

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收据、发票、挂号执据、明细表、估价单、离职证明书、薪资单、入帐存折、照片、诊断证明书、土地及建物登记誊本、被告八十八年利息所得数据清单等件为证。

乙、被告方面：

一、声明：驳回原告之诉及假执行之声请，如受不利判决，愿供担保请准免为假执行。

二、陈述：

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有其大重大事由者。」，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定有明文。查被告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之学生，于八十九年元月中旬，因至台北市某ＰＵＢ而结识原告，当日双方互相留下连络之电话号码后，原告即于翌日主动与被告联络，嗣两造即开始密切之交往。至八十九年二月底、三月初，因原告突告知被告谓伊已怀孕，被告念及原告既称已怀其子，乃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完成订婚之仪式，并约定于同年五月廿二日结婚。

惟两造完成订婚后，原告即因细故与被告争吵，且在被告无任何宗教信仰之情形下，强迫被告须深夜至其所熟识，位于○○县○○市○○路○段拘仁巷一弄卅七号，名为「云天宫」之神坛膜拜，而每次膜拜之过程，皆须至该神坛之住持发功起乩结束后，始可返家。被告因无任何宗教信仰，且于此科学实事求是之时代，对怪力乱神之说更是斥为无稽且极为排斥，乃原告仍多次强迫要求被告须遵行其所笃奉之宗教，精神实蒙受莫大之压力及痛楚。故被告乃于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发函予原告，欲与其协商共同合意解除双方婚约，是被告显有依法解除婚约之重大事由，原告谓被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而违反婚约，并进而请求赔偿其损害云云，显属无据。

退步言之，纵认被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 １、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当事人提出之私文书必须真正而无瑕疵者，始有诉讼法之形式的证据力，此形式的证据力具备后，法院就其中之记载调查其是否与系争事项有关，始有实质的证据力可言，最高法院

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九七一号判例参照。查原告所提出之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其收据及发票皆无抬头，显难证明系原告因订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另订婚当日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为原告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亦否认其真正。另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部分，其所附之收据及统一发票亦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亦难作为证明原告为准备结婚所为之支出，被告否认其真正；至于订制婚纱及摄影支出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部分，因所附之估价单为原告前所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所出具，其证据之证明力实值可疑。况上开费用之细目亦有多项非必要之费用支出，如礼服项目乙栏之五、六订服等费用，原告之主张显无理由。（书证）

另就原告声请传讯之证人，兹以证明其所受之财产上损害属实部分，提出答辩如下：

原证七部分：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其所为之证词难有不偏颇原告之嫌，其证词显难采信。况此部分之支出纵如证人所言属实，亦为原告之母所为之支出，非原告所为之支付；且所购之项链、手饰等财物，并非支出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主张此部分应由被告赔偿，应不足采。（证言）

原证九部分：红包及什费明细之支出，皆系包红包之人员将金额放于红包袋内，将其交付予各该受领红包之人，证人林庆祥并非实际负责该事项之人员，其证称红包之个数、金额及其它各项什费之支出，有违常理及经验法则，实不足采。（常理）

原证十一部分：原告先前即任职于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证人叶秀兰为昔原告之同事，证词难免有偏颇之虞，亦不足采。（证言）

原证十部分：此部分之支出原告将部分本身为孕妇所需购之孕妇装，算入其为结婚所为之支出，显与法不合。（常理）２、非财产上损害部分：

按法院对于慰抚金之量定，应斟酌双方，并被害人暨其父、母、子女及配偶之身分、地位及经济状况等关系定之，并应斟酌加害程度及其它各种情况核定相当数额（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最高法院七十六台上字第一九○八号判例及最高法院五十一台上字第二二三号判例可资参照。经查被告目前仍系就读国立台北大学企业管理学系夜间部二年级学生，并无任何之工作收入，其名下亦无任何之不动产，是被告本身实无任何资力可言；而原告于高中毕业后，即已入社会而有工作之收入数年，其经济状况实较被告为优。至于原告所举被告之父尚有多笔不动产及租金之收入，其经济状况显较原告为优云云，惟此部分之资力乃系被告之父之经济能力，非被告本身之经济状况，原告以此作为慰抚金斟酌之条件，显与法不合。另原告所提被告之利息收入，则系被告民国八十八年之利息所得，时至今日被告亦早已无此资力。再查被告纵认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之事由而违反婚约，亦系基于原告先怀有身孕而奉子订定本件之婚约，惟订订婚约经深思熟虑后，始悟觉双方之个性及家庭差异过大，双方由结识至订婚亦仅短短三、四个月之时间，感情基础甚为薄弱，若勉强因子而结婚，致结婚后始造成婚姻之离异，对原、被告双方及所生之子女而言将更是更严重之伤害，故被告之违反婚约亦实非被告所愿见，是斟酌上开之情事，原告主张五百万元之精神赔偿，显属过高。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经查被告因订婚当日即赠与原告聘金卅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

计六万三千元，以上赠与被告共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680016元），是被告谨以此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婚约既经解除，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予被告，且纵认违反婚约之一方为被告，被告亦可依上揭规定请求返还。被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应属有据。

三、证据：

提出发票、合和堂饼店订货单、统一发票、红包明细表及陈棋炎等人所著之民法亲属新论第八十五至八十七页等件为证。（学术观点作为裁判依据之证据）

理

由（裁判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告起诉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原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讵被告于同年五月初旬留书离家，并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为此依民法九百七十八条、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三十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及非财产上之损害五百万元，并加计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算之法定迟延利息，又原告订婚后并无因细故而与被告争吵或多次强迫被告至神坛膜拜之情事，被告自不得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规定以有重大事由解除婚姻，亦无从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请求原告返还赠与物或以之主张抵销，尤其原告否认被告曾赠与任何财物，亦否认被告所提单据之真正，且该单据与原告并无任何关连，被告自无从主张抵销等语。（综述原告诉求及理由）

二、被告则以两造认识未久，原告即声称已怀孕，伊遂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原告订婚，原约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惟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深夜至原告所熟识之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解除婚约，伊乃于同年五月十二日致函原告欲解除婚约，则原告自不得以其系婚约解除无过失之一方而向伊请求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纵令认伊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解除婚约之合法事由，原告主张其受有卅九万一千零四十四元之财产损害及五百万元之非财产上损害，亦属无理、过高，况伊因订婚而赠与原告聘金三十二万元、项链手饰十三万四千元、订婚喜饼四万八千五百十六元、食品礼盒十一万四千五百元、红包十九包计六万三千元，合计六十八万零十六元，伊以答辩状之送达，作为向原告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而两造婚约既经解除，依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规定，原告自应将上开赠与物返还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等语，资为抗辩。（综述被告抗辩及理由）

三、原告主张两造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订婚，并定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被告于结婚期限将届前，留书离家，复于同年月十二日寄发存证信函通知原告欲解除婚约，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之事实，业据其提出订婚喜帖、结婚喜帖、喜饼上卡片、被告信函、存证信函、声请调解书、照片等件为证，并经被告自认无误，应堪信为真实。（经认定的事实）

四、被告虽辩称原告于订婚后，即因细故与伊争吵，并强迫伊须至神坛膜拜，遵行原告所笃奉之宗教，致伊受有精神上极大之压力与痛楚，合于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九款所定有其它重大事由得以解除两造婚约，伊亦以答辩状缮本之送达为解除婚约之意思表示云云，惟查：

被告所辩两造有重大事由，伊得解除婚约之事实，已为原告所否认，且被告迄未举证以实其说，其此部分抗辩，即难采信，是被告不得以有其它重大事由解除婚约。（经推定的事实）按婚约虽不得请求强迫履行，而解除婚约，仍非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不得为之，最高法院三十三年上字第三九七一号判例参见。可知被告欲解除婚约，必以原告有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始得为之，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是以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属有过失之一方，而原告并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情形之一，即无可归责事由，依上开说明，被告自不得径以意思表示解除婚约。（经认定的法律规定）

五、按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九百七十六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对无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所列各款情形之原告不与之结婚时，被告即成为无理由之婚约违反者，原告自得请求被告负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责任。兹就原告得请求赔偿之数额分析如后：

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１、原告主张其为准备结婚而依习俗先行订婚，支出喜宴费用二十二万八千元及为印制、寄发喜帖而支出六千一百十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收据、发票及购买票品证明单各一纸为证，并为被告所不争，应堪信为真实，而原告因信赖将与被告结婚而支出此部分之费用，嗣被告违约不与之结婚，应认上开费用自属原告因此所受之损害，被告应负赔偿之责。（经认定的事实）

２、原告另主张其为准备订婚、结婚而购买项链等饰品六万七千九百元之事实，已据其提出收据、发票为证，并经证人张简素娥到庭证述称：上开有收据所载项链、饰品、钻石、手饰等系有关原告订婚、结婚用之饰品，来来百货之发票是珍珠项链之收据等语明确（见九十年七月十二日言词辩论笔录），证人林庆祥亦证述有看到原告订婚时照片内有上开首饰、项链等语无误（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应堪采信。被告徒以证人张简素娥为原告之母亲，所为之证词有偏颇之嫌而谓其证词无证据力，惟未举出证人张简素娥之证词如何与事实不符而致无证据力之处，其空言否认，自不足采。按「女子出嫁，原不必购臵妆奁，惟女子一方因已订婚，而购臵妆奁，他方若违反婚约，致将婚约解除，则其购臵妆奁所受实际上之损害，究不得谓非因他方与之订婚所受之损害。」，最高法院二十一年上字第一四三九号判例参照。上开项链、饰品、钻石、手饰及珍珠项链等物既系原告为准备订婚、结婚所购臵之妆奁，因被告违反婚约不与原告结婚，依上开说明，原告购臵上开妆奁所支出之费用即系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自得请求被告赔偿。被告辩称上开妆奁并非购臵后即不具财产上之价值，原告不得求请求伊赔偿云云，亦与上开说明有违，要无可采。

３、原告又主张其支出订制婚纱、化妆及摄影费用四万八千八百八十五元之事实，业据其提出估价单一件为证，被告徒以制作该估价单者为原告前任职之春晖摄影事业有限公司即否认其真正，自无足取。再者，每位新娘为使自己在婚礼时更出色、美丽，必较常人多花费心思，更要求完美，或因摄影公司所提供之礼服无其尺寸或不合其意，因而订制礼服难谓属非必要之费用支出，被告空言否认该等费用之必要性，亦无足取。（经推定的事实）

４、至原告主张其于订婚当日支出红包及什费共计二万二千七百元之事实，固据提出明细表一纸为证，惟查该纸明细表为原告母亲张简素娥单方制作之私文书，被告既否认其真正，且证人林庆祥至多能证明帮忙者每人红包为二千元，三人共六千元之事实，简叶秀兰仅能证明其收到牵新娘之红包钱为三千六百元之事实，均无法证明其它红包内放之金钱数字，况证人林庆祥、简叶秀兰均证述红包系原告母亲给的钱等语明确（见九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言词辩论笔录），参以目前台湾社会极其普遍之民间习俗即订婚时由女方给予男方及媒人、花童、帮忙之人员等红包什费之支出，原告既上有父母存在，上开费用由其父母代表女方支出衡属合理正常，应认上开红包及什费支出二万二千七百元非为原告所支出，原告自不能请求被告赔偿。

５、又原告主张其购买结婚衣服、鞋子等用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九元之事实，固据其提出估价单及发票（指原证十）为证，被告虽辩称该等估价单及发票皆无抬头及货物之名称，难作为原告有此支出云云，尚不足采，惟依证人林美伶所述：「（问八十九年四月间有否陪原告买衣服？原证十哪些是属？）有，原证十内的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七百元鞋子、九百八十元衣服都是订婚用，其余是原告肚子渐大要穿的。」等语，另证人张秋明亦证述其余衣服是因为原告已经怀孕所以才买的比较宽松，但是这些衣服不是订婚结婚要用的。」等语无误（见九十年九月十三日言词辩论笔录），则只能认定原告所买上开衣物仅有一千六百八十元衣服、九百八十元之衣服及七百元之鞋子系作为订婚之用，其余非关结婚、订婚之用，且部分衣服系原告为因应其日渐隆起之肚子而购臵之孕妇装，难谓系因订婚、结婚而支出之费用，尤其订婚、结婚时均外穿摄影公司提供之礼服，未穿戴一般居家衣服用，是此部分只能认原告因被告违反婚约所受之损害为三千三百六十元。

６、综上所述，原告得请求被告赔偿财产上损害合计三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348755元）

非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部分：

本件原告曾任职于春晖摄影有限公司，于八十九年一月初识被告进而交往，嗣于八十九年三月间发现已怀有身孕，即于八十九年四月十日辞去工作，并于八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与被告举行订婚喜宴，并于喜饼上张贴两造将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结婚之卡片，又印发结婚喜帖通知各亲友，因被告悔婚不欲履行婚约虽经原告声请调解无效，两造终未于同年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结婚典礼，应认原告精神及心灵上所受之创伤，非笔墨所能形容，而原告于八十九年五月三日接到被告留书出走之通知后，翌日（即同月四日）即由其父母带往医院检查，却因怀孕已超过十二周，医师告知不适合作流产手术，有被告所不争之诊断证明书一纸在卷足凭，是原告于身心受创之余，尚须担负未婚生子之社会异样眼光，且被告曾怀疑原告所生之子张文翰非自伊受胎，嗣经本院嘱托马偕纪念医院进行血缘鉴定，确定张文翰为被告之子后始还原告清白，有该医院亲子鉴定报告一份附卷可稽，以原告原为花样年华之少女，竟遭被告无情且不负责任之对待，情何以堪，且原告所受之创伤一辈子亦难以平复。本院斟酌原告系六十五年九月八日生，现年二十五岁，毕业于台北市私立稻江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并无恒产，现任职于摄影公司，底薪约二万五千元，加上奖金约月入三万五千元，尚需身兼母职照顾幼子，生活十分艰辛，而被告系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现就读台北大学企业管理系夜间部二年级，有打工经验，每月自父母处领取零用钱二、三万元，虽现无恒产，惟被告在八十八

利息所得即达约三万元，有被告所不争之各类所得数据归户清单一件在卷可按，并非无任何资力，且被告为家中独子，家境尚佳等情，认被告应赔偿原告非财产上损害一百二十万元（原告诉求500万元，法院判定120万元）为适当。

六、末按因订订婚约而为赠与者，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时，当事人之一方，得请求他方返还赠与物，民法第九百七十九条之一着有明文。可知订婚赠与物之返还，以婚约无效、解除或撤销为其前提要件。本件被告故违结婚期约固构成婚约解除之情形（民法第九百七十六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参照），惟原告并未解除两造婚约，而被告为有过失之一方，亦无权解除婚约，而两造婚约又非无效或经撤销，则被告主张原告应将订婚赠与物返还予伊，伊并以上开原告应返还之赠与物价额主张抵销云云，核与上开规定不合，自难准许。

七、从而，原告依民法第九百七十八条、第九百七十九条第一项规定请求被告给付一百五十四万八千七百五十五元及自起诉状缮本送达之翌日即八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至清偿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计算之利息，为有理由，应予准许，逾此范围之请求为无理由，应予驳回。本案事证已臻明确，两造其余主张陈述及所提之证据，均毋庸再予审酌，附此叙明。

八、假执行之宣告：

因两造陈明愿供担保，声请宣告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经核原告胜诉部分，合于法律规定，爰分别酌定相当之担保金额宣告之；原告其余假执行之声请，因诉之驳回而失所依据，不予准许。

九、结论：本件原告之诉为一部有理由，一部无理由，依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但书、第三百九十条第二项、第三百九十二条，判决如主文。

如对本判决上诉，须于判决送达后廿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家事家庭法官 张竞文

法院书记官

篇3：婚约彩礼返还纠纷若干问题探析

一、婚约、彩礼的概念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价值也随之上涨,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由此而引发的纠纷也日益增多。婚约,简单来讲,是指以结婚为目的,双方当事人对婚姻关系做的事先约定,它不是一纸婚姻契约,而是以结婚为最终目的的双方预约,它一般通过口头许诺建立起来。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彼此产生未婚夫妻身份,婚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具有很大不同,特殊性非常明显,因为只要一方主动解除约定,法律上不能有强制力促使婚姻继续,违约责任也无从谈起,一句话,婚约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因为婚姻法等各项法律没有对婚约做出相关强制履行规定。但由于受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着的。

彩礼,也称聘礼、纳彩等,即男女双方在订立婚约时,通常由一方给另一方的礼金或礼物作为聘礼,俗称彩礼,彩礼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证明婚约的存在,是指以结婚为目的的,也是双方增进关系的一种赠与,双方当事人对彩礼多少没有书面约定,具有义务性和无偿性,属于无偿赠与,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为婚姻关系做的事先约定,是以结婚为最终目的的双方预约,它一般通过口头许诺建立起来。彩礼的给付,往往不是当事人真正情愿主动给付的,而是迫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并以能与对方结婚这一目的而做出的一种赠与行为,是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二、婚约、彩礼的性质及司法界定

(一)婚约、彩礼的性质

婚约、彩礼在我国古代社会渊源颇深。从婚约的性质看,其所确立的是一种准人身关系。为成立婚约而举行的仪式叫订婚或定婚。婚约当事人之间是一种以婚姻为前提的预约,他们以未婚夫妻相待。订婚后,基于订婚关系,男女双方的正常交往获得认可,男女双方父母以亲家相称,双方家庭关系亲密。订婚男女承担着道德上的义务,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婚约、彩礼的司法实践观点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一线法律工作者认为待彩礼问题可以归类到赠与,认为彩礼是一种赠与行为。但是,财力有其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1)当事人赠与彩礼并不一定是完全出于自愿,往往是迫于当地的风俗习惯的压力而给予另一方的;(2)赠送财礼的目的在于缔结婚姻,而一般的赠与不会带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因此,由于彩礼的特殊性,有关彩礼的性质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观点。

1. 附义务的赠与说

根据《中环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这种情况下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所以,这种赠与是以受赠人负担一定的义务为前提的赠与,这有别于一般的赠与,因为,一般的赠与是不负担义务的,由此可见,附义务的赠与是一种受赠人负担一定义务的赠与。虽然在一般赠与中,受赠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但附义务赠与中义务与赠与并不对等。这种情况下,如果受赠人不履行义务,赠与人无法不履行其赠与义务,但是在赠与人履行义务后,如受赠人仍不履行义务,赠与人能够撤销个人的赠与义务,同时让受赠人退给自己彩礼或者督促受赠人履行义务。所以,这种学说也有很大的弊端存在。

2.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

这一说法将后期可能发生的某种事实作为赠与失效的条件。《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根据这一说法,合同中附带的解除条件一定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某种条件,这种情况一定是在合同中约定的,而且这一约定不违背法律要求。这种情况下,如果彩礼是属于这种赠与,而结婚是彩礼赠与的条件,那么,这与婚姻法中规定的婚姻自由的说法是矛盾的,而且,也让整个婚姻具有了买卖婚姻的嫌疑。

3. 不当得利说

一般来讲,所谓不当得利是指基于缺乏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该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返还给受损害一方。在彩礼这一问题上,因为婚约解除,受赠人应该返还彩礼,这样才能避免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发生。否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会受到一定制裁。从本质上讲,给付彩礼的一方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赠与的,接受方接受彩礼也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只要不是出于索取,即有合法依据,因此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

4. 目的赠与说

它是指赠与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赠与。这其中的目的赠与让这一说法很好地区别于其它赠与。严格来讲,目的赠与说在彩礼的赠与性质上的解释更贴近法律实际,也更与前面所说的附义务赠与说和附解除条件赠与说有着很大区别,前者将结婚作为赠与的义务,后者结婚不成当作解除婚约的条件,这与我们国家婚姻法所规定的婚姻自由一说互相违背。以限制人身权为条件,本身就违背相关法律规定,而彩礼的占有也不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的不当得利。因此,彩礼应当认为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为的赠与行为,目的赠与说来解释彩礼的性质较为确切。

三、彩礼返还的依据

我国关于彩礼返还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民间风俗习惯,我国民间一方赠与另一方彩礼,从本质上讲赠与彩礼的一方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主动赠与的,接收彩礼也是基于风俗习惯而接受的,这种风俗习惯虽然不提倡,但尚未被法律明文禁止。按照风俗习惯赠与的性质,双方解除婚约或结婚后时间不长分手的,如果男方提出分手或有过错的,女方可以不返还彩礼;如果是女方提出分手或有过错的,女方应将彩礼给于返还;如果因女方索要彩礼造成了赠与彩礼方生活困难的,接受方也应当返还彩礼。

另一依据是法律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民间风俗习惯,对于婚约彩礼返还问题,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返还彩礼的几种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使得对婚约彩礼纠纷的处理更加有法可依,在实践上也更有借鉴意义。但是,我们仍然发现,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未结婚或已存在婚姻关系,但其适用范围还是有限,对同居生活甚至生育子女等一些特殊情形没有更加具体的规定,解释并不能包括婚约彩礼的全部情形。

摘要：订婚约、送彩礼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种婚嫁风俗,在当前也仍然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本文在对婚约、彩礼的概念以及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作了详细论述,对婚约、彩礼的性质进行了辨析,又进一步论述了在司法实践中对婚约彩礼纠纷案件诉讼主体应该是男、女双方本人而不应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等其他人,对彩礼的范围以及应返还的数额和不应予以返还的情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通过对婚约、彩礼的分析和论述,有利于更好的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这类纠纷,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婚约,彩礼,渊源,性质,返还

参考文献

[1]谢广利.彩礼返还问题的法律规制[J].黑河学刊,2015(01).

[2]王福泉.试析婚约彩礼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影响[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08).

篇4：战争与婚约

法国影片《漫长婚约》，在预告片中为自己写下了这样的定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但法国女子玛蒂尔德盼来的不是未婚夫曼尼奇的荣归，而是一纸带来他死亡讯息的前线来信。曼尼奇和另外四名法军士兵，为躲避血腥的战争噩梦，开枪打伤自己双手，期望能被遣送回乡。在残酷的索姆河战役中，然而他们却一起受到审判，冷血的军事法庭将他们流放在两军之间的索姆河无人地带，处在德法的交叉炮火之中，这里无疑就代表着死亡。玛蒂尔德坚信自己的未婚夫没有死，左腿残疾的她决定千里寻夫，走上了那条索姆河不归路。

电影的背景是索姆河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酷烈、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

始于1916年7月的索姆河战役，是协约国集团战略进攻计划的一部分。1915年12月，法军总司令霞飞与英军司令海格爵士商定，由英法联合在索姆河两岸实施大规模战略进攻，彻底突破德军的防线，从而打破西线僵局，为而后转入运动战创造条件。然而此时的德军也有同样的打算，只是他们将突破点选在了凡尔登。霞飞和海格不得不对原定计划进行修改。

英法在索姆河的进攻如其所愿地牵制了德军在凡尔登的攻势，然而，协约国在索姆河付出惨痛了代价。驻扎在索姆河防线最前沿的是德军第2集团军。自从西线陷入堑壕战僵局以来，这里已有两年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斗，因此让德军有充裕的时间加强防御。德军的整个阵地从低到高修筑在山坡上，除了被前后分为3个阵地的完整防御体系外，还构筑了深达40英尺的地下坑道网。地下工事里不仅储备了丰富的弹药和食品补给，还有野战厨房、洗衣房、战地医院等设施。英军指挥官海格爵士感叹：“德国人已不辞劳苦地把这些防御工事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也正是这样坚固的防御，使德军顺利地逃过了英军之前的轰炸和炮击。

7月1日上午7时许，近40万英法联军越出战壕，排着密集的队形，在炮火的掩护下越过了两军阵地间的无人区，向德军发起了冲锋。此时，德军早已从潜望镜中发现英、法军的动向，全数准备就绪地埋伏在坑道口，准备占领表面阵地。等到英、法军的炮火稍停，德军立即从地下工事中倾巢而出，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阵前，居高临下地等待英军进入射程。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这一天结束时，英军的伤亡人数就已达57470人，其中19000多人死亡或重伤。截至八月底，英、法军在两个多月的进攻中，以伤亡近30万人的代价，才向前推进了3～8公里。

在这触目惊心的惨痛伤亡面前，英军决定即刻启用秘密武器——坦克。英军共出动了49辆坦克。但由于机械性能不佳，许多坦克都出现了机件故障或是陷入泥沼无法动弹等情况，真正实际冲击到达德军前沿阵地的只有18辆。尽管如此，初次参战的18辆“钢铁怪物”，还是给德军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威慑。

索姆河战役耗时4个多月。直到11月中旬，恶劣的气候与双方物资的枯竭才迫使这场战争宣告结束。据统计，在这短短数月中，英军的损失总数达到了破天荒的42万人，法军达到近20万人，而德军则达到50万人。就兵力、兵器而言，它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

在这场战争结束后91年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去想象动辄死伤数十万人的战争场面。只有了解索姆河之战是怎样的一场以人类身体堆积起来的战役，才能明白，电影里的年轻的士兵为何会不顾一切选择自残。也才能明白，玛蒂尔德的寻夫之路，其实是揭开战争真相的旅途。

《漫长的婚约》 导演 让-皮埃尔·热内

主演 奥黛丽·塔图 加斯帕德·尤利尔 多米尼诺·皮诺 朱迪·福斯特

导演：弗洛兹·阿巴斯·汗

主演：达山·贾里瓦拉阿克夏耶·坎纳

莎法丽·什提

《我的父亲甘地》

一个民族的圣雄，是他从未拥有过的父亲……

一个民族独立的代价，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悲剧……

本片作为再现印度民族圣雄甘地的影片，导演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述了这个人民心目中甘地的形象。故事真实的描述了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从一个儿子的视角仰望作为民族圣雄的父亲，带出了一段英雄人物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导演：凯文·雷诺兹

主演：詹姆斯·弗兰科索菲娅·麦尔斯

《王者之心》

篇5：解除婚约协议

当事人：蔡启山，男，住梁山阳光佳苑 当事人：陈蕾蕾，女，住梁山百货家属楼

蔡启山、陈蕾蕾于2013年6月27日订婚，蔡启山以本地风俗习惯给付陈蕾蕾聘金20000元；戒指1枚、项链一条计8460元。现双方解除婚约，经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一、陈蕾蕾返还蔡启山聘金16000元，戒指1枚，项链1条。

二、双方自此再无任何婚约财物争执。

三、本协议履行后，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纠缠对方。

四、本协议双方家长签字后生效。

男方家长： 女方家长：

中间人：

篇6：婚约制度比较研究

从历史上看，早期婚约具有相当大的法律效力，婚约是婚姻成立的必要组成部分，未订婚者婚姻无效。如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有“倘自由民娶妻而未订立契约，则此妇非其妻”的规定，并规定“婚约签订后，女方父亲不得将女嫁作他人”。古罗马时期，婚约盛行，但缔结简单，解除容易，效力有所减弱，与现代不欲婚约拘束力过强之思潮最相契合。中世纪，寺院法对婚约极为重视，婚约被视为神的旨意，婚约一经订立，法律上即具有准夫妻身份，互负贞操义务；一方不履行婚约，须受宗教上的处罚，并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西方各国在其立法中多数规定了婚约制度，但婚约的效力却较前削弱许多，婚约不再是婚姻的必要组成部分；婚约不得请求强制履行，当事人可任意解除婚约，但无法定事由的退婚可能面临对方的损害赔偿诉讼。

在我国古代，婚约多为父母、尊长包办，订婚是嫁娶的必经程序，对男女双方都有约束力，悔约者须按律科刑。近代，北洋政府曾依照德国、瑞士民法的规定，增加了订婚条款，在保留固有法的尊长、家长主婚权的同时，提高了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能力，但建国后的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中都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婚约立法，但婚约又通常为男女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一种契约，并不具有强制性。因婚约解除引起的财物纠纷，一般属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但国外立法会区分不同情况下的赠与物而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借鉴国外的婚约制度，并结合中国传统习俗文化，我国应当有自己的婚约制度。

资产阶级信奉“契约自由”的原则，契约当事人有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即当事人有权订立任何种类的契约和契约的任何条款，包括用协议的方式改变法律的规定，排除某种法定义务，而法律不能随意干预。至于订婚的形式，各国规定不尽相同，有的国家规定须书面证明，如意大利、墨西哥、瑞士等国；有的国家须证人证明，如瑞典国；有的还规定须在教堂中于证人面前举行。但大多数国家对婚约的形式持不要式观点。

婚约既被许多国家的法律所重视，那么，若解除婚约法律上也必定有相应的处理措施。一般地，解除婚约得有当事人的合意或者一方当事人的提出才能出现。解除婚约以后，双方当事人都不再受原婚约的约束，但必须对解除婚约所产生的财产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损害予以赔偿，并对婚约期间的赠与物予以返还。对精神损害赔偿，有的国家有规定，有的国家就没有规定。而规定有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是因清白的女方在婚约期间与婚约男方发生同居或性行为，当男方无重大事由而解约，或女方因男方的过错提出解约时而产生的。一般要赔偿相当的金额。如联邦德国、瑞士、墨西哥、秘鲁等国的法律对此均有规定。对于订婚时的纪念品或赠与品，在解除婚约时，多数有婚约规定的国家都认为是不当得利，应予以返还。

在我国，订立婚约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并不等于禁止当事人订立婚约。婚姻法不规定婚约，说明婚约在我国没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一方要求解除婚约，可径行通知对方，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更无须经过调解或诉讼程序。不仅如此，就是对双方已经同居的，除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关系属于“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以外，人民法院也不予受理。我国立法取这样的模式，旨在充分保障结婚自由原则，克服借婚约干涉婚姻现象的发生，且对早婚早恋现象也有积极的抑制作用。因此，如果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强制解除其恋爱关系或同居关系，甚或要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婚约，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在此前提下，就更谈不上请求财产损害赔偿或精神损害赔偿了。

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情况，男女双方缔结婚约以后，双方的亲戚、朋友都会为之庆贺，于是便出现了第三人赠与财物的问题。当婚约解除以后，这部分财物如何处理呢，瑞士、联邦德国法律认为，婚约人之父母为期待未婚配偶结婚所为之赠与，应准用返还，而第三人为未婚配偶婚前所贈与之结婚礼物，不适用请求返还权，但可按一般不当得利之规定处理。美国判例允许第三人于婚姻不成立时请求返还所赠与的礼物。在我国，第三人赠与财物的情况也较为普遍，社会上所谓的“彩礼”、“聘礼”、“见面礼”等术语多属于第三人的赠与物。大多数具有婚约制的国家都将婚约双方当事人在婚约期间或婚约之前互赠之财物作为不当得利，认为赠与方可以请求返还。从法律上确认赠与的时间非常重要，其直接关系到财物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另外，如果将赠与时间看成婚约期间赠与一切财物的时间，或者看成是缔约婚约时的赠与，亦或看成是连同缔约前的赠与，则在处理上就有一个被返还的标的物的数额确认问题。对此，世界上许多国家规定不一。如瑞士法认为以订婚时的交换物为限，订婚前的期待订婚的赠与和订婚后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均包括在内；联邦德国法律则认为，订婚时的赠与与婚约存续中的赠与应包括在内，而订婚前的赠与不适用请求返还之规定；美国的判例则认为，订婚前和订婚时的赠与礼物可以请求返还。我国法律虽然不承认婚约具有法律效力，但对因解除婚约包括恋爱关系终止所引起的财物纠纷，认为属于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可以由人民法院受理。

篇7：我国婚约制度探析

关键词：婚约；婚约制度；契约

一、婚约的概念及意义

《礼记·昏义》中称：“昏礼者，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可以观之，古人将婚姻纳入礼记体现了古时缔结婚姻绝非男女双方个人之私事，而是双方家族的结合，甚至是国家之间的政治联合，这十足的显示了婚姻的社会性地位。诚然，婚约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理论界对婚约概念的表述并无二致，通说认为：婚约即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前约定。婚约的成立亦称订婚（或定婚）。婚约成立后，当事人双方产生未婚夫妻关系，负有将来相互结婚的责任。在此，婚姻是一个预定性的目的，婚约是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制定的“友好”契约。订立了婚约，在民间俗称为未婚夫妻。在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几乎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婚约自身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婚约与合同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等同于合同，也不是债务关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婚约本身存在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和未来，婚约将长期并广泛存在。与婚约有关的纠纷多并且复杂，尤其是在制定法滞后、空洞而乡俗民约盛行的基层社会，更是令人纠结。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婚约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婚约制度需要统一的标准才能平息或减少社会纠纷。现实在呼喊：“婚约习俗赶紧回归制度框架，让其在法律的规制下，平息因婚约而产生的种种纠纷吧！”显然，构建婚约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且任重而道远。

二、婚约性质

婚约制度由来已久，在我国历史上，婚约制度最早记载与西周时期，《周礼》中六礼制度，但当代婚约同封建社会婚约有很大不同。关于婚约性质，学术界争议已久。主要学说为事实说、契约说、折中说。笔者赞成契约说。契约说是指，“婚约谓一男一女约定将应缔结婚姻之契约”。①认为婚约是将来男女双方订立婚姻契约而事先达成的契约，在男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订立的契约。婚约是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双方法律行为，其最终目的在于登记结婚。可以说，婚约是结婚的预约行为。在婚约期间，双方经历进一步的了解、相处，认为对方不适合成立夫妻关系，例如性格不合，可协商一致自愿解除婚约，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充分表明我国婚姻法上的结婚自由原则。违反婚约不同于解除婚约，双方可在婚约中约定解除情形，出现约定解除条件，协商一解除婚约，减少违反婚约的情况。

笔者认为，违反婚约本身的法律后果是承担违约责任，而非侵权责任，直接原因在于可以将婚约看作契约，婚约属于亲属法上的契约，婚约不适用于合同法，婚约不是合同。根据现行婚姻法，婚约不是结婚的必经程序，不产生结婚的法律效力，但或多或少成立亲属法上的准身份关系。婚约是亲属法上的契约关系。违反婚约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因契约一方过失导致婚约无法履行，有过错方应当向无过错方进行赔偿。

三、婚约的效力

婚约实则一种以结婚为目的的社会契约。亲属法上之契约往往以亲属间身份关系为调整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婚约非结婚的必经程序，所以即使婚约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双方有可以受法律保护的婚姻关系。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婚约部分处于空白的状态，采取不支持不反对的态度，婚约不具备法律效力。婚约作为一种民事习惯，在民间大量存在，相关纠纷也复杂多样。虽然没有法律规定，仍然具有道德约束力。法律中婚约制度的空白是对社会婚约现象的忽视，婚约纠纷多且复杂，司法对于此类纠纷无法可依，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构建婚约制度至关重要，理清婚约制度的效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婚约的履行能对当事人产生财产关系，又能产生人身关系。以婚约当事人自愿履行为前提，任何人不能强迫婚约当事人履行婚约。王泽鉴在《民法概要》“亲属编”中认为，婚约的效力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发生身份关系，二是婚约无强制性，三是违背婚约的损害赔偿。②婚约无人身效力是为了保护结婚自由，任何人不得依据婚约诉请法院强制履行结婚。婚约是身份契约，涉及人身自由，任何人、团体不得强制当事人履行。同时，婚约是一种事先的契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对财产进行约定，这种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婚约解除后，也可依据事先的契约进行财产分割。笔者认为婚约制度中婚约解除方式必不可少，当双方或者一方不愿继续履行婚约时，可以合法解除婚约。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真正实现婚姻自由。

结语：

笔者认为，婚约目前在我国是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执行力的。也就是说，婚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婚约约定时，另外一方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然而，婚约是一种婚前契约，那婚约双方就应该秉承《合同法》中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契约精神，基于合理信赖、相互尊重的原则来行事。婚约订立后，当事人一方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时，受害一方有请求赔偿及返还赠与物的权利。一般以过错归责为原则，即婚约当事人一方无正当理由而违反婚约，或因自身过失违反婚约时，受害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请求赔偿。毕竟婚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契约，需要付出比普通合同更多的精力来能更好的达到我们的目的。（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史尚宽《亲属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王泽鉴《民法概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3]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4]金玮《我国婚约制度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5月25。

[5]陈柏峰《关于我国婚约制度的立法思考》，《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16卷第3期，2001年9月。

[6]袁志丽《对构建我国婚约制度可行性的思考》，《西部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

注解

①史尚宽.亲属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11.

②王泽鉴.民法概要[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