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车文明批判

轿车文明批判（精选4篇）

篇1：轿车文明批判

批判图书馆中不文明现象及改正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红粉娇。”先人对书籍有较高的评价，而图书馆收藏着大量的文献书籍，我们可以在图书馆找到所需要的知识资源，图书馆对于广大青年学生丰富视野、拓展知识面、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同时也为提升人才提供平台与载体。图书馆在我们的生活学习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曾被誉为“知识的宝库、知识的喷泉”,“大学的心脏”，“学校的第二课堂”，直接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可见图书馆的作用不可小觑。然而，在当代的大学图书馆却不乏不文明现象。

一、浅谈图书馆之不文明现象

NO.1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占座位

“朝辞寝室彩云间，千里占座不畏难。路过兄弟高抬手，同窗情谊记心间。”“占座文化”已开始演变为恶意占座。课桌上书包、一支笔，更有甚者用纸片、水果、零食等都成为占座的得力助手。纵观几所高校的情况占座位毫无悬念的成为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首。特别是快到期中期末考试或是临近四六级考试的时候，占座位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一种风尚。图书馆自习室或是机房或是阅览室占座而人不到，一些同学学习刻苦勤奋，人不到而书先到，并且经常是半天或整天占着座位。更有甚者在头一天晚上就把书放在了桌子上拿回去，目的就是为了第二天接着占座。占座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尽管图书馆出台了一些规章制度，馆员定期、不定期地组织人员对阅览室占座的情况进行清理，但是收效甚微，关键时期占座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有些同学对图书馆的规定置若罔闻，把自习室、阅览室、电子阅览室这些公共场所当成自己的私人空间，放个东西在桌上，“占山为王”。一方面是想坐而没有座位的同学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是占座的同学乐此不疲，无视管理员的举动，我行我素。图书馆采取一定措施是有必要的，但我觉得最实质的核心是要让占座位的同学思想上有觉悟，否则无论做什么都枉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相反图书馆做的是重复而大量的无用功。比如，就图书馆现有措施可以加以改进，图书馆组织人员定期对阅览室、自习室占座书籍物品进行清理收缴的同时可以并对占座者进行教育登记，对反复有占座位不良记录者，在教育的同时图书馆可以将暂停其一段时间的借阅权限作为惩罚。文武其下，软硬兼施，让占座位者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从思想上开始改正。其次图书馆虽然支持上自习的同学自行清理占座书籍物品。但缺乏鼓励，因为从某一方面讲，私自清理桌上的书籍不免有种做贼的嫌疑，而且坐在那个位子上也让人不安，图书馆可以采取些思想上的鼓励做无形之中这部分“胆小”同学的思想后盾，在自习室里找不到座位的同学，把占座位的书拿开。只要做到有理有节，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想，作为大学生群体，如果大家敢于与不良

现象作斗争，首先自己不占座位，同时制止占座行为，阅览室占座位的现象自然会少，大家也不会为在图书馆阅览室找不到座位而烦恼。另外，图书馆可以开设借座卡，比如针对某张桌子限定有时间使用权，没每人只能有一张借座卡，进门取卡，出门还卡，无卡无座。再次，图书馆可以征求广大同学的意见，让同学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图书馆的管理献计策，一方面是同学自己提出来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有利于实施，同时也帮图书馆解决了难题，一举两得。最后，图书馆可以与各个学院、班级形成联盟以主题班会或者是讲座的形式让和谐图书馆的思想深入人心，只有大家思想上重视了，才能在行动中表现出来。

NO.2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公共场合男女同学举止过密。

图书馆是个安静清幽的地方为大家创造了一个和谐宁静的环境，然而也不乏成为部分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好地方。虽然现在大学生谈恋爱已经得到社会很多人的认可，但在图书馆自习室里仍有甜蜜的恋人不顾场合旁若无人地亲亲我我、打情骂俏，不仅严重了影响了他人的学习而且也有损我们学校的形象。

NO.3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噪音污染

不少同学应该有过这样体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安静看书学习的地方看得正认真投入的时候，突然听见高歌猛奏，把自己从理想拉回了现实。接电话的同学还不知检点的说得兴高采烈，手舞足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电脑等电子产品在学生间也变得普及，因此有的同学把电脑带进自习室，我个人并不反对带电脑进入自习室，但是有些同学敲击键盘鼠标的声音或许有点夸张，在这样一个本该宁静的环境中一点点的不和谐音符都会造就读者的不悦，因为我们来这不仅寻求知识还寻求一个环境。还有，前不久，我进图书馆，发现有好几个同学在背单词，在不得不佩服这些同学刻苦努力的同时，我不禁想说，宁静的环境是靠大家一起创造的，你在享受我们大家创造宁静环境的同时希望你不要破坏它。针对以上两点，我觉得图书馆可以在某些地方贴上警示牌，无声而有意的提醒，相信每一个善良的同学都会知道怎么做的。

NO.4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随意涂写或撕页公共图书。

公共图书是集体的财产，但是也有不少同学将自己的见解写在上面或是划出重点，更有人直接将需要的书页撕扯下来。一次我在综合书库，听见一个管理员老师在教育一个学生，他把从图书馆借的书画的乱七八糟的，老师很是生气。我也借到过类似的书籍，在书的后面被写上了好多单词„„严重影响了我阅读的心情，图书馆的书籍资料是大家共同所有，我们大家都应该爱护，只有我们爱护它，它才会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知识的财富。

NO.5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衣冠不整。

在图书馆门前有一个牌子，清楚地标明了进馆仪表要端庄，但好多学生视而不见，明知故犯。有的衣冠不整，更甚者穿拖鞋。在知识与文明的胜地穿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的拖鞋，不仅不雅观，而且在进进出出时还会发出很大的响声，直接影响了读者的学习、阅读。师大女生本来就很多，女生穿高跟鞋不奇怪，可是在图书馆原本宽敞安静的环境中，此起彼伏的鞋声似乎显得不是那么协调。NO.6 图书馆不文明现象之，飘香肆意。

图书馆是学习、读书的地方，但是，图书馆里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却破坏了图书馆应有的学习阅读氛围。嚼口香糖、吃瓜子零食的现象比比皆是、层出不穷。而吃完之后，更有甚者将垃圾置于桌上，若是在电子阅览室就塞到键盘旁边的 “小盒子” 里，尽管图书馆有不允许带零食进管的规定，可是还是有同学把它们塞到包里带进去，其最根本的原因我想是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面，那一缕规章只是空头文字。因为图书馆在这方面的监管力度不大，所以引起的中适度不够高。我觉得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两各方面，从我们学生自身来说，有的同学自身公众意识比较差，以自我为中心，较容易忽视周围人的感觉，看不到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这都很容易影响周围人的行为习惯，从而造成一个整体素质相对较低的局面。另一方面希望图书馆的老师能够更多的以服务者而不是管理者的角色出现，多为读者考虑，与读者一起遵守馆内规定，只有这样，图书馆的阅览氛围才会更温馨，得到更多读者的好评。但是图书馆的良好氛围不仅需要工作人员的管理与维护，更需要广大同学们的自觉遵守与积极配合。

二、加强大学生在图书馆开架借阅中的道德培养

高校图书馆实行开架借阅，允许学生进入书库自由挑选自己需要的文献资料，一方面缩短了学生与书之间的距离，为学生提供博览群书、触类旁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图书的利用率，使图书馆在传递信息、开发信息、进行社会教育的职能中得以充分发挥。

1、利用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

道德培养和管理制度是约束学生行为的重要手段，图书馆除要制定完整的藏书借阅规则外，还要对藏书丢失、人为破坏污损图书、借阅过期、盗窃图书等赔偿或处罚制度也要有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图书馆可以在每年新生开学时，发放图书管理宣传册，组织学生观看有关图书借阅的幻灯录像，在图书馆醒目位置悬挂图书管理条例，在借阅证背面印制借阅须知等，通过利用完善的图书管理制度，有意识地对大学生进行借阅道德的培养和教育。

2、环境育人

图书馆整体环境要保持整洁卫生，书刊摆放有条不紊，书架、地面、窗户干净明亮，并对地面、墙体等进行适当绿化。环境能够影响人，环境也可以改变人。大量实践表明，整洁环境、绿色文化能够稳定读者的情绪，舒缓读者的紧张心理和精神压力，带给读者好的心境，避免大学生由于情绪原因在借阅中出现无谓的争执、喧哗等，与此同时大学生的环保意识也会在无形中得到强化。

3、背景音乐辅助教育

尝试性地在图书馆放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营造优美、舒适、文明的借阅背景。大学生置身于这样的借阅背景中，一定也会文明举止，规范言行。“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大学生借阅道德的培养正是顺应“学校无小事，事事皆教育”这一师德培养目标。大学生在借阅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不文明的现象，相信图书馆通过在管理、人本、环境等方面有益的尝试，对师生借阅道德的培养和教育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馆藏万卷、书香浓郁的图书馆会真正成为知识的海洋、梦想的起航之地。希望大家从我做起，点点滴滴，撑起一片文明的湛蓝天空。

篇2：轿车文明批判

如果把不同地域的文明共同体视作差异“物种”的话, 那么所谓“现代”则可以被看成是由于个别物种“加速演进”而造成人类文明生态整体失衡的巨大“灾变”。这场灾变造就了“现代生境”这个全世界各文明体都不得不置身其间的总体生态环境。

与经过物种自然演化而获得现代适应性的西方文明不同, 中华文明 (乃至整个东方文明) 对于被强迫性骤然“拖进”现代生境因高度不适而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 这种应激反应带有鲜明的极性特征—或彻底守旧、仇视现代, 或否定自我、全盘西化。文明体在应激状态下的集体性极化思维, 迫使原本连续而一致存在的同一文明群落, 割裂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非此即彼的对立阵营。从此, 无论“传统”还是“现代”都获得了某种站队归类的“自觉性”, 而两大阵营则通过不断显影、区划、提纯和强化敌我双方的差异特征, 来清晰自我意识并明确敌对目标。一言以蔽之, 文明灾变语境下, 匆忙裂变出的“传统”和“现代”被人为制造成彼此的“异端”而相互斗争。

作为“灾变语境”下的“斗争叙事”, 百多年来中国的“传统与现代”问题讨论包含了三组二元对立的核心议题。从文明生态的角度观察, 它们分别是强调物种竞争的“中—西”问题、关注环境适应的“新—旧”问题、界分组织单位的“群—己”问题。在中与西、旧与新、群与己之间的两难抉择, 引发了中华文明共同体内部百年不绝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而这三组矛盾议题的交织, 也铺陈了中华文明现当代历史发展的价值叙事主线—从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整理国故、抵制日货、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反帝反修、文化寻根、国学热的“救亡叙事”, 从百日维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互联网思维的“创新叙事”, 从背叛家族、自由恋爱、无政府主义、投奔革命、大义灭亲到伤痕文学、喇叭裤、披肩发、蹦迪、朦胧诗、摇滚乐、街舞、卡拉O K、网恋、纹身、流浪、自主创业的“个性叙事”, 无一不是传统与现代“斗争叙事”的时代显相。

然而, 传统与现代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来自于其枝脉内容的庞杂, 更取决于其三个子叙事之间价值认同的相互冲突:“救亡叙事”的“历史认同”和“集体认同”, 与“创新叙事”的“未来认同”及“个性叙事”的“个体认同”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价值差异, 而救亡、创新、个性三类叙事又均因被强烈的情感所支配而难以对彼此之间的价值差异进行理性的调和, 故此造成传统与现代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不同领域表现出诸多矛盾混杂的现象。

作为“再造文明”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现当代建筑叙事也同步演绎着“传统与现代”问题在文明生态领域的三类主题线索。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族固有式”到五十年代的“民族形式”, 可以被视作对“救亡叙事”的伴唱。这一叙事主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 产生出“后现代”和“乡土风”两支变奏, 一直到21世纪后还以“新中式”的消费风格而余响未绝;“创新叙事”则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建筑界的“传统与创新”大讨论为导火线, 引爆了中国建筑在八九十年代一轮混乱嘈杂的世纪末“形式解放”。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境外建筑师的大举涌入, 创新叙事更成为中国当代建筑的主题叙事, 中国被惊呼成为西方建筑师的“实验场”。与此同时, 中国本土建筑师在创新实验上也不甘人后, 借助后发的学习优势, 在创新尝试上逐渐与西方建筑界保持同步甚至时有超前;20世纪90年代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实验建筑”探索标志着中国当代建筑成规模“个性叙事”的开端, 其后独立建筑师队伍如雨后春笋般日益壮大, 成为对固守集体价值取向的“官式建筑”力量的重要民间补充与制衡。2012年独立建筑师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 凸显“个性叙事”开始在中国当代建筑叙事中占据与“集体叙事”分庭抗礼的话语地位。

结合文明的“灾变语境”考察中国现当代建筑叙事, 可以发现在建筑领域中的传统与现代问题讨论也同样折射出“斗争叙事”的极化特征—中西分立、新旧矛盾、群己对抗表现得同样阵垒分明。归根结底, 传统与现代问题, 本质上是文明 (裂变) 问题而非建筑 (形式) 问题, 文明语境欠从容, 建筑形式亦因之难以轻松。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阵营间不断斗争和站队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惑, 造成了中国现代建筑长期未能形成稳定的范式收敛及有序的历史传承。

唯有剧逢灾变, 文明才意识到了自身既往历史的珍贵;同样, 也唯有在灾变降临之后, 文明才会真正严肃地思考自己的未来。尽管灾变语境将文明体的纯“一”割裂为传统与现代的破碎之“异”, 但灾变造成的巨大系统振荡也帮助文明体祛弱除弊、易筋洗髓。在灾变中幸存下来的中华文明, 从“异”返“一”的旅程虽然艰苦漫长, 但这文明演进过程中无可挣脱的生态洗礼, 将会使浴火重生的中华现代新文明脱胎换骨、凤凰涅槃。而困扰中国建筑界几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也将在中华现代新文明语境中展开全新的认知与思想格局。

二、化“异”为“一”—当代语境下中国建筑“传统认同”的批判性重建

认识到传统与现代问题实际上是文明灾变语境下应激型的斗争叙事, 有助于我们在当下的讨论中破除刻舟求剑式的语境惯性和叙事路径依赖。必须看到, 当代正在发生的文明语境嬗变与叙事主题演替, 令历史上传统与现代的经典斗争关系出现了悄然变换甚至根本颠覆。

在文明系统内部经过长达百多年的不断振荡、重建、调整、适配之后, 中华现代文明叙事已经从“灾变语境”过渡到“常态语境”之中。因此灾变语境下文明体内流行的应激型、焦虑型、对抗型极性思维, 逐渐被常态语境下从容、多元、混融的中庸思维所代替。文明的常态语境和文明体内主导性的中庸思维, 直接决定了既往彰显斗争性特征的文明叙事主题, 被更富于协作性特征的当代叙事主题所取代。

首先, 是“救亡叙事”被“消费叙事”所取代:随着中国内地在世纪之交步入“消费社会”, 消费主义便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经济、社会、文化的几乎全部领域, 消费成为当代中国的统领性叙事主题。消费社会的特点, 是可以把一切社会内容都转换为消费对象。因此在“救亡叙事”中被视为文化图腾而必须捍卫其主体性和纯粹性的传统, 却在“消费叙事”中被看作是富于差异吸引力的消费资源。这种将传统和现代一视同仁的消费态度, 成功地抹煞、混融了两者之间水火不容的极性差异。在资源匮乏年代看似无法调和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矛盾, 到了过剩型的消费主义年代被不知不觉地轻易消解掉了。

其次, 是“创新叙事”被“迭代叙事”所取代:在世界各文明体发展不均衡的现代生境中, 后发的中华现代文明中的“创新叙事”更多是“输入型”而非“内生型”、是“跟从型”而非“主导型”的, 因此“创新叙事”与“保守叙事”之间存在着很陡峭的“时间落差”, 两者无论从思想内核、整体结构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极端化的显著差异, 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然而, 在全球化浪潮让世界趋于扁平, 中、西现代文明发展渐趋同步的今天, “创新叙事”逐渐失去了其“输入性”的“时差”优势, 从而开始被“迭代叙事”所取代。所谓“迭代”, 是指异质元素通过相互杂交而创造出差异化的新品类或新形式。“迭代叙事”不像“创新叙事”那样强调与既有存在状态之间革命性的“极差”, 而是表现为改善性的“微差”, 这些“微改善”与“微创新”通过“高速迭代”在时间中获得复利性的积累, 从而呈现出渐变而巨大的文明进步。通过迭代化累积的微差改变, “迭代叙事”暗中挪移了传统与现代的极性立场, 令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第三, 是“个性叙事”被“网络叙事”所取代:互联网,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重新定义了中华文明中原本捆绑过于紧密的群己关系, 令每一个体可以随时切换自身与集体的关系状态, 换言之, 网络让个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他人互联沟通并自由地栖居在虚拟的集体中。“网络化生存”这种虚拟群落与实存个体难以分割的整体生态, 使个体通过“个性叙事”来与“集体叙事”划清界线的意义大幅降低;与此同时, 由于网络化生存的信息高速传播与低成本复制特性, 网络成员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形式区隔来彰显自身特质的“个性叙事”策略也越来越难以奏效。随着集体与个体之间紧张关系的消弭和“个性叙事”的失效, 传统与现代在“网络叙事”中愈益成为个体自主化、非连续、可切换的临时选项, 而非必须终身归属的永久阵营。

百多年来在中西、新旧、群己等“传统与现代选择集”中归属两难、充满身份焦虑的中国建筑, 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具有共识性认同的集体建筑范式, 也因此无法延续稳定的代际传承, 故而总是重复上演一代新人对既往世代的建筑工作怀疑、攻讦、背叛、革命的连台戏码。而文明语境从“灾变”向“常态”的转换, 以及当代文明叙事主题向创新、迭代、网络叙事的暗渡, 消解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抗极性, 为当代中国建筑重建“传统认同”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

拒绝认同传统, 中国当代建筑无以建立共识性的整体范式, 但重建“传统认同”, 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归本土传统的建筑形式, 而必须采用“批判性”态度重新审视传统建筑乃至传统文化的资源遗存。所谓“批判性”, 是指通过“差异站点”的空间策略与“迭代交互”的时间策略来对传统资源进行观察、审问、质疑、辩难、深思、自省直到思想再生产的过程。从辩证法角度看, “批判”是一个在差异互动中生产新思想的过程, 而非权力语境中对立双方一决高下、对错、输赢的斗争较量。百多年来文明的灾变语境, 使得极性对抗的“传统与现代”问题域中积累了足够多的差异性元素, 这本是特殊的时代机缘给予中国建筑的富集馈赠, 但遗憾的是由于“斗争叙事”的历史生态制约, 这些差异元素在此前的讨论中大多被当成传统与现代双方相互攻击的武器, 而未能成为“批判性生产”的有效资源。

在文明生态中, 差异双方从对抗转化为生产的唯一途径就是“杂交”, 通过“混血”创造出新的文明物种。当下, “传统”与“现代”的杂交混血正在演变为中华文明叙事的时代趋势。在中国当代建筑语境下深化“传统与现代”问题的讨论, 也需据此因应性地改变既往“纯血建筑学”的极化理论和思维惯性, 转而重建一个更为宽容和多元的“混血建筑学”框架。为此, 我们必须主动抛弃建筑学领域内世代沿袭的极性偏见, 以及诸如“风格”“类型”“式样”“流派”等强调血统区隔的陈词滥调。唯有通过“混血迭代”这一批判性生产方式, 中国当代建筑才能在生态演替的意义上达成对于“传统认同”的广泛共识, 并缘此建立起一个具有稳定内核特征并富于文明匹配度的当代中国建筑范式。

1.宁波博物馆

2.2010年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

三、不一不异—与古为新的包容性文明空间建构

再次崛起中的中华文明, 迫切需要重新接续被历史灾变突然切断的认同血脉。而中国当代建筑的集体使命, 正是为中华现代文明创造出一种具有高度认同性的空间形式。换言之, 文明空间的建构是中国当代一切建造工作的根本指归。

狭义的文明空间建构聚焦于建筑师所熟悉的物质建构领域。近年来, “建构理论”在中国当代建筑思想与实践探索中流行一时, 但大多数人忽略了美国建筑理论家肯尼思·弗兰普顿 (Kenneth Frampton) 研究“建构文化” (Tectonic Culture) 的初衷, 正是试图在建筑的最基本层面上重新融通现代与传统之间被人为切断的历史脉络。从这个角度看, 物质建构理应是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空间表达方式, 而将建构视为具有纯粹性和自主性之极端特征的“原教旨”观念显然属于舍本逐末。

在包容性物质建构方面, 中国建筑师王澍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园、宁波博物馆 (图1) 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宁波滕头案例馆 (图2) 等一系列作品中, 展示出精彩的混杂型建构范例。王澍创造的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传统材料重新铺陈为“瓦爿墙”的建构方式, 结合其个人化的特定空间状态与形式构造, 令他的作品获得了某种超越短暂当下存在而更为长久的时间性特质。

广义的文明空间建构表现为文化状态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日本建筑师坂茂使用硬纸管、竹子、泥砖和橡胶树等最为廉价、朴拙的材料, 通过贯注匠人精神的构造组织, 展现了日本文化中被称为“Wabi-sabi”的追求短暂、质朴、寂静、谦逊、自然、神秘的美学理想;台湾建筑师黄声远, 完全采用随手可及的普通现代材料及粗疏的工艺作法, 却成功地创造出具有传统中国儒家价值氛围、亲情浓郁、其乐融融的当代城市空间, 达到了传统与现代浑然一体的社会建构新境界。

历经一个多世纪“现代”对于“传统”的斗争与革命、破坏与再造, 中华文明终于在当下开始显露出重建一致性认同的征兆, 这是文明生态发展无可违抗的规律。对于文明规律的认识, 中国建筑前辈早有超前的自觉性。关肇邺先生早在近20年前, 就曾发出“建筑慎言创新”的呼吁。[1]在关先生眼中, 一味求“异”的“创新思维”并不适用于建筑这个文明空间的依托载体, 建筑追求“品质”比追求“创新”更为重要。冯纪忠先生将其毕生的建筑创作理念总结为“与古为新”, 将现代的创造看成是开放在传统枝干上的新花。这些前辈用自己的成功实践昭示后学—现代与传统“不一不异”、创造与继承“与古为新”, 非此, 包容性的中华现代文明空间无由抵达。■

参考文献

篇3：轿车，不是文明

编辑这篇文章时，第七届北京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正在如火如茶地举行。这或许意味着老百姓渴望的不仅是拥有一辆小汽车文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编发的这一系列文章就显得“另类”。它的“另类”就在于对汽车产业冷静、理性和前瞻的思考。

中国鼓励发展私人轿车的政策一出台，国内媒体就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多家报纸如《经济日报》、《科技日报》、《文汇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都设立了“汽车专版”，《汽车之友》、《中国汽车市场》、《汽车与社会》等有关汽车的杂志也应运而生。这些报纸和杂志的内容，从汽车简易维修、汽车市场价格、汽车小史，到名人与名车、驾驶汽车的感受等，构成了礼赞汽车的华丽乐章，特别是鼓吹汽车进入家庭的主旋律更是演奏得美仑美奂，为推进轿车化兴云布雨，推波助澜。

“轿车文明”？“文明”的滥用车、

在诸多礼赞轿车的文章中，很多人将轿车化看做是文明进程的推动力。有人声称“自从人类发明了汽车，就实现了行走的机动化，人类历史犹如装上了四个轮子，飞速地向前发展”。有人将汽车看做是“20世纪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和人类不可缺少的生存和发展的伙伴”。有人断言，“汽车不仅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在社会文明的演进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美国人正沿着汽车压出的车辙不断走向文明和富裕”。“轿车大量进入家庭，便创造了整个人类的一代文明”。于是，“轿车文明”一度成了中国报刊评论轿车的文章中出现频率很高的术语。

还有人将轿车进入家庭看做是社会平等的体现：“轿车进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要扒掉它身上的贵族衣袍，摘下它头上的贵族徽记，让它与平民结伴，与大众为伍，若干年后再回头审视，也许我们今天在无意中攻陷了一座巴士底狱”。顺着这个逻辑扮演下去，反对轿车进入普通家庭，就是阻碍人民享受轿车文明，于是有文章在讨论中国是否应当倡导私人轿车的时候忿然质问道：“我们能否心安理得地认为‘自行车王国’就是小康水平，让广大人民群众仍然骑着自行车进入小康吗？”

有人爱乌及屋，由赞赏轿车化，转而赞叹美国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汽车的出现，使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文明的美国人从快捷中看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巨大魅力。对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不断追求、满足，再追求、再满足，使美国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强国和最早享受汽车所带来的福音的国家。”“透过汽车文明发展程度这一表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民族文化心态在其中起的作用：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强调人的个性自由，强调竞争意识，这也明显地表现在对汽车文化的培育上”。

对轿车交通勃然而兴的这种脱离了理性羁绊的激情，经历过共和国风雨变换的人们应当不会感到陌生的。然而，把一种交通工具或者交通方式混同于一种文明形式，并独创“轿车文明”这一概念，却足以迷乱一批人的心智，因此，对“轿车文明”这个概念特别需要予以辨析。

是“文化”，不是“文明”

“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状况的标志。与蒙昧、野蛮状态相对立。二战后，“文明”一词逐渐从学者的专业术语变为社会大众的通用名词，它的含义也不再仅限于指称人类脱离野蛮的那种初级开化状态，而是指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最先进的成就，既包括物质技术方面的先进成就，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先进成就。简而言之。

在轿车交通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通常并不使用“轿车文明”这一术语，而是使用“轿车文化”。所谓轿车文化，就是以轿车交通为核心形成的符号、信念、体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

“文化”与“文明”在概念上有着大面积的重合，然而又不完全相同。关于文化的定义非常多，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有人指出：“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由思想和行为的习惯模式所组成，它包括价值、信仰、行为规范、政治组织、经济活动等等，这些是通过学习而不是通过生物的遗传来代代相传的。”

不难看出，“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有根本区别。从词性上看，“文化”是中性的，本身不包含价值判断。而“文明”一词却含有发展与进步的因素，词性是褒义的，在价值上是肯定的。因此，“轿车文明”与“轿车文化”两个概念不能等量齐观，不可相互置换。

其实，“轿车文明”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很不妥当的。因为，轿车技术系统及其社会化过程，从价值判断上尚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就目前来看，轿车的社会化表现出了明显的负向价值，因而还不能称其为文明。在现实的争论中，也有人利用了这一概念的缺陷。比如有人在鼓吹发展私人轿车时这样论证：轿车是一种文明，你不能不让人们使用轿车，因为你不能拒绝人们享受文明。

再者，“文明”还是指一种形成了某种法统和习惯的地域、社会、时代和民族，它是包含着进步的文化精神和社会伦理等集体理性的成分。而轿车文化中蕴含的不顾后世的消费主义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享乐主义，以及它侵害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本质，都不具有文明的品质。

“汽车”与“轿车”

“汽车”与“轿车”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我们需要加以辨析。“汽车”又称机动车辆，指具有发动机而不在轨道上行驶的各种车辆。其英文是automobile，原意是指不用人力和畜力可以自行的车辆。若按意译，本应译作“自行车”。将其译为“汽车”，是因为这种车辆要燃烧汽油之故。汽车有很多种类，按其用途可分为轿车、客车、卡车和特种车等。

“轿车”又称小汽车，英文为car，是指以乘载运客为主的小型车辆。它是汽车的一种，与汽车是种属关系而非同一关系。但在许多场合，人们常常将“轿车”与“汽车”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在言及汽车时，指称的往往就是轿车。在国外，也常常出现将car与auto（汽车）混用的现象。从历史发展来讲，汽车最早的形式就是用于运送乘客的轿车，而就目前来看，全世界轿车数量占所有机动车辆数量的80％以上,已经成为汽车的主体，并且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更紧密，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更大。故而在语境明确的情况下，这种通融是可以的，一般不会引起误解。

但是，需要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时，如果未加区分，就会出现歧义，产生误解。譬如，某报刊载一文，题为《城市限制汽车利大还是弊大》。此标题中的“汽车”明显是指轿车。因为中国有的城市的确对轿车的运行做了限制性规定，但救护车、消防车、洒水车、邮政车等并不在限制之列。而且，对公共汽车还采取了鼓励性措施，出台了“公交优先”的政策。

篇4：轿车文明批判

关键词：沈从文 都市文明 湘西世界

一、沈从文的“都市文明批判”概述

在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眼中，都市生活的状态是一种有悖人性的生命形式，是一种人性异化的病态现象。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尽管涉及的人物类型众多，上至达官显贵、知识界精英，下至社会最底层受苦受难的市民、女佣，但是在他小说中体现最多的还是绅士、教授、职员与大学生等都市文化的代表者。这些人物早已成为他表现都市文明的载体。他在小说中对都市的这些“文明人”进行极度的丑化，表达了其憎恶之情。他认为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绅士淑女即所谓“文明人”，也“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这些人表面上文质彬彬、聪明稳重，是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然而事实上，却监守自盗，做着不见天日的勾当。首先，他写出了都市中两性情感的虚伪性。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有学问的人》《都市一妇人》等，这些小说如上流社会的连轴画，将属于“衣冠社会”的“中坚”的绅士淑女和饱学之士的虚伪、自私、肮脏都展现给人们，展现了都市中两性关系中的虚情假意。其次，他写出了都市中道德的沦落。他既揭露了都市人生活的腐化堕落，也剖析了现代物欲横流的都市文明引发的人类道德堕落、人情的缺失。如《大小阮》《如蕤》《某夫妇》《泥涂》《道德与智慧》等。再者，他写出了都市人命运的沉沦。在沈从文的笔下，都市中的知识者仿佛是一群“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教授们压制欲望，反而欲望更加膨胀，并导致精神变态，落入更加不文明的境地。而作者笔下的大学生，也是命运不佳。如在《生》中，以忧国忧民著称的大学生到了沈从文的笔下，就成了生活落拓、精神憔悴的人。而女学生们则“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腐烂》中更典型地再现了被抛入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精神上严重的失落感。

二、沈从文 “都市文明批判” 的成因探析

沈从文二十世纪初出生在靠近湘、川、黔三省边界的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1917年，沈从文迫于生计，进入地方军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军旅生涯。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沅水流域各地，流浪于沅水上下游的各个大小水码头。在人世间“读一本大书”。在军队中，他曾当过卫兵、班长、书记，这段岁月让他既欣赏到了湘川黔边地美丽的自然风光，但更多看清的是当时粗砺的社会现实：军阀的滥杀无辜，社会的黑暗，人生的无常。他认识到权力和无知是一胞双胎的亲兄弟，从而产生了类似鲁迅先生那种以文救国的想法。于是，这些促使他去探求新知。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到偏僻的湘西世界，沈从文接触到了《新潮》《改造》等一些宣传新文化运动的刊物，很快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为了获得新的人生智慧光辉，二十岁的沈从文怀着理想和求知的心理离开了湘西，孤身一人来到文化历史悠久、学术氛围浓厚的北京“碰运气”。

初到北京的沈从文生活极为清苦，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先是高考落榜，四顾茫然。接下来就是身无分文，生活几度陷入困境，再加上都市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冷眼、市井小民的市侩、都市生活的排斥等，都使内心世界极为敏感的沈从文对都市怀有一种抵触情绪。他在初期作品中反复地咀嚼涂抹这段尴尬的人生经历。比如他因生活贫困，有时为了吃一顿饭，竟然跑到熟人处做“不速之客”。寒冷的冬夜里，他只能靠表弟送的棉鞋暖脚（《棉鞋》）。别人邀请他做演讲，他竟被服务人员误认为是流氓而赶出门外（《一次晚会》）。正如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作为人类生存动机的需要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缺失性引起的生存的基本需要，一类是由成长性引起的发展的高级需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是人类保持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基本条件。[1]沈从文在都市中的挣扎努力，正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即马斯洛所谓的缺失性追求。

而沈从文观察都市独特眼光正是在这种缺失中培养起来，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代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2]他选择了“乡下人”这一自我定位，对此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在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3]这种“乡下人”的自我定位使他以一个“市外人”的眼光更加冷静审慎观察城乡对峙的现状，发现了城市文明及其熏陶下形形色色的“高等人”生命的畏葸、灵魂的卑下、道德的堕落，并把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与“乡下人”的诚实、淳朴、健康、强悍精神和道德相对比，批判病态的现代都市文明，歌颂质朴、美丽、充满人性和雄强之美的湘西世界。

三、重审沈从文的“都市文明批判”

由此可见，沈从文是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跌跌撞撞地进入城市、打入文坛的。初涉都市的悲惨经历可能导致他的内心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这种自卑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一种自负倾向。在沈从文的内心，极有可能自卑或自负两种心理兼而有之。这个有着特殊经历和心理的“乡下人”，以其独到的个性眼光，嘲笑着都市的丑恶，极力歌颂他的湘西世界，仿佛都市的人生形式远远不及湘西的生存状态。而事实上，沈从文在极力批判都市文明“病相”的同时，无意间却向读者展示了城市文明的进步所在，而这些进步，正是湘西世界所没有的。沈从文在《八骏图》中讽刺都市智者的“阉寺”病，而这正体现了人性对兽性的超越，教授们奉行的独身主义、泛爱主义、以及“精神恋爱”，虽有些“望梅止渴”的味道，但体现了理性对原始本能的自觉疏导与驾驭。教授们所背负的道德意识、生活规则等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教授们的“不大自然”正体现了人的意识中人性与兽性相互斗争的艰苦历程。这比起“关门撒野”的湘西饿汉们显得更有人性。《有学问的人》中的知识分子天福先生对于密司周的踌躇不前以及密司周的怯于行动，正是人性节制兽性的表现。沈从文嘲笑都市里的绅士淑女们明里仁义道德、钟情重义，暗里通奸乱伦、杀人吮血，而这种虚伪虽丑恶，却比《萧萧》中的萧萧与花狗荒山野岭的爱情更显得有人性。即使都市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狡诈欺骗，总比《虎雏》中难以驯化、一事不顺即杀人解恨的虎雏更有人性。《月下小景》中，男女主人公因违背当地女人只能同第一个男人恋爱而同第二个男人结婚的习俗，而被迫双双服毒而死。都市人懂得生命存在不仅要快乐，更要顾及现实原则行事。而这种现实原则就是社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它体现了人对动物的超越，肯定了人本身，也体现了都市的文明与物质的富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也是原始野蛮的湘西世界所缺少的。由此可见，湘西的人生形式固然淳朴，但充溢着贫困、野蛮和不开化，它要远远落后于都市文明。

都市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方向，尽管在发展进程中它有丑恶之处，但更多的是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八骏们“存天理，灭人欲”固然是走向了一个极端，而沈从文刻意地赞美湘西的野性之美、肆意批判都市文明，亦是另一种极端，他的湘西世界只能是他在睡梦中自己编织的一个童话世界。而他的这支田园牧歌亦注定由他一个人孤单寂寞的吹响。

注释：

[1]张一兵：《西方人学第五代》，北京：作家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2]沈从文：《水云》，选自《沈从文文集》（第10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6页。

[3]沈从文：《<从文小说心作选>代序》，选自《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页。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2]张一兵.西方人学第五代[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1.

[3]胡适等.中国新文学大系[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4]沈从文.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5]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M].珠海出版社，199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